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創新+併購 企業競爭力不敗
2016-04-06 04:06 經濟日報 記者潘姿羽整理
台灣經濟成長率去年不保一、今年不保二，各界都很關注景氣何時才能落底反彈、反彈的速度快或慢。但當前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有我國電子業的競爭地位，並讓企業以及政府善用「併購」這項利器，來維持我國技術領先優勢。
國發會日前公布2月景氣燈號續亮藍燈，已創下連九藍、追上金融海嘯時期的紀錄。但外銷訂單、出口等經濟數據的衰退幅度均有縮小，可以預期我國經濟情勢應會在第2季回穩，只是接下來要如何繼續創造競爭優勢，是當前重要的經濟課題。
台灣經濟成長低迷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紅色供應鏈對我國的威脅加劇；以前台灣和中國是上下游的合作關係，尤其電子業最明顯，台灣製造關鍵零組件、中國製造普通零組件，中國處於老弟的位置，現在中國電子業已經發展起來，可以製作部分的關鍵零組件，台灣的訂單就少了，中國變成要來跟我們搶大哥的位置。
雖然中國已發展起部分關鍵技術，值得慶幸的是，整體來說中國的技術成熟度仍落後台灣，接下來要看台灣是否能持續保有技術領先地位，就看自己爭不爭氣。
要維持競爭優勢有兩大要件，一是研發創新、一是透過併購來取得新的技術、資源；相較於自己埋頭研發，併購是比較快的方式。像最近鴻夏戀談成，鴻海在關鍵技術的領域就可以獲得更大的發展性，這點是台灣現在必須妥善利用、抓住的機會。
台灣過去長期都是單打獨鬥、什麼都自己做，但現在已不講價值鏈，而是生態體系。因此我們要學會用併購來維持技術優勢，甚至創造更大的產值、創新；這點不只是企業必須改變心態，政府機關也要跟上時代、改變作法，在法規解釋或產業政策訂定上，都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台灣市場，而是放眼全球。
舉例來說，很多企業已經不再只著重國內市場，而是走出台灣，尋求更多的通路、更大的市場與商機；若要透過併購、結合的方式來拓展版圖，政府機關如公平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此時產品市場的界定就不應該侷限在台灣，而是擴及全球；否則若持續把產品市場放在台灣，考量對國內市占率、市場競爭的影響，可能錯失結合帶來的技術提升、對整體經濟正面效益。
若我國能夠從併購獲取新的產業技術、動能，對於增加投資也有幫助。我國去年超額儲蓄高達2.4兆元，這代表市場游資過多、找不到出路，過去幾年就是因為市場資金過多，卻沒有明確投資標的，證所稅又抑制證券市場發展，造成許多資金跑到房市、房價飆高的惡果。
總而言之，當前經濟低迷的改善之道，除了創新之外，還要有好的投資環境，才能有正向循環，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提高薪資。面對新的經濟環境，企業應思考如何轉型、維持競爭力，政府則必須思考如何改善投資環境、還可以投入哪些基礎建設，讓政府投資成為經濟成長的引擎之一。
（本文由中研院院士胡勝正口述）
陳冲：兩岸速簽換匯協議
2016-04-06 03:46 經濟日報 記者邱金蘭／台北報導
總統府資政、東吳大學講座教授陳冲表示，可預見的未來，人民幣離岸中心可能有四到五個，台灣跟香港一樣都是自然形成的中心，不應缺席，兩岸應設法簽署換匯協議（SWAP），並讓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與服貿脫鉤，以利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
國際貨幣基金（IMF）去年底決定讓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並於今年10月1日正式納入，人民幣做為國際準備貨幣之一，未來必然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包括維持幣值穩定、推動人民幣投融資等。隨人民幣國際化腳步，台灣要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更應藉大陸願意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時，積極與大陸簽署SWAP。
陳冲曾任行政院長，學養深厚，對兩岸三地經濟金融往來有長期深入的觀察，他應邀出席4月20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兩岸及香港《經濟日報》財經高峰論壇貴賓致詞，並將在上午場發表「兩岸及香港經濟金融合作契機」主題演講。
陳冲受訪時指出，大陸已跟多國簽SWAP，這已不是技術問題，也不是政策考量問題。台灣人民幣存款已有人民幣3,000多億元，要發展人民幣商品，都有必要與對岸簽署SWAP。
他表示，2009年兩岸簽訂金融合作協議，當年11月，金管會完成銀行、保險、證券三項監理合作備忘錄（MOU），奠定兩岸金融交流的基礎，2012年兩岸簽署貨幣清算協議，國內開始承作人民幣業務，目前就差換匯協議尚未簽訂。人民幣資產比台灣少的國家都簽了，台灣可以努力一下，以免錯失躋身人民幣離岸中心機會。
除此，大陸也相繼提供很多國家RQFII額度，就像是個禮盒，搭配換匯，逐一送出，大陸原本允諾對台提供的人民幣1,000億元RQFII，也應設法與服貿脫鉤。
目前台灣只有簡單的人民幣商品，到香港去看會發現商品很多，短、中、長期都有，有不同法人、自然人參與，人民幣商品要多樣化跟SWAP、RQFII都有關，這些都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要件。
從兩岸雙邊貿易量、地理關係及人民幣資產等條件來看，台灣很有潛力做為人民幣離岸中心。
去年大陸又擴大與英國SWAP規模，英國人民幣存款沒有台灣多，但台灣在離岸中心競逐上已屬落後態勢。陳冲說，可預見未來，成功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可能會有四到五個，台灣的條件僅次香港，不像新加坡、倫敦，多少有人工打造的斧鑿，我們跟香港是自然形成，若失去很可惜。
經濟／監督兩岸協議：開黑箱或關黑牢
2016-04-06 02:32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民進黨已通過黨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即將送立法院並付委審查。這部被民進黨立委稱為「史上最強」對行政部門監督的法案，目的是在防止重蹈「兩岸服貿協議」黑箱談判的弊病，但過於嚴格的立法監督亦可能讓未來兩岸協議寸步難移，形同關進黑牢。是以，各界有必要針對相關問題作更深入廣泛的探討，以促使立法的周延性。
從政治面來看，民進黨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不再堅持「兩國」的名稱，而改以「兩岸」為名，雖未針對「兩岸」再作明確定義，但現行「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一般通稱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定位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補充立法，等同默認「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的「一國兩區」憲法定位，很顯然這是基於兩岸政治現實的考量，也化解了兩岸間的政治地雷，這樣的轉向應予肯定。
民進黨版監督條例被稱為「史上最強」，是因為將兩岸協議監督區分為「談判前」、「談判中」和「談判後」三階段，每一階段都採高度監督設計，例如：在確定協商議題後，陸委會與權責單位須舉行公聽會，並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在擬定「談判計畫」後，向立法院報告備詢；在協議談判達成初步共識後，行政院須向立法院提出協議草案，經立院同意後才能簽署，或依立院修正意見繼續談判；在協議簽署後，協議文本須再送立法院逐條審查，雖採全案表決，但立委仍可作附加條件的決定。
如此嚴格的監督程序，可以說是國會自主意識高漲下的產物；民進黨雖在監督條例名稱上作出妥協，但在監督程序上則是向時代力量及民間版靠攏，換句話說，以往兩岸協議由行政部門全權主導的時代已經過去，立法權已凌駕行政權，成為主導兩岸協議的最大力量。這樣的改變可能引發的政治效應，必須審慎評估。
首先，涉外談判及兩岸政策原本是總統權限，兩岸協議又是推動兩岸政策的核心，現在因立法院嚴格監督，行政權限固受到節制，不致重蹈黑箱服貿覆轍，但立法權若過度膨脹，也可能讓總統推動兩岸政策應保持的高度和彈性，受到大幅限縮，其對兩岸關係發展有極大的影響。
其次，高強度的事前監督，和國際談判慣例有很大落差，尤其是協議經談判完成後，協議草案及文本須經國會先同意才能簽署，雖說是避免重蹈服貿協議前車之鑑，但簽署前須先經國會同意，似又矯枉過正，限縮行政部門的談判空間及策略運用，且如對岸以不符國際談判慣例為由，拒絕配合，也可能讓雙方已談好的協議胎死腹中。
就以「兩岸貨貿協議」為例，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在3月初表態，貨貿協議已經談完，無法簽署是卡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雖然馬政府趕忙否認，但研判陸方主觀認為貨貿協議可以談的已經談完，可以讓利的也都讓了，故沒有繼續再談的必要，既然對岸態度如此，未來監督條例如在立法院通過，新政府依法補正程序，並要求全面重開談判，北京是否願意重談，將成最大變數。
服貿協議問題更複雜，依新法或可不溯既往，但在目前這種政治氛圍下，民進黨敢強渡關山，照原案通過嗎？準閣揆林全說貨貿比服貿重要，可以先處理，很多專家學者也有同樣看法；但北京當局似乎將服貿協議能否通過作為兩岸關係指標，服貿過關，貨貿才有簽署的可能。果真如此，服貿、貨貿兩協議可能繼續拖延，如被關入黑牢，難見天日。
所幸，現在是民進黨完全執政，未來行政和立法兩部門應充分磋商，讓監督條例的立法和實際運作不致脫離兩岸現實，才能確保在開啟黑箱後，不致將兩岸協議關入黑牢，這也是我們對新政府的期待。
中國勞動大軍將為全球消費貢獻12%
2016年04月06日 英國《金融時報》 史蒂夫•約翰遜
到2030年，全世界城市地區每1美元的支出中，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貢獻12美分。他們將像西方嬰兒潮一代在其年富力強時期那樣，重塑全球經濟。
咨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旗下研究機構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的數據顯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年消費額將從2015年的2.5萬億美元上升至2030年的6.7萬億美元，翻一番還多。
“與相同年齡段的前幾代人相比，這一代中國消費者更加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更願意將收入中的更大一部分用作支出。”
MGI表示：“這些消費者現在正達到這樣一個收入門檻，在這一階段，服務方面的支出將迅速增長。”
雖然中國長期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但麥肯錫預測，到2030年，中國15至59歲年齡段的人口將從5.21億增至6.28億。
然而，這些勞動人口不斷增加的收入將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中國城市月收入2100美元以上的勞動年齡家庭所占的比例預計將從2010年的4%升至2030年的54%。
由此，麥肯錫認為，中國城市勞動年齡人口人均消費的年均復合增長率將達到5.4%，使得人均支出從4800美元升至2030年的1.07萬美元。
即便這成為事實，這一人均消費水平與西方相比仍相形見絀。麥肯錫預測，北美勞動年齡人口的人均消費將從去年的3.9萬美元提升至2030年的4.8萬美元，而發達國家60歲以上人口的人均支出水平還要高一些，約為4.9萬美元。
然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龐大規模將擴大其消費增長的影響。相比之下，到2030年，北美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將只有1.91億，發達國家老齡人口將達到2.22億。
如圖一所示，麥肯錫預測，到203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為全球城市消費增長貢獻18%，中國60歲以上人口也將貢獻10%。（麥肯錫似乎格外關註城市消費而忽視整體消費，但這影響不大，因為據它估計，從現在到2030年，“城市”地區的支出將占全球消費增長的91%。）
MGI負責人之一理查德•多布斯(Richard Dobbs)說，歐洲經常被討論的“千禧一代”（1985年至2000年間出生的人口）將在截至2030年的全球消費增長中貢獻不到2%。他認為“營銷人員和廣告購買者對青春的美化渲染是過去的殘餘”。
這份分析報告部分基於對1萬名中國消費者的採訪以及對25個國家的2.2萬消費者的獨立調查。報告認為，中國人將開始擺脫作為厭惡風險的儲蓄者的名聲。
年齡在18到54歲的中國消費者對麥肯錫表示，如果他們的收入在未來12個月能提高10%，他們將花掉其中的43%。西歐和日本的這一比例為31%至32%，北美為20%。傳統上大手大腳的北美居民表示，他們將把其中的39%存起來，41%用來償還債務。
隨著中國消費者開始縮小與更富裕的西方消費者之間的支出差距，他們的消費模式也可能隨之改變。
如圖二所示，即使對於中國中產階級勞動者來說，在食物上的花費也占據了將近一半的支出。只有11%的消費支出是用於外出就餐和娛樂，7%用於住房和水電雜費。
相比之下，美國勞動人口（或者至少25-34歲年齡段人口）將近一半的支出用於住房和水電雜費，四分之一的支出用於外出就餐和娛樂。僅有13%的支出用於購買食物。
發達國家60歲以上群體的支出結構與美國千禧一代有著驚人的相似，只不過他們在住房和水電費上的支出少一點，在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支出稍多一點。
隨著中國勞動人口逐漸變得更加富裕，認為他們的消費模式將被重塑並逐漸復制現在發達國家的消費模式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西方並未忽視這一趨勢。麥當勞(McDonald)上周宣佈計劃未來五年在中國開設1250家新店，目前麥當勞在中國擁有2000家餐廳。
然而，中國消費者領先於很多西方消費者的地方在於他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麥肯錫表示，在中國20歲年齡層的群體中，教育占總支出的比例達到一半，相比之下美國該群體的教育支出占比不足四分之一。
如果麥肯錫預測沒錯的話，這種差異還可能進一步擴大。麥肯錫預計，到2030年，30歲以下群體的教育支出將占到中國整體消費增長的12.5%，僅次於瑞典預計將達到的12.6%。預計瑞典該年齡群體將把教育放在最優先的位置上。
如圖三所示，其他多數主要國家教育支出對消費增長的貢獻預計會遜色許多，無論是美國和日本之類的國家（目前兩國平均對每個孩子的教育支出是中國的四至五倍），還是尼日利亞和印度（平均對每個孩子的教育支出約為中國的七分之一）。
“最引人註目的消費模式之一是中國消費者把收入中的很大比例用作教育支出，”麥肯錫稱，“值得註意的是，公共和私人教育支出都在增加，二者對消費增長的貢獻幾乎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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