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非逆勢而來
更新於2018年4月12日 05:55 上海證券 胡月曉
胡月曉：國際貿易戰已不再是國家間經濟競爭主流方式，金融競爭超越了商品競爭。明裡的貿易戰會停歇，暗裡的金融戰不會停歇。
新國際經濟關係與遲到的貿易戰
在國際經濟史上，新世紀的一個顯著變化是：危機期間沒引發貿易戰，經濟復甦時貿易戰風險卻劇增。市場將這種特例歸因於美國領導人的特立獨行，對此筆者並不敢苟同，實際上這種遲來的貿易戰是當前新型國際經濟關係下的產物，遲到的貿易戰威脅並非逆勢而來！
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經濟危機常帶來「以鄰為壑」——為轉嫁國內危機，各國通常千方百計提高國內市場門檻、同時加大對外開拓力度，匯率競爭、關稅和非關稅談判、甚至戰爭手段，無所用之不及。就大部分人有記憶的最近2次危機來說，危機期間國際競爭的方式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引發了傳統的匯率貶值戰，所幸中國堅持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才使匯率戰沒擴展；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國際貨幣戰卻由貶值變成了升值，開拓市場的貿易戰讓位於吸引資本內流的金融戰。可以說，本次金融危機期間國際經濟與國際金融領域與以往不同的反應方式，標誌著世界經濟版圖中新型競爭秩序的建立。
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改變了國際間經濟和金融的交往方式。具體來說就是，國際經濟中國家之間的分工主導模式，由行業間分工轉變為產業鏈內分工；跨國公司的發展和投資的全球布局，使得國際貿易及其帶來的資金流動，日益和價值的國際分配脫節。一個常見的例子是，一種說法是中國出口一部iphone手機，價值約180美元，中國僅得其中的約3%，即6美元，但卻收錄了接近整機價值的貿易順差。
顯然，國際貿易戰已不再是國家間經濟競爭的主流方式，全球化發展已使貿易戰在國際經濟領域中逐漸消退。這不僅是國家間政策協調增強，而且更是各國間經濟融合高度發展的結果，這意味著貿易戰中無贏家，貿易戰的最好結局也就是「殺敵一千、自折八百」！這種結果帶來了國際競爭秩序的新變化，金融競爭超越了商品競爭，對資本的吸引力取代商品競爭力，成為國家經濟實力的最重要標杆。
中國為何強硬回擊
危機期間國際政策間的協調難度通常增大，「以牙還牙」式的針鋒相對策略實際上是一種理性應對方式：危機期間市場競爭加劇，市場通常處於買方市場狀態，匯率變動和關稅衝擊等不利變動通常只能由出口國（賣方）消化，或者絕大部分要由出口國承擔。在當前資本全球布局、經濟全球化深化發展階段，產業鏈內的國際分工體系下，各國都有向產業鏈「微笑曲線」兩端競爭性發展的動力和主觀願望，原先佔據產業鏈「微笑曲線」兩端的經濟體在面臨「擠出」壓力時，必然會有強烈反應，這個反應不是傳統的周期性危機應對反應，即不為轉化危機，只為維持分工優勢。這種壓制後發國家分工進化的反應，必然是深思熟慮後地針對性舉措。
貿易戰不論採取何種形式（競爭性貶值、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等），實質都是對出口國市場的供求均衡關係構成了供給衝擊，使得出口國商品的供給曲線向上移動。由經濟學上的分析可知，供給向上衝擊的結果是需求下降，但當出口國是發展中國家時，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常使得發展中國家忍氣吞聲，發展中國通常只能出讓部分利益以換取發展機會和保留部分市場；貿易戰引發的激烈對抗通常只發生在實力近似的發達國家之間。
筆者認為，此番中國對美國發起貿易戰的強烈對抗，與過去產業類別和商品品種之間的國際分工不同，當前的產業鏈分工國際格局下，不應戰的隱忍之舉，不僅無助於保留髮展機會，而且意味著放棄產業升級努力。
貿易戰可退，金融戰難消
可見，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並非逆勢之舉。特蘭普的商人特性，決定了他與傳統政治家不同的行事風格，他更直接、更少掩飾。為保持美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條中的領先優勢，在國際分工中提升最快、發展勢頭最猛的中國，自然成為美國的頭號壓制對象。在這種格局下，即使沒有公開的貿易戰，有意識的大幅度提升貿易摩擦，也是必然之趨勢，對此中國應早有預見。實際上，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在奧巴馬時期就已呈現了增加之勢。且貿易摩擦領域主要集中在中國產業升級最快的領域，如太陽能電池、通訊設備等，對於傳統的紡織、鋼鐵、輪胎等產業，這類摩擦更像是有意創造的掩蓋主要目的的陪襯花邊，筆者認為因而實際中大都能很快得到有效化解，中方也大概率能勝訴。
全球化下各國間經濟和金融雖然日益融合，但並非因此消弭了競爭，實際上基於追求分工優勢，以及在價值分配中的有利地位，國家間的經濟和金融競爭更趨深入，更趨全方位，只不過是競爭的形式發生了變化——商品的競爭變成了資本的競爭，金融競爭取代了市場競爭。美國政府官員也公開承認，貿易戰只是幌子，科技戰才是目的。各國只有吸引資本、吸引高科技投資，才能在國際分工中逐漸向產業價值鏈的兩端爬升。整體而言，無論什麼行業，在諸生產要素中，資本都處於經營的核心，都處於控制地位；即使是高科技的行業，人力資本也只有和金融資本有效結合，才能最終發展出高科技。2008年危機後，美國通過數輪超級量化寬鬆（QE），保持了金融體系的穩定，在對國際資本的競爭中成功勝出。相對於貿易戰的「雙輸」結局，金融戰的輸贏更具單方面性和隱蔽性。在新國際經濟競爭中，以貿易摩擦掩護金融戰，實際上成為了某些國家的常用手段。貿易戰的棒子可以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但金融戰卻註定一直會在暗中較勁，不會有絲毫放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論壇上發表的講話——中國將加快開放步伐、進一步融入世界，既表達了中國順應全球化趨勢將一如既往保持開放的態度，實際上也是對美國貿易戰威脅的回應，凸顯了中國在對外開放上的「定力」。在習近平博鰲講話發表後，中美貿易戰真正爆發的風險實際上已大大降低，但是，明裡的貿易戰會停歇，暗裡的金融戰不會停歇，中國實際上在金融對外開放上，已做出了很大讓步。
中國金融市場風險有多大？
更新於2018年4月11日 06:04 長江證券固定收益總部 章凱愷
章凱愷：中國金融市場是一個複雜系統嗎？外部環境變化時，中國金融市場最有效價值「錨」是基本面。嚴格監管意義在複雜系統視角下更加清楚。
想要更全面地理解中國金融市場風險，變換觀察角度往往能有新的發現。以「複雜系統」的視角，可以有效梳理金融市場整體與部分的作用機制，有助於認識金融監管對降低金融市場風險的意義，為現有研究成果作有益的補充。
中國金融市場是一個複雜系統嗎？複雜系統理論是系統科學中的一個前沿方向，根據複雜系統的描述性定義，它指的是包含一定數量、存在相互作用的元素的集合，這些構成元素可以基於局部訊息作出行動，表現出智能性和自適應性。中國金融市場由多樣化的金融產品和投資者構成，金融資產價格實時反映出投資者對綜合訊息的定價，並且作為一個整體，金融市場具備較強的學習能力即自適應能力。中國金融市場是一個典型的複雜系統。
作為系統整體，其穩定性並不直接等同於組成部分的穩定性，因為系統在宏觀整體層面「湧現」出了很多在微觀個體層面所不具備的新的特性。從中國金融市場近幾年的實踐來看，金融機構及市場各細分領域在微觀層面遵守各自監管部門的監管指令方面並無太多變化，但各主要類型的金融資產價格均出現異動，即系統在宏觀層面的風險暴露。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金融市場的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加強，出現了諸多傳統監管框架所不能覆蓋的新領域。例如，金融同業業務在2015年前後開始大規模地把債券作為最終目標資產，這種關聯性直接導致了隨後幾年債券市場的波動加劇，包括在2016年底出現了市場異常波動的風險狀況。這種新的關聯架構的微觀主體沒有違反監管要求，其風險是宏觀層次上的。組成部分的正反饋作用——新的業務模式使同業市場和債券市場的景氣度趨於一致——讓系統整體的不穩定性明顯增加。
一個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是，控制這種正反饋機制。但是這遠非答案的全貌。有一種簡單化的思想傾向——讓金融市場重新回到過去的簡單狀態——在現實層面不具備可操作性。不僅在於顯著提升的實體經濟發展水平客觀要求同樣發展水平的金融體系與之匹配，部分原因還在於，它違背了複雜系統演化發展的規律。時間的可逆性更多只是理想物理模型中的一種幻覺，而在真實世界中的複雜系統，正如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伊利亞•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1917~2003）的研究發現，「時間是有箭頭的」。金融市場應該在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尋找自己的穩定。
複雜系統理論呼喚降低金融市場風險的「長效機制」的建立。提升整體穩定性的更高層次狀態應是：在複雜環境下，系統表現出長期穩定特徵。在這一層次下，我們關注系統持續糾正偏離態而回到穩定狀態的能力，無論是應對來自內部還是外部的變化。負反饋機制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就是金融資產價格「長期中向價值的回歸」。在穩定的經濟環境下，金融資產的價值具有相對穩定性，價格對價值的長期準確反映有賴於金融市場充分的訊息表達，需要高效且有足夠金融工具的市場，以及對金融資產發行人訊息披露的嚴格監督——一項中國金融監管者正在進行的重要工作。在長期中，對資產定價更接近其實際價值的投資者會獲得競爭優勢，市場的穩定性得以由負反饋機制保護；而在短期，則需重點防範過度投機行為。投機行為在任何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都存在，它無法消除，但可以被懲罰。比如當股票指數在日內波動超過一定幅度，該偏離方向的股指期貨交易可以考慮臨時徵收懲罰性投機稅。這種非對稱性成本有助於投機者保持冷靜，防止過度的投機行為產生的自我加強效應破壞金融市場秩序。
在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衝擊時，中國金融市場最有效的價值「錨」就是中國經濟基本面這個最大後盾。無論是2008年次貸危機還是2017年前美元的走強，都一度衝擊中國包括股票市場、外匯市場在內的金融市場的穩定性，但時間證明了中國經濟基本面的韌性和穩定性。金融資產價格的穩定有著較強的基礎，事實上金融資產價格也在中長期出現了明顯的回升。短期投機行為的打擊仍然是必要的：金融市場的動蕩一旦對公眾預期和行為產生強烈影響，包括金融市場在內的經濟體系可能會偏離既定航向。
嚴格監管的意義在複雜系統的視角下展示得更加清楚：它是金融市場穩態機制的建設者。並且由於金融市場是複雜系統這個事實，更高宏觀層面上的、整體性的監管架構是必要的——這適用於多數國家金融市場的現實。金融市場的絕對穩定有些太過理想，因為在複雜系統中總是存在著波動。但是可以期待，通過對金融市場內部正負反饋機制的管控、通過高效穩定的金融市場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從而形成相輔相成的經濟體系，中國金融市場有望在長期發展中展現出穩定性。
人民幣走近「錨時代」
更新於2018年4月9日 06:23 程實 王宇哲 為FT中文網撰稿
2017年以來隨著盯住美元的程度變弱，人民幣有效匯率趨於均衡，人民幣內生穩定性逐步凸顯，為其發展成潛在的「錨貨幣」奠定了基礎。
近期，人民幣兌美元在岸和離岸匯率均創下811匯改以來的新高。事實上，2017年以來，隨著盯住美元的程度進一步變弱，人民幣有效匯率趨於均衡。人民幣內生穩定性逐步凸顯，為其發展成潛在的「錨貨幣」奠定了基礎。
當前，全球經濟的動態演化正在重塑貨幣疆域，而匯率的聯動性是劃分貨幣區的依據之一。IMF的研究顯示，儘管人民幣區域（RMB Bloc）未來的擴張仍有待於其儲備貨幣地位的進一步提升，但在2011-2015年期間，對於五大國際貨幣發行者之外的經濟體，人民幣集團經濟體量佔比已達34%，與美元、歐元三足鼎立的格局初現雛形。
隨著人民幣匯率內生穩定性增強，人民幣國際化有望再次提速。目前，人民幣對其他金磚經濟體、拉美經濟體、中東以及澳大利亞等國貨幣的匯率影響力已經有所顯現。著眼於從域外破局將有助於新時代人民幣境外使用的跨越式發展，而石油人民幣是關鍵抓手。隨著相對實力變化帶來的國際責任消長，破局之後的人民幣國際化前景可期。
匯率為錨，人民幣凸顯內生穩定性。2017年，美元指數跌幅約10%。2018年，美元指數繼續下行約3.5%，引致歐元、日元、英鎊兌美元分別升值3.9%、6.3%和5.4%。與之相對，年初至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約4%，盯住美元的程度進一步變弱，受美元指數的影響明顯增加，凸顯出內生穩定性。一方面，內生穩定性的增強表現為有效匯率趨於均衡。人民幣匯率運行具有「雙面性」，準確把握其全局動向與因果脈絡需要綜合考慮對美元雙邊匯率和對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的變動。雖然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近期快步上升，但是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的內在穩定並未動搖，反而逆勢增強。
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的穩定根植於三大內生因子：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完善、匯率預期根本扭轉、經濟基本面穩健。根據我們的測算，2017年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較均衡匯率僅向上偏離1.29%，偏離度的絕對值遠低於2006-2017年歷史均值3.89%。今年以來，該偏離度進一步下降，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已經緊密貼近均衡匯率，潛在振蕩空間收窄，穩定性大幅提升。
另一方面，內生穩定性的增強為人民幣發展成潛在的「錨貨幣」奠定了基礎。年初至今，人民幣升值幅度明顯低於日元、英鎊，表現出作為潛在「錨貨幣」的責任感。國際貨幣錨核心在於與鑄幣稅膨脹傾向相反的稀缺性和穩定性。從歷史上看，貨幣國際化意味著通過信用積澱來建立自身「錨」，而網絡外部性則是保持國際貨幣錨長期地位的關鍵。要想部分替代既有國際貨幣，人民幣首先需要擺脫影子貨幣的身份。儘管近期中美貿易戰升級帶來金融市場大幅震蕩，但從中國的態度來看，主動調整人民幣幣值並非應對舉措。所以，不管是從日間調節還是隔夜釘住的角度，人民幣匯率事實上已經與美元脫鉤。進一步優化匯率形成機制，逐步構建以自身實力為背書的國際貨幣錨既適應全球穩定客觀需要，也符合國家利益。
體系重塑，三足鼎立格局有望進一步確立。拋卻一元或多元的應然爭論，全球經濟動態演化正在重塑貨幣疆域（domain）是不爭的事實。關於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特徵，除了主要國際貨幣在計價、結算和儲備中所佔比重，匯率的聯動性也是學界對於貨幣區劃分的依據之一，這主要來源於（潛在）儲備貨幣的重要屬性——作為其他貨幣的匯率錨。
通過考察特別提款權（SDR）籃子中五種貨幣對全球其餘貨幣匯率變動的決定程度，IMF的工作論文指出，無論用匯率決定程度最大的聯動貨幣絕對數量，還是所影響區域的相對經濟體量，美元、人民幣、歐元都是當前最主要的國際貨幣。從2011-2015年間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全球GDP份額來看，美元集團佔比約40%，人民幣集團和歐元集團分別占約30%和20%，而日元、英鎊在發行區外的影響力較弱。從更能反映國際影響力的指標來看，對於五大國際貨幣發行者之外的經濟體，美元集團佔據半壁江山，而人民幣集團和歐元集團經濟體量佔比分別為34%和15%。
儘管受計量方法強加約束的影響，對於人民幣的「錨」作用或有高估，但仍可將其視為人民幣錨的潛在上界，也與當前全球的經濟格局大體相符。比較該結果與當前全球官方外匯儲備資產的相對比重和SDR貨幣籃子的相對權重，我們可以發現，美元作為官方錨的認可度和話語權依然突出，而人民幣區域未來的擴張仍有待於人民幣儲備貨幣地位的進一步提升。
域外破局，石油人民幣或為關鍵抓手。IMF的研究表明，2014年以來，人民幣區域的體量有所下降，這也與我們的一系列判斷相符。811匯改之後，受貶值心魔衝擊，人民幣匯率出現多輪振蕩，匯率預期管理相應加強，確實導致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階段性放緩。2017年初至今，隨著人民幣匯率運行趨於穩定，這一桎梏已在迅速消解，人民幣國際化有望再次提速。
從區域影響來看，人民幣集團經濟體量的擴張在目前階段受地理因素的限制，特別是在亞洲，人民幣仍不是主導貨幣。但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幣對其他金磚經濟體、拉美經濟體、中東以及澳大利亞等國貨幣的匯率影響力已經有所顯現。人民幣國際化重新加速後，著力於從域外破局將有助於人民幣境外使用的跨越式發展，而石油人民幣或為關鍵的抓手。當前，由於流動性和話語權的錯配，石油美元與全球復甦進程存在內生矛盾，未來單一石油美元體系的終結勢在必然，石油人民幣體系的構建成為大勢所趨。
2018年3月26日，中國原油期貨在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掛牌交易，標誌著石油人民幣計價、結算邁出了第一步。石油人民幣體系的建立將開創多元化的石油計價結算體系，支持全球經濟的長周期復甦。以「一帶一路」沿線經濟發展的內生需求為動力，以人民幣的貨幣信用為支撐，石油人民幣體系有望域內外聯動，逐漸形成惠及中國、沿線經濟體、石油出口國的良性循環。因此，在多元化漲潮、全球復甦「換擋提速」、石油去美元化需求加劇的情形下，石油人民幣將撬動人民幣國際化新機遇。無可否認，網絡外部性仍然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結構的重要決定因素，但隨著相對實力變化帶來的國際責任消長，破局之後的人民幣國際化前景可期。
為什麼中美「貿易戰」可以轉化為雙贏？
更新於2018年4月9日 06:23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盛洪 為FT中文網撰稿
盛洪：如果中國繼續進行市場化改革，進行更公平的貿易；如果美國將鑄幣稅收入用於減稅而非軍費，將出現雙贏。
標準經濟學告訴我們，貿易戰只能是兩敗俱傷，怎麼會雙贏呢？這顯然是一個教科書式的問題。現實世界比教科書複雜多了。比如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貿易戰就不是典型的貿易戰。自由是美國人珍視的價值，美國政府不會公然地違反自由貿易原則。特朗普說要減少1000億美元與中國的貿易逆差，那是說給美國選民聽的，因為這是他「當選的主要原因」；若說因為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太大了，所以要提高對中國產品的關稅率，顯然是「政治不正確」的。這是說不出口的，也不會為世界其它國家所贊同。他的理由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不公平」。顯然，自由貿易是公平的自由貿易。如果不公平，就不在「捍衛」之列。
那麼，哪點兒不公平了？一曰中國公司偷竊美國公司專利技術，或利用市場進入利益強迫美國公司轉讓專利技術；二曰中國政府對中國企業進行了大量補貼，致使產能過剩，向國外傾銷，導致世界市場價格過低；三曰中國政府阻止或限制互聯網數據的自由流動，致使美國公司不能在中國境內正常開展業務，導致約4000億美元的損失；四曰中國限制美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如在通訊、信用卡和電影等領域受到阻礙。
從純理論角度看，這些對「不公平」的指責都是有道理的。教科書假定的自由貿易是在公平的市場競爭下的自由貿易。一個公平和有效的市場，是要保護知識產權，不能區別對待不同企業，不能限制市場的自由進入，不能通過限制數據流動而限制對市場的自由進入。對這些原則，近年來高舉自由貿易大旗的中國政府也不會有異議。問題只是在於，這些指責是否屬實；或者確有其事，但被誇張了，作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借口。後一種情形更有可能。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基本上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但還不完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說明中國政府還是要繼續進行市場化改革，革除掉那些不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陋規和行為，其中就包括對知識產權的侵犯，區別對待不同企業，限制市場的自由進入，和限制數據的自由流動。如此看來，美國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的指責，恰恰是中國改革的對象，並沒有衝突。假如美國真的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麼中國糾正這些錯誤，不僅消除了美國的「不公平」的指責，而且對中國自身也是有好處的。因為一個更完善的市場經濟對中國是有好處的。
在知識產權領域，中國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雖然申請專利的質量尚需改進，但數量已然是世界第一。中國的主要產業已經發展到了在規模和技術水平方面都居世界主導地位的程度，大多依賴於自主研發的知識產權。我們不能排除有個別中國企業「偷竊」別國企業的技術，或與外國企業合資中有技術轉讓的要求，但這不能構成戰略性技術領先。因而，不可能成為中國的國家戰略。從中國國家利益來看，強化知識產權的保護，而不削弱它，是有利於中國企業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如果不僅要在國內、而且在世界範圍保護中國的知識產權，就要保護所有企業的知識產權，就要維護保護知識產權的世界體系，中國的知識產權也才能在境外獲得尊重。所以，制止偷竊技術，不要求外國企業以技術換市場，不僅對中國無害，反而有利。
關於中國政府對企業的補貼，主要是指對國有企業的補貼。在美國針對的中國鋼鐵業和制鋁業，存在著兩種企業，國企和民企。它們之間是競爭的。民企不可能獲得政府補貼。國企之所以獲得政府補貼，是因為國企效率低下，不補貼就無法生存；同時又有政府資源。例如在制鋁業，中國鋁業公司是一家被稱為「虧損王」的國有企業，連續八年虧損達450億元以上；僅2014年就虧損162億元，獲得政府補貼8.23億元。其實國企獲得的全部補貼不只是帳面那一點兒。幾乎全部國企都享有免費使用國有土地的補貼，和低息獲得貸款的補貼。據天則所的研究估計，2001~201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帳面凈資產收益率為9.08%，但扣除應繳未交地租、優惠利率與市場利率的差額、應付未付的自然資源租金以及政府補貼，實際凈資產收益率為－3.67%，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些補貼，它們是虧損的。
這就成為了中國鋼鐵業和制鋁業產能過剩的主要原因。在這兩個產業中，民企不可能產能過剩，一旦持續過剩，它們就會虧損並倒閉。但國有企業即使虧損，卻可以因免費土地、低息貸款以及政府補貼維持過剩的產能。因此，鋼鐵業和制鋁業產能過剩不僅是國際貿易問題，首先是中國的國內市場問題。因而，2016年開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去產能」，其中也包含著減少國企產能的含義。然而，由於國企有著更深厚的政府資源，由政府主導的去產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一些國企產能，但在不少地方，政府把去產能的指標分派給缺少政治背景的民營企業，使得去產能走向了反面，壓縮了效率高的民企產能。
這樣看來，根本解決過剩產能問題，就要進行國企改革，最終目標就是國企退出所有營利性領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去除國企的壟斷特權和政府補貼。如果把免費使用國有土地和低息獲得貸款等看作是買方的低價壟斷，這正是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要「打破」的「行政性壟斷」。如此一來，來自美國的要求，正與中國經濟的內在需要和中國政府想要進行的改革相一致。中國鋼鐵業和制鋁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只有在公平的沒有政府補貼的競爭環境下，讓那些效率低下的虧損企業退出市場，才能最後解決。如果全面打破行政性壟斷和取消政府補貼，就不僅是解決鋼鐵業和制鋁業的產能過剩問題，而且會帶來宏觀層次的顯著的經濟加速。我曾估計過，如果國有企業的實際虧損降為零，按2013年國有企業（金融類和非金融類）凈資產52兆元估計，也會增加3.3個百分點的GDP增長速度。
同樣，保證數據的自由流動，對中國也是有好處的。中國政府關注網絡安全，強調國家的網絡主權無疑是對的。然而，由於《網絡安全法》缺少對網絡管理部門的有效約束，它們擴張自己的權力，實際上削弱和侵犯了《憲法》第三十五條，並大大壓縮了正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數據空間。如在與政治完全無關的學術、商業和生活領域，如果不用VPN，學者不能接通境外的學術網站，如谷歌學術；旅遊者不能正常使用谷歌地圖，不能正常使用境外的商業網站，如amazon, airbnb；甚至不能登錄外國駐中國使館的網站。更不用說，不受約束的網絡管制，實際上壓制了對政府部門的批評和對腐敗的揭露，顯然也對中國社會造成深刻的傷害。這也會影響到在中國境內的外國居民或企業，使他們不能正常地生活和開展工作。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要「依憲治國」，包含著保證公民的憲法權利。這首先要保證憲法第三十五條的權利。中國的《網絡安全法》也規定，「國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使用網絡的權利，……，保障網絡訊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動。」實際上，近來中國政府也在這一方面做了調整。據我的經驗，不少過去不太好使用的境外網站變得好用了。包括谷歌地圖，谷歌翻譯，amazon, airbnb，一些學術網站，CNN等西方國家的電視網站，等等。這表明中國政府越來越清楚，用防火牆限制數據的流動除了給中國帶來巨大損害外，在訊息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也不能達到他們預想的目的。中國的憲法和法律，以及中國政府近來的調整，與美國要求的數據自由流動沒有太大差距。總體而言，數據的自由流動甚至比貿易自由還要重要，觀念不受阻礙的交換會使中國更充分地激發技術和制度的創新。
關於市場自由進入的問題，情況稍微複雜一些。電信和銀行本來就是行政性壟斷的產業，所以首先的任務是打破行政性壟斷，向民營企業開放市場。這也是中國政府近年來的改革目標。中共「十九大」除了提出要「打破行政性壟斷」以外，還提出「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支持民營企業發展，……」2018年，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已全面實施。在負面清單中，沒有對商業銀行和電信基礎業務的進入限制，因而是所有市場主體，包括中國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都可以進入的。劉鶴先生也在達沃斯論壇強調，中國政府今年會很快落實金融業的對外開放。但負面清單中確實有對電影業進入的限制，這主要是從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正是這種考慮，妨礙了中國電影作為一種藝術門類的發展，缺乏國際競爭力。如果放開管制，中國電影業顯然會在中國市場中佔有優勢，也不會害怕來自好萊塢的競爭。
近來對所謂「中美貿易戰」的評論，多關注「戰」的方面。回顧一下中國加入WTO之前，以及WTO談判，更好的作法是「化戰為談」。國家間貿易利益的衝突通過談判，其實會導致一個更好的制度均衡，達到雙贏結果。WTO規則要求中國降低關稅、開放國內市場，當初中國人普遍以為狼來了，中國企業競爭不過外國企業。結果卻是，由於中國藉助於加入WTO推進了國內的市場化改革，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被煥發出來，中國企業在國內市場大獲全勝，又在國際貿易中持續高額順差。外國企業也因中國巨大市場的擴展而獲益。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持續40年的中國奇蹟，也使中國更為自信。面對美國的壓力，中國政府做出的對稱回應是謹慎的。藉此機會進一步推動國內的市場化改革，放開國內市場，則更為重要，也同時消除了美國發起貿易戰的「借口」。而這一舉措，顯然比當初加入WTO的風險小得多。
如果中國革除掉那些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的陋規和作法，如取消補貼和打破壟斷，結果將會怎樣呢？中國經濟將有一個更快的發展，並且更具有國際競爭力。那麼，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會減少嗎？不會，只會增加。這是因為，國有企業雖然獲得了政府補貼和低價資源，但它們的效率更低，平均成本仍然高於沒有政府補貼的民營企業。例如2016年在中國鋁業公司虧損的情況下，同為制鋁企業的中國宏橋集團股東凈利潤約為51億元。在鋼鐵業，2016年前三季度，民營企業銷售利潤率為3%，明顯高於1.73%的行業平均水平。而若打破行政性壟斷，如打破銀行壟斷，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差還會放窄0.5~1個百分點；打破石油壟斷，稅前汽油零售價格會降低21%（據2015年數據）；這都會降低整個經濟的資源成本。因而，如果中國政府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國有企業從此逐漸從產業中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更有效率的中國民營企業，加之享有更低的資源成本，它們會在國際貿易中更有競爭優勢，從而有可能擴大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這樣一來，不就與特朗普減少1000億美元貿易逆差的目標相悖了嗎？其實，我們要牢記，特朗普就是一個商人，叫高價是他的習慣策略。前面也說過，他是說給選民聽的，他並不真的要達到這個目標。而且，實際上，保持一定水平的貿易逆差對美國是有好處的。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更廣義地看，如果把美元也看作是一種商品的話，美國沒有逆差。實際上，美元還是一種利潤率最高的商品。據說印製一張一百元的美元鈔票的成本是四美分，剩下的就是所謂「鑄幣稅」。更何況，在更多的情況下，大量貿易不需要現金，只是表現在帳戶上的數字，其鑄幣稅的比率更高。雖然為了保證整個貨幣體系的運轉，美國還需要其它配套設施，如安全和信用的保障，成本最高也不過20%吧。沒有一種商品能夠賺到80%的利潤率的。這難道不是一筆划得來的生意嗎？
當然，這種收入只是美國政府的收入，並不是民間企業的收入。不過，要想把這筆鑄幣稅收入向民間轉移並不難，只要降低稅率即可。其效果，可不只是減少了企業的稅負所對應的美元數量，而會帶來刺激民間投資、甚至國外企業投資的宏觀結果。特朗普政府前些日子的減稅改革獲得顯然效果，就已經說明問題。不少美國企業，如蘋果，以及外國企業，如豐田，已經表示要在美國進行大的投資。有投資，就有就業，這不就是「將工作帶回美國」的更好方法嗎？
只是將大量鑄幣稅的收益直接向民間轉讓，會與特朗普的另一個目標有些衝突，這就是加強美國的軍備。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美國的國防開支主要依賴於鑄幣稅收入。2016年，美國的人均國防開支1892美元，遠遠高於其它國家的平均水平151美元。美國軍費開支超過世界其它國家人均水平的部分，約5623億美元，我稱之為「帝國成本」。根據多年的數據，這部分基本上是由美國通過貿易逆差「出售」美元的鑄幣稅。然而出售的美元就是外國人對美國的債權，雖然他們可以用於與非美國人的交易，但還是有一定限度，所以正常的循環是外國人再用貿易賺取的美元購買美國的資產。因而我們看到，美國的貿易逆差與資本順差幾乎就是以X軸為中心線的對稱圖形。見下圖。也就是說，通過資本流入，美國又把通過貿易逆差流出的美元收回來，以保持美元在世界分布的均衡。
自從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後，美國金融資產的信譽大降，資本流入明顯減少，貿易逆差也同趨勢地減少。貿易逆差與資本順差的對稱原因，也許需要一篇博士論文來解釋，這裡按下不表。貿易逆差減少，美國鑄幣稅收入也相應減少，就不能充分滿足軍費預算之所需。如下圖。在2008年以前，資本項目順差多於美國的軍費預算，而在這之後，則低于軍費預算。這就給美國的財政帶來壓力。這就是奧巴馬總統時期，美國在全球戰略收縮的財政原因。
簡單地說，既然美國的國家收入很大一部分來自鑄幣稅，而貿易逆差就是在出售美元，則貿易逆差較大時，美國的財政情況就較好；貿易逆差較小時，財政情況就較差。見下圖。美國的財政赤字幾乎與貿易逆差對稱地反向而動。在下圖中，2006年貿易逆差最大時，財政盈餘也是最大的；2009年貿易逆差最小時，財政赤字也是最大。因而從美國財政角度看，一定規模的貿易逆差是件好事。
而在美國的財政支出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軍費開支。在美國的稅收和鑄幣稅受到經濟環境和國際貿易約束而減少的情況下，受影響最大的就是軍費預算。因而，特朗普的壓縮貿易逆差的目標與擴張美國軍備的目標是矛盾的。保持適當大的貿易逆差有助於保留美國的強大軍備，但如果將貿易逆差帶來的鑄幣稅收入通過減稅轉移到民間，也會限制美國軍備的擴充。不過要注意的是，擴充軍備或軍備競賽並不見得有利於美國。而如果把貿易逆差帶來的鑄幣稅收入用於減稅，也許是一件真正有利於美國的事情。這是因為，國防預算有一個恰當的規模，其目的應該是保衛本國的領土和利益。如果過多，就會扭曲該國的行為。
如果軍隊過於強大，就會輕易訴諸戰爭解決問題。美國政治制度的缺陷，就是不能約束對外的國家行為，大多數情況下，往往只以當下成本收益為標準，更經常出現誤判。所以二戰以後，美國在國際問題上，尤其是在戰爭問題上屢犯錯誤。據說在出兵越南時，全美國只有三個人懂得越南。伊拉克戰爭，則以數十萬伊拉克人的生命和4500美國軍人的生命代價，卻沒有發現借口出師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的中東戰略就是一個不斷地解決它所創造的問題的戰略，幾十年來中東不得安寧，並且還擾動了歐洲。為了對抗伊朗，美國扶持了薩達姆；為了對抗蘇聯，美國扶持了本•拉登；為了對抗阿薩德，美國又扶持了「伊斯蘭國」。所有這些美國扶持的力量，後來又都成了美國的敵人。也許正是因為有過多的軍費，才使錯誤得以實施。因而，美國的國際安全問題不是軍費太少了，而是軍費太多了。
軍費太多，是軍工利益集團在美國政治結構中的作用所致；而這個集團，也是依賴於過多軍費才生存和發展。正是五角大樓－軍工集團－軍工地區鐵三角的存在，才使美國政治結構偏向於製造緊張局勢和運用武力的國際決策。本來冷戰結束後美國軍費開支在逐漸減少，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爆發和持續，又在常規軍費之上增加了每年數百億多則1800億美元的「海外應急軍事行動」費用。因而削減軍費，就是在削弱一個以美國整體利益為代價的坐收戰爭之利的利益集團，也就是在削減進一步的軍費需求。美國真正的利益，是回歸到平衡的國際戰略上來，減少在國際戰略上的錯誤；同時與世界各大國聯手進行裁軍，創建一個世界永久和平的前景。將減少的軍費用於減稅，提高美國企業的競爭力，則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
因此，如果中國繼續進行市場化改革，與美國進行更為公平的貿易，中國的貿易順差將會更大；如果美國能在與中國的公平貿易中保持相當規模的貿易逆差，並將鑄幣稅收入用於減稅，而不是軍費，美國的投資將會增長，就業將會增加；如果中國的資本受到低稅率的吸引投資於美國，如果美國的資本進入更為開放的中國市場，中美之間的經濟關係將會更為緊密，她們之間就更不會成為軍事對手。從長遠看，美國的產業將會受益於低稅率而保持更強的競爭力，從而使國際貿易的逆差減少，而那時，中國的國內市場將成為明顯大於美國的市場，成為美國企業的主要海外市場。而中國，金融、電信等服務業在經歷競爭的磨練後將更為成熟，人民幣將更有信用，也會使中國逐漸平穩地向低貿易順差以致貿易平衡的經濟模式轉變。將這就是一個雙贏的前景。
這有政治可行性嗎？有那麼一點兒。應該明白，特朗普威脅要進一步對10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提高關稅，以及中國對等的回應，都是叫價。叫高價只是實現心中底價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特朗普的目的是要中國開放更大的市場。而如前所述，中國政府早已確定了保護知識產權、打破行政性壟斷、維護公平競爭和繼續對外開放的戰略方針，並就公平市場準入出台了具體的規則和政策。中國政府只需加快這一步伐、或抓緊落實若干具體案例，就能讓特朗普臉上有光，而又可表明這些舉措並非迫於美國壓力，而是早有考慮和動作。如果這一判斷為真，則特朗普在發起貿易戰之初就勝券在握，一個更大的中國市場將會展現在美國企業面前。特朗普也知道，軍費預算與減稅與間的替代關係，但他明確地推動了減稅，而想方設法地減少軍費，如要求日本承擔更多駐日美軍的軍費，要求很快從阿富汗撤軍，說明他認為減稅優於強軍。如果雙方都清楚這些經濟和政治利益，談判就不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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