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師法國際 走向兩稅分離
2016-10-28 03:12經濟日報 ■黃士洲（台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主任）
財政部長許虞哲日前表示，財政部已委託專家研究股利所得課稅及兩稅合一制，並拋出調整內外資股利課稅及營所稅、綜所稅率的可能性，此番宣示誠屬大開大闔，現正值稅收超徵暫解財政困難之際，恰好是檢討陳年稅制，為低薪低成長的悶經濟注入一股活水的良好時機。
我國自詡全球第17大經濟體，經濟生存空間在國際貿易與投資，然諸多財經、稅制與國際水準仍有相當差距，特別是所得與資本稅制依舊抱著兩稅合一制、重課股利所得、證交免稅的陳舊思維，阻礙勞力、技術與資金自由流動甚鉅，連國外實行多年的有限合夥制度，也因稅事搞不定，經濟部資料顯示至今竟僅有一案申請。
營所、綜所兩稅合一制於87年實施之初，雖收避免重複課稅之效，但設置可扣抵稅額帳戶及未分配盈餘稅的行政成本擾民，又因99年營所稅率調降至17%，104年股東可扣抵稅額減半，綜所稅最高稅率又提至45%，兩稅合一至此已支離破碎，失去稅收中立性－股利所得最終負擔率可高達49.675%，鼓勵短期持有、除權息前賣出，來轉換成證交免稅所得，更別說轉換為外資身分持有，現省16個百分點稅率的稅負。
對此，林全院長明智地指出解決假外資問題，正是綜所、營所稅改革的核心。
兩稅合一制已走到一個臨界點，國際主流的兩稅分離制容值得研議與仿效。建議欲提振投資、內外資課稅一致，不僅需要兩稅分離制，還需進一步輔以資本利得扣繳稅制，並設定兩稅合計最高負擔上限為40%。
配套措施除了營所稅回復至25%之外，股利與證交所得應一併適用分離課稅20%，內外資稅負即可一致，解決假外資問題，同時設定「投資特別扣除額」，讓小額投資人稅負不因此而增加。觀德國自2008年起採行資本利得分離稅制（但其稅率設定較高），不僅安然度過金融海嘯，今日股市蓬勃、國民經濟傲人成就，實有目共睹。
至於有限合夥成效不彰，卡在有限合夥須比照營利事業納稅，相較國際慣例，稅負成本明顯較高。實則獨資、合夥與有限合夥屬人合組織，性質有別於公司法人，多數國家作法是併入綜所稅，我國囿於兩稅合一及可扣抵稅額減半，乃強制獨資、合夥都需報繳營所稅。
如為接軌國際並透過有限合夥注入經濟活力，可先研議修法回復獨資、合夥申報營利事業所得但併入綜所稅（即103年以前舊制）。
跨境電商課稅與受控外國公司也是稅制接軌國際、維護善良企業競爭力的關鍵課題，前者可期待年底通過明年起施行，後者雖於7月通過，但施行日遙遙無期之下，各國早已磨刀霍霍競逐海外稅源時，台灣稅局卻只能乾瞪眼。
毋寧，CFC稅制越是儘早施行，稅官、稅務代理人的學習成本越低、經驗累積也是越快，更帶動國際稅制人才的投入與成長，輔導我國企業躍上國際舞台，泯除跨國企業或私人利用紙上公司、假外資避稅的動機。
（作者是台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主任）
西方引領貿易繁榮的時代結束了？
更新於2016年10月27日 06:42 英國《金融時報》 馬丁·沃爾夫
沃爾夫：西方引領貿易繁榮的時代似乎已經結束。若貿易增長復蘇，那可能也是由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亞洲大國所推動。
全球化正在逆轉嗎？沒有，但它失去了動力，尤其是從幾十年來充當全球經濟一體化引擎的貿易的角度來看。然而，問題在於，貿易增長為何放緩？是因為全球經濟放緩？因為某些機遇消耗殆盡？還是因為保護主義？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答案是這3個原因全都“成立”，只是程度各有不同。
從1960年到2015年，按實際值計量，世界貿易平均增長率達到6.6%，同時產值平均增長率為3.5%。然而，從2008年到2015年，世界貿易年均增長率按實際值計量僅為3.4%，同時全球產值年均增長2.4%。不僅貿易增速放緩，而且貿易增速與產值增速之間的差距也急劇縮小。
IMF認為，貿易額增長疲弱在很大程度上是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同步放緩的結果。它還補充稱，“在商品領域，85%的產品系列貿易增長放緩，其中資本品和中間產品的貿易增長放緩最為明顯”。
IMF認為，後危機時代的投資放緩因此尤其顯著，因為投資相對而言是進口密集型的。全球產值構成的變化幫助解釋了世界貿易增長放緩程度為何比產值增長放緩程度大得多。總的來說，“從2003年到2007年以及從2012年到2015年，高達四分之三的實際商品進口值增長下降可以溯源至經濟活動減弱。”
這種分析表明，只要世界經濟和投資復蘇，世界貿易就會復蘇。然而，當前情況並非如此簡單。IMF還聚焦於其認為重要的另外兩個因素：保護主義，以及“價值鏈”內部貿易的較長期增長趨勢在危機後停滯。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勞動分工——一些經濟體製造零部件，然後由其他國家組裝——促進了生產鏈內部的貿易。這可以通過如下方式衡量：一國出口商品中所包含的進口成分價值，加上該國出口給貿易夥伴國用於製造出口商品的材料中所包含的國內成分價值，然後除以出口總值。這個比率到2008年一直在上升，但自那以後停滯。這標志著至少有很大一部分的跨境生產一體化陷入了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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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主義的情況與價值鏈的情況或許不是毫無關聯。二者同樣微妙。隨著烏拉圭回合的多邊貿易談判達成削減關稅協議，以及中國按部就班地加入世貿組織(WTO)，平均關稅下降的趨勢在本世紀初停滯。此外還有證據表明，近年非關稅的貿易壁壘有所增多。與此同時，自由貿易協定的覆蓋範圍繼續擴大，盡管速度略有放緩。《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這兩項最為宏大的貿易協定的命運依然相當不確定，前者雖然已經簽署，但還未得到簽署國的批準，後者則遠未達成一致意見。
出於以上原因，IMF指出，從2012年到2015年期間，平均而言，進口增速比根據貿易流動和全球經濟活動的歷史關系推導出來的水平低了大約1.75個百分點。此外，貿易增長放緩反過來也可能導致了增長（包括生產率增長）疲弱。
那麽未來可能發生什麽情況？
達成新的大型自由貿易協議將面臨巨大的政治障礙，無論是世貿組織框架下的多邊協議還是TPP或TTIP此類諸邊貿易協議。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貿易自由化的熱情下降。但還有一個原因是如今的貿易協定包含大量基本上與貿易無關的監管內容：知識產權是一個例子；投資者保護是另一個例子。更特別的是，如今有不少人認為，許多此類協定中包含的“投資者與政府間糾紛解決”程序代表著對民主主權的侵犯。最近瓦隆地方議會就是基於此類原因，反對加拿大與歐盟簽署“全面經濟和貿易協定”。
比這種不願推進貿易自由化的情緒更具威脅性的是，原始形式的純粹保護主義的興起。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擅長發表此類主張。實際上，他表示，抑制進口將會奇跡般地恢復在美國“偉大”時期存在的製造業崗位。然而，正如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賈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指出的那樣，“製造業就業人數的下降已持續了半個世紀”。隨著美國製造業產值占整體經濟產值的比重穩步下降，製造業就業人數占整體就業人數的比例也相應下降，只是降速更大一些，因為製造業生產率增長快速。任何貿易政策都無法扭轉這一趨勢，它是受到需求變化和科技變革推動的。製造業只是重蹈農業曾經的軌跡。
如果幸運的話，此類思維簡單的保護主義在政治上會行不通：它當然無法解決失業者和未來勞動者的困境。但貿易自由化再次興盛遙遙無期。如果全球經濟增長加速，貿易增長將會開始加速。但貿易增長明顯快於產值增長的時代可能一去不復返了，部分原因是擴大加工貿易的機遇已經消失，還有部分原因是大規模貿易自由化的時代已經結束。此外，如果貿易增長復蘇，那可能也是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亞洲大國推動的。西方引領貿易繁榮的時代似乎已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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