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準未來」的中美貿易戰
更新於2018年4月3日 06:18 趙洪岩 盛柳剛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趙洪岩、盛柳剛：中美貿易戰是瞄準十年後中美科技與貿易角力的序幕。科技自主創新才是中國打贏這場持久戰的關鍵。
近日美國商務部針對中國有關知識產權的301調查出爐，指責中國政府強制外資企業轉讓技術和知識產權，對美國造成了每年500億美元的損失。因此擬推出針對中國的三大組合拳：對中國的航空航天、訊息通訊和機械行業共計600億美元的產品徵收25%的從價稅，在WTO起訴中國的歧視性技術許可做法和限制中國對美投資。幾天之後，媒體透露美國政府考慮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遏制中國在美收購敏感技術，如半導體和5G等領域。美中貿易戰一觸即發，引起全球股市大幅波動，中國朝野上下更是全民熱議如何贏得這場貿易戰。然而在筆者看來，這不是針對中美貿易現狀的一場鬥爭，而是一場瞄準十年後中美科技與貿易角力的序幕。
此次貿易戰與以往的鋼鋁產品貿易摩擦最大的不同是針對中國的高端製造業，劍指《中國製造2025》。中國目前在這些行業並沒有明顯的競爭優勢，相反美國在這些行業和中國有著不小的貿易順差。然而在中國加入WTO之前，誰也沒有料想到中國能在短短十幾年間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未來十幾年間，中美之間的貿易很可能不再是襯衣換飛機，而是飛機換飛機。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傳統的由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逐漸失去，美中貿易格局將由目前遵從比較優勢的行業間貿易進入到由規模和技術優勢驅動的行業內貿易，也就是說在同一行業內的不同產品間的競爭。
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的科研投入和產出都有了極大的提升，中美技術差距顯著縮小。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最新發布的《2018年科學與工程指標》報告顯示，在2000-2015年間中國研發投入年均增長超過18%，R&D佔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0.89%提高到2015年的2.07%，同期美國這一指標從2.61%微升至2.74%。中國授權專利數量也由2000年的6446件上升到2016年的322484件，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中國在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同行評審學術期刊中發表論文也穩步上升，數量佔世界論文總數比例從2006年的12.1%升至2016年的18.6%，而同期美國佔比從24.4%降至17.8%，中國躍居第一。不過美國仍然在高引用率論文的數量上領先。
技術進步提升了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在全球通信網絡設備市場上，華為已經超越愛立信和諾基亞，成為世界最大的通信網絡設備製造商，同時在5G移動通訊系統的設計上與三星、高通分庭抗禮。2006年成立的創業公司大疆，今日已經成長為全球民用無人機市場的領頭羊，在北美佔據一半以上市場份額。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所取的成就也是世界矚目，特別是高鐵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張名片。阿里巴巴支付寶和騰訊微信正在迅速地將中國帶入無現金社會，在移動支付領域，中國的步伐無疑比歐美髮達國家邁得更大更快。
此次美國發動針對中國高端製造業的貿易戰，體現了一部分美國政治經濟精英們對中美技術差距縮小的擔憂。已逝經濟學泰斗保羅•薩穆爾森早在2004年就撰文指出，如果中國在美國傳統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里如高端製造業技術進步加快的話，中美之間的貿易將不再是襯衣換飛機，而是飛機換飛機，因此美國的比較優勢會被削弱從而導致貿易條件惡化，進而使得美國經濟和人均收入下降。
近些年美國對中國在高科技領域裡對美國公司的併購和投資都變得愈加敏感。今年年初，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否決了螞蟻金服收購速匯金的申請。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公布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將中國視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強調要在經貿、投資等問題上加強對美國經濟利益的保護力度。目前來看，美國政府正在利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策劃針對中國在高科技行業對美投資和併購的進一步限制，目的與知識產權301調查一致，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防止技術泄漏，並遏制中國的技術進步。
回顧一下美日的貿易戰歷史也有利於我們分析美中貿易戰今後的走向。日本在二戰後經濟迅速起飛出口猛增，在1960-1990年的三十多年間和美國發生了多次貿易摩擦：六十年代是紡織品，七十年代是彩電、鋼鐵和汽車、八十年代是匯率和半導體，之後是結構性貿易障礙。美日貿易戰的歷史過程清晰的顯示，隨著日本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的演變，引發貿易摩擦的領域從輕工業、重工業逐漸演變到高科技產業，再到金融和宏觀領域。歷史是如此的相似，美中貿易摩擦也經歷了紡織品、鋼鐵和光伏等產品，而如今美國的矛頭已經瞄準了中國未來的高端製造業。
美中技術差距縮小的事實和美方的技術封鎖將促使中國創新模式的改變：從學習模仿到自主創新。過去中國距離世界技術前沿比較遠，學習模仿和技術轉移的回報也高，知識產權保護也不重要。但目前來看，由於技術差距縮小，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學習模仿也變得異常敏感，因此自主創新的重要性越來越高。中國科研創新的軟肋在於知識產權保護比較薄弱，但現在中國創新型企業如阿里巴巴和騰訊這樣的世界級企業也越來越多，迫切需要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
科技自主創新才是中國打贏這場持久戰的關鍵。在科研和技術創新領域，中國具有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天時、地利、人和」三項優勢。第一個是「天時」：當前中國經濟的產業鏈比較完整，製造業覆蓋面全，因此中間品和配套產品很容易獲得，創新相對容易取得成功。第二個是「地利」：中國擁有巨大的國內市場。諾獎獲得者克魯格曼曾指出，巨大的國內市場使得一國企業擁有規模遞增優勢，從而使得平均成本下降而具有國際競爭力。這兩大優勢能夠縮短研發到商業化的孵化時間並實現利潤。第三個優勢是「人和」，即人力資本。2014年，全球頒發超過750萬個科學和工程專業學士學位，中國佔22%，僅次於印度，而美國僅佔10%。雄厚的人力資本是科技自主創新的基礎，是推動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的升級的力量。
目前中美雙方已經開始就貿易摩擦進行談判，很多人認為，美中貿易戰還沒有開始就結束了。然而在筆者看來，這場貿易戰或許僅僅是中美長期科技和創新角力的開始，一切還遠未結束。無論今日的美中貿易戰如何收尾，它一定已經深深觸動了中國領導人和政治經濟精英們。中國的和平崛起和全球化進程不會僅僅是和風細雨，也會有暴風驟雨，為此中國將不得不加快科技進步和改革開放的步伐。
貿易戰背後的中美關係變局
更新於2018年4月3日 06:18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沈建光
沈建光：中美在「和」與「戰」之間各留一半的口風，也讓人越來越預期，這場高調的中美貿易戰最終全面開打的可能性有所降低。
自3月22日美國簽署301備忘錄觸發「中美貿易戰」迫近的擔憂以來，中國國內輿論對於貿易戰的討論不斷深入，討論範圍由起初最集中的「如何反擊貿易戰」到如今的「怎樣避免貿易戰」，經歷了一陣喧囂後的貿易戰激辯，似乎越來越趨於理性。與此同時，中美官方在「和」與「戰」之間各留一半的口風，也讓人越來越預期，這場高調的中美貿易戰最終全面開打的可能性有所降低，談判桌上緩釋矛盾是大概率事件。
更進一步，當前越來越多的關注轉向了探求中美貿易戰出現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更多的討論繞不開一個出現頻率較高的詞彙「修昔底德陷阱」。那麼，導致中美貿易衝突的背後邏輯究竟是什麼？修昔底德陷阱背景下的大國博弈，中國應如何應對？
貿易衝突折射中美關係的變局
在筆者看來，中美貿易戰折射的短期、中期、和長期的中美博弈可能均有不同。從短期來看，去年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再創新高，年底美國議會中期選舉，特朗普為贏得選民支持，兌現選舉承諾，以貿易戰要價，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是合理的解釋。
從中期來看，全球化使得美國製造業主尋求更廉價的勞動力，製造業的工廠逐漸遷出美國本土，向東亞轉移，美國製造業佔GDP比重二戰以來持續降低，美國製造就業人數連續50年下降。讓更多製造業企業迴流美國以帶動就業，是特朗普讓美國重振的希望所在。
而從長期來看，還有另外一種擔憂，就是中美貿易戰是美國對中國全面反制的開始，不僅在貿易領域，美國大打台灣牌、朝鮮牌，對華鷹派人士全面上位，《2018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均說明其對華將展開全方位的強勢抑制。美國對華態度的重大轉變，一種更為深刻的認識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體現，即中美摩擦背後的實質是「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傳統沖」，無關乎特朗普，甚至未來無論誰出任美國總統，緊張關係都將延續。
實際上，中美關係的微妙變化，並非始於特朗普上任後的中美貿易爭端。可以觀察到，近年來中美雙方在討論雙邊關係之際，常常從批評對方開始：美方抱怨人民幣匯率受到干預，政府對於企業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實施不公平的補貼，以及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而中方則不滿於美方的管制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準入實施限制等問題。
基於此，筆者在2015年FT中文網專欄文章中《中國經濟「新常態」和外交「非常態」》便提到中美外交已進入「非常態」的觀點。即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中美未來不僅僅在傳統的安全領域，就連一向被視作中美利益交匯點的經濟領域，兩國摩擦也將持續上升。筆者在2016年FT中文網專欄《中美非常態下的合作之難》中已經預期當年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和被寄予期待的中美BIT談判很難有進展。因此，從本質上看，今年中美貿易衝突亦是大國博弈下兩國摩擦升級的體現。
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以應對
當然，非常態下，考慮到中美兩國已在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知識產權保護、網絡安全等諸多領域有著很大分歧，當前美國越來越多的對華強硬人士上位，貿易戰黑雲壓境背景下，能否避開修昔底德陷阱越加值得警惕。在筆者看來，對待矛盾升級，中國目前採取的最佳應對方式仍不是直接對抗，而是管控分歧。
正如習近平所言「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雖然近年來中國發展迅速，在諸多領域實現彎道超車，但從人均和絕對GDP、創新機制、科研與教育能力以及軍事力量方面，中美仍有不小差距。且中國國內仍面臨防範金融風險與加快供給側改革的重大挑戰，一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經貿壓艙石動搖，則很可能將中美關係帶入冷戰模式。外部衝擊可能改變改革開放以及加入WTO的中國經濟增長路徑，對中國而言絕非上策。
從這個角度來講，應對貿易戰與中美經貿衝突，仍要強調經貿合作是中美關係的穩定器和壓艙石。短期內，採取軟硬結合，審慎選擇回擊標的，並有禮有節的以同等程度的回擊為宜，爭取最大可能的談判空間。在WTO框架下尋求解決途徑，並在全球範圍內，爭取越來越多的支持自由貿易國家的盟友。中長期而言，中國的上升勢頭很明顯，應加速改革開放，促進市場環境更加公平，加強環境、知識產權、勞工保護，完善法律與監管等，不僅可以換來一定的緩和，既是外部訴求，也是走向國際舞台中央的必經之路。
實際上，在筆者看來，上述改革目標符合新時期中國的發展方向，原因在於：
第一，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一定下行壓力，創新驅動發展是解決之道。近年來，外資企業對中國強制轉讓技術的抱怨加大；中國新四大發明備受追捧的同時，中國假貨和盜版產品也備受詬病。在筆者看來，以往以市場換技術雖然獲得巨大成功，但終究面臨瓶頸，如今高鐵、移動支付等諸多領域已經處於世界前列，未來中國終究要實現從跟隨到引領，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加強自主研發投入與提高自我創新能力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增強全球影響力與國際規則制定話語權，亦需要提升對外開放程度。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提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法，體現了新時代中國將致力於更多的承擔國際責任，並積极參与國際規則的制定。但近年來，外資企業對中國市場環境的抱怨有所增加，並表示在中國的受歡迎程度不如從前。在筆者看來，當前中國金融、服務業開放仍然有限，外資參與度不高，玻璃門、旋轉門普遍存在等，一定程度阻礙了中國市場開放的全球認可度，亦不利於引入競爭機制，導致國內企業坐享其成的情況在開放程度不高的領域存在，仍有改進空間。
第三，補貼企業推升宏觀槓桿率，不利於守住金融安全底線。近年來，外資企業抱怨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甚至民營企業的補貼政策打破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並造成了產能過剩。其實，在筆者看來，減少補貼確有必要，畢竟殭屍企業大量存在對於中國而言也造成了資金運用低效率，推高企業槓桿率等問題。未來推動國企改革，實現微觀主體地位一致，不僅是外資企業在華髮展的要求，也是打破中國資金軟約束，降低金融槓桿與金融風險的必要舉措。
與此同時，不光海外對補貼頗有微詞，國內近年來也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產業政策大討論，筆者亦在專欄文章《從「巨大中華」看產業政策之爭》中提到，在行業發展初期，國際競爭力較弱的階段，適當的產業政策能夠幫助國內企業快速積累技術、資金、人才以實現趕超。但在趕超甚至引領創新階段，產業政策的意義則非常有限。此外，尊重市場，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提供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則是產業政策成功的必要條件。
總之，在筆者看來，中美貿易衝突升級只是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中美兩國進入大國博弈的一隅。考慮到當前中國發展實力、綜合國力與人均生活水平與美國仍有不小差距，在美國對華態度越加強硬的背景下，避免短期內對抗升級，對於鞏固改革開放成果仍十分關鍵。
同時，針對當前外資企業對華質疑比較多的領域，如知識產權保護不足、政策法規透明化及市場公平性欠缺以及對外開放有壁壘等方面做出理性分析，並將之與中國新時代創新發展戰略，增強全球領導力目標，以及防範重大金融風險任務等結合起來，找到契合點，進行相應的改革，既有利於緩釋外部壓力，避免陷入或過早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有利於中國自身的實力上升，增加大國博弈的勝算。
獨角獸回歸與新經濟崛起
更新於2018年4月2日 06:49 程實 錢智俊 為FT中文網撰稿
程實、錢智俊：利用中國存托憑證等制度創新，獨角獸企業的加速回歸將構築中國新經濟崛起的正向循環，實現在全球範圍內的搶跑領跑。
2018年3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證監會《關於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試點的若干意見》，獨角獸企業回歸中國資本市場的步伐大幅加快，中國新經濟的未來走向備受市場矚目。
新經濟不是一種孤立、靜止的經濟形態，而是以新技術為基礎的、對傳統經濟金融體系進行的一場系統性大改造。憑藉「訊息三優化」的根本機理，新經濟能夠在供給側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需求側提高居民福祉，因而內嵌於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之中，兼具時代動力和比較優勢。以此為基礎，利用中國存托憑證（CDR）等制度創新，獨角獸企業的加速回歸將構築中國新經濟崛起的正向循環，實現在全球範圍內的搶跑領跑。有鑒於此，以2018年為起點，中國新經濟將步入全面崛起的新階段，並有望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引擎。
追根溯源，新經濟是一場系統性大改造。今年「兩會」以來，隨著政策紅利的相繼發布，疊加獨角獸回歸中國市場的進程提速，新經濟正在走向新時代中國經濟的舞台中心。
作為一個迅速發展的概念，新經濟具有不斷豐富的內涵和模糊變化的外延。如果僅從其外部表現進行事後性的總結歸納，在範圍上會掛一漏萬，在時效性上會刻舟求劍。例如，如果僅將數位經濟、網絡經濟等同於新經濟，那麼既忽視了其對線下經濟的深刻重塑，也限制了對新經濟發展空間和演進路徑的預判。因此，需要從根源本質和動態視角出發，對新經濟進行理解和前瞻。
本質而言，新經濟不是一種孤立、靜止的經濟形態，而是以新技術為基礎的、對傳統經濟金融體系進行的一場系統性大改造。其核心標誌在於，訊息數據成為一種獨立的新要素資源，並對傳統要素髮揮關鍵的引導作用。其根本機理在於，通過全社會的「訊息三優化」，產生新紅利並重塑經濟金融體系。第一，訊息處理的優化。以大數據、雲計算和量子計算為核心技術基礎，大幅拓展訊息處理的量級、範圍和深度，從海量訊息中挖掘新聯繫和新規律，進而創造新的經濟價值。第二，訊息流動的優化。以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區塊鏈、量子通信為核心技術基礎，實現高效、安全、精準的訊息傳輸，進而驅動各類要素資源突破傳統產業格局，實現跨界融合與混合經營。第三，訊息利用的優化。以人工智能、VR/AR等技術為基礎，提升訊息要素對人本身的服務效用，將人從低級職能中解放出來，並增強人的高級職能和感官體驗。
新經濟的紅利，動態地產生於這三重優化之中：推動科技進步和擴散，改造產業體系，進而形成新產業；優化訊息利用，改造經濟運行鏈條，進而孕育新業態；引導要素配置，改造資源整合方式，進而催生新商業模式，最終在每個時點上形成靜態的「三新經濟」。由於「訊息三優化」的普適性，雖然目前新經濟發軔未久，但未來並不會局限於某個行業或領域，更不會被定義於某個「新舊經濟分界線」，而必將漸次深入當前經濟金融體系的每一個層面，進行深刻而細緻的大改造。這場改造接近完成之際，就是新一輪產業革命爆發之時。所以，新經濟是上一輪訊息技術浪潮的再發展，更是下一輪產業革命以及人類技術「奇點」的前奏曲。
聚焦時代，中國新經濟內嵌於高質量發展之中。以十九大為起點，中國經濟已經步入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這一歷史性轉變正在為新經濟的崛起注入強勁的時代動力。正如我們此前研究所述，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特質是「兩個提高」。憑藉與「兩個提高」的緊密聯繫，中國新經濟的崛起內嵌於高質量發展之中，並形成了顯著的國際比較優勢。
在供給側，新經濟進行雙向發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一方面，「訊息三優化」紓解訊息不對稱問題，以訊息流引導要素流動、打破市場扭曲，進而優化資源配置，並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例如，共享經濟激活了閑置社會資源，網約車削弱了地域性行業壟斷。而在普惠金融領域，基於大數據而非抵押品的徵信體系，降低了小微企業融資門檻。另一方面，以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發力點，充滿活力的新企業紛紛湧現，有望加快科學技術的進步、轉化和擴散。學術研究顯示，新企業的大量進入能夠推動科技創新，最終抬升行業總體生產效率，並且這一效應在高科技行業尤為顯著。
在需求側，新經濟實現「兩降一升」，提高人民福祉。從需求質量來看，「訊息三優化」降低搜尋成本，精準匹配市場供求，有效適應消費升級的高端化、個性化和多元化趨勢。例如，AcFun、Bilibili直擊90後ACG亞文化群體，而快手、抖音等APP則滿足了不同人群的碎片式、體驗式娛樂需求。從需求廣度來看，「三新經濟」降低交易成本，支持偏遠地區和中下收入群體獲得更優質的消費和就業機會，從而分享經濟發展紅利、抑制社會階層分化。例如，2012年以來，隨著大城市市場趨於飽和，中國電商企業著力向低線城市和農村市場擴張，實現了全球最快的滲透率增長。根據學術研究，此舉產生了所謂的「阿里巴巴效應」：即使考慮了對線下零售的擠出作用，電商的進入依然實現了當地居民總福利的凈增長；並且在越小的城鎮和越偏遠的農村，這一凈增長越強勁。從購買力來看，新經濟一方面推動科技進步和擴散，壓縮高端消費品製造成本，一方面創新商業模式，以關注度取代貨幣作為交易新對價，從而為廣大普通消費者提供免費的訊息產品和服務。這些變化提升了居民單位收入的實際購買力，全面鞏固消費升級動力，廣泛地改善社會福利。
內嵌於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大潮，中國新經濟有望充分利用中國的特殊國情，形成領先全球的比較優勢。從外在特徵看，「三新經濟」市場廣闊。中國不僅具有海量的總體市場，還基於區域、城鄉、階層、文化等多樣性，形成了層次豐富、需求多元的細分市場，為各種新經濟的創新提供了從先試先行、百花齊放的肥沃土壤。不僅國外引入的模式在中國繁榮壯大，中國本土的原創模式也正在成為全球標杆。例如，2017年，中國在維持互聯網市場總量全球第一的同時，其共享經濟實現47.2%的同比增長，總量已佔全球市場的44%，其移動支付普及率高達77%，位列全球第一。
從內在動力看，「訊息三優化」基礎優越。在新一代科技浪潮中，中國基礎科研和商業應用首次實現了與發達經濟體的同步出發，並已經位於世界前列。據WIPO統計，2017年中國提交PCT國際專利的申請量已升至全球第二，增速為全球最高。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現狀，以及亟待進一步完善的市場機制，凸顯了傳統經濟金融體系的內在短板，為新經濟的系統性大改造提供了施展空間。十九大以來，伴隨創新型國家的建設，政府規制漸次轉向負面清單制、後置監管和綜合監管，亦有利於新經濟紅利的釋放。綜合而言，上述兩方面的比較優勢有望激活新經濟的中國加速度，以新經濟的搶跑領跑，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彎道超車。
獨角獸回歸，打造新經濟崛起的正向循環。作為一場系統性大改造，新經濟的發展蘊含難以估量的廣闊前景。內嵌於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中國新經濟的崛起兼具時代動力和比較優勢。作為這一趨勢的直接反映，一方面，中國新經濟培育出了數量可觀的獨角獸企業。截至2018年2月，在Crunchbase、CB Insights等國際機構的獨角獸榜單中，中國企業總數均位列第二，緊隨美國之後。另一方面，中國資本市場亦給予了獨角獸企業全球領先的價值評估。例如，2018年2月18日，三六零安全科技公司從美股回歸中國資本市場，公司市值增長逾6倍 。由此，如果能夠通過制度創新，引導海外上市的獨角獸企業回歸中國資本市場，那麼將打通上述兩個方面，構築「獨角獸-資本市場-新經濟」的正向循環，支撐中國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一步，資本市場加速獨角獸成長。得益於中國市場對新經濟的偏好，回歸後的獨角獸獲得更充裕的資本加速自身發展。第二步，獨角獸帶動新經濟崛起。獨角獸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的出眾表現，一方面將發揮信號旗的作用，進一步推動社會資本向新經濟的傾斜，另一方面促進資本市場的多元化繁榮，激發居民財富效應，擴大中國市場對新經濟的需求。 第三步，新經濟培育更多獨角獸。隨著新經濟加速發展，規模效應和範圍經濟將充分顯現，進一步打破傳統經濟的利益藩籬，從而在破立之間創造更多的獨角獸，開啟新一輪正向循環。
2018年3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證監會《關於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試點的若干意見》，允許境外註冊的紅籌企業在境內發行股票，推出中國存托憑證（CDR）,並圍繞創新企業的盈利情形和公司治理特徵進行針對性制度安排。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軟件和集成電路、高端裝備製造、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將率先享受試點紅利。有鑒於此，獨角獸回歸的步伐正在提速，「獨角獸-資本市場-新經濟」的正向循環有望在年內形成。因此，以2018年為起點，中國新經濟將步入全面崛起的新階段，並將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引擎。
貿易戰下，中國如何應對特朗普稅改？
更新於2018年4月2日 06:49 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 徐瑾
徐瑾：中美貿易戰，兩國利益發生碰撞。如果可以從更長的眼光來審視，貿易戰背後其實涉及更多制度層面調整。
中美貿易戰，兩國利益發生碰撞。如果可以從更長的眼光來審視，貿易戰背後其實涉及更多制度層面調整，財稅即是其中一端。
美國稅改如同亞馬孫河邊熱帶雨林中的那隻蝴蝶，雖然稅改對於美國經濟帶來的數據改變並不起眼，但卻已經在全球醞釀了一場風暴。在各種聲音中，中國已經邁出實質性一步，減稅應該繼續。
2018年3月，中國國務院宣布，從2018年5月1日起，實施以下深化增值稅改革措施：一是適當降低稅率水平，將製造業等行業增值稅稅率從17%降至16%，將交通運輸、建築、基礎電信服務等行業及農產品等貨物的增值稅稅率從11%降至10%；其次是統一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標準，最後退還部分企業的留抵稅額。
美國稅改，中國減稅，從何說起？
首先，特朗普減稅舉措令美國企業界歡欣鼓舞，也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比如說日本等國已經宣布會跟隨減稅，而歐洲也備受影響。從目前數據來看，歐洲其實有相當大的減稅空間，像法國、比利時等等國家企業稅和個人所得稅都十分高昂。傳統上，歐洲的失業率市一直系統性地高於美國，除了勞動法規等因素之外，稅收過高，導致企業不願意資進行設備支出等等，也有一定關聯。毫不奇怪，特朗普減稅方案，對於其他發達國家都會有所壓力——他們如果不減，他們可能會流失一些企業和商業機會。
那麼對中國是什麼影響？在談論美國稅改影響之前，我們首先回顧一下中國財稅改革的狀況。
中國也有過成功的拉弗實踐
回顧中國的稅收變化，可以發現中國也有過成功的拉弗實踐，尤其體現在1979年~1995年間。從1979年到1998年，以實際稅率來考察，也就是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可以發現與拉弗理論存在吻合之處：在這一階段中國的稅率持續降低，從接近29%降低到了最低點11%，那麼如此巨大稅率降低，並沒有妨礙中國的財政收入呈現出高速增長的態勢。在這一階段中國稅率的降低被稅基的擴張所抵消，財政收入仍然是快速擴張的。
這一態勢到了1996年之後發生變化，隨著分稅制改革的推出戛然而止。從那個時候起，中國公共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直線上升，上升頂點直到2012年。可以看出，在中國經濟高速騰飛的階段，也就是2007年之前，中國的稅率與中國的GDP同步上升；但是到了2008年之後，中國稅率繼續上升，而GDP增速卻在不斷下滑，進入後拉弗實踐。按照拉弗曲線說法，這暗示中國的稅率能是已經過了最佳平衡點。
中國稅收高不高？從數據可以看出，中國稅率已經超過了新興國家的平均值，雖然仍然低於OECD國家，但的確是超過了跟自己收入相當國家的稅率水平，而且這還不包含龐大的收費等預算外收入。
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稅為什麼會這麼高？一個問題是存在重複徵稅，尤其在企業層面。中國同時徵收消費稅、增值稅、所得稅，很少國家會同時收增值稅和所得稅。同時，中國稅收也有一些設計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在徵收增值稅的過程中間，對於企業的各種薪資開支是不予抵扣的。對此很多財稅專家有過爭論，其結果就是會引導企業以資本來替代勞動，不利於就業市場。值得一起的是，中國特有的五險一金、土地出讓金等等收費項目，也讓企業的稅負比名義稅負更高。
企業稅負問題之所以重要，與中國經濟所面臨的真正挑戰有關，這就是中國投資回報率過低的狀況。對比這些年中美之間資本回報率數，可以看到美國是比較平穩的保持在8%~12%之間，目前接近11%；而中國投資回報率卻從16%降低到了4.5%。這種降低的背後有非常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國的資本過度投資與資本過剩，但毫無疑問也與企業的稅負過重相關。
中國投資回報率降低，導致什麼後果？首先，民企的投資增投資增速快速走低。過去十幾年時間，民企投資增長速度高達30%~50%，而現在卻降低到了個位數。以2016年投資增長的構成來看，整個固定投資增長速度有8.1%，但民企的投資增長速度只有3.2%，而國企的投資增長速度是19%。
其次，企業沒錢的第二個後果，就是中國的就業增長速度的下滑和居民消費的不振。當中國企業沒有大規模的僱傭人手，沒有大規模地為為了爭奪工人手而加薪的時候，居民的收入增速就會降低，消費增速自然也就沒有那麼高。
如此情況之下，我們應該反思，中國怎麼樣才能夠取得真正經濟發展？思考這一問題的一個可能角度，是把經濟增長視為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過程。這一邊界的擴張需要企業作為主要的探索者，去探索怎麼樣才能改善生產流程和技術水平，來擴張生產可能性邊界。
中國依靠什麼提升生產可能性邊界？
對於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而言，其增長動力更多來自於趕超，其巨大的後發優勢（距離全球生產可能性邊界的距離）決定了它們有潛力取得快速增長。從戰後經驗來看，通過外向型經濟政策、經濟自由、穩定政經環境，後發國家最近五十年出現過不少成功趕超案例。在每一個技術可轉移性的行業中，後發國家在勞動力成本方面具有的巨大優勢，只要滿足上面三個條件，都能夠幫助後發國家融入全球經濟分工鏈條，並取得生產效率的快速提高。
審視中國的發展經驗，同樣是受益於外向型經濟政策、經濟自由和穩定政經環境。中國目前已經被視為美國之外的最大經濟體，但考慮到綜合實力等因素，中國經濟仍舊有不少改善空間。筆者的換算來看，其實中國綜合國力排名還是在第五位，對比美國還是有不少差距。
也正因此，回到中美貿易戰以及美國減稅問題，歸根到底，中國是需要提升自身經濟增長潛力，來應對特朗普減稅的衝擊波。具體怎樣做？我認為有兩條措施。第一條是中國應該以增強經濟競爭力為核心考量。要達到這點，歸根到底是要真心實意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一過程應該讓企業而不是政府去承擔企業家功能，探索怎麼樣最快地去改善經濟效益與創新水平。其中最為重要的具體環節，就是需要讓國企與民企展開公平競爭，破除國企得到的政府擔保與資源傾斜，與此同時去鬆綁國企的各種負擔，讓國企真正成為一般法人意義上的企業。
其次，既然我們已經確定，企業尤其是民企投資意願下降是中國經濟效率降低與投資回報率降低的相當重要的組成環節，那麼增強經濟競爭力另一方面也相當清楚。當前經濟形勢下，毫無疑問就是不管有沒有川普減稅的壓力，其實都應該千方百計地降低企業的稅負。只有企業能夠輕裝上陣，才能夠增強他們的競爭力，才能夠提升投資回報率。
如果更一步追問，中國要怎麼樣才能夠減稅，那麼需要重新塑造政經環境，讓公共部門尤其地方政府不再有那麼強烈的慾望去擴張、花錢。如果公權力總是有強烈的慾望去花錢，必然會有強烈的慾望去收錢。而如果沒有降低企業稅負、增強老百姓開支能力，增強競爭力自然是無源之水。可能的方式很多，讓國資起到它應該起到的作用，去為社保做出應該有的貢獻，來降低當下社保的壓力；其次，要減少地方政府以投資來求政績的動力，相應地應該放棄GDP增速目標，簡政放權，合理政府績效考核等等。
最後來看，經濟競爭力主要取決於能否提供企業家精神能夠得到充分發揮的環境，個人與企業的經濟自由得到確實保護與尊重。這是中國當下更緊急的課題，也是回顧美國減稅歷史給予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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