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修公司法 該調整管制理念
2017-02-23 02:43經濟日報 王文宇
近期公司法修訂受各界關注，民間委員會提出全盤修訂版本，主管機關擬以局部修訂為因應。兩案均以中小（非公發）公司為對象，但內容差距甚大。筆者參與公司法多次修訂，略有心得，擬分析利弊並提出建議。
中小公司（相對於大型公司）宜享有較多自治，但因攸關交易安全仍應受管制，此涉及公部門（政府、法院和專業人員）和市場參與者（股東和債權人）角色分工。英美法系尊重市場，仰賴資訊揭露和事後究責；反之，大陸法系重視政府職能，由其擔負審查責任，我國採之。公司法歷經多次修訂，仍延續此管制架構。
中小公司法制面臨不少困難。一方面政府管制多、法遵成本高，另方面，強制規定多，無法彈性經營。弔詭的是，管制密度和強制規定相關，管的愈多，市場期待愈高，主管機關為避免事後究責而施以強制規定。此外小股東保障不足，出現僵局缺乏有效救濟。實務上公司多不依法行事（如開會），且不時訴諸法律外爭端解決管道，終非長久之計。
民間版認為公司法管制過多卻低密度執法，倡議全面修訂。內容有二，一是大幅鬆綁許多強制規定，允許公司透過章程設定權利義務，例如：是否採取累積投票制。這些鬆綁規定涵蓋公司法基本事項，引發各界激烈爭辯，茲不贅論。二是翻轉既有管制理念，改採英美模式，從登記審查、資訊揭露、自治監督、究責機制等，進行全盤調整。簡言之，管制架構的調整是強制規定自治化的基礎，可謂理念清晰、規模宏大。
儘管全盤修訂立意良善，可行性卻不無疑問。首先，它涉及管制理念大翻轉，然而中小公司因循現制，如無適切宣導恐難適應。其次，要求提供股東名簿等資訊，乍看之合情合理，但公司原未預期有此義務，突增負擔，自然抗爭。再者，允許修章創設新權利義務事項，例如以全額連記取代累積投票。現行法原不允許之舉，新版通過後部分股東卻可修章採行，半途變更規則對其他股東不公平。
主管機關考量全盤修訂過於激烈，擬改採局部修訂，其內容主要是鬆綁現行規定（如放寬股份轉讓限制）和匡正實務缺失（如召集董事會要件），可資贊成。但不容諱言，其中缺乏根本性的改革建議，恐不符各界期待。就此而言，民間版所提調整政府市場分際的某些建議，值得參考。
以登記制度為例，主管機關就登記事項正確性，應負實質審查或形式審查責任？規定並不明確。實務上審查簡易事項時煞有介事，遭逢疑難案件（如經營權爭奪）則諉稱形式審查。此外，查核時多專注靜態事前審查（如印鑑核對），卻忽視事後動態查核（如業務帳冊）。筆者曾以關係人身份請求查核，答覆是民意代表出面方可。因此未來宜強化「事後審查」和「動態查核」職責。而行政權既然不彰，針對經營僵局等棘手案件，允宜賦予法院更多救濟權限；針對負責人所提重大不實資訊，亦應課以責任。
此外就是強制驗資，由會計師驗證流動資本的一時歸屬，對於防止空殼公司，功效有限。這方面中國大陸原本仿效我國，但近年推動簡政放權的市場化改革，已修法不再要求登記實收資本和驗資報告，可資參考。我國修法後，律師會計師將可大顯身手，不必執著於驗資業務。
總之，公司法修訂除技術性規定外，亦應調整管制理念，使政府和市場參與者能適才適所、各司其職。踏出穩健的改革大步，我國中小公司方能順暢運作。
（作者是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彭博資訊專欄／Fed升息3碼的想像...
2017-02-23 02:59經濟日報 編譯任中原
■杜伊（Tim Duy）
美國今年經濟表現可望達成聯準會（Fed）的預測目標，表示Fed本身預測的升息3碼將能落實，但市場仍預期升息2碼。我認為6月及12月必定升息，若升3碼，9月將是選項之一。
經濟數據支持Fed去年12月的經濟預測，1月就業報告為今年奠定堅實基礎，但失業率卻小幅上升，顯示勞動市場還有閒置人力，而Fed主席葉倫要強化經濟，將這些賦閒人力完全擠出來。製造業與非製造業活動也穩步向堅，且因房貸利率僅小幅上升，加上就業成長與工資上升，房市顯然相當強韌。
1月消費者物價月增0.3%，比一年前上升2.3%。最近美元回貶，應有助於使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向2%目標邁進。
整體來看，經濟情勢似乎依循穩健的軌道前進。亞特蘭大聯準銀行的模型顯示，第1季經濟將成長2.4%，紐約聯準銀行更預估達3.1%，兩者都高於Fed估計的潛在成長率，將使失業率被降到自然失業率之下，並帶動通膨接近目標水準。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Fed的政策是否落後於通膨動向？沒有。整體通膨上升的壓力可能接近尾聲。
去年1月油價曾重挫，使目前通膨率因基期低而上升；但只要油價走勢平穩，基期效應將逐漸消褪。再者，若美元不再貶值，便不會加重通膨壓力，反而會使通膨年增率溫和下降。通膨預期仍低，核心PCE並未凸顯通膨壓力加重。
勞動市場的低度就業情況仍然明顯，證明Fed目前的政策並未落後於通膨。工資升幅仍受抑制，更顯示在達到充分就業前，經濟還有進一步擴張空間。
因此預料Fed於3月開會議，可能認為政策仍領先通膨，因此暫不升息。Fed仍傾向於在升息前，先把閒置勞力再多擠出來一些。
若經濟數據超出預期，Fed也能在5月會議升息。葉倫可以在3月會議後暗示5月升息，並證明不一定要在有記者會時（3、6、9、12月）才升息。
最重要的是，若數據更強，促使Fed在3月或5月升息，市場將預期今年將升3碼，甚至4碼。
Fed若趕在6月前就升息，就表示若今年內Fed不積極行動，通膨可能衝破2%目標。
若上述預測錯誤，事實是Fed的政策已經落後於通膨，市場應預測今年將升4碼，甚至5碼。
（作者Tim Duy是彭博視角專欄作家）
莫迪的大膽廢鈔實驗
更新於2017年2月24日 07:35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沃爾夫：歷史學家將判定莫迪廢鈔是出於國家利益的果敢之舉。但廢鈔是否利大於弊，取決於莫迪接下來做什麼。
2016年11月8日，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宣佈，將立即廢除面額為500盧比和1000盧比的紙幣（分別約合7.5美元和15美元）。此舉導致流通中現金減少了86%。此外，被廢紙幣必須在12月30日之前存入銀行，並且取款受到限制。
如此龐大國家的民選領袖此舉之大膽，讓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迄今所做的一切顯得微不足道。我們應把此舉視為印度打擊逃稅、黑色經濟和猖獗腐敗的鬥爭中的一次果斷行動嗎？還是應把它視為一位偏執的民主人士非常獨斷的做法？現在看來，兩者都有點像。從長期來看，結論要取決於未來的事態發展。
一個政治和經濟穩定的國家，突然採取如此意外、激進的廢鈔之舉，是前所未有的。一個民選政府為何要造成如此的衝擊——特別是考慮到印度的經濟如此依賴現金交易？作為一個中低收入國家，印度仍有巨量人口處於正規金融體系之外。此外，即使在印度這樣一個國家，其對現金的依賴程度也相對較高——據估算，目前現金支付仍占總體消費支付量的78%。
根據印度財政部的2016-2017年度經濟調查，廢鈔政策有四個方面的目標：“遏制腐敗、假鈔、使用高面額紙幣進行恐怖活動，以及‘黑錢’（未向稅務部門報稅的收入）的積累。”這些目標很受印度人的歡迎，他們異常平靜地接受了這一劇變，希望惡棍們能得到應有的懲罰。這些也是合理的目標。很少有人會否認印度受到大規模腐敗和逃稅困擾。然而，這一做法或許也會播下對政府承諾的長期不信任。疾病也許很嚴重，但這一處方的代價很高。它可能付出多大代價？會帶來多大好處？
短期代價是明顯的。正如上述經濟調查概括的那樣，這些代價就是“不便和困境”，特別是對處於“經濟中非正規和現金密集型部門”中的人而言。因為數億印度人很窮，影響並非微不足道。
造成這種短期代價的是現金供應的急劇下降。根據上述經濟調查，到12月現金供應相對於需求下降了35%。但是，調查也預計現金供應最早將在4月份回升。雖然流通貨幣增速大幅減緩，但活期存款的增長——本身就是政策執行過程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這一後果。結果利率也降了下來。（見圖表）
在分析短期代價時，分析強調對於三方面的衝擊：對於總需求——原因在於現金減少，以及那些選擇不申報現金持有量的人的財富永久性損失；對於總供給——原因在於現金作為一種生產投入品（例如在農業中）的作用；以及不確定性增加產生的影響。調查結論稱，總體而言，廢鈔可能通過對貨幣供應的影響，使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相對於約7%的基準年增長率暫時下降了0.25至0.5個百分點。
然而，即使在短期內，也存在好處。分析顯示，2%的GDP掌握在反映黑色經濟活動的紙鈔手上。這些非法取得的財富，一部分會消失，一部分會被徵稅。這是因為，持有這些紙幣的人不得不申報這些來路不明的財富，要麼繳納懲罰稅，要麼失去財富，要麼洗白。總體上看，鑒於持有現金的風險在升高，該政策使得政府可以對黑錢徵稅，最起碼是一次性徵稅，或許還可能長期徵稅。整體而言，財富會從罪犯轉移到政府手中。人們很難為這些犧牲者感到抱歉。
此外，從長遠看，應該也會出現重大好處。首先，此次衝擊應會加快流動性財富進入金融系統，從而會提高經濟中的誠信度、透明度和效率。
一個重要結果或許是金融“數位化”程度的提高，儘管這將需要實施補充性的改革，尤其是那些便於沒有智慧手機的印度人進行數位化支付的改革。另一個結果將是更高效的稅收。實現這一切的前提是，行動必須要堅決。一個敢於這麼做的政府，還有什麼事不敢做呢？
代價和好處哪個更大，最終將取決於目前的事態變化。重要的一點是，必須全面恢復銀行存款和現金之間的轉換。長期來看，印度或許會仿效其他經濟體，成為一個幾乎不使用現金的經濟體。
但是，現在就嘗試這麼做，時機很不成熟。此外，政府必須提供所需的政策框架和支持，以確保對民眾的金融包容（包括電子支付）。同等重要的是打擊腐敗，主要包括稅收的結構和管理。
在這方面，最近的一項成就是引入了一種增值稅——商品與服務稅。另外，選舉籌款改革也是至關重要的。政客並不能免於腐敗方面的懷疑。最後，重複廢鈔之舉將對信心產生毀滅性打擊。務必不能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是為了整個國家利益而做出不受歡迎決定的果敢領導人，還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做出獨斷決定的領導人，這兩者之間經常很難區分。歷史學家或許會判定廢鈔之舉是前一種領導人所為。此事目前仍是未知數。讓我們看看莫迪接下來敢做什麼吧。
中國會爆發債務危機嗎？
更新於2017年2月23日 07:53 摩根士丹利全球經濟研究聯席主管 舍唐•阿赫亞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阿赫亞：中國債務激增日益引發投資者疑慮，但應注意到中國債務並不依賴外國資本，央行也能較好控制貨幣狀況。
中國從低收入國家轉變為中等收入國家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大規模、最迅速的經濟轉變。然而，在整個過程中，人們一直懷疑它能否持續。在過去兩年裡，投資者聚焦于中國債務與GDP比例的急劇上升以及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2016年，中國債務與GDP的比例從2007年的147%升至279%。去年，中國債務與GDP的比例上升了21個百分點，相當於增加了4.5萬億美元。實際上，中國名義GDP每增長1元人民幣，就需要近6元人民幣的新債務。
之所以出現這種債務挑戰，是因為政策制定者依靠持續的過度投資來實現高於潛在GDP增速的增長目標。
由於人口狀況弱化、生產率增長放緩以及全球形勢變化，過去幾年中國潛在增速放緩，不顧基本宏觀環境追逐增長目標是導致失衡日益嚴重的關鍵因素。
在這種背景下，投資者日益懷疑中國前景或許也就不足為奇了。實際上，按照我們的分析，相對于基準權重，新興市場投資組合經理已經將中國市場頭寸削減至10年來的低點。
然而，我們抱著積極的看法，認為中國將能夠解決債務挑戰，並避免金融危機。我們的信心源於三個主要因素。
首先，中國的債務累積是有國內資金來源的，也就是說，它沒有經常帳戶赤字，因此也不依賴外國資本流入。
其次，與大多數新興市場的趨勢相反，中國外部資產負債表有著巨大的緩衝，因為中國的國際投資淨額是正值，而且占到GDP的16%。
最後，中國最近幾年的信貸投放很大程度上流向過度投資而非消費，這產生了低通脹的附帶結果。
總的來說，中國央行因此可以更好地控制貨幣狀況，因而有能力管理債務週期並避免金融危機。
中國當前形勢明顯不同於1997年至1998年期間亞洲經濟體的情形。當時亞洲經濟體有著很高水準的經常帳戶赤字，國際投資淨額是負值，而且外匯儲備少，還實施盯住匯率制度。
隨著外國資本開始撤離，各國央行無法捍衛它們的盯住匯率制度。隨著國際收支赤字擴大，國內流動性狀況急劇收緊，銀行間利率飆升導致流動性危機。
放棄盯住匯率制度導致的高通脹迫使各國央行推行順週期的緊縮貨幣政策，這引發了全面的金融危機。
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過了“債務-通脹放緩週期”(debt-disinflation cycle)中的最壞時刻。政策制定者現在可能容忍更為緩慢的增長，讓實際增速更接近潛在增速。中國放緩了對低附加值製造業部門的投資——這些部門已經產能過剩。此外，在過去兩年裡，中國大幅削減了過剩產能，尤其是在鋼鐵和煤炭行業。
最後，我們預計外部需求環境對中國將更為有利，我們預計在2017年，發達市場和除中國以外的新興市場都將出現內需復蘇，這將是自2011年以來第一次出現這種局面。這將進一步有助於提高產能利用率，並降低政策制定者利用杠杆推動內需的壓力。
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將意味著，通脹下行的壓力將會減弱，經濟增長的信貸密度（每增長一單位的GDP需要多少單位的新增信貸）也將從2017年起大幅改善。屆時中國債務與GDP比例的增速將會開始大幅放緩，這應該會緩解投資者的擔憂。
隨著債務和通脹下行的逆風消散，我們相信，投資者將會重新關注結構性增長故事。就這方面來說，我們認為，中國將能夠取得持續進展，並完成向高附加值製造業和服務業的轉變。隨著收入持續增長，儘管與過去十年相比，今後十年的增速較低，但中國到2027年將能夠跨入人均高收入國家之列。
完成這種轉變將是今後十年中國經濟成功故事的關鍵時刻。這可能又是一個史無前例的轉變，過去30年裡只有兩個擁有2000萬以上人口的經濟體（它們是韓國和波蘭）能夠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快速發展的經濟體停滯在中等收入水準。
中國之前的轉變已經顯著重塑了全球製造業格局。下一場轉變仍會帶來深遠的影響。
經濟學大師肯尼斯·阿羅的思想遺產
更新於2017年2月23日 16:08 英國《金融時報》 馬丁•桑德布
阿羅在一般均衡理論和社會選擇理論等方面的貢獻，使他成為20世紀後半葉對經濟學理論影響最大的經濟學家之一。
剛剛去世的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是一位經濟學巨擘。他對經濟學的貢獻始於近70年前，直至生命盡頭依然活躍在經濟學領域。例如，他與湯瑪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就後者的不平等觀點展開辯論，主張我們應該更關注消費上的不平等，而非收入和財富上的不平等。
1972年，他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當時他51歲，是（迄今為止）這一獎項最年輕的得主。《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在訃告中引用諾貝爾獎獲得者、博弈學家羅伯特•奧曼(Robert Aumann)的話說，“在20世紀後半葉，（阿羅對經濟學理論的）影響絕對超過其他任何人”。
要明白為何這不是誇張，想想阿羅在剛剛30歲的時候做出的兩個影響深遠的貢獻吧：一個是著名的關於集體選擇的“阿羅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另一個是關於所有市場同時實現供需均衡的“一般均衡”條件。這兩大貢獻不僅本身見解卓越，而且還開啟了至今仍未窮盡的經濟學研究。
就一般均衡理論來說，阿羅説明發展了一種數學模型，讓經濟學從一次研究一個市場，到理解一種商品或服務市場的供需平衡如何取決於其他所有商品或服務市場的供需平衡。他的部分研究説明確定了，在一個由自由競爭個體組成的社會裡，實現所有市場同時“均衡”（供需相等）的穩定均衡狀態的條件。他的另一部分研究重述了早先對此類均衡狀態對個體福利影響的理解。兩個“基本福利經濟學定理”是：第一，如果此類競爭性均衡存在，那就是帕累托有效的（Pareto efficient，除非某個人的境況變壞、否則任何人的境況都不可能變好的情況）；第二，如果初始收入分配合適，就可以通過競爭市場均衡實現任何商品和服務的帕累托有效配置。
表面看來，這為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但在現實中，它同樣是干預、監管和再分配的理論依據。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說過，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是“革命者的指南”，因為它鼓勵將市場競爭與可能的激進再分配結合起來。
用阿羅自己的話來說，他把“一般均衡視為私人企業和公共規劃及監管共同實現的一種理想狀態……對我來說，根據完全合理的新古典理論，市場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通過確定實現競爭性一般均衡所需的條件，阿羅開闢了一條分析道路，分析在現實生活中那些條件未能滿足時，政策可以做什麼。
這些條件確實未能滿足。較不現實的條件包括，存在這樣一個金融市場，它可以在任何時間點，交易（或保護）收入和財富免遭所有可能的不確定性。此類市場明顯的不完全性，促使阿羅在從金融定價理論到氣候變化的眾多領域做出了貢獻。另一個不可能的條件是，市場參與者擁有同樣廣泛程度的知識（“對稱資訊”）。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純粹依賴市場提供醫療服務為什麼無效，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阿羅在1963年發表的一篇頗具影響力的醫療經濟學文章中有力闡述了這一觀點。
他的另一大早期貢獻，即在社會選擇理論方面的貢獻，具有永恆的重要性。1951年，阿羅證明，在邏輯上不可能加總個人對社會選項的排序，並同時滿足基本的一致性標準——除了一種情況：服從一個人、也即獨裁者的偏好。這一發現讓進行一種普遍努力的人們驚恐無比，這種普遍努力是，要麼制定最優經濟規劃，要麼證明自由市場的優越性。但這是一種有啟發性的理論。
接下來的幾十年，出現了基於阿羅的“不可能定理”的其他研究結果。其中包括通過關注有關個人偏好的其他事實，擺脫該定理預示的不一致性，例如關注個人對一種社會選項相對於另一種社會選項偏好的相對強度，而不只是他們對兩種社會選項的排序。這使得阿羅亦有所貢獻的成本效益分析（偏好的相對強度以貨幣支付意願衡量）等理論得以發展。這還促進了其他不可能定理的發現，例如森證明，從邏輯上來說，社會選項的個人排序的加總，是不可能既在經濟上有效，又同時滿足對個人選擇的基本自由容忍度的。
這類發現——在集體選擇中，以及在效率和自由等價值觀之間，存在固有的邏輯矛盾，其意義是深遠的，而且遠遠超過狹義的經濟問題。這類發現意味著，“人民的意願”非常複雜，這與英國退歐公投在英國當前政治中的影響密切相關。阿羅之後最偉大的社會選擇理論家森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哀歎“對於國家偏好的真正含義存在一種輕率的想法”。
如果說阿羅的偉大遺產值得我們珍視，就絕不應在政治辯論和政策制定中出現這種輕率。
特朗普：美國民眾套向跨國資本“野馬”的韁繩
更新於2017年2月23日 07:53 張小彩 為FT中文網撰稿
張小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盛行40年，但所帶來的問題也到了無法回避的程度，存在諸多“政治正確”的無解難題。
特朗普，他其實是美國民眾運用民主機制套向跨國資產階級的韁繩。在此之前，跨國資本已經猶如脫韁的野馬, 駕著全球化的戰車連續狂奔了近40年，在帶來人類社會物質產出大幅增長，發展中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誘發了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將在下文談及）。
2016年，這個世界開始轉彎，在找到更好的、能夠保證“政治正確”的方法前，特朗普很可能就是這個轉彎期合適的“臨時解決方案”。
2016年開始，這個世界圍繞是否繼續全球化出現了錯亂景象，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帶出人意料地發生了反全球化運動，這表現為英國的脫歐派獲勝和美國的特朗普總統當選；另一方面，社會主義中國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成為全球化力量的代言人。由於全球化被批判研究的學者認為是由跨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服務於他們在全球實現資本擴張、攫取高額利潤的手段之一，以上現象就顯得詭異錯亂、令人困惑。
個人認為，這些現象的本質是統治世界將近40年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2016年終於迎來了西方民主的正面挑戰。用“終於”一詞是因為這本非空穴來風，早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學術界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發出了“新自由主義面臨危機”的呼聲；2010年後，研究這個問題的很多學術著作陸續出版。可以預見，2017年將是這個問題的又一個研究高潮。
在英美等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中，一直有兩極互相制衡，一是自由，一是民主。商業精英運用市場自由和平等競爭充分發揮他們的才智，促進社會效率；普通民眾則運用公民社會組織和民主選舉尋求社會公平。以上兩種社會力量互相制衡，從而使社會達到效率和公平兼顧。這種關係如果用一幅圖畫簡單呈現，就是瘋狂的資本野馬身上套著民主的“韁繩”，這根韁繩在歷史的某些階段可能顯得過緊，但是，下一階段必然會被松一松。換句話說，西方社會在階級力量既鬥爭又妥協的動態平衡中，獲得經濟發展和社會相對的穩定與和諧。
那麼，跨國資本這匹野馬是從什麼時候，又是如何擺脫了民主的束縛的呢？
簡單概括，這個過程於1970年代後期開始，1980年代後期資本贏得絕對勝利， 2000年代跨國資本插上翅膀。要理解這個過程， 需要一些背景陳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總的趨勢來看，自由市場的力量在全球範圍內都受到質疑和遏制。一方面，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如蘇聯、東歐國家及中國都選擇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完全摒棄了自由市場； 另一方面，即使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主張國家干預經濟、控制自由市場的左派力量也占上風，指導公共政策的經濟哲學是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主張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以政府投資刺激需求來解決生產過剩和消費者有效需求不足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其具體政策表現為放鬆貨幣供應、擴大財政投資、擴張國有部門、工會力量加強等。但是，經過三十多年的凱恩斯主義試驗，不但導致了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擠佔和浪費社會資源，市場自由、市場競爭嚴重不足，工會力量過於強大，社會生產力大幅下降的情況，同時還帶來了巨大的政府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這種情況就相當於前面提到的，套住資本野馬的韁繩過緊，導致市場動能不足，社會生產效率下降。1970年代後期，在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凱恩斯主義試驗宣佈破產。
在凱恩斯主義的廢墟上，哈耶克和弗裡德曼的新自由主義旗幟冉冉升起，自由市場的原則以柴契爾主義和雷根革命的形式在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重新確立了。新自由主義在各國的版本略有差異， 但其基本原則是相信自由市場的力量，排斥政府干預經濟，主張私有化、金融化、全球化。柴契爾夫人在英國鐵腕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運動，控制貨幣發行，發展金融部門並壓制過於強勢的工會組織；雷根在美國也採取類似的政策，給資本和市場鬆綁。英美經濟恢復增長，這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為新自由主義贏得了聲望。
在共產主義世界，新自由主義也贏得了勝利，中國1978年開始打破意識形態禁錮，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允許市場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1980年代後期，蘇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計劃經濟徹底破產，相繼開始實行市場經濟政策和政治民主化，自此，二戰後對自由市場的懷疑情緒在全世界被滌蕩一空，一些學者宣佈“新自由主義取得徹底勝利”。著名的日裔美國學者福山甚至認為人類社會將實現“歷史的終結”，即自由民主制度將成為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
在這種勝利情緒的鼓舞下，2001年，克林頓的全球化戰略把擁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帶進了全球市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如虎添翼並迅速達到巔峰，資本的觸角獲得跨國界、跨政治制度伸展。
就跨國資本本身而言，其主張全球化的原始驅動力並無新意，仍是馬克思早已參透的資本所共有的追求高額利潤、實現資本積累的原始衝動。與歷史案例的不同之處在於，這個時期跨國資本追逐利潤和資本擴張的全球化運動，不但獲得了金融化和資訊化的技術支援，並且贏得了西方政治家、學者和媒體的強大支持，使新自由主義成為世界性霸權話語甚至主流道德規範的一部分，而其對立面——西方民主制度所具有的制衡資本的“不同聲音”幾乎被徹底消音。
應該注意到，西方政治家和新自由主義學者宣導全球化的動機與跨國資本不同，其背後的思想支撐是現代化理論。西方研究國家現代化的很多理論家相信，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不只是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增長的過程，也是社會新階層出現的過程；新出現的階層——尤其是其中的商業精英和中產階級會成為推動社會政治走向西方式民主化的重要力量。換言之，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帶來政治的民主化，最終實現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即所有的國家都實現西方式自由民主，這是克林頓團隊推動中國加入WTO的主要動機之一。秉承克林頓的發展思維的奧巴馬在其就職典禮上曾經躊躇滿志，他熱情洋溢地讚揚了“上一輩人擊退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同時他居高臨下地喊話“你們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只要你們放手，我們就願意幫忙”。
但是，盤點近40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效果，這些政治和學術精英驚訝地發現，世界並沒有按照他們的想像發展。有學者在他們的研究中指出，新自由主義最大的“惡”在於它引發國家間的“底線競爭”，因為，跨國資本成了超越國家主權的超級權力，他們運用手中的投資“獎勵”了“壞”的政府——即那些對工人的利益和環境、資源保護不足的政府。從理論上，這不但動搖了西方理論家信仰的“經濟發展必須和民主相伴而行”的“不可動搖的信念”，而且導致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承壓”。
奧巴馬離職演說時完全失去了就職時的意氣風發，他無奈地承認了自己的政策失敗，他說，二戰後基於法制、人權、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等原則建立的世界秩序目前正在受到挑戰，挑戰來自兩個方面：首先是“號稱伊斯蘭代言人的狂熱暴力分子”；其次是“外國資本中的獨裁者，（他們）將自由市場、開放的民主政體和公民社會視為威脅他們權力的眼中釘，他們開始挑戰民主秩序……”。
然而，學者和政治家的自我反省力量並不足夠強大，真正推動反全球化的力量——無論是英國脫歐還是特朗普當選的決定力量，都來自西方發達國家利益受損的下層民眾。對英美等發達國家的草根階層尤其是製造業工人而言，新自由主義政策消解了他們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與本國資本長期鬥爭的成果，打破了西方社會階級力量原有的動態平衡，將他們置於和發展中國家農民工的強烈競爭壓力之下。不僅如此，在發達國家內部，全球化政策帶來的移民和難民也受到精英階層的歡迎，很大程度上因為他們往往比本土勞動者更願意接受更長的工作時間和更低的工資。
不管從資本外移還是從勞動力內移的角度，新自由主義支撐的全球化顯然已經成為西方社會資本規訓勞動者的利器，這使得西方的工會失去了和資本的議價能力。同時，由於新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市場原則在過去的40年裡，已經成為世界霸權話語和主流道德意識，獲得幾乎各個黨派的認同，民主也就由此失去了對資本的制衡能力，比如在英國，工党首相布雷爾仍然執行了保守黨柴契爾夫人的改革路線。
2016年，這種沉悶而無奈的狀況出現了轉機：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同意就脫歐事宜舉行公投；美國政治素人特朗普黑馬突現代表底層發聲。這像是上帝賜予的偶然契機，讓權力重新回到了沉默的民眾手中，於是，英美勞動者反資本規訓的運動以民主選舉的形式展開，並出乎預料地雙雙險勝。
實際上，雖然沒有被社會主流傾聽，西方學者已經對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勞動市場中資本的過度強勢提出了警告，多個研究報告表明，過度勞動已經成為自由市場的“流行病”，這影響到了西方社會所珍視的家庭價值和工人家庭孩子的健康成長，英國社會態度報告研究表明，82%的受訪者無法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多個年齡段的孩子的孤獨感上升，這令學界重新提出市場的道德問題和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問題。
中國民眾並沒有發出反全球化的聲音，但我們不能無視一個殘酷的現實：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實際上是被最弱勢的群體——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庭默默吸收和吞咽了。中國2.77億農民工與湧入西方國家的移民和難民一樣，充當了跨國企業規訓母國工人的棋子，但西方國家的移民和難民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可享有和所在國公民同等的權力（包括醫療保健、子女教育），而中國的城市居民卻並沒有像西方國家公民一樣和農民工共擔經濟發展的副作用，農民工的孩子不享有在城市的平等教育權。因此，農民工的苦難是雙重和跨代際的，除了過度工作的疲憊、傷痛和極度低廉的勞動報酬，幾乎摧毀了這一代農民工自身的生命價值（富士康工人的14連跳是這種狀況的詮釋），在他們的身後還留下相當於整個英國人口總數6000多萬的留守兒童和無數殘缺的家庭，如此龐大的缺失健全童年的群體對中國未來社會形態的影響是目前無法估量的。另外，中國的環境和資源的承受力也幾乎達到了極限，污染，特別是霧霾已經威脅到了人的生存。
不可否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盛行的這近40年，世界經濟總的發展速度可以與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上任何時期媲美，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但是，全球化帶來的問題也已經到了無法回避的程度，而且個個都是在當前“政治正確”的框架下無解的難題。言行簡單粗暴的特朗普當然不是最佳方案，他代言利益受損的下層民眾的誠意也還需要時間觀察，然而在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前，他或許就是合適的替代方案。但是，可以肯定，華爾街的金融資本及在過去40年變得更為富有和強大的跨國資本等反對力量不會讓他好過，讓我們拭目以待。
特朗普貿易戰對亞洲衝擊有多大？
更新於2017年2月20日 07:31 英國《金融時報》 金奇
中美貿易戰將給中國帶來“需求衝擊”，導致增長放緩，失業增加。除中國外，越南和菲律賓面臨的風險似乎最大。
到目前為止，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對中國的經濟威脅並未兌現。這位美國總統曾承諾在上任第一天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他還提議對中國進口商品徵稅45%。
但特朗普迄今尚未採取具體行動，不應該讓其亞洲交易夥伴國產生錯誤的安全感。分析人士表示，即使減輕或放棄對中國的威脅，美國也可能推出邊境調整稅——該稅實際上對各公司進口至美國的所有商品徵稅——這可能會對中國等亞洲交易夥伴國構成巨大衝擊。
分析人士說，特朗普政府意圖進一步明朗的時刻也許就要到來。特朗普指定的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上圖為特朗普與羅斯的合照)預計會得到批准，預示著貿易方面的某種“美國優先”政策將進入實施階段。
“一旦（羅斯）上任，預計他會採取一些行動來證明，特朗普開始履行他在貿易上強硬對待中國的承諾，”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研究主管葛藝豪(Arthur Kroeber)說。美國引入邊境調整稅並非定數，但這種可能性促使外界分析哪些亞洲國家將受影響最大。
如果美國政府在貿易和移民勞工方面採取更強硬立場，那麼除中國以外，越南和菲律賓似乎是受影響最大的。分析人士表示，亞洲其他國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將受影響，儘管程度輕一些。
駐香港的瑞穗證券(Mizuho Securities)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中美貿易戰將給中國經濟帶來“需求衝擊”，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失業增加。
這是因為，2015年中國對美出口達4100億美元，占總出口的18%，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8%。沈建光表示，在2015年約1.21億出口行業從業者中，約有2000萬人的崗位來自對美國的出口，因此只要美中貿易戰爆發，這些人將受到影響。
沈建光補充稱，此外，中國受到衝擊的將不僅僅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電力設備和機械設備等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對美出口也將受到影響。
面對美國更強硬的貿易政策，越南的脆弱性一方面源於其自身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另一方面源于其向中國出口的中間產品。美國是越南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去年美國從這個東南亞國家進口了421億美元的商品，給後者創造了32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
越南對美出口約占本國GDP的18%，是亞洲最高的，遠遠高於其他國家或地區。不過，只要美國對整個亞洲做出保護主義的反應，新加坡、臺灣、馬來西亞和泰國也將受到衝擊（見圖表）。
如果美國選擇中國作為發洩保護主義怒火的唯一目標，越南仍將受到影響，因為該國對華出口占到其總出口的約10%。中間產品占其對華出口的比例越來越高，這些產品在中國進行加工，然後再出口至美國等目的地。
從一個不同角度來看，菲律賓也很脆弱。在商品貿易方面，菲律賓對美國的出口額相當於其GDP的3%左右，在美國採取限制進口的措施（比如通過邊境調整稅）時，該國受影響程度低於其他亞洲新興國家。
但根據研究公司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的資料，菲律賓業務流程外包(BPO)行業總收入的約四分之三源於為美國公司提供服務。蓬勃發展的BPO行業雇用了超過100萬人，行業收入相當於GDP的8%，這意味著此行業遭到打擊可能會減緩整體經濟增長。
最後，如果美國要對移民工人向海外匯款徵稅，那麼400萬左右菲律賓人匯回國內的資金將相應地減少。根據凱投宏觀的資料，這一資金量十分龐大，約占菲律賓GDP的3%（見圖表）。
“我們維持對（菲律賓）今年GDP增長6.5%的預測不變，但下行風險很明確，”凱投宏觀經濟學家加勒思•萊瑟(Gareth Leather)說，“尤其是，只要特朗普針對外包行業發起攻擊，就將促使我們下調預測值。”
從移民工人匯款對GDP貢獻角度看，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脆弱程度要低得多，但這兩國也將受到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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