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向右，改革向左
更新於2018年4月28日 06:03 天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張林 為FT中文網撰稿
張林：2001年以來對外開放的跳躍性擴大成為中國主要的經濟增長動力，但與此同時國內改革的步伐似乎越來越慢。
如果時間能夠倒轉回到1978年，不會有任何一個人會相信在40年後，北京五環外的一套10年長租房的租金可以是180萬元。那個時候固定電話還沒有普及、沒有網絡、吃肉奢侈、居住還是公用衛生間，1980年代人們對收入的頂級追求是能成為「萬元戶」。可以說，推動改革開放的那代人是真正的民族英雄。40年後的今日，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似乎正在日漸削弱，原因就在於改革和開放不再互相促進，反而分道揚鑣。
改革是發展模式的變革，對於轉型國家而言，就是政府的邊界逐步縮小，法無授權不可為。開放就是發展動力的變革，取消自由交易的壁壘，將市場機會公平地還給企業和個人。當然，改革開放還意味著思想領域的百花齊放。改革和開放從來不是同步的，往往是開放在先探索邊界，改革隨後通過制度變革予以追認。但是改革和開放只要是相同方向起作用，便能釋放巨大的制度紅利。實際上，4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周期的每個節點都對應著這樣的制度紅利——即宏觀經濟學中所謂的全要素生產率。
如上圖，制度紅利像一個正向的外部衝擊，使得增長率先升高再收斂。文革結束後農村經濟開始開放，1978年農村確立的制度改革使得經濟增長率由前一年的7.6%達到11.7%；其後商品經濟在城市開放，1984年城市改革的確立使得經濟增長率進一步上升到15.2%；其後封閉經濟體開始向外敞開懷抱，1992年「南巡講話」使得經濟增長率由1991年的9.3%躍升至14.2%；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開始新一輪的經濟加速，承諾用五年時間完成WTO的相關制度變革要求，六年後中國經濟又達到了14.2%的高峰。
在2008年前後美國次貸危機帶來的短暫波動後，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相對漫長的經濟下降周期，即被現在的學者和官員稱之為「新常態」的周期。為什麼潛在經濟增長率在不斷下降？就是因為改革和開放在這個階段幾乎處在停滯的階段，甚至有些層面還有些回調。再加上人口紅利的不斷削減，可以說中國經濟和社會面臨的挑戰遠大於往常。
其實，中國經濟社會的改革和開放並非第一次處在彼此背離的邊緣。再回到上面的圖表，可以看到1990年代之前經濟波動性較大，周期較短，其後經濟變得波動幅度大減，周期變長。原因就在於1990年代經歷了一次中央政府權力的再集中過程，或者說經歷了改革的一次左向操作。如果沒有後來的擴大對外開放，以及通過WTO擁抱世界經濟體系，20年前或許就已經提早進入另外一種常態了。
中國經濟轉型之初，改革和開放幾乎就是一件事，因為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掌控著一切，開放市場就是在縮小政府的邊界。當時為了衝破舊有計劃經濟的單一體制，中央政府允許地方政府自立門戶、自主創業，地方政府又依次向下層推動個體和企業試探市場的邊界。各地競相出台開放政策，不僅在經濟上出現了自由繁榮的景象，連社會風氣也舊貌換新顏，今日看來都尺度頗大的藝術作品、書籍電影、廣播電視便能在當日公開發行，人們思想之開放的尺度遠超今日。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地方政府可以比較獨立自主的承擔職能，稱得上是有限版的聯邦制。
但是此時改革卻不願意朝著同樣的方向繼續前進了，開放的尺度大於改革的尺度，矛盾終於在1980年代末積累爆發成暴力事件，經濟增長也隨之一落千丈。1994年分稅制改革擴大了中央政府的行事邊界，地方政府也隨之減弱了進一步對內改革的激勵。1990年代中後期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地方政府在忽然失去財權之後，通過變現土地價值擴大投資實現的。這個增長模式在現在終於達到了登峰造極，演化出了過大的債務風險。
可以說，1994年之前的經濟增長得益於於改革和開放的蜜月期，其後改革和開放之間則出現了明顯的罅隙。直到2001年之後中國加入WTO，對外開放的跳躍性擴大成為主要的經濟增長動力，而中國的入世承諾則推動了國內體制的相應變革。即便如此，國內改革的步伐似乎越來越慢，國企改革、行政體制改革、土地改革、思想市場改革，這些達成阿西莫格魯所謂的開放型社會的關鍵要素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發掘，因此有學者不斷發出改革已死的感嘆。
隨著混合所有制進一步擴大國有企業觸角，央企合并進一步做大國有企業規模，行政體系重組進一步強化了政府職能，可以說改革並未死去，只是她已然向左而行。很多人根據以往的經驗認為改革和開放理應是同向同步的，開放的擴大必然會帶來行政體制的跟進。可是最近的事實證明了改革和開放似乎各有邊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擴大開放似乎就成了為數不多的制度紅利來源。
繼續對內開放受到了改革向左的張力，對外開放繼續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就是最好的替代性選擇。中國決策層也已經做很多繼續對外開放的嘗試，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在非洲的資本輸出，推動向歐美的金融體系開放。這些嘗試是有益的，中國的優勢在於廣大的市場，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則進一步分享技術進步紅利，技術和市場的結合就是林毅夫教授所謂的後發優勢。以上構成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中國經濟，開放向右而改革向左。
在改革向左的前提下，開放向右還有多大的可行空間？更不巧的是，美國在國防戰略報告里將中國列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之一，而且不斷挑起貿易戰及技術封鎖，中國對外開放的空間也大受擠壓。或許進一步秉持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減少外部壓力，尋找繼續改革和開放的紅利空間，才是更好的戰略抉擇。可是改革開放的成就卻成了民族情緒高漲和大國做派外露的資本，不由得令人擔心。《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講到，在1960年代，連薩繆爾森這樣的經濟學泰斗都認為1980年代蘇聯將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何況我們現在只有胡鞍鋼這樣的學者在鼓吹中國的趕超。因此我們要不斷反覆掂量研究的問題是，開放向右而改革向左的新型發展模式，會比當年的蘇聯強大多少？
反思日美貿易戰的慘痛教訓
更新於2018年4月25日 05:59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沈建光
沈建光：日美貿易戰對於日本經濟而言是個重要轉折點，不僅阻擋了其日益向好勢頭，甚至為後來房地產泡沫埋下隱患，成為日本由盛轉衰的關鍵節點。
近日有關中美貿易戰的消息多空參半。一方面，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新一輪對外開放措施之後，特朗普表態歡迎，美國財長有來華談判意願，中美貿易戰似有趨緩跡象。另一方面，美國對中興通訊七年禁售如平地驚雷，加大了中美從貿易摩擦延伸到科技戰的可能性。
同時，中興事件也讓人不禁聯想到上個世紀80年代，美日之間曾發生的「東芝事件」。當時美方認為，美國在半導體技術、光纖技術、智能機械技術等領域落後於日本，對向蘇聯出口數控機床的東芝公司下了3年禁令，禁止東芝進入美國市場。中美貿易戰與中美貿易戰到底有多少相似之處？中美貿易戰最終能否避免？從日美貿易戰中有能找到哪些經驗與教訓？
筆者任職的機構瑞穗金融集團是日本前三大金融集團，每年筆者都會定期與諸多日本投資者與學者進行交流。針對當前中美貿易戰熱點，交流中，筆者感觸最深的莫過於當年日美貿易戰的慘痛教訓。在筆者看來，日美貿易戰對於日本經濟而言是個重要轉折點，不僅阻擋了其日益向好，節節攀升的勢頭，甚至為後來房地產泡沫的積聚奠定基礎，成為日本由盛轉衰的關鍵節點。
悉數日美貿易戰，筆者認為，有如下教訓值得警惕：一是上升期心態的過度膨脹，引起了美國的警覺，並拉開了集中力量遏制日本的開端。筆者在MIT做博士後時，曾接觸過哈佛大學的中國問題研究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而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其曾是日本問題專家，曾作《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暢銷書，提出了美國第一地位受到挑戰的背景；而日本學者《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一書，則從日本的角度反映了當時日本人過度膨脹的思潮。在筆者看來，外部的吹捧並非好事，其引發的美國對日本崛起的警覺，以及日本內部普遍出現的自信心過膨，為其後美國的全面打壓埋下了伏筆。
二是拖延市場開放步伐。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日本國內市場對外開放程度較低，直至亞洲金融危機才被迫加快金融開放。而應對日美貿易摩擦，並沒有採取開放市場，加大進口的策略應對，而是採取自願出口限制的手段。例如，1971年簽訂「日美紡織品協定」，以1969年為基準設置限制對美出口增長的範圍；1976年，美日簽訂特殊鋼進口配額限制協定；最為激烈的貿易摩擦發生在汽車行業，1980年日本政府同意將對美出口汽車輛數設定上限。
三是在已有外部壓力的背景下，並未選取改革作為應對手段，而是通過刺激國內房地產市場達到延續繁榮的途徑。而其後眾所周知，由於日本國內房地產泡沫的出現，以及強制打壓泡沫的政策失誤，將日本經濟帶入了失落的三十年。
對比之下，筆者認為，中國吸取日本當時的教訓包括切勿獲得成績便沾沾自喜，認識到自身處於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實；加大開放以及改革，而非依賴刺激尋求捷徑。當然，對比日本當時的情況，筆者對於中美貿易戰前景並不悲觀，一方面，筆者認為，對應上述日本的教訓，本屆政府已經有清晰的認識，並已就新一輪改革開放表達了決心，走在了正確的發展道路上；另一方面，中美貿易戰又與日美貿易戰有諸多不同，讓筆者堅信中美之間避免日美貿易戰覆轍存在良好的基礎，具體體現在：
第一，中日市場規模對美影響不同。相比於十年前，中國零售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當前中美零售市場規模相當，今年中國甚至有望超過美國市場；而日本1985年零售市場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零售業市場規模相對較小，且多為自產自銷，對進口消化能力相對較弱，使得日本市場對美國的牽制較小。
第二，對美國的政治依附不同。日本是美國的盟友，但即便如此，一旦其對美國地位造成挑戰，也迎來全面反制。相比之下，中國對美國的政治依附較小，發展模式不同，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明顯小於日本。
第三，中日匯率政策的選擇不同。廣場協定後十年，美元兌日元從1：240三年內跌至1：120，之後三十年以1：120為中心波動，一度觸及1:80。日元大幅升值促使日本政府採取了過度寬鬆貨幣政策，引爆了後來泡沫經濟破滅。而中國政府自去年以來一直致力於維持匯率穩定，儘力避免通過匯率波動來調整貿易。
第四，中國已經顯示出「二次入世」的意願。特別是博鰲亞洲論壇上，習近平主席提到將放寬市場準入、開放部分服務業與製造業、並加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等舉措，以及其後易剛行長就金融改革加快落地的表述，讓筆者堅信新一輪開放政策或快於預期。
此外，此次中興事件是個很好的警示，暴露了中國在創新、企業制度建設等方面的不足，未來保持良好心態，對自身發展階段有清晰而理性的認識，戒驕戒躁，在進一步推動供給側改革，鼓勵創新，保護產權等方面做出努力，並著力於推動創新成為引領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仍是正確的應對之道。
拿雙邊貿易大做文章猶如「打地鼠」
更新於2018年4月25日 05:59 作者：IMF首席經濟學家 莫里斯•奧布斯特費爾德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奧布斯特費爾德：即便美國縮小了對個別國家的貿易逆差，它對其他國家的逆差卻可能因此擴大。雙邊行動無法改善其總體貿易平衡。
對貿易爭端不斷升級的擔憂籠罩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在上周舉行的春季會議。
美國總的來說與全球其他地區存在貿易逆差，其領導人希望縮小這種逆差。然而，要做到這點，美國的貿易夥伴國必須減少與美國的集體貿易順差——在美國近期的減稅和增加政府支出政策導致其國內支出和進口激增後，這個任務變得更加困難。這種僵局可能會破壞全球經濟當前的增長，特別是如果有更多國家轉向採取貿易限制措施的話。
一個國家總的貿易逆差當然可能過高，順差也一樣。因此當貿易平衡過度偏向哪一邊時，IMF會特意指出來。但長久以來存在一種謬論，認為除非一國的總出口超過總進口，否則這個國家在貿易中就吃虧了。貿易逆差往往發揮著重要的經濟作用。例如，逆差能夠幫助各國獲得進行長期生產性投資所需的資金，這些投資最終將增加國民收入和財富。
把一國從貿易中得到的好處等同於其總的貿易順差是錯誤的，認為一國對某個貿易夥伴國存在雙邊逆差就代表著吃虧就更是大錯特錯。總的貿易平衡是所有或正或負的雙邊貿易平衡的加總，但從貿易中得到的好處不只來自於順差關係。實際上，如果一國因尋求縮小總的貿易逆差而錯誤地架設起進口壁壘，將導致其雙邊的順差和逆差都縮小。
一國總的貿易平衡是一種宏觀經濟現象，反映其支出少於或多於收入。相比之下，雙邊貿易的結構反映的是國際勞動分工——這種分工基於各國的競爭優勢。
例如，美國進口鋁，這增加其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但較為廉價的鋁進口有利於美國規模最大也最有特色的出口項目之一：飛機出口。限制鋁進口不僅會損害飛機出口，還會降低全球勞動分工的效率。這種限制不會改變一個事實，即美國的支出超過收入，而這是造成美國總體貿易逆差的根源。
美國政策制定者正試圖通過談判縮小與特定貿易夥伴國的逆差，例如墨西哥、韓國和中國。他們表示，他們正試圖修復雙邊貿易關係中的政策扭曲並擴大美國總體貿易順差。在存在扭曲的地方，第一個目標可能會有助於糾正不公正做法並提高全球生產效率。
但美國不太可能改善其總的貿易平衡，即便它成功縮小了與某些國家的雙邊逆差。假設韓國同意限制其對美國的鋼鐵出口，同時降低針對美國汽車進口的壁壘。美國減少從韓國進口鋼鐵和增加對韓國出口汽車的同時，很可能會伴隨著從其他國家如加拿大進口的鋼鐵增加、出口到澳大利亞的汽車減少。
或者，如果美國最終選擇擴大國內鋼鐵和汽車產量，那可能導致其他出口商品的產量下降——在像美國這樣的處於充分就業狀態的國家，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美國對韓國貿易逆差一旦有所減少，取而代之的將是它對其他貿易夥伴國的逆差擴大或者順差減少，這就像「打地鼠」遊戲一樣。
雙邊貿易的變化未必會改變一國支出與收入的失衡。糾正這種失衡需要採取政策使支出水平更加貼合收入水平。而過分側重於雙邊貿易可能會嚴重扭曲國際勞動分工——從而減少各國從貿易中獲得的好處。即便雙邊行動反映出合理的抱怨，也可能會招致報復。
堅持基於規則的現行爭端解決機制採取多邊策略更為可取。這是互利共贏的做法，並可避免誰都沒好果子吃的貿易戰。
人民幣匯率為何呈現雙向波動？
更新於2018年4月24日 05:53 FT中文網撰稿人 張明
張明：無論中間價還是CFETS貨幣籃指數，今年人民幣升值主要發生在1月與2月初。中美貿易摩擦是否會升級？降準是否意味著貨幣政策方向的調整？
2017年底至2018年4月20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升值了3.7%，人民幣兌歐元與日元的中間價則分別升值了0.5%與貶值了1.1%，人民幣兌CFETS貨幣籃指數升值了2.2%。不過如圖1所示，無論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還是人民幣兌CFETS貨幣籃指數，今年以來的升值均主要發生在1月與2月初。從2月中旬至今，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約在6.25-6.35的區間內窄幅波動，而人民幣兌CFETS貨幣籃指數約在96-97的區間內窄幅波動。
圖1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與人民幣兌CFETS指數
資料來源：Wind。
為什麼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以及人民幣兌CFETS指數從今年2月中旬至今均呈現出雙向波動狀態呢？
原因之一，在於美元指數在同期內也大致維持了雙向波動。如圖2所示，美元指數在1月初至2月初經歷了顯著的下跌過程，由92.5左右一度下跌至88.5左右，跌幅達到4.3%。而美元指數下跌的主要原因，則是同期內美元兌歐元與日元匯率的雙雙下跌。美元兌歐元匯率由1.19跌至1.25左右，跌幅達到5.0%。美元兌日元匯率由113跌至105左右，跌幅達到7.1%。然而，從2018年2月中旬至今，隨著美元兌歐元以及兌日元匯率的雙雙企穩，美元指數大致在89.5-90.5的區間內呈現雙向波動。
圖2 美元指數
資料來源：Wind。
原因之二，在於中美長期利差在同期內大致保持穩定。如圖3所示，由於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2018年1月至2月初一度上升了50個基點（由2.45%上升至2.95%左右），導致中美10年期國債收益率之差一度由150個基點下降至100個基點左右。在這段時間內，中美利差的收窄伴隨著人民幣兌美元的快速升值，原因主要是因為美元兌歐元、日元大跌導致美元指數顯著下行。然而，在2018年2月初至4月初，中美利差大致保持穩定，大致保持在90個基點上下。換言之，在這段時期內，一方面美元指數呈現雙向波動態勢，另一方面中美長期利差也大致保持穩定，兩者共同決定了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
圖3 中美長期利差
資料來源：Wind。
原因之三，在於兩國經濟增速與通脹狀況均基本保持穩定。2017年下半年，美國GDP同比增速大致穩定在2.5%左右。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一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速大致穩定在6.8%左右。更有趣的是，目前中美核心通脹率大致保持一致，均在2%上下。一方面，經濟增速與核心通脹率的穩定意味著投資回報率的大致穩定，有助於穩定跨境資本流動。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美聯儲依然將會保持較為穩定的貨幣政策正常化節奏，加息步伐加快的可能性不大。與此同時，中國央行也沒有太大必要改變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基調。
展望未來一段時間的人民幣匯率運動，儘管可能由於以下兩方面原因而導致人民幣兌美元面臨一定的貶值壓力，但筆者認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以及人民幣兌CFETS指數均會繼續保持大致穩定的態勢，最多也僅會出現溫和貶值：
不確定性之一，是中美貿易摩擦可能深化並升級。今年3月以來，隨著美國政府宣布以232條款以及301條款為由將對中國出口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儘管目前貿易摩擦的演進方向存在不確定性，但我們不能排除貿易戰深化並升級的可能性。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順差可能顯著下降，這將降低中國對美國的整體經常帳戶順差。從國際收支與匯率的相互關係來看，這種情景可能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面臨一定的貶值壓力。不過，筆者認為，一方面，貿易順差收縮對人民幣匯率造成的貶值壓力是相當溫和的，畢竟2018年中國依然可能面臨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目前將人民幣貶值作為貿易戰工具的可能性很低，因為中國央行好不容易才把單邊人民幣貶值預期轉變為雙向波動的匯率預期。基於這兩方面考慮，貿易戰對人民幣匯率的負面影響將是相對較小的。
不確定性之二，是最近中國央行的降準行為是否意味著貨幣政策方向的調整。4月中旬，中國央行宣布實施定向降準。這引發了市場的相關猜測，也即這究竟是為了維持宏觀經濟穩定增長呢？還是為了對沖新一輪金融監管可能造成的流動性衝擊？如果是前者，這意味著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可能從中性偏緊轉為中性略松。在這種情境下，中美貨幣政策的差異性加劇，可能造成中美長期利差進一步收縮，從而帶來新的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壓力。如果是後者，這意味著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姿態並未發生調整，中美長期利差仍將保持穩定，進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也將大致保持穩定。筆者認為，我們可以把近期資管新規是否落地，作為判斷中國央行本次降準真實目的的試金石。如果資管新規近期如期落地，那麼降準的目的將主要是對沖金融監管的流動性衝擊。而如果資管新規如同市場謠言那樣推遲落地，那麼降準的目的就可能是前瞻性地穩定經濟增長。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2018年全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有望在6.3-6.5的區間內波動，年底的匯率水平可能落在6.4-6.5的區間內，人民幣兌CFETS匯率指數有望在95-97的區間內大致保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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