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操縱匯率如何認定
2017-04-18 04:37經濟日報 陳沖
證券市場的存在，希望能發揮「價格發現」功能，因此在證交法第155條規定禁止各種操縱股價的態樣，但實務上很難證明是否有主觀的意圖（操縱），因此又有一概括條款「直接或間接影響交易價格」之行為，用客觀事實來判斷主觀意圖，但也因此常遭被告否認。
市場上有一種價格比股市還有爭議性，也影響更大的，就是匯率。美國總統川普在競選期間就一直懷疑貿易夥伴國不公平的貿易手法，造成美國貿易逆差，其中最容易上口的就是匯率操縱。川普曾稱中國是操縱匯率的grand champion，上任後不論在公開發言的場合，或是政府部門的檔中，也處處顯示其對匯率操縱的關心，例如3月1日貿易代表署（USTR）的「貿易政策議程」及3月31日「2016年對外貿易障礙評估報告」等皆對有「嫌疑」操縱匯率的國家有所著墨，日前由財政部發布的「國際經濟及外匯報告」更是集中火力聚焦匯率問題。
美國財政部的報告，媒體多簡稱為「匯率報告」，主要是依1988年「貿易競爭力法」及2015年「貿易便捷及推動法」的要求，須每半年向國會提出對各國處理匯率的觀察報告，其結論可為貿易報復的依據。媒體朋友戲稱，每逢報告出爐前夕的4月及10月，央行在市場的動作特別謹慎，但檯面上仍會表達我國未幹預市場、匯率由供需決定、與美國溝通良好等門面話，外馳內張之情可見。
這也難怪，1988年迄今，台灣四次被列入名單，略輸大陸的五次。但與股市操縱股價一樣，其實很難證明主觀的操縱意圖，所以美國財政部訂有以「客觀事實」來認定的標準。美國標準為何？眾所周知是一、對美國有钜額貿易順差（200億美元），二、經常帳順差占GDP超過3%，三、持續單邊幹預匯市致淨買入資產超過GDP 2%。依據媒體報導，央行認為台灣只有第二項指標「跑不掉」，所以對除名仍抱希望。
誠如股市中有無操縱股價，只有當事人心裡明白。匯率有無操縱？就算美國訂有標準，依然可以雄辯一番，不予承認。不過美國的標準訂於雷根總統任內，於今觀之，似乎不合時宜，也不足以判斷「主觀意圖」。
英國「經濟學人」曾於本年3月評論貨幣操縱時，也認為美國標準稍嫌落伍。首先對美國享有順差一項，該雜誌認為不足為憑，因為該國對其他國家可能是逆差。其次經濟學人建議應將上述標準的3%及2%各予1分（manipulation point），然後每增3%及2%再加1分，如此才能看出該國有無過分幹預。依照經濟學人的新公式，中國大陸自2007年迄今已顯著改善，無「操縱」或幹預問題（也符合美國報告的文字），而經常帳順差占GDP徘徊在15%左右的台灣，排名大幅向前，全球僅次於瑞士，高居貨幣操縱第二名。
經濟學人只是就美國沿用近30年的三項指標，減除第一項，再略做權重的調整，已深值警惕。但如川普令財政部修改認定標準，台灣就要把皮繃緊一點，因為台灣表面上只符合經常帳順差占GDP一項，卻超標五倍。至於第三項幹預程度，雖以1.8%略低於2%標準，卻是央行前三季持續買超而於第4季剎車，才免超限，相當驚險；另在美國評估表中有一項「由前三季買超評斷幹預」，台灣是唯一被勾為Yes的，所以嚴格言之，在美國評量表中，台灣其實已符合1.5項。
最壞的情況，美國採納經濟學人建議，改寫公式，就會暴露台灣的問題；如嫌兩項標準不夠，擬加列標準，將更為不利。因根據歷年美國財政部的報告，有兩項因素值得注意：一、外匯存底總額占GDP的比率（存量觀念），二、台灣揭露外匯存底及幹預方法上，透明度不足，而且未充分採用SDDS的格式。經濟學人的新公式，加上這兩項新元素，目前所謂的六國觀察名單，恐怕我們入圍操縱國的機會最大。
操縱股價有刑事責任，操縱匯率雖無罪責，卻會陷國家於災難，慎之。（作者是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
美國政策制定者的愚蠢貿易觀
更新於2017年4月21日 05:57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沃爾夫：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在貿易政策方面的言論表明，一個不懂經濟如何運行的人也可以成為億萬富翁。
當美國政策制定者胡說八道時，其貿易夥伴該如何應對？這正是歐洲人、日本人和韓國人如今面臨的處境。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是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貿易政策上最信任的人，他的言論表明，一個不懂得經濟如何運行的人也可以成為億萬富翁，正如一個不懂生理學人可以成為運動員。
在反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莉絲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關於貿易保護主義的警告時，羅斯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我們是保護主義程度最輕的主要地區。我們遠沒有歐洲的保護主義那麼嚴重。我們遠沒有日本的保護主義那麼嚴重。我們遠沒有中國的保護主義那麼嚴重。”
他還稱：“我們還對所有這三個地區都有貿易逆差。所以他們在空談自由貿易。但是事實上他們做的是保護主義那一套。而每次我們採取自衛行動，哪怕是針對他們應該承擔的微小義務，他們都會稱之為保護主義。那是胡扯。”
羅斯所說的才是胡扯。貿易逆差並非一國貿易開放的證據。它只能證明一國的支出多過收入，或者投資多過儲蓄。這不僅僅是一個理論觀點。有確鑿的證據支持這一點。
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每年都發布包括“貿易自由度”在內的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這家以可對特朗普政府施加影響為傲的智庫，利用關於貿易加權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數據得出貿易自由度。該指標顯示，美國貿易政策遠非最自由的。
這些衡量貿易自由度的指標可以結合經常賬戶餘額數據，並根據經濟體的規模調整。（在此基礎上，美國的逆差規模在177個國家中排第98位。）就像有學說預言的那樣，貿易自由度與逆差之間並不存在顯著關聯。如果有的話，也是一種反向關系：自由貿易國有產生更大順差的弱趨勢。
貿易保護將減少貿易逆差的確聽起來言之有理。然而，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因為經濟並非由孤立的市場構成：一切都是相互關聯的。對進口征稅也是對出口征稅。如果一國抵制進口，則會導致用於生產出口商品的資源減少。換句話說，出口只是供應進口的一種方式。如果一國因貿易保護減少進口，生產出口商品的動力（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也將下降。就美國而言，隨著對進口的需求下降，可能造成這種情況發生的機制將是美元走強。因此，貿易保護會降低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使經濟更加封閉），而非減少貿易逆差。
現在，我們比較一下高收入經濟體的儲蓄與它們的經常賬戶餘額（還是相對於GDP）。正如人們所料，國民儲蓄的差異可以很好地用於預測經常賬戶餘額。如果只看高收入國家，我們會發現，美國一點也不例外。美國是一個儲蓄相對較低的國家，很大程度因為這一點，美國才一直保持經常賬戶赤字。
這使得美國的投資多過本國儲蓄。如果美國希望降低外部赤字，它必須要麼減少投資（這顯然是個壞主意）要麼增加儲蓄。如果美國想增加儲蓄，第一步就是不要按原計劃那樣減稅，而是要增稅。
羅斯對貿易經濟學的誤解，絕不是一些毫無害處的傻念頭。特朗普政府的財政政策看起來勢必會增加美國的外部赤字，外國人將為此背鍋。而其貿易政策將不能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外國人將再次背鍋。美國將提出可笑的目標，想在一個商業本身就多邊化的世界裡取得雙邊貿易平衡。這也會失敗，然後再次甩鍋到外國人頭上。總而言之，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僅僅因為無知而廢除開放的貿易制度。
該貿易制度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繁榮的基礎，這一時期也是迄今人類歷史上最繁榮的時期。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世界貿易組織(WTO)最近發表了一篇精彩的文章，清晰地闡述了更廣泛地分配貿易的好處所要涉及的緊要問題以及需要做些什麼。
這篇文章還特別論證了為受影響的勞動者和群體建立一張安全網，結合支持針對變革作出調整的政策，是有效的。但這正是共和黨人打算削弱的。唉，這讓保護主義成了對那些受經濟變化——包括進口——不利影響的人唯一能提供的政策。
特朗普政府貿易議程的可怕之處在於，它既不切中要害，又有破壞性。切中要害的議程會側重於整個世界經濟中儲蓄和投資的不平衡。有益的議程會側重於將針對經濟變化（貿易在其中只佔了相對小的一部分）的必要調整，與擴大好處分享並協助調整相結合。這樣的議程還會承認，貿易一直是經濟活力的引擎之一。貿易最令人擔憂之處一直是增長放緩。世界銀行認為，這可能是生產率下滑的一個原因。
那麼美國的貿易夥伴應該如何回應美國的要求呢？他們需要承認巨集觀經濟失衡的顯著性。他們需要作出讓步以增加貿易，不去損害全球經濟。他們需要為多邊自由化據理力爭。他們需要極盡所能地去保護能夠約束強弱雙方的貿易規則原則。最重要的是，他們需要有耐心。美國應該不會永遠掌控在那些對緊要問題如此缺乏瞭解的人的手中。
新興市場將引領全球化進程
更新於2017年4月19日 06:26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王文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王文：全球化的引擎已從發達經濟體轉向新興經濟體。因此，後者應繼續開放市場並抓住下一輪全球化的機遇。
全球範圍內反對全球化的浪潮日益高漲。從普遍的貿易保護主義到貿易增長緩慢以及移民政策收緊，全球似乎正面臨一場針對全球化的反彈。
然而，數據和理論推演卻揭示了不同的情況：經濟全球化仍是常態。實際上，全球化的引擎已從發達經濟體轉向新興經濟體。因此，後者應繼續開放市場並抓住下一輪全球化將帶來的機遇。
全球貿易、投資
幾十年來，反對全球化的運動間歇出現，沖擊全球進步。西方經濟學家已對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共存現象提出解讀。
有鑒於此，當前的反全球化浪潮更像是西方國家在這個特定階段出現的區域和週期性倒退。西方對全球影響巨大，但崛起中的強國似乎對全球化有著非常不同的看法。
另外，從中長期角度來看，數據顯示，西方的影響力可能受損。從2011年到2015年，貿易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仍持穩。
盡管以美元計價的全球商品貿易略有放緩，但鑒於美元強勢以及疊加性因素（例如美國對外國能源的依賴下降以及大宗商品價格長期處於低位），這種滑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被證明為一種“統計錯覺”。
另外，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7年裡，全球服務貿易增速超過GDP，服務貿易對GDP的貢獻從2008年的12.5%升至2015年的13%，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的重要因素。
在資金流動方面，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也在強勁復蘇。2014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曾降至1.2萬億美元，但2015年快速反彈至1.76萬億美元，為自此次金融危機以來最高。
2015年，全球跨國並購規模增至4.9萬億美元，超過了2007年的4.6萬億美元，並為跨國企業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擴張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
顯然，面對全球經濟困境和風險、安全問題（例如難民和地區沖突）以及社會問題（例如收入差異擴大以及失業），人們對於全球化懷有顧慮，也有反對之聲。然而，全球化趨勢沒有逆轉。實際上，全球化“輸家”通過互聯網在公眾輿論中誇大了情況。
西方的擔憂
西方的反全球化情緒從政策上就明顯可見。隨著西方國家在當今世界的競爭優勢縮小，它們正尋求自我保護，根本原因可能有3重。
首先，這種情緒是內部矛盾加深以及全球化負面影響疊加效應的結果。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這意味著在得失都是相對而言的競爭邏輯中，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贏家和輸家。
全球工業鏈的勞動力分配和生產外包，再加上科技進步，導致製造業遷移到發展中國家（製造業構成實體經濟的核心）。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失去了工作或薪資下降，因此他們是全球化中的“輸家”。
同時，互聯網放大了負面的公眾輿論，因此焦慮和憤怒就像傳染病一樣迅速蔓延，歐洲的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威脅惡化了這種形勢。所有這些因素共同為那些願意利用公眾不滿的政客創造了大批受眾。
接下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崛起中的強國正讓西方感到緊張。新興經濟體顯示出了參與全球治理的更大興趣和能力，而受到危機打擊的西方正在衰落和退下世界舞臺。
在這種背景下，西方評論人士提出，傳統的全球化已走到終點，應該建立服務於西方利益並讓西方保持領先的新貿易體系，例如區域貿易機制。
反全球化的言論最終正設法在全球化過程中讓本國利益最大化。正如西方一位學者所言，全球化應按照“每個國家的自由意願”繼續下去。
新一輪全球化
社會生產率提高和科技進步意味著全球化趨勢是不可逆轉的。然而，由於各國資源和政策導向的差異，全球化產生了部分負面結果。因此，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舊的全球化體系無法滿足當前需求。出於這個原因，全球治理的升級、全球化的轉型、以及新一輪全球化的開展迫在眉睫。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1月在達沃斯的講話引起了全球的注意。在某種程度上，他的主要理念勾勒出新全球化的道路：建立創新驅動的動態增長模式；通過協調良好、互聯互通的方式，建立開放互惠的合作模式；建立均衡、公正和包容的發展模式。
當然，這條路不會好走，至少需要解決兩個主要問題。
第一個任務是挑戰落後的全球治理概念。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破產，要求提出新的理念，以解決發達國家的內部問題，還有解決全球公共品的缺乏以及全球共同利益和各國利益之間的錯位。
由於全球治理問題、猖獗的恐怖主義、能源和食品安全危機、以及傳染病擴散等問題具有普遍性，非傳統威脅存在溢出效應。然而，現有的多邊體系和雙邊應對機制互不相容又不統一，催生了各種風險和危機。基於這個原因，時代呼喚偉大創意。
其次，現有的全球安全、貿易和金融機制——比如聯合國、世貿組織(WTO)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很難應對全球各地正在發生的危機。依照最新國際架構來改革原始機制和重塑全球治理規則的必要性越來越大。發展中國家需要被更好地納入決策過程，以最終保障各項全球機制的執行以及這一機制的權威。
‘一帶一路’倡議
全球化的發展和促進了貿易與投資的開放經濟令中國受益。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在最近幾年見證了史無前例的情況。從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利馬峰會，到今年5月即將召開的“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高峰論壇，每個場合都見到中國領導人、政府官員、商界人士和學者試圖說服西方同僚對全球化有信心。
中國提議的新一輪全球化強調，所有國家——不論其規模和實力——都有平等的參與機會，並通過貿易交流和投資合作分享全球化的積極成果。
在規則和理念方面，全球治理應合理反映所有各方的需求。而通過由大國提供全球公共品，所有國家終將公平分享成果和收益。
可以預見的是，西方將繼續對全球化進程持謹慎態度。不過，新全球化模式的發展需要西方的參與，才能從全球利益共同體推進至命運共同體。
鑒於全球經濟和金融公共品的缺乏，“一帶一路”倡議已成為由崛起中的中國提供的最大公共品，它體現了中國在新時代推動經濟開放的主要理念。
總而言之，為應對不斷攀升的反全球化思潮，我們確實應熱情支持全球化的新時代。
FT社評：“瘦身”世行對美國不利
更新於2017年4月21日 05:57 英國《金融時報》 社評
按照特朗普的“瘦身預算案”，他將削減世界銀行資金。這可能削弱美國對全球金融架構的影響力，進一步稀釋美國的軟實力。
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錯失了重新確立世界銀行(World Bank)全球合法性的機會，因為他未能放棄美國對世行領導層的壟斷。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有可能進一步削弱美國對全球金融架構的影響力，因為按照他的所謂“瘦身預算案”(skinny budget)，他將削減世行的資金。
加強世界經濟復蘇是各國央行行長和財長的首要任務，他們正匯聚華盛頓參加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春季會議。但是，特朗普對這兩家佈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機構的敵意——正如他在三年期間削減6.5億美元世行資金的計劃所體現的——動搖了各方的信心。
盡管華盛頓與IMF之間的緊張很嚴重，但世行有最多的事情需要擔心。通常情況下，美國提名、去年在無人反對的情況下獲得連任的世行行長金墉(Jim Yong Kim)，會利用本周的會議為2010年以來首次補充世行資本進行準備工作。鑒於華盛頓發出的信號，世行員工擔心其最強大的股東將採取反對立場，使動員其他國家支持增資的任務變得復雜化。就現在而言，這件事被擱置了。
對世行來說，時機有點不幸。除非世行增加自己的財力，否則就在新興市場借款成本看起來將會上升之際，它將不得不叫停近期激增的低成本放貸。這將標志著從它在發展事務上的中心角色進一步後退。
這也將標志著美國的軟實力遭到進一步稀釋。這種軟實力的有效性在奧巴馬時期已經有所降低：奧巴馬欽點金墉出任世行行長，而排除更加合格的發展中世界候選人，這種做法削弱了世行在較貧窮國家中的可信度，並使美國的領導地位受到質疑。這為中國提供了更多理由，讓中國通過發起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等競爭機構，來爭奪世行的角色。
特朗普對基於規則的全球體系的其他重要支柱已經收回了一部分批評語調，比如軟化了他對北約(NATO)的反感。希望他對世行也會這樣。這個機構需要改革，但是削弱它只會讓中國奪走更多地盤。
美國可以公然主宰世行的日子也許行將結束。但無論如何，投射力量的最廉價方式是通過共識，讓別人也掏錢做出貢獻。多邊機構還有一個額外好處，那就是掩蓋真正的強權在哪裡。中國已經很快學到了這一點，它正在吸引其他國家加入其發展融資舉措。特朗普對世行的敵意可能把美國推向相反的方向。
FT社評：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的弊端
更新於2017年4月20日 12:31 英國《金融時報》 社評
特朗普下令對有關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的政策進行評估，其結果有待觀察。但美國應繼續對外國好產品、好人才開放。
除了自由貿易以外，幾乎沒有什麼問題能比強迫企業和公共部門采購國貨、僱用國人更能引起公眾輿論及經濟學家觀點的分歧了。
上次美國政府實施包含投資的大規模財政刺激方案是在2009年，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出臺了《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當時要納入所謂“買美國貨”(Buy American)的條款、以使合同落入美國企業之手就經過了一場硬仗。同樣，美國工作許可制度、特別是面向高技能人才發放的H-1B簽證，不管在美國科技行業從業者中間（拿這類簽證的人大多從事科技行業）還是在美國國會中都極具爭議。
可想而知，考慮到這個問題對經濟民族主義者的吸引力，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不會放著不管，他指示對有關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的政策展開評估，同時發表了讓就業留在境內的激烈言論。在理論上，對兩項政策、特別是短期H-1B工作簽證進行審查，可能會取得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進。而實際上，考慮到特朗普的過往記錄，評估結果既可能是出臺更具限制性的法規，也可能不會有什麼實質性改變。
在這兩個問題中，購買美國貨的問題更為明朗。自1933年以來，此類采購規定一直是聯邦法律的一部分，但是在執行上可以或寬或嚴。美國是世貿組織(WTO)《政府采購協議》的簽約國，因此其購買國貨規則要受到制約。該協議有19個成員，包括歐盟、日本和韓國，不過沒有中國。另外，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產品可以憑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進入美國市場。
試圖推行只能采購國內企業產品的做法往往會適得其反。這些做法會引起貿易夥伴的報復，傷害美國出口企業；提高投入成本，相同的公共支出所能建設的基礎設施會更少、所能僱用的建築工人也會更少；此外還會增加文書工作並耽誤時間，因為企業需要努力應對繁瑣的報告要求。
H-1B簽證的問題就更為復雜了。該簽證項目是為了引入高技能人才、特別是科技業人才，他們可以對美國勞動者起到補充作用。他們還可以幫助初創公司和其他快速增長的企業，反過來會促進本地就業。實際情況往往是諮詢公司會用臨時工代替低技能員工，然後把生產轉到海外。
H-1B簽證每年有6.5萬個配額，往往很快就申請滿了。火爆的需求導致此類簽證是按抽簽方式分配的，而不是按申請人的能力。通過改革解決該問題在政治上是精明之舉——並且假設某種配額是必要的——也更有可能提高美國的生產力。
以薪資水準為依據發放簽證，是基於市場的簡單辦法，但這意味著人才會更多地進入成熟的科技公司、而不是初創公司。更復雜、但可能更有效的辦法是把簽證分配給那些允許員工申請永久居留的企業，以表明它們感興趣的不只是招收短期員工。
特朗普的評估會帶來什麼政策仍然有待觀察。其政府的不可預見性意味著，這些政策可能是災難性的，可能卓有成效，也可能徒勞無益。但應該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讓美國經濟盡可能地繼續對外國好產品和好人才保持開放態度。放下吊橋只可能讓城堡裡的居民變得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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