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下半年全球經濟展望
更新於2018年6月8日 06:20 程實 王宇哲 為FT中文網撰稿
程實、王宇哲：在通脹預期上移、總需求擴張、總供給趨緊、加息效應滯後的情形下，今年下半年全球通脹或升至尖峰。
「行到山頂間，還與平地同」。2018年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通脹整體呈現上升趨勢，除了持續處於嚴重通脹的阿根廷外，G20其他國家4月通脹均值接近3%，高於2017年均值約0.2個百分點。根據IMF的最新預測，2018年全球通脹同比將達到3.5%。在通脹預期上移、總需求擴張、總供給趨緊、加息效應滯後的情形下，今年下半年全球通脹或升至尖峰。
周期的錯位是通脹階段性沖頂的主要原因：其一，隨著全球復甦的主動力由美、歐漸次轉移至新興市場，發達經濟體的復甦高點與新興經濟體的動能增強同向疊加；其二，發達經濟體產出缺口逐步彌合與新興經濟體過剩產能出清形成總供給張力，地緣風險和貿易摩擦推動輸入型通脹；其三，全球貨幣政策收緊對通脹的制約存在滯後，主要央行全面縮表的共振尚未出現。
發達經濟體產出缺口彌合，新興市場通脹預期觸底反彈。2018年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通脹整體呈現上升趨勢，除了持續處於嚴重通脹的阿根廷外，G20其他國家4月通脹均值接近3%，高於2017年均值約0.2%。2009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通脹在2011年升至高點，自2012年後開始下行，且始終不及預期。對於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通脹預期的調整進度也出現明顯分化，前者漸次下行，通脹與意外指數走勢相對一致，意味著通脹預期中樞開始靠近於真實通脹中樞。然而，後者變化相對緩慢，發達經濟體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令新興市場的通脹反彈延續至2013年。隨著發達國家經濟率先復甦，其通脹於2015年觸底後逐步上行，通脹預期也開始上移。發達經濟體的通脹走勢與產出缺口變動方向大體相關，且滯後約一年，隨著美、英、歐等國產出缺口漸進彌合，其通脹也將維持上行。
目前，新興市場通脹水平相對低迷，通脹與意外指數走勢甚至出現背離，意味著通脹預期仍在低位（詳見附圖）。但我們認為，新興市場的通脹預期或已觸底。從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來看，儘管巴西、俄羅斯等國在經歷衰退後通脹出現高位回落，但隨著歐、亞其他新興經濟體分別於2016、2017年中開始出現通脹上行趨勢，通脹預期有望反彈。另外，伴隨美國加速通脹和加息的預期，美元指數的短期沖高也對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帶來一定通脹壓力。2017年10月，我們在報告中指出，當下新興市場排名前十的危險貨幣依次為：委內瑞拉玻利瓦爾、阿根廷比索、南非蘭特、土耳其里拉、巴西雷亞爾、墨西哥比索、印度盧比、越南盾、印尼盾、白俄羅斯盧布。2018年至今，名單中排名前四的貨幣均已發生過劇烈的幣值波動。
發達經濟體帶動全球通脹中樞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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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变局之势
美元回归、人民币与货币政策 “易紧难松”
章俊：人民币汇率走势也是影响美元指数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央行在4月降准100个基点，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指数就此开始大幅拉升。
復甦高點與動能增強同向疊加，總需求擴張帶動通脹上行。總需求曲線的右移是全球通脹提升的主要驅動力。根據哈佛大學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教授和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S. Rogoff）教授長時間序列、寬國別視角的學術研究，金融危機在發達國家的持續期平均為7.3年，在新興市場的持續期平均為10年。自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至今，本輪危機已走過十年，這為全球經濟復甦換擋提速奠定了基礎。
根據IMF的最新預測，2018年，全球經濟有望實現3.94%的經濟增長，增速不僅高於2008-2017年危機期間年均的3.35%，還高於1980-2017年歷史平均的3.48%。從復甦的動力來看，2018年，新興市場和發達經濟體均有望超出歷史平均水平，分別實現4.94%和2.48%的經濟增長，較2017年提速0.18和0.14個百分點。在全球經濟從多元化退潮向多元化漲潮的結構異變轉折期，發達經濟體復甦高點和新興市場動能增強同向疊加，支撐全球經濟換擋提速。從前瞻指標看，2016年以來，全球PMI持續向好，特別是新興市場PMI邁入枯榮線上方，帶動全球通脹反彈。今年1季度， PMI一度從七年來的高位回落，但新訂單指數和投入價格指數於4月企穩，仍接近3年來高位。今年5月，中國製造業PMI和新訂單指數均創下了半年來的新高，全球需求回暖有望重新推升通脹。儘管多元化漲潮伴隨全球性貿易摩擦的威脅，但總需求持續上行的態勢從全球貿易增長中仍可見一斑。2018年，全球貿易增速有望再度超出經濟增速1個百分點以上，意味著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逆全球化趨勢相對得到改善（詳見附圖）。
多元化和全球化漲潮仍是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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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MF，Wind及我們的計算
全球總供給相對趨緊，成本推動型通脹逐漸形成。全球總供給曲線的左移為潛在通脹的重要原因，其關鍵因素有以下三個：第一，中國「供給側改革1.0」的產能出清帶動通脹沿產業鏈傳導。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的推動下，上游產品價格率先上升，也漸次帶來從上游到下游、從資源品到消費品的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2017年全年，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達到77.0%，同比提高3.7個百分點。其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產能利用率為68.2%，同比提高8.7個百分點，鋼鐵產能利用率從2015年的70%提高到80%，逐步進入合理區間（詳見附圖）。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轉變，「供給側改革2.0」將更注重供給的質量、補齊短板並適應消費升級需要、監管和環保措施的常態化，通脹水平不會持續上升，而有望保持相對溫和。
第二，以石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帶來輸入型通脹。2017年以來，以OPEC成員為主的原油生產國凍產行動執行情況超預期，對油價構成了較強支撐。EIA的數據顯示，其原油庫存在2017年底下降到2015年10月以來的最低水平。今年以來，隨著地緣政治衝突惡化，中東局勢的不穩定或將維持原油價格在階段性高位，並對原油進口國帶來輸入型通脹。從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通脹結構來看，2017年至今，CPI同比增速領先核心CPI，且其相對走勢與更多衡量可貿易品價格的PPI較為同步。
第三，貿易摩擦加大全球性通脹壓力。今年以來，作為全球經濟體量最大的兩個國家，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全面升級，美國與歐盟、加拿大等經濟體的貿易摩擦也有加劇的傾向。隨著貿易摩擦的演化，機電產品、鋼鋁產品、農產品都可能成為貿易戰重點針對的商品類別，為貿易戰各方及全球其他國家帶來直接或間接的通脹。
中國供給側改革顯著提高了產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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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nd及我們的估算
需求端刺激將漸次終結，全球貨幣政策收縮對通脹的制約存在滯後。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通脹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是貨幣現象」，但貨幣現象對於通脹的作用卻有賴於相對貨幣供應的數量和形式。不同經濟體真實復甦進程的差異決定了貨幣政策收緊的漸進性，意味著加息的影響滯後於經濟回暖，不會阻礙全球通脹在短期內上行。
從歷史上看，以消費為主引擎的發達經濟體核心通脹與M2和M1的相對增速大體呈正相關。但金融危機爆發後，以量化寬鬆為代表的貨幣刺激政策導致其央行資產負債表急劇膨脹，而經濟增長中樞的下行卻帶來企業投資積極性下降，現金儲備上升。在此情形下，核心通脹變為與廣義貨幣相對增速負相關，意味著陷入流動性陷阱，即M2增速長期低於M1增速。以美國為例，在1995年12月至2008年10月，其M1月同比均值僅為1.6%，但在之後截至首次加息的2015年底，M1月同比均值高達11.4%（詳見附圖）。
隨著經濟真實的復甦，重啟加息後至今美國M1月同比均值降至7.6%，核心通脹與廣義貨幣的相對增速負相關程度減弱，但資產負債表的收縮尚未形成對通脹上升形成挑戰，且海外美元迴流也抵消了部分國內美元信貸增速減緩壓力。與之相比，歐、日央行資產負債表仍然處在量化寬鬆邊際減緩的階段，主要央行全面縮表的共振尚未出現，其對全球整體通脹的制約在短期並不會顯現。
復甦進程的差異決定了邊際收緊的漸進性
資料來源：Wind及我們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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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回歸、人民幣與貨幣政策 「易緊難松」
更新於2018年6月7日 06:05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章俊
章俊：人民幣匯率走勢也是影響美元指數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央行在4月降準100個基點，我們可以看到美元指數就此開始大幅拉升。
在全球經濟同步復甦會繼續提速並帶動中國出口繼續向好的樂觀預期下，去年底市場普遍預計今年中國經濟下行風險可控，因此政府可以承受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適度放緩，而央行有更多的政策空間維持中性貨幣政策立場來繼續去槓桿、降債務。
但近期國內外經濟數據密集發布，綜合來看全球經濟增長的動能似乎沒有預期中的那麼樂觀。國內4月份經濟數據顯示經濟增長雖然依舊平穩，但動能減弱的勢頭並沒有改變。工業生產超預期反彈很大程度上是受季節性因素的影響，固定資產投資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都有明顯放緩，特別是年初以來支撐固定資產投資的房地產投資增速開始放緩，令我們對未來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並不是特別樂觀。
海外除了包括印度、俄羅斯、南非等新興市場國家增長普遍放緩之外，發達經濟體前景也略顯暗淡：美國1季度GDP環比著年率從去年4季度的2.9%跌至2.3%，4月份的ISM製造業PMI指數連續第二個月下滑。去年被看好的歐洲經濟也重現頹勢，1季度歐元區經濟增速0.4%，也不及去年4季度的0.7%；前4個月歐元區製造業PMI連續下滑，從去年底高點的60.6大幅降至56.2。而歐元區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德國最新公布的1季度GDP增速0.3%，僅為去年4季度0.6%的一半，而且是2016年3季度以來的最低水平。從全球範圍內來看，除了經濟增長動能減弱，全球市場特別是新興國家金融市場的波動率明顯上升。在標杆性的美元指數和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分別突破90和3%之後，新興市場在匯率和資產價格層面的壓力明顯上升。此前香港金管局數次入市干預港元匯率，而近期阿根廷比索大幅貶值，央行被迫把基準利率提升至40%以上，並且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支持。
我們認為全球經濟復甦力度不及預期與最近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存在密切關係，或者可以說全球金融市場波動背後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球經濟復甦動能不及預期。
如果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顯得有點跳躍的話，我們加入美元走強作為中間變量，那邏輯關係就會清晰很多。從2016年下半年以來全球經濟復甦導致資本從兩個管道流出美國：一方面，美國以外的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復甦加速，風險資產價格持續上漲，吸引風險偏好較高的資金流入這些市場的股票和債券市場。
另一方面，美國以外主要經濟體持續復甦帶動產能擴張並推動本國融資成本上升，從而導致該國企業尋求海外融資。鑒於美國資本市場具有較高的深度和流動性，因此是這些融資需求的主要來源地。伴隨著在資產和負債兩個層面的美元流出美國，並在海外市場被兌換為本地貨幣過程中被大量賣出，因而導致美元指數低迷徘徊在90以下。但年初以來全球經濟復甦動能持續減弱，以及2月份鮑威爾首秀講話拖累全球市場大跌，之後近期中美貿易爭端升溫也導致全球市場大幅波動，這一切都導致全球投資者神經繃緊，風險偏好明顯下降，反映在長期在低位徘徊且異乎尋常平穩的VIX指數的波幅明顯上升且中樞開始上移。這些變化帶來的結果就是，美國以外地區的經濟復甦動能減弱導致美元融資需求下滑，同時海外風險資產價格存在的下行風險也導致資本迴流相對安全的美元資產。
美元走強讓市場開始擔憂全球風險資產價格會出現大幅調整，而過程中新興市場可能會受到明顯衝擊，並進而影響全球經濟同步復甦的進程。 雖然美元年初以來走強，並且可能會繼續持續一段時間，而且未來美元伴隨著美聯儲加息縮表進程會進入中長期升值通道，但我們認為判斷目前就是強勢美元回歸的拐點還為時過早。首先，全球經濟復甦動能雖然不及預期，但下半年美國經濟增長可能會重新放緩，從而導致美元資產的相對回報預期下降；其次，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相對於歐元區國債和日本國債平坦化趨勢更為明顯，其中隱含的經濟衰退的風險也成為美元未來重新走弱的原因；
再次，也是最為重要的是美國出口和財政「雙赤字」的持續攀升是造成美元未來會重新進入「弱勢」軌道的重要原因。美國經濟持續復甦造成企業投資和家庭消費需求上升，而短期內美國國內的產業結構以及產能無法對此作出相應調整。因此雖然美國出口持續增長，但進口增長的幅度更大，造成經常帳戶逆差持續擴大，2017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超過8000億美元，創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新高。這也導致了特朗普政府希望通過貿易保護主義方式來應對持續攀升的貿易赤字，但我們認為短期內對改善美國貿易赤字的幫助有限。在美聯儲持續收緊貨幣政策的同時，特朗普也在加快出台財政刺激政策的腳步。但無論是去年的稅改法案的落地實施，還是未來要推行的大規模基建投資，都意味著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率會有明顯上升。 根據我們美國經濟學家預測：美國聯邦財政收入佔GDP比重會從2017年的20.8%下降至2019年的20.8%17.3%， 但同期支出佔GDP比重會從20.8%升至21.3%，這會導致美國財政赤字率會從2017年的3.5%調升至2019年的4.5%。市場對美國「雙赤字」將持續攀升的預期是壓制美元匯率走強的重要原因，而且很難在短期內有明顯改變。
此外，人民幣匯率走勢也是影響美元指數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央行在4月17日降準100個基點，雖然此次降準既不意味著央行中性貨幣政策立場的改變，也沒有實質性改變國內流動性偏緊的局面， 但我們可以看到美元指數就此開始大幅拉升。傳統上，市場都是根據美元指數走勢來判斷人民幣匯率的強弱，但事實上我們也開始感受到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取向和人民幣匯率走勢對美元的影響也不可忽視。鑒於全球經濟復甦動能較弱以及貿易保護主義風險上升，4月底的政治局工作會議上提出「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保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其中關於「擴大內需」的說法讓市場普遍預期未來政策立場會出現一定調整，但對於究竟如何調整才能起到「擴大內需」的效果則沒有統一的看法。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不會像2009年那樣通過超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大規模刺激基建和房地產。原因很簡單：過去將近10年時間內，經過地方政府、企業、和家庭輪番加槓桿之後，中國目前整體債務水平和資產價格處於歷史性高位；而且以美聯儲為首的發達經濟體都開始收縮貨幣政策，如果在這時候實施大規模刺激，潛在系統性風險極大。我們認為央行會採取「寬貨幣，緊信用」的政策組合，一方面監管層面會繼續維持對錶外資產和非標業務的收緊推進2018年三大任務之首的「防風險」；另一方面繼續通過降準等方式來適度放寬貨幣條件來對沖表外轉表內過程中銀行承受資產負債表壓力。在央行貨幣政策維持中性的背景下，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在人民幣匯率層面施加壓力，下半年人民幣匯率可能會相對堅挺，有可能會助推美元在今年3季度可能會再次走弱。
我們認為年內全球經濟復甦不及預期的概率有所上升，這會對美元匯率形成有力支撐。如果因此而美元迴流形成趨勢的話，看空美元的邏輯就存在修正的空間。在此大背景下，我們依然維持「寬貨幣，緊信用」政策判斷，一方面監管層面會繼續維持對錶外資產和非標業務的收緊推進2018年三大任務之首的「防風險」；另一方面繼續通過降準等方式來適度放寬貨幣條件來對沖表外轉表內過程中銀行承受資產負債表壓力。但考慮到中美利差收窄以及美元走強等制約因素，貨幣條件大幅放寬的概率很低。但同時考慮到可能存在的經濟下行壓力，政府會考慮適度加大有財政支出、減稅以及加強針對性的普惠金融來降低對相對薄弱的經濟部門的衝擊。
特朗普——七國集團中的孤家寡人
更新於2018年6月7日 06:05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愛德華•盧斯
盧斯：美國總統特朗普即將與一個昔日對手——金正恩——握手言和，但他將同時迎來6個對手：G7中的另外6國。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即將憑藉與一個對手握手而創造歷史。事實上，他將同時迎來6個對手。局面不太可能取得突破。
在參加完七國集團(G7)峰會後，特朗普將飛往新加坡與金正恩(Kim Jong Un)會晤。勝利可期。朝鮮半島將宣布和平。那些認為我在說笑的人應該把聲音關掉，好好研究一下肢體語言，然後再自己判斷特朗普更喜歡跟誰待在一起——是美國的夥伴，還是這個星球上最致命的獨裁者。你可以猜猜一個造訪地球的火星人會怎麼說。
很難決定哪個事件——在加拿大舉行的「G6+1」峰會失敗，還是美朝峰會成功舉辦——更令人難以置信。但前者贏了。通過讓美國最大的幾個盟友團結起來對抗美國，特朗普做成了某種不可思議的事情。羊群離牧羊人而去。沒有美國，G7將不復存在。這是西方擁有的最接近指揮委員會的機構。這就是為什麼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從未被邀請加入該俱樂部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在1998年，西化中的俄羅斯被收入該組織。但俄羅斯是頭「黑羊」。在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後，八國集團重新變成七國集團。
（文首照片說明：反資本主義的示威者在去年G7峰會期間舉行抗議活動。）
沒有牧羊人的羊群會怎麼辦？寓言暗示，它們會被狼群逐個幹掉。這是美國長期缺席的後果之一。即使在特朗普上任前，德國、英國和法國等國家就在違背華盛頓方面的意願，為中國鋪開商業紅毯。但當時它們在北約(Nato)內部仍然保持團結。而且它們在G7中仍堅守原來的角色。眼下特朗普正使繼續堅持變得非常困難。在上周末舉行的G7財長會議上，美國財長史蒂文•姆努欽(Steven Mnuchin)成了孤家寡人。美國能把退歐後的英國推入歐洲的懷抱，這也挺不容易的。把日本逼入對立陣營，就更不容易了。
一個跟寓言中不太一樣的結局是，羊群團結在一起，讓狼群不敢輕舉妄動。這種結局或許不像聽起來的那樣不可能。目前，歐洲、加拿大和日本已經聯合起來共同抵禦特朗普的貿易挑釁。
理論上，特朗普應該通過給予個別國家優待對G7分而治之。他可以用這種辦法實現他所尋求的雙邊世界格局。例如，他可能會把英國從羊群中單拎出來——在它在明年與歐洲正式「離婚」後，就基於232條款、以國家安全為由徵收的關稅給予其豁免權。然後他可以跟英國親熱地聊一聊簽訂一份英美貿易協議的可能性。他可以通過奉承意大利的新一屆民粹主義政府來把意大利拉攏過來。至於德國——只要特朗普承諾嚴肅地談論事情，德國可能就會動搖了。
如果特朗普採取此類戰術，這將服務於他的戰略目標。理論上他所希望的——以及他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原則所暗示的——是一個後多邊世界。在這個交易「叢林」中，美國在每項談判中都具有規模優勢。這是一系列一加一談判，特朗普總是比談判對手更有優勢。幾乎沒有人想要這樣的世界，包括美國商界大多數人。這將降低每個國家的增長並讓全球供應鏈變得支離破碎。但這並非不合邏輯的願景。規模將決定美國一直佔據上風。
這就是特朗普的哲學自相矛盾的地方。「美國優先」需要外交技巧。你要了解那些你需要分而治之的國家。然後把它們一個個挑出來。然而，特朗普現在所做的截然相反。上一次西方如此團結是什麼時候？特朗普的做法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是他無能。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世界——回到20世紀50年代——但他太愚蠢了，搞不清該如何最大化該目標的實現機會。目前有證據支持這個解釋。
第二種解釋是，特朗普的本我駕馭了他的自我。弗洛伊德把自我比作韁繩，把本我比作野馬。特朗普的自我想要一個重商主義的世界。但他的本我渴望復仇。懲罰他認為多年來一直佔美國便宜的夥伴，與離間這些夥伴的目標相矛盾。這兩件事很難同時做。
結果是混亂不斷。表面上，特朗普的主要對手是中國。中國的對美貿易順差遠遠大於美國的其他所有貿易夥伴。不過，上周特朗普放棄了抗衡中國最有力的武器——不再追究中國電信公司中興(ZTE)的法律責任。與此同時，他升級了與對美貿易順差很小的加拿大的戰鬥。西方能否挺過這場分裂？在短期內，或許可以吧。但狼群正在環伺。
中美局部貿易戰不可避免？
更新於2018年6月6日 05:53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沈建光
沈建光：中美貿易自然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但對待特朗普的漫天要價，步步緊逼，採取更加靈活地應對策略同樣是必要的。
第三輪的中美貿易會談已在6月2日結束，然而談判成果似乎沒有達到預期。談判結束後，美方代表團未發任何聲明直接飛離北京，而中方的官方聲明也相當簡潔僅表明「相關細節有待雙方最終確定」。此外，中方在聲明的最後指出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關稅在內的貿易制裁措施，雙方談判達成的所有經貿成果將不會生效。這顯然是針對早前美國白宮宣布將於6月15日之前公布500億美元進口商品的徵稅清單。
這樣一來一往，中美雙方在華盛頓達成的「停戰」共識並未得到鞏固。隨著白宮划出的懲罰性關稅制裁日期步步臨近，這給中美貿易前景蒙上了厚厚的一層陰影。雖然特朗普的行事方式令人難以預料，中美談判在未來的十餘天內未必不會出現轉機，但現在也是中國做好最壞的打算的時候。
以戰促和或許不可避免
面對美國鷹派的咄咄逼人，中國僅僅在增加進口和開放投資方面的讓步似乎已很難滿足美國。這也應該是當前中美談判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美國白宮在29日的聲明不只涉及對華貿易，更多的就中國的產業政策、國企補貼進行發難，並將之歸結為傾銷、歧視性非關稅壁壘、強制性的技術轉讓等。
美國方面認為中國的產業政策，例如中國製造2025，傷害了包括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許多公司。針對涉及到工業重大技術的中國實體和個人，美國將實施特別的投資限制和強化的出口控制。此外，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將繼續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來「應對」中國，這項行動原本在3月就已開始，為的是解決中國「歧視性」的技術準入要求。
美國財長姆努欽就在早前的G7財長會議上表示，中美第三次貿易談判不僅將聚焦於消減美國貿易赤字，中國的一些貿易和產業政策，例如國企補貼、產業扶植等，也對美國企業的在華業務造成阻礙。
特朗普來勢洶洶，再加上談判中美國始終佔據主動權，美國政府不會輕易承諾放棄貿易制裁。即使這次中國僥倖逃脫，也只是為這些事件的後續展開多爭取到了一些自身發展的時間。貿易制裁可能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裡，如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懸於中國頭頂。從特朗普的早年著書《交易的藝術》來看，特朗普非常善於軟化對手並抓住其弱點。對手的示弱就像血腥味至於鯊魚，反而會導致更高的要價。這次特朗普在中美達成 聯合聲明的情況下出爾反爾，就說明特朗普的談判策略如此。
另外，中美之間已不單單是貿易戰的問題。目前來看，美國已經不再僅僅針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中興事件、針對中國製造2025和國企補貼的聲明顯示中美爭議已經由貿易領域擴展至科技領域以及經濟制度問題。筆者在早前的專欄文章中提到，中美博弈已因短期、中期、和長期有明顯不同。短期來看，中美貿易摩擦是主要分歧，但由於整體貿易的雙贏屬性，這一分歧並不難避免；然後中長期的中美博弈更有可能陷入一個零和的困局，出現更多難以彌合的分歧。中期來看，中國製造的崛起以及高技術領域與美國差距的減小，已經引起美國的警覺。而從長期來看，超出經濟領域，出於「修昔底德陷阱」的擔憂，美國對華的全面反制也絕非杞人憂天。
所以，在筆者看來，美國這些水漲船高的要求已經涉及到了中國核心發展戰略，使得中國已無法再做出讓步。當前國企仍是中國經濟的命脈，而當前的產業政策特別是「中國製造2025」則是關乎國家中長期發展的重大戰略目標，重點培育的新經濟增長點對象。如果美方要求超出早前中美聯合聲明和習近平博鰲論壇承諾的範圍，談判或許到了更加強硬，以戰促和的階段。
如何打一場可控的貿易戰
目前來看，特朗普貿易政策不僅針對中國，甚至完全不講情面，已對包括歐盟、加拿大、日本在內的盟友發難。作為回應，這些國家也紛紛對美國拋出對等的制裁措施，並在世界貿易組織投訴美國違反規則。CNN報導稱，特朗普甚至打算對德國汽車施加35%的進口稅，誓要把「優質的德國汽車」逐出美國市場。對盟友尚且直接翻臉，我們也無須抱持僥倖心理，認為他會對中國網開一面。
另外，特朗普的貿易戰戰線拉得太長，在國際上樹敵眾多，反而縮小了美國在貿易戰上的贏面。筆者在FT中文網專欄中《特朗普貿易大棒的得與失》中提到，他不光對像中國和墨西哥這樣的製造業出口大國大打出手，其退出TPP、巴黎氣候協定、否認伊朗核協議、對歐盟等開徵鋼鋁關稅等行為也屢次損害歐洲各國、加拿大及日本的利益，導致這些老牌盟友們怨聲載道。這些做法在短期內讓特朗普看似所向披靡，並在鷹派里獲得一片支持，但隨後的反噬效果已開始逐漸顯現，令美日和美歐間的隔閡越來越大。近期歐盟官員公開譴責美國、歐洲三個主要國家——英、法、德的領導人密集訪華以及中日關係回暖並恢復密切互動等都反映了這一現象。
如果中美貿易戰最終難以避免，中美雙方邊打邊談最終在貿易戰中摸清彼此底線，這在筆者看來也不失為貿易談判的一條出路，最終以戰促和。歸根結底，中美貿易戰對雙方都是有害無益，如果美國民眾以及工商界在爭鋒相對的你來我往中，實實在在地體察到貿易戰對自身的生活和經營照成的負面影響，其不滿情緒在美國的體制下勢必也將對政府的貿易政策帶來不小的壓力。早在5月份的301調查的聽證會上，就有美國農場聯合會、製造商協會、零售巨頭百思買等表示質疑懲罰性關稅的有效性以及擔憂其對國內經濟的不良影響。
以戰促和，「戰」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中美貿易自然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但對待特朗普的漫天要價，步步緊逼，採取更加靈活地應對策略同樣是必要的。此次，如果中美能避免貿易戰的發生自然是最好，但如果美方變本加厲，中國也可加入全球反特朗普貿易政策的陣營，表明態度，給特朗普和共和黨施加更大的壓力，以戰促和迫使其收手，保全中國核心利益。
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毫無戰略性
更新於2018年6月6日 05:53 美國前財長 勞倫斯•薩默斯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薩默斯：特朗普的貿易政策違背了所有戰略準則，他做到了美國的對手未能做到的事：讓全世界團結起來反對美國。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把咄咄逼人的貿易政策置於其經濟政策的核心位置。從來沒有哪個經濟議題受到了一位總統如此持久的關注或引發了如此大的爭議。
這是個問題，因為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貿易政策的變化不太可能對就業或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產生很大影響，而貿易自由化可能比管理貿易更有利於美國的繁榮。
但假定這位美國總統奉行的重商主義信條是對的——他認為美國經濟政策的核心要務應該是在世界各地的市場開放方面實現更大的公平。即便考慮到這種對政策目的站不住腳的判斷，美國目前採取的也是一種明顯毫無戰略性且無效的方式。事實上，它幾乎違背了每一條戰略準則。
戰略的第一條原則是有明確的目標，這樣才能判斷成功與否，同時你的談判夥伴不會搞不清你想要什麼。美國的主要目標是減少整體貿易赤字，還是只減少與特定國家的貿易赤字？是保護鋼鐵、汽車等政治敏感行業的就業嗎？
是阻止對在海外運營的美國企業不公的合資要求之類的商業做法嗎？是為美國企業爭取更大的市場準入而不管他們有多成功，就像擴大美國汽車產業在韓國市場的準入那樣嗎？
推文發了一條又一條，高級官員換了一位又一位，所有人都無法知道本屆政府的首要任務是什麼。當一切事情都被列為首要任務時（常常如此），任何事都無法真正成為首要任務。沒人確信讓步能解決爭端。畢竟，當中國的經常帳戶餘額接近GDP的10%時，美國的首要任務是大幅削減它。如今，中國的經常帳戶餘額不到GDP的1.5%，美國卻在貿易上對中國比什麼時候都強硬。
戰略的第二條原則是團結你的朋友並分裂你的潛在對手。美國似乎反其道而行之。當然，在經濟規模、增長、政府干預經濟程度等方面以及在人工智能等許多領域，中國都是美國的競爭對手。
然而，美國在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疏遠了其亞洲盟友之後，又通過對鋼鐵和鋁徵收關稅並發出進一步威脅而激怒了七國集團(G7)中的所有盟友——這使得他們懷疑美國關於在全球貿易中遵守法治的承諾。
正如奧巴馬(Obama)政府最初迴避由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的災難性舉動一樣，其結果是導致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選擇站在中國的一邊來反對美國。
美國數十年來與墨西哥培養友好關係的不懈努力也被浪費。美國目前對墨西哥採取的政策，簡直就是為了讓墨西哥能選出一位激進左翼總統。
戰略的第三條原則是，以聽起來可信的威脅作為砝碼，這些威脅對談判對手的傷害會大於對你自身的傷害。「停下，否則我就用槍射我的腳」之類的威脅根本沒用。
最近對鋼鐵徵收關稅的舉動就屬於這類威脅。美國的鋼鐵工人比美甲師還少。美國鋼鐵業的市場價值約為美國股票市場的0.1%。然而，鋼鐵是經濟中眾多行業的關鍵材料，這些行業的總僱員人數大概是鋼鐵行業的50倍，而且它們要在國際上競爭。
讓鋼鐵漲價對美國經濟弊大於利。為什麼白宮認為這會是對抗競爭對手的砝碼呢？何況這些國家很可能會以極具戰略性並且得到國際法支持的方式採取報復行動，限制從美國關鍵產業進口。
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將使得美國人購買的產品價格上升。它們將削弱美國經濟的競爭力。我們的傳統對手無能為力的事情，這些政策將能起到作用：讓世界大部分地區團結起來反對美國。這些政策將證明我們能力不行，從而削弱我們的合法性和實力。越快徹底修改這些政策，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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