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TPP效應 產業政策應有新思維
2017-01-25 01:32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美國總統川普上臺後，立即簽署行政命令宣告退出「泛太平洋夥伴協定」(TPP)，這讓原來想藉加入TPP以「親美遠中」的蔡政府，在「拚經濟」上必須另起爐灶，但當前政府的「五加二」政策集中在有限的先進製造業，廣大的傳統產業難以普遍獲利；新南向政策即使有效推動，也難以在朝夕間獲致顯著成效，應另闢蹊徑突破現狀。
政府應以新思維制定產業政策，還是能為台灣經濟打開成長的活路。根據2013年世界經濟論壇（WEF）和世界銀行的研究，降低服務業供應鏈的貿易障礙，包括市場進入、國境行政、運輸及通訊設施，以及商業環境等，所帶來的成長效益，會是去除關稅障礙所帶來效益的六倍之多；也就是撤除「服務貿易障礙」，可以為全球帶來5%的經濟成長，以及15%的貿易成長。
許多人不太瞭解，一個有效率服務業帶來的效益，並不限於服務本身的發展，而是會普遍嘉惠於製造業和農業。例如，一套涵蓋了廣大區域的無線移動通訊體系，不僅可以因使用人口眾多而對手機的需求量大增，促成手機製造和零件產業興盛，也可以因有效改善山坡地農業的聯繫狀況、有效使用農業勞動而顯著提升其勞動生產力。易言之，一個有效率的服務業，會讓製造業和農業的產值一起提高，促進整體的經濟成長。
然而，許多後進國家普遍認為，服務業是個「當地產業」，不像製造業可以生產後出口賺取外匯，就想保護服務業給本國企業。例如，台灣遲至1984年才開放麥當勞速食店進入，卻沒想到它雖然搶了一些本地的餐飲市場，卻帶動了台灣的飲食革命，讓餐飲業進入現代化的衛生和便利環境。台灣今天的連鎖餐飲業能夠欣欣向榮，甚至少數還輸出到東南亞及歐美，絕對和麥當勞進入台灣有關。但是，許多屬於服務業的市場，如法律、教育、醫療、金融、通訊、運輸，台灣還是保留著相當多的投資和貿易障礙，擋掉許多商機，也阻礙整體服務效能提升，限縮了經濟成長的空間。
影響服務品質或競爭力的政策，包括管制規範、貿易障礙，以及國內涉及人力資本、基礎設施、機構品質等。服務貿易的自由化，以及服務管制的改革，會顯著提升服務的品質，提高生活水準，進而吸引人才留駐，創造出更高的經濟生產。最近國發會提出的「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雇用法」就是一個處理台灣個人賦稅偏高、影響雇用外國高階人才的重要法案。如果外國高級人才都不願意來台，當然就不會有外資會投資台灣，外人投資就會逐年下降。
台灣教育、醫療、法律等產業的長期保護，其實阻礙了高素質境外人才的流入。如果美國哈佛大學有個分校和醫院設在台灣，對台灣吸引國際高級人才、留住本國人才的效果會有多大？而如果耶魯、柏克萊等名校都在台設立分校呢？這其實就是新加坡的引才和留才重要策略。我們常說要自由化、國際化，但做的卻相當有限；即使馬前總統說「人才外流是國安問題」，也沒見前政府提出甚麼有效政策。
另外就是政府的決策和執行能力。台灣各種抗爭活動愈來愈多，顯示政府的政策設計能力，或調整政策能力逐漸滑落，這涉及「機構品質」的良莠，也就是公務員品質的問題；若「年金改革」過當，導致優良人才快速離開公部門，將造成政府更無能力調整政策，全島成為一個「抗議之島」，經濟嚴重受創。
最後，發展服務業需要人力，台灣的婦女勞動參與率約為50%，低於歐美先進國家約五到十個百分點；若能提供良好的家庭相關政策(如托嬰、長照)，就能釋出大量婦女勞動力來支援服務業的發展。即使沒有TPP，產業政策的空間還大得很。
特朗普的煤炭復興計畫將被經濟現實打敗
更新於2017年1月24日 07:00 環境網站“中外對話”記者 夏•洛婷
中外對話：特朗普承諾通過廢除奧巴馬制定的限煤法規來創造就業，然而全球市場的現實決定了這幾乎不可能實現。
去年5月在北達科他州俾斯麥的一次油氣行業會議上，當時的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曾表示，化石燃料將會迎來一個光明的未來。
“我們的天然氣儲量比俄國、伊朗、卡達和沙特加起來還多，煤炭儲量是俄羅斯的3倍，我們尚未開發的油氣儲量估計價值約50萬億美元。想想吧，咱們有的是資源！可是之前我們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如此煽動著與會人士的情緒。
但是，特朗普對煤炭的樂觀情緒從經濟的角度來說不過是鏡花水月。這位房地產開發商出身的總統承諾要通過廢除奧巴馬政府制定的限制煤炭產業的法規來創造就業崗位，而現實則是全球市場決定了這幾乎不可能實現。
美國的煤炭企業正在陸續倒閉。世界最大的私有煤炭廠商皮博迪能源2016年申請破產，而近年來倒閉的美國煤炭企業已經達到50個。
美國煤炭產業每年失去約1萬個工作崗位，這不是因為缺少土地或採礦權，而是因為這個行業已經不再有利可圖。
根據美國能源部的資料，風能和太陽能產業如今為美國提供了比化石燃料部門更多的就業機會。在全球範圍內，2016年可再生能源是新增裝機容量最大的能源形式。
根據美國能源部最近公佈的一份報告，煤炭產業挖掘、開採、發電等環節的就業人數約為16萬人。但是，2006年以來煤炭發電量已經下降53%。這一趨勢還將繼續，而煤電衰退導致的失業只能依賴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就業的增長來挽救。2016年太陽能產業就業人數達到約37.4萬人，同比增長了25%；同年風能產業就業人數為10.2萬人，增長了32%。
人事任命透露特朗普環境議程
特朗普本月的內閣任命表明，發展綠色經濟並不是新政府的工作重點。相反，新政府將進一步鼓勵葉岩油氣和煤炭擴張，並取消對化石燃料的生產限制。
特朗普任命了有“石油代言人”之稱的前埃克森美孚總裁雷克斯·蒂勒森擔任國務卿。埃克森美孚此時已深陷調查：該公司被懷疑從70年代開始隱瞞有關化石燃料對氣候影響，並且資助某些組織來抵制氣候變化真實存在的這一科學共識。
而直言不諱自己是“氣候變化懷疑論者”的斯科特·普瑞特被任命為美國環保署署長，此人職業生涯中有不少時間都在與環保署為敵。德克薩斯州前州長裡克·佩里被任命為能源部部長也讓不少人大跌眼鏡，因為他曾在2011年聲稱只要有機會就會“ 取消這個部門”。
這些頗具爭議的人事任命傳達出的信號是，特朗普將會想辦法束縛美國環保署的手腳，並且推翻過去8年中奧巴馬制定的環境法律。
多條環保法案或被撤銷
特朗普已經威脅說要“取消”限制全球變暖的巴黎協定，該協定不久前被近200個國家以創紀錄的速度簽署並通過。他還威脅要撕毀美國的《清潔電力計畫》，一個減少發電廠二氧化碳污染的歷史性計畫。
此外，他還計畫取消一系列法規，例如關於聯邦煤礦用地租賃的禁令，以及遏制油氣部門甲烷排放和禁止採煤企業從事污染飲用水的生產活動等的法規。
新政府或加劇氣候變化威脅
那麼，特朗普政府對氣候行動的威脅到底有多大呢？
世界資源研究所氣候項目全球主管寶拉·卡巴勒羅說：“2007年以來，美國一次能源消費減少了2.4%，而經濟增長了10%。我們希望美國在全球清潔能源轉型中能夠保持這一勢頭。背棄過去的承諾，很有可能使美國受到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孤立，並且失去近年來已經得到公認的全球領導地位。”
新一屆政府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安全威脅沒有足夠的認識，這讓華盛頓的軍事和安全專家們感到憂慮。
“氣候變化是一個需要我們從國家安全角度來解決的主要問題。” 國家安全問題研究機構“美國安全計畫”的CEO斯蒂芬·切尼準將如是說。
切尼說：“從任命聽證會的情況來看，蒂勒森的確不無道理，但在我看來還不夠有說服力。一些回應還有點令人不安。”他指的是雷克斯·蒂勒森拒絕承認氣候變化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國家安全威脅。
他還說：“我對雷克斯·蒂勒森被任命為國務卿深感憂慮。”
另外一些人則認為氣候變化將打亂國際政局，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被特朗普任命為國防部長的“瘋狗”馬蒂斯將軍。
本周早些時候，馬蒂斯稱他認為氣候變化會導致北冰洋出現多條新航道。他還建議美國必須保護自身在該地區的利益，並說國防部應該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他潛在的憂慮就是氣候變化可能導致氣候難民增加，從而增加衝突的風險。
化石能源無法提振美國經濟
如果美國不履行在國際上做出的抗擊氣候變化的承諾，將會被歐洲的交易夥伴們嗤之以鼻。
英國前能源與氣候變化大臣愛德華·大衛說：“抗擊氣候變化的全球經濟轉型已經成形，不可逆轉。如果哪個國家不參與進來，就會在創新競賽和新技術的創造中落後，這一點已經越來越清晰。”
與此同時，中國已經決心成為“清潔電力時代”的領導者，並且已經在清潔技術推廣和全球融資方面扮演了領頭羊的角色。能源經濟與金融分析研究所最近的一份報告表明，中國去年在海外可再生能源及相關技術上的投資高達320億美元（220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0%。
如果美國在氣候問題上倒退，可再生能源投資將流向他處。而印度和中國已經做好了開放其綠色金融市場的準備。
可再生能源技術的投資勢頭正高漲，但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把納稅人的錢浪費在化石燃料補貼上，同時拖住美國經濟去碳化行動的後腿。這與特朗普增加高薪就業和幫助商界擴大出口的計畫是背道而馳的。
美國貿易逆差歸咎於中國？
更新於2017年1月24日 07:00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黃育川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黃育川：美國的貿易逆差在中國成為出口大國之前就存在很久了，而且巨額貿易逆差對美國來說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保護主義情緒越來越濃厚的美國，新一屆政府將本國巨額貿易逆差和就業崗位流失歸咎於中國。相比之下，歐洲多數政策制定者主張用一種更為謹慎的立場來平息民粹主義情緒。
美國以及歐盟（在較小程度上）都存在對華貿易逆差，為此類擔憂提供了一定的可信性，但其中的邏輯破綻百出。除了與中國都有雙邊貿易逆差之外，美歐之間存在許多差異——歐盟目前有巨大的總體貿易順差，而美國長期以來的總體貿易逆差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不安全感，中國很容易就成為了這種情緒針對的目標。歐盟的情況也更加複雜，有些成員國與中國之間存在巨大的雙邊貿易逆差，但有些國家（如德國）對中國卻存在巨額順差。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歐盟境內的反華情緒較為分散。
美國的總體貿易逆差與中國的順差之間沒有直接聯繫。另外有些人宣稱，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其帶來了不公平優勢，這也並非事實。
這種混淆源自對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中國進口主要由亞洲其他國家生產的零部件、然後組裝並輸往西方——的曲解。經合組織(OECD)的研究證明瞭要為涉及零部件貿易的最終產品的價值確定原產國是多麼困難。如圖1所示，加入WTO後，隨著中國開始從亞洲其他合作夥伴進口部件、組裝並出口至美國和歐盟，中國對西方的貿易順差才出現激增。中國組裝活動帶來的出口順差緊接著大部分被用於進口大宗商品以支撐基礎設施投資。總之，中國與美國和歐盟之間存在一種結構性貿易順差，且其中多半被與其他國家的逆差抵消。
要弄清實際情況，我們需要從總體貿易和雙邊貿易兩個視角看待貿易平衡。美國的總體貿易逆差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末變得巨大，直到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2009年前後才開始出現放緩（見圖2）。但中國的貿易順差直至2005年前後才開始變得很大。既然美國的總體貿易逆差在中國成為出口大國之前就存在很久了，怎麼還能讓中國對此負責呢？
至於歐盟，得益於各成員國實行的財政和匯率政策，歷史上歐盟的總體貿易大致處於平衡狀態。歐盟在最近幾年才出現較大的順差，並且其規模已能夠與中國相比。
美國的貿易逆差是其龐大財政赤字及家庭入不敷出的消費習慣的結果。此外，因為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其幣值長期被高估，因此無法調整以幫助減少貿易逆差。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巨額總體貿易逆差對美國來說是不可避免的，而哪些國家成為對應雙邊貿易順差的來源是偶然的。
美國對東亞歷來都存在巨大的貿易逆差，上世紀90年代，這些逆差主要集中在較發達經濟體，尤其是日本、韓國和臺灣。過去幾十年來，來自東亞的製成品進口一直占美國總製成品進口的45%左右。但自中國入世之後，中國作為地區組裝鏈條上最後一站在亞洲對美出口中所占份額逐漸擴大。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所占份額不到10%，但自2001年以來，這一比例已升至60%左右。因此，將美國的貿易逆差與中國的貿易順差聯繫起來頗具誤導性。美國貿易逆差其實是對更廣泛的東亞的逆差。對歐盟來說也是這個道理。
道理雖然如此，西方的保護主義情緒卻很可能將持續高漲，因為人們認為製造業就業崗位已經流失到了中國。但西方就業崗位減少實際上也不是中國造成的問題。自二戰結束以來，由於服務業的興起和技術進步，歐洲和美國製造業工人的比例總體處於下滑態勢。低成本勞動力的供給——如果不是中國，也還有別的國家，如墨西哥、越南和東歐國家——使較高收入經濟體就業崗位減少成為必然。試圖利用貿易壁壘阻止這一進程最終將適得其反，代價將體現在所有國家出現增長放緩、福祉減少。
此外，近年來，就業減少狀況也發生了變化。例如，與普遍感受相反，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自2010年以來實際上一直在增加。但在中國，由於工資10多年來一直以每年兩位元元數的速度增長，製造業勞動力數量持續下滑。
但西方中產階層工資增長停滯已經引發了再也無法被輕易撫平的挫敗感。民主政治體制面臨壓力，必須在不放棄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的前提下，尋找辦法解決民粹主義的擔憂。中國等國在此過程中需要扮演的角色是，對本國結構性調整給西方造成的外部影響要多加體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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