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降關稅擴進口的空間有多大？
更新於2018年5月31日 06:12 廣發證券（香港）高級經濟學家 趙洪岩、盛柳剛 為FT中文網撰稿
趙洪岩、盛柳剛：中國應該主動下調關稅，擴大進口，減少貿易摩擦，增強自身在國際貿易體系的領導力。
中美貿易爭端一波三折。五月中旬劉鶴訪美，雙方在兩天之內達成共識，並發布中美貿易聯合聲明，緩解了全球金融市場的緊張情緒。然而5月29日白宮發表聲明表示繼續推進301調查的三項制裁措施，包括對500億美元自華進口徵收25%的關稅。市場擔憂貿易戰捲土重來，不過美方同時派出了代表團抵京與中國政府就經貿問題進行磋商。因此，貿易爭端進入了邊喊打邊談判的狀態。除了加大能源和農產品進口，中國擴大進口的另一個主要措施是進一步下調關稅，這也將是接下來雙方貿易談判和市場關注的焦點。我們比較中美目前的關稅差異，分析如果中國將關稅降至與美國相同的水平，會增加多少自美進口，會不會對中國的行業造成很大衝擊，以及能否解決中美貿易逆差問題。
我們首先回顧一下中國關稅下調的歷史過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的簡單平均進口關稅高達40%，在鄧小平南巡講話重新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方向之後，中國開始大刀闊斧的下調關稅。同時為了滿足加入WTO的條件, 關稅下調的幅度非常之大，到2001年平均關稅已經下降到15%左右。加入WTO之後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關稅已經逐步下調到8.7%左右。不過在這之後的十年內，關稅基本保持平穩，2016年平均關稅仍為7.8%。按照進口值計算的加權平均關稅也展示了從九十年代的迅速下降到最近十年的穩定狀態的類似趨勢。作為參照，美國的簡單平均關稅在同期由5.2%微降至2.9%。美國在二戰後已經經歷了多次多邊貿易談判，因此總體關稅水平比中國低，但中國在過去三十年里的關稅下調幅度在發展中國家也是非常矚目的。
接下來我們分析中美雙邊關稅差異。由於中美兩國均為WTO成員方，雙邊關稅稅率以本國的最惠國稅率（Most-favored-nation Rate of Duty, 以下簡稱MFN）為基礎，因此本文採用的關稅為對應於HS6位碼的平均MFN。由於進口關稅是針對HS8位或HS10位產品一一設定的，所以HS6位碼的MFN有簡單平均MFN和貿易量加權MFN，但由於HS6位碼下的簡單平均和加權平均的差異微乎其微，因此後續分析均採用簡單平均的最惠國稅率。
首先，總體上看中美雙邊關稅差異並不大。中國對美國產品的進口關稅均值為9.61%，美國對中國產品的進口關稅均值為3.60%。兩國關稅在HS6位碼基礎上進行匹配後，其差均值為6.32%。因此目前中國對美國產品徵收關稅的平均水平比美國對中國產品徵收關稅的平均水平高6.32個百分點左右，但有部分產品美國關稅高於中國，如煙草。如果中國將關稅高於美國的部分產品的關稅降至與美國相同關稅水平，同時保持關稅低於美國的部分產品的關稅不變，則降稅產品將平均下降7.81個百分點。
其次，分行業看，中美平均關稅差異超過10%的行業（以HS2位碼分類）有25個，大於等於0小於10%的行業有67個，低於0的行業有4個。其中關稅差異最大的三個行業分別是已加工羽毛、羽絨及其製品，飲料、酒及醋，制粉工業產品如麥芽、澱粉、菊粉和麵筋，關稅差異為分別為18.85%、18.47%和16.86%。同時，中國農產品的進口關稅相對比較高，如穀物、澱粉、蔬菜水果、咖啡、乳品和蛋品等中美關稅的差異都在12個百分點以上，車輛及其零件中國關稅也比美國高約13個百分點，其中乘用車高約23百分點。在農產品和車輛上的中美關稅差異也體現了美國在這兩個部門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
第三，分HS6產品看，中美雙邊關稅相等的產品共334個條目，中國關稅高於美國的產品共4085個條目，美國關稅高於中國的產品共321個條目。中國關稅高於美國的產品主要集中在三個行業：核反應堆、鍋爐、機器、機械器具及其零件，有機化學品，電機電氣設備等，產品數量佔比分別為11.2%，6.2%和4.9%。製造業由於中間產品比較多，因此從產品數量來看製造業佔比較高，涉及的企業數量也較多。
最後，即使中國關稅下調到與美國水平一致，中國關稅下調幅度也並不大。我們用（中國關稅率-美國關稅率）/（1+中國關稅率）來衡量中國關稅降至美國水平時各個產品所需減少關稅的幅度，發現近85%產品的關稅下降幅度少於10%，只有約2%的產品的關稅下降幅度大於20%。
鑒於美國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對等關稅，5月29日白宮發表的聲明中也表示會就對等關稅與中國進行磋商。我們接下來分析，如果中國將自美進口關稅降至美國自中國進口的關稅水平，會增加多少中國自美進口？會不會對中國各行業造成衝擊？我們利用中美對等關稅下中國關稅下調幅度、中國進口彈性係數和2017年中國進口數據，計算關稅下調對中國自美進口的影響。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估計方法。首先，我們將2016年中美HS6位下的關稅匹配起來，計算中美關稅的差異，然後假設所有中方較高關稅的稅率下調到與美國水平一致。如果美國沒有該產品的對應關稅，假設中國將此產品關稅調整為零，由於關稅比較穩定，2016年至今中國的關稅調整並不大。然後將HS6位下中國關稅下調幅度與2017年中國進口數據匹配起來，並利用中國HS6位碼各產品進口量對關稅的彈性計算對應的關稅下降導致的自美進口額的上升。簡單來講，各個HS6位代碼產品的自美進口增幅等於該產品的進口彈性乘以關稅變化率，由此反推出該產品的自美進口額。產品的進口彈性越大，同等幅度的關稅下降則會導致更多的美國對中國出口增加。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加總產品的自美進口增加額，計算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增幅，同時也可以估計出自美進口增加額占各行業中國的總進口，用來衡量對行業的衝擊力度。
根據彈性計算貿易額變化的方法在局部均衡中廣為使用，我們之前發表在金融時報的文章「中美貿易戰如何量化分析？」也採用了類似的方法。從世界銀行提供的進口彈性數據來看，中國和美國所徵收關稅的相關產品的進口彈性的中位數都接近1，所以對於沒有進口彈性的產品，我們使用1作為進口彈性基準來計算。這種利用彈性計算局部均衡下關稅調整對貿易額變化的影響的方法也被各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廣泛採用，用來量化分析關稅或貿易壁壘下降對貿易的提升作用。我們使用的雙邊關稅數據和彈性係數均來自於世界銀行WITS，對於1%的產品彈性極端值我們採用世界各國該產品彈性的中位數來替代，以免彈性極端值影響我們的分析。由於中國加工貿易並不徵收進口關稅，我們在2017年中國進口數據中排除了加工貿易進口，但中美之間直接的加工貿易並不多，是否排除這些樣本並不影響我們的結論。我們的分析得出以下三個結論。
首先，關稅下降對中國自美進口增幅的短期促進作用在6%-13%之間。採用中國HS6位商品的進口彈性，如果關稅降至美國水平，將促進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加74億美元，增幅約為6.5%。如果採用世界HS6位商品的進口彈性，關稅下降對美國出口中國的作用也非常接近，約76億美元，增幅約為6.6%。如果採用美國HS6位商品的進口彈性，則關稅對美國出口中國的作用較高，約153億美元，增幅約為13%。這表明中國關稅下調至美國水平對中國自美進口的短期促進作用的量級恐怕在百億美元規模，主要原因在於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只有1300多億美元，而中美的關稅差異並不大，因此關稅下調的短期效應有限。對於實現美國要求在短期內減少1000-20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恐怕難以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其次，關稅下調對部分行業的中國自美進口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進口增長量最大的六個行業包括車輛及其零部件，含油子仁及果實、藥用植物、飼料，藥品，核反應堆、鍋爐、機器、機械器具及其零件，穀物和航天航空器。其中車輛及其零部件增長量顯著高於其他所有行業，達到約22億美元，占關稅下調中國自美總進口增量的29%。其餘五個行業佔中國自美進口總增量的比例分別為10%，7%，7%，4%和4%。
第三，關稅下調對中國總體和大部分行業進口衝擊並不大。我們估計得出中國關稅下調後對中國自美進口的短期促進作用在百億美元規模，相比於中國1.3兆美元的一般貿易進口額來說是冰山一角，因此對中國經濟的整體衝擊很小。如果用關稅下調後自美進口增加額占各行業中國的總進口來衡量對中國各行業的衝擊力度，地毯等鋪地製品、蔬菜水果、炸藥等易燃材料三個行業進口衝擊比較大，但這三個行業在中國總進口的份額都非常小，而對其他行業的衝擊力度都在10%一下。以上述關稅下降進口增長量最高的六個行業為例，其衝擊力度都分別為2.8%、1.6%、2.1%、0.3%、4.7%和1%。
以上對中國關稅調整的量化分析表明，中國有空間進一步下調進口關稅，但指望關稅下降在短期內就能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也不具有現實可能性。但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還處於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更需要從動態角度來看待中美貿易逆差。隨著中國收入增長，進口需求也會水漲船高，中國下調關稅對促進自美進口的長期作用或將遠高於我們的估計，這將有利於緩解中美長期貿易失衡的問題。
我們的分析是基於中國單邊減少自美進口產品關稅，這隻有在中美兩國達成特定的區域貿易協定情況下才具有可行性。在WTO框架下，基於無歧視原則中國下調關稅時需對所有成員國一視同仁。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從美國的進口就不會增加那麼多，但中國總進口則會增加更多，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力度會遠高於我們上面的分析，我們也可以用以上的估計方法來計算中國關稅普遍下降的衝擊力度。由於中國平均關稅水平與發達國家如美國的關稅已經差距不大，因此即使是普惠性的降低關稅，對中國的進口衝擊力度也將在中國的承受範圍之內。在過去三十年間的中國貿易自由化過程中，中國關稅水平從1990年代的40%下降到目前的8%左右，總體來講促進了中國企業的生產效率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時並沒有導致大規模的失業。而如今中國的企業比二十年前更具有競爭力、承受力更強，因此也將能承受得了關稅的進一步從8%下調到3%水平。
隨著中國收入水平的上升，關稅水平在多邊貿易談判過程中會逐步向發達國家收斂。因此，中國不如轉被動為主動，主動下調關稅擴大進口，減少貿易摩擦，增強自身在國際貿易體系的領導力，反擊特朗普政府掀起的貿易保護主義。同時，為了減少關稅下降帶來的進口衝擊，中國可以採取分階段、分產品的下調關稅。日前中國政府宣布7月1日起整車進口關稅降至15%，汽車零部件進口關稅降至6%，日用消費品包括服裝鞋帽、體育健身用品、家電、化妝品、醫藥保健品和水產品等關稅也將有不同幅度的下調，這正是這一策略的體現。關稅下降有利於降低中國消費者的進口成本，也有利於其他國家能夠分享到中國這個日益增長的市場。
哈特產權理論對於中國企業改革有何啟示？
更新於2018年5月28日 06:07 經濟學家 許成鋼
許成鋼：轉軌國家主要改革都針對國有企業，為什麼很多不能成功？所謂企業改革，實際上就是解決和企業相關的激勵機制問題。
2016年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見文首照片）因其在產權理論和契約理論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獎。其產權理論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關於產權的基本性質。理論之前關於產權的性質，要麼集中於產權帶來的一束權力，要麼集中於產權的剩餘收益權。而哈特理論把核心放到了產權的剩餘控制權，放到控制權上面去了。誰擁有產權，誰就擁有它的最終控制權，或稱剩餘控制權。這是經濟學和法學裡的重大的進步。產權的重要性，關鍵就在於所有者決定了資產的最終控制權，尤其是在合同無法事先完全規定的那些剩餘控制權。讓我對這個要點，用一句話概要一下。當合同、法律等等沒能事先清楚規定的事件發生時，支配相關資產、企業的權力，歸於產權的所有者。誰是所有者，誰擁有產權的最終的決定權。這是討論產權，討論企業改革的最基本出發點。
這個理論直接關係到企業改革問題。所謂企業改革、企業治理問題，歸根到底，實際上就是解決和企業相關的激勵機制問題。無論是中國也好和其他的轉軌國家，蘇聯、東歐國家等等，其主要改革的內容都是針對國有企業。但是為什麼大量的國有企業的改革不能夠獲得成功？核心原因就是在不觸動所有制，即產權的情況下，試圖在不改變所有權的條件下，靠設計政府與企業，以及企業內的激勵機制，是設計不出來的。因為，由產權的配置帶來的激勵機制，是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或者內部激勵合同，無法複製，無法模仿的。
奧利弗•哈特教授作為契約理論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的產權理論，是契約理論的突破性發展。其重要性在於揭示，大量關鍵的激勵機制的核心內容，只能依賴產權的配置解決的。在沒有解決產權配置的情況下，試圖模仿市場的運作，試圖在國有企業里模仿私有制的運作，試圖在上下級之間，靠獎懲類型的激勵機制，是模仿不出來的。例如，企業破產和兼并等都是核心的對企業高管的激勵機制；不同性質的資產應該如何組合成企業對高管的激勵機制有決定性作用，等等。而所有這些都需要在市場上的交易產權才能執行。市場競爭，市場交易形成的產權的最優配置，這些歸根到底依賴獨立的所有者之間，對其產權的交易。在規定國有資產的產權不可以改變的前提下，就把產權所有者交易的這個機制排除在外了。總之，最終在市場上形成的資源的最優配置和最終形成的解決激勵機制的最優機制，都是獨立的產權所有者在市場上競爭最後形成的，無法用設計激勵機制的方法來模仿來解決的，這是產權理論最核心的內容。
這就是哈特產權理論，作為契約理論的一部分的核心所在。這也是大量契約理論和制度設計理論的結論。同時世界和中國幾十年改革的經驗和教訓也都與此一致。
中國長期以來國企改革碰到的基本困難，包括最近這些年混合所有制改革碰到的基本困難，歸根到底就在於沒能解決國企的控制權的基本問題。當國企資不抵債時，企業是否破產？由誰決定？企業的高管（包括黨和非黨的領導）由誰任命？向誰負責？他們的動力是什麼？在混合所有制下，私有產權投資者是否擁有對企業的相應的控制權？如果他們不擁有相應的控制權，那麼這種企業的治理與沒有改革的國企並沒有基本差別。離開了對資產的控制權，討論股權結構和設計其他內部激勵機制，都無法解決最基本的企業高管的激勵機制問題。
國有企業的改革是一個全世界普遍問題：國有制的基本效率問題普遍很難解決；因此，在發達國家，國有制只保留在不得已的領域，例如非競爭領域和公共服務領域。在中國的幾十年改革里，曾經出現了所謂的「中國奇蹟」。什麼是中國奇蹟？如何認識中國奇蹟？中國奇蹟在於，民企部門從無到有，以至於變成現在的大；從過去的零變成了現在佔中國經濟的主體。認識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都應該在這個基礎上。否則就離開了中國改革成功的基本點。
以下我非常概要的討論一下，國企改革與中國民企從無到有快速發展中的交互關係。任何行之有效的企業改革，必須落實到企業資產的控制權的改變上。如果控制權沒有改變，以任何名義進行的改革都無法解決其基本的激勵機制問題，因而不會提高效率。為了客觀評價過去國企改革的經驗教訓，我簡要報告一個嚴格的實證工作（Gan, Guo, Xu, RFS 2017）。這個工作從哈特理論的角度，從企業控制權的改變的角度，檢驗中國國企改革中產權的改變。我們對1998到2005年期間的國企改制（即民營化），以及全國的所有各種所有制的企業，進行了全面的抽樣調查。我們的抽樣誤差保持在百分之幾以內。因此，這個的樣本基本上反映當時全國的企業和國企改制的客觀情況。
這篇論文用哈特產權理論的概念，系統度量民營化中控制權的轉移。這是學術界第一個如此研究民營化的工作。所謂控制權的轉移，首先的問題就是控制權從誰的手裡轉到誰的手裡。然後是什麼權力轉移了。我們把企業的控制權分成六個方面，調查五類人群對企業的控制權，及企業改制之後，這五類人的控制權的變化。在我們的調查中，這五類人包括地方政府、企業內部的黨委、企業的最高長官（包括廠長、書記、首席執行官）、企業的董事會、以及企業的股東代表大會。企業的六方面控制權包括任命最高管理層的權力；決定企業的招募和裁人的權力；決定企業員工的工資以及福利的權力；決定企業融資方式和數量的權力；決定企業利潤分配的權力；決定企業生產和行銷的權力。因為各種限制，還有兩個最重要的問題，我們沒有能夠調查。這些是關係到資產控制權的最大問題：破產和兼并。我們的調查結果表明，決定企業改制後效率提供的最大因素是，企業的控制權的改變。這個發現與哈特產權理論一致。在各種改制方法中，有的改制方法，能夠最大幅度減少政府的控制權，最大幅度提高董事會的權力，最大幅度提高股東大會的權力。那些把企業的控制權，有效地從政府手裡，轉移到了私人所有者手裡的改制企業，在改制兩三年之後，企業的效率顯著提高。而其他改制企業則沒有效率顯著提高的效果。
最後讓我簡短概要一下。當我們討論企業改革的時候，第一重要的改革的內容，就是如何以最優的方式，重新分配企業的資產的產權，即最優的配置企業的控制權。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企業資產的最優配置都必須通過市場才能達到。而通過市場配置資產，要求資產可以必須是可以買賣的，可以有私人買賣的。即，資產的私有產權性質與在市場上對資產的最優配置，是緊密不可分的一對。不可以由私人買賣的領域，就無法產生產權的最優配置。1997年到2005年期間的那場國企改制，無論是從涉及的企業的數字，還是總資產的數字，都是世界最大規模的國企改制。這場國企改制，為從基本上解決大量國企的軟預算約束問題，為中國企業的發展，為中國持續十幾年的高速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這場大規模國企改制，取得了行之有效的結果。但是很可惜，在2006年以後，這樣的改革停止了。隨之而來的是國有部門中重新出現大規模的軟預算約束問題。產能過剩，槓桿率過高，產生大量殭屍企業等等都是其後果。四十年改革的經驗和教訓，需要認真汲取。
讓美國「虧損」的將是特朗普的貿易政策
更新於2018年5月28日 06:07 前世界銀行行長 羅伯特•佐利克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佐利克：特朗普看待雙邊貿易赤字，就像商人看待負值的凈利潤：就是虧損。他的貿易象徵主義側重傳統製造業，而非服務業。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貿易策略把全世界人民搞糊塗了。大家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特朗普拋棄了美國實行70年的政策。
上周與中國之間的紛擾就是明證。特朗普要求中國將雙邊貿易赤字削減2000億美元，中國人表示願意增加購買美國的能源、農產品和飛機，只轉變了貿易方向而沒有做出根本性改變。中國還降低汽車關稅，不過日本和歐盟將成為主要受益者。
由於特朗普手下的談判代表們爭執不休，這位美國總統現在可以愉快地親自指導磋商過程了。但是他既沒有知識，也沒有耐心去深入探討一個最嚴峻的挑戰，即中國會以開放還是自主的方式追求實現其《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創新計劃。相反，美國將阻止大量中國投資，並要求在各個領域進行「有管理的貿易」。
如何理解特朗普的策略呢？首先，他宣稱自己是一名保護主義者。請相信他的話。比起開放市場，他對關閉市場的興趣更大。美國農業出口商正在認識到這一轉變的危險，迫使得特朗普不得不加以安撫。由於美國60%的進口商品都是中間產品及其他材料，許多其他領域的美國企業也感到擔心。
特朗普看待雙邊貿易赤字，就像商人看待負值的凈利潤：就是虧損。對於一個政策觀點「變化不定」的人來說，他對雙邊赤字的憎惡驚人地一以貫之。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不同意他的觀點，但特朗普說了算。於是，中國、日本、墨西哥、韓國和德國都上了他的名單。
就特朗普與其支持者之間的聯結來說，貿易是根本。還在競選的時候，他就發現貿易、墨西哥隔離牆和移民問題提供了一條情感紐帶，將他與那些心懷不滿、怨氣衝天的選民聯繫在一起。特朗普的可信度要靠繼續強調這些話題。
他的貿易象徵主義側重於傳統製造產品，特別是鋼鐵、鋁和汽車。與規模大得多的服務業所提供的東西不同，這些產品是人們看得到、摸得著的。
特朗普還需要與那些被他不斷指責的前任們決裂。在伊朗問題上推翻奧巴馬(Obama)的協議，在朝鮮問題上決定與金正恩(Kim Jong Un)直接會晤，遵循著同樣的邏輯。
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認為，憑藉保護主義和有管理的貿易，特朗普政府很容易在國會上贏得民主黨人的贊成票。我卻懷疑民主黨議員們正忽悠特朗普政府推行保護主義，等到某項協議需要表決時，他們就可以津津有味地指責特朗普未能有力地保護國內產業。
最後，特朗普認為邊緣政策、甚至是談判破裂對他有利。他覺得自己可以用影響力、出其不意和威脅來迫使對手讓步。遇到那些涉及到多個關聯方和參與者的複雜問題，這種策略就比較危險了。比如在對中國的中興通訊(ZTE)實施貿易制裁問題上，特朗普朝令夕改，暴露了他在安全、供應鏈和長期技術優勢等問題上的混亂。
再細看他是如何實施他的策略的。他與韓國重新談判的一項協議強調了美國在汽車和鋼鐵配額上的表面獲益；另一項措施限制韓國的電器出口。這些調整甚至不需要經過國會批準。其經濟影響只會提高美國的成本。
同時，有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爭論也讓人想起了蘇聯中央計劃時期。談判人員投入大量時間，只為了確定汽車供應鏈上眾多生產環節所投入材料的採購來源，以及各項生產活動的工資水平。即使墨西哥和加拿大最終被迫屈服，這三個國家也會在根本問題上展開激烈爭執。
歐盟大概可以通過接受鋼鐵配額、購買液化天然氣和削減汽車關稅使特朗普消停下來。或者，歐盟也可以撿起被美國丟掉的旗幟，帶領全球為21世紀經濟制定新的標準和規則。歐盟與其他經濟體之間的協議可能涉及不斷演變發展的服務業、數據保護和高端農產品的原產地標誌。
近20年前，美國發揮帶頭作用，通過促成各種雙邊及區域性自貿協定，為未來制定了規則，這些協定有助推動中國和世界貿易組織(WTO)走向現代化。但特朗普拋棄了這一策略。他，連同美國，將成為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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