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擁抱技術創新，愛護自然環境
夏春：諾德豪斯教授是環境經濟學家，而羅默教授則被視為主流宏觀經濟學家，兩人並列獲獎初看很像「拉郎配」，但細想又覺得這次諾獎委員會的決定非常高明。
更新於2018年10月11日 05:48 夏春 為FT中文網撰稿
去年，我準確預測到了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教授會以在行為經濟學領域的開創性貢獻獲得諾貝爾獎，並且在諾獎宣布的第一時間在喜馬拉雅對他的學術研究做了解讀。今天，我們來聊一聊2018年兩位經濟學諾獎得主的學術貢獻。
本周一，2018年經濟學諾貝爾獎揭曉，獲獎人為耶魯大學的威廉姆• 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教授和紐約大學的保羅•羅默（Paul Romer）教授,他們獲獎的貢獻分別是把「氣候變化」和「技術創新」整合進了主流的宏觀經濟分析之中。
對於兩位獲獎者的學術貢獻，我先給大家一個通俗的理解。習總書記經常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態環境保護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這個道理大家都接受，但是假如生態環境保護要犧牲當前的經濟生產，到底要如何來解決這兩者之間的矛盾？諾德豪斯教授的學術貢獻就是在宏觀經濟學的框架下發展出一套新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同樣，大家應該記得習總書記經常說：「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如果我現在告訴你，傳統宏觀經濟學重視發展，但只是把人才和技術創新作為外生給定的，也就是說，一個國家有多少人才和技術是老天爺隨機丟色子決定的，人們沒辦法自己主動去控制，大家是不是覺得不太合理？羅默教授的學術貢獻就是在宏觀經濟學框架下讓人們主動去做出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技術創新的選擇，從而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動力。其實，這也正是不同國家經濟發展差距巨大的一個核心原因，否則的話，沒法理解老天爺為什麼特別偏愛美國，讓美國擁有那麼多人才和技術，老天爺為什麼不給非洲國家更多關愛呢？
諾獎揭曉後，我的第一感覺是這個結果既意外又在意料之中。先說意料之中，首先，諾獎委員會通常會對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金融學等領域的傑出學者做出獎勵，今年獲獎者非常可能來自於宏觀經濟學家，我在周末和兩位經濟學教授聚會時都是這麼認為的。其次，我印象里，早在20年前，諾德豪斯和羅默教授就已經成為諾獎的熱門競爭者，而且這些年，他們出現在預測名單里的頻率非常高。因此，他們最終獲獎的結果是在整個經濟學界的意料之中的。
至於意料之外，有兩個原因。第一是雖然兩人都被公認應該獲獎，但是極少有人想到他倆會同時獲獎。因為他們兩人的研究初看並沒有太多的交集，一個是關於氣候變化的，一個是關於技術創新的。而且，更適合諾德豪斯教授身份標記的是環境經濟學家，而並非宏觀經濟學家，而羅默教授則被視為主流宏觀經濟學家，兩人並列獲獎初看很像「拉郎配」，有點勉強拼湊到一起的感覺。但是再一細想，又覺得這次諾獎委員會的決定非常高明。
我們知道，主流宏觀經濟學是研究長期經濟增長和短期經濟周期的，在這兩個領域已經有多位宏觀經濟學家獲得諾獎，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把技術創新看做是老天爺隨機丟色子決定的。而羅默教授的研究是探究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也就是知識和技術創新的作用對人類社會福利的正面作用；而諾德豪斯教授的研究是探究經濟增長的代價，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效應和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社會福利的負面影響。顯然，這一正一反對人類社會都非常重要，理解技術創新和氣候變化與人類經濟活動的相互影響的經濟學意義巨大。因此，他們兩人並列獲獎反而成為諾獎委員會的「神來之筆」。
第二個意料之外主要集中在羅默教授身上。1997年他被《時代周刊》評選為年度最有影響力的20人之一，當時他獲得諾獎的呼聲很高。因為當時互聯網科技公司的崛起，「知識經濟」成為最熱門的詞彙，和現在流行的「新經濟」一詞異曲同工。原因就在於知識和新的技術創新具備和傳統生產要素，也就是勞動力和資本，非常不同的屬性。
有一句流行的話可以描述知識和技術創新與眾不同的特性：「我有一個蘋果，給了你，我就沒有了，我有一個思想，給了你，我依然擁有。」這裡的蘋果就類似於勞動力和資本，具有排他的使用性，而思想就類似於知識和技術創新，具有非排他性的特點。儘管經濟學家早就認識到思想的這一特徵，但在過去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模型里，知識和技術進步被視為「外生」的隨機過程，經濟學家把焦點放在了勞動力，資本以及其他資源的利用之上。70年代石油危機的出現，讓經濟學家變得比較悲觀，開始擔心人口膨脹，資源枯竭將使得經濟增長停滯。
今天我們都知道，思想比蘋果更重要，決定經濟持續增長的終極動力恰恰在於知識和技術被創造和利用的過程，正是羅默教授第一個完成了把知識和技術創新看成宏觀經濟里人們主動選擇的內生變量，「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由此誕生，羅默教授獲得諾獎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羅默教授並沒有在1997年獲獎，可能因為當時他還比較年輕，通常獲獎者都在60歲以上。然而，隨著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羅默教授獲獎的機會似乎在逐年降低，從2000到2017年，有至少七位主流宏觀經濟學家獲得了諾獎，其中個別人在經濟學界之外的知名度不如羅默教授。不知道他是否心情大受影響，從2015年開始，羅默教授不斷寫文章批評主流宏觀經濟學研究，點名道姓批評獲得諾獎的宏觀經濟學家，其中包括他的導師。他在2016年出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後不久，也和同行相處很不愉快，在2018年初辭職，他給人一種很強的要和宏觀經濟學家同行分道揚鑣的感覺。2016年羅默教授所在的紐約大學網站還鬧出了烏龍，直接宣布他獲得諾獎，搞得彼此都十分尷尬，很多人開始認為他將徹底與諾獎無緣。由此可見，今年諾獎委員會的決定，可以稱得上是非常意料之外的。
說到現在，大家肯定有一種感覺，諾獎到底頒發給誰，非常難以琢磨，難以預測。的確，每年具體哪位經濟學家能夠獲獎極難預測，我去年預測到塞勒教授獲獎，是因為我正好在喜馬拉雅開設了《經濟學家夏春的投資必修課》，這門課的核心內容和塞勒教授對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密切相關，我猜準了是個巧合。
但是，哪些經濟學家更有可能獲得諾獎，反而相對來講比較容易猜到。一個廣泛流行的方法是看經濟學家的論文引用率，比如羅默教授有兩篇內生經濟增長的理論文章的引用率在25000-27000之間，去年獲獎的塞勒教授有兩篇文章的引用率在6000-8000之間，都有巨大的影響力。但這個方法也不是特別靠譜，和諾德豪斯教授獲獎直接相關的一篇文章的引用率只有220。另外，一些引用率和影響力遠超羅默教授的經濟學家還在繼續等待諾獎。
相反，我在20多年前提出了一個方法，在預測誰可能獲得諾獎上的準確性很高。這個方法就是看經濟學家的學術研究能否在本科生的經濟學基礎教材上找到。羅默教授就不用說了，幾乎任何一本宏觀經濟學的入門教科書都會介紹他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比較有趣的是諾德豪斯教授。在中國，傳播最早最廣的一本英文經濟學教材就是1970年諾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教授和諾德豪斯教授合寫的。1985年之前，這本書是薩繆爾森教授獨立完成，之後的版本更新主要由他的學生諾德豪斯教授來完成。這本書現在最新版本是第19版，被翻譯成了17種語言。
我記得我1992-1997年在北京大學讀本科時看的是第13版，後來又看過第16版。坦率講，這兩版的內容我幾乎都忘光了，但有一點印象特別深，就是在介紹國民生產總值GDP這個概念時，其他書都是標準化的介紹，但諾德豪斯教授在書里特別提到，傳統的GDP統計有一些缺陷，許多經濟活動會帶來嚴重的空氣，水和土壤污染，破壞人們的健康，損害國家長期的基金髮展。而更有意義的概念是綠色GDP，也就是真正為人們帶來正面福利的國民生產總值。諾德豪斯教授主張應該把污染等經濟行為所產生的社會成本從GDP中扣除。同時，加上一直被忽略的家政活動、社會義務等經濟活動。今天這個綠色GDP這個概念已經普及到千家萬戶，而這就是諾德豪斯教授學術研究產生的社會影響。
前面我提到，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模型假定人才，知識和技術都是老天爺丟色子決定的，色子的英文是DICE，而這個恰恰是諾德豪斯創建的氣候與經濟動態綜合模型的英語首字母縮寫。這個模型描述了經濟與氣候之間的全球相互作用，包括經濟活動如何影響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如何反過來又影響經濟活動，以及什麼樣的政策能夠協調氣候變化和經濟活動。而回答這些問題不能僅靠經濟學知識，還要整合多個自然科學的知識，才能構建一個合適的模型。
這個模型最為世人熟悉的應用就是溫室氣體和碳排放對於氣候變暖的影響。 諾德豪斯教授與合作者一系列的工作為減少碳排放的經濟和環境效益分析提供了豐富的實證證據。他們認為最有效的管制方法就是對所有國家統一徵收碳排放稅。目前全球有超過45個國家已經著手給碳排放定價，包括中國、歐盟和美國加州等地。他們採取的主要途徑有兩個：一是直接上調化石燃料稅，二是出台碳排放限額和交易計劃，通過提供經濟激勵措施來減少污染物排放。
我們再回過頭來說說羅默教授在創造「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之後，認識到知識和技術創新具有非排他性，一旦缺乏知識產權保護，會導致新知識的供給不足。這個道理很簡單，有趣的是，羅默自己成為了個人理論的實踐者。他在斯坦福大學商學院教書時，設計了一個教科書學習網站，購買教科書的學生可以在網站進行預習，複習和測試。羅默教授和商學院約定他將用自己的資金招聘專職人員幫他設計和管理教學網頁，他自己將投入部分工作時間充實網頁內容，最後成品的知識產權屬於他個人。
一開始這個網站只包含經濟學教材的學習材料，逐漸擴展到其他學科。後來，羅默教授把這個網站賣給了美國一家出版社。我在香港大學教書的時候，採用的不少教材就來自於這家出版社，學生們成了羅默教授技術創新的受益人。
不過，運營這個網站也佔用了羅默教授許多時間，他顯著減少了在學術研究上的投入。也因為這個原因，近幾年他對於宏觀經濟學發展的一些評價，雖然有一些合理的觀點，但總體上偏見較多。我建議有興趣的朋友多閱讀目前在研究上更活躍的一些學者對宏觀經濟學發展提出的一些建設性的意見，這對正確理解宏觀經濟學前沿研究的幫助更大。
此外，羅默教授非常喜歡香港，2007年曾經考慮在香港長期生活。他認為香港經濟奇蹟值得其他經濟體效仿，於是提出了一個名叫「特許城市」（Charted Cities）的主張，建議一些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可以划出一塊地，將政治、經濟、法律法規讓給某個民主政治及經濟發展高度完善的國家或地區去管理，只不過羅默教授的這個設想現階段還難以實現。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兩位諾獎得主都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策提出了批評意見。作為「碳排放稅」的倡導者，威廉•諾德豪斯教授批評特朗普政權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倒行逆施。特朗普曾經宣稱，所謂的氣候變化，是一場「騙局」，美國也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 在獲獎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諾德豪斯教授批評說：「考慮到氣候變化的科學早在19世紀就已確立，因此這種觀點是極為愚蠢的。」諾德豪斯教授說「有人聲稱氣候變化是中國為製造業炮製的騙局」很可笑，美國政府如此敵視環保與氣候變化的政策「很反常」。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字句之間都在批評特朗普。實際上早在2017年8月，諾德豪斯教授在著名的VOX網站發表了長文批評特朗普破壞國際合作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富人的稅收政策，認為這兩個政策長期的負面影響遠遠大於正面效果。
2016年，身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羅默，與400多位經濟學家在發出的聯名信中表示：「對美國來說，特朗普是危險的、破壞性的選擇。他將對美國民主制度、美國經濟機構的運轉以及美國的繁榮構成特殊威脅。」在紐約大學的新聞發布會上，羅默教授言語間吐露出並不贊同特朗普「逆全球化」的政策傾向。他強調了全球化之於世界經濟的重要性，以及通過共享創意和新知，來推動技術創新的深刻意義。
如何避免下一次金融危機？
沃爾夫：大規模金融危機破壞性極大，在努力讓世界回到正軌的同時，應繼續保持對銀行業的嚴格監管，確保「絕無下次」。
更新於2018年10月11日 05:48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以及由此導致的衰退是一個歷史分水嶺。危機之前的世界是一個全球化、對市場抱有信念、對民主抱有信心的世界。如今，一切都反過來了。
經濟影響肯定不是故事的結束。但經濟影響是開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提供了對這些影響的有價值的實證分析。它提出了兩個重要問題：影響是長期持續的，而且影響範圍遠遠超過遭受銀行業危機的國家。
要衡量危機所帶來的經濟影響，顯而易見的方法是，將危機之後的經濟表現與假設危機前的趨勢繼續下去將會出現的結果進行比較。然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危機前的趨勢不可持續。因此，IMF的分析對危機前的趨勢增速進行了調整，剔除了信貸熱潮的影響。
IMF指出，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三分之二的91個經濟體」在2009年出現產出下滑。這是二戰後產出遭受的最為嚴重的一次打擊。另外，產出的短期損失越大，其長期損失也越大。產出出現大幅即時下滑的國家，收入不平等相對於危機前平均水平的加劇程度也更大。
哪些國家的產出損失最為嚴重，具體損失了多少？要回答這個問題，《世界經濟展望》將其180個國家樣本分成遭遇銀行業危機的國家和沒有遭遇銀行業危機的國家。
第一組包括24個國家，其中18個是高收入經濟體。報告發現，其中85%的產出仍不及趨勢水平。對於那些遭受銀行業危機的國家而言，2015年至2017年的眾數（出現次數最多的）產出損失均值為接近10%。但很多遭遇20%至40%的損失。
然而，在沒有遭受銀行業危機的國家中，也有60%的產出仍低於危機前的趨勢水平。眾數降幅與遭受危機的國家大致相同，不過分布不那麼偏向下行。
產出損失的普遍存在可能不那麼令人意外：這場危機發端於全球經濟的核心，造成全球需求大幅下滑。結果是嚴重衰退，這給未來籠罩上了長長的陰影。
同樣，儘管發達經濟體遭受的打擊尤為嚴重，但新興經濟體的表現並沒有好太多。這是一場西方的金融危機，但也是一場全球經濟危機。中國約為10%GDP的經濟刺激計劃大大緩衝了危機的影響。
巨大產出損失的最直接解釋是投資斷崖式下跌：到2017年，投資平均較危機前的趨勢值低出四分之一。這種疲弱的投資也肯定有助於解釋創新率低的問題，這一點在受危機直接打擊的國家尤為明顯。新技術通常體現為新設備：例如機器人。
到2011年至2013年，與那些沒有遭受銀行業危機的國家相比，那些遭遇銀行業危機的國家的產出損失平均高出4個百分點。那些在危機前宏觀經濟存在巨額不平衡（特別是不可持續的經常帳戶赤字）的國家也出現相對巨大的產出損失。勞動力市場相對不靈活的國家也是如此。同樣，那些出口更多的流向受危機影響市場的國家，遭受的產生損失更為嚴重。那些與全球金融體系往來更為密切的國家，遭受的產出損失也更大。事實證明，缺乏財政政策操作空間代價高昂，缺乏匯率靈活性也是一樣。最後一點肯定是歐元區表現非常差的一個原因，不過並非唯一原因。
高收入國家在危機後採取的貨幣舉措在很多新興市場備受爭議。高收入國家的很多人還一直主張，當初的大規模貨幣寬鬆政策是個錯誤。然而，顯示產出損失是累積的證據，讓那些反對強有力的長期政策支持的觀點站不住腳。然而，更為強有力的財政政策回應，本將減少實施這麼長時間的非傳統貨幣政策的必要性。
同樣備受爭議的是這場危機中對金融行業的資金注入以及為其提供的擔保。或許，本可以找到在不拯救銀行家的情況下拯救銀行的方法。但《世界經濟展望》認為，對受到破壞的金融業的支持越有力，復甦就越強勁。這個證據沒有支持「清償主義」(liquidationism)，即銀行業崩潰和蕭條是有益的「瀉藥」。
以下是3項任務和一個教訓。
第一項任務是，在這個債台高築的世界裡實現貨幣政策正常化。美國上調政策利率已暴露出很多新興經濟體的脆弱。看上去很有可能出現更多的動蕩。
第二項任務是，在政策空間嚴重縮窄之際，再來一場大規模衰退該如何應對。
最後一項任務是，應對危機的政治影響。西方的信譽和相對實力的滑坡以及煽動性力量的崛起，是切實、有力而且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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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訓是，大規模金融危機的破壞性極大，這毫不意外。一旦發生，一切就已經太遲了。10月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對監管的分析表明，我們必須無視銀行業人士對監管的抱怨：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對資本金保持高要求。
如果持續採取財政和金融措施，復甦本可能會更有力，特別是在歐元區。但危機的代價仍將高昂。我們必須以「絕無下次」為座右銘。
數據給經濟學家帶來新工具
哈福德：三項新發展意味著，經濟學家們終於能夠對人們如何處理日常生活事務進行細緻、實時和大規模的觀察。
更新於2018年10月10日 05:54 英國《金融時報》 蒂姆•哈福德
如果好萊塢可信，那麼古往今來每個科學家都有一個實驗室，裡面到處都是冒著泡的燒瓶、閃著燈的控制台和發光的魔球。科學作家菲利普•鮑爾(Philip Ball)（他曾參觀過無數的科研實驗室）告訴我，現實情況大同小異：裝備可能沒那麼誇張，但總有裝備。
科學依賴於工具，往往是專門的儀器，用於探測或衡量以往探測不到的東西——想想伽利略的望遠鏡或牛頓的稜鏡。諾貝爾獎經常被授予開發此類工具的物理學家：雲室（1927年）、電子顯微鏡（1986）、還有LIGO激光干涉儀引力波天文台（2017年）。
那麼經濟學呢？經濟學也有自己的諾貝爾獎，但很難找到一個因開發此類新工具或儀器而被授予獎項的個案。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許是這方面最有資格的，因為他發展了衡量國內生產總值(GDP)背後的思想。可惜，GDP是一個廣義的總量，庫茲涅茨深知其中的局限。
偉大的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將經濟學描述為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不幸的是，在馬歇爾所處的時代（他於1924年去世）根本沒有辦法觀察人們如何處理日常生活的事務，或許除非作為一位人類學家。那時的經濟學家花很多時間坐在沙發上，認真思考理論而不是去衡量。
當代一些經濟學家使用其他領域的舊工具取得了一些進展。麻省理工學院(MIT)的艾斯特•杜夫洛(Esther Duflo)是著名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俗稱「小諾貝爾經濟學獎」——譯者注）的獲得者，他使用隨機對照試驗(RCT)回答經濟問題。典型的RCT試驗可以追溯到奧斯汀•布拉德福德•希爾(Austin Bradford Hill)在1948年對鏈黴素治療結核病進行的試驗。
但終極目標是能夠對人們如何處理日常生活事務進行細緻、實時和大規模的觀察——理想狀態是三者同時實現。這曾經是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但三項新發展令這個目標變得觸手可及。
首先是高分辨率衛星圖像的可獲得性。20世紀90年代中期，經濟學家艾歷克斯•普法夫(Alex Pfaff)的意識到，這些圖像可用於回答關於亞馬遜地區開發項目與毀林之間聯繫的相關問題。
此後很多人都曾效仿。衛星可以輕鬆測量夜間照明，這是跟蹤經濟活動和城市發展模式的簡單方法。還有可能測量各種空氣污染，以及觀察作物的生長。
算法正開始大規模提取細微的訊息：埃塞俄比亞有多少住宅有鐵皮屋頂？肯尼亞的哪些道路狀況良好？與此同時，價格越來越便宜的小型衛星每天都在拍攝地球上各個角落的高分辨率照片。
一個更大的變化是經濟學家正在使用行政管理數據。我當然意識到「經濟學家正在使用行政管理數據」足以角逐2018年度最無聊的句子。但在過去20年左右期間，此舉悄然掀起一場革命。
行政管理數據是政府或私營公司為完成工作而產生的數字。
學校記錄出勤率和成績。稅務機關知道你（申報）的收入——而且還知道你住哪裡、什麼年紀、可能還知道你的孩子們是誰。
隨著這些記錄逐漸數位化，它們能被用來解答研究中的嚴肅問題。例如，稅收數據可以告訴我們：富人或窮人家的孩子，長大後會在多大程度上成為富人或窮人。
這些細節數據現在處於實證經濟研究的最前沿。據戴夫•唐納森（Dave Donaldson，他跟杜夫洛教授一樣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章獲得者）表示：「在我研究的國際貿易領域，我很少看到哪篇論文會不使用海關級別的數據。每批貨都會生成一份記錄，說明貨物是什麼、從哪裡來、運往何處，以及繳納的稅款。」
第三件測量工具是移動電話，每次撥打電話，電話公司都會生成一個記錄，誰打給誰、什麼時間、通話多久，以及電話雙方位置在哪，有時能精確到100米以內。
有了這種「元數據」，經濟學家和其他研究者可以研究各種課題，例如：人們的移動速度有多快，以及這會在多大程度上與流行病傳播相關？一個城市的交通基礎設施運作是否良好？難民融入新的社會的速度有多快？
這對經濟學家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數據科學家和經濟學家喬什•布魯門斯多克(Josh Blumenstock)告訴我，「任何一個畢業超過五年的經濟學博士都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些數據，他們在拚命補課。」
當然，臨時抱佛腳也有產生成果的時候。終於，經濟學家們不僅能夠理論化馬歇爾所稱的「日常生活事務」，還能觀察它。我們的工具讓我們看到了新的東西——而我們的所見決定了我們的所思。
如何避免貿易戰變冷戰
徐瑾：美墨加貿易協議達成，美國在貿易方面完成「近交遠攻」，全球經濟治理秩序面臨重大變化。外交和內政難以分離，中國理性的對策，如何拿捏？
更新於2018年10月8日 06:03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徐瑾
國人長假返工回來，世界形貌已經改變。甚至，社交媒體出現不少冷戰的評價，真是如此麼？
美墨加三國協定達成，美國是最大贏家
從貿易而言，美國的確獲得不少進展。
9月30日是美國與加拿大貿易談判的最後時間點，在截止時間前，美國和加拿大最終達成協議。這意味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通過更新得到延續，更名為「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USMCA)。
無論叫不叫NAFTA，核心在於加拿大與墨西哥將繼續與美國保持三邊協議，三國領導人將在11月底簽署協議，趕在墨西哥現任總統涅托(Enrique Pena Nieto) 11月30日卸任之前達成協議。
如何看待這一事件？不得不說，這是特朗普的一次勝利，意味著其貿易朋友圈繼續擴大。新協議取代已有24年歷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涉及的年度貿易額為1.2兆美元，繼續保持自然對各方都有利，但是對於美國顯然更為優惠。
談判過程，可以看做是美國利用加拿大與墨西哥之間關係，各個擊破的結果。墨西哥在經貿關係中相對弱勢，加上今年總統即將卸任，早在8月時就已經與美國達成協議。二者達成協議，讓加拿大進退維谷。加拿大此前一直聯繫墨西哥反對特朗普，政壇風格也偏左，但墨西哥的情況讓加拿大選擇餘地變小。特朗普表示將要麼加入新協定，要麼面臨關稅懲罰，加拿大最終在壓力之下選擇與美國達成妥協。今年以來，特朗普甚至幾次威脅將加拿大踢出北美貿易協議，外界一度認為三邊貿易協議泡湯。
可以預測，在對外模式方面，特朗普將繼續這一模式。這一模式意味著什麼？面對威脅，在於美國談判時候，弱國往往會搶先和美國合作，這意味著次等強國如加拿大等，往往會被面臨邊緣化或者更壞的合作價碼。
美國打造自身為中心的國際貿易新格局
這也就可以引出第二點，未來全球貿易格局如何？
之前特朗普多次威脅退出NAFTA甚至WTO，外界認為他是要反對一切多邊貿易模式，但目前看來，特朗普路線圖日漸明顯，他並不是要徹底拋棄多邊貿易模式，而是希望在多邊貿易中為美國爭取更多利益，試圖打造自身為中心的國際貿易新格局。在協議達成之後，特朗普演講表示這是迄今為止其達成的最重要的貿易協議之一，強調經濟安全和貿易是國家安全的支柱（全文可見公號《徐瑾經濟人》。）
這並非完全虛言，通過搞定墨西哥和加拿大近鄰，美國在貿易方面「近交遠攻」格局先下一城。可以說，三國協議是關於未來國際貿易的雛形展現，不僅在於這一協議涉及兆金額，更在於其模式將影響世界。
美國如同今天的羅馬。古代羅馬世界中，羅馬發生的一切事，其實將決定羅馬外圍世界。這次美加墨的三邊協議看起來只是關於三國，其實其成果影響了其他國家。以前美國主張自由貿易，更多以大國姿態對待其他國家，吃點小虧也不太介意，現在美國主張公平貿易，其實本質是更直白強調美國利益，那麼對於世界格局將意味著新的變化，多邊貿易不會退出，但是將以美國為核心。
這一變化，對中國有影響尤其巨大。USMCA協議中涉及了關於其他國家的條款，規定協議成員國不得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如果三國之一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議，那麼成員國中的另外兩國將可以提前六個月進行終止三國協議通知後終止該協議。
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下，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顯然有所指向。這一策略並非孤立，美國商務部長已經表示，這將是未來美國與各國談判自由貿易協議的模板。外界將其稱為貿易協議中的「毒丸」條款，我稱之為「拒龍」條款，這意味著美國可以以此脅迫協議方在自己與「非市場經濟國家」之間站隊。
實際上，在此之前，美國和歐盟日本早在聯絡之中。9月25日，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歐盟貿易委員西西莉亞•瑪姆斯托姆(Cecilia Malmstrom)和日本經濟貿易和工業部長世耕弘成(Hiroshige Seko)進行了另一次三方會談。會後，三國發布了聯合聲明表示第三國非市場主導政策和做法導致嚴重產能過剩，阻礙創新技術的開發和使用，並破壞國際貿易的正常運作，並使得現有規則無效（全文可見公號《徐瑾經濟人》）。
聯繫此前，特朗普上台之後不久退出了TPP談判，但TPP倡議中許多條款卻被應用在USMCA協議中，如知識產權保護、原產地原則、勞工福利等。換言之，如果美國真的將這一做法推廣到與日本、歐洲、印度等國的自由貿易協議談判之中，就意味著美國用雙邊貿易協議的方式構建了一個以自己為核心的自由貿易體系。這一體系中，美國無需負擔在WTO組織中的義務，可以完全按照美國與他國具體情況與實力對比來簽訂更加具有針對性的協議，自然也會更加有利於美國。
如此一來，這不能不說是二戰之後全球經濟治理秩序的重大變化。一戰中的威爾遜總統、二戰中的羅斯福總統倡議提出、各國共同襄助的戰後經濟秩序，以多邊組織、規則管理為核心機制，主導了戰後全球各國共同融入其中的全球化浪潮，日本、亞洲四小龍、拉美、東盟以及中國印度等趕超型國家均身受其益。而現在以USMCA為雛形的機制，卻判然有別。現在說這一秩序將會代替舊次序還為時過早，但無論如何，這一可能性已經浮現出來。短短12個月前，誰又能預期到這一點呢？
中國無疑是既有的全球貿易秩序的最大收益人，自然地，也是受這一變化影響最大的國家。聯繫到美國副總統彭斯的最新演講，中國急需謀劃對策。
中國的應對：合作與改革
拋開對錯，理性地看，中國如何應對？首先，應該明確形勢已經變化，從貿易衍生到貿易之外的區域。此前貿易戰已經升級，美宣布對中國20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新關稅，而且威脅明年這些關稅將從10%提高到25%。
從根本而言，美國與歐日之間是自家人的小糾紛，而且歐日最後多半會妥協。惡性貿易戰只會發生在中美之間、很難發生在美歐日之間。關於特朗普抱起火箭筒對所有國家一通亂開火、引發世界「大戰」的想象，不那麼靠譜。
國際關係而言，格局遍野日漸清晰，各國也是分分合合，美國獨大趨勢明顯，特朗普目前的四面出擊，其實對於二三流強國來說有些失落，小國家只要順應美國反而比較得益。
其次，目前看來，中國在經貿的應對更應該強調合作，爭取更多聯盟。
以歐盟為例，當前中國和歐盟也在加強經貿合作，比如巴斯夫在中國加大投資，近期一項投資就接近100億美元。此前，中國與歐盟就全面投資協定進行了長期談判，在目前國際環境下，不少輿論認為現在談判完成的較好時機。
至於日本，美國儘管今年的重心放在中國，但是也在敲打日本——一方面要求日本重新談判雙邊貿易條款，打開市場進口更多美國農產品，同時威脅出口到美國的日本汽車將遭受關稅打擊。當下豐田等汽車也加大了在中國投資，豐田在中國銷售數據也看好，在中國乘用車總銷量下滑趨勢，而豐田在中國總銷量增長了23%。
現在來看，多邊貿易系統受到衝擊，雙邊談判越來越重要，區域性自貿區的地位也在上升。比如中日韓FTA，大家可以關注一下。這是中國、日本、韓國之間正在進行談判的一個自由貿易協定，這三國國家人口加起來十五億，經濟排名也是很靠前，但是合作一直不順利。這個提議早在2002年就提出，直到十年後的2012年才開始協商，如果真的有成果，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世界第三大經濟貿易區。
最後，當前世界格局可謂中美博弈繼續，圍觀者兩邊下注。在中美新冷戰說法喧囂之際，我們真的了解冷戰多少？
回顧歷史，冷戰的爆發被認為是「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體現——即一個國家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採取的措施，反而會降低其他國家的安全感，但這些措施又導致其他國家採取行動，這些措施又導致第一個採取行動的國國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現象。著名冷戰學者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 在《冷戰》等書中回顧美蘇冷戰時，也強調冷戰如何開始難以斷言，但彼此間缺乏互信導致不安全感不斷上升，即使用心最善良最有遠見的領導人無法避免「互不信任的漩渦」。
從貿易戰到冷戰，中間還有不少過渡緩衝區，加迪斯有次談到冷戰教訓時候也說，讓冷戰先冷著。這意味著當前不應自亂陣腳，尤其避免強化「安全困境」下的不信任漩渦。更長遠地看，外交和內政難以分離，中國理性的對策，需要拿捏好與外圍強國的相處以及內部改革之間的關係
中美貿易摩擦未來走勢及智庫建議
王輝耀：在G20峰會中美領導人會晤前，兩國不要再升級關稅，而應利用更多的接觸，來共同解決目前的貿易摩擦。
更新於2018年10月8日 06:03 全球化智庫（CCG）主任 王輝耀
當前中美經貿爭端進入了一個僵局，但從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全球經濟的福祉角度出發，中美兩國都應該也有機會找到一個理性辦法來處理當前的問題。
9月29日，作為中國民間智庫的全球化智庫（CCG）組織的專家訪問交流團一行剛剛結束為期5天的美國之行。通過此行的考察交流，我們更感到:越是在中美經貿困難時期，中美經貿關係的問題就越需要雙方增進彼此了解、打破成見，減少誤判。中美之間有太多太廣的共同利益，不能通過用冷戰的思維方式來解決。我們認為，通過回到談判溝通中來，守信用，尊重彼此好幾輪談判的成果和共識，不反覆無常，對彼此原則進行確認儘快開展交流，以期在G20峰會中美領導人會晤前能達成一個不再升級關稅，利用更多的接觸來共同降低和解決目前中美貿易摩擦安排是一個比較可行的解決方式。
CCG智庫訪問交流先後在華盛頓和紐約拜訪了威爾遜中心、美國企業研究所、哈德遜研究所、傳統基金會、CSIS（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對外關係委員會、美國國會、國務院、美中貿易委員會、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等機構，與知名的智庫高層和專家、國會議員、政府部門、商會組織等展開了交流。我們也普遍感到美國各界對中美貿易摩擦的焦慮，很多美國主流人士都不希望擴大貿易摩擦，也非常希望看到中美兩國能夠避免更大的衝突。
為了嘗試用新的方式來增強中美間的彼此理解，發揮二軌和民間外交的作用，CCG還在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布了《中美貿易關係和挑戰：過去、現在、將來與政策選項》智庫報告並舉辦了相關的研討會。在報告中我們回顧了中美建交40周年以來所取得的互惠互利的共贏局面來之不易，分析了中美貿易摩擦形成的原因、影響和未來走向，對改進中美貿易摩擦現狀提出了十條建議，並對中美貿易爭端未來可能出現的三種發展情況做分析預判，並建議做好準備。
第一種是最理想的情況：中美兩國通過談判達成協議，終止相互間的關稅加碼。雙方本著共贏原則，重新來根據各自的訴求相互調整妥協達成和解。
第二種可能性是：中美貿易爭端將長期存在，兩國之間的關係維持在一種摩擦——談判——和解——摩擦的循環狀態之中，但所有的矛盾都需要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和範圍內。
第三種可能性是：中美持續相互增加關稅，直至發生全面貿易戰，甚至中美經濟出現脫鉤。這是中美兩國企業界甚至世界各國都不希望看到的格局。
從目前中美經濟間的相互關聯程度和彼此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互補合作關係來看，我們當然希望出現第一種情況，中美兩國在歷史上多次出現過重大轉機的可能性也存在，但鑒於美國國內政治生態的深刻變化，以及最近剛剛簽署的《美加墨貿易協議》，特別是美國副總統彭斯剛對中國進行的全面攻擊，另外一種相當大的可能性是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中美經濟的齟齬都將不斷，兩國要充分做好解決問題的心理和機制準備，避免滑向第三種最壞的情況。
中美雙方關注點有很多共同訴求
對於中美貿易摩擦的結果，美方各界都表示貿易摩擦對中美兩國的經濟都沒有好處，很多美國政界、企業界和智庫界也不願看到貿易摩擦帶來的嚴重後果。但同時，在交流中我們也體會到，美國各界對華態度有轉向強硬的共識，不管這種共識的原因是中國國力上升後帶來的心理衝擊，還是如他們所說的對目前雙方貿易差額、市場開放、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讓以及地緣擴張等的不滿和擔憂。
我們在交流中也向美方介紹了中方在消除貿易差額、對外開放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中方一貫的立場，指出了在這些問題上中國尤其是中方高層領導跟美方沒有原則上的衝突，中美雙方都有很多共同訴求，中美領導人都強調知識產權保護，都反對強迫技術轉讓，因此在如何具體落實和執行上還需要雙方的談判與協調。
在與美方智庫人員交流時，對方也表達了對目前中美關係的擔憂。但與中方人員一致的是，他們不少人也認為中美仍有巨大的合作空間可以開發利用，只要中美不主動放棄合作，中美還有很大的彈性空間來避免進一步的對抗。
美方企業界人士表達了他們對技術保護上的關切，他們認為中美經貿摩擦會讓他們失去應得的利益。對此我們認為中國政府正在大力落實技術保護，中國一直在不斷地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包括建立知識產權法院和互聯網法院等措施，目前面臨的一些問題可以通過繼續開展雙邊投資協定談判的方式解決。
在談到多邊全球性和地方性的貿易體系時，美方很多人員都表達了他們對WTO改革的態度，同時認為CPTPP等為代表的貿易體系可能會成為未來全球性貿易體系的有力補充和替代。實際上由美、中、歐、日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共同來對WTO體系進行改革是一個很好的思路。同時，我們也對CPTPP的未來表達了積極看法，認為中國適當時候可以考慮加入這個組織，以更好地適應中國發展的需要和國際形勢的變化。
在兩國溝通交流方面，中美專家都認為中美兩國應加強交流，多接觸、多溝通。兩國交流的管道應加強，包括中方可以不局限於傳統的交流管道，還應能夠與特朗普政府比較器重的保守派智庫打交道，增加接觸管道。
打破中美貿易僵局尋找出路的建議
綜合CCG在中美關係方面的長期研究，結合此次美國之行我們了解掌握的美方意見和立場，我們嘗試提出一些未來可以打破目前貿易摩擦僵局、尋找解決之道的建議，以供參考。
1.維護中美前幾輪已有的談判成果，抓住「窗口期」，利用多邊場合的首腦外交尋求突破
在今年6月初的第三輪中美談判中，有消息稱中方或可以進口美方約700億美元左右的美國農產品、能源和製造業產品。崔天凱大使也提到中美雙方的工作層面在幾次談判中也達成了很多共識。加上去年特朗普訪華時，中美也簽訂了2500億美元的雙邊貿易大單，中方的誠意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美方也應回歸到正常的談判過程。美中貿易逆差並非朝夕之間就可以解決。中國市場的發展也會增加對美國的進口，美國也應放寬對中國一些產品的出口，雙方共同努力逐漸緩解貿易逆差。
另外，2018年G20峰會下個月即將在阿根廷召開，美方白宮高級官員也多次提到習主席和特朗普總統將在阿根廷會面。在兩國最高領導人會見之前，雙方可抓住這一「窗口期」，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甚至達成新的中美不打貿易戰的協定。
2、鑒於中美政府都重視知識產權保護，中美可就知識產權達成新的協議
中美貿易爭端中的重要一點就在於知識產權的保護。但在這一問題上，中美雙方並沒有本質上、原則上的衝突：中美雙方都要求保護知識產權、不允許強制技術轉讓。習近平主席在博鰲論壇中指出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並提出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完善加大執法力度。中美應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達成新的協議，建立知識產權方面的長效雙邊合作機制。同時，中美均為WTO的成員國，兩國還可以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框架下進行雙邊協商，在知識產權保護上進一步合作。
3、「中國製造2025」也歡迎美方參與
包括美國在內的外界對「中國製造2025」表現得很擔憂，但「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工信部提出的，與十三五規劃等國家戰略規劃不一樣，也不同於美國等國家經常施行的提升產業的產業政策。李克強總理也多次提到歡迎外國跨國公司參加到「2025」項目中來。事實上，中國推動產業升級發展先進制造業也為美國公司帶來大量機會。例如，數家美國公司為中國第一架噴氣客機COMAC C919提供零部件。中國可以在幫助外國投資者參與挖掘機會的同時，推行市場經濟以確保「中國製造2025」與國際規範相吻合。美國政府應重新調整對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及針對中國收購美國公司的投資審查委員會的改革。
4、中美兩國應繼續BIT談判，推動新的中美自由貿易協議談判
中美兩國的貿易關係緊密，互相降低關稅符合中美兩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也為解決兩國貿易逆差提供了解決方法。為實現這一目標，中美應當效仿美國和歐盟尋求建立自由貿易協定的途徑。這既能推動兩國經濟的自由化，也能通過削減雙邊貿易赤字解決中美貿易爭端。
目前中美BIT談判已完成了34輪磋商，並交換了3次負面清單。在BIT的框架下，非關稅壁壘可以在不影響中美雙邊投資的前提下被消除。中國政府也可以設立相當於投資審查委員會（CFIUS）的外來投資委員會以確保公正對待國外來華投資。
5、中美需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改革，在做大增量基礎上改善貿易不平衡
美國公司提出的一些要求，恰好與中國提出的一些改革建議相接軌。中國可以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優勢，加大改革力度，帶來必要的轉變。中國可將貿易摩擦作為契機來加速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改革，加快改革國有企業並削減國家行政成本。與此同時，中國可以繼續擴大開放市場，實現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博鰲論壇上作出的承諾：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為投資者營造更有利的投資環境，增強知識產權保護並增加進口。中美可以探索一種合作機制來加強這方面的合作。
美國也需要進行國內結構性調整，增加儲蓄、減少國債等。過去20年美國家庭的儲蓄率一直在下降，經濟全球化使得美國部分人獲利，部分人利益受損，但收入分配模式的總體影響造就了美國的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這一分化也一併滋生了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從某種程度上看，特朗普總統發起的貿易摩擦是美國民眾不滿的一種表現。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應當關注在美國國內改進政策，進行再分配或提升工人能力等策略。
6、創新中美貿易統計方法，公平公正顯示兩國所獲價值，包括服務貿易、旅遊、留學等
目前官方採用的數據統計方法適用於全球化開始前的世界。21世紀全球價值鏈下的中美貿易應該用最新的統計方法來反映真正的貿易價值。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數據會因運算方式的不同而存在差異。中國已成為全球製造業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國出口的貨物主要是外國生產並運往中國組裝的零部件。按附加值計算，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將下降30%-40%。根據牛津經濟學會的研究表明，如果將這些進口零部件的價值從中國的出口量中除去，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將減少一半，相當於美國GDP的1%， 也相當於美國對歐盟的貿易逆差。未來，中美間的貿易要以全球價值鏈的方式來計算，這樣不僅更加精準地顯示兩國所獲得的真正價值，而且更加公正公平。美國政府也需要意識到中美貿易逆差與美國跨國公司大量留在海外的利潤和收入沒有匯回美國本土有關，這也是美國政府自己政策的問題，不能都怪罪中方。
7、探討成立中美基礎設施投資基金，擴大基建合作
中美兩國在基礎設施領域有廣闊的合作空間：美國有對美國基礎設施改造的大戰略，而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有巨大的投資和豐富的經驗。中美可以推動擴大基礎設施投資基金，促進中美企業開展基建領域的合作，在美國和第三國進行合作。中美可借鑒歐洲引進外資和外國企業建設基礎設施的成功經驗，優化美國國內的PPP項目操作環境，通以重點項目、標誌性項目為突破口，支持中美合作。中美還可通過投資美國地方政府債券，一同建立用於改進美國公路橋樑的基礎設施基金。
8、中美協商合作，共同促進WTO的改革進程，促進中美在多邊領域的合作。同時中國可以考慮加入TPP，推進新的區域貿易體系的發展
中美兩國都是世貿組織（WTO）的成員國。中美兩國應在WTO的框架下商討、申訴、談判和合作。如果美國單獨退出WTO體系，放棄多邊貿易談判並轉向雙邊談判，那麼短時間內美國將失去世界上100多個貿易成員國給予的最惠國待遇。目前與美國有雙邊自由貿易協議（FTA）的只有14個國家，其中還不包括美國的一些重要貿易夥伴，比如歐盟、日本和中國。美國應當留在WTO的多邊體系，並同中國一道通過雙邊協商解決尚未納入WTO管轄的事務。中國可以邀請美國加入中歐WTO改革聯合工作小組並承諾加入《政府採購協議》。
除此之外，中國可以考慮加入CPTPP，CPTPP在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等方面有著較高的標準。如果中國考慮加入TPP，將有利於中國服務業和高科技企業更好地走出去。
9、加強中美兩國省/州在多領域的合作，加大中美省/州之間雙向投資
美國各州、市對自身經濟事務擁有高度的決策權，並且與中國經濟往來密切，可以作為中美兩國良性互動強有力的支持者和雙邊關係的穩固器。在本次交流中，一些州政府官員也希望與中國加強聯繫，避免受到兩國貿易摩擦的衝擊。中美兩國應加強省/州、市政府合作，舉辦中美省/州長年度峰會、中美市長年度峰會，建立合作平台和機制，成立中美州政府合作基礎設施建設資金。
10、尋求有效的中美二軌溝通管道，加大民間外交的作用
中美雙方均應重視二軌和民間外交在兩國交流中的重要價值，加大中美民間往來。雖然傳統上中美之間有很多的溝通管道，但隨著目前美國共和黨和保守派的上台，也需要加強和美保守派人士和智庫的交流。
美國和中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兩國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間，中美需要一定的彈性空間，不應因出現一些問題就放棄合作。中美建交40年來，中美關係經歷過風風雨雨，但總能尋找到解決的突破口。目前的中美兩國貿易摩擦也是如此，這需要中美兩國政府間和民間共同努力，促進中美經貿關係回歸正常。中美是全球最大的利益共同體，也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雙引擎，我們要盡更大努力，不能讓中美經貿關係和全球經濟發展出現倒退或衰退的局面。
本次出訪是CCG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後的第三次赴美調研交流。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民間外交對於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所產生的影響已經不容小覷。作為新型國際化智庫，CCG希望通過此次「二軌外交」美國行系列活動，積極推動雙方各領域主流人士的溝通、交流，為化解中美經貿摩擦，增進中美合作共識，減少戰略發展誤判發揮一些積極作用。
政府份額膨脹，利潤空間將盡
盛洪：有證據表明，隨著稅負的增加，企業的資產收益率逐年下降，不受約束的稅負增加已經擠掉了企業的利潤空間。
更新於2018年9月30日 04:44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盛洪 為FT中文網撰稿
簡單地說，「中國奇蹟」的原因就是市場化加低稅負。市場化的道理我們已經懂了，它既能激勵我們的工作，也能極大改善資源配置。而那個指導資源配置的價格體系，也是在成千上萬的人互相交易中形成的。更長遠的看，市場制度還能促進技術創新和專業化，進而也能推動制度的變遷。
那麼「低稅負」是什麼意思？稅負對應的是公共服務。包括保護產權、維持秩序和公正裁決的公共服務需要資源來支撐，所以稅負就是公共服務的價格。因為任何產品的生產都離不開公共服務提供的條件，所以稅負就是任何產品中必需的成本。當稅負——公共服務的成本低廉時，其它生產要素的報酬就相對高，要素的所有者就有更大的動力進行生產和投資。
如果稅率只由提供公共服務的部門自己決定，就不會低。因為公共服務具有自然壟斷性質，政府行政部門會定一個壟斷高價，並且還可以強制執行。那麼，低稅負是怎樣決定的呢？理論上講，在一個法治社會，稅率由民眾的意願決定。具體形式就是民眾選代表，代表定稅率。然而，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並不具備這樣的制度條件，怎麼就形成了低稅負？這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初的參照系是計劃經濟，效率極低，不僅民眾窮困，政府官員也不富裕。據說當時的國家副主席王震出訪英國，發現英國的清潔工人的工資是自己的六倍，大吃一驚。因而，當市場經濟的效果剛開始顯現時，政府部門參照計劃經濟時的收入規定自己的收入，雖然在絕對量上比以前有很大改觀，但仍處於一個低稅率的水平上。
這被統計數字所印證。從1978年到1995年，財政收入逐年顯著上升，但稅率（財政收入/GDP）在逐年下降，直到1995年低至10.5%。這當然是狹義的稅率概念，但也足以反映稅率的下降趨勢。正是這樣的低稅率配合市場化改革，才造就了中國奇蹟。
然而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市場經濟煥發出越來越高的效率，涌流出巨大財富。政府部門的參照系也從計劃經濟逐漸轉變到市場經濟本身。在這時，稅率仍由政府行政部門主導，仍沒有任何制度約束。政府行政部門即使不是有意的、也是經濟人本性驅使它逐漸增大宏觀稅率。這包括以稅收為主的一般財政預算收入，以土地財政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企業佔有的資源和資產的機會收益，以及醫療養老保險。從1997年到2017年，一般財政支出從佔GDP比重的11.7%增加到24.6%，提高了12.9個百分點。
自2000年以後，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和住宅商品化，土地價格顯著上漲，也開啟了政府行政部門從中分割利益，即土地財政的階段。對於這一部分政府對國民財富的分割，中國更沒有有效的制度約束。因而土地財政的數額也越來越大，從2010年的2.8兆增長到2017年的5兆。
據李揚的研究，國有企業的凈資產也在逐年顯著增加，從2012年的46兆上升為2014年的69兆（《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第43頁）。按照合理的利潤率，即無風險利率加上合理的風險溢價（廖理和汪毅慧，「中國股票市場風險溢價研究」，《金融研究》，2003年第4期），約為6.15%加6.38%等於12.53%估計，如此巨大的凈資產的機會收益應有數兆。見下圖。這也是宏觀稅率的一部分。
至於社會保險基金的累計餘額，自1997年以來更是一路飆升，從832億上升為2017年的7.6兆，比一年的社會保險收入還要高。這是徒然佔有社會資源，增加企業和個人負擔，卻並不發揮作用的部分。
去年我曾估計，2013年的宏觀稅率已高達45.6%。現在根據2017年的數據（國企部分用2014年數據），一般財政預算支出203330億元，政府性基金支出60700億元，國有企業的機會收益8.6兆，社會保險基金累計餘額7.6兆，共約426030億，占當年GDP比重高達51.5%。在2013年的基礎上重上加重。
我們已經知道，稅負就是公共服務的價格，它必然進入每一個企業和公民的成本之中。一個產品或服務由多種要素貢獻而成，其中大部分要素是競爭性的，所以相對價格能穩定在一個既定的水平上，甚至有所下降；但有些具有壟斷性質的要素如不加以管制，則會將價格提高到壟斷價格的高度；而公共服務的價格則是強制性壟斷價格，不僅需要支付，而且不能不支付。當公共服務的相對價格（即佔GDP比重）提高十幾個百分點的同時，就是企業或個人的盈利空間減少十幾個百分點。終有一個時刻，他們的利潤空間被擠壓殆盡。
有證據表明，隨著稅負的增加，企業的資產收益率逐年下降。「中國民營企業稅負調查課題組」的《2017年中國民營企業稅負報告》給出的數據表明，對應著稅負的逐年增加，製造業上市公司的總資產報酬率從2009年的10.68%下降到2016年的7.12%（2018）。見下表。
假定資產負債率為38%（汪嫻和王凱，「製造業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現狀分析」，《科技經濟市場》，2017年第8期），則估計出凈資產收益率，減去由中央銀行規定的商業銀行一年期貸款利率，再減去中國股票市場合理的風險溢價，則可做出判斷。我們看到，自2012年以來，製造業的凈資產收益率減去無風險利率和合理的風險溢價已經是負值。其含義是，這些企業的資本已不能從企業的運營中獲得平均的市場回報，還不如按商業銀行的利率水平進行一年期的貸款業務。這表明，就是在這幾年，不受約束的稅負增加已經擠掉了企業的利潤空間。
應該注意的是，這只是平均值。如果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呈正態分布，如果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減去無風險利率和合理的風險溢價為零，則大約一半企業的資本收益低於市場合理水平。用2012年至2016年的平均值－2.6%估計，這樣的企業比例就會大幅度增加。這是因為如果企業凈資產收益率呈正態分布，它們大多集中在平均值附近。如果平均值向負的方面移動，即使很小，也意味著有明顯多於一半的企業資本得不償失。如下圖。
如果一多半企業的資本處於得不償失狀態，他們就會停止生產，遑論投資。這會導致衰退。問題是，這還不是最壞的情況。更糟的是，這樣一種趨勢不僅沒有停止的跡象，反而在加速。據國家統計局，今年上半年的一般財政預算支出增長了7.8%，而GDP則只增長了6.8%。而據財政部，今年上半年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28130億元，同比增長37.3%。兩者相加同比增長了10.5%。
更有一種「稅改方案」，在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同時，將社會保險的收繳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移交到了稅務總局，這導致兩個重要變化。第一，對社會保險金額的提取的基數就不是原來的基本工資，而是全部收入；第二，稅務總局收繳具有強制性，原來不願意加入社保的企業或個人就不得不交納社保費。這會使宏觀稅率進一步上漲。最重要的是，社會保險不應是一種強制性徵收的稅負，而應留有讓企業和公民自願選擇的空間。許多中小型民營企業對付經濟波動的方法，就是靈活僱用工人，不交社保費（工人也不要），在蕭條時才能安然渡過。因而這種改變不僅不是一個正向的改革，卻是一種制度上的倒退。
現在應該到了懸崖勒馬，立即剎車的時候了。然而更可怕的是，我們沒有如此行動的機制。要想剎車，首先要知道危險，知道車輛已經越過了危險邊界。如果車前方的擋風玻璃不是透明無色，能夠真實觀察前方路況，而是過濾掉危險情況，只能看到安全和美麗景色的話，也不可能發現應該剎車的理由。這就是說，對於經濟形勢，如果沒有一個全方位的透明的訊息表達機制，沒有不同觀點的討論與交鋒，就不可能有對形勢的正確判斷。關於宏觀稅率問題，經濟理論界和企業界早有警示。2016年底，我們的一個研究報告提出了宏觀稅率太高的問題，並提出「死亡稅率」的警示，立刻遭到壓制，直接有人要求課題負責人閉嘴。現在網上有關減稅的文章也經常被刪除。利潤空間殆盡，只因意見空間殆盡。實際上，任何一篇報告未必正確，關鍵在於，一個健康的社會要保證所有的人表達自由。尤其在事關宏觀政策方面，更要有一個保證各種聲音都能發出的意見生態。這才是一個社會的透明的擋風玻璃。
有了關於路況的真實訊息，如果沒有靈敏的剎車系統，車照樣停不下來。財政支出的剎車系統，就是對財政支出的約束機制。然而在中國，這只是一個概念上的剎車系統。在文字上，中國各級政府的收支要經同級人大審批和監督，但歷史證明，這個剎車系統是失靈的。一般情況是，每年的財政收入決算一般會超過預算，支出一般會超過收入，支出決算一定會大大超過收入預算。下表是最近10年間的情況。這意味著，人大雖然表面上批準了財政收入預算，但對超過此預算的結果無力糾正，只能認可決算；對支出超過收入的情況也無法制約，只能認可支出決算。因此這是一個失靈的剎車系統。
而這輛無法剎車的汽車卻有著充足的動力，這就是吃稅人的利益衝動。我們在多年前問一些官員關於稅收的看法，他們認為稅收就是拿來給他們花的，如果花不完就突擊花，而不認為稅負是用來提供公共服務的，如果沒有花完，就要留給民眾和社會。這樣的看法到現在仍沒有改變，因為這個群體既沒有「爾俸爾祿，民脂民肓」的傳統觀念，也抵觸有關「納稅人」的概念。他們還有一個習慣看法，即這些年宏觀稅率不斷被他們提高，但似乎並沒有出現經濟學家預言的惡果，他們甚至質問，如果有「死亡稅率」，為什麼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成長？這顯然是倒果為因。中國到現在為止已經出現的經濟奇蹟，恰是原來較低稅率的結果。而這些年稅率並沒有保持在原來的水平上，而是不斷提高，且在一段時間內還存在著一定的利潤空間，但這個空間一定會隨著宏觀稅率的上漲不斷變小以致消失。
我相信宏觀決策者們都清楚拉弗曲線所闡釋的道理，知道減稅最終會帶來稅收的增加；更知道相反的結果，如果稅率過高會導致經濟衰退，稅收也會減少。但在現有的政治結構下，他們若要減稅也要遇到巨大的障礙，首先是吃稅人利益集團在這些年的財政支出飛速上漲的過程中，不僅形成了利益剛性，而且形成了利益膨脹剛性，即他們習慣於每年都增長的收入。他們必然要頑強對抗停止政府份額增大的任何企圖。更為嚴重的是，一旦經濟由於稅負過重而減慢或衰退，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們自己的收入不能減少，其他人的收入都是軟的。這種跡象已經顯現出來。不少地方的稅務局已經提前徵稅，即使是在北京，也有的地方稅務局在年初就征全年的稅了。
進一步說，減稅導致稅收增加的結果，是在社會和政府的整體範圍上、要經過較長時間才能實現，然而現在的行政部門一方面是短視的，只關注自己任期內的事情，因而它們不願意為較長時間的結果而忍耐當下的停止增稅或減稅；另一方面又是局部的，它們不願意為了整體的利益而約束局部利益的膨脹，並且認為自己這個局部多收一些無關大局。而從整個政府結構來看，也沒有對增加稅收行為的有效懲罰，這就不能改變它們的行為。
那麼，是否就沒解了呢？不是。如果宏觀決策者認識到問題嚴重且緊迫，痛下決心阻止惡果的發生，不惜使出霹靂手段，還是有辦法。剎車壞了，還可以勒手剎。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短期，在當下，就是救急；一是在長期，就是要改革制度結構，真正建立起約束財政支出的機制來。所謂「救急」，第一，就是要採用當前政府行政部門行之有效的手段，對各級政府的行政負責人進行一票否決式的約束，如果該級政府的財政支出增長速度超過當年該地區GDP增長速度，就地免職。這種方法在許多場合曾經採用過，如在非典時期就採用過，並且非常有效；第二，在全國層次，可由國務院直接審查沒有經過立法機關同意的各種稅費，並加以廢止；第三，在立法層次，則要進行直接的減稅，這包括減少稅種和降低稅率，如將企業所得稅率降低5個百分點以上和增值稅率降低3個百分點以上。
從長期看，就是要建立起社會的透明的擋風玻璃和靈敏的剎車裝置。這意味著要真正實施《憲法》第35條，保證民眾的表達自由；要把人大這個立法和監督機關建設成有效約束行政部門財政支出擴張的強有力的機構，這同時意味著要簡政。當然所謂「長期」，並不意味著「以後再做」，而是要從現在做起。比如「表達自由」這件事。看清楚汽車前面的路，才能避免跌下懸崖。如果不是這樣，例如這篇文章不能發出，或者發出了又不見了，前途可能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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