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摩擦長期負面影響 社科院：中國大於美國
2018-12-24 17:05中央社 北京24日電
大陸智庫學者今天發布預測，中美貿易摩擦不利中國經濟發展，且動態類比至2025年的累計效應看，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持續時間更長，對美國負面影響則相對較短。
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2019年「經濟藍皮書」發布暨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今天在北京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經濟模型室主任婁峰在發言時，作上述表示。
婁峰指出，預測模型假設3種情境，一是美國對第一與第二批清單600億美元加徵25%關稅，中國同數額加徵關稅；二是目前中美雙方已加徵的關稅局勢；三是中美雙方都對所有產品加徵25%關稅。
婁峰表示，模型的結論顯示，首先在3種假設情境下，中國和美國GDP的增速均下降，其他國家的GDP大多有所上升。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大於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所以「貿易摩擦是不利於中國經濟發展」。
他指出，在3種情境下，中國出口分別下降約4.2、7.5和9.7個百分點，美國出口分別下降約5.1、8.8和10.9個百分點。「中美貿易摩擦對美國出口的負面影響是衝擊最大的」。歐盟、澳洲、南韓、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出口，也會受到不同程度負面影響。
至於就業影響，婁峰表示，第2種情境的中國就業會減少860萬人，美國減少125萬人。但3種情境都顯示，隨著貿易摩擦的加劇，中國或美國都會出現就業人數先減少、再逐漸增加現象。
此外，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和美國的經濟都是負面影響，但是其他國家一般是正面影響。他指出，特別是中國產品的替代國，越南和墨西哥受益最大。
再以中美貿易摩擦的動態類比至2025年做累計效應預測，婁峰指出，結論是對中國的負面影響持續時間更長，對美國的負面影響相對短；中國的負面影響是緩慢的趨於零，美國則是迅速趨於零。亦即，中美貿易摩擦會對中國的經濟帶來中長期的、持久的負面影響。
大陸社會淨財富近2,000兆元 居全球第二
2018-12-26 19:15聯合報 記者林則宏╱即時報導
根據26日發布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8》，至2016年底，大陸社會淨財富（非金融資產與對外淨資產之和）總計達人民幣437兆元（約新台幣1,967兆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曉晶表示，中國社會淨財富水準，相當於美國同期的70.7%，位居世界第二。
據上海第一財經報導，這是大陸第三次發布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謝伏瞻在周三發布會上表示，這項研究填補了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數據的空白，為分析中國的國家能力、要素配置、財富構成與債務風險等提供了權威依據，進而為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科學的數據基礎。
《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8》指出，至2016年底，大陸社會淨財富總計達人民幣437兆元，其中，國內非金融資產424兆元，對外淨資產13兆元。
張曉晶表示，當年中國社會淨財富水準相當於美國的70.7%，位居世界第二。同期，中國GDP為人民幣74.4兆元，相當於美國的57.2%，亦位居全球第二。社會淨財富規模和GDP都是衡量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中國達到如此水準，彰顯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
此外，報告還顯示，2016年，大陸社會淨財富73%歸居民所有，剩餘27%由政府持有。相對而言，2016年，英美政府淨資產均為負，日德政府淨資產占社會淨財富比重也都不足5%。
張曉晶表示，中國獨特的財富持有結構，既反映了現階段大陸官方主導經濟發展的特點，也體現了公有制為主體的制度性特徵。政府主導的經濟趕超，積累了大量的政府性資產，這包括國有企業擴張和地方政府大量負債所形成的基礎設施等資產。
而公有制為主體，則使得土地等重要資源為政府所有，也導致政府資產規模龐大。奉行公共財政（而非建設性財政）、土地私有化和國企占比很小，是西方發達經濟體政府資產規模顯著小於中國的主要體制因素。
報告稱，從風險角度來看，政府部門擁有大量淨資產是國家能力的重要體現，能有底氣地應對風險。但若從效率角度來看，政府直接擁有和配置大量資產，也會致經濟整體效率的下降。
國際貿易大戰！我國對7類產品課反傾銷稅 年收逾2億元
2018-12-26 19:56聯合報 記者沈婉玉╱即時報導
為保護本國產業不受到外國商品傾銷的衝擊，各國根據國際貿易規範實施反傾銷稅。關務署表示，我國目前對7類產品國外進口產品執行反傾銷措施，106年徵收反傾銷稅3億4千6百萬元；107年1月至11月共徵收2億1千7百萬元。
關務署表示，目前我國課徵反傾銷稅的產品包括：自中國大陸產製進口之毛巾、鞋靴、過氧化苯甲醯、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與自中國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之特定鍍鋅扁軋鋼品、300系不銹鋼冷軋鋼品，及自中國大陸、巴西、韓國、印度、印尼、烏克蘭產製進口之碳鋼鋼板。
關務署表示，為協助國內產業因應外國貨物傾銷等不公平貿易行為，依關稅法授權訂定的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如有進口貨物以低於該國同類貨物的正常價格輸入致損害我國產業的情形，提供國內產業申請對該進口貨物課徵反傾銷稅，使國內產業得以在公平合理的貿易環境中發展。
關務署提醒，我國產業在開放國際競爭環境中，若遇到外國貨品藉其市場競爭優勢大量傾銷輸入我國市場，對國內產業生存發展形成重大威脅時，可依據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相關規定，檢具申請書向財政部申請對進口貨物課徵反傾銷稅，使我國產品與進口品能在平等基礎上公平競爭，建立經濟安全防護網。
陸學者：中國現在最大危險是經濟增速穩定向下
2018-12-27 17:12聯合報 記者林則宏╱即時報導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指出，中國現在最危險的就是經濟增長速度相當穩定地往下走。按這種速率，不出五年，經濟增長周期就快沒了。因此，當務之急應該穩定經濟增長，讓經濟增長速度穩定在一個可持續的水準之上，但也不要太高，5.5%或6%左右，千萬別再往下走了。
據《澎湃新聞》報導，余永定26日出席北京一場論壇時表示，近兩年地方融資平台、影子銀行等問題都不是最重要的，都可以克服，關鍵是要遏制住經濟持續的下行的趨勢。他認為，這需要做很多改革，其中一項就讓房地產投資增速降下來。
余永定分析稱，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增長非常重要的貢獻因素，要保持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就需要考慮全要素生產率，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卻是持續下降。
何以會如此？余永定認為，一個可能原因是中國房地產投資占比太大，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經濟是由房地產投資所驅動。
2013年，中國已造了696座五星級酒店，興建中的約還有500座。中國有470座摩天大樓，興建中的有332座，超過美國。但當時中國人均收入僅7,000美元。
余永定稱，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的發展中將太多資源配置到房地產部門，而不是變成機器設備，這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造成很大的影響。
「經濟增長肯定不能建築在鋼筋水泥的基礎上，中國把世界水泥用了多少？把世界的鋼用了多少？全堆在這兒，沒有轉化成科技能力，沒有轉化為高端製造業。」
余永定擔憂，雖然中國已經能造很好的晶片，但仍有95%以上的設備得靠進口。如果持續往房地產投資，而不在這些方面投資，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潛力就值得擔憂。
余永定強調，中國房地產投資在GDP中的比重太高，房地產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太高。可以看到中國很多產業都是「房地產興就興，房地產衰就衰」，如鋼鐵業。
此外，中國的貨幣政策也跟房地產密切相關。理論上，通貨膨脹起來時應緊貨幣，或經濟增長速度太低時應鬆貨幣。但過去十年，經常出現經濟增速很低時卻要緊貨幣，為什麼？同一時間房價高，因此就不顧了經濟增速了，而要管住房價。也因此，中國的貨幣政策一會鬆、一會緊，不若美日等國具可持續性。
貿易戰 彭博：全球經濟明年喊痛
2018-12-26 23:57聯合報 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今年對中國大陸發動貿易戰，彭博報導，全球經濟恐怕明年才會有痛感，全球貿易預料將進一步減緩。最新研究也顯示，大陸等新興國家經濟今年受創，因此大陸的經濟規模要等到二○三二年才可能超過美國，比先前的預估延後兩年，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美中揚言相互加徵關稅，業者在關稅威脅前提前出貨的出口訂單逐漸縮減，彭博的全球貿易追蹤指標因此走軟，儘管美中正試圖解決貿易爭端，各公司仍對當前的貿易波折釋出警訊，交易量預料將進一步放緩。
倫敦智庫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ＣＥＢＲ）指出，貿易戰波及全球市場，且抑制貿易成長，估計今年世界貿易成長幅度頂多達百分之二點九九，不到去年增幅的三分之二。
總部位於舊金山的普洛斯公司擁有全球近四千家物流設施，執行長穆哈丹說：「任何商業干涉都對經濟不利，因此世界經濟可能將放緩。」此外，金融市場也已受到衝擊。美銀美林公司估計，美中貿易戰因素占今年標普五百指數今年淨跌幅的百分之六，今年陸股的市值也蒸發兩兆美元而跌入熊市。
此外，ＣＥＢＲ發布的二○一九年世界經濟排行榜比去年看淡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指出，「中期而言，我們大致與一年前一樣樂觀，但推測成長之路比十二個月前假設更顛簸。」
ＣＥＢＲ指出，大陸二○三二年可望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原因是貨幣政策更寬鬆且匯率較低，但超越美國的時間點比前估延後兩年。此外，印度可能在明、後年超越英國與法國，成為第五大經濟體，到二○三三年，印度將成為僅次於中、美的第三大經濟體。
景氣燈號藍燈邊緣 國發會警告：擴張漸趨緩
2018-12-27 16:13聯合報 記者張語羚╱即時報導
國發會今天發布11月景氣燈號，雖持續呈現黃藍燈，不過依據綜合判斷分，較10月大跌5分來到17分，距離藍燈標準的16～9分僅差1分，形同擦邊球保住黃藍燈。不過國發會也警告，景氣領先、同時指標均持續下跌，顯示景氣擴張漸趨緩，須密切關注後續變化。
國發會說，展望未來，勞動市場情勢穩定，廠商人力需求持續增加，11月失業率降至3.7%，續呈近18年同月最低；加上每月經常性薪資增幅已連續11個月突破2%，有助維繫消費支出。
國內投資方面，國發會強調，政府積極優化投資環境，吸引資金投資台灣，並掌握近期美中貿易衝突廠商選擇回台投資的契機，推動「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提供客製化單一窗口服務，積極協助台商回台投資；並落實公共建設執行，最後2個月為公共投資經費支用的高峰期，均有助提升整體投資動能。
外需方面，新興科技如人工智慧、車用電子、5G通訊技術等應用持續擴展，國發會認為，有助挹注出口動能，惟美中貿易爭端升溫、金融市場風險增加，以及地緣政治風險等不確定因素，約制成長動能。
整體而言，明年全球經濟成長將趨緩，各機構預估國內明年經濟成長將低於今年，預測值介於2.18%～2.6%；且明年全球經濟下行風險漸增，政府將密切關注對國內景氣的可能影響，適時因應。
為何美國人和英國人的工時不降反升？
經濟學人 編譯 黃維德2018-12-27
每一年一樣，都有接近8,800小時的時間。大多數人會將約1/3用於睡眠，約1/3用於在社群媒體上爭吵，剩下的大部分時間則會用來工作。政治圈的某些角落，愈來愈希望能減少民眾必須花費於工作的時間；英國工黨曾表示，考慮在下次執政時推動一週工作4天，美國的左派人士也同樣受到這個想法的吸引。想評估這類減少工作時間的措施是否有益，首先得了解，為何這些國家並沒有出現更大的工時降幅。
人均工時下降，是經濟發展最不受人讚揚的利益之一。
19世紀末期，工業化經濟體中的勞工，大多數的時間都用於勞動；1870年，全職工作通常代表每週勞動60-70小時，或是每年超過3,000小時。接下來一世紀裡，收入上升伴隨著每週工時穩定下滑，到了1970年，每週工時已降至約40小時。工時下滑的利益，不像薪資或生活水準上升那麼明顯，但也讓勞工每年多出約莫1,000小時的自由時間。
2000年至今，英美工時反而上升
工時不易衡量，但最棒的分析顯示，1970年之後，工時的降幅就不是那麼大，至少部分國家是如此。在法國和德國，人均工時在過去幾十年裡持續下滑，只是速度不如過往。德國最大的工會之一，最近為它的勞工贏取每週工作28小時的權利，亦即每年的工時不到1,400小時。美國和英國工時下滑的幅度小得多；事實上，自2000年代至今，這兩個國家的工時反而呈現上升。
為何花費於工作的時間，會有這麼大的差異？
國家差異分析大多將焦點放在文化：喜愛休閒的歐洲人，工時當然會少於清教徒式的美國人和勤奮的南韓人。然而，這樣的說法通常無法令人滿意，舉例來說，義大利和希臘的工時，就高於理當較為勤勞的歐洲北部國家。以選擇延長或縮短工作時間而言，經濟學家通常是以「替代」和「收入」效應的角度切入。增加工作報酬的力量（例如降低邊際稅率或增加薪資），會讓工作更吸引人，也可能會使勞工選擇增加工作時間，亦即以工作取代休閒。另一方面，人在富裕程度上升後，傾向於更投入他們享受的事物，休閒亦包括在內；因此，工作的實際報酬上升，亦有可能造成工時下降。
大部分研究發現，在實務上，收入效應具主導力：薪資上升之際，工時也會減少。
英美高收入勞工工時反而上升最大
因此，美國和英國的近期工時上升確實奇怪，高收入勞工的工時上升最大，也顯得格外奇怪。其中一種解釋即為，高技能工作本質上愈來愈讓人享受。今日的知識勞工，身邊圍繞著聰明的同事，一同處理有趣、具挑戰性、對真實世界有意義的問題；既然花費在工作上的時間這麼美好，何必要犧牲工作時間、投入通常沒那麼讓人滿足的休閒活動？
毫無疑問，這描述了部分幸運勞工的處境。然而，看待此事的角度不只一個，舉例來說，巴納德學院的貝爾（Linda Bell）和哈佛大學的弗里曼（Richard Freeman）的研究指出，美國和德國之間的工時差異，一大部分源於收入不均。
某種職業或經濟中的收入斜度愈高，人就會更長時間、更努力地工作，以增加在收入階梯上行的機會。因此，收入不均或許會帶來更高的GDP，例如，美國與比利時之間的人均產出差異，就完全出自工時差異，而非每小時產能的差異。但也因為如此，願意聚焦於工作、放棄其他活動，通常是在精英職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許多勞工可能會覺得無力掌控工時長短。蒙特婁大學的胡伯曼（Michael Huberman）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明斯（Chris Minns）指出，在決定工時趨勢上，勞工的力量就和收入不均同等重要。
從歷史來看，組織化的勞工帶動了工時下滑。凋零的美國和英國工會，爭取利益的能力遠不如歐陸工會；工會缺乏爭取更高薪資的實力，勞工也就無法在不嚴重影響收入的情況下減少工時。
以取得更短的工時而言，工會的角色不只與議價能力有關。重點在於，工時必須是種共同選擇。無論多麼喜愛工作，如果成家或休完所有假期，並不會影響升遷機會，或許都會十分令人嚮往。然而，除非所有人都同意共同減少工時，否則那些選擇增加休閒時間的人，可能就會遭受擠壓，將決定權交給那些沉迷工作、升至管理階層的少數人。
同樣重要的是，個人在工作上的決定，必定會有所演變，以回應同儕做出的決定。哈佛大學的葛雷瑟（Edward Glaeser）、達特茅斯學院的薩瑟多特（Bruce Sacerdote）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施可曼（José Scheinkman）提出的「社會乘數」效應，簡單來說就是，如果其他人都用某種方式花費時間，會讓這種花費時間的方式更令人愉快。在其他人工作的時候不工作，會帶來相當高昂的代價。個人在選擇工時上彈性確實重要，因為每個人的需求和偏好不同。然而，以某個層次而言，社會整體亦得判斷，工作是否就是人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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