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策困局何解？
更新於2018年9月19日 06:39 德國商業銀行亞洲高級經濟學家 周浩
周浩：「央財」之爭提供了政策展望分析的極好樣本。去槓桿、穩增長、貿易戰，就像一個個在棋盤上不斷來來回回的棋子，想保住或者丟棄哪一個似乎都不合適。
「央財」之爭剛進入高潮似乎就偃旗息鼓，讓市場有些驚異之餘，又有些失望。這場爭論雖然上演的時間並不長，但卻是政策展望分析的極好樣本。總的來說，在政策決策者的心目中，去槓桿、穩增長、貿易戰，就像一個個在棋盤上不斷來來回回的棋子，想保住或者丟棄哪一個似乎都不合適，這也是眼下中國最為棘手的政策難題。
7月13日，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一篇《當前形勢下財政政策大有可為》一石激起千層浪，徐忠的主要觀點是，財政政策並未如年初設定的那樣寬鬆，同時財政部門可以採取多種方式幫助深陷「去槓桿」之困的金融機構脫困，此外，地方債務不能一推了之，也不應該一刀切。
儘管一直以來市場多少對央行和財政部的「面和心不和」有所耳聞，但央行官員公開批評財政政策卻十分罕見，這也讓這次爭論顯得火藥味十足。稍微總結一下，央行的觀點是，貨幣政策已經開始轉向寬鬆，但號稱「第二央行」的財政部在經濟下行過程中並沒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反而採取了過多的「順周期」政策。文章發表後，財政部方面有若干學者進行了反擊，主要觀點是金融機構本身造成了很多金融風險。換句話說，金融機構要求財政部門紓困頗有些「賊喊捉賊」的意味，且財政收入取之於民，要對全民負責，不能想花就花。
兩邊的觀點似乎都各有道理，當市場仍在等待「真理越辯越明」時，財政部似乎突然「服軟」了。7月2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國務院確定了財政政策要積極的方針，頗有些從善如流的意味，但市場也注意到，國務院常務會議的通稿中沒有提及「去槓桿」，這讓市場開始揣測「去槓桿」是否已經被「穩增長」所取代。
7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為這樣爭論最終定調。這次會議上不僅強調財政政策要積極，也表示要堅定去槓桿，並要求堅決遏制房價上漲。在這次會議上，提及了一個關鍵詞「穩中有變」，這樣的提法在官方文件中並不常見，具體表述為「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這成為了政策調整的一個重要背景。明眼人都知道，所謂的「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指中美貿易爭端不斷加劇，貿易戰爆發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嚴重威脅，政策的調整因應了外部環境的變化。
儘管眼下這場政策討論已經大致平息，但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政策卻似乎帶著鐐銬在跳舞。具體來看，在「去槓桿」和「限房價」的緊箍咒下，中國經濟增長短期之內讓人難有想象空間。但貿易戰的痛點卻告訴我們，中國經濟要注重質量，更應該強調「補短板」和「去槓桿」，不應該過度看重短期經濟增速。
市場也顯得信心不足。人民幣匯率面臨貶值壓力。股票市場在短暫的反彈後，又立刻掉頭向下。市場流動性泛濫，似乎也表明商業銀行仍然不願意向實體經濟投入多少信貸，最終造成了大量資金被迫囤積在銀行間市場。
不幸的是，即使不考慮貿易戰帶來的風險，目前的政策困局似乎也是無解的。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考慮，為什麼市場既希望又害怕政策放鬆？這是因為短期之內政策放鬆，將很容易造成資產價格飆升，而這對於經濟發展只會有短期的刺激作用。歷年來的經驗也表明，信貸衝量（即每一個單位的信貸增量能帶來的經濟增量）已經明顯降低。換句話說，信貸增長最終帶來了更快速的債務累積，而非實際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最終會顯得乏力，中期經濟會陷入停滯。所以，機構投資者只能把資金投入債券市場，而私人投資者只能把資金投入房地產市場，而很多國家的經驗也表明，這對於經濟發展來說並無裨益。
但筆者認為，陷入這樣的政策困局中，是因為沒有分辨「好債務」和「壞債務」。換句話說，如果信貸增長最終被累積成為沒有效率的債務，那麼政策放鬆只會帶來更多的中長期問題。只有企業通過擴張債務提升了自身的效率和市場競爭水平，這樣的債務增長才是良性的。
從全球主要國家的經驗來看，目前有這樣幾種債務模式：第一種是日本和很多南歐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貨幣政策的大幅寬鬆最終帶來了債台高築，儘管很多研究都表明，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但結構性改革的缺位導致了經濟發展陷入債務泥淖。
第二種則是德國模式，德國的企業和家庭部門債務率長期保持低位，德國企業和家庭普遍不願意過度消費、也不願意過度借貸，這導致德國的發展依賴於外部需求和內生性的經濟增長，在這種模式下，經濟增速的想象空間不大，但整體經濟面臨的風險也較低。
第三種則是美國模式，美國的家庭負債水平遠遠高於全球的平均水平，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如果美國家庭部門沒有高額消費導致的負債的話，那麼很多經濟體的發展就會出現嚴重的問題——很多國家其實十分依賴於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來獲得經濟發展，所以市場雖然總在呼籲美國減少經常項目逆差，但事實上，如果美國真的減少自身的消費，可能帶來很多的結構性問題。從目前美國的經濟政策來看，美國未來很可能會大幅減少自身的貿易逆差，這也意味著很多經濟體會面臨經濟增長乏力的問題。
另一方面，美國的企業負債方式也是獨特的，他們的融資主要是通過資本市場獲得，其產生的先決條件是有投資者願意買單，而投資者買單的前提是其投資能夠獲得合理的回報。所以在本輪金融危機之後，美國企業一直在努力修復並提高自身的市場競爭水平，以保持自身的融資能力。目前，美國企業的整體表現遠遠超過世界上的其他競爭對手，這也表明美國經濟最終回到了自身的常規運行軌道上。
簡單的分析顯示，債務本身並沒有對錯，問題的癥結在於如何通過合理的負債來實現可持續的增長。從根本上來說，這仍然是一個發展模式的問題。在中國的語境中，延續傳統的發展思路，「保增長」和「去槓桿」產生的矛盾，其實是難以避免的。而過度強調貿易戰這樣一個外部因素，只會讓大家更加心安理得地回到依賴基建和房地產的老路上去，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中國傳統債務增長的空間已經十分有限，即使是按照過去幾個季度相對較為緩慢的信貸增速，中國的債務率事實上只出現了大約一個百分點的下降。按照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中國的非金融部門債務率佔GDP的比重大約為255.7%，這與2017年第三季度的峰值256.9%的水平相比，降幅可以說是微乎其微，而即使如此，市場已經是叫苦聲一片。
因此，政策的核心要義是保證企業能夠在中長期內實現良性的發展。從這個角度出發，國有企業改革、降低企業負擔以及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是關鍵。而要實現這些目標，減少壟斷和行政干預、減稅降費、建立法制意識，才是解開政策困局的良藥。因此貿易戰儘管看起來創造了「變」的客觀條件，但事實上傳統政策空間已經十分有限，在這個時候，中國需要重新對政策組合和政策目標進行考量。
改革全球治理 應對百姓關切
更新於2018年9月18日 06:18 全球挑戰基金會副主席 馬茨•安德松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安德松：雖然衝突和核擴散是具有潛在災難性影響的全球問題，但全球挑戰基金會發現，它們並不是新興經濟體民眾的首要擔憂對象。
近期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金磚國家年度峰會上，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習近平和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等領導人就如何促進俄羅斯、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結成更緊密的經濟聯盟進行了討論。
與我們在北半球看到的情況相反，他們對多邊主義做了一些堅定承諾。然而，這種經濟政策的分歧是否代表了全球優先事項的更大分歧呢？
北約(Nato)大國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政治動蕩；敘利亞、也門和烏克蘭的持續衝突；朝鮮和伊朗的核緊張局勢，似乎成了當前超國家組織討論的主要議題。
雖然這些顯然都是具有潛在災難性影響的全球問題，但它們並不是新興經濟體普通民眾最緊迫的擔憂對象。
我們「全球挑戰基金會」(Global Challenges Foundation)最近公布了2018年《全球災難性風險》(Global Catastrophic Risks)調查結果。這份年度全球調查詢問受訪者，他們認為最令人擔憂的全球災難性風險是什麼？雖然帶有政治動機的暴力事件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已上升成為總體上最令人擔憂的問題，但這些擔憂主要是由西方推波助瀾的。
巴西（92%）、中國（89%）、印度（90%）和南非（89%）的公民更加關注氣候變化和其他環境破壞。
隨著這些國家繼續追求快速工業化，污染、重工業和人口過剩成了普遍現象。發展中國家的家庭不太關心全球核戰爭的前景，而更關注眼前的氣候變化威脅，及其對他們的健康和生計的影響。
世界銀行(World Bank)最近對南亞氣候變化後果的一項研究發現，即使全球對氣候變化做出回應，減少排放，四分之一南亞人民的生活水平還是會下降。在中國，相關影響可能更加嚴重，近期報告似乎顯示，由於氣溫上升，至本世紀末中國北方大片土地可能不再適合居住。
但氣候變化是一項全球性挑戰，這一風險威脅著我們所有人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而解決這一問題將需要全世界的國家組織、超國家組織共同努力。金磚國家已呼籲發達國家採取更多措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且金磚國家已商定了公平的排放目標，不過它們的公民還在敦促採取更多行動。
在全球挑戰基金會調查的1萬名受訪者中，大多數人認為政界人士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做得不夠，來自印度（84%）和南非（82%）的受訪者有此看法的人數較多，澳大利亞和美國（均為68%）則最少。
對於我們當前的全球治理體系，各國公民在信任上存在明顯分歧。許多發展中國家人民並不認為超國家組織——尤其是聯合國——符合其宗旨，並且強烈要求進行改革。
全球挑戰基金會最近設立了「新形態獎」(New Shape Prize)，目的是集思廣益，改善針對全球災難性風險的治理框架。我們得到了各種各樣引人深思的建議。
一份建議書提出，應著手解決聯合國以國家為中心的過時特性，主張其他行為主體往往能更好地落實其全球人道主義和發展工作。該模型提議將企業、非政府組織(NGO)和年輕人納入聯合國治理結構，並且讓聯合國將其有限的資源集中於關鍵任務，比如解決衝突，這類任務是其他主體不容易執行的。
還有提案建議，以契合全球目標的方式創建新的體系來補充我們的現有架構，例如由公民們自我組織解決當地問題。在科技（IT門戶和區塊鏈）的助力下，此類體系將獲得擁有相關技能或興趣的人的推動，而且可能受到相同的「行動圈」的制衡。
無論解決方案是什麼，很明顯我們現有的體系不再能有效應對生活在中低收入國家的、全球絕大多數人口所關注的問題。我們需要找到新的、能夠處理這些風險不斷變化性質的全球合作模式，以滿足整個國際社會的需要，並為子孫後代保護我們的世界。
馬茨•安德松(Mats Andersson)是瑞典非營利組織全球挑戰基金會的副主席和董事會成員，該組織旨在提高人們對全球災難性風險的認識，並提升應對這些風險所必須的治理。他曾擔任瑞典國家第四養老基金會(AP4)首席執行官，還是Portfolio Decarbonization Coalition的聯合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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