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球名家瞭望／馬克宏經濟學 歐洲新希望
2018-01-19 04:51經濟日報 編譯廖玉玲
■卡列茲基
日前在一場經濟學會議上，我提出一個問題。金融危機後經濟陷入「失去的十年」，我們本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避免？與會者提出許多本可以改善產能增長、就業、金融穩定和收入分配的政策例子。
這讓我開始思考我最感興趣的問題：既然有用的思想如此豐富，為何或許能夠改善經濟環境、紓解公共怨恨的政策，自危機以來幾乎沒有落實？
第一個障礙便是市場基本教派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自1980年代初以來，市場永遠是對的、政府幹預永遠是錯的思想一直主宰政治，但也帶來危險的智識謬誤：金融市場永遠是理性而有效的；央行只須關注通膨目標，無須兼顧金融穩定和就業；財政政策唯一的合理作用是平衡預算，而非穩定經濟成長。即使在2007年後這些謬誤令基本教派經濟學顏面掃地，但市場基本教義派政治學仍大行其道，阻止人們對危機採取充分的政策反應。
市場基本教派主義不僅成學術主流，強大的政治利益更驅動1970年代的經濟學革命。這派人宣稱，政府的經濟幹預幾乎總是適得其反，已成所謂的科學證據，財富和權力分配的巨大轉變因此變得合理化，財富從勞工流向金融資本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權力從勞工組織轉進企業利益團體的手中。
但是，正如凱因斯主義因為1970年代的通膨危機由盛轉衰，市場基本教派主義也因為2007年的通縮危機而充分暴露出自己的矛盾。
市場基本教義派的一個具體矛盾，則可說明薪資停滯和近來民粹主義情緒復燃的另一個原因。經濟學家認為，自由貿易和鬆綁監管等增加國民所得的政策，永遠對社會有利，至於增加的收入如何分配則不是重點，反正獲得更高收入的人永遠可以補償輸家。因此，一切增加總收入的政策，都必然對社會有益，因為一些人會變得更富有，其他人也沒有變得更糟。
但經濟學家在理論上所保證的補償最後並未出現會如何？如果市場基本派主義政治明確禁止收入再分配，或者禁止補償因自由貿易和勞力市場「靈活性」而蒙受損失者又會如何？這時不論是提高貿易、勞力市場或國內生產競爭的政策，可能反而幹擾社會、擾亂政治。
這凸顯2007年以來經濟政策失靈的另一個原因。政府不幹預的主導思維，自然而然加劇了全球化和技術輸家對變化的抵制，也對在經濟改革的順序安排上造成難以解決的問題。要想成功，必須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政策多管齊下，而且按照合理、互相強化的順序進行。但如果市場基本教義派阻撓擴張性總經政策、阻止稅收或公共支出重分配，那麼反對貿易、勞力市場和退休金改革的民粹勢力必然加劇。如果民粹主義者的反對導致結構性改革無從下手，也將刺激保守勢力反對擴張性的總經主義。
假設充分就業和再分配的「進步主義」經濟學，能與提倡自由貿易和勞動市場自由化的「保守主義」經濟學相結合，那總體經濟和結構性政策都將更容易在政治上得到論證，成功的可能性也會大大提高。
歐洲是否馬上就要迎來這一局面？法國總統馬克宏最後能勝出，就是歸功於他將「右翼」的勞動力改革和「左翼」的鬆綁財政和貨幣條件結合在一起，而且也受到德國和歐盟的支持。
如果結合保守主義結構政策和進步主義總體經濟學的「馬克宏經濟學」成功取代市場基本教派主義，那麼經濟停滯的十年可能很快就會結束，至少對歐洲是如此。
（作者Anatole Kaletsky是龍洲經訊首席經濟學家、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
稅改...哪來的自信與勇氣？
2018-01-17 00:39經濟日報 陳國樑
立法院臨時會要討論稅改法案了。政院版草案與三個黨團版本共四案，如何整合？抑或又挾國會席次優勢、按政院版草案強行表決通過？考驗主政為國者的政治智慧。
讓人詫異與不解的是，政院版草案中，調高外資股利所得扣繳率1個百分點，於去年12月29日「悄悄地」以行政命令發布，1月1日施行，明顯「偷跑」。行政部門一邊高喊整體配套、另一邊卻撿著能改先做，試問接下來如何能堅持「一籃子改革」的訴求？再就程式言，林全前院長要求各機關，訂定、修正及廢止法規命令，必須有60日預告期，是否隨其人退位而成具文？
筆者忝為稅改委託研究主持人之一，面對如此進度，感嘆良多。規劃初時，川普尚未當選美國總統，研究團隊始終排除「川普稅改」可能帶來的影響。然今川普稅改已成定局，但擱淺於立法程式的稅改討論，也並沒有考量川普稅改衝擊。
川普稅改屬促進成長、創造就業的改革設計。欲達目的，一方面須使其國內企業將減稅利益用於投資、或經由消費擴張來拉抬總體經濟；另一方面，則冀求「磁吸」國際資金、累積資本，積蓄經濟動能。在直接影響上，我國與美國向來非處於相互競爭資本的對立情勢，川普稅改不至於產生太大的直接衝擊。縱然國內有跨國企業宣佈擴大在美投資，應屬整體國際佈局的考量；「樂隊花車」效應（bandwagon effect）實大過於對川普降稅的期待。川普稅改對我衝擊真正令人擔心的是間接造成的影響，也就是其啟動新一波的國際租稅競爭，各國爭相降稅後，逼使台灣考慮跟進降稅。
外界常將「租稅競爭」與「租稅競爭力」混為一談。「租稅競爭力」較具積極、正面性，一般指經由稅制設計，消弭或減輕租稅所造成的資源配置不效率、或經由降低稅制的稽徵與順從成本，俾使整體經濟環境，相較其他國家或地區，對於工作與投資等誘因更為友善。至於「租稅競爭」，國際間則是避之猶恐不及，一般指以吸引投資或擴大稅基為名，實際上只是稅率調降的惡性競賽，結果往往是玉石俱焚。
國際租稅競爭討論時最常引用的數字，莫過於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的平均公司所得稅率。此一數字（加計地方政府公司所得稅），自1981年的47.5%，下跌至2016年的24.66%，幾近腰斬。
然自OECD於1998年5月首次做成《有害租稅競爭》報告書以來，OECD會員國、歐盟國家與美國，在抑止租稅競爭的各自做法與國際合作上，頗有建樹。國際租稅競爭的正負因素形成拉鋸。尤其數十年來，美國與日本兩國的高公司所得稅率，一直是稅率調降趨勢下的有效支撐。但日本的公司所得稅率自2012年起，已由以往的40.69%逐步調降至目前的30.86%。而今川普稅改十年1.5兆美元的減稅規模，更一口氣將美國聯邦公司所得稅由多級、最高35%的稅率結構，調降至單一21%稅率，引爆新一波國際租稅競爭已是必然。
長久以來，我國錯誤的「減稅救經濟」思維，已竭盡降稅空間。世界各國，包括中國，臨淵履薄的研商如何面對山雨欲來的新一波租稅競爭，財部千篇一律地搬出「洽簽租稅協定」與「優化稅制」兩帖萬用膏藥。前者不見規劃與進度；後者則是在已然缺乏動能的當前經濟局勢下，自縛於減稅利益給個人股東的窠臼、還逆勢而為地提高營所稅率與外資股利所得扣繳率，不知打哪來的自信與勇氣？
（作者是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副教授）
新自由主義2.0成為美國及世界經濟新詛咒
更新於2018年1月18日 07:10 波蘭前副總理 格澤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
波蘭前副總理科勒德克：新自由主義仍未被擊敗，並給美國經濟帶來新詛咒，而其他國家和民眾也會為此付出代價。
新自由主義引起廣泛的金融、經濟危機，並隨之帶來社會及政治的危機。在此之後，在許多人眼裡，它似乎即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儘管在世界上不少政治仍不穩定的國家和地區，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正在崛起並取代過去曾被有效實施的新自由主義，但我們沒有理由慶祝這波日漸抬頭的風氣。而且奇怪的是，在這些案例中更常出現右翼而非左翼的力量。
你不能以邪惡對抗邪惡，正如謬論不能說服另一謬論。因此，當新自由主義正在給復甦的民族主義讓路時，很難找到值得慶祝的理由。比起前者，後者已經盡了更大的努力以提供新的東西，一些進步的、具有社會吸引力的政策觀點，以取代新自由主義之下有害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及其有缺陷的經濟政策。無疑，一種新的實用主義正是這樣的主張。不過，這波浪潮還遠未達到瀰漫的程度。
為了少數而犧牲多數
當前，距離那場2008-2009年從美國、英國蔓延到全球的經濟危機已經過去了近十年，業內人士幾乎一致認為，新自由主義正是那場危機的根本原因。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經濟學派，也是一種經濟政策，一種依靠自由、自由選擇、民主、私有制、企業家精神和競爭等關鍵因素的自由主義理念，並偏向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來使少數人富裕的經濟政策。新自由主義的目標被經濟的去管制化進一步推動，在21世紀之交，這種趨勢通過一波近乎荒謬的經濟金融化以及對富裕階層有利的財產重分配，將全世界的勞工放到了相對資本而言的劣勢地位。
此外，1986年，美國在雷根總統任期內那場臭名昭著的稅收改革也是幕後幫凶。1979年，當雷根還在競選總統的時候，美國的平均時薪是18.78美元（按2008年匯率折算）。到了2008年，也就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這一數字居然低於1979年的水準，只有18.52美元。這些年間的重大勞動效率增長的果實到哪去了？國民收入增長又到哪去了？很遺憾，作為新自由主義實踐的結果，這些本應屬於大多數人的果實都進入了少數人的口袋。還有很多事實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例如，在1970~2010年間，利潤佔GDP的比重上升了將近10%，因為工資的比重從超過53%下降到低於44%。
三十年來，從1979年到危機之前的2007年，收入水準前1%的美國富人的凈收入增長超過了約280%，而美國社會最窮的20%則僅僅增長了20%，也就是說，社會大眾幾乎每年都對這種收入增長「無感」。後來，收入不平等仍然持續擴大，目前幾乎在所有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已經達到最嚴重的程度。最常用來衡量貧富差距的方法是基尼係數，這一係數在0~1，理論上，0代表著社會上的每個人拿到同樣的收入，也就是絕對平等。而1代表著有一個人拿到了社會的全部收入，也就是最大程度的不平等。目前美國的基尼係數是0.4，而波蘭只有0.3，更平等的丹麥則只在0.25左右波動。
人們先發脾氣，進而佔領街道
很明確的是，日增的收入不平等和擴大的社會排外趨勢導致了人們的憤怒，並迫使他們走上街道，甚至佔領了那條著名的華爾街。而由於一些政治精英、媒體表現出令人氣憤的漠不關心，加之所謂「著名經濟學家」們的推波助瀾，局勢進一步惡化。政治和媒體精英們試圖將問題歸咎於技術革命和全球化等客觀的進程，他們技術嫻熟地將民眾憤怒的焦點向外轉移，轉向其他國家和外來移民，像是中國、墨西哥或穆斯林國家和中東歐國家。照此邏輯，在不可逆轉的全球化之下，再加上一部分原因被歸結為每個人自己的成就，於是這種不平等的結果看起來無可責備。
精英們的這種行為帶來了新一波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和排外、反全球化情緒。為這一現象下一些正確的結論是很值得做的，但遺憾的是，我們還沒看到這些努力。至少最近一次經濟危機的始作俑者、目前仍是世界最強經濟體的美國，還沒有看到這種積極的反思。
事實上，在特朗普上臺的這一年，一個比雷根時代釀成的錯誤更加嚴重的問題已經造成。這一次的飛蛾撲火是在近年來的危機之後再次發生，人們本應有一些後見之明，包括那些新自由主義者。不幸的是，這一次，新自由主義標誌性的貪婪與民粹主義的天真一拍即合，兩種特點在當前白宮的主人身上合二為一，造成一種不太符合正常邏輯的現象：儘管人不能踏進一條相同的河流兩次，但無論如何要踏進一灘相同的沼澤兩次。而美國人急著在國會通過減稅法案正是這種路徑的延續。我認為這個法案的通過很匆忙、急迫，是因為共和黨為了打敗民主黨的反對而選擇在晚上投票，甚至通過收買黨內的參議院以獲取明顯的特定讓步。當然，也因為法案仍需在眾議院再次投票表決，所以共和黨若想讓今年有個拿得出手的立法成果，則不得不在聖誕之前與時間賽跑。
當共和黨人正在高調宣傳他們的勝利時，特朗普總統正在推特上呼喊「工作，工作，工作！」，他還寫到：「這真是一個結果會自己說明一切的法案，很快就會證明。」民主黨人全體一致地抗議這項稅改政策，將法案形容為「強奪」或「欺騙」。好吧，也許這不能稱為搶劫，因為整個過程都是在法律框架之內完成，也沒有違憲，但這確實像是一場欺詐。
這一切的重點何在？
人們能察覺這一切，因為只有27%的美國人支持這項新法案，反對者卻高達52%。民眾依靠他們自己的眼光就能看清，同時，他們更信任無黨派立場的權威提出的實用的主張，而不是那些因新自由主義的遊說而變得腐敗、帶有親政府偏見的專家和經濟學家們。
當後者宣稱公司所得稅的下調會帶來大幅經濟增長加速時，一些獨立的研究機構（包括部分政府研究機構）的研究表明，到2027年，削減公司所得稅能帶來的額外GDP增長只有微不足道的0.4~0.9%，甚至可能近乎為0。而根據國會研究處的分析，公司所得稅降低10個百分點僅僅能提升0.15%的長期增長率。那麼，這場法案之戰的重點到底是什麼呢？
是保證在這波對企業的稅改趨勢之下，其他的法律調整可以形成合力，以多數人的代價讓少數人更富有。我在1994-1997年以及2002-2003年擔任波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任職期間，我也減過稅，包括公司所得稅，我的減稅方案雖激進但不魯莽：首先從40%降低到32%，再從28%下調到現在的19%。同時，減稅也有其他財政調整來配合，配套政策不止促進融資和投資，也關注理想的社會收入關係和人力資本的發展。因而，改革之後，增長迅速找回節奏，收入不平等降低，長期的政府債務也沒有增加。
但這種情況不會在美國發生，美國的方案在把很高的公司稅降低的同時也去除了不少減免稅，這對稅收體系有害。因而，不止經濟不會顯著加速增長，失業率也不會下降，更糟的是，不平等、債務問題都會更加嚴重。
實在令人困惑的是，那些美國稅改的發起者和支持者們怎麼能在無可避免的預算赤字增長以及相伴而生的政府債務劇增面前顯得無憂無慮，美國政府的債務已經巨大無比。除了那些稅改方案的辯護者們，社會已有一項基本的共識，即在接下來的十年裡，美國的國債會增加1.5兆美元。目前，美國的國債總額已經超過了20兆美元，大約超過GDP總量的7%。很明顯，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將會更積極地提升利率，這將打擊資本的投資傾向，從而使增長放緩。
新自由主義2.0
民主黨希望納稅者們（政治人物眼中的選民）能夠從政府宣傳的誤導中跳脫出來，發現這些新自由主義的操縱，並在2018年用選票讓共和黨失去國會的多數席位。或許是這樣，儘管這未必是必要的。根據這套稅改方案的組成方式，減輕的稅賦確實會帶來好處，在未來的幾年，多數納稅者，包括那些不那麼富裕的、更大眾的階層也會受益。然而，這種稅賦降低的作用會在2025年消失，在那之後，就輪到窮人來為富人買單了，而且這將沒有時間限制。再次，這一稅改法案將會緊隨下一輪選舉的腳步，包括總統選舉、國會選舉和地方選舉。總的來說，在2018~2027的這個十年間，在2026年之後回歸的高稅率將會抵消在2018~2025這段期間產生的利益。在2025年之後，53%的納稅者將納更多的稅給美國國稅局。
一些公正的分析師們已經計算出，這次稅改的最大獲益者將是最富裕的階級，諸如跨國公司、財產的所有者。確實，在過去四十年來所發生事件的背景下，決策者如果還在其經濟和政治思考中表現出如此的短視和偏見，是應被譴責的。這樣的稅改法案將無法為人口中最貧窮的20%實現真正的減稅。據估計，到了2027年，最貧窮的階級平均減稅僅有可忽略不計的10美元，而對於最富裕的千分之一來說，從稅改中得到的收益將達到278,000美元。
因此說明，儘管有近年來的危機，新自由主義很顯然仍未被擊敗，並且正在給美國經濟帶來下一場更大危機的詛咒。這並不是美國自己的事，儘管其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正在逐漸下降，但在未來的幾十年內，美國將持續在世界金融體系中扮演關鍵角色。同時，在可見的未來，美元也仍將維持其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和民眾也會為這場新自由主義濫用的續集付出代價，而這一悲劇背後的始作俑者不應該被我們忘記。
我們的使命並非推動GDP不斷增長
更新於2018年1月15日 07:48 英國《金融時報》 戴維•皮林
皮林：GDP只是製造業時代發明的一個主要統計實物生產的指標。如果GDP增長真的已經見頂，那又怎樣？
眼下市場情緒高漲、各種對世界經濟增長狀況的預測都很樂觀，但世界銀行(World Bank)一反常態地發出了警告。當然，按照國內生產總值(GDP)衡量，預計地球增長率將在一個增長遠超預期的2017年之後於2018年達到3.1%。但這可能只是「短期的上漲」。人口結構、生產率下降、投資放緩以及產出缺口縮小可能會使GDP增長在未來幾年難以為繼。未來地球的增長可能低於當前水準。總之，我們可能迎來「GDP見頂」的時代。
雖然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經濟學說法，但我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一堆廢話。好像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們的使命就是推動GDP不斷增長，因為其他行星上的外星人正在跟我們比賽誰的GDP更高似的。雖然在伴隨該報告的熱議中也有一些聲音稱，增長的目的是「消除世界各地的貧困」，但總體給人的感覺是，我們在暗暗地參與一場競賽，這場競賽的終極目標就是儘可能快地增長。
世界銀行表示，到2020年，預計發達經濟體的增長率將從去年的2.3%放緩至1.7%。與此同時，英國《金融時報》的相關報導稱：「作為一個整體在去年增長4.3%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也有可能已經達到增速上限，對全球增長的貢獻下降。」
這純粹是廢話。我們當然是應該希望各經濟體為了它自己而增長。如果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長，其目標應該是提高它自己的民眾的生活水準，而不是為某個衡量全球經濟進步的抽象指標作貢獻。
同樣，我們知道，阻止經濟以更快速度增長的最主要障礙是人口結構。在非洲以外大多數地區，人口已經停止增長，導致「全球勞動力人口老齡化」。在過去，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等悲觀主義者認為如果人口繼續增長，後果將無法想像。如今，人口增長剛剛流露出放緩的跡象，經濟學家們就慌了。只有當我們的終極目標就是實現GDP快速增長，人口增長放緩才會令人煩惱。人口結構的變化總是會帶來挑戰。但它不需要影響真正重要的事情：人均增長。
這個理論在邏輯上的本末倒置，是過分重視一個有用的、但並非神聖不可侵犯的人造參數（即GDP）的結果。作為製造業時代發明的主要統計實物生產的指標，GDP對於衡量當今數字經濟的創新、質量提高和低碳產出越來越沒用。
當然，GDP增長可以有效地代表我們真正想要的那些東西：健康水準提高、教育水準提高、更好的前景、更好的體驗，以及更多、更好的物品。但這絕不是說，作為一個物種，我們活著的目標就是推動地球GDP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增長。
世界銀行說，我們目前所定義的這種增長已見頂，這樣說事實上可能是正確的。無論正確與否，技術進步和創新肯定還沒有見頂。如果我們的GDP確實已經見頂，我的反應將是：「那又怎樣？」
中美競爭中的中國劣勢（下）
更新於2018年1月16日 07:05 張立偉 為FT中文網撰稿
張立偉：與美國競爭的中國，面臨基本法治與市場制度的巨大劣勢，但價值觀的崩壞讓中國人失去了方向和進取心。
一
世界上轉型成功的非西方經濟體大都在東亞，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台灣等。他們都有民主制度，但民主形式、內涵與效果各不相同。而相同的是，他們都是法治社會，任何政黨、機構與個人都不能超越法律。
這些經濟體之所以能夠成功實現經濟轉型升級，有兩個基礎：一個是以法治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其次，企業廣泛參與國際競爭。法治的環境確保企業敢於進行長期的和風險比較大的創新投資，競爭的環境則激勵企業必須通過創新追趕和超越對手，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中生存下去。中國當前推動的經濟轉型升級恰恰缺少這兩個基礎。
這些經濟體起初都參與了西方產業分工，以出口為導向開啟經濟發展道路。由於本地市場都非常小（海島或半島），企業為了擴大產品市場都會很早進入全球市場競爭。競爭促使他們不斷提高自身的質量、技術以及品牌，競爭是創新的源泉。
中國改革開放也是以勞動力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實施出口導向戰略。與這些經濟體不同的是，中國有巨大的國內市場，持續30多年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製造了龐大的需求。因此，中國製造業呈現了兩種狀態，一種是參與國際分工，處於製造業的末端，以代工為主，另一種則主要是滿足國內市場需求。
這兩種狀態都避開了國際競爭。因為代工產品的設計、創新、營銷等都不屬於中國企業，他們大部分僅負責生產，兩頭在外，生產部分沒有機會參與到創新活動中，只能通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滿足客戶的價格需求，由於代工行業競爭激烈，因此，利潤率很低。
由於中國市場開放度不足，再加上進口商品價格因為關稅原因特別高，因此，中國企業滿足國內中低端市場的產品幾乎沒有與國外產品進行競爭的機會，一些在中國的跨國公司被本土企業的價格與營銷優勢打敗。因此，國內市場的相對封閉保護了這些中國企業，減少了來自國際同行的競爭。
中國市場需求具有多層次性，因為消費能力的限制，低端產品需求更多。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消費反覆運算和消費文化、習慣變化速度特別快，導致市場不確定性高，中國企業沒有壓力深化自身產品的品質和技術，而是疲於應付市場的變化。在這種環境裡，中國企業很難滿足消費升級所產生的高端需求。
在中低端市場，中國企業競爭的核心是價格，誰價格低，並善於營銷包裝，誰就容易獲勝，電商的出現與普及鞏固了這一模式，並提高了價格競爭的重要性。在中國大獲成功的成功阿裡巴巴、小米等就是「價格競爭」創造的勝利者，這並不光彩。而更加悲劇的是，中國國有的工程建設與設備製造企業在海外經常相互內鬥壓價，並在國內炫耀為政績。
在價格競爭過程中，中國制定的一些產品質量標準低於國際水準，再加上市場監管體系形同虛設，決定了中國企業過度追求價格競爭，導致產品質量和技術很難提升，相反，一些產品的質量不斷下降。比如中國啤酒越來越淡如水，而進口啤酒數量則大幅增長。中國的超市越來越呈現兩極化：一方是進口產品為主的高端市場，另一方是國產為主的低端市場，商業成本越來越高，導致上架商品必須降低成本，才會留有企業與商店的利潤空間。
中國全球知名的製造業公司僅有華為一家，因為華為幾乎剛一成熟就進入國際市場競爭並以全球業務為主，國際競爭的好處在於存在明確規則與技術競爭。中國機械設備行業進步也很快，因為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對機械設備進口需求大，國內企業面臨進口競爭，只能不斷以創新與技術改造進行追趕，以實現進口替代，很多時候，這種競爭帶來的進步被宣傳為為國爭光的愛國情感驅動。
通常，外部衝擊會強化企業轉型升級的壓力，從而做出長遠的戰略規劃與安排。比如日本在1970年代石油危機期間，汽車製造等行業開始了技術創新之路，到1980年代開始擁有全球競爭力。台灣半導體行業的啟動同樣來自石油危機的衝擊。19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對韓國、新加坡的經濟轉型有很大的塑造作用，韓國三星、LG、現代等企業提高了技術創新水準。對於中國而言，外部衝擊幾乎難以轉換為壓力，相反，由於政府以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應對次貸危機的影響，刺激傳統產能大幅增長，扭曲要素價格。
現在有種觀點認為，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中國企業可以靠國內市場生存和發展。這種觀念大錯特錯，在1980-1990年代日本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日本電子產業就是因為過度重視國內市場以及國內標準，強調行業發展的本土化路徑，從而喪失了參與資訊產業革命的機會，逐漸衰弱。如果中國企業僅僅關注國內市場，缺少國際競爭，是一種慢性自殺。
一項研究認為，某些產業的較高勞動生產率導致了出口，但是出口本身不會必然提高產業的勞動生產效率。反而是進口對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效應遠遠大於出口，這是因為，進口給本地的生產者帶來強大的競爭壓力，形成了優勝劣汰的效應，迫使他們不得不提高創新水準與生產效率。
同樣，中國服務業也因缺乏開放帶來的競爭而維持低效率狀態。2012年，中國第三產業GDP超過了第二產業。但是，服務業人均產值增速遠遠低於第二產業。如果第三產業比重越來越高，而其效率越來越低，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與效率也會越來越低。低效率的原因是壟斷與管制，對內資外資開放度不足，尤其是中高端服務業領域，相當一部分還是由國有企業與事業單位壟斷。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態，服務業將嚴重拖累中國經濟增長潛力與增長速度。
二
與其他成功轉型國家不同的是，中國轉型是在混亂狀態進行的，這是因為，中國本來就是一個缺乏明確規則與程式的市場，也沒有穩定的價值觀，轉型會帶來更多的混亂和迷茫，從而刺激充滿焦慮的市場和人群做出更加失序的行為。事實上，從清末到1980年代，中國都在試圖建立一種有利於人民安居樂業的秩序，但一百多年的轉型過程充滿了戰爭與政治運動，中國從來沒有建立過現代秩序，因為權力從未被馴服。
改革開放後，尤其是1992年後，中國才形成一個脆弱的全民共識，那就是放棄政治鬥爭，政府與民間一起為經濟發展而努力，幸運的是，中國此時擁有了最好的外部環境，勤勞的人民也勇於付出，人們稱之為國運。但是，當舊的發展模式無以為繼並製造風險之後，混亂重新降臨。雖然從2013年開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制定了一個宏大的改革計劃以進行全面革新，但事實證明並不那麼容易實現。
這是因為中國自始至終都沒有建立一個基於法治的國家秩序，也沒有穩定的現代價值體系，一切與100年前並無太大區別。中國輿論經常以缺少法治與信用的「東北」預判中國未來的可能。在這個最早遭遇經濟轉型的地區，人們正在逃離，經濟正在淪陷，成為中國命運一個奇特的參照。
中國的轉型不僅僅是經濟，而是雙重任務，即建立現代政治與市場秩序，同時推進經濟轉型升級。沒有前者的實現，後者也只是空中樓閣。因為由創新驅動的經濟轉型升級，需要一個法治的自由的制度，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國試圖用老舊的政策引導的辦法實現轉型，這是南轅北轍。不管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企業，轉型就是踏踏實實修補在過去大繁榮中忽略的制度基礎，釋放出被阻礙的人民聰明才智與勞動效率，除此外沒有捷徑可走。
現在，最大的挑戰是政府面臨信用喪失的風險，即言行不一，說與做並不一致，並表現出更明顯的「隨心所欲」。政府可以用暴力手段將合法公民驅趕出居所，並且是在寒冷的冬夜，沒有人為破壞財產的暴力承擔法律責任。政府試圖通過重新審判一些關於財產權與知識產權的案件幫助人們重建信心。但是，在有關《紅色娘子軍》知識產權的判決爭議中，掌握法律最終審判權的最高法院的微博卻因為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被刪除。政府每一次努力樹立信用，都會有部門非常及時地去破壞這種努力，而且這種自相矛盾的事例從來沒有一個最終裁判者加以糾正。
同樣，中國企業也普遍缺乏一種基本的商業價值觀，即把產品和服務做好，而是將如何賺錢作為目標，唯利是圖。中國企業家在本質上更接近生意人，有一種財富飢渴症。這種由原始貪慾驅動的商業文化在發展初期可以是一股促進增長的洪流，但在強調創造性以及精細化的經濟轉型升級階段，在生產銷售監管的立法、執行方面如果不能及時跟上，不能對唯利是圖的力量加以約束，導向質量與技術競爭，那麼，這種力量就會對轉型升級構成環境破壞。
然而，此時政府又通過金融創新釋放出原始的金融資本主義，貪慾驅動的資本幾乎淹沒了一切，投機炒作大行其道。在轉型升級階段，原本需要建立新秩序的中國政府，其經濟政策與經濟行為表現出更強的機會主義，激發出更多的市場之惡，遍地高利貸、金融詐騙、地產泡沫，金融機構也樂於投機套利。
在國際上，中國企業的價格戰策略以及政府產業扶持政策被認為是「不公平的競爭」，儘管西方國家拒絕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家存在很大的政治原因，但是，缺乏對國際規則的尊重的確製造了麻煩。現在WTO基本癱瘓，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變成一個模仿中國的壞小子。過度自信的中國在走向世界的時候，經常被視為一個規則的破壞者，中國發展受益於過去穩定的規則與秩序，毫無疑問，秩序與規則遭受破壞對中國的轉型發展極為不利。
三
中國對創新如此渴望與重視，依據中國的政治傳統與市場文化，創新最終會被概念化並加以消費，就像中國將納米、量子等概念全部商品化一樣。中國推動創新的方式以及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實際上不利於創新活動。創新是一個不斷試錯而且要有耐心的事業，必須有冒險精神與坐冷板凳的毅力，而不是急功近利的刺激。
首先，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無疑是正確的選擇，但創新不能狹義地定性為新興產業與新技術領域，並加以各種刺激。當政府用政策招數培育新興產業的時候，會對正常的創新生態產生衝擊。
比如，已有領先企業專註某項技術創新時，政府出臺各種補貼扶持與產業規劃政策，會吸引大量行業外的投機者湧入套取財政補貼，或者利用概念在資本市場炒作，或者用低價強佔市場然後出售公司套現，等等。大量資本的湧入會稀釋掉優勢企業的人才資源，市場也會大打價格戰，削弱優勢企業的盈利能力並影響創新資本的投入，動搖整個行業穩定的發展環境，這不是競爭，而是破壞。比如，中國現在突然冒出數百家企業機器人企業，而真正能夠生產的僅有幾家。
再比如中央政府以扶持資金的方式鼓勵半導體行業發展，產業升級也是政績考核的內容，結果當前低端半導體技術投資在全國遍地開花，很快就會出現產能嚴重過剩的泡沫。就像當年中國政府鼓勵太陽能企業一樣，最終以價格戰和大量企業倒閉、大量不良債務收尾。
中國現有政績考核體系驅動地方政府樂於進行重大的高科技的設備投資，而不在乎重複建設與技術水準，人才短缺與培養也不是政府關注的問題，產業鏈上的中小企業不入政府法眼。這種導向充滿功利主義，而不是真正地促進企業創新生態改善與產業集群的發展。
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後的1995年曾出臺《科學技術基本法》，並據此每年在科學技術研發領域投入大量財政資金，但事後證明，這些資金基本沒有產生有價值的作用。這是因為，創新活動屬於企業家對於市場的判斷和反應，應由企業家主導，政府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以及有利於全社會參與創新的制度。產業扶持政策在一個國家製造業起飛階段可能有用，但在市場創新階段很難起作用，相反，可能形成某種幹擾。
事實上，補貼政策對創新毫無意義，如果將這些補貼轉換為降稅，那麼，受益者將是那些競爭力最強的企業，而投機者則難以套利。補貼扭曲了市場正常運行，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為，引起國際爭端，有百害而無一利。但脫胎於計劃經濟的中國政府長期的工作方法就是「規劃+給錢」，在政府規定的跑道競賽。所以，經濟轉型升級最大的障礙是政府無法轉型升級，政府趨利就信仰利益刺激，而不是建立規則讓大家公平競爭，自由創造。
其次，中國大規模創新投入主要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國家重點戰略項目，如大飛機、航空發動機、高鐵、北斗導航、量子衛星等；另一部分是商業模式創新。前者依靠國家財政力量的創新並不能代表中國製造業普遍落後且創新匱乏的局面，而後者由風險資金推動的創新則讓中國陷入類似1980年代靠「點子」忽悠的時代，沒有太多商業經驗的年輕人好高騖遠，夢想一夜暴富，到處都是創業的號角，蠱惑很多人無法腳踏實地的工作。
矽谷的創新是技術創新，大都為了個人理想和改變人類生活方式，中國的創新主要是商業模式拷貝和創新，為了「實現財務自由」，上市、套現等。美國矽谷大佬投資於技術研發，中國大佬則進行激烈的商業圈地競爭，比如百度送外賣，阿裡賣海鮮。
中國市場存在太多跨界機會和誘惑，因此，更像生意人的企業家最喜歡規模擴張與多元化經營。比如聯想集團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互聯網、地產、PE、智慧手機、人工智慧等熱點都積極參與，聯想主業則並沒有多少技術進步，晶片、內存、操作系統等PC行業的核心技術一個都沒有學會。這是中國企業的一個縮影，過去10年它們擁有轉型升級的時機，但都忙於圈地，搞金融、地產與資本運作。
創新不是什麼高大上的概念，它是一種勇於進取的精神以及參與競爭的活動，它是製造業艱苦尋找出路度過難關的過程，它不應該只是政府或媒體口中那些高大上的產業和技術，更應該關注存量製造業的技術升級與效率提升。中國輿論對創新精神產生了誤導，製造了太多概念，傳遞一種急功近利的行為模式。而市場則利用這種「概念」泛濫進行高強度的投機，再加上政府對所謂創新活動的包容，形成了一種壯麗的奇觀：真正的實體經濟倍受摧殘，而打著創新旗號的投機活動大行其道。
其三，轉型的本質是人的轉型，只有人轉變才能推動經濟轉變。中國在這方面具有天然劣勢，首先，中國企業家大都出身工人、農民或幹部，從國內市場低端做起，又沒有國際競爭帶來的視野與格局，自己本身就不知道往哪裡升級。日韓以及中國台灣從事製造的企業家，大部分是國際名牌大學畢業，熟悉技術前沿與國際環境。中國的「企二代」也大都不願意參與家族企業管理，更願意從事資本運作等「高大上」的工作，調查顯示，他們甚至大部分不願意接班。
現在，中國勞動力正在逃離製造業，當送外賣可以每月收入七八千元時，幾乎沒有人願意從事高強度低工資的製造業。製造業勞動力本身存在招聘難，而企業轉型升級後更缺乏技術人才，比如用自動化設備取代人工之後，操作並維護這些設備的人很難招到。而企業也不願意進行人才培訓，因為製造業工人頻繁跳槽與人才流失都比較嚴重。北京大學的一項調查就發現，人工成本過高與轉型升級所需要的人才缺乏是當前製造業的兩大困境。
中國的互聯網管制政策又在轉型期間將中國科研人員、企業家等擋在了國際互聯網之外，讓他們無法及時瞭解世界前沿的技術發展、市場資訊，更無法溝通和學習。這會阻礙中國參與創新的企業家、科技人員更新知識，拉大與國際創新前沿的差距。
其四，人的轉變需要價值觀引導，但是中國社會價值觀與行為在過去幾年迅速且普遍短期化、投機化。政府沒有去創建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機制，而是用一個又一個的短期政策試圖控制經濟的增長、穩定與創新。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表現出高度的利己主義以及機會主義，是中國道德惡化的源頭。
整個社會處於一種烏煙瘴氣的氛圍。在地產領域，人們信奉「京滬永遠漲」；在互聯網領域，各種缺乏底線的眼球經濟與流量決定勝負；在影視產業，「小鮮肉」與「顏值」就是成功的本錢；互聯網金融不少等於持牌的金融詐騙，有著名企業家喊出，「清華北大不如膽子大」；基於過度用力表演性質的網紅模式開始由娛樂圈向經濟圈、學術圈等嚴肅領域蔓延，一些不學無術的「網紅」被政府所認可。這些都強化了只有參與「作惡」才能名利雙收的價值理念。
一些企業家、創業者、證券分析師、自媒體經常發布一些過於誇張的觀點。輿論市場上，這些投機者利用和消費「轉型恐慌」，不斷製造「焦慮」，推銷雞湯，形成了一種新的宗教形態，由大量不明真相的粉絲供養「教主」。中國政府過於隨意的行為又會「配合」他們的演出並擴大他們的市場，陷入一種惡性循環，讓焦慮、迷茫的氣氛越來越濃。按照正常的價值體系，一個合格的公民與社會應該是遵紀守法、勤勞、誠實、有愛心、不走捷徑、有正義感的，但在中國，人們已經普遍不再信任這些美好的品質是必須的，是底線，是公民基本的素質。
現在，年輕一代沉迷於遊戲，大街小巷充斥著各種信貸廣告支持年輕人透支消費，很多人心安理得地消耗老人的積蓄，「宅文化」、「喪文化」、「佛系文化」、「小鮮肉」等現象噴湧。在過去，普遍擁有苦難經歷的民眾改善家族生活與命運的強大動力，與政府為經濟發展而採取的動員形成了一種共識與力量，成就了中國經濟奇蹟。而現在，沒有經歷短缺與貧窮的新生代，在家庭還不足夠富裕的情況下已經失去奮鬥的動力。
與美國競爭的中國，面臨基本法治與市場制度的巨大劣勢，價值觀的崩壞讓中國人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失去方向。人們失去了進取心，或者說進取的道路受阻，精英因為政治原因或經濟前景而恐慌、移民，年輕一代更加嬌嫩，社會充滿投機。
當然，外國人經常讚歎古老中國所具有的韌性與生命力。我們應該從一個更長的歷史視角判斷中國轉型，這種看似褒揚的觀點被一些中國人自認為是文明優勢。而實際上，這只是說明中國人具有承受苦難的巨大忍耐力。中國人習慣接受失敗，而不是爭取勝利，因為過去兩千多年中國不停重複，而在過去一百多年的轉型過程中，也只有近20多年穩定時期發展經濟，這是一種幸運和奇蹟。如果中國不建立一個基於法治的現代文明制度，這種奇蹟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將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
為何經濟形勢不支持貨幣政策收緊？
更新於2018年1月15日 07:48 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 張斌
張斌：美聯儲加息和防治壞槓桿不能成為加息的理由；保持通脹穩定和資源充分利用，也是保持社會穩定和民生穩定，給改革留下更充裕的時間視窗。
從近幾十年來宏觀經濟學研究和各國貨幣政策操作實踐來看，貨幣政策要不要收緊有兩個半標準。一是通脹，二是就業和增長，還有半個是金融穩定，這兩個半標準都不支持目前中國經濟形勢下收緊貨幣政策。美聯儲加息和防治壞槓桿更不能成為加息的理由。
標準1：通脹
這是絕大多數國家貨幣政策調整要考慮的首要因素，一些發達國家甚至把通脹穩定作為貨幣政策單一目標。通脹也是中國的貨幣政策執行中的關鍵目標。
通脹有很多指標，理論文獻當中所指的通脹一般是GDP 平減指數，各國貨幣政策當局政策操作當中主要關注的通脹指標是CPI指數。剔除了食品和能源價格波動的核心CPI因為過濾掉了短期波動往往能更好反映需求變化趨勢。
以目前的CPI和PPI價格水準來看，貨幣當局不需要加息。2017年12月，中國核心CPI同比增速和經季節調整的環比折年率增速分別是2.2%和2.3%，這對貨幣當局是比較理想的價格水準。從運行趨勢上看，2015年4季度以來核心CPI就顯露出了持續緩慢上升的態勢，至今已經持續9個季度。PPI因為較CPI覆蓋的商品籃子小且波動劇烈，對貨幣當局的參考意義小於CPI，考慮到中國經濟中工業部門佔比遠高於發達國家，PPI變化更密切地關係到企業利潤和經濟景氣程度，對PPI的關注也很重要。PPI與CPI相比波動更大但是走勢軌跡大致一直，2015年4季度以來PPI開始從底部持續回升，目前保持在較高水準但已經顯露出下行勢頭。
未來價格趨勢下行概率更大。貨幣當局是否需要加息關鍵還是對未來價格走勢的判斷。基於經濟運行短週期、基於對主要需求方力量變化的預測，以及主要工業品現貨和期貨比較三個維度來看，未來價格走勢趨勢下行的概率更大。
過去十多年的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當中存在3-4年左右一起一伏的短週期。以房地產價格、PPI為代表的價格類變量的短週期運行軌跡最突出，對這個現象背後原因有興趣的讀者歡迎參考我們此前的文章「發現中國經濟短週期」。房價增速是領先指標，無論僅憑肉眼觀察還是使用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都能看出房價增速領先中國的PPI增速和CPI增速。本輪房地產市場銷售增速和房價增速的高點已過，都在下行通道當中，未來CPI和PPI價格趨勢下行的概率更高。本輪CPI和PPI從增速低點到現在也已經持續了9個季度，從過去幾輪短週期的經驗來看，價格增速下行概率更大。
從需求方來看，重點是對未來投資和出口需求的判斷。投資需求當中，儘管房地產市場去有了比較徹底的去庫存，但房地產銷售下降在所難免並且會拖累2018年的房地產投資；近期內政府對於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沒有動力，政府廣義赤字增加以及資管新規對基建項目的資金來源帶來了壓力；製造業投資持續多年的下降局面在2017年有明顯緩解，但在中國經濟整體處於從製造到服務經濟結構轉型大背景下，製造業投資大幅反彈的概率微乎其微。出口在未來幾個季度還會維持較好的局面，但是目前全球經濟景氣程度已經達到2010年以來的高點，未來貨幣政策收緊和景氣程度小幅下行的概率更大，中國出口增速邊際上很難再進一步提高。綜合來看，2018年總的需求增長動能是高位下行格局。
此外，一些工業品現貨和期貨市場價格差也反映了市場對未來價格的看法。動力煤、螺紋鋼、塑膠、瀝青等眾多工業品目前的價格都高於2018年中期貨價格，市場對工業品未來價格看跌。
一種流行的觀點是前期PPI有大幅上漲，會傳遞到工業部門下游產業和更廣範圍的CPI，所謂成本推動型通脹。如果終端需求沒有實質上升，調整方式並非上游工業原材料價格上升傳遞到終端商品上升，而是上游工業原材料價格下降。如果供給端沒有新的顯著變化，判斷價格走勢的重點還是需求端變化，而需求端的變化並不樂觀。
標準2：就業和經濟增長
大多數情況下，通脹、就業和經濟增長走勢是同一個方向，這個標準和通脹標準不打架，但是觀察就業和經濟增長情況非常有必要。由於中國經濟趕超過程中快速的結構變化、數據可靠性不高等多方面的原因，計算中國GDP產出缺口的可靠性不高。用最簡單的HP濾波計算中國的產出缺口，發現目前中國經濟增速稍高於潛在增速0.3個百分點，產出缺口處於收窄過程當中。就業市場方面中國還沒有發布高質量的失業率數據，製造業PMI和非製造業PMI中的從業人員指標均低於50，且處於緩慢下行通道中。
標準3：金融穩定/資產價格
這只能算半個標準，貨幣政策是否應對以及如何應對金融穩定/資產價格目前還有很多爭議。傳統觀點是監管政策解決金融穩定問題，貨幣政策應該專註於通脹和經濟增長目標。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學界和政策制定層開始反思傳統觀點，即某些特定的貨幣政策環境下，儘管物價和經濟增長在目標範圍以內，但可能成為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溫床。針對這種情況，需要巨集觀審慎類的政策避免系統性風險，貨幣政策如何作為難有定論，應對系統性風險的主要工具還是宏觀審慎政策。
中國的系統性風險判定很有爭議
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槓桿率快速攀升，進入2017年以後開始企穩。中國的槓桿率上升，並非金融危機前美歐國家居民部門加高槓桿透支消費或者購房，也不是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那樣基於樂觀的預期過度投資，而是政府在經濟增速快速下滑和通縮壓力下的保增長舉措。中國政府主導的槓桿率上升，更像是金融危機以後發達國家政府加槓桿抵禦通縮，而不是金融危機以前發達國家居民部門主導的槓桿率上升。忽視槓桿率上升的背景、原因和結構，忽視應對危機的能力比較，僅從粗略的國際對比泛泛而言槓桿率上升會引發金融危機沒有說服力。
十次危機九次地產，房地產市場是否存在嚴重泡沫應該在貨幣政策決策的關注範圍以內。從住房收入比的角度看，中國一線城市房價非常高，高房價背後的主要扭曲部分主要來自土地供應、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務的發展滯後，而並非來自於需求方的過度投機。事實上由於各種嚴格限購政策，投資者沒有辦法在房價高企的一線城市利用高槓桿從事大規模的投機，購房者使用的槓桿率也很低。這種情況下，高房價帶來的問題主要是妨礙了居民福利改善、妨礙了城市化進程等對實體經濟的傷害，而不是金融資產價格泡沫。
美聯儲加息不成為支撐中國加息的理由。
市場上非常流行的一種看法是美聯儲處於加息週期，如果中國不跟隨加息將面臨資本外流，威脅宏觀經濟穩定。美聯儲處於加息週期，歐元區和日本則繼續保持寬鬆貨幣政策，歐元區和日本的資本項目開放程度遠高於中國，為什麼他們不擔心資本流出呢？如果資本凈流出，貨幣也會隨之貶值，歐央行和日本央行樂於看到這種變化。對中國也是一樣，如果美國經濟大好特好，好到美聯儲加息超出預期，中國經濟相對美國經濟那麼好，人民幣根據市場供求變化貶值就好了，不需要通過加息讓中國經濟進一步降溫。藉助於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匯率調整，資本流動會自發恢復平衡，貨幣當局則無需幹預外匯市場，貨幣獨立性保持在貨幣當局。
治理壞槓桿更不能依靠貨幣政策收緊。還有一種流行的看法是寬鬆貨幣條件會讓更多信貸資源進入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和效率不高的國有企業，這些部門的效率不高槓桿率卻很高，寬鬆貨幣政策環境助長了壞槓桿。且不論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和效率不高的國有企業是否都是效率低下，中國目前經濟發展階段是否真的不需要那麼多的房地產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假定這些都是壞槓桿，應該用貨幣政策鬆緊應對這類問題嗎？
貨幣政策目標是穩定物價和貼近經濟潛在增速，保持資源被充分利用。結構性政策目標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高經濟潛在增速。貨幣政策不管資源利用的效率高低，這是結構性政策要關心的問題。之所以要這樣區分，是因為保持資源被充分利用目標本身就足夠重要了，而貨幣政策工具又恰恰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工具。如果貨幣政策目標還要兼顧資源配置效率問題，結果會怎麼樣？為了減少資源流入效率低的部門，貨幣政策更加收緊，結果是貨幣政策工具不僅收緊了低效率部門的資金條件，也同時收緊了高效率部門的資金條件，殺敵八百，自損三千。效率未必改善的同時，資源也沒有被充分利用。
中國經濟度過了工業化高峰期，經濟發展模式需要轉型，需要推進大量的改革。給定社會各界對改革內容的嚴重分歧，改革需要很長的過渡期。過渡期內尤其重要的是不要激化矛盾，不激化矛盾的最大經濟保障就是穩定的通脹率，資源充分利用。如果經濟陷入嚴重的通縮，企業利潤和投資會垮掉，勞動力市場會垮掉，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會垮掉。2014-2016年期間企業利潤低迷，投資低迷，企業真實債務快速上升，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低落，這些現象背後的重要原因是PPI持續大幅下降。進入2017年PPI大幅反彈以後，企業利潤回升，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也馬上回升，槓桿率也因此企穩。這段經歷再次提示了我們避免通縮的重要性。保持通脹穩定和資源充分利用，也是保持了社會穩定和民生穩定，保持了信心，給改革留下更充裕的時間視窗。
從GDP創造錦標賽到GDP瓜分錦標賽
更新於2018年1月19日 07:03 天則經濟研究所法律與治理中心副主任 張林 為FT中文網撰稿
張林：中國地方政府或許從GDP創造錦標賽走向了GDP瓜分錦標賽，一些地方核減GDP正是為這場瓜分做好了鋪墊。
2018年伊始，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承認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僅為原公佈值的73.7%，並核減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40%。內蒙古往年的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約為GDP的45%，這表明該區的GDP虛增幅度為18%左右。隨後，天津濱海新區則在調整統計方法的基礎上將2016年的GDP核減掉1/3，而該區往年的GDP佔到全市GDP的60%。而在更早的2017年初，遼寧將GDP作假主動披露後名義GDP為負的23%。
在這些冷冰冰的、觸目驚心的數字背後，還可以看到消息公佈的背景在依次變化。遼寧承認作假，是在原省委書記落馬、巡視組已經發現嚴重問題的情況下公佈的。內蒙古承認作假，則是在舊的領導離任、新的班子就位後公佈的。到了天津濱海新區調整GDP數字，已經不涉及領導班子的任何變動，而是運用了柔性技術主動核減。
從上述公佈背景的變化，可以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核減財政收入和GDP產出，已經由被動行為變成衝動行為，對創造更高GDP的推崇和尊敬蕩然無存。這種轉變的背後蘊藏了潛在的巨大風險，就是地方政府或許從GDP創造錦標賽走向了GDP瓜分錦標賽，核減GDP正是為這場瓜分做好了鋪墊和準備。
長期以來，有許多理論試圖解釋中國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其中之一便是「地方政府錦標賽」理論。這種理論認為改革以來，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最終評價標尺便是經濟增長，即GDP的創造。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官階升遷無疑給地方官員提供了足夠的激勵。回想近四十年來伴隨中國經濟的核心詞彙：基礎設施、拆遷徵用、隱性債務、城市更新、土地財政，無不與地方政府爭相發展經濟相關。
在經濟發展的目標下，許多地方官員一度是最辛勞的群體，他們興緻勃勃地描繪本地區的發展藍圖，甚至放棄週末加班加點，在做事效率上完全不輸給私有企業家。可是，隨著「新常態」的總基調被確定，中央層面已經放棄繼續追求高速增長的單一目標。與之同時，隨著高壓反腐的長期化和日常化，很多地方政府官員選擇了少作為、不作為以避免犯錯誤。哪怕中國經濟還有一段高增長的潛力，至少在地方政策層面，少有人願意為繼續發掘增長潛力而付出努力了。這一系列事件的結果就是，地方政府的GDP創造錦標賽已經基本結束。
官階升遷的經濟標尺已經失效，官員升遷的動力卻不會隨之消弭。對於上級部門來說，也總是需要一套新的標準來衡量下級部門的行為結果。這套新的評價體系不僅決定著各級政府的行事方向，也決定著央地關係的再次平衡和重構。新的競爭標尺是如此之重要，可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人對這套新標準有一個清晰而準確的描述。
房產稅
雖然新的標準並不清晰準確，但是有件事情是確定的，即地方政府未來的政績會嚴重依賴於財政支出。「十九大」報告當中指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裡的重點是，發展不平衡放在了發展不充分的前面，意味著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將是未來各級政府的重點任務之一，而提升落後區域的公共服務供給，則意味該區域各級政府公共財政的支出增加。
這就是說，如果中央政府在從前是以「賺錢」來評價地方政府，那麼將來就會以「花錢」來評價地方政府。問題是，賺錢的一端已經動力不足，花錢的一段卻變得需求旺盛，那麼剩下的唯一管道便只能是通過爭取GDP的再分配來滿足資金需求，爭取在現有的資金盤子中佔有更大份額。
瓜分GDP的戰爭有三種形式，第一種也是最常見的一種就是轉移支付的戰爭。在現行央地稅收體制下，是先將稅收集中到中央然後再由中央分配或返還給地方。以2016年的一般公共預算為例，中央轉移給地方的公共預算收入佔到地方收入的51%。再考慮到中央的轉移支付主要傾向於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許多中西部地區其實主要依賴公共預算的轉移來維持地方政府的支出。
那麼，隨著經濟增長的下降，發達的東部地區所產生的稅收收入增加會逐步降低。另一方面，由於人口向東部地區流動，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也需要為更多的流入人口提供公共服務，包括教育、醫療、養老及環境支出。近年來的教育短缺、醫療緊張以及養老危機多半發生在人口密集的東部地區，而並非西部地區。這樣，各個地區在支出增加壓力下都會加強對轉移支付的爭取。如果說以往的「跑部錢進」是跑進發改委爭取項目資金，那麼未來的「跑部錢進」將是跑進財稅部門爭取轉移資金。
GDP再分配的第二種爭奪戰是推諉支出責任的戰爭。在現行中央地方的事權劃分上，主要是依靠中央決策、地方執行的方式劃定的。任何一個決策的落實最終要靠縣級、乃至鄉鎮級政府來直接應對公眾訴求。可是，縣級政府卻沒有相應的財政權力，其上的省、市級政府卻可以向上、向下推諉支出責任。
在同樣的經濟放緩背景下，支出責任對於各級政府來說卻是越來越重。公共服務不僅包括養老、教育、醫療此類與民生休戚相關的社會保障，還包括環境保護、公共衛生及安全在內的公共需求，以及貧困地區政府的社會救濟支出。滿足這些需求需要大量的公共財政支出，也容易引發各級政府層級間的支出推諉，降低支出責任，反過來說就是瓜分了更多GDP收入。
以上兩種GDP瓜分錦標賽發生在各地方政府之間、各政府層級之間。而第三種錦標賽則發生在時間維度上，即地方政府的政府債務層面。地方政府為了獲得建設資金或者維持財政支出，主要依靠將土地拍賣或者抵押的方式獲得融資。越是財政緊張的地區，越傾向於將土地價格做高，以獲得更多的資金融通。地方政府競相做高地價，以至於近些年房地產市場的價格飛漲，其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鏈條。
房價的增長與經濟增長、居民的收入增長具有一致性，經濟增長率下降為房價的波動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那麼，當中央政府不再強調區域經濟發展的時候，越是財政緊張的地區，越是積累了更多地方債務的地區，越是有著「賴帳」的動力。當前許多學者正在討論允許地方政府破產的可能，正是以地方政府化解債務壓力乏力、乏術為背景。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地方政府通過競相破產來消弭債務也並非全無可能。地方政府無法還債，其實就是無法償還居民和企業的存量收入，是一種潛在的、時間維度上的對GDP的轉移和瓜分。
以上，各地區對轉移支付的爭取、對支出責任的推諉，以及對地方債務的勾銷，皆會進一步的削弱經濟增長的社會和行政基礎，而經濟增長的下降則會進一步的激化GDP瓜分錦標賽，從而陷入惡性循環。不得不說，GDP瓜分錦標賽會對經濟和社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後果。
當下陸續出現的地方政府核減GDP行為，則是為以上三種轉移支付戰爭做好了預備。核減掉財政支出和GDP，不僅主動的表達出財政並不充裕的信號，而且顯示出了支出責任的有限和償還債務的困難。
那麼，為了及早預防和幹預地方政府層面的激勵扭曲，需要重新審視和調整當下的決策思路和政策方法。
首先，永遠不要放棄GDP增長對地方政府的激勵，創造更多的財富在任何背景下都不是一個壞選擇。長期以來，各級政府都把GDP的高速增長視作執政合法的基礎，好像經濟增長率下滑了政府就要承擔莫大的責任，為了在輿論上抵沖這種壓力，而選擇去過多地宣傳「新常態」的提法。在許多地方政府眼裡，所謂「新常態」就是不再強調增長率這一重要指標，而這一信號是不對的。
截至2016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已經連續10個季度超過了6.7%，這仍然是一個非常穩定的、非常高的增長速率，反證了經濟增長的潛力還在。更何況，中國經濟在許多層面尚有重大的改革空間。對於中央政府而言，依然要抓住經濟增長的牛鼻子不放鬆，並以此為重要標尺來繼續激勵地方政府挖掘增長潛力，引導地方政府將GDP增長的錦標賽繼續持續下去。要知道，只有有了更多的收入，才能在再分配階段平衡各地方的轉移支付訴求。
與此同時，要調整各級政府的支出方向，引入民間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領域。對於一個家庭來說，花錢比賺錢容易，但對於一方政府來說，如何花錢才是更高深的學問。首先，政府不要過多地進入到投資領域，該市場經營的就讓其回歸市場，這會減輕地方政府投資衝動，減輕地方債務壓力，同時又能增加市場活力、刺激斷崖式下跌的民間投資歸位。
另一方面，對於未來需求旺盛的教育、醫療及養老領域，政府不要把所有支出責任攬在自己身上，要將部分供給任務交給民間資本，以最小的政府支出為社會提供最多的公共服務。即便是在公共物品領域，民間資本反而可以提供出更靈活的、更多樣的產品供給。民間資本則自然會在市場當中尋找提供公共服務的賺錢機會，這會進一步提高GDP的增長。投資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可以大大減輕各級政府對於財富再分配的激勵。
除此之外，站在債務鏈條的角度，決策者和研究者還要慎重考慮房產稅的出臺條件和真實結果，以及緊縮性貨幣政策的長期效應。即便表面上房產稅在可以為地方政府提供稅收支援，降低地方政府對於GDP的瓜分激勵，但是，房價短期內的波動會引發政府部門、民間部門和金融部門的債務風險，加上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壓力，引發預期之外的金融危機也並非全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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