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美貿易戰的市場風險
更新於2018年3月30日 06:41 周茂華 為FT中文網撰稿
周茂華：特朗普單方面挑起貿易爭端，中國被迫反擊，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全球市場「閃崩」；未來中美貿易戰走向將如何影響金融市場走勢？
特朗普（Donald Trump）於北京時間3月23日凌晨簽署總統備忘錄，計劃對進口自中國600億美元商品徵收超過關稅，並顯示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併購，美國財政不將在60天內公布具體方案。為維護自身利益，中國商務部被迫予以回應——發布了針對美國進口鋼鐵和鋁產品232措施的中止減讓產品清單並徵求公眾意見，該清單暫定包含7類、128個稅項產品，按2017年統計，涉及金額約30億美元。
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全球金融市場經歷「黑色星期五」，全球股市大幅下挫，部分資金流入避險資產。美國三大股指均創2月9日以來當日最大跌幅，道瓊斯指數下跌424.69點，跌幅1.77%；標普500跌68.24點，跌幅2.43%；納斯達克指數下跌174.01點，跌幅2.43%。上證綜合指數下跌2.78%；深成指數大跌3.37%。歐洲三大股指跌幅均超過1.2%，德國DAX當日跌幅達1.7%。日經225指數當日下跌974.13，跌幅達4.51%。全球市場「risk-off」利好避險資產，黃金、日元與國債獲得資金流入。
未來中美貿易摩擦是否升級為全面貿易戰及其對全球市場影響？
全面貿易戰可避免的三大理由
首先，中美貿易戰令全球滯脹風險上升。中美兩大經濟體無論從經濟體量和在全球產業鏈中位置看，中美爆發全面貿易戰將使得全球貿易量縮價漲，通脹飆升，全球經濟放緩、失業率上升，部分國家陷入滯脹風險上升，全球資產泡沫刺破，容易引發系統性危機。
其次，不利於特朗普中期選舉。中美全面爆發貿易戰，短期內物價飆升，直接削弱中下階層的福利；市場對經濟前景悲觀，美國金融泡沫存在破滅風險，美國陷入滯脹的風險上升，特朗普中期選舉勝算降低。一旦特朗普中期選舉中喪失參眾兩院的控制權，未來特朗普任何政策推行都將舉步維艱。
最後，中國不缺反制措施。全球化發展至今，各國產業鏈已深度融合，時移世易，本輪中美貿易博弈，中國可動用的反制措施較多。例如：中國可以對進口自美國的大豆、玉米等農產品，汽車、飛機等高附加值商品加征關稅，甚至減少採購；中國也可考慮將反制措施擴展至美國休閑類服務業等領域。若中國實施「持久戰」策略，從目前中美雙方博弈環境看，時間顯然站在中國這一邊。
中美貿易摩擦走向如何
2018年3月26日有消息傳出中國與美國願意協商關稅與貿易失衡問題，市場對中美全面貿易戰憂慮降溫。但近期美國媒體相關報導，美國運營商AT&T和零售商百思買（Bestbuy）先後終止銷售華為（HUAWEI）相關電子設備；美國零售企業沃爾瑪（WalMart）在中國多家連鎖店停用支付寶；以及特朗普團隊成員多次釋放限制中國等海外企業在美國投資併購獲得，這預示中美中高強度的貿易摩擦不可避免。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買美國貨、雇美國人」，對內減稅，重啟化石能源戰略；對外挑起貿易摩擦、以鄰為壑，例如：加征關稅、重啟「301」貿易調查、美墨邊境牆，北美貿易協定談判，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等。可以說特朗普行為極具貿易保護色彩。《華盛頓郵報統計》，2017年美國挑起23起貿易爭端，創2001年以來的年度記錄。
從中國的角度看，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中國內部改革與外部開放考慮因素眾多，有自身的最佳策略，特朗普團隊僅是中國策略的一個因素。從未來全球貿易規則，中國自身利益及實力看，中國將積極應對。
目前中美貿易博弈才剛開始，雙方尚未亮劍，雙方都在試探對方底線，尋找對方痛點，都希望在談判中佔據主動。中國與美國只有經過幾輪的較量後，雙方才有可能達成妥協。就中美談判雙方而言，特朗普過往談判藝術、經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既是有益參考，但也不能全信，因為對手方都很特殊。未來中美貿易摩擦走勢不確定性對全球經濟、金融市場影響不可小覷。
中美貿易摩擦對全球金融市場影響
中國與美國貿易上半年談判或較為激烈，中美貿易摩擦及其影響不確定性籠罩全球金融市場，上半年市場「危」大於「機」。下半年美國共和黨面臨中期選舉，中國從維護全球自由貿易大局需要，雙方或將避免貿易爭端繼續升級，中美貿易爭端降溫，市場信心存在觸底回暖可能。
歐美市場。上半年歐美市場三大利空：一是，中美摩擦不確定性籠罩。中美雙方貿易談判鹿死誰手未可知，雙方各自博弈策略均存不確定性，假如中國擠出持久戰策略，特朗普將四面楚歌；貿易摩擦升級也將拖累中國經濟增長。二是，高估值風險。截至3月26日，美國三大股指市盈率仍在22倍附近，明顯高於歷史均值（14-16倍），上半年美國高估值資產仍存在調整空間。三是，美聯儲政策正常化。中美全面貿易戰極端情況有望避免，中美全球經濟復甦勢頭有望延續，美國就業充分，通脹逐步趨近央行目標，在中美貿摩擦實質影響美國經濟與通脹前景之前，美聯儲將延續政策正常化路徑。上半年歐美市場延續震蕩調整格局風險偏高，市場波動將一定程度利好公債、黃金等風險資產。受到避險情緒與美聯儲「加息+縮表」延續，上半年美債收益率整體或趨於平坦化。
市場是否存在崩潰風險？本輪通脹復甦主要是成本推動型，受結構、技術等因素制約，中美貿易爭端對通脹影響偏溫和，通脹對全球金融環境收緊影響有限。歐美市場奔潰引發系統性風險概率偏低。
中國市場。若特朗普升級貿易摩擦，中國被迫加碼反制，中國市場主要面臨兩方面壓力，一是外需放緩將拖累中國經濟動能，中國目前仍是一個外向型國家；二是歐美投資者悲觀情緒外溢等。但中國爆發系統性風險概率低，核心在於中國經濟韌性增強，金融風險不高，金融開放步伐穩健。
首先，中國經濟韌性增強。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取得進展，中國消費、服務業已成為經濟第一驅動力，數據顯示2017年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58%，通脹有望保持穩定，中國對相關農產品加征關稅，但這些農產品的替代性較強，外部供給仍有保障。中國財稅、貨幣政策空間仍大，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16年中國負債率44.3%左右，處於國際公認警戒線60%以下，低於美國（107.1%）、德國（68.1%）和日本（239.3%）；貨幣政策方面，中國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仍處在16%高位。
其次，中國金融風險明顯降低。中國強監管、防風險、去槓桿已取得明顯效果。中國樓市投機、炒作得到遏制，市場逐步回歸理性，一二線熱點城市房價保持平穩，三四線樓市延續去庫存格局，居民槓桿率趨緩，房地產泡沫風險得到抑制；金融亂象治理取得成效，2015年以來中國股市整體處於風險釋放過程。
最後，人民幣資產吸引力將增強。中國通改革與開放促進經濟質量提升，經濟發展動能轉換，經濟更可持續；人民幣對一攬子匯率有望保持穩定，人民幣國際化，中國金融對外開放力度加大，人民幣資產吸引力在增強。
從中長期看，中國經濟質量更高、更可持續，中國金融市場更加開放，人民幣更加國際化，市場短空長多，短期波動不改中長期慢牛行情。
2018下半年中美貿易摩擦逐步降溫概率偏高，短期經濟保持擴張態勢，金融環境仍寬鬆，疊加上半年市場泡沫風險釋放，投資者重拾信心，利好權益類資產。利率類資產將受到一定程度拋售，主要是風險偏好，美聯儲處於政策正常化路徑，美國赤字問題等。
中美貿易降溫與全球經濟延續復甦。下半年美中雙方均有降溫貿易摩擦動力。美國中期選舉臨近，由於特朗普執政以來「麻煩」不斷，本次中期選舉對特朗普團隊考驗大；而中美貿易降溫也符合中國穩定外需和維護長遠國際自由貿易秩序要求。全面貿易戰極端情況可以避免，短期內全球經濟有望延續擴張態勢，基本面穩步改善是市場信心根基。下半年中美貿易經過幾輪博弈後出現「轉機」，貿易陰霾漸散，全球經濟有望延續擴張態勢，投資者情緒有望逐步修復。
全球金融環境保持寬鬆。我們預計，2018年全球通脹對金融環境緊縮效應有限，美聯儲目前基準利率水平距離3.0-4.0%（CPI+GDP）仍有空間，美聯儲資產負債表仍臃腫；歐日央行保持非常規政策可能性偏低；新興經濟體政策整體穩中偏松。全球經濟、政治環境再難承受一次大規模金融、經濟危機，經濟保持擴張是全球政局穩定的「壓艙石」，各國決策者均謹慎。
泡沫風險釋放。上半年市場震蕩調整有助於金融市場風險釋放，估值有望向均值回歸。從全球經濟擴張態勢與央行逐步恢復政策正常化角度看，權益類資產將獲益。全球市場信心趨勢性改善時點或在三季度末。
下半年市場風險偏好回暖，美聯儲延續貨幣政策正常化利空債市，同時通脹中樞上移與美國赤字擴大預期將推動曲線略陡峭化。另外，下半年可能出現兩個不確定性：中美陷入曠日持久的貿易博弈中與華盛頓內部博弈再度失控。
宏觀經濟理論為何需要重建？
更新於2018年3月30日 06:41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沃爾夫：宏觀經濟學是一門實用學科，經濟學專家理應洞悉經濟中的問題以及應對之策。但近年所爆發的危機，讓這門學科始料未及。
經濟學是一門實用學科,與醫學一樣，而與（比如說）宇宙學不一樣。經濟學的目的是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宏觀經濟學尤其如此，它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對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做出回應時所創。對這門學科的檢驗在於，宏觀經濟學專家是否了解經濟中哪裡可能出問題以及如何糾正。2007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幾乎讓該學科完全始料不及，第一次檢驗不及格。第二次的成績好一些。但它需要重建。
在2009年為英國《金融時報》撰寫的博客中，現供職於花旗(Citi)的威廉姆•比特(Willem Buiter)指出：「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多數主流宏觀經濟理論創新……被證明充其量是自我參照、封閉的消遣。」發表在《牛津經濟政策評論》(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的一篇非常深入的分析文章題目為「重建宏觀經濟理論」，它引導讀者得出大致相同的觀點。墨守成規的研究方法確實被證明存在嚴重缺陷。另外，頂尖職業經濟學家對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存在深刻分歧。蘇格拉底(Socrates)可能會說，意識到自己的愚昧無知要比處於知識幻覺好得多。如果是這樣的話，宏觀經濟學目前狀況良好。
正如大衛•維內斯(David Vines)和薩姆•威利斯(Sam Willis)在二人精彩的概述中解釋的那樣，核心宏觀經濟模型取決於兩個重要假設：有效市場假說和理性預期。這兩點現在看上去都沒有說服力。對高度不確定的未來是否有可能有「理性預期」甚至都存在疑問。這種不確定性有助於解釋貨幣、債務和銀行等體系的存在，這些體系的影響非常重要，但在標準模型中基本被忽視。大致正確好於完全錯誤。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有關金融領域投機傾向危險性的觀點大致正確，而很多最聰明的宏觀經濟學家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
辯稱標準模型在常規時期有用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了解危機的風險以及如何應對。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危機是代價最高的事件，正如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出的那樣。不包括危機可能性的宏觀經濟學沒有抓住重點，就好像一種藥物不假設出現心臟病的可能性。另外，危機是有內源性的：這就是說，它們來自經濟內部。它們是過分樂觀的傾向以及高槓桿金融中介體系的脆弱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
我的同事馬丁•桑德布(Martin Sandbu)特別指出「多重均衡」的可能性，這種觀點認為，經濟可能最終會讓全球的糟糕狀態自我強化。這種可能性讓對危機做出有力應對變得至關重要。畢竟，醫生面對心臟病的第一反應不是告訴患者要節食。這種事情只有在他們處理過心臟病後才會發生。
因此，重要問題不僅是我們是否明白如何應對一場危機，還有我們是否這麼做了。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指出（我認為很有說服力），凱恩斯的基本補救方法——強有力的財政和貨幣應對措施——仍然正確。同樣重要的還有銀行體系快速恢復活力。美國經濟更快復甦與歐元區經濟復甦的可怕延遲之間的對比，為這種觀點提供了明顯支持。基本上，歐元區失去了5年才開始復甦。
比較一下上世紀30年代和此次危機之後的時期，我們會發現，我們實際上學到了一些重要的東西。與「大蕭條」相比，產出的立即下滑以及失業率上升幅度要小得多。另外，這次物價也一直穩定得多。這些是真正的成功。然而，在危機發生了10年後，相對於危機前的人均產出水平則不如人意：德國和英國甚至上一次表現得更好。另外，以任何標準來衡量，遭受最嚴重打擊的歐元區國家都受損嚴重。這次復甦實際上算不上成功。
這表明，事後修復一場嚴重危機非常困難。因此，明顯有必要讓經濟變得更有韌性。儘管我們不完全了解經濟運行動態，但該如何改革經濟的普遍教訓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槓桿不那麼高，尤其是如果減少對高槓桿金融中介機構（即銀行）所有的風險資產支持的資金的依賴，經濟的韌性將會增強。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包括消除我們稅收體系中鼓勵使用槓桿的激勵措施、鼓勵擴大經濟對股權融資以及可輕易轉換為股權的債務的使用、提高銀行的準備金和資本金要求、以及快速轉向發行央行數字貨幣。
對基本宏觀經濟理論的分析顯示，我們經濟的運行方式被極大地忽視了。這並不那麼令人意外。我們可能永遠不理解這些複雜的體系（由人類慾望和誤解驅動）實際上如何運轉。這並不意味著努力提高認識是愚蠢之舉。相反，這很重要。但實際上，關注另外兩個任務或許更為重要。第一個是如何讓經濟更能抵禦狂熱和恐慌的影響。第二個是如何儘可能快地令其恢復健康。從這兩方面來看，我們需要思考更多並採取更多行動。這些是我們面臨的實際挑戰。
中國該怎樣避免與美國的貿易戰？
沃爾夫：美國對中國抱怨的內容總在變化，但抱怨從未停止。中國需要有策略地回應特朗普強硬的貿易政策。
更新於2018年3月29日 06:39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中國應如何回應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強硬的貿易政策？答案是：有策略地。中國需要妥善應對美國不斷上漲的敵意。
在上周華盛頓發生的所有事中，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被任命為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很可能比白宮宣布對中國啟動「301條款」(Section 301)貿易行動更重要。不過，白宮對中國出口至美國的600億美元（目前還未確定具體是哪些的）商品徵收25%關稅的計劃，表明了特朗普貿易議程的強硬。這一擬議的關稅只是美國針對中國與科技相關的政策的多項行動之一。這些行動包括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對中國提出的一起訴訟，以及就中國對美國科技公司的投資施加新的限制的計劃。
美國這些行動的目標尚不明確。是僅僅為了制止所謂的不當行為？比如強迫轉讓——或直接竊取——知識產權的行為。還是正如美國給中國貼上的「戰略競爭者」標籤所暗示的，是為了徹底阻止中國的技術進步？後者是一個無法實現，而且肯定也不可談判的目標。
特朗普還強調，中國需要將其對美雙邊貿易順差減少1000億美元。事實上，他的言辭暗示：與每個貿易夥伴的貿易都應該實現平衡。而這一目標，再一次地，既無法實現也不可談判。
樂觀點的看法是，這些都是談判的開場動作，最終將以雙方達成協議收尾。較為悲觀的看法是，這是兩個超級大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無休止的緊張談判進程中的一個階段。更悲觀的觀點是，雙方的貿易討論將在一輪報復中崩潰，而這輪報復可能是更廣泛的敵對行動的一部分。
會出現哪種結果，也取決於中國。中國必須認識到美國的看法發生了變化，特朗普當選就是一個徵候。而且在貿易方面，民主黨人比共和黨人更偏保護主義。
是哪些因素導致了這種轉變呢？中國的崛起令美國擔心自己失去頭號大國的地位。中國的共產主義專制制度與美國的民主制度在意識形態上完全對立。經濟學家所說的「中國衝擊」一直切實且顯著地存在——儘管對華貿易並不是導致美國產業工人生存境遇變差的主要原因。美國也未向受影響的工人和社區提供人們所需要的社會保障網絡或積極支持。
此外，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時達成的協議如今不再是可接受的了。用特朗普的話來說，美國想要嚴格的「互惠」。最後，許多商界人士認為中國為了實現其產業目標在「作弊」。
經驗表明，對中國的抱怨永遠不會停止。大約十年前，抱怨的內容是中國的經常帳戶盈餘、被低估的人民幣幣值和巨額的外匯儲備。所有這些現在都變了，其中中國的經常帳戶盈餘已下降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4%。現在抱怨的內容已轉向了雙邊失衡、強迫技術轉讓、產能過剩和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是成功的、龐大的，也變得不同。美國抱怨的內容總在變化，但抱怨從未停止。
中國如何能妥善應對這些因特朗普的個性而激化、但根植於美國人的深層焦慮的摩擦呢？
首先，進行有針對的、精確的和有限的報復。與所有霸道之人一樣，特朗普尊重實力。事實上，他尊重中國的習近平。
其次，對合理的抱怨或解決後符合中國利益的抱怨從善如流。中國經濟的自由化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40年「改革開放」的驚人成就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可以且應該加快其自身在國內和外部世界的自由化。外國企業的一個普遍抱怨是，在中國做生意時受到迫使它們轉讓專有技術的壓力。這種「表現要求」違背了WTO規則。中國需要對此採取果斷行動。
第三，做出一些讓步。中國可以從美國進口液化天然氣。這將減少雙邊順差，而此舉僅僅重新分配了全球的天然氣供應。但對於那些中國為全球主要市場的大宗商品而言，採取同樣的行動就要棘手得多，因為這將傷害其他供應者。特朗普可能非常希望中國對澳大利亞的食品或歐洲的飛機實施歧視措施。那麼乾的話，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就完蛋了。
第四，讓這些討論多邊化。不能在完全單邊或雙邊層面上處理關於鋼鐵等標準產品的順差問題。作為一個不斷崛起的世界強國，中國可以在貿易自由化中發揮核心作用，從而加強這一體系，讓中國經濟的健康與全球更加利益攸關。在全球層面進行討論還有另一個潛在好處：大國之間的雙邊談判之所以很難開展，是因為它們往往視向對方讓步為羞辱。
可是到了全球的語境下，讓步可以被看作是對每個人都有利的舉動。最後，中國在WTO規則下運作，將置歐洲於尷尬境地。 歐洲人與美國人一樣對中國的知識產權政策感到焦慮，但他們也相信規則。 如果中國走上一條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的道路，歐洲人縱使不情願可能也只好支持。
我們正處於戰略競爭的新時代。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一戰略競爭是會得到妥善應對，還是會導致各國關係破裂。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是這件事里一個極易引發動蕩的部分。為了自己和全世界的利益，中國應該用更長遠的眼光來考慮問題。
中美貿易戰可能不會爆發
更新於2018年3月28日 06:16 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 喬治•馬格努斯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馬格努斯：特朗普在乎的可能並非貿易，而是知識產權；中國也不希望中美貿易紛爭再次引發資本外流。
隨著美國政府和中國擺開對壘陣勢，圍繞貿易戰的各種不和諧音不絕於耳。使用「貿易戰」一詞對雙方的政治議程都有利，但這種叫法可能還為時過早。目前的炮火齊鳴依然可能引向白宮與習近平新組建的政府之間的談判，而非——引用馬克•安東尼(Mark Anthony)的話說——預示著要雙方要開打貿易戰。至少目前還沒到那種地步。
政治學家愛德華•勒特韋克(Edward Luttwak)在近30年前的一個不同語境下討論貿易衝突時，將之形容為遵循商業語法的衝突邏輯。這很適合用來描述當下的中美關係。曾經互為競爭者和合作者的中國和美國，如今既是對手，也是敵手。然而，儘管特朗普政府叫囂得厲害而且奉行公開的保護主義議程（最近對中國變得強硬），但它到目前為止還並未決意拚死一戰。
首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並不像看上去那麼簡單。考慮到中國作為供應鏈中心的角色，製造了頭條新聞的3700億美元2017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其實應該更接近1500億美元。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考慮到那些由比如日本和韓國輸入中國進行最後組裝、然後再出口的商品。
再加上美國的服務貿易順差，這一數字就降至約1100億美元，雖然規模仍然很大，但在政治上就沒有那麼強的衝擊力了。美中兩國還知道，與中國的行動對美國的影響相比，美國的保護主義措施對中國的潛在衝擊將大得多。
到目前為止，美國的措施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尊重了這種根本外部失衡的有限程度。1月宣布對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徵收的關稅，其效果甚至還不如四捨五入產生的誤差。而對中國影響不大的鋼鋁關稅，如今已經豁免了如此多國家，以至於這項關稅的效果已變得微乎其微。
最新一系列關稅措施更加嚴厲，目標直指與中國在《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產業政策中明確要優先發展的10個行業相關的價值500億美元的商品。其中包括信息技術、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節能和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醫藥和醫療器械。
最新的關稅尚未得到確認和實施，但即便價值500億美元，這些關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將是可忽略不計的，而且目前來看對中國的貿易政策不會有任何影響。
包裹在這些措施中的隱含議程更有可能是，不讓中國獲得在未來5到10年實現其遠大產業政策目標所需的商品和服務——中國很大程度上仍依賴外國科技公司來獲取這些商品和服務。在宣布關稅措施的同時，白宮還就中國的技術許可做法和對外商在華投資的限制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起訴訟。這兩套措施加在一起，透露了白宮在貿易之外更複雜、更有意義的目標。
美國的主要精力確實不應放在跨境貿易上，而應放在邊境線後的國家身上。換句話說，應放在貿易規定和做法以及保護主義和技術轉讓政策上，如果這些問題能部分解決或者避免，就可以讓當前的叫囂聲和風險暫時再次降低。
迄今為止，中國對美國貿易叫囂的反應主要是口頭上的，在報復性措施方面也相當克制。因為美國對華出口使中國並不容易做出影響巨大的回應，如果有必要，中國很可能會採取一條不同的行動路線。歷史上，中國組織過針對外國公司的運動和抵制活動。前段時間，中國曾對韓國企業這樣做，目的是抗議美國在韓部署導彈防禦系統。圍繞島嶼爭端，中國也對來自日本和菲律賓的企業採取過抵制行動。中國可以把矛頭指向在華的美國公司，但這樣做可能傷及中國的就業和消費者，而且可能會對兩國之間的氛圍造成不必要的破壞。
此外，習近平領導的中國並不希望被拖入一場貿易戰可能帶來動蕩之中。貿易戰很容易打破私人公司（它們正日益進入黨的控制和影響之下）以及中國家庭的平靜。在兩年前的金融動蕩後，這些公司和家庭的資本如今困在中國，而中國最不願看到的事情，就是當前還處於口水戰階段的貿易紛爭再次引發資本外逃。
最後，美國的關稅策略不會達到預期效果。它將抬高國內物價，破壞更多就業機會，在已生效的減稅法案的影響面前顯得蒼白無力——減稅將大大增加財政赤字，因此同樣也會擴大外部逆差。如果中國堅決拒絕在貿易和產業政策上妥協，我們將不得不退回地堡。但目前來看，談判似乎更有可能成為兩國的下一步之選。
大國博弈下的中美貿易戰
更新於2018年3月26日 06:32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首席財經評論員 徐瑾
2018，又一個戊戌年。
徐瑾：八十年代日美貿易戰也相當激烈，今天中國是不是當年日本？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變化源自社會推動，貿易戰源起經濟，根源在政治，解決還是在外交。
中國「兩會」期間，關於中美貿易糾紛已經有不少討論，劉鶴兩會期間的訪美引人注目，之後易綱出任央行行長，亦被認為是用有留美經驗的技術官僚力圖加大對美溝通。隨後，特朗普方面長久以來對於公平貿易的口號終於邁出實際一步，宣布將對中國600億美元進口商品徵收新關稅。一時之間，社交媒體對於中美貿易戰的討論鋪天蓋地。
如何看待這一情況？首先應該看到，美國的第一波舉措對中國的影響並沒有多麼嚴重。特朗普計劃加征關稅商品價值600億美元，聽起來不少，但是對比中國出口規模，佔比並不大。按照中國海關數據，2017年中美貿易總值為3.95兆元人民幣，其中中國對美出口2.91兆元。中國出口總規模則達到15.33兆元人民幣，合2.26兆美元。與之相比，目前600億美元商品佔2018年中國預計總出口規模不足2.5%，實際影響並不大。
雖然加征關稅的直接影響並不巨大，但是戰略意義明顯。中美雙方貿易關係惡化是不爭的事實，在美國宣布加征關稅之後，中國商務部在3月23日表示擬對約30億美元自美進口產品加征關稅。對比美國的600億美元，中國30億美元的應對，關鍵並不是外界所認為軟弱回應與否，而是雙方報復性政策的開始，爆發全面貿易戰可能性在加大。
從經濟學角度如何看貿易戰？表面上，中國確實對美國收穫了不少貿易順差。按照中國官方數據，2017年中國對美國貨物貿易順差1.87兆元，合2780億美元；美方統計口徑則是3750億美元。
然而，順差逆差的經濟學含義並不是那麼簡單，並非逆差國一定吃虧，順差國一定佔便宜。諸多國際貿易的研究已經指出，美國貿易逆差幾乎是一種必然現象，這是各國不同經濟要素配置之下的合理性問題。在中美貿易逆差背後，實際上是以中國為核心整合了東亞板塊的網絡式加工鏈條，並最終體現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換言之，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代表東亞板塊實現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一個證據是，雖然中國對美國保持龐大順差，對東亞其他國家卻維持幾乎同樣龐大的逆差。實際上，這個故事並不新穎，中國佔有順差，只是東亞與美國固有貿易的延續，過去是日本，今天是中國，未來可能是印度越南。
東亞板塊作為全球合作鏈條中製造業的重鎮，本質上是承擔了與美國不同的經濟分工角色。基於東亞良好的基礎設施水平、勤勞而有素養的產業工人隊伍、重商主義政府的各種支持以及自我放大的合作網絡效應，在具有技術強傳播性的製造業中，不斷累積對美國製造業的成本優勢與貿易優勢，只不過是100年前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早已論說清楚的實現演繹而已。對美國而言，美國在商品貿易逆差的同時，服務業則積累著龐大的順差，也正反映了美國在這方面的比較優勢。
更重要的是，美國製造業工人看得見的損失背後，對應著看不見的美國消費者福利提升。問題在於，經濟學的道理，特朗普之類政治家是真不懂還是假裝不懂？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變化背後其實更多是社會推動，特朗普從自由貿易轉向公平貿易的政策正是集體情緒的映射。我去年曾經去美國遊學，題目正是全球貿易，拜訪了美國商務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等機構，在交談中，一方面感覺到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貿易政策轉向，導致官僚部門有全盤推翻過去計劃的安排，另一方面也感受到美國各界對於中國貿易赤字的情緒。
除了貿易順差，美國商界也很在意市場準入。過去商界持續支持中美友善，如今情況則有了微妙變化。就科技行業而言，典型如「中國製造2025」文件，是國內諸多產業政策之一，而在海外卻是極大刺激，在我遊學交流中頻繁被提及，他們從中感受到了不僅是中國科技行業的追趕，更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味道，這顯然是美國政商兩界都感到不安的因素。
從特朗普這次加征關稅，比起金額，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次加征關稅行業，聚焦於科技行業，分別是先進信息技術產品、自動化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現代軌道交通裝備、電動和其他「新能源」車輛、電力裝備、農業機械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和其他高性能醫療器械。這就不單單是貿易逆差問題，而是戰略高地的爭奪問題。
八十年代，日美貿易戰也相當激烈，今天的中國是不是當年的日本？我曾經問過不少美國人，他們回答都會說中國和日本最大不同在於體量，畢竟中國人口十倍於日本。更重要的是，中國和日本不同在於，日本和美國之間只是貿易紅利的分配問題，雙方對於日本最終會加入西方系統這點並無異議。今日局面的複雜性在於，中美間還存在意識形態的差距，中國試圖提供的全球治理秩序與美國設想明顯存在差異。
策略地說，在今日美國看來，中國和日本不同。對民主黨而言，中國是以前的日本，但規模更大，對於共和黨尤其新保守主義而言，除了日本之外，中國很可能讓他們想起蘇聯。西方對於中國最終遵循西方系統遊戲規則開始失去信心；對於中國而言，挫折之下，開拓自身的全球體系也成為替代方案，如此疊加，使得雙方摩擦日益加劇，從南海衝突、亞投行風波、一路一帶、國進民退等議題均可見端倪。
中美之間，信息誤讀始終存在。比起叫囂強硬應對，彌合不必要的信息誤讀顯然更為重要。90年代之後，中國重新加入了全球市場，尤其是享受了加入WTO的巨大紅利，這是中國經濟騰飛的關鍵。如今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十五年保護期已經過了，中國承諾的市場化改革卻引發了歐美諸多猜疑，交涉中，西方和中國雙方彼此都感到了不少挫折，一方面指責中國沒有做到承諾，中國則再次感受到被排斥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拒絕。
在年初做客第一財經頭腦風暴時候，當主持人駱新問2018年的黑天鵝的時候，我的答案是WTO。如果WTO死去，中國面臨的貿易挑戰將會巨大，如今美國拋出的加征關稅只是開始。而如果WTO系統死去，其原因絕不僅僅是美國一意孤行的不配合與退出，而其結果對於中國將是災難性的。
不少人熱衷於出台各類應對政策，但是各種軟性策略遭遇強硬衝突的時候可能無法奏效。與其冒冒失失問下一步該如何，不如回頭認真復盤上一步。
目前關稅糾紛只是開始，貿易戰表面源起於經濟，其根源卻在於政治，解決思路還是在於外交。基辛格曾經說，21世紀的國際秩序會出現一個似乎相矛盾的特點：一方面越來越分散；一方面越來越全球化，而且至少會有6大強權：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和印度。中國老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今新的政治經濟周期啟動。全球化對於中國過去是春風麗日，未來中國人或許將和其他人一樣，體會全球化暴風驟雨的一面。
貿易戰下的全球貿易能否復甦？
更新於2018年3月26日 06:32 趙洪岩 盛柳剛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趙洪岩、盛柳剛：美中貿易大戰一觸即發，全球貿易復甦勢頭會就此逆轉嗎？貿易戰不足以逆轉復甦趨勢，今年全球貿易大概率維持增長。
特朗普自從當選美國總統以來，高喊「美國優先」的口號，倡導貿易保護的單邊主義，2018年更是付諸實踐，連續祭出大招：先是對太陽能板和洗衣機進口徵收高額保護性關稅；接著終裁決定對進口中國鋁箔征高額的「反傾銷反補貼」稅；三月份挑起了全球範圍的鋼鋁貿易戰，引起了巨大的國際反響和金融市場波動。近日特朗普又宣布擬對6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開徵25%關稅，美中貿易大戰一觸即發。貿易戰陰霾籠罩，全球貿易復甦勢頭會就此逆轉嗎？2017年全球貿易量價齊升的復甦是否只是曇花一現？這恐怕是全球領導人和金融市場投資者最為關注的問題。我們認為，儘管貿易戰陰雲密布，但不足以逆轉全球商品貿易復甦的趨勢，今年全球貿易大概率會在市場的膽戰心驚中繼續維持增長態勢。
首先回顧一下近幾年全球商品貿易的復甦狀況。全球貿易在2015-2016兩年間陷入衰退，復甦的拐點出現在2016年11月，貿易增速由負轉正。有意思的是，這個月也正是特朗普意外擊敗希拉里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由於英國退歐和特朗普當選，2017年年初時國際經濟也籠罩在一片貿易保護主義的反全球化陰雲之下。但是2017年全球貿易名義增速是出乎預料的強勁，高達10.6%，不僅扭轉了過去兩年的負增長態勢，也是2012年以來的最高同比增速。在本輪貿易復甦中，新興市場雖然份額低，但反彈更快，貢獻了一半的全球出口增長，與發達國家相當。同時，貿易價格和貿易量都實現快速增長。全球出口量增長率為4.4%，高於2016年的1.5%，同期出口價格增長了5.9%，遠高於2016年的負增長率4.5%。貿易量價齊升反映了全球經濟的真實需求在增加。
本輪貿易反彈的動力主要是全球經濟回暖。主要發達國家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增長較快。2017年美國GDP增速為2.3%，遠高於2016年的1.5%。勞動力市場保持強勁，投資增長較快，進口需求增加。歐元區的GDP增長率2017年為2.3%，也顯著高於前年的1.8%。日本經濟消費投資改善，增長率從2016年的1.0%上升到2017年的1.7%。中國經濟2017年的表現也超出預期，全年增長率為6.9%，略高於前年的6.7%。全球經濟復甦對國際貿易起著決定性作用，這一點對大宗商品貿易尤其明顯，需求強勁不僅使得大宗商品貿易量激增，更拉動價格快速上漲。
目前來看，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的前景甚至比2017年更樂觀。美國的投資擴張速度本身就強勁，稅改推行將進一步降低企業成本和推動企業擴大投資。美國、日本和歐盟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也顯示經濟增長動能穩健，消費者信心指數從去年底開始保持上升，失業率持續下行，進口需求預期繼續保持，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有明顯拉動作用。中國一二月份的工業增加值和進出口數據也表現亮麗。因此，世界經濟處於上行周期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經濟展望中，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增長預測上調了0.2個百分點至3.9%。世界銀行也調高了明後年的經濟增長預期。
另一個驅動國際貿易的動力是新一輪科技周期的興起。全球經濟以「生產自動化、管理信息化、產品智能化」為基礎，以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周期初見端倪，因此對芯片、存儲器、硬盤等電子產品升級的需求增加。以韓國和台灣為例，2017年韓國總出口的增長率為15.8%，其中電子產品同比增長率為20.5%，對整體出口的貢獻率為41.7%。台灣出口增長率為14.2%，其中電子產品出口同比增長15.5%，對出口的貢獻率達到了41.0%。這一輪以人工智能、無人駕駛為主要代表的技術革新與此前的互聯網和智能手機創新類似，正在創造新的需求從而帶動全球生產鏈和國際貿易。
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遭到國際社會和國內倡導貿易自由力量的極力反對，因此真正實施的貿易保護力度很可能不及特朗普的預期。比如3月1日特朗普宣布將對進口鋼鐵和鋁材分別徵收25% 和10% 的關稅，並強調不豁免任何國家。但一周後簽署的版本卻豁免了加拿大和墨西哥，接著歐盟、澳大利亞、阿根廷、韓國和巴西都得到了短暫豁免。因此，預計正式實施的鋼鋁保護性關稅覆蓋的進口國範圍和進口量比一開始計劃的要打不少折扣。
另外，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會受到本國相關行業企業的反對而有所削弱。現代世界經濟生產鏈極為複雜，中國到美國的出口中很多是在中國的美資公司或者是美國公司產業鏈上的關聯公司，比如IPhone是蘋果公司研發富士康代工組裝並發往全球。如果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子產品徵收高關稅，必然導致在電子產品生產鏈上的美國本土企業的強力反對，因而豁免部分跨國公司在海外的附屬子公司和關聯公司的電子產品出口，這樣亦會削弱貿易保護措施對雙邊貿易的負面作用。這一策略在2002年布什政府對鋼鐵進口徵收高關稅保護時也已經採用過，美國貿易代表處同意了近一半的2000多件企業豁免申請。
同時，美國單方面貿易保護可能會導致美元對貿易夥伴的貨幣升值，因此提高貿易夥伴其他產品在美國的競爭力而出口增加，所以美國總體進口不會大幅度下降，特朗普希望借提高關稅降低貿易赤字的目的很難實現。3月1日特朗普在白宮會見鋼鐵和鋁業企業代表時宣布將對進口鋼鐵和鋁材分別徵收25% 和10% 的關稅，加元和墨西哥幣應聲下落，一周後墨加兩國獲得短期豁免而反彈。3月23日特朗普宣布擬對中國高達600億美元的出口開徵高關稅，離岸人民幣跌幅超過300點，觸發了人民幣的貶值預期。因此，貿易夥伴貨幣相對美元貶值會部分抵消高關稅的影響，美國總體進口很可能不降反升。
歷史經驗也表明，高關稅和配額限制等貿易保護對國際貿易影響並不大，基本不影響貿易的長期趨勢。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2002年布什政府對272個鋼鐵產品徵收高關稅使得受影響產品的進口額在接下來的一年內下降了大概13%，約7億美元，佔2002年美國全部鋼鐵產品進口總額的6%，相對於超過一兆美元的美國總進口額基本可以忽略不計。一部分的原因是貿易保護措施一般是針對某些國家，但企業可以轉從其他國家進口，所以高關稅等貿易保護措施會使得雙邊貿易下降，但對該商品的總進口影響卻小很多。比如布什政府鋼鐵貿易戰期間，從被豁免的加拿大、墨西哥和澳大利亞等國的鋼鐵進口不降反增，部分抵消了高關稅對未豁免國的鋼鐵出口的負面影響。
全球強勁的經濟增長與需求的改善，是全球貿易活動持續改善的堅實基礎。美國單方面的貿易保護措施和可能引發貿易夥伴的報復，並不足以逆轉全球經濟復甦的趨勢，所以我們判斷2018年全球貿易大概率在市場的膽戰心驚中繼續維持增長的態勢。但美國作為最大的貿易國，即使是局部的貿易戰（針對特定國家和行業的貿易保護），也會對這些國家和部分行業產生顯著的影響，特別是嚴重依賴美國市場的國家和行業。而且，貿易戰帶來的政策不確定性可能比貿易保護政策本身對貿易和金融市場的影響更大。
目前來看，威脅全球貿易復甦趨勢的最大風險是美中之間的貿易戰。特朗普簽署備忘錄，擬對6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開徵25%關稅，劍指中國高端戰略產業，例如航天、信息和通信技術、機械行業。中國商務部迅速做出反應，擬對約30億美元美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雙方更大規模的貿易戰可能還在醞釀中。但美中兩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也是最大的貿易國，爆發全面貿易戰的可能性很低。兩國之間只打不談的可能性也接近零，很大可能是邊打邊談，以打促談，以談代打，最後大談小打。因此，美中之間的貿易戰的走向，仍將是近期國際社會和市場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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