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依法課稅…產官別再抬槓了
2018-12-26 02:33經濟日報 黃士洲
日前工商協進會大老們諮詢引資回台方案，先是質疑回台三要件太嚴苛，順勢加碼砲轟財政部，老是用追稅的心態看整個產業和創新，呼籲別再找稅務出身的財政部長。財政部立刻用臉書與新聞稿澄清，非在追稅，是在課合理的稅！雙方情緒喊話，各有立場，若不先釐清今日稅政與稅制的前因後果，很難期待後續理性溝通。
首先，當工商大老抨擊財政部以追稅心態來看產業及創新，也應當平心靜氣地思考，今日稅政如何落到這番田地？恐怕大企業家對稅制抱持投機心態也難辭其咎。從1960年代獎勵投資條例開始，90年代促產條例與今日的產創條例，將近60年不斷變換名目大量給予投資的獎勵優惠，是否養壞了企業主的胃口「沒租稅優惠，為何要研發？」，也讓財經官員把「租稅優惠=產業政策」視為理所當然。
又以攸關新創的技術股課稅爭議來說，原先財政部堅持技術入股時所得就實現立即要繳稅，無非因為入股當下若不課稅，賣出股票則成證券交易所得免稅，形成課稅漏洞，但因阻礙新創，勉為其難地用緩課來解套。
類此包含證所稅免徵與股利所得分離等各種對大企業主量身訂做的稅賦減免，早就養出不公平、不均衡的稅制怪獸，潛伏在各個場域伺機反噬飼主，所謂稅官老想著追稅、個案濫用實質課稅乃至台幣貶值，都不脫這種結構性果報。
其次，財政部此次回應「是課合理的稅」，過去也曾說過「富人應繳稅做功德」，卻從未強調「依法」課合理的稅，或「依法繳納與徵收公平稅負是現代公民與稅官雙邊協力的職責」，表述出財稅官員顯然沒有將依法課稅與正當法律程序─徵收人民財產權的最根本合法前提，認真當做一回事。今天財政部及所屬官員普遍被冠上「稅吏」的負面刻板印象，原因無他，正是稅務行政常藉口實質課稅繞過法律要件，草率調查立即開單的情況迭遭詬病，引人稅收超徵掛帥的負面觀感。換言之，當財政部政令宣導只看到合理課稅，卻絕口不提合法課稅，不正是引導稅官，只要心中認為合理，就可不顧法律界線追稅到底，那企業與一般人民法律權益在哪？
再者，準確且公平地呈現數據，是有效溝通的基本前提，這跟財政部長是稅務或學界出身沒有關聯，不過財政部數據，近來要不是前後矛盾，不然就是沒把衡量基礎講清楚，這已嚴重損傷稅政公信力。例如年年稅收超徵，究竟是國家不缺錢？還是因為預算編列年年失真？107年初股利所得改分離課稅、提高薪扣額到20萬，並加3%營所稅的稅改包裹過關之後，新財長改口說之前減稅太多、稅基不足，所以長照、幼兒扣除免議！
還有財政部每次都以台灣租稅負擔率12.9%，企業有效稅率13-14%，都是全球倒數，反駁台灣沒有減稅本錢，但是國際上公布的租稅負擔率，個人與雇主負擔的勞健保，還有菸品健康捐等「社會安全捐」都會被加入計算，才能客觀衡量人民實質負擔公共支出的比率，反觀財政部歷來只公布「不含社會安全捐」的數據。
財政部及所屬官員如果要洗刷「拖累經濟發展的豬隊友」標籤，透過社群媒體你來我往，不過提油救火，放送租稅優惠更無濟於事，只要能做好依法課稅、主動檢討解釋函令，擺脫稅收掛帥思維（如導入平衡計分卡的績效評量模式），就足受人尊重了。
大企業主更得認清，浮濫優惠的台灣稅制，反倒是弱化台灣長期競爭力的慢性毒藥，既然自詡國際級企業，那就依照國際規矩來，引資回台方案雖是因應時勢的短期振興方案，更宜思索如何在金留台灣的前提下，有助台商全球布局。有鑑於國際稅捐資訊交換的死限迫在眉睫，再抬槓下去就只剩下全民皆輸的選項。（作者為台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副教授）
2019：影響中國經濟走向的關鍵
沈建光：美國經濟回調與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加上中國房地產政策與市場，需要重點關注，而二者如何演化也將成為決定2019年中國經濟的關鍵。
更新於2018年12月26日 06:37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沈建光
2018年中國經濟經歷「內憂外困」，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級，國內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民營企業運行困難等問題十分突出，引發市場信心普遍不足。展望2019，情況能否得到轉機？筆者在FT中文網專欄文章《2019:探尋中國經濟樂觀的理由》中曾提到當前一些積極信號正在出現，如中美貿易談判重啟給貿易戰休戰帶來可能，國內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加大，有助於穩定信心。
然而，政策底出現後，中國經濟能否切實取得「六穩」的效果？還有哪些因素會成為影響明年經濟企穩的不確定因素？筆者認為，美國經濟回調與金融市場波動加劇，與中國內部中國房地產政策與市場，需要重點關注，而二者如何演化也將成為決定2019年中國經濟的關鍵。
警惕美國經濟減速的負面衝擊
得益於特朗普大力度的減稅政策，美國經濟2018年增長超預期。然而，展望2019年，伴隨著美國稅改紅利的消退，結構性問題的困擾，以及美國政治方面的風險不減，美國經濟可能會出現觸頂回落的態勢，而這將對美國乃至全球市場產生影響。
具體來看，一是稅改紅利消退對明年美國經濟增長或將造成負面拖累。2018年美國經濟增速超出預期，二季度4.2%，三季度3.5%，但主要與稅改紅利帶來的企業盈利改善，低失業率和居民薪酬上漲拉動消費支出增加密切相關。11月美國失業率創50年來新低，達到3.7%。同時，帶動零售超預期上漲，PMI指數創14年新高。然而，隨著明年稅改利好基數效應消失，貿易戰負面影響顯現，美國財政政策空間已越來越小，美國經濟或將承壓。
二是危機十年，美國經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並未明顯改觀，貨幣依賴與稅改政策刺激下的美國經濟反彈內生動力不足。一直以來，美國勞動力參與率偏低、基礎設施較差制約了企業投資，雖然前期美國個人消費強勢帶動經濟增長，但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卻持續下滑。美聯儲12月議息會議紀要顯示，美聯儲下調了對未來美國經濟增長的預期，預計2019年美國GDP預期為2.3%，比9月回調了0.2個百分點。
三是美國兩黨政治分裂空前加大，對美國經濟復甦形成掣肘。因兩黨就邊境修牆計劃的撥款問題未達成一致，美國政府於12月22日正式部分關門。聯邦政府關門顯示了美國兩黨之間的分歧在不斷加大。今年11月民主黨在中期選舉拿下眾議院，預計今後特朗普政策推行將遇到更大的阻礙。明年兩黨博弈加劇，將導致美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增加，特朗普基建政策推行也將遭到更大的阻力和掣肘。
美國經濟如果由強勁復甦轉為放緩，將從多個層面對全球市場造成影響。例如，在美聯儲加息路徑方面，預計會更加溫和，目前市場大部分預期2019年美聯儲加息1-2次，這可能使得美元走勢也發生扭轉，預計2019年美元有很大可能將會走弱，這對於新興市場國家或許是個利好，人民幣貶值壓力也將得到緩釋，甚至是升值。
此外，美國金融市場是否會加速回調仍然面臨較大不確定性。當前美股股指較高，已經顯示出較強的失衡特徵。由於基本面轉差與加息推進，10月以來美國金融市場出現明顯下探。截至12月24日收盤，標準普爾500指數、道瓊斯工業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分別較年內高點下跌了19.8%、18.8%、23.6%，已經進入「技術性熊市」。美國金融市場巨幅波動，凸顯了投資者的恐慌情緒，而這種恐慌情緒是否會外溢也是值得警惕的。
當然，美國經濟與金融市場的波動，可能會讓特朗普更加註重內部風險，也恰是出於這種考慮，其短期內亦有與中國促成貿易戰休戰的需求，中國當下也表現積極，如開啟進口美國大豆和石油，表態進一步開放市場，強調競爭中性原則等都為2019年貿易戰緩釋奠定基礎。從長期來看，不得不警惕的是，中美博弈的升級已從貿易戰延伸至更廣泛的領域，儘管貿易戰由於中美之間雙贏或者雙輸的屬性可以避免，但中美在政治、意識形態、經濟制度等多方面的分歧，都使得兩國博弈具有複雜性和長期性。
房地產是否會放鬆及其影響？
近年來，中國房地產周期與中國經濟周期始終密切相關，每輪「穩增長」政策也離不開房地產政策的放鬆。然而，展望2019，房地產政策是否會服務與「穩增長」再度有所鬆動？房地產政策的變化又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哪些影響？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來看，2019年房地產政策仍沿用了「房住不炒」、「構建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長效機制」的表述，意味著當前決策層不會啟動全面放鬆房地產以達到「穩增長」目標。但即便如此，在防風險與「穩增長」平衡之下，考慮到前期房地產調控政策過緊，避免房地產對經濟的負面拖累，通過政策微調，進而改變前期過緊的房地產政策，將房地產政策回歸中性，起到經濟托底的效果，也是很大可能會發生的。
例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房地產的表述亦提到「因城施策、分類指導」，強調「夯實城市政府主體責任」，結合近期部分城市出現的房地產調控調整動作，如菏澤取消限售、廣州深圳下調房貸利率、珠海放鬆限購等，筆者認為，這種邊際調整已然發生。
除此以外，前期房地產調控為抑制房地產泡沫踩下了急剎車，但由於政策嚴厲，剛需購房需求也受到抑制。未來圍繞支持剛需首套房的界定可能更為清晰，以支持剛需購房；同時，限購、限售等行政手段也有悖於市場化的操作原則，在投機需求抑制、預期穩定的背景下，未來部分城市也很可能會在此方面出現改變。另外，配合貨幣政策環境的整體寬鬆，房貸利率也會相應出現一定回落。
綜上，筆者預期，明年房地產政策的主基調仍將因城施策，以微調為主，考慮到房地產泡沫對經濟的諸多風險，預計全國範圍內不會迎來大規模放鬆的政策調整。當然，與以往「穩增長」的動力源不同，一旦缺少了房地產全面寬鬆政策的支持，本輪政策發力能否達到防範短期經濟下滑的效果尚待考驗。
在筆者看來，房地產政策空間有限的背景下，若想達到「六穩」目標，除了宏觀政策調整以外，此次需要出台比以往更多的實質性的改革政策，且加速落地步伐，才能夠通過釋放制度紅利的途徑，防範經濟失速。筆者認為，經濟體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加速開放等就恰好是改革開放的重點，若能大刀闊斧的推進，有助於扭轉短期政策困境，從長期制度上做出更多探索，扭轉預期，穩定經濟。
從中國所處歷史發展階段看2019年宏觀政策走向
蔡浩：與其說是經濟對逆周期政策產生耐藥性，不如說是體制釋放周期在外部因素衝擊下提前進入拐點。在新一輪改革開放啟動前，還有什麼是我們應期待的？
更新於2018年12月24日 06:59 蔡浩 為FT中文網撰稿
2018年12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以下簡稱央行）發布公告，創設定向中期借貸便利（TMLF）工具，根據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貸款增長情況，向其提供長期穩定資金來源。TMLF資金最長可使用三年，操作利率比期限更短的中期借貸便利（MLF）還低15個基點（bp）。我們再往前推一周看，央行行長易綱在「長安講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時稱，央行的貨幣政策正在逐漸從數量調控為主向價格調控為主轉變。從這個角度來看，TMLF的設立似乎更像是踐行易綱行長的這一主張。
市場對此也很「買帳」，多數觀點認為央行已經開始變相降息，這是中國步入降息周期的第一步；少數觀點則保持冷靜，認為降息（特別是降低存貸款基準利率）並非是央行必選項。就這個問題而言，我認為觀點沒有絕對的對錯，分析清楚當前中國經濟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和客觀形勢，才能對央行2019年貨幣政策的施策目標，乃至財政和監管政策的施策方向有更為明晰的了解。
從11月經濟數據來看，除了固定資產投資小有回升外，幾乎所有的關鍵數據均顯著低於預期或前值。工業增加值增速降至33個月來新低；而消費增速連續刷新15年新低則早有預期，雙十一購物節阿里和京東的大幅放緩就是明證；受國內原油價格下降、消費不振和內需減弱影響，CPI環比增速意外轉負，同比增速也低於前值，而PPI增速則不出意外的創下年內新低，步入2時代；此前表現良好的外貿數據，在中美貿易摩擦的大背景下，提前出口的效應顯著減弱，再加上內需不振的影響，進出口同比增速均較前值巨幅下滑。值得注意的是，雖然11月中國貿易順差實現「衰退式」環比增加，但1-11月貿易順差累計值較去年同期下降了21%。
以一個開放國家的模板來看，假定在不犧牲一國國民福祉的情況下，貿易順差不斷收窄，且呈現出難以逆轉的趨勢，表明國內的生產將出現過剩，或體現在出口增速放緩，或體現在進口國外商品增加對國內替代商品的擠出，結果就是經濟衰退，促進經濟結構由出口導向向內生增長型轉變。如果匯率能夠保持彈性，能延緩經濟衰退帶來的痛苦，但無法逆轉，而且匯率的貶值容易引發主要貿易夥伴國的不滿，嚴重時可能導致貿易戰、匯率戰的出現。而這些正是中國正在面臨的現狀。從某種角度上來看，這是中國遲早要經歷的階段，現在只不過是因為種種原因被美國提前了。
正如12月21日發布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文中所述，「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變局中危和機同生並存。正所謂一個硬幣總有正反兩面，反面是中國損失了一段潛在的平穩過渡期（經濟轉型），正面則是外部壓力可能有助於推動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因此，從本質上來看，中國當前同時面臨來自國內外的壓力，但主要問題還在內部。若想實現經濟轉型，實現由出口導向型經濟向內生增長型經濟的轉變，關鍵就是要發展技術，通過技術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這就要求要將以往以技術轉移為主的創新模式轉換成在開放環境下以自主創新為主的模式，這需要通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改革制度、擴大開放、加強國際合作、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來實現，顯然，這不會是一個短期的過程。對國民來說，中美交鋒的提前使得「好日子」結束得有點突然，但如果能將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真正落到實處，讓市場（而不是黨政代表的國家權力）真正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憑藉著中華民族的勤勞和智慧，下一段「好日子」就不會間隔太久。
如果從周期的角度來看，這既像是一場經濟周期，也像是一種政治周期，有一種觀點稱其為體制釋放周期。從國際經驗來看，其時長大約在30-40年。日本經濟於20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經濟轉型，釋放體制紅利，直至1990年初達到巔峰，歷史30餘年，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90%，成功邁入發達國家行列。亞洲「四小龍」則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以經濟增長轉型為主，社會形態轉型為輔，歷史30多年，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步入衰退，但均成功邁入高收入國家及地區行列。中國的改革開放歷經40年發展，事實上應該已經進入了放緩（衰退）期，由高速增長階段逐漸步入中高速甚至中速增長階段。但有所不同的是，中國尚未能跨出「中等收入陷阱」，從國民層面看不算是一個高收入國家，從國家層面看也不算是發達國家。這也就意味著體制存在進一步改革的空間，體制紅利還有進一步釋放空間。12月21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要「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這也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以來多次強調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原因。
簡要分析完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形勢，再來看看央行的貨幣政策，在這種形勢下，邊際放鬆是大勢所趨，區別在於先降息還是先降準，以數量工具調控為主還是以價格工具調控為主，歸根結底都屬於試圖平滑周期的逆周期操作。在當前的形勢下，我認為這些施策差異都不重要，降息、降準在明年都不會缺席。應該注意到的是，往常生效的很多逆周期宏觀政策工具，這一次卻紛紛收效甚微。央行今年以來通過各種形式花樣放水，通過各種工具希望加大對小微、民營經濟的支持力度，並於三季度末開始逐步試圖與美債利率脫鉤，不斷降低貨幣市場利率和無風險利率（國債利率較年初下降了60bp，國開債利率較年初下降了120bp），監管政策上也頻頻釋放緩和的善意，對影子銀行的態度也變成了「是金融市場必要補充」，但社融和信用就是「寬」不起來，呈現出凱恩斯所提出的「流動性陷阱」的跡象，這其中固然有商業銀行風險資本不足的問題，也存在信用違約頻發（2018年信用違約數量和金額均創歷史新高，且遙遙領先其他年份）導致金融機構風險偏好下降的問題，但宏觀形勢下實體經濟被迫去產能、去槓桿導致的需求下滑可能才是真正原因。
基建方面，雖然從2018年7月31日的政治局會議開始重提，但下半年始終沒有明顯起色，固然有財政在減稅後支出有所乏力的因素，更大的可能還是即使補短板也難創造出更有效的需求。
房地產方面，在將調控權下放到各地方後，近期各地政府紛紛明裡暗裡放鬆限購或限售標準，但居民槓桿已經很高了（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發布的最新數據來看，已經達到了49%），收入下降和失業預期使得傳統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的模式可能不再有效，一線城市不斷下滑的房價和成交量就是證明。況且，經過10多年的只漲不跌，中國的樓市泡沫已經很高，如果想再走老路，通過新一輪信貸擴張去吹起更大的泡沫，在經濟下行周期，無異於「自殺」。以上種種，與其說是經濟對逆周期政策產生了耐藥性，不如說是體制釋放周期在外部因素的衝擊下，提前進入了拐點。
那麼在新一輪改革開放真正啟動以前，還有什麼是我們應該期待的呢？
貨幣政策方面，央行行長易綱在「長安講壇」上說，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下，需要考慮貨幣政策的「內外均衡」。正如我上文在分析一個開放型經濟體時所說的那樣，貿易順差衰減，人民幣匯率理論上可以通過貶值應對，但貶值過度會引發主要貿易對手（美國）的不滿，可能導致新一輪的貿易談判無法達成。而從當前的種種跡象來看，現階段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度就是7。在這一邏輯下，直到中美90天談判結束之前，任何可能導致人民幣匯率突破7的寬鬆政策都可能被避免，比如存貸款基準利率降息。當然，我認為2019年基準利率降息終會到來，當前消費逐級下滑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居民槓桿太高，對利息的固定支出降低了居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降低存貸款利率將有助於變相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而人民幣匯率也終將增加彈性，在更大的範圍內波動。此外，去槓桿政策雖然目前逐步轉向了穩槓桿，但其主要目標—國企去槓桿、特別是生產效率低下的殭屍國企去槓桿工作，仍然任重而道遠。12月21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再度指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要堅持結構性去槓桿的基本思路」，再加上前面提及的房地產泡沫原因，這都限制了貨幣政策全面寬鬆的可能。
財政政策，減稅降費是重中之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宏觀政策要強化逆周期調節」，「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逆周期調節政策，財政政策的效果通常要好於貨幣政策，而減稅的效果通常要好於政府支出。這也是市場乃至整個社會最期待的內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特別指出，「必須及時回應社會關切，有針對性主動引導市場預期。」一個小花絮能夠很好的證明這句話，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行將結束而會議公告尚未發布的時段，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設在央行）卻提前在央行網站發布了一則消息，稱「我們注意到網上關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不減稅不降費的傳聞，這與事實相反」。這應該是史無前例的舉措，一方面體現了當前社會對降負的迫切渴望，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央政府對當前社會形勢的高度重視和應變處理機制的提升。
監管政策，預計會逐步回歸理性。在2018年下半年連續釋放善意之後，如何能讓影子銀行在監管之下規範經營、成為金融體系的必要補充成為2019年監管政策的重要工作，而功能監管或將是完成這一任務的重要手段。我們注意到，12月初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發展改革委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債券市場執法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經國務院同意，證監會依法對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所債券市場違法行為開展統一的執法工作。這也是中國金融監管從分業的機構監管向混業的功能監管轉變的一個標誌。接下來，如何能夠完善前期已發布的制度安排（比如「資管新規」），如何能有效引導和監管影子銀行，將是相關監管部門需要重點考慮的部分。此外，針對商業銀行風險資本不足、傳統信用「寬」不起來的問題，或也將有相應措施出台。
最後，再闡釋一下對2019年的期許，希望中美經貿摩擦能順利進行，即使達不成讓雙方都滿意的協議，也不應讓問題繼續擴大，避免過早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國際上，應多釋放善意，保持克制，避免成為各國跟風針對的目標。當然，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在內部，深化改革開放的前提，應該是進一步解放思想。早在前些年吳敬璉先生就對改革做出了忠告，「對於改革的理論和實際問題進行自由而切實的討論,或者如科斯所說「思想市場」的建立，是改革向前推進的必要前提。」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8年亞洲博鰲論壇進行主旨演講時也強調，「沒有思想的解放，就沒有改革開放。」能夠做到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的發展理念，遵循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減少行政權力在資源配置和微觀經濟主體中的干預，將是提振市場乃至整個社會信心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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