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開打貿易戰將一損俱損
更新於2016年11月18日 07:05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約翰•普倫德
普倫德：若特朗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中國可以拋售美債作為報復，但此時爆發經濟冷戰對中國和世界都極其危險。
向自己最大的債權國及貿易夥伴國挑起戰鬥是明智的嗎？這是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國總統前景所帶來的耐人尋味的問題之一。這個不久就能支配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男人在競選中威脅要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並對中國徵收懲罰性關稅，以遏制目前接近每年4000億美元的中美貿易順差。
由於中國官方外匯儲備高達3.1萬億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資於美國國債——中國是有能力發起毀滅性的報復行動的，其結果或許會破壞全球債券市場的穩定、給世界經濟造成嚴重損害。
這種相互依賴的本質是，美國人實際上一直在以極低利率向比自己窮得多的中國人借錢，以購買中國人生產的廉價商品。不過，美國消費者能夠享受這種補貼是有代價的，那就是美國各地的成熟行業流失了大量工作崗位。
鑒於全球化的這種負面影響正是特朗普在競選中大聲疾呼的核心話題，要看到他轉變立場不對中國人採取某種行動是很難的。所以我們有必要探討北京方面採取報復手段、通過拋售美債來破壞美國國債市場的風險。
受政府控制的中國媒體過去有過一種聲音，中方應當利用這件“金融武器”影響美國政策，尤其是在應對美國對台軍售這件事上。這樣的政策將導致美元下跌、利率上升，從而可能使美國陷入衰退。不過，這也將使中國所做的以美元計價的投資遭受巨大損失。
而且要找到其他投資目標並不容易。歐洲和日本新發行的政府債券基本上被歐洲央行(ECB)和日本央行(BoJ)的資產購買項目吸收掉。更重要的是，由於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中國經濟面臨投資過度和公私債務不斷上升的難題，在這種形勢下爆發一場“經濟冷戰”對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來說都極其危險。
美國國防部曾權衡過這些風險，認為不值得擔憂。其在2012年的一份報告中得出結論：利用美國國債作為脅迫工具只會產生有限的作用，並且中國會比美國受到更大的損害。鑒於美國國債市場的規模接近14萬億美元，加上全球儲蓄池可以為美國預算赤字提供替代的資金來源，這個結論似乎有些道理。不過，在當前這個利率極低、各國央行一直在系統性地操縱債券市場的時期，債券泡沫已經形成。因此目前債券價格極易波動。在特朗普贏得大選之後，美國和全球債券市場變得更加危險了。
這位當選總統正承諾要實施財政擴張——將減稅與增加基建和防務支出相結合，結果將導致預算赤字擴大和利息升高。鑒於特朗普對美聯儲(Fed)的抨擊，美國央行未來能否保持獨立性被劃上了問號。因此，面對通脹風險上升以及地緣政治風險升高——特朗普發表過削弱北約(Nato)以及美國為日韓提供的安全保障的言論——市場將不可避免地要求得到補償。這意味著債券收益率會顯著上升。自上世紀80年代初延續至今的債券大牛市現在無疑走到了尾聲。
當然，競選言論是一回事，入主白宮之後的作為是另一回事。
這位“交易大師”應該促成一項適當含混的美中貿易協議，這是符合美國利益的做法。問題是精明的中國人通曉交易之道。就像多數時候一樣，可能性最大的結果是勉強應付過去(muddle-through)。但風險猶在。而一場貿易戰很可能助長中國政府中強硬派的聲勢，對於西方許多人樂於看到的資本市場自由化，這些強硬派是反對的。
說來諷刺，面對嚴重資本外流，中國近來的匯率操縱是為了支撐人民幣，而不是讓人民幣貶值。而歐元對美元的貶值幅度更甚於人民幣。但是，如果需要替罪羊的話，中國人無疑是符合要求的。
三談中國經濟不能以周期為托辭
更新於2016年11月17日 07:19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陸銘 為FT中文網撰稿
陸銘：看中國的問題不能只看錶面，只看總量而不談與制度相關的結構問題，恰恰給不想改革的人提供了藉口。
前面我連續發表了兩篇“中國經濟不能以周期為托辭”，發表之後,很多朋友很贊同,但也提出了一些疑問，在此，我再以一篇文章的形式來給予解答和回應。這也是這一組有關中國經濟的文章的最後一篇,是否真知灼見交給公眾去檢驗。
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本身就由改革決定
在中國，潛在增長和經濟周期這樣的概念，都不能簡單套用。現在我們的社會科學體系（特別是經濟學），很多的概念都是來自於“傳統理論”，而那些理論往往針對的是一個基本上已經成熟和穩定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里，結構轉換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時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基本上是由供給方來決定。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三大因素：第一，技術進步，包括創新和人力資本的積累；第二，勞動力數量；第三；儲蓄率，它決定了投資。在這些變量比較穩定的時候，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就給定了，其他因素造成經濟的波動，圍繞著潛在經濟增長率有上有下，形成周期。
中國經濟卻與此不同，在中國，改革和結構調整本身就決定著這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為了說清楚這個問題，讓我們來談談中國的人口。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基本上結束了，未來的勞動力供給總量將可能出現萎縮，這對於經濟增長來說是一個不利的因素。也由此可以認為，勞動供給增長速度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長期因素，也會造成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錶面上看起來的確是如此，而且宏觀經濟數據的確顯示出，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有萎縮跡象，和經濟總量增長速度下滑是吻合的。但是，這種錶面成立的觀點其實是需要仔細推敲的。
中國經濟的主體（工業和服務業）沒有出現勞動力增速下滑，即使出現，也是現有制度的結果。中國的經濟結構當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已經占到整個經濟的90%，中國經濟增長的上升和下降也主要由這90%的經濟來推動的。與此同時，中國的城市化率也在不斷提高，沒有出現過城市化速度的明顯下降。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勞動力基本上就是由城市勞動力來決定，在城市化率不斷上升的過程當中，可以說，中國的第二、第三產業的勞動力供給一直是正增長的。換句話來說，在城鄉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過程當中，城市化的進程帶來二、三產業的勞動力供給持續增長，而二三產業的經濟增長速度本身卻在下滑，因此，不能認為，在中國經濟占到90%的這個部分，是因為勞動供給的不足而導致了長期經濟增長下滑。
在我剛才舉的這個例子當中，同時包含了幾層含義。第一，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當中，分析問題僅看總量是遠遠不夠的，要看結構。第二，一旦把結構引入進來，一些似乎顯而易見的結論，就可能要修正了。第三，潛在增長率這樣的概念，本身就應該包含結構的因素。在我剛才舉的例子裡面，如果通過改革可以推進人口城市化進程，增加城市部門的勞動供給，那麽經濟增長的“潛在增長率”（如果一定要用這個詞）就可以增長，經濟增長下滑就可能得到遏制，但這種增長率回升和周期沒關系。
再從勞動力角度看看經濟下滑
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經說過，經濟理論基本上是從需求和供給兩個角度來看經濟周期的形成的。中國不存在供給方沖擊所導致的生產率衰退和經濟增長率下滑，對此，大家應該有共識。因此，主要的爭議點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下滑是不是一個有效需求不足所導致的經濟周期現象。如果出現需求不足型的經濟周期所導致的衰退的話，那麽這種類型的衰退一定會伴隨著失業率的上升。那麽，中國真的出現了失業率的明顯上升嗎？各種統計都顯示，至少到目前為止，在總體上中國沒有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當然，個別產能過剩問題嚴重的地區除外）。以今年4月為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對11個省的監測數據顯示，多數監測省份企業用工人數有所增加。如果說真的有失業問題，那不是進入官方統計的城鎮戶籍人口的失業，而是沒有進入官方統計的農民工的失業。
弔詭的是，農民工的失業問題往往表現在農民工返鄉，但是在城市這一邊，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卻仍然存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至於勞動力短缺到什麽程度，在缺乏準確統計的情況下，大家看看滿大街的招聘廣告就知道了。不僅如此，在少數一線城市，還在出現驅趕外來勞動力的政策。如果我們再回到經濟理論的話，請讀者們和我一起想一個問題：什麽樣的狀況下會出現經濟增長下滑，同時還存在勞動力短缺的現象?如果真的經濟增長下滑是因為需求不足，那麽就不會出現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了。在邏輯上只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政策性的因素導致了結構性的勞動力資源錯配。在經濟增長活力比較強的城市部門，尤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勞動力的供給受到了限制，經濟增長速度下滑。與此同時，在其他城市和部門，盡管勞動力的供給數量有可能是在增加的，但是由於效率相對來說比較低，對於總量經濟增長的貢獻卻比較小。這樣，在加總的層面才會出現城市化率雖然在提高，但是經濟增長的速度卻有所下滑，同時，在一線城市和少數二線城市，卻可能同時存在勞動力的短缺。這是典型的資源誤配問題。
我們能不斷看到一些有關農民工返鄉是“逆城市化”和“勞動力枯竭”的論點。對此，我認為有必要給個特別的提醒，請睜開眼好好看看周圍的農民工在做什麽以及他們所受到的政策待遇，不要誤以為自己生活在後現代的發達國家。
中國需要反思當前市場經濟是否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
我的有關中國經濟下滑是不是經濟周期的文章，寫到了第三篇，基本上把涉及到的主要問題都談到了。作為收官之筆，我想提醒我的讀者，這一些討論所揭示出的問題，本質上在於我們思考中國這樣一個轉型和發展中的大國的經濟問題的時候，忽略了用結構性的觀點。教科書上的標準理論，尤其是宏觀理論，基本上不談結構問題，那是因為在他們所研究的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結構是相對穩定的。城市化的進程已經完成，經濟資源在不同地區和不同行業之間的配置，也沒有制度性的障礙，因此結構性的問題不那麽重要，總量的分析才是關鍵。而中國的情況卻遠遠不是這樣。中國經濟的問題，本質上仍然是一個結構問題，而這個結構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遠遠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為了把這個問題說清楚，請允許我再就什麽是市場經濟較一回真。
中國從上世紀就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過了多年的努力，中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我相信在社會各界應該已經有一個共識，當我們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都是定語，本質上，中國還是要成為一個國際社會所承認的市場經濟，讓市場經濟成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那麽，到底什麽是市場經濟呢？我們可能經常忘記了要去問一問這個非常基本的問題。對此，我的回答是，全人類的市場經濟有三個共同的特徵，不承認是不行的。第一，價格基本上由供求決定。由政府直接管制價格，在市場經濟下是極少出現的，並且，必須要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法律依據。第二，在一個國家內部生產要素是自由流動的，而這包括了資本和勞動力。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保證了供給一定是會去適應需求，生產要素的擁有者也一定會將生產要素配置到回報率更高的地區和部門。一切阻礙供給適應需求（只要合法）的制度障礙（包括壟斷）應該消除。第三，私有產權是得到保護的，這解決了經濟發展當中的激勵問題，讓經濟收益與微觀主體的努力和投入相匹配。
上面三大原則是全世界市場經濟的共同特徵，在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當中，我們也不妨把這三條來作為檢驗當前經濟政策是否符合市場經濟基本原則的標準。我想，明眼人一看，就應該可以看出來問題出在什麽地方。中國經濟的問題恰恰是，我們的價格出現了很多扭曲的政府乾預。即使在價格不直接被乾預的情況下，也常常存在供給方的管制，間接地使得價格出現了扭曲。第二，中國的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跨地區的自由流動是一個大問題，至今沒有得到解決。而土地使用權、建設用地指標和資金的空間配置都遠遠不夠，不符合資源配置追求回報率最大化的市場經濟原則。第三，中國雖然在法律意義上是保護私有產權的，但是在資源配置上，私有企業卻未能獲得與國有企業平等的市場地位。對於私有產權的保護應該不只是讓私有產生不被侵害，還應該保護其應有的市場地位，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於私有產權的保護其實是不徹底的。
總之，圍繞著中國經濟是不是一個周期性的問題，我的一系列文章是想提醒讀者，看中國的問題不能只看錶面，看加總的數據，要多想一想背後更深層次的問題。特別要避免的問題是，在總量上看中國經濟，不談與制度相關的結構問題，恰恰給那些不想改革的人提供了藉口。最後我想說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講的政府發揮更好的作用，它的前提是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的過程當中起到決定性作用，而不是說政府可以將自己的作用來抵消市場力量。我所理解的習總書記說要有效政府、有效市場，政府要把該管的管起來，該放的放下去，應該是這個意思。
中國的起點是計劃經濟，至今沒有形成由市場決定的價格體系，在生產要素市場上價格扭曲的問題就更為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希望政府能夠駕馭市場和引領市場，且不說政府是由具體的人組成的，它的目標未見得就是社會公眾的利益最大化。即使政府的確以最大化社會公共利益為目標，在缺乏價格機制的情況下，他也很難有正確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所需要的信號。離開有效的價格信號卻能夠最優化資源配置，這樣的政府如果真的存在的話，它不應該叫政府，而應該叫佛祖。
特朗普將帶來增長還是衰退？
更新於2016年11月17日 07:19 英國《金融時報》 加文•戴維斯
戴維斯：有關特朗普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市場和經濟學家們得出的結論是：短期影響可控，更大的風險或藏在未來。
金融市場對美國大選結果的反應，幾乎和當選總統本人煽動民心的競選活動一樣矛盾。在特朗普(Trump)獲勝後美國市場持續幾個小時的暗無天日很快被一種歡欣鼓舞的氣氛所取代。
投資者顯然認為，新一屆政府將採取財政再膨脹、審慎的貨幣政策、去監管和減稅的政策組合，這一組合將被證明對美國經濟非常有利。貿易控制被視為對新興經濟體有害，但對美國來說並非如此。更陡峭的收益率曲線被認為反映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更優”組合。
在市場眼中，發表了一通非常動聽的獲勝感言後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突然化身為了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
的確，現在與里根上任時的狀況有些相似之處。上世紀80年代初，大規模減稅、額外的國防開支、去監管，再加上有史以來最強硬的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讓美國在一段時期內實現了國內生產總值(GDP)健康增長，通脹率下滑，並在國際舞臺上占據主導地位。
羅納德•里根是一位堅定的自由主義者(libertarian)——雖然持右翼立場，卻是主流的共和黨人，他英明地委任了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chulz)及其他很多人。他與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蒂普•奧尼爾(Tip O’Neill)良好的私交是出了名和富有成效的。
還不清楚當選總統特朗普是否擁有以上任何一種潛在特質。與里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是一個威權主義者(authoritarian)，信奉嚴控貿易和移民，而且遠遠背離了共和黨的傳統。
特朗普的粉絲稱特朗普是高明的交易者。事實最好如此。
即將上任的新一屆政府需要與國會中的3個半政黨進行協商：士氣低落的民主黨人、共和黨內的茶黨一派、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Paul Ryan)領導下的主流共和黨人，以及一小批很晚才開始支持特朗普右翼民粹主義的異見共和黨人。
這些團體之間幾乎沒有重疊之處，在新總統就職後將不可避免地爆發一場曠日持久的政治內鬥，目前還不清楚這會產生什麽樣的政策組合。
摩根大通(J.P. Morgan)的邁克爾•費羅利(Michael Feroli)表示，全面推行特朗普競選時提出的一攬子計劃將涉及每年5000億美元的減稅（主要針對中上收入階層的家庭，以及企業），以及每年約15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和國防額外支出。
對家庭和公司減稅，凱恩斯乘數分別應該不會超過0.7和0.2，但增加基礎設施支出，凱恩斯乘數可能為1.0或者更多。因此，到2018年時，整套政策方案可能會使美國GDP上升約2%。這意味著增長率每年增加約1%【1】。
但新國會是否會通過這一攬子提議？之前，我表達過對這一點的懷疑，因為我預計這次選舉將會產生一個分裂的國會。現在，共和黨大獲全勝或多或少降低了出現政治僵局的可能性。
特朗普的一攬子計劃將會影響每一個人。除了減稅的分配以外，主要的難題是這些舉措很可能使聯邦預算赤字從相當於GDP的3.2%上升到相當於GDP的6%。但國會可能會使用“動態評分法”，假定政策措施會給經濟增長帶來不切實際的益處，從而使赤字的增長在事前看起來較小。
另一個主要問題事關美聯儲(Fed)。鑒於本屆美聯儲領導層在2018年前將控制著局面，寬松財政政策不太可能被視為是不受歡迎的，而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很可能大體維持當前的路徑。在12月加息一次並在明年加息兩到三次，似乎是符合現實的。
寬松財政政策被認為將推高美國的“均衡”實際利率，利率上升將部分抵消GDP增長加快和公司稅減免給股市帶來的利好，但從長期來看，牛市很可能得以保持。
那麽對市場而言，哪些因素會使情況變得糟糕？在2017-18年，最有可能的因素是通脹高於目前預期的水平。顯然，寬松財政政策將在美國勞動力市場實現充分就業、工資開始上升的時候到來。
就如布拉德•德朗(Brad DeLong)在一篇有關大選後財政政策的富有見地的博文中指出的，樂觀的情況是，旺盛的需求讓勞動者重返勞動力大軍，並提振企業投資，從而使生產潛力增強，通脹保持低水平。而悲觀的情況是經濟過熱以及美聯儲對市場更不友善【2】。市場根本不會喜歡這種“周期末”情形。
一些經濟學家預測了一種比這還要糟糕得多的情況——美國和全球經濟都陷入衰退。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和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針對這樣的危險發出了警告。不過克魯格曼表示，這些風險可能主要作用於更長期，因為經濟可能受益於明年的寬松財政政策。
Trump chart
一種真正糟糕的情形是特朗普上任以後依然用他在競選階段那種不可預測和民粹主義的方式行事。假如他尋求用激進的反移民和反貿易政策“回報”他在銹帶的支持者，就將出現這種局面，這兩種政策從長期來看都會給供給側造成負面影響。滯漲將隨之到來。
在這種糟糕局面下，一旦遭受意外沖擊，包括地緣政治沖擊，美國政策回應的不確定性程度將遠遠大於一位更傳統的美國總統治下的情況。這會導致企業投資下滑。而且，諸如與中國爆發貿易戰、政治接管美聯儲、氣候變化加快、出台可能導致政治不穩定的威權主義社會政策，種種因素都可能會造成嚴重損害。
對於特朗普總統，我們不瞭解的還有很多——事實上我們幾乎一無所知。但市場、還有許多經濟學家目前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經濟所受到的影響在短期內或許是可以接受的，許多更大的風險會出現在較長期內。
印度為什麼停用兩種大鈔？誰受益誰受害？
作者：黃維德編譯 2016-11-14 經濟學人
本週，印度人發現，鈔票和一般紙張實在沒有太大不同。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11月8日的電視演說中宣佈，印度面額最大的兩種鈔票，也就是500和1,000盧比（7.5美元和15美元），將合法地失去價值。
這是印度政府打擊不法收入的措施之一，經濟學家也希望，此舉的長期利益可以證明當前的混亂確實值得。
這個想法並沒有初看之下那麼瘋狂。莫迪已然採行諸多機制以逼出「黑錢」，亦即處於正式金融系統之外、來源不明的現鈔。
長期以來，大量問題收入可以輕易轉換為黃金或不動產；讓高面額鈔票失去價值，代表這些鈔票必須在年底之前送入銀行或郵局交換，迫使它們浮上檯面。
不過，這仍舊是十分激烈的做法。
央行通常會避免影響鈔票法定價值的舉動，而在鈔票依然為王的印度，此措施亦將影響86%的流通中貨幣（約合 GDP的11%）。在銀行強制休假、自動提款機停運兩天前夕，許多印票人也發現，自己手上並沒有太多能繼續保有價值的貨幣。
那些認為印度人應該轉換至智慧型手機和信用卡支付的人，覺得現金短缺數天是件好事，但印度短期內也無法達成此目標，因為仍有9成勞工是在非正式部門工作。即使印度人擁有銀行帳戶的比例已大幅上升，多數存款並未進入銀行系統。
此措施的受益者之一即為銀行；許多藏在床底下的現金，現在應該會流往銀行或銀行提供的共同基金。
但另一方面，打壓黑錢亦有可能影響、甚至是嚴重傷害已然脆弱的不動產價格，進而影響銀行放款擔保品的價值。
多數經濟學家預測，此舉只會在短期內影響經濟成長。家庭可能會延後購買機車、家電和貴重商品；珠寶商、醫生等仍舊以現金交易為主的行業，亦有可能受到重創；囤積現金好在選舉之時收買選民的政黨，得好好整理自身的財務；就算是Amazon等電商網站也無法置身事外，因為超過2/3的銷售使用貨到付款。
新的黑市交易已然與起。
據說有人以大幅折價收購1,000盧比鈔票，只要找到願意替他們兌換鈔票的小存款者，就能獲得相當豐厚的利潤，因為政府先前已暗示，其目標是大量鈔票兌換者。
不過，這項計畫亦有部分面向讓人難以理解。哈佛大學的羅格夫（Kenneth Rogoff）等知名經濟學家，希望能完全取消大面額鈔票，但印度政府只會替換這些鈔票。
更糟的是，印度政府還會推出面額為2,000盧比的現鈔，而這樣的大鈔除了藏在床底下、走私或賭博之外，實在沒有太多用途；在印度，想找開500盧比的現鈔都已經十分困難。
時機也十分怪異。印度近期推出統一支付介面（Unified Payments Interface），以簡化手機支付和收款。但此系統仍處於早期實行階段，無法有效協助處理現金不足的問題。此外，莫迪是在美國開始投票之際宣佈此事，最終亦造成市場不安。
取消鈔票通常是出於絕望或誤判，但這次似乎不是如此。
打擊黑錢確實合理，也早該這麼做，但改動鈔票的規範亦有其風險。想讓政府和稅務機構無法觸碰自身存款的人，早已相當偏好黃金；黃金愛好者會覺得此事證明了自己的看法，其他人也會將此銘記於心。（黃維德編譯）
名家觀點／生存權優先 自住房屋稅應謙卑
2016-11-18 04:07經濟日報 陳長文（法學教授／律師）
前閣揆陳冲本月呼籲政府與民眾相互體諒，讓房屋稅「包容式成長」，筆者深表贊同。亦即地方政府就算有意調漲，也須秉持「自住房屋輕稅」原則；反之，非自住房屋，則可以調高稅率。對老百姓來說，不論窮富，自住房屋是生活必需品，關乎居住人權乃至生存權，不能課予重稅。
此外，不宜以定義與標準模糊的「高級住宅」（俗稱豪宅）區別課稅，來懲罰人民自費提升居住品質安全的努力；台北市府有意讓實施五年的「高級住宅八大認定標準」退場，這樣回歸租稅法定原則的方向正確，但「高級住宅稅率」也應原則上排除適用於「自住房屋」，否則有些上漲地段「老舊房子」的民眾，就面臨「都更後變高級住宅，恐繳不出稅而需賣房搬家」的窘境，或不得不抗拒都更。
不動產課稅概分三類：持有稅（房屋稅、地價稅）、交易稅（契稅、印花稅）及所得稅（房地合一稅）。
房屋稅的任務並非對房價上漲的「資本利得」課稅；若房子交易賺了錢，自能透過交易稅、所得稅課徵，來實踐「漲價歸公」。調高房屋稅平抑房價不僅事倍功半，還會對廣大自住房屋衍生後遺症，畢竟民眾不會因為自住房屋漲價，就有現金收益可拿來繳稅。
那麼，房屋稅為什麼漲？主因是「逾30年未調整課徵公式」導致稅基長年偏低，地方財源不足、公共建設匱乏。多縣市因此陸續調漲稅基以「合理化」房屋稅；方向上雖可接受，但不可不當波及「自住房屋」者的居住與生存權。
首先，十多年來民眾實質所得未增，房價卻漲不停，若短期大幅度調漲房屋稅，顯然會不當加重自住房屋民眾負擔。
其次，30年才調整的新制公式該適用於何時建造的房屋才公平？也生爭論。大致有兩模式：（1）大多縣市採「一刀切」，如台北市僅「2014年7月後核發使用執照的新屋」才適用新制，受影響民眾較少。然而，新舊屋賦稅差很大，有失公平，不僅降低買新屋意願，也不利都市更新。（2）另種作法是「回溯適用」（非要求補稅，法律上稱「不真正回溯」），如台南市「2001年以後發使用執照的房屋」皆適用新制，比「一刀切」公平，但影響民眾多，須留意：漲幅衝擊是否過大、折舊率及殘值是否應相對調整；例如鋼筋混凝土房屋，在現行算式下，60年老屋殘值竟有40%，顯然過高；且逾20多年未調的免徵稅標準僅10萬元，也應上修。
基上，筆者呼應前閣揆陳冲的意見，基於「自用房屋輕稅」，提出三建議：
（一）計算公式，應提高折舊率及免稅標準、降低殘值，自住房屋尤應降低稅率。適用房屋年份範圍，基於公平及永續，「回溯適用」顯較「一刀切」為佳，行政院應協商各縣市採同一方案。
（二）房屋市價，貴不在建物而在土地，工程及建材僅占一部分。但持有稅採「房屋稅、地價稅」分課的作法，滋生眾多困擾，行政院應修法改採房地合一課稅。
（三）實施時間：加稅衝擊全國人民荷包，各縣市雖有預告實施，但今年7月才引發廣大關注，絕大多數民眾是接到稅單才有被突襲之感，甚至未及申請認定自住。行政院應協調暫緩新制，於落實上述方針並充分宣導後，於2018年起在各地統一實施「房地合一持有稅」。
持有稅稅基公式長年失調，是政府失能、立法怠惰所致；如今一口氣大幅增稅，又波及自住房屋影響居住人權，又是欠缺溝通的打擊錯誤，形同全民加稅。行政院宜全面檢討不動產稅制，別拿廣大百姓的自住房屋開刀。
（作者是法學教授／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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