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分化加劇的中國宏觀經濟
更新於2018年1月3日 07:35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張明
張明：如果增長效率仍在下降，那麼經濟企穩的背後，無非是投入了更大規模的資源；唯一真正提振增長效率的指標，只有重大的結構性改革。
近期市場上比較有趣的一個現象是，儘管學者與分析師們針對中國宏觀經濟樂觀與悲觀的看法迥然相異，但雙方對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指標的看法卻驚人地相似。例如，2018年GDP增速約在6.5%左右，CPI增速約在2.0-2.5%左右，失業率保持穩定，貨幣政策依舊中性，人民幣匯率大致企穩（不會破7）等。
事實上，從2016年起，中國宏觀經濟就似乎進入了一個平台期，各種宏觀經濟指標的波動率均顯著下降。然而，在宏觀經濟總量指標大致穩定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卻呈現出分化加劇的態勢。目前幾乎在每一個領域，我們都可以看到樂觀的一面與悲觀的一面。這恰恰就是為何學者與分析師們的意見大相徑庭的原因。
首先看消費。圍繞消費，目前至少有兩種看法的分歧。第一種分歧在於，大家都看到了近年來消費佔GDP的比重（或對GDP的貢獻）超過了投資。樂觀的人認為，這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表現，說明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結構在發生改善。而悲觀的人認為，消費本身增速是穩定的，其之所以對GDP的貢獻上升，原因其實不過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過快下降。而這種經濟結構的被動改善未必是好事。
第二種分歧在於，樂觀者認為，當前中國消費結構正在快速上升，中高端消費增長強勁，而茅台酒的熱銷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而悲觀者認為，考慮到當前中國總體消費增速是穩定的（甚至略有回落），那麼中高端消費增長強勁的另一面，無非是低端消費增長乏力。
事實上，消費總體增速平穩而中高端消費增速強勁的背後，其實是中國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距的加速惡化。最近兩三年以來，中國居民平均收入增速大致穩定，且持續高於GDP增速，而中國居民中位數收入增速卻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滑，且持續低於GDP增速。中位數收入增速持續低於平均收入增速，這說明居民內部收入分配結構的惡化。而近年內收入分配失衡的拉大，與本輪房地產價格的飆升密不可分。
其次看工業。樂觀者看到了上中游大型國有企業銷售收入與利潤率的顯著改善，而悲觀者卻看到了中下游中小型民營企業的步履蹣跚。事實上，這一點也可以從近年來工業品價格（PPI）增速顯著高於消費品價格（CPI）增速中折射出來。
事實上，造成本輪大中型國有企業收入與利潤改善的最重要原因，不是來自銷售量的上升，而是來自銷售價格的上升。而銷售價格的上升，則又與上中遊行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壓縮產量與產能）以及環保督查（事實上壓縮了產量）密不可分。然而，由於最終消費並不算強勁，且行業競爭相對更加激烈，導致下游的企業很難把成本的上升傳遞給最終消費者。這就造成上中游企業（以大中型國企為主）與下游企業（以中小型民企為主）的表現迥異。
筆者的調研發現，其實即使在民營企業內部，也同樣存在苦樂不均的現象。大型民企的表現要明顯好於中小型民企。換言之，無論所有制的差別如何，當前中國企業存在着明顯的大型企業佔優、中小型企業經營狀況不容樂觀的現象。這大致可以找到三種解釋：第一，中國經濟已經到了需要提升行業集中度的發展階段（比較有意思的是中國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各地政府對大型企業通常比較照顧；第三，金融強監管的結構，造成銀行體系融資的收縮，而中小企業通常是銀行融資收縮的直接受害者。
再次看房地產。2017年中國房地產市場呈現出典型的分化現象，也即一二線城市房地產成交量顯著回落，而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熱銷。樂觀者認為，當前中國房地產的整體庫存已經顯著下降，未來房地產投資回升可期，尤其是三四線城市。而悲觀者認為，2017年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熱銷是一次性的，而非可持續的。這是因為，本輪熱銷的三個因素分別是，棚戶區改造背後的地方政府舉債、一二線城市房地產熱銷的傳遞效應，以及三四線居民本身的大量舉債。這三個因素未來恐怕都難以持續。
有趣的是，即使對本輪政府房地產調控的可持續性與最終效力，市場也存在兩極看法。樂觀者認為，本輪調控最終恐怕還得放鬆，而一旦放鬆，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至少部分城市未來的房價還將顯著上升。而悲觀者認為，本輪調控與之前的幾輪調控存在顯著區別，這次政府是動真格的了。房地產稅、放量土地供給與租售並舉等長效機制，很可能會在未來一年的時間窗口內陸續推出，而這些舉措會顯著改變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未來。在上述兩類預期的作用下，目前逢低繼續投資者有之，賣房炒股者也有之。
最後看槓桿。樂觀者認為，其一，目前企業槓桿率已經企穩，甚至略有下降；其二，政府槓桿率與居民槓桿率目前並不算高，均有進一步加槓桿的空間。而悲觀者認為，一方面，在企業槓桿率方面，目前壓縮的是經營效率更高的民營企業的槓桿，而經營效率更低的國有企業似乎仍在加槓桿；另一方面，過去幾年內，無論是地方政府債務（主要通過PPP的形式）還是居民部門債務都呈現出快速上漲趨勢，目前的統計似乎低估了地方政府債務的真實狀況，且中國政府缺乏與居民部門大面積違約現象（假如一二線城市房價顯著下跌）打交道的經驗。換言之，針對去桿杠是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還是任重道遠，目前業界看法也迥然相異。
綜上所述，當前中國宏觀經濟似乎進入了一個波動率下降、各種指標較為穩定的平台期。然而在貌似平靜的水面之下，實則暗流涌動。一方面，宏觀經濟的各方面均呈現出分化加劇的態勢，另一方面，去槓桿、控風險的舉措也可能產生顯著的衝擊與影響。樂觀者與悲觀者均盯住了分化的一個側面，而把兩種視角結合起來考慮，似乎才能把握中國經濟的全貌。
然而，使得筆者始終對中國宏觀經濟保持審慎樂觀的一個理由，則是從宏觀層面來衡量經濟增長效率的各種指標，例如勞動生產率增速、全要素生產率、上市公司稅後投資回報率等，似乎依然沒有改變下行趨勢。如果增長效率仍在下降，那麼經濟企穩的背後，無非是投入了更大規模的資源，而這種模式似乎是難以為繼的。唯一能夠真正提振增長效率的指標，只有重大的結構性改革。筆者希望，在未來幾年裡，包括企業所有制改革、土地流轉改革、服務業對民營企業的全面開放、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等結構性改革能夠加速鋪陳開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成長為現代化強國。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亦為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研究員）
2018：去槓桿核心在於去產能
更新於2018年1月5日 07:47 首創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 張一 為FT中文網撰稿
張一：單純去槓桿只能去標，根源還在實體經濟，中國的中央經濟工作通稿弱化了調槓桿，但強調去產能。
近年來，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以及伴隨而來的高槓桿引起了各方的關注，非金融私人部門槓桿率已經攀升至257%，遠高於新興經濟體184.5%的平均水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再對中國的債務問題提出警告，在其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中就明確指出，中國應加速推進已經實行的遏制信貸擴張的舉措，否則經濟大幅放緩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穆迪和標普下調中國主權債務評級的理由之一就是債務水平的攀升。決策層也注意到了其中的風險，高槓桿被認為是宏觀金融脆弱性的總根源。由於槓桿率連接了實體和金融，涉及到經濟的各個方面，國際上成功去槓桿的先例寥寥無幾。但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發布的通稿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表述中，弱化了去槓桿。這是因為單純的去槓桿只能去標，根源還是在於實體經濟，這可能是會議通稿弱化去槓桿但強調了去產能的原因。
首先，要認識高槓桿未來可能引發的風險，必須回答兩個問題：為什麼同樣是債務攀升，美國爆發了金融危機，日本和韓國則安然無恙；為什麼國際金融危機前中國的高信貸增長並未引發高槓桿問題，但之後信貸增長有所放緩但債務問題卻凸顯。對於第一個問題，除了其他深層次經濟結構問題以外，與各國儲蓄率密切相關。根據BIS數據，在金融危機以前，美國、日本和韓國非金融私人部門的槓桿率分別151.6%、159.8%、193.2%，美國的槓桿率低於日本和韓國。短期看，債務的可持續性取決於可持續獲得資金的能力，最終與總儲蓄率相關。可以說，儲蓄率的高低決定了槓桿跨部門騰挪能力和對債務的消化能力。日本和韓國相對較高的居民儲蓄與美國居民部門的透支消費形成了鮮明對比。對於第二個問題，本質還是在於名義經濟增速的放緩，即分母的下降帶來槓桿率的提高。從2001年到2008年，非金融私人部門債務平均增速為17.9%，經濟名義平均增速為16.3%；2009年至2016年，債務增速為17.5%，經濟增速為11.4%。名義經濟增速較債務增速下降的更快，導致非金融私人債務槓桿從 141.3%上升到 257%。
第一個問題實際上隱含着對當前債務風險的評估。不可否認，中國非金融私人部門債務率確實高於新興經濟體的平均水平，也高於G20國家平均水平。所有對於中國債務問題的警告都是來自於對債務水平過高、增長過快的擔憂。如前所述，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儲蓄率的高低決定了債務的可持續性。目前，中國的總儲蓄率為48%左右，這在全世界都是比較罕見的，為防範債務風險築起了一道防火牆。同時，高儲蓄率意味着中國的高債務對應的是高投資，也就是說在債務增長的同時，資本積累也在增加。而歐美國家則是私人過度消費或者是高福利導致政府支出過高，債務最終都被消費掉了，並沒有對應的資本形成。形成機制的不同導致所謂的債務率並不完全可比。由於對應着資本形成，騰挪空間也更大，例如在企業利息支出負擔過高的情況下，政策制定者可以提出債轉股的方案，將債權類資本轉換為股權類資本。儘管債轉股實際操作中可能面臨一些技術障礙，但對於低儲蓄的國家而言，由於債務不對應資本，實施債轉股的前提都不存在。
第二個問題說明資本產出率下降是導致槓桿率攀升的主要因素。前述數據顯示，國際金融危機後債務水平只是略有下降，但經濟的名義產出增長卻出現較大幅度下降。如果以社會融資增量作為資本投入的替代指標，單位社會融資的平均產出彈性從金融危機前（2003-2008年）0.98降至金融危機後（2009-2016年）的0.61。彈性的下降意味着更多的資金對應着更少的產出。在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體系下，債務資金佔了全部社會融資存量的95%左右，增加的主要是債務資金。債務的增加慢於產出，必然帶來槓桿率的提高。從數據可以看出，當產出彈性持續低於0.7時，槓桿率就會呈現快速增長態勢。
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金融危機後，信貸投放並沒有帶來通脹相應的提高，GDP平減指數從金融危機前的5.36%平均增速放緩至2.96%，其中PPI更是連續54個月負增長。根據費雪的理論，通縮加大了債務人的實際債務負擔。根據測算，如果金融危機前後，信貸投放對價格的拉動是一致的，那麼槓桿率將從現在的257%降至237%。在中國尚未出現日本那樣嚴重老齡化的情況下，出現通縮壓力的重要因素是2012年以來，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出現了嚴重的錯配。在2002年至國際金融危機前的高速增長期，中國的發展路徑是出口高速增長，帶動工業化城鎮化進入高速發展期，進而形成以工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金融危機後，一方面外部市場進一步拓展的空間已經大大減小，出口高速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另一方面，隨着人均國民收入跨過8000國際元的大關，中國正由中高收入向高收入邁進，對工業消費品的需求在下降，對人力密集型的服務需求在上升。相比需求的迅速調整，多種因素導致產業結構短期內難以出現迅速調整，過剩資本無法通過加速折舊等方式迅速出清。產業結構與需求結構的不匹配，一方面帶來真實產出的下降，另一方面帶來通縮壓力，這兩個因素最終帶來了高槓桿。
因此，去槓桿的核心在於去產能，沒有過剩產能的出清也無法真正實現去槓桿。當前，中國經濟在外需的拉動下進入一個相對較強的景氣周期，為在避免更大社會衝擊的前提下有序去產能提供了契機。正如中央經濟工作通稿所強調的：大力破除無效供給，把處置「殭屍企業」作為重要抓手，推動化解過剩產能。在這個過程中，市場手段和行政措施應如何配合以更好適應需求的結構性變化，財政如何更好發揮托底作用以防止社會問題，如何更好地公平對待不同所有制企業，都是政策制定者應認真思考的，而這則是另外一個課題。
特朗普的反移民「新政」將重創美國經濟
更新於2018年1月5日 14:45 MIT斯隆管理學院教授 黃亞生 為FT中文網撰稿
黃亞生：特朗普政府將對H-1B簽證進行大改動，這將把大量創新性人才拒之門外，必將對美國經濟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新年伊始，美國H-1B簽證的群體很可能將面臨特朗普移民政策變化的又一個殘酷寒冬。
2017年12月30日，麥克拉奇報業公司華盛頓分社報導稱，據美國兩名看過提案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國國土安全部（DHS）將對H-1B外國技術工人簽證進行大改動，正在考慮制定停止H-1B有關簽證延期的新法規。這項措施一旦出台，將會影響成千上萬的外籍員工，他們在綠卡申請未獲得批準時將無法保留原來的H-1B簽證，從而被迫離開美國。首當其衝的是印度和中國。據統計，2015-2016年，在美的中國留學生人數達到了328547，佔全部在美留學生人數的31.5%。「留學美國——申請H-1B——申請綠卡留在美國」這條從前的坦途，現在充滿了未知的變數。
根據H-1B簽證現行的相關法律，允許有效期為三年的H-1B簽證延期三年。如果在這六年結束時能有一個待定的綠卡（永久居留）申請，那麼H-1B簽證幾乎無限期地延長，申請人可以合法地留在美國工作生活，直到綠卡處理完成。
據了解，這一提案是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期間承諾的「買美國貨，雇美國人」倡議的一部分。然而，多年以來，數十萬熟練的外國工人，特別是印度人和中國人，通過H-1B簽證留下，從而解決了美國技術工人短缺的問題。其中有不少科技行業的領軍人物，包括美國最有名的公司的CEO，譬如都是印度出生的微軟公司Satya Nadella和谷歌公司的總裁Sundar Pichai。H-1B簽證獲得者中的大部分都成為了美國的永久居民或者公民，他們同其他的移民一起，為美國社會創造了源源不斷的巨大價值。
美國是世界上擁有移民最多的國家。根據聯合國人口署2015年的報告顯示，當時的移民就超過4600萬，約為第二名德國的四倍。聯合國人口署將移民定義為在非出生國居住超過一年的人，包括難民、留學生、駐外工作者等。不僅如此，難民在國外所生的子女，不論其是否擁有當地的國籍，也被聯合國定義為了移民。在這種定義下，美國每年的移民數，包括了預估的非法移民數量，在世界各國里仍是排名第一，而且數量遠遠超過了排名第二的國家。移民為美國的經濟發展貢獻了巨大的力量，可以說，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共同塑造了現在的美國。
正如農業人口向非農人口轉化並在大城市集中的過程一樣，美國移民的過程大多也是自發的，並且大部分受經濟因素的影響。據皮尤研究中心調查，每年大約有100萬新移民到達美國。就像資本和商品的流動一樣，人口的自由流動也是合理配置資源的一種方式，對於移民的輸出和輸入國從長遠來看都有好處。美國吸引移民的主要原因包括世界第一的經濟強國地位，高質量、多樣化的教育體系，健全完善的社會福利，良好完備的保障體系等等。而移民對美國發展的貢獻也是非常顯著的。 2016年9月，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公布了一項關於移民對美國經濟影響的報告。這份長達500多頁的報告彙集了14名著名的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和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他們對移民的影響普遍持積極肯定的態度。
報告指出，外來移民為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取之不盡的人力和智力資源。研究勞動力的經濟學家們認為，移民進入美國，為美國經濟發展提供了一支更為靈活的勞力大軍，使得美國各行業在向消費者提供相對廉價的產品和服務的同時，也輔助了美國高科技經濟的持續增長。另外，近年來大量湧入的高技能移民，尤其是技術和科學人才，他們激勵創新，幫助創造就業機會，對美國技術領域和工人階層產生了重大直接的貢獻。
儘管特朗普政府一系列的措施加大了美國公司聘請外國工人的難度，但美國工業界申明了對H-1B的需求仍然十分旺盛，且認為美國並沒有培養出足夠的具備必須技能的STEM畢業生。正是那些年輕的，外國熟練技術工人增加了美國政府的稅收，提升了美國的經濟。如果美國把這些人排除在外，那他們就會惠及輸出國的利益。這些人將回到他們的國家開始Facebook和Ubers。美國科技專家警告說，這種現象已經發生在中國。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談到，當勞動者變得專業化，並自行分工時，經濟就進入最佳運行狀態。移民和美國本土工人實質上就是一種分工關係，是一種互補的經濟關係，這也是美國主流支持移民的一個重要原因。經濟發展的邏輯和城市化的邏輯是一致的，就是需要多層次人群。所謂的「高端人口」和「低端人口」之間是一種互補的關係。正如一個高新科技行業區域的產出取決於員工的能力，也取決於周邊生產因素的存在。一個熬夜加班的科技企業也需要有人給它的員工供應和遞送餐飲，相比之下不那麼高端的餐飲業和快遞業的存在，會提高科技企業的產出。
美國華盛頓的卡托（Cato）研究所是一個提倡自由市場政策的研究機構，傳統上是支持共和黨的。但在移民問題上，卡托研究所的立場是鮮明的。該所的貿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爾•格里斯沃爾德（Daniel Griswold）說：「在勞動力市場上，移民通常會從事那些需求很大、而勞力供應很少的行業。這些工作通常分布在就業結構的上下兩端。而對於那些來到美國的低技能移民來說，他們常常會做一些大多數本土美國人不感興趣的工作，比如說在烈日下摘萵苣、夜深人靜的時候在廉價商店裡洗地板刷廁所、當園丁、當建築工人等等諸如此類的工作。」 而非法移民承擔的工作，是更多本土美國人不願意做的。
據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2015年有710萬的美國餐飲從業者為移民，本土從業者為510萬。另據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數據，2014年約有110萬餐飲從業者為無證移民。在美國，餐飲業對無證移民的依賴程度僅次於建築業。2017年2月，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USICE）在一周內全美大範圍搜捕無證移民的行為，引發了聲勢浩大的「無移民日」活動，包括紐約、費城、波士頓、華盛頓、芝加哥等城市在內，餐廳和商號停業一天，數以萬計的餐廳、建築公司等其他企業商家移民員工，以罷工、罷課、拒絕購物等方式參與到抗議中。CNN的報導稱，「無移民日」草根運動的目的在於抗議特朗普的移民和旅行禁令，以及突出移民群體對美國經濟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包括勞動和消費貢獻。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學家喬瓦尼•佩里（Giovanni Peri）也寫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論文，對比了高移民水平和低移民水平的州的勞動市場。他認為，沒有合法身份的工人並沒有和主流的本土技術性的工人爭飯碗，相反，前者對後者構成有益的補充。在沒有合法身份的移民較多的州，技術工人掙錢更多，工作時間也更長；整體經濟的生產率隨之提高。從1990到2007年，沒有合法身份的工人通過互補工作，把合法工人的薪金提高了10%。雖然在短期內，從事低端工作的移民會對本土出生的美國人，特別是高中輟學的人帶來工資收入的衝擊，但從長期來看，更多的移民人口也會提高生產率，工資的負面影響遠遠小於移民人口帶來的正面影響。
移民往往會成為接納國經濟和社會危機的替罪羊。每當經濟不景氣的時候，美國的反移民情緒就會不同程度地抬頭。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就呼籲打壓非法移民，稱他們「直接與弱勢美國工人競爭」。他說：「提高工資，確保工作機會首先應該向美國工人提供。」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3月的民意調查顯示，當時所有選民中57％表示認同「移民通過辛勤工作來加強美國」，而支持特朗普的選民中認可的僅僅為20％。所有選民中有35％表示，「移民通過找工作，住房和醫療保健給國家造成負擔」，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持該觀點高達69％。皮尤研究中心還在2016年八月份公布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近三分之二的特朗普支持者將移民問題描述為「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一半的特朗普支持者認為移民「比美國公民更有可能犯下嚴重罪行」。在工作方面，有35％的特朗普支持者說移民從美國人那裡獲得工作，而在所有選民中只佔24％。
實際上，美國國家科學院報告顯示，從長期來看，移民是美國政府財政收益的貢獻者，移民匯款也加速了全球經濟增長，有助於減少跨國不平等，它是可能的國際移徙所必需的。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弗朗辛•布勞（Francine D. Blau）在報告中指出，第一代新移民的花費通常比給政府繳納的稅款要高得多，其中大部分成本都落在州和地方政府之上，主要花費在移民家庭子女的教育上。對於這些政府，第一代移民的年度總成本約為570億美元。但這些家庭的第二代移民，其教育水平和納稅能力都有所提高，將成為政府財政收益的貢獻者，每年為政府增加約300億美元的財政收益。到第三代，移民家庭每年為政府財政貢獻約2230億美元。移民並不是政府預算的負擔，反而會增加政府的財政收益。
包容移民的自由精神是美國的立國之本。接連不斷的移民潮使美國在人口上保持年輕，經濟上保持靈活。移民的存在，對內使美國生產者能降低物價，適應消費者的需求。對外增強了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貿易和投資能力。特朗普執政的一年時間裡，減少進入美國的難民人數，處理無證非法移民，逐步取消臨時保護制度，不斷大幅度削減合法移民，這種排外的「美國第一」已經從實質上和美國的核心價值背道而馳。這樣違背歷史潮流的做法，必將對美國的經濟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英國尋求在退歐後加入TPP
更新於2018年1月3日 07:35 英國《金融時報》 亨利•曼斯 吉姆•皮卡德 肖恩•唐南 倫敦,華盛頓報導
英國就加入TPP展開了非正式會談。但其加入必然得等到TPP完成協議修訂，且英國與歐盟就英國退歐後關係達成一致之後。
英國就加入一個太平洋旗艦貿易集團舉行了非正式會談，這是為了在退歐後迅速啟動出口進行的大膽嘗試。
利亞姆•福克斯(Liam Fox)所在的英國國際貿易部提出的這一方案，可能將使英國成為首個在太平洋和南中國海都沒有邊境線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成員。
這將有助於重振TPP。TPP是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的一項重要舉措，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7年1月讓美國退出TPP，似乎重創了該協定。
澳大利亞、日本和墨西哥等其餘11個成員在2017年11月同意推進一份後續協議，即「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和進步協議」（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CPTPP）。
在英國討論加入一個失去最大成員國美國的遙遠的貿易集團之際，福克斯開始了為期3天、試圖吸引中國企業的訪問之旅。
英國貿易大臣格雷格•漢茲(Greg Hands)表示，英國加入TPP不受地域限制。「在所有這一切中，沒有什麼被排除在外。」他告訴英國《金融時報》，「在這種多邊關係下，並不存在任何地域限制。」
然而，英國幾乎必定得等到TPP本身完成協議修訂，以及英國與歐盟(EU)就英國退歐後關係達成一致之後才能加入TPP。
TPP成員國的官員們表示，他們預計將在2018年初簽署修訂後的協議，但目前他們正努力解決加拿大提出的一些問題。一名官員表示，在英國達成退歐協議前討論英國加入TPP「為時太早」。
在2015年初步達成時，TPP被設想為一個「區域經濟一體化平台」，而不是一個可能包含歐洲成員國的貿易集團。然而，一些TPP成員國現在樂見另一個七國集團(G7)經濟體加入TPP。近幾個月，英國官員在與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其他TPP成員國的官員會面時提出了這個想法。
工黨批評了英國政府對TPP的興趣，稱英國應該把重點放在離本土更近的地方，尤其是英國與歐盟的「關鍵的未來貿易安排」。「當然，TPP可能是有幫助的，但這不是主要大事，目前政府把這個問題搞砸了，」影子貿易大臣巴里•加德納(Barry Gardiner)說。
從法律上說，英國在預定於2019年3月完成的退歐前無法簽署貿易協定。比起與各成員國協商單獨的貿易協議，加入TPP的過程可能不那麼漫長，但貿易部也可能決定謀求達成雙邊協議，其大部分工作集中於吸引對英國的直接投資。
TPP將降低一系列商品的關稅，包括農產品和服務。TPP的初衷是提高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但特朗普和其前對手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都批評該協定對藍領就業崗位的可能影響。
英國內閣還未就英國可能加入TPP一事展開討論。英國環保大臣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在2017年12月表示，議會對任何貿易協定都有有效的否決權。
經濟日報社論／CPTPP來了 台灣還在原地踏步
2018-01-05 01:51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去年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日本最為活躍，不僅與歐盟達成EPA初步協議，同時也主導CPTPP11個參與國達成初步共識。今年預計日本也會繼續熱鬧，日歐EPA與CPTPP都可能今年正式簽訂，而在明年開始啟動。今年台灣難道只能站在旁邊看熱鬧 ?
去年6月前行政院長林全透過日經新聞專訪，對日本表示台灣想加入TPP的意願，之後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也表示歡迎台灣加入。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中，這是第一個對台灣表示歡迎的多邊組織，台灣產官學界為之振奮。
日前，英國也表示想加入CPTPP。如果歐洲的英國加入，這表示CPTPP將跳脫亞太地區的地理框架，成為全球參與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台灣如果參與其中，將可以擺脫台灣在國際困境下，成為自由貿易孤兒的無奈，為台灣經濟找到一條活路。
但從去年6月到現在，政府做了什麼準備？去年9月政府解禁日本和牛進口，稍微舒緩台日之間因為福島五縣食品全面禁止進口的緊張關係。而台灣也展現了驚異的經貿實力，日本和牛解禁才兩個月，台灣在去年11月單月進口72噸，超過香港65噸，成為日本和牛的最大進口國。然而，只要福島五縣食品全面禁止進口，台日之間緊張的貿易關係依舊存在。CPTPP是日本主導，台日經貿關係若無改善，台灣要加入是緣木求魚。
歐盟對於食品安全的高要求，舉世皆知，而歐盟去年底已經解除對於福島縣產稻米的進口限制；台灣在缺乏科學證據的支持下，繼續以「國民怕怕」為理由，全面禁止福島五縣食品進口，恐怕只會斷送自己的經貿前途。
因此，台灣若要加入CPTPP，政府短期內必須在「國民對於日本食品安全的信心」，及「日本政府對台灣開放食品進口的期待」這兩者之間做好平衡。我們建議政府可以比照美國、歐盟的標準來開放，一方面政策的背後有美國與歐盟的背書，增加國民信心，另方面也改善目前五縣食品一律不准進口的異常狀態。
長期而言，台灣需要開始面對加入CPTPP後所面對的產業衝擊。從日本這幾年寧靜的TPP革命，就可以了解愈早準備愈好，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
去年去日本旅遊的國人，可能會發現日本米食的零售價格悄悄在上漲。連鎖店SUKIYA的特大碗牛肉蓋飯漲了50日幣；日本最大微波即時米飯公司TABLE MARK，從1995年創社以來，去年第一次漲價，漲幅達7%。
日本米食零售價格上漲背後，是連續三年稻米價格上揚，而根本因素是日本產業調整政策的奏效。無論是CPTPP還是日歐EPA，日本的自由貿易談判架構都類似，亦即是開放農產品市場，換取以汽車為主的工業產品出口。舉例來說，日歐EPA的重大交易是日本以立即紅酒進口零關稅，以及軟質起司16年後零關稅等，來換得汽車出口歐盟八年後零關稅。
根據日本政府評估，CPTPP將導致日本國內農業部門產值減少1,500億日幣，日歐EPA減少1,100億日幣。而稻農是日本最多的農業人口，也是自民黨鄉村地區選票的基礎，搶救稻農就成為日本自由貿易產業調整的重中之重。因此當安倍政權2013年宣布加入TPP談判的同時，農林水產省也開始推出飼料米補助政策。
飼料米是考慮到米食需求量逐年減少，以及稻農轉作難度後的政策，以補貼鼓勵農民生產飼料用米，藉此減少食用米供給，以提高米價，同時飼料米可售予養豬業，降低養豬業飼料成本，助其與進口豬肉競爭。飼料米政策推出以來，日本稻米售價已經連續三年上揚，並且在米價上揚的推波下，去年日本農業生產總值相隔16年後，再度站上9兆日幣大關。CPTPP還沒正式簽約，日本的產業調整政策，已經讓最脆弱的農業部門先調養身體成功。
如果台灣加入CPTPP，依照日本強攻汽車出口的特質，台灣目前高達17.5%的汽車進口關稅，若是比照日歐EPA，恐怕十年就會歸零，那國產車業如何應對這樣的衝擊？安倍政權是宣布加入TPP的同時就開始產業調整政策，台灣已經表態要參加了，我們的產業調整政策在哪裡？
我國105年政府負債 穩健受控中
2018-01-05 15:16經濟日報 記者陳慶徽╱即時報導
財政部近日公告105年照國際貨幣基金（IMF）標準公布的政府負債統計，顯示雖然105年政府負債較104年增加1,004億元，債務比率較104年減少0.34%，顯示該年債務成長率低於經濟成長率，債務規模在控制中，與各國比較，我國的債務比率也偏穩健。
財政部公告資料顯示，105年一般政府負債為6兆8,554億元，占GDP（國內生產毛額）比率39.97%，此比率與G20中，不含歐盟本體的19國作比較，我國債務比率低於其中14國。
此成績，相較於104年的排名又多進步一名，超越澳洲。
財政部官員指出，澳洲105年的債務幅度有蠻明顯的上升，因此我國相較起來也在排名中前進了一名，而在19國中，於債務比上領先我國的五個國家分別是阿拉伯、俄羅斯、印尼、土耳其、韓國等五國。
官員指出，照IMF標準計算出的我國債務結構，依一般政府機關區分，中央政府部分占5兆5,509億元，地方政府則是占1兆3,009億元；若依負債項目區分，我國最主要的負債種類則是集中在債務型證券與貸款這兩項，占比高達總數的96.34%。
官員解釋，由於此份計算標準與國內一般的《公共債務法》方式不同，依照IMF的公債標準，會先區分「政府」的定義範圍。
官員表示，不管是財團法人或是行政法人，只要連續三年收入來源都出自於政府，都會被視為政府本體之一，而這部分便與公債法有根本的不同。
此外，官員提到，在IMF計算標準中，政府轄下單位相互持有的債務，在計算時會自動沖銷，並且具自償性的債務也會一同納入計算，因此最終的統計數字會與一般與公債法計算出的結果略有不同，而此計算是依據立法院要求所做，經計算後的債務比便可拿來與採相同標準的其他世界各國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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