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模式能否拯救軟階層
徐瑾：對階層下滑的廣大軟階層而言，平等與發展並舉的北歐模式看起來很美，然而雜糅的北歐模式有很多面，中美都需要謹防念錯了經。減稅而不是加稅，才是正道。
更新於2019年1月18日 06:53 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 徐瑾
每當不平等問題重來，對於北歐模式的討論就會密集出現，其熱度隱然比肩日本模式或者德國模式。對於階層根基不穩，面臨向下滑落的廣大軟階層而言，「平等與發展並舉」的北歐模式，看起來很美，這真的是一根神奇稻草麼？
美國的富人稅旋風
這一次，北歐模式的旋風吹到美國政壇中心。2019年1月中旬，白宮停擺已經達到4周，不過美國女議員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獲得關注可能更多。新當選的寇蒂茲眾議員出生於1990年，在去年已經以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當選議員贏得頗多關注，這一次再度上了新聞頭條。
根據彭博等媒體報導，她公開呼籲開徵70%富人稅，稱其計劃為綠色新政，目標在於在2030年前降低化石燃料，強調每個美國人都有資格得到公平工資。有意思的，寇蒂茲並不顧忌激進的評價，她認為當前只有激進的人才能帶來改變，比如亞伯拉罕•林肯與富蘭克林•羅斯福，「如果這就是激進，那我就是激進分子。」
寇蒂茲的聲音並不孤獨。她曾經是2016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的政治義工，桑德斯本人多次稱讚丹麥、瑞典和挪威等北歐國家。之後寇蒂茲以民主黨身份當選，並自稱為民主社會主義者。
初看起來，對富人課以重稅，好像確實可以同時解決環保以及財富不匹配等問題。更有意思的，不少評價者即使不同意寇蒂茲，也會列舉北歐模式作為一個案例。瑞典被認為是北歐模式的典型，現實中對富人徵收接近70%的邊際最高稅率，對比之下美國富人最高稅率大概在37%。
北歐模式風行了多年之後，如今來到美式資本主義的堡壘中心。這背後其實揭示了美國政壇當下的分裂，新保守與新左翼針鋒相對，競相激進化。
北歐模式：神話還是現實
粗粗看來，北歐模式營造了一種軟階層安居樂業的神話，不少人在公號《徐瑾經濟人》也留言諮詢，這到底是神話還是現實？
首先，不可否認，北歐模式有其吸引力。事實上對於北歐模式意味著什麼，世界爭論了很多年，但凡提到高福利、社會平等與經濟發展並存，多數人第一印象都是北歐模式。北歐國家在各類競爭力榜單都斬獲頗豐，例如在波士頓諮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2015年關於可持續經濟發展評估報告中，如果以經濟與健康教育等結合福祉指標來看，挪威排名第一，前十個中五個是北歐國家，美國排名十七，中國七十六。
對於北歐模式的迷戀，在世界其實一直存在，其中最大吸引力在於發展與平等並舉，個體與集體包容等思路。在2009年達沃斯等場所，在批判以美國為代表的撒克遜資本主義聲音中，不少人在談論只有北歐模式才能救資本主義，即使當時同屬北歐國家的冰島也爆發了金融危機。
其中，最典型的是時任諾基亞董事長約瑪•奧利拉(Jorma Ollila)，他曾經對《金融時報》等媒體表示資本主義的未來很可能就是北歐模式，他將其總結為「對全球化持開放心態，但輔之以強有力的政府措施方案作為平衡，以保護人民免受全球化的過度行為，以及一套平等的教育體制。」
諾基亞當時是全球最大的手機製造商，有意思的是，奧利拉話音未落，諾基亞自身就遭遇挫敗。奧利拉1992年開始任職諾基亞總裁，一方面帶領諾基亞佔據十多年行業龍頭地位，另一方也卻在勝利輝煌中走向沒落，失去了智慧手機的未來。美國公司蘋果開創智慧手機時代之後，諾基亞迅速傾覆。諾基亞鼎盛時刻估值3000億美金，2014諾基亞以54億歐元將手機部門賣給微軟，兩年之後又被微軟以3.5億美元賣給富士康。交易數字背後，凸顯得行業變遷與價值縮水，令人唏噓。
回憶這場失敗， 如今奧利拉不再多談北歐模式成功，倒是寫了一本回憶錄，他說2007年智慧手機市場角逐在諾基亞這位行業霸主和蘋果這位挑戰者展開，多數都認為諾基亞穩贏，「我們懂得如何對手機進行設計、製造和行銷，我們的基礎設施在同行中是超群絕倫的。」
結果，眾所周知。
美國模式vs北歐模式
蘋果打敗諾基亞只是一個案例，但卻引發思考，北歐模式的競爭力到底如何？回顧一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引領全球目光的科技巨頭多數來自美國，如今或許加上已經誕生微信這樣日活用戶超過10億的中國，歐洲以及北歐寥寥無幾。
諾基亞在理論上贏的答案顯而易見，而在現實中輸的答案的結局卻難人尋味，也可以視為美國模式打敗了北歐模式的象徵：美式資本主義也許殘酷，也許無情，但是始終在拓展行業的邊疆，甚至新的行業，當然這也帶來了貧富不均等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新經濟贏家的美國，新經濟公司的崛起，獲得不菲收入的同時，在稅收以及僱傭方面並不如過去的企業貢獻大，贏家通吃現象更加明顯。這無疑也是美國軟階層擴大的先聲，先是工作替代度高的藍領工人，之後是專業門類的中產階層，對於財富不平等的怨氣日復一日。寇蒂茲、桑德斯不過是特朗普、班農的正反題。
北歐模式的另一面
對照之下，北歐國家的平等，顯得頗有吸引力。但換一個角度，卻有不同的景象。首先，北歐模式的平等，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再分配，再分配並不創造財富，其轉移效率與公正性高度依賴於政治質量，並不那麼容易推廣到國情千差萬別的其他國家。
其次，從西方看重的世代傳播來看，北歐階層職業的壁壘同樣高企，按照經濟學史學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在《虎子崛起》(The Son Also Rises)的研究，如果從職業角度看，階層突破在北歐國家和其他國並無多大區別，一兩百年的醫生家庭也許其後代今天還是醫生。更不用說，當地億萬富翁財富基本為繼承而來，如美國那樣的階層逆襲或者白手起家往往罕見。
即使在認同北歐模式者的眼中，北歐模式也並非完美。FT中文網專欄作家沈建光曾經在北歐學習多年，他認同北歐模式的平等與創新，但他依然指出北歐模式也並非烏托邦。在他的專欄中，他回憶了一件事，他從瑞典打車從酒店去機場，下車後車費卻是天價帳單，是之前從機場去酒店車費的5倍，摺合人民幣2000多元——更重要的，這一收費完全合法，因為瑞典為了保護出租車司機，讓出租車司機可以自由定價。
這就是北歐模式的另一面，即使再獨特的模式，也必須遵循古老經濟學的法則，回答一個基本問題，誰來負擔成本？在上面的案例中，過分保護出租車司機，就意味著消費者吃苦。同樣在北歐模式中，過度保護勞動者，即使再淡化雙方對立關係，其實也意味著企業家吃虧，所謂的全民福利很多時候也建立在全體企業負擔之上。
更進一步，把北歐模式僅僅定義為高福利、高稅收也是不全面的，北歐國家的真正獨特之處，在於其健全的社會組織，更離不開北歐國家人口稀少、種族相對單一、文化認同度高等不可複製因素。
這些特徵其實在過去的德國日本身上也不同程度看到，它保證了北歐社會具有緊緻的內部網路，傳承同樣的文化與行為規範，擁有遠高於其他國家的「社會資本」——即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度與歸屬感。這一豐厚的社會資本有效降低了高稅收對創業與工作動力的拖累。可以說，雜糅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北歐模式成功的因素很多，但是社會網路在集體對抗風險以及強調平等方面的作用強大而隱蔽，至為關鍵。
經濟文化政治等因素在北歐模式中常有談及，但是內部網路這種社會資本卻很少有人談及。在一定程度上它支持了北歐人的創新意識，光瑞典這些年就誕生了Spotify、Skype、MySQL等企業。但是恰恰部分因為北歐社會網路的制約，這類公司雖然面向全球，其用戶數量以及市場估值難以比肩美國科技巨頭甚至中國BAT，即使Minecraft（我的世界）這一爆款遊戲最終被微軟收購。反過來說，類似美國這樣移民社會，內部網路看起來鬆散，但是卻能夠達成更多更廣的有效連接，一兩百年來，雄心勃勃的人主動被動不少都會選擇美國，從當年愛因斯坦到今天的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硅谷大佬不少也都是出自第一代移民家庭。
也正因此，複合的北歐模式既無法代表社會主義，其實也沒法代表資本主義，其成敗有可圈可點之處，但是推廣需要謹慎，尤其需要預防指鹿為馬式的總結，防止借鑒中念錯了經。
每個國家都有其歷史道路所決定的先天性質，在北歐模式之類話語流行之前，北歐國家本身已經實現了人均壽命與教育的提升，倒是此後，北歐國家再沒有誕生多少改變世界遊戲規則的企業。更不用說，北歐模式能夠走和平路線的發展，與北約提供的安全保護不無關係，也可以說，北歐模式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今天美國的保護。
面對寇蒂茲的富人稅提議，退休的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採訪中明確表示，這是一個錯誤。
自然，這不是結束，這一輪北歐模式熱潮顯然方興未艾，美國國內激烈的左右對峙顯然會引發更多連鎖反應。
在經濟增速下行、中等收入階層位置不穩的軟階層社會，無論對企業還是個人，加稅都是不可承受之重。減稅而不是加稅，才是正道。更重要的是，廣大軟階層需要意識到，自己要的不僅是物質平等，更是機會平等。北歐模式提供的教訓應該被正確接受。
名家觀點／射四箭化解出口危機
2019-01-18 00:42經濟日報 王健全
美中領袖在G20峰會上取得「高度成功的會談」後，隨後發展卻引人瞠目結舌，包括美國派出鷹派的貿易代表－賴海哲（Robert Lighthizer）做為下階段的貿易談判主談代表；接著，華為公司財務長、創始人女兒－孟晚舟遭到逮捕。華為是世界上主要的電訊網絡設備製造商，在手機網絡普及的時代，美國對華為的巨大影響感到不安，也可看出，美國和中國大陸的衝突，已由貿易戰轉往科技的冷戰。
期間的川習熱線，川普卻表示「貿易糾紛美中雙方有了重大進展」，除了安撫金融市場的信心外，也有拉抬其民意支持度的效果，加上股市震盪，農業州選民的不安，均是川普放緩姿態的原因。但另一方面，賴海哲及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則力圖說服川普，避免他在股市大跌中對中國立場軟化。
再者，川普於去年12月31日簽署「2018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ARIA），內容包括定期對台軍售、鼓勵美國高層官員互訪等，也在在顯示川普的反覆。因此，在情況不利下，川普有可能先暫停，再看時機，找理由再打。
1月9日的美中貿易談判，大陸雖對美國的商品、服務有進一步採購及市場准入的承諾，但在削減出口補貼、智慧財產權保護上仍有不少歧見。
美中貿易戰雖然方興未艾，但黑天鵝效應已逐步顯現，廠商由原先的觀望，轉為具體的行動，包括存貨調整、砍單的效應。再者，蘋果股價大跌，也使美國股市成為重災區，進而影響全球資本市場，乃至引發全球景氣自高峰滑落的機率大增。
最近，中經院發布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及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NMI）也大致反映企業對未來經濟景氣的焦慮。12月的PMI指數由上個月的48下滑至44.8，背後原因為美中貿易大戰引發的不確定性，影響產業供應鏈及訂單透明度。而未來六個月的PMI擴散指數，更重跌至33.2％左右，透露出緊縮的態勢。
展望未來，台灣應擴大內需到化解出口滑落的內涵，包括第一，強化投資，引入活水：在製造業上，引導台商回流，提振民間投資。目前，不少台商在海外成長高漲有意回台投資，政府可以在5+2創新產業，前瞻基礎建設等特定領域，透過「實質投資」可以抵稅的設計，鼓勵台商回台投資，以加速產業升級及創造就業人口。
第二，振興觀光事業的投資：觀光業影響內需至鉅。此時政府可提出觀光業振興方案（預算約40億-50億元）。此方案可以由業者提案，鎖定海外高消費族群，提出創意行銷方案。
第三，服務業的鬆綁與產業化：不少民眾認為台灣內需市場小，即使擴大內需也不足以支撐景氣。但別忘了台灣有高達10兆元的超額儲蓄，以及20兆元以上的保險基金。如果行政院能夠大開大闔，要求金管會、內政部、衛福部服務等主管部會鬆綁法規，並訂定產業化績效指標（KPI），如創造投資金額、增加就業人數等，將資金導入金融理財、都市更新、國際醫療、長期照護等領域，帶動投資、注入活水，並營造好的商業模式，台灣的內需市場將大有可為。不過，必須有回饋金照顧弱勢族群的配套與論述，才能杜絕社會對圖利財團的批評。
第四，化危機為轉機，因應美中貿易戰的中長線戰略包括：接軌美國數位經濟源頭，並建構人才、資金、技術、商業模式回流的生態系統；搭建台灣成為美國再工業化的重要策略夥伴平台。透過上述二大戰略的規劃，使台灣和美國的連結不只是政治，更擴及經濟，彼此的關係才能更長久、更深遠。（作者是中經院副院長）
WTO改革：中國改革的契機
王江雨：中國要積极參与WTO改革，強化其規則制定能力，尤其在國企、強制技術轉讓、發展中國家地位等方面。
WTO的改革前景
世界貿易組織（WTO）在剛建立的一段時間內，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完美的全球性國際組織。它既有體現全球治理民主性的「一致同意」制度，也有西方貿易大國在對自由貿易精神高度認同的基礎上對貿易談判的實際主導，還有對發展中國家的適當照顧。更重要的是，WTO有著所有其他大型國際組織都沒有的高度獨立的糾紛解決機制。由於它具有（1）專家組和上訴機構組成的兩審終審制和（2）上訴機構成員（所謂的WTO「大法官」）經常性地以司法能動主義的態度去適用和解釋WTO法律，這使WTO的糾紛解決機構有著一種普通法系統法官的權威。
但從特朗普上台以後，WTO的所有優點似乎在一夜之間都成了問題。特朗普一方面事實上繞開WTO大搞單邊主義（雖然美國仍然在WTO起訴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威脅下的雙邊談判，通過大幅度增加關稅而迫使其他國家（包括其盟友）對美國做出貿易讓步。另一方面，美國以明示方式表達對WTO的不滿，主要內容包括：（1）WTO涵蓋的範圍太窄，不能管制到當今國際貿易的幾大關鍵問題，尤其是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通過補貼和強制技術轉讓所導致的貿易扭曲行為，以及電子商務等新興領域；（2）WTO規則給予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待遇和靈活性過大，尤其是「放過了」那些經濟增長迅速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和印度；（3）WTO上訴機構自主性太強，司法越界，削弱了美國的主權。
美國的上述要求，實際上界定了下一輪WTO改革的主要方向。這是因為：第一，美國是戰後國際貿易體制的建立者和維護者，其主導地位在目前仍毋庸置疑，任何WTO改革方案都不可能在美國與其他國家有原則分歧的情況下達成。第二，美國提出的上述關切，其主要指向是中國的經濟體制和貿易政策，這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主要國家的共同關切，在這些問題上，歐盟、日本和美國基本持相同態度。
筆者認為，出於以下原因，目前通過在WTO自身的多邊談判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性很小。第一，美國現在認為單邊威脅下的雙邊談判是最有效的方式，不會重視WTO自身的談判，甚至也不會相信WTO能談成什麼。第二，中國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分歧，以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分歧，不可能直接在WTO的談判框架內解決。第三，區域主義方興未艾，主要貿易大國都將精力放在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上，這在目前看來也是各國的最佳選擇，在可預見的將來仍然是國際貿易談判和規則制定的主流。
綜上所述，在目前的國際經濟格局下，WTO改革的前景並不樂觀，但這並不代表WTO會被完全邊緣化。WTO改革需要「蓄勢待發」，這個「勢」，就是各國，尤其是各主要貿易大國，通過雙邊談判所積累的市場準入和新規則共識。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要是中美之間不就前述議題達成一定程度的雙邊諒解和共識，WTO改革無從談起。
WTO改革的原則
筆者認為，未來的WTO如果能夠進行改革，須要堅持如下原則：
第一，非歧視待遇原則作為國際貿易的基石和最高原則，這一點不能放棄。自由貿易的這一地位，是經過幾百年來國際貿易的理論和實踐所檢驗的。特朗普主張「對等貿易」（reciprocal trade），展現出要放棄非歧視待遇這一基本原則的態勢，這種做法雖然說不上是倒行逆施，但理論邏輯上不自洽，實踐中也無法真正貫徹。
第二，對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與優惠待遇在原則上需要保留，這不僅是分配正義的要求，也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需要。談判的重點應該放在如何界定「發展中國家」地位，以及如何幫助發展中國家儘快融入世界經濟。
第三，發展中國家要認識到，新議題納入WTO談判勢在必行，這包括電子商務、國有企業規制、更高水平的知識產品保護等。多哈回合談判失敗的教訓表明，通過「一致同意」等手段，採取抵制和拖延戰術反對新議題的納入，到最後所有國家都一無所獲，反而給貿易大國的單邊主義行為提供了口實和空間。
第四，關於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改革，應該以提高解決問題的效率為導向。質言之，WTO爭端解決機制不能也不該超越當代國際法本身的局限，即它不能表現為超國家的獨立司法機構，而只能在國家（即WTO成員國）協議允許的範圍內行事。具體而言，可以考慮回歸「一審體制」，給專家組較強的權限，或者去掉專家組程序，僅僅設立一個常設爭端解決機構，一裁解決問題。WTO爭端解決的目的，不應該是為了最大可能地體現「國際法治」，而是為了以簡便而適當的方式為成員國的貿易爭端提供一個解決方案。
第五，放棄「一攬子承諾」，回歸多邊和復邊共存的多元化規則體制。
WTO改革與中國的改革開放
目前的國際經濟格局，既是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對中國來說也是歷史性的機會，因為這會是中國第一次以一個在經濟地位上幾乎可以和美歐平起平坐的身份參與新的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中國的經濟地位雖前所未有地強大，具備以市場換市場的實力，但弱點在於規則制定的能力比較差，所以更要抓住這次機會積极參与，強化自身的能力建設。尤其是，在國有企業、強制技術轉讓、發展中國家地位、電子商務等問題上，顯而易見美歐日的提案針對中國，中國必須在這些問題上主動出擊，提出自己的方案，否則只能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如果中國身處談判場，而依然如此被動，那確實有負時代賦予中國的機遇。
關於經濟模式與國有企業，中國實際上是可以接受CPTPP關於國企規制的基本原則的。如果中國能採納「競爭中立原則」，實際上CPTPP所指定的關於國企的規則也並不嚴苛。另外，對國企的黨建工作，需要發展出一套新的、現代化方式表達的敘事（narrative）, 說明黨建並不影響企業的獨立運作、市場主體地位和競爭中立。
關於強制技術轉讓，應當廢除一切法律法規和政府規範性文件里的強制轉讓要求，由獨立自主經營的企業去在「市場經濟、契約自由」的環境中自行去獲取新的技術。我們也許會發現，以這樣的方式，中國獲取新技術的效果可能更好。
關於發展中國家地位，中國自身可以基本放棄在WTO中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和相應待遇，但仍然應當高調地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爭取此類待遇。
關於電子商務問題，其核心問題之一是網路訊息的自由流動和訊息儲存本地化的問題。關於前者，應當採取負面清單方式，原則上允許網路訊息的自由流動，但可以爭取儘可能多的「安全例外」。關於後者，原則上可以不要求數據儲存的本地化，但這一點要和歐美同步進行，堅守非歧視原則。
留言列表
高普考補充資料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