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關稅：貿易戰還是談判策略？
更新於2018年3月23日 12:11 越秀金控金融研究所所長 蘇亮瑜 為FT中文網撰稿
蘇亮瑜：特朗普關稅是要與世界為敵，但若把關稅作為談判策略來看，他確實可稱為是頗具談判議題設置能力的行家。
最近特朗普關稅成為了破壞國際自由貿易的最新鐵證，引發千夫所指。自由貿易衛士們擔心全球貿易戰一觸即發，將剛剛好轉的全球經濟拉到壞的軌道。譴責和揚言報復成為最新的「政治正確」。
3月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徵收25%和10%的關稅，3月22日又宣布擬對6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開徵25%關稅，這是否會釀成貿易戰？從傳統理論和現實角度看，目前許多國家剛剛步出經濟危機後的疲軟時刻，體能正在恢復之中，經不起任何負面衝擊和折騰，各國的連鎖反制將順理成章，類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貿易戰將捲土重來？
沒有引線的貿易戰
不過，將於3月23日生效的特朗普鋼鋁關稅，引發貿易戰的概率並不大，應慎用傳統理論和邏輯看待事態進展。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貿易戰不符合特朗普政府的利益。自執政以來，特朗普一直圍繞著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強大布局謀篇，在經貿領域降低美國日益負重的貿易赤字，是其重大目標，而這對美國而言需要依仗自由貿易，而非相反。反對自由貿易，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挑起貿易戰，肯定於「讓美國再次強大」目標無益，尋求連任的特朗普不太可能鋌而走險、自斷前程。
而且浸淫商場多年的特朗普對自由貿易的好處應洞若觀火，與自由貿易捍衛者不太一樣的地方只是對自由貿易的理解不同。長期從商、無從政經驗，使他更容易接受市場是天生的平等派這一樸素哲理，而目前的國際自貿秩序則帶有很多政治方面的考量，如強對弱的扶攜，弱者比強者具有更好的貿易條件等等，這些恰是特朗普所認為的不公平。以策略大師、諾獎得主羅伯特•謝林在《衝突的戰略》等中的策略理論進行詮釋，如果特朗普總統還是那個《做生意的藝術》中里的特朗普（只是從經濟市場轉戰政治市場），那麼當前特朗普關稅可能只是《盜夢空間》中的第一層夢，這僅僅是個談判策略，即這場被認為近在咫尺的貿易戰，實際上可能並無引線。
從退出TPP、批評甚至威脅WTO，到重新談判北美自貿協定，再到悍然拿起關稅及翻箱倒櫃尋找其他貿易武器，特朗普政府的邏輯越來越清晰，對一切摻雜著「政治正確」的自貿協議不屑一顧，其崇尚的是角鬥士式的那種赤裸裸的公平和實力貿易。
當然，內含政治妥協的現有國際自由貿易體系，歷史地看具有正當性。這從博弈論大師謝林的分析框架中可以找到依據，即在多邊國際博弈中，強者與弱者由於可自由選擇菜單的能力不同，獨立的弱者如同逼上絕境的困獸，在談判桌上實際沒有多少可做讓步的本錢和空間，而強者在多邊合作博弈中唯一擁有的恰是讓步的自由。因此，現有的自貿協議中的「自由」從來就不是「純金」的，尤其是自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來，曾經的關貿總協定等富人俱樂部，一下子湧進了許多文化不同源、政體不同宗的參與者，更多的政治妥協在所難免，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要維護這一體系，選擇菜單上只有讓步的自由。
美國越來越不願意接受的是，隨著多邊自貿協議參與者的擴容，自由貿易的尺度從尋求自由的上限轉為了保持最低限度的、求同存異的自由，這其中做出犧牲的就是特朗普所認為的公平，且這種下限博弈使發達國家也在多邊談判中尋求差別化政策，正如哈耶克長期以來警惕自由主義者「玷污」自由的底色公平（自發秩序），不願意用「自由主義」形容自由，轉而用「保守主義」形容他表述的自由一樣。同時，由於二戰後建立的多邊貿易組織帶有美國幫助戰後同盟復興的援助痕迹，美國在讓渡部分市場利益的同時，也在博弈規則上掌握了一票否決權的優勢。隨著「冷戰」後更多國家的參與，美國在規則制定和變更方面的優勢地位受到削弱，必不甘心如此。尤其是看到歐盟受英國脫歐事件衝擊影響，美國要求重修自貿規則、甚至退出認為對其不利的自貿協定，不過是遲早之事，沒有特朗普也會有其他人。
這就不難理解，被普遍認為是為中國量體定製的關稅政策，突然之間變成對所有國家無差別的政策。
談判策略，特朗普的議題設置能力
如果從特朗普政府追求的所謂「公平貿易」的效果看，這無疑是與全世界為敵，而且在特朗普團隊內部，也並不是十指握拳，白宮首席經濟顧問科恩、國務卿蒂勒森等人就有不同意見，也因此而辭職或被罷免。不過，若把關稅作為談判策略來看，特朗普確實可以稱為是頗具談判議題設置能力的行家。
在各種談判中，遊戲規則的設置能力是最基礎最核心的競爭力。對於強調所謂「公平貿易」的特朗普政府而言，若開徵的關稅是針對特定對象的，那就會陷入「第二十二條軍規」，給人以雙重標準的不公平觀感，而先向所有國家一視同仁地徵收關稅，然後設定談判時間表和豁免誘餌，與想要獲取豁免待遇的貿易夥伴展開最後通牒式博弈，將會使這個普遍被人譴責的關稅政策，轉變成貿易夥伴爭相尋求關稅豁免的博弈場景。現在看來，從最初的千夫所指，到如今猶抱琵琶的趨之若鶩，特朗普將一度鐵板一塊的自貿陣營衝擊地七零八落，凸顯出他在談判博弈中的議題設置能力。
進而論之，特朗普關稅政策的精妙之處在於：發布對鋼鐵和鋁開徵全面關稅政策，實際是設置了個看誰先眨眼睛的勇敢者遊戲。這就如同美國人玩的一個傳統遊戲，兩輛車相向衝刺而行，看誰先讓道，很多比賽者為了贏得比賽，當著對手的面把方向盤搞壞或者卸掉，讓對方看到自己沒有退路，從而把可選擇權讓給對方。特朗普關稅實際上就是把自身放在破釜沉舟的境地向對方發難，同時為了防止對方死磕，在博弈之前又反其道地為對手方提供了可選擇菜單——申請豁免，並且大肆宣揚已經將可選擇菜單親手交給對方，告知對方不是困獸，而是有選擇的，然後再發出最後通牒談判邀約，從而使美國與貿易夥伴的貿易博弈歸屬合作博弈還是零和博弈的選擇權，落在了貿易夥伴手中。
顯然，這讓美國在與貿易夥伴的談判中佔據有利位置，即在進行豁免權談判時，美國可以盡最大努力獲得徵收關稅所無法得到的好處，畢竟，關稅從來就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如豁免加拿大和墨西哥，是希望為正在進行的北美自貿協定談判無中生有地營造有利籌碼；與歐盟展開豁免權談判，也是爭取歐盟更多地降低貿易壁壘，甚至為修改與歐盟的自貿協議提供籌碼；與日韓的關稅豁免權談判亦然。而且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傳統盟友下手都不留情，實際也是一種策略，即給真正的交易對手以「足信威懾」。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國減少1000億美元對美順差，以及要每年對中國600億美元的商品徵收關稅，客觀上都是設置談判場景，布控談判策略。
特朗普政府的談判策略能否在奏效的同時避免貿易戰（貿易戰很多時候不是積極主動地追求，而是消極主動地接受），目前並不好判斷，但他在國際貿易博弈中的議題設置能力已得到顯現。而且他最難對付的一點是，他會頻繁地、變著法地設置類似遊戲，把談判對手綁在自己設置的博弈場景中，讓其疲於應對。這種談判策略實際上比開徵關稅更加難控，因為當你把自由貿易看作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的時候，他卻只是把他作為政治市場的「生意」。也許面對這個製造不確定性的「商人總統」，是時候重新審定國際關係層面約定俗成的「政治正確」了。
貿易戰陰雲密布，分析師如何看待？
更新於2018年3月23日 16:04 英國《金融時報》 愛德華•懷特 台北報導
分析師普遍擔憂貿易戰的規模和範圍擴大，全球的形勢惡化，同時也認為美國消費品價格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情勢可能會轉惡……」
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將對每年高達6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徵收25%關稅以後，周五亞太地區股市重挫，債券價格上漲，日元反彈。
北京方面在周五作出反擊。中國商務部表示，計劃對美國輸華的128個稅項產品加征關稅，按2017年統計，涉及美對華約30億美元出口。儘管中方的這一動作理論上是為了回應更早時美國對進口鋼鐵和鋁徵收關稅的舉措。
以下是分析師對於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正在醞釀的貿易戰的點評摘要。
荷蘭國際集團(ING)亞太首席經濟學家羅伯特•卡內爾(Robert Carnell)表示：
「如果關稅按計劃實施，那麼我們認為，中國將會進行報復。無法想象關稅不會推進。在那之後，我們預計美國將進一步報復。」
「情勢可能很快在全球範圍轉惡。無論是否與全球增長同步，市場按照更黯淡的前景來定價，是正確的。」
「儘管這次的貿易糾紛主要是中美之間的，亞洲大多數地區也有可能被捲入。」
澳新銀行(ANZ)的經濟學家楊宇霆(Raymond Yeung)和丹尼爾•威爾遜(Daniel Wilson)說：
「中國當局將堅定全球化倡導者的立場，但會在雙邊基礎上回應美國宣布的舉措。中國不會讓貨幣貶值。」
「儘管從帳目數字來看美國徵收關稅的規模不大，但特朗普總統可能會推動其他國家選邊站，最終導致世界分裂。貿易戰的規模可能會擴大。這是未來的最大風險。」
「我們主要擔憂的是特朗普總統的策略是否會給世界其他地方帶來溢出效應。他故意將貿易措施與外交政策關聯起來。」
摩根大通資產管理公司(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全球市場策略師漢娜•安德森(Hannah Anderson) ：
「首當其衝的將是股市。受影響最大的將是美國、韓國和台灣，因為在這些市場註冊的公司佔據了中國出口產品全球生產鏈的很大一部分。」
「美國感受到的影響可能會更強烈，消費者價格和生產者價格都會上漲。出口對中國經濟來說非常重要，但近年來重要性趨於下降，美國佔中國出口市場的份額一直在縮小。」
「除了對美國消費者價格帶來溫和的潛在通脹影響外——這可能會使美聯儲採取更強硬的姿態——它對債券市場的影響可能有限。」
經濟學人集團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全球首席經濟學家西蒙•巴普蒂斯特(Simon Baptist) ：
「中國提出的初步產品清單應該被視為最低限度的初始報復，表明中國更願意將任何貿易戰限制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框架內，但是如果美國的行動升級，它顯然還有後手。」
「從關稅清單中排除iPhone之類消費品不會保護美國消費者免遭價格上漲的影響。中國對許多產品的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因此會有很大一部分（但不是全部）關稅影響傳遞給美國消費者。」
Westpac高級外匯策略師肖恩•卡洛(Sean Callow)表示，中國對特朗普關稅聲明迅速做出反應以及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赫伯特•雷蒙德•麥克馬斯特(HR McMaster)離職「似乎是壓倒美元兌日元匯率的最後一根稻草」，他補充說，美元兌日元突破1美元兌105日元大關「令人不安」。
「日本官員可以表示擔憂，但他們的抱怨不包含任何可信的威脅，因為安倍政府對干預的態度是放任不管，而且經過貿易加權的日元並不特別堅挺。」
美國對華貿易戰將易發難收
更新於2018年3月22日 07:09 英國《金融時報》 肖恩•唐南 華盛頓報導
唐南：美中貿易戰一觸即發，但特朗普似乎沒有想好如何收場。美國恐怕會像發動阿富汗戰爭那樣深陷泥潭。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正準備對中國發起貿易戰，這樣一場貿易戰是他一直想要的，卻讓美國商界憂心忡忡。
在華盛頓，有一個廣泛的共識是美國需要對不斷崛起的中國做出更強有力的回應，但也有人擔心，如果說特朗普政府即將發動一場貿易戰，那麼它似乎缺乏如何結束這場戰爭的策略。
假如這場一觸即發的衝突是軍事衝突的話，華盛頓將會擠滿了人，都來告誡總統要奉行所謂的「鮑威爾主義」(Powell Doctrine)，即不要發動一場你不知道如何脫身的衝突，這是在越南吸取的教訓。換句話說，特朗普對中國的貿易戰可能會像入侵阿富汗一樣，變成一個長久無法掙脫的泥潭。
即便特朗普認為他這樣做是要在11月中期選舉前落實他對選民承諾的貿易保護措施，但一項著眼於短期政治利益的政策可能對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造成長期破壞。
在過去幾天里，商界要人紛紛籲請特朗普政府，不要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子產品、鞋及其他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這些遠遠超出了已經被他當作目標的鋼鐵和鋁。然而特朗普就是在考慮這樣做。
預計特朗普政府將很快公布一項針對中國知識產權政策的「301調查」的結果。了解內情的人士稱，特朗普政府將指責中國強迫想在其境內開展業務的美國企業每年轉讓價值300億美元的技術。它還將指出，美國企業還因受政府支持的中國黑客竊取知識產權和損失授權費，每年蒙受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損失。
華盛頓正考慮對每年總價值達600億美元的進口中國商品徵收新關稅。與此同時，預計美國還將對來自中國的投資施加限制，並可能對中國公民的簽證實施新的限制。
但特朗普政府是否已準備好要與北京展開艱難的談判，以解決根本問題？如果它要發動戰爭，目標是什麼？
特朗普講過要減少美中之間高達3750億美元的年度貿易逆差，並要求北京拿出一個將逆差縮減1000億美元的計劃。他和手下官員也都講過要推動企業回美國建工廠。換句話說，他的關注點主要在國內。
但對於美國企業來說，只有中國修改知識產權制度、投資規則及其他影響在華經營的法規才真正對它們有利。他們的關注點是中國進一步開放其利潤豐厚的市場。
要獲得這種讓步將需要通過艱難的談判。但特朗普的團隊一再暗示他們厭倦了與中國協商。去年他們凍結了主要的美中雙邊經濟對話。他們相信每一屆與中國進行過談判的美國政府都被糊弄了。一些與中國打過交道的前美國官員承認，特朗普政府有充分理由對談話抱著戒心。中國官員懂得如何將他們的談判對手拖入無休止的討論中。
許多商界人士也對這種挫敗感深有體悟。當習近平的首席經濟特使劉鶴本月訪問華盛頓為貿易和平辯護時，企業高管們向他表示，他們已經對中國的改革承諾失去了信心。他們認為，習近平欠佳的改革成績意味著北京需要通過行動而不是言辭來證明自己。
特朗普的支持者認為，他是在試圖通過製造出確實的後果來促使中國拿出行動，而不是通過無休止的談判和向世貿組織(WTO)提起訴訟。
還有另一種可能性。特朗普有軍事作風的貿易大話複製了他對朝鮮發表的「火與怒」言論。他認為，正是他的那番措辭，結合日趨嚴厲的制裁，導致了平壤的屈服。信心倍增的特朗普就要發動一場他相信自己能贏的貿易戰。
以匯率為「綱」的貨幣政策
更新於2018年3月21日 07:22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徐奇淵
——只有易綱可以「易」綱
徐奇淵：匯率形成機制缺乏充分彈性，匯率波動牽一髮而動全身，匯率為「綱」、「綱」舉目張；易綱行長的任內，能否「易」匯率之「綱」？
多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缺乏彈性，對貨幣政策構成了一定掣肘。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中國現有的貨幣政策框架，實際上就是以匯率政策為出發點而展開的。甚至在一定意義上，「中國的貨幣政策就是匯率政策」、「貨幣政策以匯率為綱」。這種觀點不一定完全準確，但是，卻道出了中國貨幣政策事實面臨著的、尷尬的約束條件。
由於匯率形成機制缺乏足夠彈性，極易形成單邊升值預期、或單邊貶值預期。無論是哪一種情形，我們都能看到類似的傳導機制，即：匯率缺乏充分彈性市場的單邊預期央行被動進入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外匯儲備、基礎貨幣的大幅波動各種正向、反向的沖銷干預聯動，甚至對資本項目實施「宏觀審慎管理」。這一系列的沖銷干預，帶來了各種難以估算的顯性、隱性成本。
市場的心已動，而匯率的幡未行——匯率形成機制缺乏充分彈性的背景下，匯率波動牽一髮而動全身。在現行匯率制度下，匯率為「綱」、「綱」舉目張。那麼易綱行長的任內，能否「易」匯率之「綱」？
回答上面的問題，要先看問：為什麼決策者偏好人民幣比較穩定的匯率制度？從政策目標來看，維持匯率穩定有兩個出發點：其一是為了穩定出口，從而穩定就業。通常在升值預期下這方面考慮較多。其二是為了保證金融系統穩定、不發生危機，這通常是在貶值預期下考慮較多的問題。決策者的偏好可能比較穩定，但是從經濟環境來看，中國選擇匯率制度所面臨的約束條件正在發生著深刻變化。這些約束所形成的天時、地利，加上人和的因素，將有望改變匯率制度與上述政策目標之間的矛盾關係，從而成就中國匯率制度的轉型成功，以及成熟貨幣政策框架的真正確立。
首先，近年來出口依存度有顯著下降。2006年，中國出口的GDP佔比高達35.4%。此後這一比例幾乎呈現單調下降，到2017年該比例僅為18.5%。後者幾乎是前者的一半。從長期趨勢來看，出口作為中國經濟的發動機之一，其重要性正在下降。中國作為一個「貿易大國」的角色已經毫無爭議，商務部也開始更加強調「貿易強國」的理念。而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摸爬滾打多年，其競爭力已經對匯率波動具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在「貿易大國」的成長中，匯率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貿易強國」的建設中，匯率因素的作用將有所減弱。
其次，新增就業不再成為一種壓力。保增長是為了保就業，而目前的就業已經不再是一個大的問題。2010年至2013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從1168萬增至1310萬，指標年均增長近50萬。而從2013年開始，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幾乎沒有增長，2017年該指標為1351萬，4年間平均增長僅10萬，其中一些年份甚至出現了負增長（2015年）、或接近零增長（2016年），但是總體的就業形勢也保持了基本穩定。另一個指標是，2014年中期以來，製造業和非製造業加權的PMI就業分項指標，也一直低於榮枯線50，這表明製造業總體的就業需求量一直在萎縮，但是社會總體工資水平（包括實際工資水平）仍然保持著一定的增速。可見，在人口老齡化、就業壓力下降的背景下，為了保就業而保出口、穩匯率——決策者已經缺乏這方面的政策動機。
再次，中國正在積極擴大進口、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結合兩會期間的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提到「積極擴大進口」，為歷年來對進口表態最為積極者。關於進口 ，政府工作報告中就直接提到了：「積極擴大進口，辦好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下調汽車、部分日用消費品等進口關稅。我們要以更大力度的市場開放，促進產業升級和貿易平衡發展，為消費者提供更多選擇。」具體來看，除了鼓勵先進技術、儀器和設備的進口，下調汽車、部分日用消費品等進口關稅之外，中國還在推動一系列進口貿易的平台建設。例如，目前已有的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以及在積極籌備中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後者將在2018年11月舉辦，為此，商務部已經正式成立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局，專門負責博覽會的實施方案。可見，商務部的政績理念，也從出口創匯轉向積極擴大進口、推動國際收支平衡。從傳統意義上而言，商務部代表出口部門堅持穩定匯率的立場，將可望看到有所弱化。這將有利於就匯率政策、匯率制度的態度，在更高層面達成一致。
第四，金融監管架構重塑之後，監管部門對金融風險的清理整頓將更加有力。2017年7月，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把防範系統性風險放到了突出的地位。2017年10月的十九大，更是將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列為三大攻堅戰之首，這充分顯示了中央政府治整頓金融秩序的決心。2018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則對未來一年的工作做了具體布置，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成為2018年的工作重點。同時，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設立，銀監會、保監會合并，以及相關主管副總理的任命到位，都將為金融監管的全面整肅鋪平道路。2016年之前的問題是缺乏監管，2017年則一度出現了監管共振，2018年開始，各條線監管部門的協調性將會逐漸增強，監管的穿透能力也將會有明顯提升。在此背景下，金融市場在更加穩定和健康的軌道上發展，也將為人民幣匯率真正實現浮動（甚至資本帳戶的更大開放）提供更為堅實的市場基礎。
最後，中國央行所面臨的外部環境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人民幣匯率走向彈性的時間窗口期將再次到來。人民幣匯率要走向充分的浮動，時機選擇至為重要。在單邊貶值預期下放開人民幣匯率，容易招致國際市場的攻擊，甚至導致貨幣危機，因此風險較大。而在一定的升值預期下，或者存在雙邊預期的條件下，人民幣匯率放開的風險則要小得多。從美國方面來看：其一，美元指數已經進入了一個相對弱勢的通道，而且這也恰恰是美國財政部、以及美國政府所樂見的。2018年達沃斯論壇上，美國財長努欽也曾明確表示，美元走弱對美國有利。同時，特朗普總統也極為重視國際收支逆差問題，希望通過各種渠道來減少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任期內要在這方面取得顯著進展，特郎普總統肯定不願意看到美元的大幅升值，尤其是對美元對人民幣的大幅升值。
中國下一任央行行長可向周小川學什麼？
更新於2018年3月19日 07:42 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中國市場研究總監洛根•萊特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萊特：在中國央行並不獨立的情況下，周小川推動了積極的金融改革議程。他推行看似平常無奇的有限改革，最終造成極大影響。
中國時隔15年又要有一位新的央行行長了。上周五，周小川主持了據信是他身為中國人民銀行(PBoC)行長的最後一個記者會。預計將在3月19日公布的繼任者必然肩負多重使命，包括控制信貸增長、吸引外國投資者進入中國金融市場、遏制影子銀行風險蔓延以及創建更可持續的匯率制度。
下一任央行行長不妨從周小川身上學習一些經驗，後者手上沒有太好的牌，卻非常巧妙地把握中國官僚體系，對政策的影響超出他的官位。與多數央行不同，中國央行並不獨立。利率、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和匯率管理制度的例常調整都需經過國務院同意。國務院官員一般都希望經濟中信貸充裕並且利率處在低水平，他們無意放權給央行。
然而周小川設法促成了一份銳意進取的金融改革議程，其中包括利率自由化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他運用國際專長，促進國際交流，為中國領導層框定狹窄的選擇面，把改革措施呈現為與其他現代發達金融體系接軌。通過推行看似平常無奇的有限改革，他最終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減弱了政府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制約。
舉兩個例子：人民幣國際化以及對中國金融科技公司的「輕監管」。任由離岸人民幣越積越多，使人們產生了這樣的預期：中國國內金融市場也將實行自由化。這也促使當局出台了循序漸進的朝著資本項目可兌換方向邁進的舉措。允許開展互聯網銀行業務，推動了新型金融機構的迅速成長，迫使國有銀行不得不去爭奪客戶，並導致銀行存款利率上限被廢除。
可能出任下一任央行行長的主要人選包括銀監會主席郭樹清、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和現任中國央行副行長的易綱。人們認為郭樹清最有可能出任，但如果由一位級別更高的官員——比如劉鶴——出任行長，那麼易綱可能負責管理央行日常業務。
去年實施的資本管制措施，意味著下一任行長有必要恢復中國要按照規則治理金融體系這一承諾的可信度。資本流出中國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貨幣供應規模高達27.3兆美元，且在以每年約10%的速度擴張，這為中國家庭和企業創造了投資海外資產的強大動機。資本管制的長期效力成疑，政策不確定性繼續困擾著匯率管理。流入中國金融市場的外國投資將幫助抵消資本外流，但吸引這些投資將需要更多改革。
央行新行長上任時一般都會受到市場的考驗，因此，向銀行間及外匯市場釋放的早期政策信號將很重要。投資者將密切關注中國央行歷來厭惡信貸違約的態度是否會出現變化。新行長必須繼續推行中央的去槓桿化努力，同時防止在中國39.7兆美元規模的銀行業體系中信貸風險蔓延擴散。2013年6月，在遏制影子銀行的舉措導致嚴重資金荒之後，中國央行放棄了相關努力。可以說，那給影子銀行業活動後來進一步激增創造了條件。
周小川領導下的中國央行一直有很多具有改革意識的官員，說明即便是在中國的集中化體制內，個體也始終在發揮著重要作用。下一任行長保持這一傳統的能力，將幫助塑造中國經濟的未來及其對世界的影響。
日澳引領TPP峰迴路轉，中國準備好了嗎？
更新於2018年3月19日 07:42 謝毅哲 為FT中文網撰稿
謝毅哲：引領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美國風采不再，日澳共領風騷，顯示合作實力，對此情況，中國如何應對？
沒有美國參與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簽署不到一周，使此協議起死回生的頭號功臣日本和澳大利亞就舉辦國際研討會，既慶功，又反思。
3月15日下午，負責產業和貿易政策的日本權力機構經濟產業省（METI）下屬的經濟產業研究所（RIETI）在東京舉辦一場名為「日本和澳洲：在不確定時代引領亞太區域化」（Japan and Australia: Leading Asia Pacific regionalism in uncertain times）的專題討論會。主辦方除了邀請日本和澳洲負責貿易政策的政府官員和民間智庫外，還請了TPP的幕後智囊著名學者浦田秀次郎（Shujiro Urata）和彼得•德賴斯代爾（Peter Drysdale）教授前來「站台」。一個相對學術的討論會竟然吸引了來自政商學界和駐日外交圈的三四百名聽眾，也反映出此類話題在日本多麼受歡迎和重視。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是由新加坡、智利、新西蘭和文萊四國（P4）在2005年發起，起初並不受人重視，但2008年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宣布美國加入後，會員國快速擴展到12國。原始的協定目標是成為歷史上最大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覆蓋全球25.9%的貿易和37.4%的國民生產總值, 包含投資、政府採購、環境和知識產權保護、電子商務等傳統自由貿易協定不涉及的條款，被稱為「貿易協定黃金標準」，有望成為21世紀的全球貿易新規則。
但2017年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三天後就履行競選承諾，宣布退出TPP, 令世界大跌眼鏡。占此協定總國民生產總值60%的美國離去，使剩餘11國苦不堪言，令評論家得出「TPP已死」的結論。筆者也曾在國際媒體發表文章，認為因謀求獲得美國市場準入和安保支持而做出巨大讓步的國家（如越南、日本、馬來西亞等多國）， 以及被迫將重心放在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將使協議陷入泥潭，很難實現沒有美國的TPP。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一直充當美國「小弟」的日本和澳大利亞在被推上歷史舞台的時刻，帶領其餘國家扭轉乾坤。更令人驚嘆的是，協定幾乎全部保留了之前的協議，僅有22條（協定總共1000多條）相對無足輕重、與美國相關的條款被暫時凍結（以誘華府重返）。當地時間3月8日，被美國拋棄的TPP 十一國 （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文萊、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魯）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正式簽署已更名為《全面且先進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
CPTPP的簽署是對美國總統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有力一擊，鼓舞了嚮往自由貿易和支持全球化者的信心，受到了世界各國和主流媒體的廣泛好評。同時，它也間接證明了日本和澳大利亞在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合作和實力（即使美國不在）。
會議認為TPP已經告一段落。在努力勸美「棄暗投明」加入TPP的同時，日澳不應抱有幻想，而應聯手力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簡稱RCEP，包括東盟、中、日、韓、澳、新、印等16個國家）。假設美國開打貿易戰，希望中國能「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與日澳和歐洲國家等一道推動自由貿易，抗衡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同時，兩國呼籲TPP會員國國會或立法機構早日批準該協議，並期待其他有興趣的國家加入TPP。當然，日澳官員在字裡行間也暗示兩國應在共同價值觀（shared value）的基礎上，在所謂的「印度－太平洋」區域加強雙邊合作，醉翁之意在中國。
筆者認為CPTPP的通過值得中國思考和應對。從短期看，中國需要儘快促進各方在今年內結束RCEP談判，以制衡剛簽署的CPTPP和特朗普的反貿易政策。中國作為RCEP最大的經濟體和貿易國，應不負眾望，在談判進入衝刺階段時，積極發揮領導作用，努力與他國一起遊說印度放棄一向頑固的貿易失敗者心態（loser mentality），並在日澳等發達國家會員與發展中國家會員之間充當調解人，尋找最大公約數，力爭在2018年內達成協議，與CPTPP在同一年內簽署。面臨11月美國中期選舉的特朗普應該會在貿易政策上更加保守和強硬，短期內不太可能重返TPP。如果中國能夠領導覆蓋全球人口近一半的RCEP在美選舉前達成協議，將是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當頭一擊，有效地在全球孤立美國，與亞歐同仁共同維護全球貿易體系。在這一談判過程中，擁有TPP和RCEP雙重身份的日、澳、越、新、馬等七國在短期內或與中國利益一致。
長期來看，中國只怕不得不去思慮「美國重返，TPP替代WTO成為全球投資貿易新規則，中國被排除在外」的可能性。雖然現在看來沒有美國參與的TPP僅佔全球GDP和貿易的14%和15%，難成氣候，但是不可預測的「商人」總統特朗普已在今年年初的達沃斯論壇上表示美國願意考慮重返TPP。而且，脫歐後奉行獨立商貿政策的英國政府已經對TPP表達興趣，再加上此前曾流露出參加意願的哥倫比亞、泰國、菲律賓、印尼、斯里蘭卡等國，或許在美國改弦易幟後，立即緊隨其後。當然這個場景現在看來還是小概率事件，但鑒於其影響之大（除了被新的世界體系排除在外的風險，美國著名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預測TPP十二國將使2030年的中國經濟規模降低0.1％），中國不得不居安思危，考慮對策。中國作為CPTPP十一國中八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兩個國家的第二大貿易國），或將被邀請參與TPP。到時中國是否應該加入，如果加入將如何準備，以及以何種方式參與，如何與TPP當事國談判，以凍結或有序開放對中國不利的條款，做到利益最大化，恐怕不得不從現在著手研究。
還有，雖然日澳也許在短期內與中國在全球經濟合作上步調一致，但是中國仍需警惕和防範他們借「美國盟友」之名在雙邊和多邊貿易關係上做文章。澳大利亞近日獲美鋼鋁關稅豁免，日本正在協商，就是最好的例子。長期來看，兩國恐仍將踴躍邀美重返亞洲，遏制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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