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點／新政府必須看懂的數字
2016-04-22 02:32 聯合報 記者潘姿羽整理
中國近期進出口等數字都有好轉跡象，政府官員也認為經濟已趨向穩定。但若觀察經濟數據背後的成因，會發現應解讀為中國經濟僅是短線的止跌回穩，並非實體經濟回溫，難對台灣出口甚至景氣有幫助。
中國3月出口終結連九衰，首現今年以來的成長，相較2月暴跌25.4%的慘況，更是大幅回溫；進口仍衰退7.6%，但相較2月的雙位數衰退，減幅明顯收斂。
中國景氣有回溫跡象，對中貿易依存度高的台灣來說理應是好事，但中國經濟數據轉好，其實是去年政府施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帶來的短期效果，並非實體經濟面止跌回穩。
中國去年施行降息降準等寬鬆貨幣政策，人民幣跟著貶值，連帶使出口回穩；由於這一連串事件發酵需要時間，出口大幅回升的情況沒有和當時政策同步，而是遞延至今。中國政府靠著讓房地產活絡，拉抬投資數據，擴張型財政政策也對政府投資多少有幫助。
上述政策均讓經濟數據轉好，但觀察零售部分的數字，會發現民間消費動能還是頗虛弱。
中國政策確實讓經濟數據不再慘淡，但貨幣政策若形成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將不利經濟，房地產過度膨脹也會導致泡沫，可見這些都屬「短效型」政策，短期經濟數據回升雖可延續至第2季，下半年還是要看全球經濟回穩狀況。
解析中國近期數據轉好的原因，再來看對台灣的實質影響，便會了解台灣出口至中國的表現，和當地民間消費、民間投資息息相關。但中國GDP（國內生產毛額）結構中，這兩者數據未顯著上揚，甚至消費仍處疲弱，導致對我國實體經濟面幫助不大，這點從台灣3月出口依然是兩位數衰退，出口至中國衰退幅度甚至逾一成便可看出。
新政府陸續公布財經內閣人選，520上任之日也不遠，但新政府必須了解到，在我國陷入經濟困境的情況下，蜜月期並不長；雖說打造良好的經濟環境以及產業轉型勢在必行，建議新政府仍必須先推動救急措施，給予民眾信心，才有本錢推動下一波的結構改革。
（本文由元大寶華董事長梁國源口述）
中國應如何解決壞賬問題？
2016年04月22日 花旗集團前高級副主席 比爾•羅茲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數十年來對金融危機的關註讓我明白，政府作出艱難決定的時間越晚，力輓狂瀾、遏制損失擴大的難度就越大。
隨著國內金融領域的風險逐步上升，中國領導人需要認識到以上現實。遲遲不採取大膽行動將破壞國內外對他們的經濟管理技巧的信心：短期而言這將促使資本外流增加，同時無疑會導致中期GDP增速下降。
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在1979年執掌美聯儲(Fed)的時候面臨嚴峻的經濟危機。為遏制通脹飆升，他決定推出非常規貨幣政策來對付通脹這頭惡龍。這樣做造成的一個後果是衰退。但這場衰退歷時很短，而通脹受到遏制，美國經濟走上了持續快速增長的道路。
然而，現在北京謹慎情緒占據了上風。重要領導人最近發表了一系列的重大公共聲明，以表明中國經濟狀況要比廣泛報道的好。
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可能希望，在有更明確跡象表明經濟能夠實現6.5%至7%的年度增長目標之前暫不推出任何新的嚴厲措施。中國總理李克強公開提出了6.5%至7%的增長目標，中國領導層希望這種增長將成為中國的新常態。
政府沒有出台嚴厲舉措，市場可能不會溫和以對。省市級政府和國有企業的財務面臨諸多問題。中國總債務（原文為“公共債務”publicly held debt——譯者註）與GDP的比例據估計達到230%左右。
官方估計銀行不良資產達到1.27萬億元人民幣（合1960億美元），這種估計可能有些保守。此外，中國負債纍纍的房地產行業和“影子”銀行業已急劇膨脹。我認為，中國人民銀行(PBOC)向體系持續註入資金以維持所有行業的做法是不可持續的。
現在有許多人呼籲通過債轉股來大量削減不良資產。這種方法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初的拉美債務危機中很流行。它可能爭取到一些時間，但並非解決之道。
廣泛談論的資產證券化項目也可能提供一些喘息時間，但中國政府需要認識到問題有多嚴重，直面這些問題。必須盡可能地勾銷壞賬。主要機構必須承擔損失，同時還有必要關閉一些國企和“僵屍”企業。拖延越久，對經濟的拖累就越大。
中國領導人可以學習最近的歷史以及前總理朱鎔基在上世紀90年代推行的卓有成效的改革。他不僅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鋪平道路，而且還讓銀行增加了資本，勾銷了壞賬，具體做法是成立資產管理公司以收購部分銀行壞賬。
與此同時，他推行大規模改革以強化國企的資產負債表，同時還關閉了一批效率低下的國企。他的舉措在確保經濟年年高速增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國政府早就明白，有必要進行金融改革。例如，我與幾位前領導人的交談促使我於2005年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內容包括建議提高國內債券和股票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中國需要採取重大舉措——依賴政府註入資金來提振股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如今引起爭論的不僅僅是金融體系的風險，實際上，有關實施全面經濟改革的共識也日益受到質疑。在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改革路線達成了共識，但如今只有部分得到實施。
中國放鬆對利率的管制，而讓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是朝著貨幣可自由兌換邁出的一步。但中國還需要採取更多舉措，以實現金融市場的現代化和自由化、促進國內消費並降低經濟對出口的依賴。
這些改革的進度將會因金融行業和主要國企（包括煤炭和鋼鐵行業中負債纍纍的企業，產能過剩和經濟放緩加重了這些企業的問題）的債務核銷以及資產負債表清理而放緩。
中國政府不應再猶豫不決，從而讓國內外失去信心。採取果斷舉措至為關鍵。
本文作者曾經擔任花旗集團(Citigroup)高級副主席
國際石油市場沒有“供給側改革”
2016年04月22日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馮明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多哈談判結束了，凍產協議不出意料地胎死腹中。事實上，自2015年國際石油價格暴跌超出主要產油國的預期以來，在匯率、財政、宏觀經濟風險的壓力之下，部分OPEC國家和以委內瑞拉為代表的非OPEC產油國多次發出號召，積極進行國際斡旋，希望通過主要產油國達成限產協議以推動國際油價回升；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放出一個煙霧彈，讓市場神經緊綳一下；但是，這些努力最後紛紛以失敗告終。這次23個石油生產國能源高級官員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談判會議也不例外。
國際石油市場沒有供給側改革
國際石油市場當前面臨的困境並不特殊。正如筆者2015年10月在《如何看待大宗商品市場回暖？》一文中所說的那樣，石油市場當前面臨的困境是世界經濟以往“資源國-生產國-消費國”模式難以持續、從舊均衡向新均衡過渡的過程中出現的系列問題之一。類似的症狀和困境在其他國家、其他行業也多有體現。例如中國煤炭、鋼鐵、平板玻璃、水泥等行業，也出現了產能過剩、價格大幅下跌的情況；這些行業中的傳統生產企業，很多也面臨著盈利能力下滑、債務風險積聚的問題，其中一些甚至出現了現金流難以維系的情況，存在破產清算的風險。
應對產能過剩的辦法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市場機制自發調節，讓過剩產能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出清；另外一種是通過外力乾預來推進產能去化。不妨拿動物機體上出現毒瘤來打比方。第一種辦法就像是依靠機體的自身免疫系統去消化毒瘤，第二種辦法則像是通過做外科手術來挖出毒瘤。兩種辦法各有優缺點。但如果毒瘤很嚴重、通過自身免疫力很難治愈或者需要很長時間、承受巨大創傷，那麽做手術就是更好的選擇。
針對相關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中國中央政府果斷提出了“去產能”的政策導向。“去產能”是2015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今年3月“兩會”上確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工作之一，後者在具體的政策實施層面被簡化地概括為“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其中，去產能是五大任務中的第一項任務，也被很多人認為是最棘手的一項任務。
在“去產能”的政策導向下，相關產能過剩的行業和省市相繼制定限產目標，制定產能退出計劃。根據有關報道，安徽、河北、山西、貴州、吉林、遼寧、山東、河南八省份近期已將各自的鋼鐵煤炭行業去產能方案上報至國務院有關部門，這些省份的去產能目標占到了國家計劃的大頭。
對於涉及到的企業、行業、區域經濟而言，去產能帶來的痛苦可以說是割肉，用“壯士斷腕的決心”來形容並不誇張。有人或許會想：反正產能已經嚴重過剩，價格持續走低、利潤削薄甚至變負，有什麽痛的？但需要意識到，即便是割去贅肉或毒瘤，也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如果沒有行政的外力乾預，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很難有主動割肉的勇氣。國際石油市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去產能的要害是打破“囚徒困境”
石油生產國面臨著“囚徒困境”——對於任何一個產油國而言，不論其他產油國減產與否，不減產都是我的最優選擇。因而，所謂的凍產協議或限產協議是很難達成的，即便達成大家也有違約的激勵。
去產能的要害就是要打破上述“囚徒困境”，設計激勵相容的激勵機制讓各方願意遵守協議縮減產量。然而，在石油生產國之間現在並不存在這樣的機制。歷史上，宗教團結曾被作為打破囚徒困境的機制，冷戰期間的國際關系也曾被作為打破囚徒困境的機制，但現在類似的機制並不存在。產油國之間顯然也不存在像中國中央政府那樣的經濟規劃者，通過行政強力去打破囚徒困境，實現產能去化。
在經濟學理論上，打破囚徒困境的另外一個機制是通過無限多次重復博弈中的“威脅”。產油國之間的博弈的確是無限多次重復博弈。歷史上，沙特作為OPEC內部影響力最大的成員國也確實曾以其他成員國無法承受之重的“威脅”來確保各方遵守限產協議，從而打破了囚徒困境。但從當前國際經濟和政治的現實情況來看，沙特既不具備這樣的實力，也不具備這樣的意願。
作為一個大型的石油凈進口國，中國當然不必要對“別人的問題”過度擔憂，畢竟油價下跌對中國經濟整體而言不是壞事。但中國應當以鄰為鑒，解決好自己的問題，努力在短期和長期兩個層面做好產能過剩行業的產能去化和結構性改革。
產品同質化的行業容易出現囚徒困境的原因
仔細對比分析上述提到的幾個行業，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特點，即這些行業的產品同質化傾向比較嚴重。盡管在密度、雜質含量等技術指標上存在差異，但整體來看不同產油國供給的石油可以看做是同質的、標準化的商品。煤炭等其他大宗商品、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等行業也存在類似的情況。
如果一個行業的產品同質化比較嚴重，那麽企業之間的競爭往往就只能通過打“價格戰”的方式來進行。沙特阿拉伯生產的石油和俄羅斯生產的石油之間並不像蘋果手機和三星手機之間、或者寶馬汽車和豐田汽車之間那樣存在差異性，這決定了石油企業之間不可能像手機或者汽車製造企業那樣的方式去競爭。產油國之間是這樣，鐵礦石、銅、煤炭等大宗商品生產商之間是這樣，水泥廠、玻璃廠之間也是這樣。因而我們在現實中看到，大宗商品行業的價格波動往往是非常劇烈的，尤其是在下行周期往往會出現暴跌。
政府比市場更有效嗎？
面對產能過剩，中國政府選擇採用行政手段強推去產能。那麽一個直接的問題是，政府去產能比市場去產能更有效嗎？煤炭、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行業存在的核心困境與石油行業當前面臨的困境是類似的，即如果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下，大家都缺乏激勵主動減產，陷入了“囚徒困境”。
經濟學理論中反對政府乾預的一個常見理由是：市場機制能夠識別好企業和壞企業，而政府難以做到這一點。但這一理由在當前的去產能過程中並不成立——政府當然很難判斷哪家初創企業會成為15年後的阿裡巴巴或者谷歌；事實上即便是風投都很難判斷，而是通過風險分散機制來解決這一問題的。但慶幸的是，判斷同質的煤礦或水泥廠中哪一家更加高效還是比較容易的。
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是現實經濟研究中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在大部分情況下，市場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的途徑。但在某些情況下，市場可能會出現失靈。正如上文中我們看到的幾個例子。當然，你完全可以反駁說，這並不是市場失靈，只要經過足夠長的時間，相對高成本、低效率的企業總歸會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出清。這是市場原旨主義者常用的理由之一——市場並沒有失靈，它只是需要更長的時間。理論上這當然是對的。但問題在於，就業和債務不一定能等得了那麽長的時間，金融市場投機者、匯率不一定等得了那麽長時間，數以千萬計的工人及其家庭不一定等得了那麽長的時間。畢竟，在長期，人們都死了。
相比於思想實驗中“完美的市場”而言，行政力量主導的去杠桿可能會造成一定的效率損失。但在特定的情況下，這種選擇是優於市場的。因為在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中，市場並不完美，至少是在一定的時間內並不完美。真實世界中的經濟學不是“比較靜態”，我們必須考慮從舊均衡點到新均衡點之間的過度期。
最後，當然也可能存在難分伯仲的時候。這時，去產能政策實踐的困難已經不在於“效率”，而是在於“公平”或“平等”。如果位於甲省的屬於張三的鋼鐵廠和位於乙省的屬於李四的鋼鐵廠效率相近，全知全能的社會計劃者（social planner）從全局福利來看並不在意關閉其中的哪一家。但是從公平或平等的角度而言，這一決策顯然含義重大，不論是對於張三或李四而言，還是對於甲省或乙省的稅收和就業而言。所以說，去產能政策的糾結點常常不在於經濟學分析，而在於決策者對公平的拿捏。
印度首超中國成全球FDI最大目的地
2016年04月22日 英國《金融時報》 考特妮•芬加
盡管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且外商直接投資(FDI)相應下滑（這對地區投資流動產生了連鎖反應），但亞太地區仍蟬聯全球FDI冠軍。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旗下數據部門fDi Intelligence的一份報告，2015年，亞太地區吸引了全球45%的綠地項目投資。去年，外國公司將3883個綠地投資項目設在亞太地區，據估計投資總額為3025億美元。
盡管去年亞太地區的綠地項目數量較2014年減少7%，但資本投資總額增長29%，這得益於印度、印尼和巴基斯坦等國的大幅增長。
中國多年來首次拖累地區FDI增長，而不再是增長引擎：受經濟增長趨緩且成本上升的影響，中國的資本投資下滑23%，FDI項目減少16%。
把中國推下神壇的是印度，由於2015年全年大型投資項目很多，印度超過中國，成為全球資本投資頭號目的地。
在這份報告中，印度脫穎而出，摘得綠地項目資本投資排行榜的桂冠，2015年公佈的FDI投資高達630億美元。印度FDI項目數量增加8%，達到697個，盡管仍落後於中國的789個。
流入印尼的資本投資增長130%，至385億美元，這得益於金屬、化工和能源行業的多個大型項目，同時，得益於能源行業的重大投資項目，巴基斯坦的資本投資增長147%，至189億美元。
其他資本投資出現增長的亞洲國家包括菲律賓（項目數量增加16%）和泰國（項目數量增加7%）。但亞太地區的FDI有些頭重腳輕，最大的三個目的地國家（印度、中國和印尼）占流向亞太地區投資總量的近一半。
與此同時，一些之前步履維艱的歐洲新興國家的FDI數據帶來了一些驚喜。該地區包括俄羅斯、獨聯體國家以及中歐、東歐和東南歐，是全球唯一一個在項目數量（增加6%）、資本投資總額（增長12%）和通過FDI創造的就業數量（增加13%）都出現增長的地區。
盡管去年上半年俄羅斯和土耳其的FDI數據出現下滑，而且兩國周邊都出現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但兩國去年的最終表現好於預期。據fDi Intelligence估計，俄羅斯吸引的投資占流入歐洲的資本投資總額的7%，達到116億美元，該國吸引的項目數量比2014年增加33%。土耳其吸引了58億美元的資本投資，項目數量同比增加47%。
作為一個合並地區，中東和非洲在綠地投資方面與前一年持平，流入非洲的項目數量增加6%，抵消了中東項目數量的減少。非洲吸引的項目數量比中東多156個，盡管按照項目數量衡量，阿聯酋仍是該地區最大目的地，占中東和非洲項目總量的近四分之一。
埃及仍是該地區最大的資本投資目的地，2015年共吸引145億美元的投資，盡管資本支出減少19%。與此同時，該國項目數量增加14%。
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是去年表現最差的地區。資本投資下滑至702億美元，項目數量減少13%；在該地區前10大目的地國家中，只有3個國家（智利、玻利維亞和牙買加）的資本投資出現增長。在經歷了格外艱難的一年後，巴西的資本投資總算與前一年持平，僅輕微下滑0.2%，但項目數量減少17%。
從全球來說，2015年的資本投資增長近9%，達到7130億美元，但項目數量減少7%，為1.193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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