美國前財長：反貿易言論威脅投資
更新於2016年9月14日 13:57 英國《金融時報》 巴尼•喬普森 華盛頓報道
保爾森表示，美國若不對外國投資繼續持開放和歡迎的態度，將不會得到足以創造就業或維持就業的投資份額。
美國前財政部長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表示，眼下這場角逐白宮寶座之爭恐怕會對美國所亟需的中國投資起到阻礙作用，兩位總統候選人的反貿易言論正在全球資本爭奪戰中給美國帶來損害。
曾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效力的保爾森，是自稱因討厭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而要將票投給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的最資深的共和黨人之一。但他對兩位候選人的貿易言論都感到擔憂。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採訪時，密切參與維護美中關系的保爾森稱，他“深深地擔憂”保護主義言論正在破壞美國吸引中國投資的努力。
“我不相信這有任何幫助，”他說，“顯然有很多事情正在阻礙投資。如果你是一名正在尋找投資機會的首席執行官，你也不想最終落得交易失敗的下場，你肯定寧願不踏入存在很多負面公共政治情緒及爭論的是非之地。”
他的警告突顯出，特朗普準備放棄共和黨正統以及希拉里轉向左翼，是如何造就出一場兩大政黨候選人均不提倡加深全球經濟往來的競選。
當保爾森於6月宣佈將投票支持希拉里時，他寫道，特朗普支持的是“扎根於無知、偏見、恐懼和孤立主義的民粹主義”。
這位前財長的評論還突顯了，美國政客對全球化的懷疑與俄亥俄、密歇根、南卡羅來納等州的地方官員吸引中國投資的努力之間的緊張關系。據研究機構榮鼎咨詢(Rhodium Group)的數據，2016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在美投資184億美元，幾乎是2015年同期數字的三倍。
美國正在與敞開懷抱迎接中國資本的歐盟各國競爭。據榮鼎咨詢和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的數據，2015年歐盟得到了200億歐元的中國投資，而美國同期吸引的中國投資為153億美元。
“在增長陷入停滯的世界里，你會看到各國對投資的競爭日益激烈，”保爾森表示，“除非我們繼續持開放和歡迎的態度，否則我們不會得到足以創造就業或維持就業的投資份額。”
“真正反常和危險的是我們在國內面臨著許多嚴峻的經濟挑戰，而我們卻沒有專註於我們需要採取的行動。相反，政客們正試圖讓貿易或其他國家成為我們問題的替罪羊，而反貿易行動只會使我們的問題更嚴重，”他稱。
希拉里已開始批評《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這份不包含中國的亞太貿易協議，一改她之前的支持立場。但她的整體態度比特朗普友好。特朗普指責中國非法補貼出口和竊取知識產權，發誓要通過徵收關稅來迫使中國和其他貿易夥伴重新談判它們與美國的經濟關系。
當被問及他是否把特朗普的威脅當真時，保爾森稱：“我認為它們是危險的，因為我最不想看見的就是針鋒相對不斷升級的保護主義措施，就像‘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後那樣。我們擁有全世界4%的人口。如果我們想繼續成為全球經濟的領袖，我們怎麽能把其餘96%的人拒之門外呢？”
低利率世界不應一切指望央行
更新於2016年9月19日 06:10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沃爾夫：極低利率下，央行不應再扮演穩定經濟的唯一角色。更大財政赤字配以更高公共投資，才能讓多方受益。
正如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Mohamed El-Erian)所著那本書的名字一樣，央行是“唯一的選擇”。央行當然是宏觀經濟穩定游戲中的主要參與者。那麽，央行知道自己在做什麽嗎？
在自由論者當中流行的一種批評意見是，央行試圖維持宏觀經濟穩定，是傲慢之舉。要麽應當取締央行，要麽應當讓央行遵守一種機械的規則：比如金本位。歷史教訓似乎絕對清晰：民主國家將不會接受金錢不受有目的的控制。對於目前和可預見的未來而言，我們將繼續處在貨幣政策的世界里。但是，自金融危機以來，央行做了一些非常規、不受歡迎的事情。在非常規環境下，這是無法避免的。
不幸的是，如今非常規環境似乎變得司空見慣了。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對美聯儲(Fed)主席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在今年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度研討會發言的批評，明確地道出了這一局面的原因以及影響。正如他所寫的那樣，“美聯儲面對的主要貨幣政策挑戰是對抗下一次衰退”。但他擔心，美聯儲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這令人不安。
在很大程度上，當前世界經濟狀況的最重要症結是如今很低的實際和名義長期利率。不過，這代表著持續20年的趨勢。這一趨勢的背後，是實際利率不斷下降和通脹預期降低。而後者主要是貨幣政策的結果。但貨幣政策不能決定長期實際利率。實際上，貨幣政策措施或許對短期實際利率都不能產生太大影響。強大的實際因素在起作用。
不久前，舊金山聯儲的約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公佈了自然利率的估算值。他把自然利率描述為“平衡貨幣政策、使其既非寬松又非緊縮”的經通脹調整的短期利率。到2015年，英國自然利率估計值降到了1.5%，美國降到接近零，歐元區降到零以下。註意：這是人們在正常時期、而非衰退時期預計的利率水平。
實際自然利率（或中性利率）長期下降的決定因素是影響資金供求的力量。其中包括老齡化、生產率提升速度放緩、投資品價格降低、公共投資減少、不平等加劇、“全球儲蓄過剩”和偏好轉向風險更低的資產。英國央行(BoE)的一項研究發現，自1980年代初以來實際自然利率下跌的4.5個百分點，大多數可以用這些因素來解釋。
實際自然利率估計值的陡峭下跌，以及對其背後原因的分析，都具有重大意義。最重要的一點是，近期內這一趨勢很難逆轉。我們可能要忍受超低利率更長時間。這意味著，以通常手段應對下一次衰退將相當困難。
假定在下一輪衰退到來前夕，短期名義利率略高於自然利率。那麽在美國，短期名義利率或許為3%。而歐元區或許更低。但是，正如耶倫發言所顯示的那樣，在1960年代末以來美國的每一次衰退中，短期利率都下降了至少5個百分點。那似乎意味著未來要實行絕對值很高的負利率。美聯儲相信，其手中掌握的一系列工具將能夠在這種環境下起作用。但是，正如薩默斯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有充分理由對此表示質疑：大規模資產購買的效果是有爭議的（並且可以說，它對資產市場的副作用是破壞性的），而絕對值很高的負利率在政治和制度方面是否行得通，也是存在疑問的。
可能由於上述原因，威廉姆斯指出，“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應當成為我們對抗衰退的第一對策。”實際上，讓這一點成為可能，似乎將成為政策制定者的第一要務。同樣重要的還有對財政政策構成補充或替代的貨幣政策形式。人們立刻想到“直升機撒錢”，即直接支持消費。或者，也可以提高通脹目標或制定價格水平目標。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一切註定會好起來。現在有必要為未來準備工具箱。或許不久之後就會用到它。
還需要考慮另外兩個問題。第一個關繫到現在怎麽辦。首先，我認為，在下一輪衰退之前，利率將已經大幅升高。不過，如果經濟能夠發展出強勁的勢頭的話，這種可能性會更高。過早加息或許會引發比人們預期更嚴重的放緩，並把央行置於最壞的處境：在利率維持極低水平時應對衰退。出於這條原因，正如美聯儲理事萊爾•佈雷納德(Lael Brainard)所指出的那樣，“需求高於預期給經濟造成的成本，可能比需求大大弱於預期給經濟造成的成本低”。過早收緊政策是比過晚收緊政策風險更大的政策。
第二個問題是，現在政策的主要目的應該是消除超低自然利率的根源。更大的財政赤字配以更高的公共投資，將兩頭受益。這不但將讓貨幣當局的工作變得更容易，如果做得好，還將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一個普遍看法是，公共投資註定總會造成浪費。但這種看法過於悲觀了。從歷史上看，公共投資經常成為私人投資的催化劑。如今的超低實際利率意味著，這是最適合大力推動公共投資的時機。務必不能讓央行繼續成為唯一的選擇。
從格林斯潘到耶倫：一樣的含混，不一樣的含義
更新於2016年9月14日 06:41 西班牙對外銀行研究部亞洲首席經濟學家 夏樂 為FT中文網撰稿
夏樂：從格林斯潘模棱兩可到伯南克的清晰易懂，再到耶倫回歸；語言演變看似重回原點，實反映外部挑戰及與市場關系的變化。
近期美國差強人意的非農就業人數報告，令美聯儲九月加息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強。而上周末美聯儲在傑克森霍爾召開的年會上，耶倫主席的主題演講也包含模棱兩可的信息：既表示相信“上調聯邦基金匯率的理由在最近幾個月已經加強”，又大談央行在面臨高度不確定性時預測能力有限。令試圖從其講話中找出政策線索的投資人徒呼奈何。
暫時拋開加息與否的問題，筆者更感興趣的是美聯儲主席語言風格的轉換，目前看來，耶倫主席的語言風格與其前任伯南克漸行漸遠，而在向格林斯潘時代標志性的含混不清風格靠攏。
格林斯潘前主席曾在出席國會質詢時對自己的語言風格進行闡釋——“如果你覺得領會了（我的講話），那麽你一定是聽錯了”。的確，在他近20年漫長的任期內（1987-2006），格林斯潘將自己模棱兩可、含混不清的語言技巧使用得爐火純青。特別是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市場參與者幾乎不能從格林斯潘的發言里看出任何貨幣政策動向。譬如討論加息，格林斯潘總是充分列出正反兩方面理由之後，避免任何判斷性的結論。這導致一些市場人士被迫另闢蹊徑，試圖從這位主席參加重要會議時的行走步態、所帶文件多少等方面探求蛛絲馬跡。
然而到了格林斯潘繼任者伯南克上臺之後，語言風格立刻切換。出身於大學教授的伯南克發表公開講話時保留課堂上那種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語言風格，力求讓人們瞭解自己在政策制定的思路和想法。伯南克還致力於提高美聯儲的透明度，將美聯儲經濟預期的公佈頻率從以前的每年兩次提高到每年四次，同時加入更多的描述性細節與背景，以便讓投資者能夠清楚的瞭解美聯儲的政策思路。據說伯南克甚至還考慮向公眾現場直播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的可能性，不過在其它美聯儲官員的反對下未能實現。
從格林斯潘的模棱兩可到伯南克的清晰易懂，再到耶倫向格林斯潘風格的回歸，美聯儲主席語言風格的演變過程看似重回原點。然而筆者認為，美聯儲主席語言風格演變軌跡不僅受個人背景與喜好的驅動，更多的反映出美聯儲面臨外部環境的挑戰及其與市場關系的變化。
在美聯儲的格林斯潘時代，無論這位美聯儲主席的語言如何晦澀難懂，絲毫不影響市場參與者對他的頂禮膜拜。在當時的市場人士眼裡，格林斯潘就像是一尊經濟繁榮的守護神。市場人士充分相信，一旦經濟出現波動，格林斯潘總能游刃有餘地使用常規貨幣工具令經濟重回正軌。
從格林斯潘卸任後的講話和回憶錄可看出，格林斯潘本人對於外界的頂禮膜拜也是欣然接受。在談到自己的語言藝術時，格裡斯潘強調是金融市場誤解自己的講話而造成短期劇烈波動。事實上，格林斯潘本人對於金融市場的態度是無為而治，作為堅定的市場派，他相信金融市場總能有效地為各種風險定價。因而他長期以來提倡對金融市場避免過分監管，充分發揮金融市場自動調節機制。
筆者認為，格林斯潘的語言風格建立基礎，是對美聯儲利用貨幣政策掌控經濟擁有的強大自信。盡管格林斯潘在任期間也曾公開表達對一些重要現象成因並不完全理解（譬如對美國長期國債收益水平保持低位而提出的“格林斯潘之謎”），這並不影響央行掌舵人相信能夠憑借自身豐富的經驗做出正確的政策決策，從而引領經濟避開未知水域的暗礁。更為重要的是，市場人士在當時也對美聯儲擁有影響經濟的強大能力深信不疑。在與市場的互動中，以格林斯潘為代表的美聯儲更像是強勢一方，他們掌握威力強大的政策工具，能夠對經濟形勢作出更為準確的判斷（至少在當時這是市場共識）。格林斯潘特意使用含混不清的語言，更像是一種神壇上強者的自律，避免相對弱勢的市場方由於未能正確領會政策意圖或是由於過分誇大片面信息而導致不必要的市場波動。
美聯儲的伯南克時代見證了美國次債危機演變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海嘯，為抵禦金融海嘯對經濟破壞，在很短時間內伯南克就將聯邦基金利率降至為零，意味著美國常規貨幣政策已到達極限。為進一步穩定金融市場和提振經濟，美聯儲推出多輪量化寬松，試圖用超常規的貨幣政策工具引領經濟走出金融海嘯之後的嚴重衰退。
然而推行市場並不熟悉的超常規貨幣政策並非易事。伯南克不單需要爭取政治上的支持，更要讓市場盡快瞭解超常規貨幣政策的機制和影響。在此情況下，採用清晰明瞭的語言風格與外界進行溝通成為伯南克重要的工作任務之一。這位前主席給筆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就是在接受國會質詢時，不厭其煩地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向議員解釋為何要實行量化寬松政策，其政策機制如何運作，政策效果如何反應，而可能的負面作用又有哪些。特別是伯南克本人把“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提升到一個與量化寬松同等重要的政策地位，充分重視美聯儲官方預測對市場的引導作用。
在伯南克擔任主席的時代，美聯儲與市場的互動關系出現深刻的變化。在常規貨幣工具到達極限之後，美聯儲急需推行超常規政策工具保持對經濟的影響力。然而市場對於新的貨幣工具存在巨大疑惑，因此在很多公開講話中，伯南克直接向市場喊話，告訴市場應當如何對新政策工具作出反應，以達到政策希望取得的效果。某種程度上，伯南克直白的語言風格更像是領先者對市場的引導。
到了今天的耶倫時代，美聯儲與市場的互動關系又出現新的態勢。伯南克倡導的超常規貨幣政策實踐毀譽參半，即使是在贊成量化寬松的人士當中，也有越來越高的比例認為它的邊際效用在減弱。換句話講，假設未來危機重來，恐怕也難於再依靠更大劑量的量化寬松走出經濟衰退。這導致市場對於美聯儲乃至其它世界重要中央銀行乾預經濟能力的懷疑。人們擔心，現有的貨幣政策（無論是常規還是超常規）無法像金融海嘯之前那樣保障經濟的持續順利運行。
而在另一方面，市場也對美聯儲對於經濟的預測能力和判斷能力提出質疑。美聯儲尷尬地發現，過去幾年給出的經濟預期總是一致地高於實際數字，甚至自己預測的加息路徑也一再落空，有時準確率甚至不如市場預期。同時美聯儲內部決策者的分裂也日益嚴重，這些都構成市場對美聯儲疑慮的加深。對於這些市場疑慮，美聯儲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認可，很多美聯儲官員承認需要提升對於經濟認知能力，而美聯儲也需要開發新的政策工具來應對未來的經濟挑戰。事實上，本次傑克森霍爾年會的主題就是在新形勢下完善貨幣政策框架。
今天美聯儲已經走下格林斯潘時代的神壇，與市場之間處於更加平等的地位。在這種環境之下，與伯南克同樣具有深刻學術背景的耶倫只能重拾格林斯潘的語言風格，避免由於自身的誤判而對市場和經濟產生負面影響。耶倫之於市場，更像是一位平等地位的對話者。
美聯儲主席語言風格的演化和回歸，卻是美聯儲走下神壇過程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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