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發行數位貨幣 大勢所趨
2017-02-03 00:50經濟日報 李沃牆
金雞伊始，即有執政黨立委提議要將新台幣紙鈔的孫中山、蔣中正人像換掉並重新設計，引發許多議論，但兩造均著墨於意識形態的發言，毫無建議性。瑞典、丹麥逐漸邁向無現金社會，未來也許台灣也用不上紙鈔。
眼下倒是有個貨幣的議題讓全球央行「傷腦筋」，不少央行已在思索：是否要發行具法償地位的數位貨幣（Digital Currency）？
金融科技（FinTech）方興未艾，電子轉帳、電子支票、電子信用卡、電子錢包等電子貨幣行動支付迅速崛起；比特幣、萊特幣和PPCoin等不具法償地位的虛擬通貨已用於商品交易。隨著互聯網、雲計算、終端安全存儲及區塊鏈（Blockchain）等技術的演進，數位貨幣發展正對央行的貨幣發行和貨幣政策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數位貨幣包括電子貨幣及虛擬通貨二類。前者係經主管機關許可，以電子載具（如晶片卡、電腦及手機等）儲存法償貨幣價值，透過電子方式發動或傳輸交易資料，用以替代實體現金完成款項支付，目前已被廣泛流通使用。而後者目前多由私人發行，如以區塊鏈交易的比特幣是一種「去中心化」體系，無「央行」發行與政府背書，亦不具法償地位，無疑是直接挑戰央行的地位，迄今未被普遍接受，但卻深具發展潛力。
發行及調節貨幣、穩定幣值是央行的重要功能，但許多人不解，為何尚未有任何國家央行發行數位貨幣，主因有四點，包括：一、對央行來說，發行貨幣是一種主權象徵，貨幣有政府背書擔保並賦予無限或有限法償地位，才能構建穩定、安全的金融體系基礎。二、倘由銀行體系或非銀行體系發行，則涉及央行鑄幣稅（Seigniorage）及對貨幣政策擬定與執行之權利。三、攸關民間金融創新與商業銀行存款減少問題。四、涉及金融監理及侵犯交易隱私之權衡問題。
坦白說，央行發行數位貨幣雖有不少隱憂及挑戰，但當前數位貨幣的高效率與安全性已漸趨成熟，如應用區塊鏈技術，可大幅提升金融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已用於許多領域，有望成為全新的支付工具。另一方面，發行數位貨幣亦可增加經濟交易活動的便利性和透明度，降低發行成本、防止洗錢及逃漏稅等犯罪行為，進而提升央行對貨幣供給和貨幣流通的控制力。
新加坡、中國大陸、英國、挪威及歐洲央行已著手評估發行數位貨幣的效果，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央行）已於2015年宣佈投入研究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紀錄保存系統，擬用數位貨幣於銀行間支付，藉以簡化跨行支付流程和降低交易成本。中國大陸人行總裁周小川認為：「紙幣技術含量低，從安全及成本等角度視之，被新技術、新產品取代是大勢所趨。」2014年起，成立了發行法定數位貨幣的專門研究小組，去年初宣佈考慮發行數位貨幣。
數位貨幣在歐洲相關國家和地區的交易量超過了10億歐元。英國央行於2016年初展開研究發行數位貨幣；挪威最大的銀行DNB早已取消現金櫃檯服務，該銀行呼籲政府應徹底停止使用紙幣；歐洲央行（ECB）則由物價及金融穩定、支付系統穩定及監理等不同面向，審慎評估發行虛擬通貨的可行性。
既然央行發行具法償地位的數位貨幣已是大勢所趨，復又邁向數位國家已成為執政黨既定政策，政府及央行更應好好思考其可行性，豈能浪費時間在意識形態做文章。
（作者是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7：中國經濟維穩之年
更新於2017年2月3日 07:02 英國《金融時報》旗下Medley Global Advisors組稿編輯 丹•柏格萊
中國經濟今年在各個方面的表現可能會與上一年度持平。政治維穩的需要也基本上杜絕了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
本周中國歡度春節假期之際，英國《金融時報》旗下宏觀研究機構Medley Global Advisors (MGA)利用市場平靜之機，將目光瞄準了2017年中國面臨的一些偏結構性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今年中國經濟是否會實現進一步的再平衡，減小對投資的依賴，提高消費的比重。鑒於2016年的經濟增幅為6.7%、跟計畫的目標完全一致（至少官方口徑是如此），MGA估計，這一年家庭部門消費占比上升了一個百分點，達到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9%。這一比例仍遠低於更發達經濟體的水準，但它反映出了自金融危機衝擊以來中國取得的穩步進展。
遺憾的是，2017年中國在這方面可能不會取得更多進展。如今，城市居民收入年增幅從2011年的16%降至略高於8%，消費者面臨著工資增長迅速放緩的局面，同時又不得不消化近期的房價飆升。有鑑於此，他們很可能會收斂自己的花銷。
考慮到國民儲蓄率為48%，中國家庭部門的財力仍很雄厚。但是，除非政府建立起健全得多的社會保障網（就養老金和醫療保險兩方面而言），否則，中國人是不會花掉自己的儲蓄的。由於公共收入承壓——特別是在地方政府層面——投資者不應指望2017年中國在這方面會有多大變化。
這意味著，中國若想保住增長勢頭，貿易和投資將承受更大壓力。貿易前景的確正在改善。此前兩年的貿易狀況很糟糕，淨出口萎縮、對整體GDP增長的貢獻變為負值。如果美國經濟像預期的那樣繼續企穩，那麼，今年中國的出口應該會回升。
但MGA警告稱，在2016年出口名義下降7.7%之後，2017年的對外貿易表現也許最多只能與2016年持平，而且這還是在假設（一個重要的假設）特朗普(Trump)政府只會有選擇性地對鋁、鋼鐵等少數幾個焦點行業加征關稅、而非點燃一場真正貿易戰的情況下。
2017年應該會成為基礎設施投資強勁的又一個年份。去年，基礎設施投資增長了18%，約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一半。但其他領域投資——製造業和房地產投資——的前景面臨更大的變數。中國民營企業依然面臨需求疲軟和借款成本高企的局面，因而將在擴大資本支出方面保持謹慎——去年資本支出增幅為4%——甚至可能根本不會擴大資本支出。
另一方面，房地產投資經歷了2016年的激增之後很可能會放緩，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局為抑制房價上漲推出了越來越嚴苛的調控措施。總體來說，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應該會與2016年的8%持平，但絕不會高於這個數。
這表明，中國經濟將繼續以6.5%左右的速度增長（這裡還是基於官方數字），雖然與過去相比這一點兒也不搶眼，但它應該是北京方面可以接受的。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即使是這種增長水準也付出了財務杠杆增加的代價：去年中國信貸規模擴大了15.4%。
MGA表示，此刻需要關注的是債券市場。隨著中國債務餘額與GDP之比飆升至近265%，中國的債市一直在快速擴張。這加大了資產品質風險，但2017年的發債規模很可能依然很大。中國政府把地方政府債發行總額目標定為11萬億至12萬億元人民幣（合1.6萬億至1.7萬億美元）——高於2016年的6萬億元人民幣——以便完成始於2014年末的地方債置換計畫。
2017年，企業違約和破產的情況很可能也會增加，尤其是考慮到北京方面仍在推進涉及在某些行業去產能的供給側改革。
但是，由於2017年是一個從政治角度看如此重要的年份——秋天的中共“十九大”上將進行領導層換屆——中國的“金融救火隊”將處於高度戒備狀態。在中國央行牽頭下，他們將在必要時提供流動性，並幫助商定違約解決方案。所以，雖然債務規模仍將攀升，但2017年不會是中國金融體系爆發危機的年份。
政治的確是重中之重，北京方面決心讓其他一切東西保持穩定、甚至是靜止，即不斷加大對媒體、非政府組織(NGO)乃至整個互聯網的打壓。中共現在很緊張，儘管MGA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似乎有很大把握將自己偏愛的候選人安插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但黨內鬥爭正在幕後上演。
值得關注的最重要動態是，習近平的假定接班人是否會產生。如果今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成員當中，沒有一位在2027年仍低於67歲的退休年齡，那將是一個強烈的信號，說明習近平不打算在五年後放棄權力。投資者是否會歡迎這種集權——儘管目前而言這種集權增強了穩定性——是值得懷疑的。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與習近平的全球化主張
更新於2017年1月26日 07:44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沃爾夫：宣揚“美國優先”聽著就像是宣佈開打經濟戰。美國非常強大，但無法為所欲為。它也許只會讓自己淪為無賴國家。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上做了關於全球化的演講，人們本來以為美國總統才會發表這樣的演講。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就職典禮上發表了針對貿易的評論，人們從來沒有想到美國總統會說出這樣的話。這種反差令人震驚。
習近平意識到全球化不會一帆風順，但他提出，“把困擾世界的問題簡單歸咎於經濟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於問題解決”。相反，“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上一位在世界經濟論壇演講的美國總統也說過類似的觀點，2000年時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說道：“我們必須明確重申，開放市場和基於規則的貿易是我們所知的提高生活水準、減少環境破壞和打造共同繁榮的最佳工具。”
特朗普拒斥這種願景，他說：“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國界免受他國蹂躪，他們生產本該我們生產的商品，偷走了我們的公司，毀掉了我們的工作機會。只有保護，才能帶來繁榮富強。”還有：“我們將遵循兩個簡單的原則：買美國貨和雇美國人。”
這不是口頭說說而已。特朗普已經宣佈美國退出其前任談判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還宣佈打算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此外，他威脅要懲罰墨西哥和中國——分別對兩國徵收35%和45%的關稅。在這種威脅的背後，是特朗普的貿易政策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及其擬任的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所稱的“特朗普貿易原則”，即“任何協議必須提高（美國經濟的）增長率、減少貿易逆差和增強美國製造業基礎”。
這可能會讓英國讀者想起上世紀70年代工党左翼人士提出的“更替性經濟戰略”。與納瓦羅、羅斯以及（顯然還有）特朗普一樣，那些左翼人士辯稱，貿易逆差抑制需求。控制進口是他們的解決方案。特朗普青睞的協議似乎就是以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為目的。誰能想到，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市場經濟和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的政策制定機構會信奉原始的重商主義？
可怕的事實是，那些看起來與特朗普關係最密切的人相信幾乎是完全錯誤的事情。
例如，他們認為，不對出口商品徵收增值稅是對出口的補貼。事實並非如此：在歐盟銷售的美國商品和歐洲商品一樣繳納增值稅；而在美國銷售的歐洲商品和美國商品一樣繳納銷售稅。在這兩種情況下，國內商品和進口商品之間沒有發生任何扭曲。關稅只對進口商品徵收的話，的確會扭曲相對價格。
此外，這些人還認為貿易政策決定貿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情況並非如此，因為貿易（和經常項目）平衡反映收入和支出之間的差額。假設徵收跨境關稅，人們將會減少外匯購買，匯率將會走高，直至出口下降和進口上升，使得逆差恢復至初始水準。那麼保護只是幫助一些企業獲益，而讓其他企業受損。特朗普所提議措施的目的似乎是復興那些經濟上已經死亡的企業。沒錯，保護政策可能讓美國對外國投資的吸引力下降，從而降低外部赤字。但這似乎很難說是明智的戰略。
然而，另一個錯誤是相信雙邊協定會帶來好處。貿易協定與企業間的協定不一樣。它們制定的條款是所有企業進行交易的依據。雙邊主義會使全球市場四分五裂。如果新的雙邊協議破壞競爭條件，企業就很難做出長期安排。
遺憾的是，正如馬丁•桑德布(Martin Sandbu)辯稱的那樣，不明智的政策可能產生巨大破壞。美國總統擁有幾乎可以隨心所欲的法定權力。但背棄過去的協議肯定會讓人覺得美國似乎不是可靠的夥伴。受害方（尤其是中國）也可能展開報復。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分析表明，中國和墨西哥總共占到美國貿易的四分之一。如果全面開打貿易戰，美國私營部門的就業崗位可能減少480萬個。供應鏈也可能受到特別嚴重的破壞。
除此以外還有巨大的地緣政治影響。打擊墨西哥將會讓該國30年的改革毀於一旦，可能導致左翼民粹主義者上臺。打擊中國可能破壞幾十年來關鍵的中美關係。拋棄TPP可能讓美國在亞洲的許多盟友倒向中國。忽視世貿組織(WTO)規則可能摧毀這個為全球實體經濟提供穩定力量的機構。
“美國優先”論調聽起來像是宣佈開打經濟戰。美國確實非常強大。但即便如此，它也沒有把握自己能夠為所欲為。所以事實上，它可能只是在宣佈自己要作一個流氓國家。
一旦這個霸主攻擊其所創建的體系，可能只會產生兩個結果：它發生崩塌，或者圍繞新霸主重新建立這個體系。習近平領導的中國無法取代美國：那將需要與歐洲和其他亞洲強國合作。更有可能的結果是崩塌為一種各方都不講規則的貿易政策。習近平的願景是正確的。但是，沒有特朗普的支持，這一願景現在可能行不通。那樣的話將不會有任何人受益，包括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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