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央行何不說出「台灣沒升息本錢」
2018-09-28 01:02經濟日報 梁國源
中央銀行本季理監事會議，一如外界預期，三大政策利率水位都維持不變，重貼現率仍為1.375%。央行並發表了上百頁的報告內容，說明對目前國內外經濟情勢的看法，以及央行的貨幣政策。
我必須說，可以感受到央行真的很用心，但整份充滿數字和資料的內容，卻是讓人感到平淡無奇，甚至冷冰冰，尤其最重要的關鍵問題並沒有提及─既然已經決定利率連九凍，央行為何不直接說出「台灣沒有升息的本錢」。
現在的經濟情勢錯綜複雜，想要完整的了解，不能再單純的只靠數字，如果只是一分資料搜集完整的報告，難免讓人無感；建議央行除了給數字之外，還要提供更多的主題，說出更多的故事。每個官員或學者對於經濟情勢，都會有自己的想法，一個好的報告內容，要做到能夠改變聽取這份報告的人原本既定的想法，進而形成新的看法，因此有更多的故事去佐證，才能夠「打」到聽的人心裡。
現在大家最關心的就是美中貿易大戰 ，發展的過程曲折，千變萬化，而且這個影響年底前國際經濟發展最重要的變數，已經不只是純經濟的問題，還包含了更多政治層面的考量，央行要議論這個話題，要把經濟情勢說得讓大家聽得懂，就要把包括社會、心理、歷史等各面向，都要主題式的完整呈現。不宜只是蜻蜓點水般的交代一下。
這次的理監事會議，大家最關心的是利率的走向，但央行的說明同樣讓人感到意猶未盡。央行選在美國聯準會（Fed）發表報告之後，召開理監事會議，顯然就是希望先了解美國的動態，謀定而後動，而相較於Fed的說明方式，可以做到使人清楚知道整體的決策過程，甚至還可以推演後續的利率走向而言，必須說，相形之下，我們的央行不論簡報內容還是會後記者會的說明，都讓人覺得「看」不太清楚利率的方向，試問，有誰可以在這樣的說明之後，清楚的掌握央行雙率政策的動向呢。
千萬不要認為央行對利率的看法，可以簡單帶過，利率政策不只是調與不調的影響，央行思考決策的模式和過程，企業都希望要完整的掌握，因為這會深刻影響他們的各項決策的品質，央行的影響力遠比他自己想像要來的更大，期待楊總裁年底前的理監事會，可以提供更多更嚴謹的資料，讓企業下決策前可以有更多的思考方向。
因此，央行除了理監事會後的記者會、議事錄摘要等既有的資訊外，我建議，是否直接把理監事會議當中理監事們發言內容，也一起公布出來，雖然央行說，理事會一致決議維持現行政策利率不變，也會持續關注經濟情勢的變化，但相較於決策過程的討論，由於理事們意見有相當程度的不同，甚至針鋒相對的發言，才是外界更希望參考的內容。
更具體的說，央行理監事會議做出了政策利率連九凍的決定，是不是可以同時清楚的告訴大家：「台灣沒有升息的本錢」，如果央行可以說得出這句話，至少可以給聽的人一個更清楚的方向感，這樣央行「說故事」，就算成功了，也才會成為一個令人信賴的中央銀行。
為何中美貿易戰還有得打？
經濟學人 2018-09-22
貿易戰讓中國似乎成長走緩、股市重跌，也快要沒有進口品可課稅反擊。中美實力不平衡下，為何貿易戰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中美貿易戰實力不平衡應會使衝突快速解決，但優勢的一方，也就是美國，反而可能會延長戰局，因為美國的部份目標根本不可能達成。
美國祭出關稅的官方理由在於，中國給予國有企業巨大且不透明的補助，並以交出智慧財產，做為進入中國市場的條件。中國低價出口品對全球消費者有益，但這種貿易在政治和經濟上皆無法永續。美國確實應該要求中國公平參與貿易。（深度專題：全球供應鏈大逃殺，台商究竟要往哪跑？）
但川普的野心不僅止於此。他還想消除美國的對中貿易逆差，並誤以為這是在轉移財富。川普想強迫製造供應鏈重回美國，川普政府將中國視為策略競爭者，川普的部份顧問似乎也想抓住機會、傷害中國經濟。
白宮或許會主張，中國濫用規範、貿易逆差和美國工業衰落，全都是同一件事。但它們並不是。
製造業真能回美國？
沒有補助，中國仍會享有成本優勢，貿易逆差則與國內存款及投資的差異有關。關稅或許可以縮小對中貿易逆差，但除非帶動國內經濟衰退，否則縮小總體逆差近乎不可能。（延伸閱讀：iPhone回美國製造會變多貴？ 來算給你看！）
就算美國成功強迫供應鏈回到國內，由於自動化和生產力上升，工作機會也不會像過去那麼多。（延伸閱讀：貿易戰│中美貿易血戰 對東南亞是禍是福？）
2000年至今，美國製造業GDP佔比下滑五分之一，就業機會佔比則下滑三分之一。此外，低技能工作不會來到美國，而是移往越南等低薪亞洲國家。
有人希望川普和盟友會分別扮演黑臉和白臉，以關稅為籌碼，重寫全球貿易規則，以限制中國的重商主義。但更有可能的是，黑臉會拒絕妥協，因為川普沉迷於貿易逆差，也因為中國領導人不願或無法推動改革。
美中貿易停戰的機會相當渺茫。
由近期歷史來看，貿易爭端不易平息。歐巴馬對中國輪胎實施的關稅，持續了3年；川普與墨西哥談成的貿易協議，並未終止鋼鋁關稅。近期進一步升高的美中貿易戰爭，快速化解的可能性也沒有比較高。
名家觀點／財長的驚與憂...
2018-09-27 01:26經濟日報 陳國樑
財政部統計處9月10日公布全國稅收統計並表示：受惠於景氣回溫、企業獲利增長及外資股利扣繳稅率提高等因素，前八個月稅收共1兆6,142億元，創歷年同期新高，較去年同期成長7.4%，全年稅收當可達成預算數。然10日後又傳出：綜所稅稅基「非常脆弱」，危及稅制健全、衝擊財政根基，因此暫緩扣除額修法稅改。外界對財政部的不同訊息也是一頭霧水，究竟要相信哪一個財政部？
財政部提出佐證的數據，是綜合所得淨額占綜合所得總額的百分比數字（以下稱為：淨額占比）。據財政資料中心《105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初步核定統計專冊》，目前此一數字為37.73%；以其試算年初「稅制優化」稅改的此數字會驟降至24%。由於綜所稅應納稅額以綜合所得淨額計算，因此，24% 的淨額占比可以解釋為：在目前所得稅法的結構下，每100元綜合所得總額中，須實際計稅的部分僅有24元；乍聽之下，怎不駭人？
細究之，首先，年初的「稅制優化」稅改如今實在諷刺。「優化」的稅制如果造成綜所稅稅基「非常脆弱」，形同宣告還沒上路的稅改已失敗。新任財長當然不必「蕭也規，曹也隨」，但除部長外，年初稅改主要規畫者依然在位，現在的財政部「打臉」年初的財政部，如果不能清楚的解釋，影響整個財政團隊的信譽。
其次，簡單的淨額占比數字足以斷言綜所稅稅基健全與否？《所得稅法》規定，綜合所得淨額＝綜合所得總額-免稅額-扣除額。如有不應計入綜合所得總額、後以扣除額形式減除之項目，雖綜合所得淨額計算結果一樣，但在「虛增」綜合所得總額情形下，淨額占比數字即因扭曲而失真。在目前稅法的結構下，此一扭曲嚴重。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5號，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的本質為薪資的成本與費用；而所得按定義，必須減除為賺取所得所耗費的成本與費用，所以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應於計算綜合所得總額時即予以減除，不應計入所得總額。根據筆者試算，按正確的所得定義調整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淨額占比將由37.73% 回升至44.63%。
同理，如進一步將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於計算財產交易所得時減除、並將儲蓄投資特別扣除排除於綜合所得總額之計算，則淨額占比將再向回升至46.5%。在目前淨額占比扭曲、失真的所得稅法結構下，不宜斷言綜所稅稅基「非常脆弱」。
其實，稅改皆有縝密的稅收影響評估，要判斷年初稅改是否造成稅基大幅的流失、衝擊國家財政的根基，還是必須回到稅收實際徵收數字與當初預估稅收損失的比較來討論。「稅制優化」稅改新制，除外資股利扣繳率提高1% 已適用外，稅率級距的調整、股利所得課稅方式的更張，及大幅調高標準扣除、薪資所得及身心障礙三項扣除額額度的規定，於今年上路，對於稅收影響應在明年報稅時才會呈現，今以105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初步核定結果試算，拋出淨額占比數字驟降以為警示，並沒有足夠的說服力。
各界在討論扣除額稅改時，包括擴大現行扣除額度與範圍，以及新增扣除額項目如長期照護、健康檢查、藝文消費支出等，累積已經超過50項提案，稅損超過千億元。財政部提出淨額占比會只剩下24% 的數字，無非是高掛「免戰牌」。但面對高齡化、少子化社會，設計得當的綜所稅長期照護扣除，可有效緩減中、低所得長照家庭的財務負擔與生活壓力。財政部目前全盤推翻所有扣除額修正提案的思考，須有轉圜修正的空間。(作者是政大財政系副教授)
人民幣匯率基本面的七大變化
應習文、任亮：通過對本輪人民幣貶值基本面七大變化的梳理，我們可以更好地判斷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
更新於2018年9月27日 06:01 應習文 ， 任亮 為FT中文網撰稿
本輪人民幣貶值始於4月中旬，到8月中旬兌美元匯率突破6.93，累計經歷了4個月的時間。隨著近期美元見頂回落以及央行出手穩定預期，本輪貶值已告一段落。我們發現與2015年「811」匯改後經歷的長達16個月的漫長貶值相比，本輪貶值的基本面主要發生了七大變化。通過對這些變化的梳理，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判斷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
變化一：國內經濟形勢不同
2016年隨著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幕的拉開，中國經濟經歷了一輪短周期復甦。從季度看，2016年四季度中國當季GDP增速由前一季的6.7%回升至6.8%，2017年一季度又回升至6.9%，並連續三個季度保持該增速。從動力看，外需持續復甦、消費升級與基建、房地產投資托底是主要支撐。良好的經濟基本面也為人民幣匯率在2017年重返升值區間打下了基礎。
而本次人民幣匯率再次觸及6.9區間，國內經濟形勢面對的不確定性則大大增加：面對複雜的貿易環境，外需增長乏力，凈出口對GDP的貢獻再次轉負；基建拖累投資增速大幅下滑，前7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降至5.5%的歷史低點；實際消費增速下降至6.5%，首次低於GDP增速，「消費降級」之聲不絕於耳。整體看，與上次人民幣匯率觸及6.9的時期相比，當前的經濟面臨的困難有所增多。
圖：兩輪人民幣貶值的國內經濟情況
變化二：國際環境及美元走強背景不同
兩輪人民幣貶值期間，中國均面臨較為複雜的國際環境和強勢美元背景，但背後的原因不盡相同。2014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美元指數強勢高位保持95以上，2016年末特朗普當選後甚至一度破百，彼時市場焦點在於特朗普帶來的里根式強美元遐想和美國強勁的經濟復甦前景，但很快「特朗普交易」被證偽。而本輪人民幣貶值的國際環境則更加錯綜複雜，美國與歐日等經濟體經濟復甦出現了明顯分化，美國2018年有望加息四次，而歐日貨幣政策正常化推進緩慢，新興市場貨幣市場遭遇嚴重衝擊，貿易戰陰影籠罩全球。與上一次人民幣匯率突破6.9相比，本輪美元指數點位更低，且仍有繼續上行空間。
當然，從中長期來看，美國經濟也難獨善其身，減稅刺激影響趨弱、美聯儲持續加息抬高借貸成本、老齡化加劇以及國際貿易局勢惡化帶來的風險等將制約美國未來經濟增長前景，同時聯邦政府債務負擔加重、特朗普干預等不確定性因素也對美元形成掣肘，美元像上次那樣突破100繼續上行仍有難度。
變化三：中國的國際收支情況不同
2016-2017年中國國際收支整體呈現「經常項順差、金融項逆差、短期資本（熱錢）流出顯著、外匯儲備消耗快」的特點。具體看，一是2016年全年經常帳戶順差約2000億美元，其中貨物順差約4900億，服務逆差約2300億；二是非儲備性質的金融項逆差4100億，凈誤差與遺漏逆差2300億；三是為平衡國際收支，外匯儲備消耗了約4400億美元。從細項看，在2016年全年的人民幣貶值中，居民集中換匯、企業大量償還美元貸款以及跨境套利等都是金融項及誤差遺漏項大幅逆差的主要原因。
相比之下，2018年上半年中國的國際收支情況則截然不同，整體呈現「經常項逆差、金融項順差、短期資本（熱錢）流出不明顯、外匯儲備小幅增加」的特點。具體看，一是2018年上半年經常帳戶出現283億美元小幅逆差，主要受中美貿易戰下中國貨物順差減小，服務逆差擴大的影響；二是非儲備性質的金融項順差1200億美元，凈誤差與遺漏逆差也相對有所減少；三是外匯儲備增加約500億美元。究其原因，既有中國資本市場擴大開放及估值下降增加了對境外投資者的吸引力，也有中國嚴控對外投資以及居民恐慌性購匯減弱等原因。
圖：兩次貶值的國際收支表概況
變化四：匯率在宏觀政策目標中的重要性不同
上一輪貶值中，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在宏觀政策目前中的重要性較高。一方面，「811」匯改後人民幣快速貶值超預期，人民幣長期升值預期突然逆轉引發了較強烈的「羊群效應」，而彼時的國內經濟增長壓力並不突出，主要任務是供給側改革提出的三大攻堅戰。因此，「保匯率」一度成為重要的宏觀政策目標。
而在本輪貶值中，人民幣匯改新框架已基本成型，市場對匯率波動的接受度更高；同時，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影響，內部均衡相對於外部均衡來說重要性愈發凸顯，需要匯率增加彈性為貨幣政策獨立性留出更大空間，因此在主要宏觀政策目標中，匯率的「錨」已相對鬆動。
變化五：貨幣政策邊際傾向不同
雖然兩輪貶值的貨幣政策基調均為穩健，但從邊際變化看，仍有鬆緊之別。上一輪貶值期間貨幣政策邊際偏緊，同時在金融嚴監管下信用擴張放緩，M2增速自14%連續下跌至個位數，市場利率上行，中美利差保持穩定，甚至一度擴大。
本輪人民幣貶值的貨幣環境已逐步轉向寬鬆，中美利差則進一步收窄。今年年初以來，央行通過定向降準、MLF超預期新增、座談及窗口指導以及加大公開市場投放等管道加大了貨幣市場的流動性供給，貨幣寬鬆預期有所升溫，利率債收益率走低趨勢顯著。尤其是7月中下旬以來，貨幣市場流動性超常充裕，銀行間市場資金淤積導致貨幣市場利率直線下行。而美國國債利率自2015年末美聯儲開始穩步加息後不斷攀升，這導致近期中美短期利差出現自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的首次倒掛。
變化六：監管層的應對手段與策略不同
本輪人民幣匯率貶值過程中，央行基本未進行常態式干預，決策層對於匯率波動的容忍度較2016年顯著提高，市場對匯率的決定程度提升。近期出台的穩匯率政策包括監管層口頭髮聲引導預期、上調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限制自貿區各銀行通過同業往來帳戶向境外存放或拆放人民幣資金、重啟中間價的逆周期因子等。整體來看，政策的落腳點主要是通過引導預期來防範和控制順周期行為以及羊群效應。在上述政策的引導和管控下，中國跨境資金流動和外匯市場總體保持平穩，外匯儲備規模小幅增加，總體穩定在3.1兆美元左右水平。而在上一輪人民幣貶值過程中，中國外匯儲備因直接干預的消耗，從最高近4兆美元直線下滑至最低不足3兆美元。外匯儲備的快速下降加劇了人民幣貶值預期，形成了惡性循環。
變化七：匯率貶值速度與短期資本流出量不同
受到國內外經濟基本面、國際收支情況、政策層應對思路及手段等多方面不同的影響，作為結果，前後兩輪人民幣貶值的速度也完全不同。上一輪貶值為歷時16個月的「慢貶」，而本輪為僅歷時4個月的「快貶」。比較發現，上輪「慢貶」和本輪「快貶」對資金流動的影響有所不同，上一輪「慢貶」過程中，央行長期動用外匯儲備干預市場，一度引發「保匯率還是保外儲」之爭，反而為資本流出提供了時間與空間。據筆者測算，「慢貶」的16個月期間，廣義短期資本（證券投資+貨幣與存款+衍生品+凈誤差與遺漏）凈流出6700億美元，月均約流出400多億，而本輪「快貶」情況下，累計僅流出不到800億美元，月均流出不足200億。從銀行結售匯情況看，上一輪貶值銀行結售匯逆差共計6100多億美元，月均約流出380億。而本輪4個月累計結售匯順差226億美元，月均順差56億，跨境資金流動基本平衡。
對未來人民幣匯率的基本判斷
當前從經濟形勢、國際貿易環境、貨幣政策邊際傾向看並不利於人民幣匯率走強，但從國際資本流動、監管層工具選擇與美元上行空間看則有利於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健。總體看在新的基本面變化到來之前，近期人民幣匯率將以回歸雙向波動為主。具體來看：
一是預計人民幣匯率在7附近將有較強支撐。從監管層8月初加大穩匯率各項政策工具運用力度看，短期央行對匯率的容忍點是不突破7。同時，與上一輪貶值相比，監管層的應對手段和經驗更加豐富，短期資本流動也有所忌憚。
二是當前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區間應該在6.7-7.0之間。這意味著本輪貶值有望告一段落，但人民幣匯率出現上一次的扭頭大幅升值可能性較小，這是由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加大，貿易環境更加複雜、中美利差變化以及匯率政策重要性下降等基本面所決定的。
三是未來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將進一步增加。這既是匯改的大方向，也是增加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需要。同時，中國堅持擴大開放的改革方向也需要匯率增加彈性。
四是短期資本流動對匯率衝擊的影響下降，基本面的影響上升。從國際收支與資本流出情況看，經過上一輪貶值，市場主體更加成熟，投機需求相對收斂，內外部壓差（匯率扭曲程度）減小，這都會使投機性的短期資本流動衝擊下降，未來基本面對匯率的影響將進一步上升。
金融危機十周年：為什麼窮人最受傷
徐瑾：回到金融危機源頭，危機開始於房子，核心也在於房子，甚至是房貸導致了這次大衰退。中國能從美國經驗中汲取什麼教訓？
更新於2018年9月26日 05:56
彈指之間，2008年金融危機已經過去十年。
「為什麼沒人預測到」？2008年11月，英國女王伊麗莎白訪問訪問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時，如是反問這家誕生過經濟學家哈耶克與科斯、哲學家波普、投資家索羅斯等人物的經濟名校。
如今回頭看，除了女王之問，尤其還應該追問，為什麼危機過去十年，最受傷害的還是窮人？
房屋是核心
公眾的痛苦即使沒法彌補，也應該得到解釋，金融危機為何崩塌得如此劇烈？
金融機構的作用首當其衝，雷曼倒閉被認為金融危機關鍵點，甚至被認為是無可挽回的錯誤。有人無不打趣地說如果雷曼兄弟叫雷曼姐妹，也許它就不會那麼貪婪驕傲，也不會在那個夏天率先倒閉，那麼也就沒有後面一連串後果。對此，組織美國金融危機營救的三巨頭保爾森、蓋特納、伯南克都紛紛撰文著書表示自己已經竭盡全力，銀行業不得不救助，而雷曼不得不倒閉。
事到如今，昔日「太大而不能倒」的銀行業，從這些年中，是否汲取了一些挫敗或者教訓？很可能沒有，一度人人喊打的銀行家重新回到達沃斯之類場所，曾經血流成河的華爾街更為強大了。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蓮•邰蒂對這一結果的評價是令人意外，這十年不僅銀行規模在持續擴張，而且美國金融業的相對實力並沒有受到削弱，更不用說，也沒有人因為危機直接入獄。
投資銀行家的貪婪、次貸衍生品的槓桿、華爾街的陰謀等等，這些過去在主流媒體佔據主流的各類解釋，雖然符合直觀感受，也佔據道德高地——這些描述就算是真的，能否解釋危機根源、危機何以持續如此長時間等問題，這仍舊存在疑問。
對比之下，回到金融危機的源頭，這場危機開始於房子，而且核心或許也在於房子。
美國兩位經濟學新星阿蒂夫•邁恩(Atif Mian)、米爾•蘇非(Amir Sufi)的研究正是由此著手。他們對於住房按揭的研究解釋了金融危機的另一面真相，即金融危機的起因與擴大都在於債務尤其是家庭債務。在兩人合寫的《房債》（House of debt）一書中，他們指出經濟災難發生之前，家庭債務的大幅攀升以及居民消費的大幅下降，從美國到國際都有出現。
隨著危機爆發，家庭發現其借入的債務過多，而房價下跌帶來的損失完全由家庭自身承擔，以至於家庭凈財富以不成比例的速度飛快下滑，家庭消費支出因此快速下滑。由於消費是經濟的主要拉動力，去槓桿開始，經濟飛速下滑，一切人都難以幸免於難。
直到今天，流行的觀點還是認為房地產只是美國金融危機起點而已。不少人指責金融危機之前的居住政策的寬鬆，讓很多沒有資格獲得住房抵押按揭的人（主要是窮人）獲得抵押按揭，這本來就是不應該，回過頭來，這些人在金融危機之中將房屋退還給銀行，也是正常的市場出清行為——這種想法符合直覺以及自由市場精神，然而並不全面。
事實上，房地產信貸不僅影響美國家庭債務，而且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這次大衰退。真相在於，居者有其屋也許過於奢侈，但是將消費者直接掃地出門，帶來的經濟後果也許讓很多人始料未及，
債務是關鍵
按照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看法，資本主義是一個金融系統，按照這一邏輯，經濟其實也類似一個債務的「紙牌屋」，以債務堆積而成。
經濟向好時候，消費與支出皆大歡喜，債務變得如此「便宜」，源源不斷增加；一旦家庭債務達到臨界點，趨勢出現逆轉，那麼就會出現自我實現式的負向正循環，最終導致經濟的雪崩。於是，以住房按揭繁榮開始的經濟泡沫，最終幻滅也在於住房按揭，導致美國800萬人失業。阿蒂夫•邁恩、米爾•蘇非的研究證明，正是家庭債務與經濟衰退之間的關係導致了這次衰退及其惡化。
更加殘酷的真相在於，窮人在危機中變得更窮，這背後隱含了債務遊戲中的不平等。
窮人的住房購買往往抵押比例更多，而因此其財富受到的邊際影響更大，隨著住房抵押出現問題，房價下滑對窮人凈財富的傷害遠大於對富人。由於窮人的消費邊際傾向更高，財富與收入縮水之下，窮人消費被迫縮減，這對於經濟衰退的影響不言而喻。更為悲劇的是，隨著很多窮人在危機中不得不將房屋交還給銀行，這也導致隨後的房地產回暖並沒有真正惠及這部分人。
換而言之，窮人或者說中下層，在危機前借貸比例更多，在危機中資產損失最多，在危機後享受的復甦最少。有誰能夠料到，正是看起來實實在在的房子，最後成為所有人的噩夢——不，更準確地說，中下層的噩夢。
軟階層社會：失落的中產階層
這些年，美國經濟恢復是發達國家恢復最快的，但即使如此，美國中產家庭而言，也可以說是失去的十年，中產階級的萎縮成為普遍現象。我在公號《徐瑾經濟人》也多次談及，這其實是軟階層社會在全球的不同投射。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分析報告，美國大城市中產階級從2000年到2014年出現空心化趨勢，中產在9成的大城市縮減。與此同時，所有發達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均出現了下滑，中產家庭尤其嚴重，收入中位數77898美元下滑72919美元，跌幅為6%。結果是什麼？美國出現四十多年來的一個新景觀：中產首次不再是社會的最大多數人口。用最廣泛的定義來看，美國當下中產占成年人口的比例一半，60年代則高達超過6成。
和中國類似，美國中產也陷入了脆弱的狀態，成為極易暴露在風險的軟階層。中產的沒落，並沒有影響1%富人興旺乃至於富人區的興起，根據《華爾街日報》援引斯坦福大學和康奈爾大學研究，居住在富人區的家庭數量翻了一倍多，1980年比例為7%，2012年則為16%。
至於下層，他們的遭遇就更為悲催。當次貸危機爆發，美國部分貧民區的租金不僅沒有降低，而且出現上漲，因為當窮人的房屋被沒收，他們不得不尋找新的住所——其中邏輯，類似愛爾蘭飢荒中土豆價格上漲。
回顧歷史，美國政府鼓勵人們擁有住房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期，1918年美國勞工部就發起「擁有自己的房子」運動；60年代約翰遜總統提出「偉大社會」目標，提議創建住房和城市發展部，他認為擁有房屋可以增加一個人在社區中地位，讓人可以驕傲地為此捍衛自身家園。
如今則有了新的變化。買不起房子只是開始，隨著房租上漲，當窮人沒有能力支付足夠租金的時候，等待他們則是掃地出門。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曾經研究驅逐議題，他在《掃地出門》一書中指出，今天美國大多數貧困的租房家庭得將超過一半的收入砸在「住」這件事上，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家庭要用七成以上的收入支付房租和電費。
他以美國中西部的密爾沃基為例，結論是租房家庭105000戶，每年大約16000名成人和兒童被掃地出門，相當於每天都有16個家庭經由法庭程序被驅逐。比起法院正式程序，當地還有各種「非正式的驅逐」；2009年到2011年，他指出當地每八名租戶中至少有一名經歷過強制性搬遷。
美國夢遭遇軟階層時代尚且如此，中國呢？
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的房債故事，對於中國有什麼啟示呢？如何主動避免一場無法承受的金融危機呢？
首先，中美情況的確有所不同。中國購房首付較高，槓桿率低於美國，加上中國家庭的儲蓄偏好，相對來說對房價下滑的抵抗力較強。按照國際清算銀行提供的數據，中國家庭債務槓桿率（佔GDP比率）到2017年年底為48.4%，只及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水平的一半。大眾更多關注中國企業債務而不是家庭債務。
其次，美國的經驗仍舊寶貴。中國近年來家庭債務絕對水平不高，上升速度卻極快，從2016年到207年年底，兩年時間內中國家庭債務槓桿率從38.8%上升到48.4%，上升速度相當於房地產泡沫期間美國家庭債務槓桿率增速最快三年的1.5倍。
同時，由於中國的房價收入比（房價比家庭收入中位數）遠高於美國，在大城市高達20倍，而美國僅為3.9倍，中國家庭以收入來吸收房價變化影響的能力僅為美國家庭的1/5——換而言之中國房價對家庭收入的負擔是美國家庭的5倍，這樣，房價一旦有風吹草動，對中國家庭的影響將會是巨大的，目前因為樓盤降價而各地閃現的「維權」行動只是衝擊的開始。以此而論，債務雖美，不宜過度，如何防患於未然，或許是中國決策者應該中汲取的教訓。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危機之危害不僅在於危機之中的損失，更在於危機之後的恢復往往比較漫長。我在《印鈔者》等書中，援引哈佛經濟學家卡門•萊因哈特、肯尼斯•羅格夫的研究。通過對歷史上100次系統性銀行業危機分析，結論是人均收入回到危機前水平所需時間平均需要是8年，中位數為6.5年。
更不用說，經濟恢復並不等於昨日重現。即使在美國德國這樣收入恢復很快的國家，我們也看到不同的社會問題滋生，如果是恢復更慢的國家，其考驗可想而知。
金融危機中，一邊數百萬家庭流離失所（FT數據為780萬），有人被迫賣房，另一邊是更有人趁機逢低吸入，更不同提黑石等大型機構投資者湧入這個市場，在危機10年之後缽滿盆盈。如今美國房地產回暖，曾經被驅逐的人群，與經濟復甦的收益無緣。如何使得房屋資產的升值，與房客、房主、政府之間得到更合理的分配，總是未被合理回答一個大問題。
你可能會說，這就是資本主義的邏輯，以金錢獎勵成功，以失敗還贈輸家。不過當軟階層社會出現，這場遊戲真的有人可以置身事外麼？
當居者有其房在美國也沒法滿足的時候，民間的憤怒爆發其實是真真切切的。當我們回過頭來，審視川普崛起、英國脫歐甚至中美貿易戰這些看起來很宏大的話題時候，會發現時代的變化並非突然一聲巨響，而是在悄無聲息中早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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