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的經濟關係
更新於2018年8月20日 05:49 經濟學家 鄒至莊
鄒至莊：自由貿易對貿易雙方有利，資本自由流動也對供給國和接受國雙方有利，但人員自由移動對雙方未必有利。
數月以來，美國新聞的一個重點是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對中國發表一些不友善的言論。他批評中國在兩國貿易上的行為，尤其是兩國的貿易不平衡。
中美兩國的經濟關係，包括貿易、投資與移民三種活動。這三種活動表現為貨物、資本和居民從一國轉移到另一國。本文討論讓這三種活動自由進行，是否對雙方有利。
讓我先談中美的貿易。美國善於生產大豆，中國的居民愛吃大豆。中國從美國買進大豆，中國的居民得到益處，同時美國生產大豆的農民也從盈利得到益處。我們可以想像很多其它的貨物。由中國出產運到美國，或由美國出產運到中國，結果中美兩國的人民都會享受貿易的利益。
關於中國的對外投資，自從中國經濟發展以後，中國的政府和企業家在世界各地投資，比如中國一帶一路政策活動的範圍。這種投資的活動，不但中國的政府和企業家從投資中得到利益，還讓接受中國投資的國家和人民得到利益，中國的資本得到回報。引進中國資本的國家，增加了它們的生產力量，也得到益處。
因為美國的工資，以購買力計算，比中國的工資高，所以，中國的公民願意移民到美國，以改進他們的生活。如果移往美國的中國公民是有知識的，他們移民到美國，增加了美國的人力資源，增加了美國的總生產量，對美國有利。如果移往美國的中國公民是沒有知識的，他們的工作對美國總生產量的增加有限。他們移民到美國，增加了美國人口與資源的比例。減小了美國每人平均擁有的資本，以致減少每人平均的生產量，對美國沒有利益。因此，從經濟學上，美國限制外國人民移民到美國的政策是合理的。
上面的討論有一個假定。這個假定是中美兩國在貿易、投資與移民方面的三種活動是自由的活動，是沒有被限制的活動。但是實際上，這三種活動都受到限制。貿易的限制包括關稅，甚至有法律禁止某種貨物的進口。在中國清朝的時代，英國的商人把鴉片運到中國謀利。中國政府反對，結果鴉片戰爭發生。一個具有自主權的國家，可以用關稅減少某種貨物的進口，甚至用法律規定禁止某種貨物的進口。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初期，中國需要大量的資本。資本的來源，可分國內的和國外的。中國國內的資本不足，所以部分的資本是從外國引進的。美國是供給中國資本的一個重要的國家。中國經濟逐步發展以後，中國國內的資本增加，不但足夠中國國內的需求，還可以把資本供給其它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中國施行一帶一路的政策，主要的目的是把中國的資本供給發展中國家，筆者認為這種資本的流動對中國和接受中國資本的國家雙方都有利。中國的資本比在中國國內投資獲得比較高的回報，接受中國資本的國家能夠利用這些資本從事經濟建設。因此資本的流動是對雙方有利的。
我們要討論的第三種經濟活動是居民的流動。中國的居民移民到美國，主要的目的是改善他們的生活。美國一般的工資比中國的高。移民到美國的中國人民，能夠增加他們的收入，改善他們的生活。這種移民的活動對美國一些居民有利，但對另一些居民有害。這些移民增加了美國工人的供應，把美國的工資降低。傷害了原來住在美國的工人的利益。因此美國的政策是限制移民的進口。美國移民政策的一項，是歡迎有才幹的移民和拒絕沒有才幹的移民。因為有才幹的移民能夠增加美國的生產力。
總結來說，自由貿易對貿易的國家雙方有利，資本的自由流動，對供給資本和接受資本的國家也是雙方有利。但是讓兩國的居民自由移動，對雙方未必有利。接受移民的國家增加了該國的勞力，沒有增加該國的資本，會把該國的工資降低，對該國原有的居民沒有益處。因此美國限制外國居民移民到美國的政策是合理的。美國限制中國的居民移民到美國的政策也是合理的。
汽車零關稅的好處
更新於2018年8月21日 05:59 沃爾沃汽車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漢肯•塞繆爾森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塞繆爾森：應該完全取消美國、歐盟和中國之間的汽車進口關稅，這將讓各國汽車製造商平等競爭，使消費者受益。
我們生活在不確定的時期。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全球商業和國際事務的本質，但目前的不確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找的。
就美國、中國和歐盟之間的貿易條款問題來說，我們沃爾沃汽車(Volvo Cars)對世界各國領導人對汽車進口徵收兩位數關稅的計劃深感擔憂。
作為一家全球性汽車企業的領導者，我代表一群支持自由和公平貿易的公司。
沃爾沃汽車集團(Volvo Car Group)是由中國人所有的瑞典高檔汽車製造商，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代表中國人或瑞典公司。去年，我們在大約100個國家銷售了逾57.1萬輛汽車。我們是自由貿易利益的教科書式範例。
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會創造就業、財富和經濟增長。這正是我們公司蓬勃發展的原因所在，它讓我們取得成功並能投資海外市場，為全球數十萬人提供生計。
因此，沃爾沃汽車集團是一個擁有全球足跡的世界企業公民。我們在歐洲、中國和美國創造了成千上萬的就業崗位：最近，我們在南卡羅來納州為我們的美國製造業務建立了一個基地。
沃爾沃在查爾斯頓(Charleston)附近耗資11億美元興建的新工廠於今年6月開業，它突顯了沃爾沃對美國的承諾，以及美國市場在我們的增長計劃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我們特意選擇成為數千個家庭的美國僱主，並選擇南卡羅來納州，而不是墨西哥等其他地方，而這是有原因的。
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之一，我們堅信在我們尋求銷售汽車的主要市場投資和投入的好處。
出於同樣的原因，沃爾沃在歐洲和中國的製造業務上也都投入了大量資金，包括改善瑞典托斯蘭達(Torslanda)工廠和比利時根特(Ghent)工廠，以及建設中國的三家新工廠。
但最近我們看到國際貿易方面出現了令人擔憂的發展。美國、中國和歐盟正在集體提高對數千種產品的關稅，這些舉措令人遺憾並且可能適得其反。
我們認為，各國之間的貿易條款應該是公平的，但它們也應儘可能公開。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損害經濟和就業創造，從而損害當地社區及其公民。我們必須抵制保護主義的誘惑，關注圍繞貿易的建設性對話。畢竟，在貿易戰中沒有贏家，只有輸家。
所以我們建議如下。各方需要共同努力，擬定旨在減少貿易壁壘的互惠協議。中國最近決定將汽車進口關稅從25%降至15%是令人鼓舞的第一步，其目的是使中國汽車產業更具競爭力、更獨立。這種精神是我們應該繼續秉持的。美國和歐盟上月有關致力於實現零關稅的共同決定是另一個鼓舞人心的跡象，值得予以更進一步的支持。
因此，讓我們創造一個有利於所有參與者的交易環境，並完全取消美國、歐盟和中國之間的汽車進口關稅。這將讓中國、歐洲和美國的優秀汽車製造商能夠在平等的條件下競爭。
消費者將會受益，獲得更多的選擇、更好的汽車和更多的實惠，而汽車製造商將能夠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他們的資源，並在此過程中創造就業機會、增長和繁榮。
2019年：民間投資再次大幅下滑的隱憂
更新於2018年8月21日 05:59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劉哲 為FT中文網撰稿
劉哲：民間投資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中國政府應該及時採取預防措施，防範民間投資再次出現大幅下滑。
2018年，中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經歷了兩年下行之後，終於出現了恢復跡象，但仍未回到2016年大幅下滑之前的增速平台，基礎並不牢固。近期，出現了與2015年影響民間投資大幅下滑相類似的因素，比如經濟悲觀預期再起、民營企業盈利能力下降、資本市場的負面衝擊和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等，值得高度重視。如不及時採取風險防範和對沖措施，2019年民間投資可能再次出現大幅下滑的風險。
反思2016年民間投資大幅下滑的原因，有營商環境、融資難融資貴、行政管制形成的「玻璃門」等長期因素，但是這些因素在2013、2014年等之前年度都一直存在。為什麼之前民間投資不下滑，偏偏在2015年出現了大幅下滑呢？顯然，長期以來抑制民間投資的老大難頑疾，並不是2016年民間投資下滑的主導因素。真正造成2016年民間投資下滑的，是2015年發生的邊際變化事件。從這個角度來看，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民營企業家對經濟的預期轉悲觀，投資信心不足。2015年是經濟自2010年以來增速下行的第五年，主流媒體和經濟學家對於經濟的預期較為保守，認為經濟沒有出現明顯觸底跡象，進入了低速增長的新常態。2015年8月至2016年2月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連續7個月低於枯榮線，市場預期低迷。企業家普遍對於經濟的預期較為悲觀，對新上項目持謹慎觀望態度，造成了一些民間投資項目的擱淺或延遲。
第二，項目的回報率明顯下降，與融資成本之間剪刀差擴大。從上市公司資產報酬率來看，上市公司資產報酬率從2014年起出現明顯下降，2014年與2013年相比下降了0.73個百分點。在實體經濟回報率出現明顯下降的同時，同期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加權平均利率僅下降0.22個百分點。當時較為寬鬆的貨幣環境並沒有帶來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大幅下降，資產回報率與融資成本之間剪刀差出現明顯擴大，資金出現「脫實向虛」的跡象。從剪刀差擴大到投資下滑的滯後期，通常為一年，2016年民間投資增速出現明顯下降。
第三，資本市場劇烈波動，吸入並洗劫了民間資本。2015年資本市場的牛市吸納了大量的貨幣，從牛市起點到最高點，A股日成交額從2014年6月30日的5700億元，上升到2015年6月12日的1.9兆元，相當於約一個月的全國民間民間投資總量，吸金效應明顯。但2015年股災之後，短短2個多月時間，在2700多隻股票中，60%的股票跌幅超過50%。股市過山車式的暴漲暴跌，在吸入並洗劫了大量的民間資本的同時，也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股權質押融資能力，成為2016年民間投資大幅下滑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四，政府及國有投資的擠出效應。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之間有互補和帶動的關係，但是也存在一定的擠出效應。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核準通過138個項目，是2014年2.1倍。2015年新增地方政府債券6000億元，比2014年增加50%。地方政府置換債券3.2兆，存量債務成本從10%下降到3.5%。不僅如此，貨幣寬鬆之後，國有企業也成為政府信貸寬鬆政策的受益者，資產負債率居高不下，2015年國有企業投資增速突破10%，至10.6%，超過了民間投資增速。低成本大規模的地方政府增量、置換資金和國有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對民間投資造成了擠出效應。
2017年民間投資企穩，主要是第三產業增速企穩。2016年至2017年第二產業維持在4%左右，但第三產業增速從2016年12的2%，上升到2017年2月的9.4%，是民間投資企穩的重要驅動力。民間投資增速的企穩，與政府深化「放管服」，加大了對民間投資的支持力度密切相關。2018年民間投資雖已企穩，但並沒有回到2016年大幅下滑之前的增速平台，基礎並不牢固。更值得重視的是，近期出現了與2015年類似的，可能會導致民間投資大幅下滑的因素。
第一，內外不確定性疊加，經濟悲觀預期情緒再起。當前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出現了明顯變化，中美貿易關係陷入僵局，中美貿易摩擦成為2019年出口的最大不確定性因素。目前中美貿易談判尚未正式開始，如果貿易摩擦進一步升級，不排除對美出口出現大幅下滑的可能。國內方面，金融的收縮與擴張是經濟不穩定的重要源泉之一。資管新規細則出台，雖然在節奏上和進度上有所緩和，但去槓桿的總基調依舊沒變，債券市場的違約風險仍未解除。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總體雖然仍處於枯榮線以上，但已經連續三個月下降。從結構來看，與民間投資相關性較高的，中型企業的製造業PMI指數連續兩個月位於枯榮線以下，小型企業的製造業PMI指數則連續三個月低於枯榮線，經濟悲觀預期再起。
第二，上下遊行業的利潤扭曲，可能導致下一期投資增速下降。2018年上半年，受到去產能擴大化造成的原材料價格上升的影響，上游傳統行業的利潤增速較高。而下游高端製造細分行業利潤增速卻大大低於上游能源原材料行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和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製造業的利潤分別出現了-2.3%和-1.6%的負增長。當期的利潤是下一期擴大投資的重要基礎，而當期利潤明顯下降可能對下期投資帶來負面影響。高利潤的上遊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很低；而投資增速較高的高端製造業利潤卻遠遠低於上游產業，這就可能導致以民間投資為主導的高端製造業投資增速，未來可能面臨進一步下行風險。從細分行業投資增速來看，利潤供給結構的扭曲對於投資的負面影響已經開始顯現。以訊息傳輸、軟件和訊息技術服務業為代表的部分新興行業，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增速，從趨勢來看已經連續5個月處於下降通道，未來還可能再下台階。
從投資回報率來看，剔除上游原材料行業的上資產回報率與融資成本之間剪刀差也出現了再次擴大的跡象。2017年上市公司總資產回報率沒有出現下降，還略有回升，較2016年回升0.4個百分點，但是剔除有色金屬、鋼鐵、化工、採掘、建築材料的上遊行業之後，2017年上市公司總資產回報率為5.9%，不僅低於2016年0.14個百分點，而且低於2014和2015年的水平，是近四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同期，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加權平均利率從2016年底的5.44%，上升到了2017年12月份的5.8%，上升了0.38個百分點。這樣的剪刀差結構，也為下期投資帶來了一定負面壓力。
第三，股票質押爆倉和非標整治對於民間投資的滯後衝擊，恐堪比2015年股災。據Wind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上半年，A股3531家上市公司中，有3510家上市公司進行股票質押，佔比高達99.41%，其中138股質押比例超50%，全市場有837家公司存在平倉風險，涉及股票市值5319億元。當前股權質押已成為中國民營企業的主要融資方式之一，而持續下跌的股市正在越來越多地打爆中國民營企業的融資平倉線，從而造成民營企業融資鏈斷裂，有可能會對下期投資帶來負面影響。
與此同時，在金融去槓桿的過程中，對非標產品進行了大力度整治，這些非標資金大部分都流向了民營企業。在沒有形成新的有效融資管道之前，民營企業的資金可能會比去槓桿之前更為緊張。去槓桿的判決給了金融，但是板子卻打在了最缺錢的中小微企業上，增加了下期民間投資的不確定性。
第四，下半年突擊加碼基建投資，可能造成又一輪的民間投資擠出。政治局會議將補齊基礎設施短板，作為下半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的同時，發揮基礎設施的逆周期調節作用，有利於對沖房地產投資下滑的風險，穩定投資增長。然後，由於上半年基建投資增速較低，下半年如果大規模突擊式加碼，可能會對民間投資產生一定的影響。最近有報導，由於2018年下半年鐵路機車車輛投資增長和基建投資預期會加速推進，全年鐵路固定資產投資額將達到8000億元以上，回到2016、2017年的水平。2018年1-7月鐵路固定資產投資為3750億元，基數較低，如果實現全年8000億元以上，餘下的5個月需完成至少4250億元投資，每月平均投資額是1-7月的1.58倍。不僅如此，8月初，多地公布了下半年基礎設施重大項目投資建設計劃，投資規模預計高達數兆。下半年基建投資的突擊加碼，可能再次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
過去五年，民營經濟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貢獻了80%以上的城鎮就業、60%以上的GDP，在中國經濟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對於「穩投資」的意義重大。近期出現的悲觀預期、民營企業盈利能力下降、質押爆倉的負面衝擊以及可能的政府投資擠出等，可能會對下一期民間投資產生負面影響的因素，需要有一定的經濟敏感性，並對可能發生的結果進行充分預判。在穩定宏觀經濟預期和投資環境預期、減稅降費對沖利潤衝擊、著力解決民間投資債券市場融資難問題、提升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互補性等方面，中國政府應該及時採取預防措施，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防範民間投資再次出現大幅下滑。
美國「柔道」式經濟戰？
更新於2018年8月21日 05:59 日本經濟學者 津上俊哉 為FT中文網撰稿
津上俊哉：中國應該祛除「成長減速恐懼症」，正確汲取日本教訓，不給特朗普對華發動「柔道式經濟戰」的機會。
7月31日中共政治局開會，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看來它很猶豫當前中美貿易戰給後半年的經濟成長帶來的衝擊，要求「財政政策發揮更大作用「，貨幣政策也」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去槓桿」政策也發生了些變化，看來雖然政策的大方向不變，但會緩一緩。這對「穩增長」派來說是好消息，但對「抑制低效投資和過剩債務」派是壞消息。
過去5年間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就在「穩增長」和「抑制低效投資和過剩債務」之間搖擺不休。要改變成長模式的「新常態」方針雖然在2014年和2015年較有效，但到2016年了，由於PPP的流行帶來的投資衝動，其效力就下降，房地產投機熱，高杠杠金融交易等一系列的弊端暴露出來了。因此2017年重新啟動「去槓桿」政策，但一年後又遭遇中美貿易戰，去槓桿又會緩一緩。
雖然上半年有過不少城投債的違約案例，後半年應該有望改善，那麼「剛兌」的信徒們能夠重新確認他們的信仰還是準確的，但猶豫過剩債務問題的人們，應該痛恨發動中美貿易戰的美國特朗普總統吧。
日本的經驗
日本也有過由於與美國的貿易糾紛，經濟政策受到較大的影響的經驗。它就是被「廣場協議」象徵的，來自美國的日元升值壓力。其實，「廣場協議」僅僅是日本被美國施加好幾次的日元升值壓力中的一次而已。
在中國，有很多朋友們共同認為「被日本經濟的崛起威脅的美國給日本布下圈套」，「日本經濟由此失去活力，陷入了「失去的20年」，並且把它視為前車之覆，吸取「決不能輕易地放開匯率，資本帳戶」等教訓。
筆者有不同的感覺。被美國施加的日元升值壓力的確折磨日本經濟和日本企業，但匯率的高低總有好與壞的兩面。對製造業來說日元升值是個災難，但對消費者來說是個能夠提高其購買力的福音。長期來看，連製造業也可以收到好處，就是日本製造業由於面臨好幾次日元升值的衝擊，不得不到海外投資建廠，由此日本製造業的「國際化」大幅進展，現在日本貿易順差大幅縮小，但作為替代，來自海外的膨大的投資收益還支持著日本國際經常收支的較大的順差。沒有日元升值和它帶來的壓力，豐田也不會發展到全球性的大公司。
如此一看，匯率的高低總有好與壞的兩面，但在日本，製造業的話語權歷來非常強，日元升值每次被視為「國難」，政府就受到「非得有對策不可」的很大的壓力。尤其在1980年代後半期，日元升值和要求對策的壓力都極為強大了，日本不顧負面作用，過頭地寬鬆金融，造成泡沫，最後遇到其破裂了，這才是「失去的20年」的真正原因。
美國的「柔道」式經濟戰？
再說，到底是不是「美國果然給日本布下了圈套」嗎？筆者有互相矛盾的兩個感覺。
在一方面，假如日本不那麼過頭地將重點放在防止日元升值，並不失去經濟政策應有的平衡，日本可以迴避泡沫和其破裂，所以將後來的經濟蕭條歸咎於美國是有責任轉嫁之感。
但在另一方面，經過幾次的經驗，美國的政客也好，投機家也好，都知道了「日本的阿喀琉斯之踵（要害）就是日元升值」，每當日美貿易摩擦升溫時，在市場就有日元升值的預期，美國政客也經常煽動這一說法。
看透「日本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日元升值」後的美國，採取的戰術是像日本古來的柔道似的。柔道作為理想的不是以自己的力氣伏下對手，而是利用對手的體重和動作讓他倒下。所以後來美國利用日本的阿喀琉斯腱來施加壓力的做法是可謂是「柔道式經濟戰」。
把話再回到中國。每當經濟成長率下降時就恐慌地出動財政、並寬鬆貨幣的中國很像將日元升值視為國難、政策上過頭地反應的30多年以前的日本，似乎自己宣傳「我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成長減速」似的。看到這樣子，特朗普政權也好，越來越將中國視為威脅的美國主流派也好，都說不定想到給中國發動「柔道式經濟戰」。就是每當中國經濟政策轉向去槓桿時就發動貿易戰，刺激成長減速的不安，並使得推遲去槓桿。自兩年前已經推遲了兩次，如果再推遲兩、三次的話，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上就會發生無可修復的大損害，由此能夠長期地削減中國經濟的活力。
中國應該從日本的「廣場協議」經驗吸取的教訓，並不限於匯率、資本放開政策，因為中國哪有阿喀琉斯之踵，美國就可以打哪兒。筆者希望中國與其抱怨「被布下了圈套」，還不如迴避自己造成不合理的阿喀琉斯之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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