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點／稅制正常化 特別扣除額應廢除
2017-10-25 23:50聯合報 記者林潔玲整理
綜合所得稅扣除額的檢討，攸關整體所得稅制結構，牽一髮動全域，應當審慎為之。觀察我國一○四年度資料，綜合所得總額與淨額，其淨額占總額比重不到四成，我國淨額占總額過低，其他國家約在四成以上，其也顯示我國稅基遭侵蝕。
若進一步討論，各國扣除額制度鮮少有雙扣除額制度，我國不僅有一般扣除額，還有特別扣除額，應檢討是否遭浮濫利用。
我國一般扣除額分為列舉扣除額、標準扣除額；特別扣除額有六項，若分為兩大類即是賺取特定所得，及特定適用對象。以賺取特定所得來說，例如薪資特別扣除額、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
在薪資特別扣除額部分，應為薪資報酬的成本費用，直接自薪資報酬中扣除以計算薪資所得。目前額度偏高的儲蓄投資扣除額也應廢除，可直接透過免稅規定自利息所得中扣除，財產交易損失則應併入財產交易所得計算，整體來看「特定所得」可回歸所得總額的計算，使稅制正常化。
至於另一類特定適用對象則包括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該類特定對象與受扶養親屬身分有關，應該要回歸個人免稅額的計算。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可比照年滿七十歲的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以及受扶養的直系親屬免稅額加成的方式，回歸個人免稅額的計算，其他兩者實際鼓勵效果不大也應廢除。
觀察各國扣除額制度，很少有國家向台灣一樣並存兩種扣除額，廢除特別扣除額，除可簡化稅制，也是與國際接軌，更重要得是未來不會有各式各樣的新增特別扣除額項目，甚至是會出現遊說利益團體增加特別扣除額等，因此台灣在檢討扣除額的同時，應全盤審慎從長思考。
（本文由政大財政系副教授陳國樑口述）
中國為何從引進外資到對外投資？
更新於2017年10月23日 06:27 美國華裔經濟學家 鄒至莊 為FT中文網撰稿
鄒至莊：1995年後，中國引進外資數量增加的速度慢了，原因是經濟發展的程度已經相當高，無需大量增加引進外資，同時並有能力對外投資。
一般而言，國際資本流動的原因是擁有大量資本的國家要增加資本的報酬。通常來說，貧窮的國家資本不足，資本在該國的報酬率高，以致富有國家的資本流進該國來增加資本的報酬。
如在中國貧窮的時期，資本充裕的國家來中國投資以增加該國資本的報酬。中國引進外資後便獲得資本來從事經濟建設。中國不但獲得資本，還能夠從投資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國家引進技術和管理企業的技能。中國經濟發展以後，因國內的資本充裕，中國的資本便流到外國，以求獲得比國內高的報酬。從中國獲得資本的國家便能利用這些資本和同時引進的技術來促進它們的經濟發展。中國從一個引進外資的國家，轉變成一個對外投資的國家，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象徵。
在1950年代，中國政府認為讓外國資本家來中國投資是給他們機會來賺中國人的錢和剝削中國的工人，並未認識到引進外國資本會增加本國可用的資本，從而增加中國的生產和財富。當外國人在中國開工廠，他們利用工廠在中國賺錢，但是被工廠僱用的中國工人會得到工作的機會，同時外國工廠的生產會增加中國的GDP。1978年，中國政府開始實行經濟改革對外開放政策。由此，中國對引進外國資本的態度轉了180度，從禁止外資轉到歡迎外資進入中國，來增加中國的GDP。
我們可以從中國引進外資的數據說明上述的轉變。1978年以前，引進外資的數量極少。根據筆者所著《中國經濟轉型》第3版的表18.1，從1979至1983年，中國引進（被實在利用的）外資的總數只有144.38億美元。在1984、1985、1990、1995、2000、 2005、2010與2012年引進外資的數量分別是27.05、46.47、 102.89、481.33、 593.56、638.05、1088.21與1132.94 億美元。可見在1990年代，引進外資的數量大增。但到了1995年以後，引進外資數量增加的速度慢了，原因是到了1995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程度已經相當高。中國無需大量增加引進外資，同時並有能力對外投資。
2000年代中期後，中國對外投資的數量大增。在2005年之前每年平均數量不到30億美元。在2006年已增加到200億美元。到了2008年，全世界發生經濟危機，但中國的對外投資數量增加到500億，並在2010年，又增加到600億美元。在2010年，中國引進外資的數量是1088.21億美元。在同年中國對外投資的數量已增加到600億美元，約等於前者之55%。上面提供中國對外投資的數據來說明中國從一個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發展到一個經濟富有的國家。
在2008年之前，中國在美國的投資平均不到10億美元，在2009年增加到20億，在2010年又增加到50億美元。如今，中國在美國的投資已分佈在美國50州的37州以上，這些投資增加美國的資本，以致增加美國的總生產值。中國之所以在世界發達國家投資，是因為中國的資本除了在發展中國家投資以外，還需要在其他國家找尋報酬。
這些事實證明，中國已從一個接受外資的國家變為一個向外國投資的國家，同時表明中國經濟發展的程度已經相當高。中國有充分的資本用來投資到外國，不但投到發展中國家，且投到經濟已發展的國家。現在中國有能力把本國的資本投資到外國，一方面增加中國資本的報酬，同時也幫助他國的經濟發展。從前中國的資本在中國投資的報酬高，近年來中國資本在國外投資報酬比在國內投資的報酬高，以致中國對外投資的數量增加。中國對外投資多半投到發展中的國家，接受中國投資的發展中國家藉此得到多些資本來從事它們的經濟建設。同時，中國在這些國家的影響力增加。中國在世界的經濟地位也增加了。
根據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公佈資訊，以購買力評價換算，從2015年開始，中國GDP已超過美國的GDP。中國的經濟力量擴大以後，中國對外投資的數量將會與中國GDP的數量同時增加。這是中國在世界經濟力量擴大的一個表現，也是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的一個重要的環節。
什麼是好的經濟學？
更新於2017年10月24日 06:24 FT中文網撰稿人 陳稻田
陳稻田：邊際分析的價值理論加上均衡概念，數學才能順利的進入經濟學，這極大地促進了學科的發展。新古典經濟學的非凡成就受益於數學化，重大不足也在於數學化。
新古典經濟學起源發展已經經歷了一百多年，它根基紮實，形式嚴整，枝繁葉茂，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也佔據了幾乎所有大學的課堂。經濟學家這個職業在中國有特別的聲望，中國的大學正在投入巨資建設經濟學系，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對經濟學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對一個百年學科的根基進行一下反思和評價是有意義的。
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方法是什麼？ 每個人的見解會很不同。 我的看法是，新古典經濟學有兩大根基，第一個根基就在微觀經濟學的第一章：價值理論（很多也叫效用理論或消費者選擇理論）。消費者有一個對商品的價值判斷，給定資源約束，消費者會進行「最優選擇」，選擇讓其效用最大的組合。新古典經濟學有另外一個根基，就是均衡，由於資源有限，不同人的選擇會互相制約，最後形成一個緊繃的穩態局面。當把效用最大化理論和均衡概念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在我看來，構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方法，正是靠它構建了後面幾乎所有經濟學的理論。
效用理論相當於是經濟學家的萬有引力，它是促使模型運轉的基本動力。 而均衡概念則更是藉助物理學中的均衡概念，不同的力量相互制衡抵消，形成一個緊繃而又穩態的體系，從而解出各種變量。如果我的分析有道理的話，下面我們就可以來評價一下百年經濟學發展的大脈絡了。
一個能在價值理論上留下名字的經濟學家可以被稱為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經濟學家假設消費者會在邊際上進行商品間增減替代的考量，因此又被稱為效用理論的邊際分析， 這個理論被引出，新古典經濟學才算是誕生，歷史上有三個大學者被認為是開創者，傑文斯、瓦爾拉斯和門格爾。所謂的邊際主義革命，在我看來就是物理學萬有引力的發現。後世學者把邊際分析不斷精細化，嚴密化，數學化，成為一個堅實的基礎，比如我現在還記得希克斯補償這樣精巧的分析！ 價值理論的邊際分析有了以後，新古典經濟學才正式創立，這不是偶然的，它的發明使得經濟學家在分析人的行為的時候有了一個定義精確的基本作用力，而不再像古典經濟學家那樣無法精鍊的刻畫人的行為，後者往往把精神信仰、宗教價值觀、物質追求、自利、利他等等混在在一起，讓人既覺得博大精深，又往往無所適從。另外有一點要說的是，古典經濟學家大多信奉質樸的勞動價值論，但是這個價值論遇到不少難以解釋的現象，比如人們會說鑽石很值錢，但是可能挖一塊鑽石並沒有投入多少勞動力。邊際主義革命在思想上的貢獻是，商品價值取決於個體的主觀感受，並且邊際效用遞減。新古典經濟學的價值理論就是經典物理學的萬有引力。
經濟學的第二個支柱也不可或缺，前面有了基本的作用力，但是這些作用力以什麼機制互相作用，產生什麼結果，這就是均衡的概念。 同樣，能夠在均衡概念上留名的人也是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歷經百年，我們最早有了樸素的局部均衡，後來一般均衡和納什均衡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和應用。能夠躋身這個俱樂部的人數也有限，在這裡最重要的人物包括馬歇爾、瓦爾拉斯、阿羅、德布羅和納什等人。 如果有人能夠再發明一種新的價值理論或均衡概念，哪怕是改進一下，從體系建設的角度講，那毫無疑問是經濟學理論上的頭等大事。自從納什在1950年代初幸運的發現了納什均衡後，這種級別的發現再也沒有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最最基礎的理論上，新古典經濟學已經大半個世紀沒有重大創新了。
當我們理解新古典經濟學的兩大支柱之後，經濟學宏偉繁雜的理論大廈脈絡也就清晰起來。 邊際分析的價值理論加上均衡概念，數學才能順利的進入經濟學，這極大地促進了學科的發展。經濟學家通過一些限制條件和假設，就可以對各種問題建設模型展開分析了。 這些分析裡面所闡述的問題越重要，越基本，就可以被稱為是經濟學理論的基準模型，最有名的可能是阿羅-德布羅的一般均衡模型，他們證明市場是穩定自洽的，同時提出了兩個重要的福利經濟學定理。一般均衡的概念被宏觀經濟學家改造和使用，形成了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從而形成近幾十年宏觀經濟學的主導。納什均衡大行其道，很大的原因是它使用方便靈活，能夠適用於非常多的場合，1994年以來，因為博弈論或者應用博弈論做工具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可能將近有20個之多！
但是，事情往往有得有失。新古典經濟學的非凡成就受益於數學化，但是他的重大不足也在於數學化。愛因斯坦說，不是所有可以量化的東西都是重要的，也不是所有重要的都可以量化，這實際上也是本文的核心思想。數學語言是機械的預言，適合描述機械運動，它的發明很大程度就是為了描述機械運動。 但是，人，特別是很多人的交互作用，則完全不是這樣。記得有個物理學家說：如果每個原子都有自己的想法，那該有多複雜！ 如果物理學家有機會聽聽原子講一下為什麼它這樣運動，我相信他們一定不會拒絕這個機會。可是主流經濟學家不同，他們傾向於模仿物理學家，把人當成原子，放棄了研究上的優勢。
當然，科學研究需要抽象，模型需要簡化，是對現實世界的近似。 但是物理學家會非常關心精簡的模型和現實世界（至少是他們所理解的事實）的偏差，這些偏差往往是推動科學理論更進一步的動力。 而經濟學家的模型，就我有限的閱讀，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經濟學家在寫完模型之後會評估他的模型的精簡抽象和現實的偏差。 如果模型的抽象把更本質的因素給抽象出去了，那這個模型的成本就太高了。 在形式的完美和理解事物的本質之間，我相信後者應該優先。
當一個強大的傳統統治我們的頭腦以後，很多的時候經濟學家會削足適履，把問題簡化為這個方法可以分析的問題。從理論應用的「經濟性」角度來說，這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為了適應工具而把問題的本質內容抽象掉，這就得不償失了。這就好比一個孩子有了把斧頭在手，看什麼都覺得是塊木頭。我的擔心是，經濟系的學生在拿到了「均衡和效用最大化」的斧頭後，看什麼問題都像快木頭！。下麵我舉例加以說明。
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理論是描述市場經濟如何工作的，是經濟學的基礎內容。 模型假設所有價格資訊是公開共知的，技術是給定的，價格理論中時間沒有了，分佈的知識（dispersed knowledge）沒有了，企業家沒有了。哈耶克認為，市場中的資訊和知識多到沒有任何人和機構可以全部知道，很多是特定時點的知識，還有很多是隱形的知識（tacit knowledge）。市場機制的核心作用是讓每個人對整體知識所知甚少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協調市場的運轉。不可否認，在新古典模型發展的早期，把上述因素抽象掉，進行一定程度的近似，是有益的。 但是，問題在於，它的方法本身，卻再也無法更進一步，把被抽象掉的本質內容找回來。 更糟糕的是，當大家習慣於用模型的世界去理解現實的時候，像哈耶克這樣深刻的見解就很少為人所知了。這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不少學者把新古典模型中的市場認為是現實世界市場的真實運轉，因此當發現模型中有市場失靈的時候，就會呼籲政府幹預。 這些學者也並不理解，米塞斯早有預言，政府幹預會造成更多的問題，因此會引致更多的政府幹預，層層相因，最後是市場體制不能夠發展壯大。 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歷經三十多年還沒有完全建立，原因有很多，但是經濟學界對市場經濟充滿錯誤的理念，阻礙了改革共識的形成，我認為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芝加哥學派被認為是支持市場經濟的，但是很吃力，因為它在抽象掉市場的一些本質功能後，要在新古典的框架裡去尋找市場有效的證據。弗裡德曼支持市場很雄辯，但是我個人認為思想深度不能和哈耶克米塞斯相比，因為他維護市場的手段還是新古典的價格理論。在宏觀領域，盧卡斯和他的學生們同新凱恩斯主義者論戰，他們的動態一般均衡中市場處處時時完美運轉，那麼經濟波動的來源只能是外部的衝擊，可能是技術。 但具體是什麼衝擊，則無法進一步闡述。 這類模型通過製造一個新的迷，來解釋一個已有的迷，我實在看不出在增進對經濟的理解上有什麼幫助。動態一般均衡裡面本質也沒有過程，時間是靜止的，雖然標註了時間，但是把這個時間理解為空間，對模型的結果沒有一點影響。 這些有微觀基礎的動態均衡模型的一個特點是，為了最優行動，模型中的人必須倒著生活。 比如，在80歲要過世的那一年有一個最優計劃，根據這個計劃再規劃第79年，然後是第78年，如此等等，最後到眼前。模型是對現實的抽象，但是我想這種抽象的偏差太大了，已經失去了本質內容，宏觀經濟學的開創者凱恩斯可能完全無法接受這種模型。真實景氣循環理論獲得了諾貝爾獎，我認為其貢獻很大程度在於對一個研究範式的捍衛，而不在於獲得了多少真知。坦率的說，我確實沒有從他們的研究裡面對經濟週期增加了什麼有價值的知識。新凱恩斯主義者用的分析工具別無二致，不同之處則是他們在動態均衡裡面加「沙子「，通過種種摩擦來解釋宏觀現象，但是凱恩斯原著中的動態、時間、無知、充滿動物精神的宏觀經濟則完全沒有了影子。
保羅羅莫把技術進步引入了巨集觀模型， 阿吉恩（Aghion）則模型化了創新。我的感覺是，他們的模型並不是對創新和技術進步提供了比熊彼特更多的洞見，實際上是拋棄了很多洞見。他們的貢獻很大程度也在於， 在新古典的模型中加入了創新因素，從而維護了一個偉大的學術傳統。
再比如制度經濟學，我覺得很少有概念像制度這麼重要而又含糊。主流的方法把合約當成制度，很大程度這是因為合約理論便於構建數學模型。這在研究的早期我想是合理的嘗試，但是，制度的本質不是合約，不是理性計算。制度是人創造的，但它又反過來獨立於個體，它成為一個傳統習俗，一種信念，這才有了約束力。任何理性推導的制度都可以被理性輕鬆瓦解。
至於納什均衡，我則更有一個故事要講。 我在美國讀研究生的時候，博弈論的授課老師是一位數學家，他同時在數學系和經濟系任教。 他講課不看講義，注重基礎的推導，精細到每個細節，一學期下來只講了課本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同學們怨聲載道。我倒是和哈耶克有一個同樣的習慣，記筆記就不能獨立思考，獨立思考就不能記筆記。但這位元教授的授課方式很不錯，因為他慢慢演算，經常喃喃自語，給我獨立思考和記筆記的時間。
我在課堂上看他演算納什均衡， 也細緻的推導了零和博弈。 這一天，當他講到零和博弈的時候，我突然理解了博弈論：納什均衡並不是真的在刻劃博弈的參與方如何在玩這個遊戲，它實質是構建模型的經濟學家在指揮自己的左手和右手如何博弈！模型中的雙方自己並沒有推導博弈的過程，推導是由模型構建者完成的，然後他要求雙方按照給出的解來行動，然後說：你看，你這樣行動，他那樣行動，這是個納什均衡！數學家奧曼（Auman）也獲得了諾貝爾獎，他嚴格表述了博弈論中的共同知識這個基礎問題，就是「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這種高度複雜抽象的問題。 我感覺，他的工作實際上揭示了，除了少量簡單的博弈可以根據直覺完成，在稍微複雜一些的博弈中，人完全是無法按照納什均衡去工作的。不是嗎？一個博弈理論家花了三個月才解出的模型，你怎麼能要求兩個門外漢按照這個解來行動？！學術辯論中一個巧妙的辯駁是說，這不要緊，只要重複次數夠多，他們會找到，或者趨向於找到這個解。這時候我往往會問自己，人生能有幾回博？！
而馮紐曼的零和博弈則不一樣，它是由博弈雙方根據自己的推理玩出來的結果，這一點至關重要，讀者們可以細心體會一下。當這位教授推導最大最小定理的時候，我突然領悟到了這個區別，自此我認為我懂了博弈論。零和博弈的解可以被認為是個納什均衡解，但是他們的精神本質完全是不同的，一個有遊戲者自身的推理過程，而另外一個則沒有，後者只是模型構建者的雙手互博。 這位教授非常尊崇納什，因為每當講到納什，他都稱納什先生，而對別人都是直呼其名。 他推導完零和博弈，接著講了一個典故：納什在普林斯頓寫下了論文之後，去找權威馮紐曼，希望獲得大師的認可，但是，馮紐曼反應平平，這對納什的精神打擊很大。教授的意思是，馮紐曼沒有欣賞到納什工作的重要性，而我當時的感悟則是，馮紐曼眼光銳利，納什的方法並沒有代理人自己的推理過程，並不是描述人的行為的好方法。納什不知道馮紐曼的真義，原因還是在於他有很好的數學能力，但是對人的行為並沒有深入的理解。馮紐曼則不同，這個少有的通才和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淵源深厚。
新古典經濟學還有一個有力的辯護者弗裡德曼，他說，不要管模型的假設是否真實，只要預測正確就可以了，這完全是自然科學的辯論方式。經濟學的數學分析，函數的參數並沒有好的測定，大部分結果實質都是定性的。 統計上對模型的檢驗，也主要是方向的顯著性。在這種測量精度下，我覺得弗裡德曼的辯駁沒有說服力。 另外一個問題是，經濟學家的預測記錄實在是難以稱道，用預測來為新古典方法辯護似乎說服力也不足。2008年的金融危機，影響如此深遠，宏觀經濟學家們事前基本毫無知覺，事後也基本保持沉默，因為他們的分析範式對此基本無能為力。 明斯基給人以很大的啟發，但是他的方法完全不是新古典的，我可以斷言，如果採用新古典的方法，他的本質內容會完全丟失。新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薩繆爾森在教科書中寫到，蘇聯的計劃經濟看起來表現良好。如果不是研究範式的缺陷使其遺漏了一些計劃和市場的本質問題，大師如薩繆爾森怎麼會判斷得如此糟糕？
我的一個感覺是，按照新古典的方法，似乎任何問題都能夠解釋，只要你能夠容忍足夠的假設和複雜的模型。比如，對資產泡沫這種明顯的非理性社會群體運動，你也可以發展一個「理性泡沫」的模型來解釋。 可是，如果一個理論什麼都解釋了，那是不是解釋力反倒是很低呢？
本文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不足提出了一些批評，但我無意於否認經濟學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就，事實上，我從中收益良多。我批評的核心是，由於新古典經濟學工具的「機械」性，經濟現象的很多重要本質內容被模型抽象掉了，阻礙了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我們已經等的太久，現在是時候用新的辦法把失去的內容找回來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形式優美，體系完備，但也無需過度眷戀。據說沈從文追求張兆和，情書寫了幾千份，用盡才思，最終才求愛成功，為後世所敬仰。 但很多人不知道，我的朋友阿牛哥對細妹只說了一句「你真好看，我想和你過日子」，他們在當年高粱紅的時候就成親了！內容高於形式，阿牛哥的樸實展示了強大的力量，勝過語言大師沈從文！
對經濟學的未來發展能不能有建設性的建議呢？ 我不自量力，簡單提一下我的看法。哈耶克提出了自發秩序的理論， 他認為很多現象，每個人採取了有意識的行動，但是結果卻不是任何人的意願。我稱之為無意後果標準或哈耶克標準。我感覺，經濟學家只有在研究無意後果的時候才有優勢，如果結果是當事人有意的結果，不需要經濟學的模型，你只需要謙虛的和他聊聊天就可以了！我個人的感覺，經濟學裡最有思想、最深刻的結果大都符合哈耶克標準。亞當斯密發現市場體制下，自利的人各自行動，卻能夠最大的促進社會整體的福利。在一般均衡的語言裡，就是第一福利經濟學定理！在舊車市場模型裡，每個人的自利行為，最終竟然導致舊車市場萎縮，而這不是大家有意的結果（當然，我想更深刻的研究應該是，市場演進了什麼機制，使舊車市場實際上運轉良好）。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很多。
宏觀經濟的運行，符合哈耶克標準，因而有很大的研究潛力。一個有趣的現像是，在中級宏觀經濟學中，大量的是凱恩斯傳統的狀態方程，但是到了博士階段的高級課程中，這些內容卻完全不見了蹤影。原因也在於，狀態方程缺乏新古典傳統的兩大支柱，既沒有效用最大化的分析，也沒有競爭均衡，因而無法登堂入室進入高級課程。 但是，這些中級程度的宏觀經濟學和高級程度的宏觀經濟學，哪一個給我們認識宏觀經濟運行提供了更多的啟發和有效地分析工具呢？ 我個人認為是前者。宏觀經濟學在收入分配和利潤理論、貨幣理論、資本理論等核心問題上，受制於一個強大的邊際分析傳統，因此失去了很多推進研究的機會。
符合哈耶克標準的當然還有制度。如我前面所說，所有用理性優化來分析的制度都不是制度的本質，制度是人構建的，但它一旦形成傳統習俗，影響了人的信念，它就幾乎成了獨立的存在，成了無意結果。正因為如此，我不贊成用新古典理性計算的方法來研究制度。 任何純粹依靠理性建立的制度都會輕易被理性瓦解，因而只是合約，不是制度。制度問題對經濟效率的影響怎麼說都不為過，我個人的看法，經濟學家對制度問題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基於理性計算，在那些有意結果的領域，新古典已經基本挖掘了每個角落。 在餘下的問題中，最有價值的將是符合無意結果標準的領域，這恰恰是特彆強調理性計算的新古典經濟學的薄弱之處。這些領域，可能需要用新的方法。在數學的使用上，要敢於應用數學近似，在合理的限度內，放棄嚴格的最優化均衡推導，我相信在優化的嚴格性上退一步，可以在實質內容上推進很多步。我認為在宏觀經濟學中過於強調微觀基礎成本是高昂的，宏觀現象符合哈耶克標準，如果有什麼規律，用狀態方程來近似並不損害經濟學家的職業尊嚴。波蘭經濟學家卡拉奇（Kalechi）並不知名，但我認為他堪稱偉大，在很閉塞的學術環境中寫出了傳世之作。他是最早在經濟學中運用數學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嫻熟的運用數學近似，獲得了令人驚訝的結果。他的研究也對凱恩斯、明斯基等人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研究制度問題的時候，更是需要廣博的知識和對人性的洞察力。凱恩斯認為，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同時需要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數學家，等等。我想他是對的。
中國的經濟學發展很有機會。在老的路上落後了，為什麼不能整理方法，放開視野，批判性的吸收已有的成果，嘗試新的方法呢？把主流的方法完全照搬，當然是安全的，但是不能有批判性的見解，那永遠是在後面，對人類的知識難稱貢獻。對於年輕的學生來說，因為儒學是正統，那就只傳授儒學，也不知對學生是禍是福。我想，在儒學之外傳授一下道學有什麼不可以，不同流派的交匯，一些開創性人物可能會因此而出現，從而開創新的局面。
安倍連續執政背後的安倍經濟學成敗
更新於2017年10月25日 05:54 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 邢予青
邢予青：安倍經濟學給長期被通貨緊縮困擾的日本經濟，帶來了一系列積極變化；缺乏執政能力是日本在野黨的致命弱點。
日本眾議院選舉已經揭曉，聯合執政的自民黨和公民黨獲得了313個席位，超過眾議院2/3的議席。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領導的自民黨則獲得了284個議席，遠遠超過了眾議院1/2的議席，確保了自民黨可以單獨主導國會運營的絕對穩定多數。自民黨和公民黨已經決定，由安倍在11月籌組新內閣。因此，安倍將連續第三次擔任日本首相，成為戰後日本執政期最長的首相。安倍也可以實現他在東京2020年奧運會上，歡迎各國領導人和運動員的願望了。
安倍得以連續三次擔任日本首相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是安倍經濟學對穩定和恢復日本經濟增長的良好效果。安倍經濟學是安倍在2012年上臺後，實施的一系列推動日本經濟增長的政策總稱。它通常被簡單的概括為三支箭。第一支箭是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第二支箭是靈活的財政政策，第三隻箭是推動經濟長期增長的結構改革。
安倍經濟學的實施，給長期被通貨緊縮困擾的日本經濟，帶來了一系列積極的變化。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成功的修正了全球金融危機後，日元對美元過度升值的狀態。讓日元從1美元兌換75日元的高位，貶到如今1美元兌換113日元的水準。日元大幅貶值，帶動了日本出口的增長。它對於日本經濟實現連續12個季度的增長，功不可沒。
充分就業是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與經濟增長同樣重要。目前，日本的失業率已經下降到歷史最低點2.8%。就業市場上正社員（終身僱傭）的職位與申請人的比例，已經超過1.0。為了實現從利潤，到工資，再到消費，最終到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安倍政府連續兩年把最低工資提高了3%。儘管日本政府債務總量依然增加，日本政府財政支出對於國債的依賴率，已經從2012年的47.6%下降到35.6%，降低了公共債務的增長速度。
在10月22日投票前的兩個星期，東京股市的日經225指數實現了連續14天的上漲，達到21500點的高位。與安倍執政前相比，日經225指數累計增長了120%。對安倍經濟學持否定態度的分析家，喜歡把日經指數上漲歸因於日本央行的印鈔機。筆者認為，如果一個央行僅僅利用印鈔機，就可以讓股市持續將近五年的不斷上漲，卻沒有引發通貨膨脹，這也應該算作奇蹟吧？
通過簡化簽證手續，積極發展旅遊業，以彌補人口下降和老齡化帶來的內需不足的問題，是安倍經濟學結構改革的重要舉措之一。2016年訪日遊客接近2500萬人次，大約是2012年3倍。日本的零售業，餐飲業，和酒店是外國遊客大幅增加的直接受益者。中國遊客是來日外國遊客的主力軍，為安倍經濟學的成功助了一臂之力。2016年中國訪日遊客達640萬人次，幾乎是2012年中日兩國關係因為釣魚島之爭陷入低谷時的5倍之多。中國遊客的「爆買「為日本的內需貢獻了1.48兆日元，佔2016年全體訪日外國遊客消費的40%。
筆者觀察，日本大多數選民雖然不喜歡公開表達自己的政見，但是他們基本上是理性的選民。他們更為關心參選政黨的經濟政策和執政能力，修改和平憲法並非首要議題。至於對外關係，則根本不在日本選民的雷達螢幕上。自民黨在大選前的造勢中，也沒有主打修憲議題，而是側重宣傳安倍經濟學4年來的成績。儘管經濟學家依然對安倍經濟學褒貶不一，安倍經濟學實施4年的效果卻說服了日本大多數選民，讓他們把手中的選票投給了自民黨和公民黨推出的候選人。因此，這次眾議院選舉是日本選民對安倍經濟學一次公開的背書。
大選前，許多分析家指望東京市長小池，利用贏得東京都選舉的東風，挑戰「安倍一強」，結果小池旋風僅僅是曇花一現。小池為首的希望黨提出的凍結消費稅的政策建業，並沒有吸引到更多的選民。缺乏執政能力是日本在野黨的致命弱點。在一個民主社會，在野黨可以隨意批評執政黨，甚至誇大執政黨的錯誤。然而，在野黨不僅要有評價飯好不好吃的能力，還要有掌勺並且把飯做的更好的能力。2009年日本民主黨上臺後，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後飆升的日元束手無策。為了籌集福島地震後復興重建的資金，野田政府曾出奇招，把日本公務員的工資削減10%然後保持兩年不變。這種拆東強補西牆，看似廉潔奉公的做法，讓日本原本低迷的消費雪上加霜，進一步惡化了日本通貨緊縮的局面。民主黨低下的執政能力，讓日本選民大失所望。
近幾年來，日本在野黨不斷重組，衍生出越來越多的在野黨。這些新成立的在野黨，名字越來越長，越來越奇怪，選民根本無法記住。黨內政見稍有不同，就出走組織新黨，反映出日本在野黨的幼稚。日本最大的在野黨民進黨，在大選前分裂。一部分黨員在黨首前原誠司的帶領下與希望黨聯合，希望能搭乘小池的順風車；一部分黨員在民進黨前幹事長枝野幸男的倡議下，另立山頭成立了立憲民主黨；還有少數人則以無黨派人士參選。最大在野黨民進黨在選前的分崩離析，註定了在野黨的失敗。
實現金融穩定，央行獨力難支
更新於2017年10月26日 05:56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沃爾夫：金融系統存在風險，政府對此的監管卻並不到位。央行恪盡職守。不幸的是，其他人幾乎都沒完成自己的職責。
「良好的全球經濟前景，特別是歐元區與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新興市場的強勁勢頭，繼續為全球金融穩定提供強大的基礎。」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2007年4月發表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的開場白。由於這一樂觀觀點發表於近80年來最具毀滅性的金融危機的前夕，事後它必然被視為一次巨大的誤判。IMF下定決心不再被抓住把柄。問題是，IMF在其最新發表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提出的擔憂到底是準確判斷，還是「狼來了」？同樣重要的是，它的擔憂可能有什麼含義，特別是對政策而言
該報告的基本論點是「金融穩定面臨的短期風險繼續下降」，但「中期脆弱性正在上升」。全球經濟恢復增長、舒適的貨幣和金融狀況、外加低迷的通脹，使得投資者加強了對收益的追逐並提升了對風險的偏好。在市場和信用風險溢價處於十年低點的情況下，資產價值容易受到風險溢價「減壓」的衝擊——直白地講，就是崩盤。
正如該報告指出的那樣，完全處於歷史區間內的信貸和金融市場如果受到衝擊，可能對全球經濟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被壓縮的風險溢價突然減壓、資產價格下跌、以及波動性上升會導致全球金融衰退。」很多人都認為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有限。於是結果可能是沒有2009年那麼深、但更棘手的全球衰退。
其中一個風險因素是收益率壓縮。自2007年以來，投資級固定收益工具的收益率大幅下降，如今幾乎沒有超過4%的。這也鼓勵了資本更多流入新興國家，以及新興國家加大借債。2017年截至8月，非居民投資組合資金流入估計達到2050億美元，2017年全年則有望達到3000億美元，較2015-16年的總額增加了一倍以上。另外，IMF認為，低收益率、壓縮的風險溢價、以及充足的資金，正在促使企業資產負債表中的債務不斷累積。溢價逆轉可能導致動蕩：要達到2000-04年的平均水準，投資級債券的市場風險和期限溢價必須上漲約200個基點。市場波動現在也被高度壓縮。（見圖表。）
可能最重要的是，世界各地的槓桿持續上升，特別是中國。在高收入國家，危機以來私營部門的凈資產狀況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改善，但政府的凈資產狀況卻惡化了。此外，目前資產價格正處於很可能難以持續的高水準。以目前的利率來看，償債負擔普遍較低。但如果利率大幅上漲，這種情況將改變。而且，在一些經濟體，非金融私營部門的償債負擔高於平均水準——特別是中國，還有澳大利亞和加拿大。
這類分析把擔憂公開化了。這是有好處的：人們越擔憂，系統就越安全。不過，也有必要梳理出IMF如此清晰描述的脆弱性的含義。我認為有四點含義。
第一，投資者必須非常小心。
第二，金融系統必須擁有在不毀掉全球經濟的情況下應對資產價格變化的能力。這不必多說。實現這一點所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去槓桿和鞏固仲介機構——特別是銀行。這一點確實有所進展，但在我看來還遠遠不夠。
第三，產生足以吸收潛在供給的需求，變得太過於依賴於不可持續的信貸和債務增長、以及消費（特別在高收入國家）或無效投資（比如中國）。我們可能通過幾種方式打破這種關係。一種方式是通過稅收系統重新分配收入，從存款者轉移給消費者。另一種方式是加大力度鼓勵投資，特別是賺錢企業的投資。還有一種方式是取消對債務的稅收優惠，整個經濟更多地依賴股權融資。最後一種方式是更多地依賴政府支出和借債，特別是在公共投資上的支出。
最後一點，我們不應該由此得出，各國央行必須為了穩定金融系統的目標而放棄穩定經濟的優先目標（兩個目標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原因之一是，貨幣政策無法實現金融穩定。更根本的原因是，我們無法告訴人們，他們必須繼續陷於通縮經濟中，因為這是阻止金融系統內爆的唯一方式。他們必將正確地回應指出，這些目標是錯誤的。同樣地，確保債權人得到他們認為自己應得的收益不是央行的職責。如果政府認為債權人應該得到收益，他們應該相應地改變稅收制度。再者，如果他們認為金融部門仍然極不穩定，他們應該進行監管。
我們的央行成功地使遭受危機打擊的經濟恢復了增長，但因它們的行動造成了如今的金融風險而對它們加以指責，這不是正確的反應。然而，批評金融是極其正確的。批評政府沒能解決很多仍然導致金融過度行為的缺陷，也沒錯。央行恪盡職守。不幸的是，其他人幾乎都沒完成自己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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