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較量：貿易戰還是冷戰？
阿什：貿易只是美中霸權戰爭的一條前線，雙方有可能達成短期協議，但在很多領域都將面臨長期競爭甚至衝突。
更新於2018年12月7日 16:14 藍灣資產管理公司高級主權策略師 蒂莫西•阿什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貿易戰爆發是美中關係緊張造成的說法是有趣的。我認為這種描述是不正確的。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開始的更廣泛的衝突或霸權戰爭中，貿易衝突只是一個前線或戰役。
我們確實可以想到各種戰線或戰役，包括貿易、網路、國防/安全（南中國海）、人工智慧/技術（5G）。但這是一個衰落中的全球超級大國（美國，在中東地區過度擴張）與一個崛起國家（中國）之間的戰爭。
在貿易衝突中，市場希望雙方達成關稅或市場準入協議以找到解決方案，讓市場能繼續前進。人們可以想象美國的勝利，即在20國集團(G20)商定的90天冷靜期後，雙方達成某種交易，中國在貿易準入問題上讓步，或者做出其他努力來重新平衡與美國的貿易關係。
但我認為將任何此類協議視為最終解決方案或會帶來和平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這可能（並且很可能）成為未來許多貿易衝突中的第一場。我現在幾乎可以肯定，這只是美中爭霸戰中的一個前沿，而且我們將在未來幾個月和幾年內看到各個領域的零星衝突，即5G、人工智慧、台灣、南中國海、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放貸方面的競爭。
關鍵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中美關係的根本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在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擔任總統之前，這種關係具有包容性，甚至是共生的，至少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是這樣的，其中的理念是通過將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和金融架構來幫助中國發展，這將帶來雙贏局面，而且一個更強大且更富裕的中國對每個人都有好處。
想法是，中國可以像西方一樣成為「我們中的一員」。
我認為，在特朗普之後（或特朗普執政期間），西方會產生一種認識甚至逐漸達成共識，前幾屆政府對中國的包容性做法實際上已經失敗。這種做法可能通過全球化促進了更快的全球增長，但非常明顯中國才是大贏家。
這種關係不是共生的，而是寄生或抗生的：中國正在殺死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所以必須停止這種做法——或者至少這是美國日益形成的共識，我想在整個西方也是如此。
結論是，儘管雙方可能會在貿易方面達成短期協議，但中美在上述所有領域（以及更多領域）將面臨長期的競爭甚至衝突。這可能對全球市場造成極大的破壞。
回到G20，你必須問一下，美國與中國就貿易達成最終協議會有什麼好處？當然，這只會讓美中關係回歸過去的包容性/共生關係，從美國的戰略觀點來看，這種關係是失敗了。
似乎更有可能的情況是，這次特朗普政府會全盤接受中國的提議——但任何交易都是暫時的，美國的戰略可能是為了讓中國不確定，讓兩國關係在貿易和其他方面處於緊張態勢。
通過讓中國和市場不確定雙方關係的狀態，特朗普政府很可能製造一場對中國的信任危機——對中國本地和外國投資者而言。這將是對抗中國過去幾十年單向增長趨勢的最佳防禦手段。也許我們已經從中國傳出的非官方訊息中看到了這一點。
回想一下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持續40多年的冷戰是很有意思的。在這段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雙方都知道彼此的紅線，但只是在經過測試之後，例如柏林空運、古巴導彈危機、1956年蘇聯對匈牙利的干預，以及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等等。
這些都是當時高度緊張的事件，但通過這些事件，雙方彼此了解了對方的紅線。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了某種平衡，這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穩定性。直到撒切爾夫人和里根開啟軍備競賽才打破了這種局面。軍備競賽鼓勵莫斯科干預阿富汗，使蘇聯在軍事上過度擴張，暴露出其經濟不足的弱點，其餘的（戈爾巴喬夫(Gorbachev)和葉利欽(Yeltsin)等人）成為了歷史。美國得以宣告戰勝了蘇聯。
這表明，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新冷戰中，隨著雙方試探彼此的紅線，我們將經歷各種微型危機。我們也可能會看到兩個陣營之間的代理人戰爭，這可能會提供更多的引爆點。最終誰是贏家不得而知。
不可錯失的90天 : 中美貿易戰結局前瞻
梁國勇：習特會「停火」共識成為貿易戰轉折點，90天窗口不可錯失；對手既是阻礙原有發展模式的消極因素，又可作為協助探尋未來的積極力量。
更新於2018年12月5日 06:45 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 梁國勇 為FT中文網撰稿
中美貿易戰走到今天有其必然性。博弈過程中，相對強勢一方傾向於晚些達成妥協以趨利，相對弱勢一方則傾向於早些達成妥協以避害，平衡點的出現往往是和解的契機。顯然，在貿易戰的複雜博弈過程中，參與雙方的強弱取決於其經濟對關稅措施的承受力，這具體反映在出口規模、貿易對經濟的整體影響和凈出口對增長的貢獻等方面。無論對強勢還是弱勢一方，理性的決策取決於精準的計算，兩年前如此，今天亦然。
習特會達成「停火」共識，成為中美貿易戰的轉折點。然而，之後的談判時間緊迫、內容複雜、挑戰巨大。90天的時間窗口不可錯失，談判結果將決定中美貿易戰的最終結局。如果中美兩國能夠達成一份具有約束力的廣泛協定，雙方和世界經濟都將從中受益，其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將堪比當年「入世」。一旦談判再次陷入僵局，後續關稅措施加碼，中國經濟將面對持續的下行壓力，明年可能面臨「保6」的挑戰，美國經濟也不可能獨善其身。
G20峰會機制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過程中誕生，隨後經歷了從協調一致到分歧突顯的轉變。在中美貿易衝突的背景下，今年阿根廷峰會上的多邊博弈彰顯了這一轉變。經過艱苦磋商，聯合公報於12月1日發布，但卻刪除了「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傳統內容，並首次提出了支持WTO改革的主張 –– 美國在其中的影響無疑是關鍵因素。當然，此次峰會最重要的看點還是在雙邊層面，在中美之間 。
筆者在今年8月28日發表於FT中文網的評論《中美貿易談判低調重啟：如何探尋和解之道？》（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9125）中指出，峰會之際中美兩國領導人的可能會悟將為貿易和解提供契機，並作出了暫停關稅升級、恢復高層談判的成果展望。的確，在G20峰會期間的工作晚餐上，中美兩國元首決定「停止升級關稅等貿易限制措施」，並「立即著手解決彼此關切問題」。顯然，達成「停火協定」是簽署「和平協定」的前提，也是實現「長期和平」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習特會取得了極其重要的成果。
然而，中美並未發表聯合聲明，而雙方對會談成果的「各自表述」則表明，隨後的貿易談判仍面臨巨大挑戰。首先是談判內容的挑戰。會晤之後的白宮聲明顯示：雙方同意立即開始有關「結構性改變」的談判，相關內容和指控涉及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壁壘、網路入侵和盜竊、服務業與農業。其次是談判時間的挑戰。美方聲明顯示：雙方同意努力在未來90天內完成談判，若在此期限內未能達成協議，10%的關稅將會提高至25%。鑒於談判涵蓋範圍的廣泛性和問題的複雜性，美方給出的90天時間顯然太短。再次，後續談判的挑戰。美方所列內容並非中美分歧的全部，部分反映了雙方前期磋商的「早期收穫」；國有企業、工業補貼等難啃的硬骨頭暫時擱置，但仍可能在後續談判中被重提，而它們也已成為美、歐、日在WTO規則改革方面的一致立場。
雙方共識從「餐桌」轉到「談判桌」並非易事，但中方畢竟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原定明年1月1日針對2000億美元中國產品關稅從10%提高到25%的舉措至少將推遲2個月。更重要的是，兩國元首層面達成的政治共識為貿易談判在工作和技術層面的推進指引了方向，提供了助力。對雙方談判團隊而言，時間緊迫，機不可失。本月中旬，中美即將在華盛頓舉行新一輪貿易磋商。談判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其結果將為90天乃至更長時間內中美貿易戰的走向定調。總體看，大幅妥協的決策和堅守底線的決心可能出現矛盾並影響磋商進程，但業已作出的政治決定意味著談判的正面結果可期。
即使中美磋商進展順利，若無協定約束，美方仍可能提出新的談判要求。無論如何，中國都可相機提出己方的訴求：第一，無限期停止（而非有條件暫停）貿易戰升級；第二，取消全部業已實施的關稅限制措施；第三，建立合理、穩定、互利、雙贏的中美經貿關係「新安排」。面對經貿夥伴行為的多變性和不可預見性，短期磋商、討價還價都只是權宜之計，長期制度安排才是關鍵。在國際貿易規則方面，看重多邊、著重雙邊、側重中美無疑是中國在當下明智的選擇。今年9月發布的《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提到：「中國願意在平等、互利前提下，與美國重啟雙邊投資協定談判，適時啟動雙邊自貿協定談判」。雖然現在條件還很不成熟，但在本屆美國政府強調雙邊談判的政策背景下，若中美經貿磋商取得突破性進展，雙邊自貿談判破局並非沒有可能。
中美貿易戰今年7月開打，之後次第升級。隨著時間推移，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等各方面的後果日漸顯現。年中以來，中國經濟下行壓力顯著加大，第3季度GDP增速降至6.5%，為10年來最低。2016年以來季度GDP增速一直穩定在6.7%-6.9%的狹窄區間，今年第3季度的下滑顯然與貿易戰的直接衝擊和間接影響密切相關，而第4季度的經濟形勢也不容樂觀。隨著貿易戰影響進一步展開，如果2000億美元關稅措施升級，明年經濟將進一步下行，而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壓力也意味著金融風險的持續釋放。IMF的分析表明：考慮到現有和威脅中的關稅措施，中美貿易戰將在前兩年使中國經濟增長下降1.6個百分點。顯然，如果貿易戰無法得到有效遏制，中國經濟明年將面臨「保6」的嚴峻挑戰。在這種情況下，短期強刺激在所難免，但其中長期代價不可低估。
作為對全球經貿規則和現狀不滿並試圖改變的一方，作為貿易戰的「始作俑者」，美國也不可能獨善其身。10月份的股債雙殺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貿易戰對美國金融體系和經濟整體帶來的風險，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決策層對中美貿易戰預期和前景的判斷。貿易戰的全球溢出效應也將顯現，世界經濟復甦面臨脫軌。OECD的預測表明：世界經濟增速將從今年的3.7%降至明、後年的3.5%；2021年，全球產出將比基線水平低0.8%。另外，由於全球兩大經濟體矛盾激化、分歧加劇，多邊貿易體系可能動搖。
可見，正在進行的中美貿易談判的影響將是深遠的和世界性的。如果談判取得成功，中美能夠達成一份對雙方都有約束力的廣泛協定，兩國和世界經濟都將從中受益。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是全方位的，重要性堪比當年「入世」。在汽車、金融等擴大開放行業和受談判影響的特定領域，短期衝擊和長期利益並存，政府和各類經濟主體需要全面評估，妥善應對。更重要的，中國可望重新獲得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外部環境，並塑造一個更加開放、更有活力的經濟體系。如果談判失敗，關稅措施常態化，貿易戰將演變為持久戰。從長期影響看，中美經濟漸次「脫鉤」，多邊體系趨於「失效」，中國經濟可能不得不走上一條低速度、低活力、相對封閉的道路，這對中國、美國和世界而言都不是好消息。
通過設定90天的期限，美國似乎保持了極限施壓的姿態和後續動作的主動權。這種談判伎倆令人想起了兩年前的 「百日計劃」。記的我在2017年7月的一次講話中提出，「百日計劃」既是挑戰，更是機遇，不妨抓住機會和美國達成一份貿易協定，一方面推進自身的改革開放，另一方面防範美國的保護主義行為。其實，無論兩年前100天的磋商還是今天90天的談判，中國的的對手既是阻礙中國經濟遵循原有發展模式繼續前行的消極因素，又可以作為協助探尋中國經濟未來發展道路的積極力量。孰輕孰重取決於我們自身的選擇。
中美貿易戰走到今天有其必然性。博弈過程中，相對強勢一方傾向於晚些達成妥協以趨利，相對弱勢一方則傾向於早些達成妥協以避害，平衡點的出現往往是和解的契機。顯然，在貿易戰的複雜博弈過程中，參與雙方的強弱取決於其經濟對關稅措施的承受力，這具體反映在出口規模、貿易對經濟的整體影響和凈出口對增長的貢獻等方面。無論對強勢還是弱勢一方，理性的決策取決於精準的計算，兩年前如此，今天亦然。
2019年中國經濟展望：深耕待春來
程實、錢智俊：2019年中國新經濟的「價值頭部」和消費升級的「雁陣尾部」，投資者若能得到提前佈局，將大概率收穫長期回報。
更新於2018年12月3日 07:06 程實 ， 錢智俊 為FT中文網撰稿
「人類的一切智慧都包含在『等待』與『希望』之中。」回顧2018年，受外部貿易摩擦衝擊，中國經濟增長有所放緩；展望2019年，中國經濟深耕以待春來，「減速增質」將向縱深發展。第一，深耕的基礎在於底線仍穩固。2019年，雖然經濟下行壓力不容輕視，但是供給側改革紅利的釋放和經濟結構的改善將成為有效的緩衝器，「穩增長」政策亦有望協同發力，增強政策托底效果。由此，2019年中國經濟增速有望與上年持平，「L型」築底的階段雖將延長，但步伐依然穩健。第二，深耕的空間在於改革再出發。越過四十周年裡程碑，2019年新一輪改革開放舉措有望提速落地，從根本上紓解短期內外部壓力，培育長期增長潛力。無論是基於歷史眼光還是全球視野，中國經濟的發展質量預計仍將保持在上升通道。第三，深耕的重心在於把握新機遇。2019年，短期壓力漲落的等待之時，恰是深耕長期結構性機遇的希望之機。中國新經濟的「價值頭部」和消費升級的「雁陣尾部」，若能得到提前佈局、精耕細作，將大概率在春暖之日收穫長期回報。
經濟增長壓力仍將延續
2018年年初以來，中國經濟內外部壓力加大。著眼內部，前期去槓桿政策在有效治理系統性風險的同時，其階段性的政策成本亦造成內需疲弱。放眼外部，中美貿易摩擦長期劍拔弩張，抑制著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投資情緒。展望2019年，雖然上述壓力將以新的形式延續，但是供給側改革的後續紅利和經濟結構的多維改善將發揮積極的緩衝作用，有利於守住「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雙重底線。
第一，製造業投資「增速換增質」。 2018年1-10月，中國製造業投資累計同比增速升至9.1%，較上年同期提高5.0個百分點。在2018年中國基建投資增速下跌的背景下，本輪製造業投資的擴張為「穩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展望未來，從總量來看，2018年前三季度，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速的中樞水平雖然仍保持在2015年以來的階段高位，但是較2017年已有下滑，在經歷約12個月的作用時滯後，預計將引致2019年製造業投資擴張的小幅放緩。但是從質量來看，得益於供給側改革的穩步推進，本輪製造業投資擴張實現了顯著的結構優化，從傳統產業轉向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從資源、人口紅利轉向知識紅利，正在推動優質新產能的增長和製造業的高端化發展。2018年前三季度，較之於製造業總體，高技術製造業投資的同比增速高出6.2個百分點；較之於規模以上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的同比增速高出2.4個百分點，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的同比增速高出5.4個百分點。此外，根據WIPO測算，中國將技術創新轉化為經濟成果的效率已經大幅領先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比肩高收入國家群體。這表明，對於「中國智造」而言，投資效率正在從木桶短板蛻變為比較優勢。2019年，上述供給側改革的紅利有望加速釋放，支持下游產業和服務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升，從而夯實長期經濟發展的質量和穩健性。
第二，房地產投資下行壓力漸顯。2018年，與製造業投資類似，房地產投資同樣發揮著抵補基建「缺位」的重要作用。截至10月，房地產投資的累計同比增速升至9.7%，為2014年以來同期最高。展望未來，房地產投資增速的下行壓力預計將逐步顯現。從總量來看，隨著居民部門加槓桿空間的收窄、棚改貨幣化的逐步退出和房價預期的理性化，當前房地產銷售已轉入下行通道。截至2018年10月，商品房銷售額同比增速降至2014年以來的同期最低值。考慮到銷售數據領先房地產投資約 3個季度，因此2019年下半年房地產投資預計將有所承壓。從結構來看，2018年6月以來，在房地產投資的四大分項中，建築工程、安裝工程、設備購置三項均已持續同比下降，其他費用項目的增長則由於土地購置費增速的觸頂回落而預計將趨於疲弱，進一步增強了2019年房地產投資走弱的可能性。
第三，居民消費需求穩中趨緩。2018年前三季度，在內外部壓力的影響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放緩，累計實際同比增速較上年同期下降0.9個百分點。這一變動預計將階段性地削弱居民收入預期和消費意願，進而引致2019年消費增速下行。但是，從結構性數據來看，三大因素有望緩衝這一負向影響。統計結構層面，在2018年人均收入下行的背景下，雖然社消零售數據降至近年低點，但是最終消費對GDP累計同比的拉動作用卻較2017年明顯上升。由此可知，社消零售數據對「服務消費」的忽視，顯著低估了轉型時期的消費增長，中國消費引擎的穩健性要高於直觀感知。收入結構層面，在收入細分項目中，2018年前三季度居民收入的下滑，主要是受財產凈收入的拖累，與此前金融市場的劇烈振蕩有關，但是居民工資性收入和經營凈收入的增速保持平穩。考慮到市場已充分調整，因此未來居民收入進一步下行的空間有限。群體結構層面，2018年前三季度，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快於城市居民收入，居民收入中位數較均值的增速差距明顯收窄，表明收入公平性正在得到有效修復。疊加明年新個稅法對中低收入人群的利好，這一趨勢有望進一步增強。基於此，雖然高端消費的增長空間受限，但是大眾消費和農村消費將大概率成為消費升級的新賽道。因此，2019年中國消費有望呈現「穩中趨緩、結構改善」的格局。
第四，中美經貿關係走向新格局。展望2019年，中美經貿關係依然是中國經濟的最大不確定性因素。對此，我們構建「博弈走廊」框架以分析中美經貿關係前景（詳見附圖）。第一，「博弈走廊」上沿代表短期博弈的極端強度，由兩國經濟周期強弱和政策邏輯決定。例如，2018年3月以來，得益於財政刺激效應，美國經濟表現超預期，推動走廊上沿躍升，特朗普隨即開啟對華「極限施壓」。展望未來，保護主義對美國金融市場的反噬愈加明顯，並且2019年下半年美國經濟有望步入周期拐點的上半程，疊加民主黨主導下的眾議院對新一輪財政刺激的掣肘，因此走廊上沿顯著下調，中美博弈的短期強度有望逐步緩和，貿易摩擦預計將降溫至可控範圍。第二，「博弈走廊」下沿代表長期博弈的基礎強度。2018年7月以來，美國政壇建制派已經轉向，將貿易摩擦視為對中國的常規化「壓力測試」。中期選舉以來，遏制中國崛起、維護美國領先優勢，已成為兩黨共識。由此，走廊下沿已出現歷史性抬升，亨利•保爾森所提出的「經濟鐵幕」將是長期存在的真實風險。有鑒於此，2019年中美經貿博弈的實際強度有望在收窄的上下沿之間頻繁波動，呈現出「短期壓力緩和、長期博弈延續」的格局。中美進行局部去一體化的可能性較大，但是全面去一體化的概率極小；進行常態化政策博弈的可能性較大，但是開啟全面冷戰的概率極小；政策非理性和對立情緒反覆漲落的可能性較大，但是政策衝突整體失控的概率極小。
政策組合協同發力可期
在經濟基本面憂喜參半、市場預期面悲觀猶疑之時，政策面的主動出擊就至關重要。因此，前瞻2019年中國經濟走勢，關鍵在於預判政策作為和效果。2018年，從「7.31」到「10.31」的政治局會議，中國政策重心已偏向「穩增長」。2019年，政策組合的主動調整將進一步加大步伐、突出重點、形成合力。這也是我們對中國經濟長期前景並不悲觀的關鍵原因。
第一，貨幣政策邊際趨松。2018年連續四次定向降準之後，10月M2、社融和新增人民幣貸款數據依舊低迷，「寬貨幣」向「寬信用」的傳導乏力，加劇了市場對貨幣政策失效的悲觀情緒。但是，當前貨幣政策遭遇的是結構性瓶頸，而非總體力度不足，癥結在於銀行信貸意願的順周期性。展望未來，財政政策的積極發力，有望形成優質信貸標的、改善銀行風險偏好，進而紓解這一瓶頸，推動2019年M2和社融增速溫和抬升。2019年，央行將保持穩健中性、邊際趨松的立場。定向降準將大概率保持每季度一次、每次50bp的節奏，鞏固市場利率穩步下行的預期。但是，由於破局關鍵在於「貨幣-財政」政策協同，而非貨幣政策自身的「大水漫灌」，因此目前來看，調降存貸款基準利率的可能性不高。
第二，財政政策加速發力。2019年，財政政策將接力貨幣政策，成為短期需求管理的主要工具。其一，大規模基建有望持續發力。從資金來源看，2019年地方債發行額度預計將擴容，PPP項目落地預計將持續提速，城投債信用利差預計將繼續收窄，進而有望推動2019年基建投資增速觸及8%。從資金投向看, 區域高速公路密集化和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或將成為基建重心，為區域協同和鄉村振興夯實基礎。其二，增值稅減稅有望加速落地。我們預測，增值稅並檔有望在2019年上半年推進。改革之後，適用於製造業的16%稅率有望至少降至14%，其他兩檔稅率有望在歸併後實現有效稅率的下降，總共釋放減稅紅利預計不低於1兆元，充分發揮增值稅減稅拉動固定資產投資、更多利好高效率企業的效應。同時，針對小微企業和小微企業所受金融服務的增值稅專項減免，亦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其三，國資劃轉社保有望補上進度。相較於2018年的緩慢步伐，國資劃轉社保有望在2019年下半年擴大試點實踐，從而接力增值稅並檔，為降低企業負擔打開新的空間。
第三，金融監管適時調整。2019年，立足「穩槓桿」的基調，金融監管有望著力加強流動性風險的管理，尤其是阻斷市場流動性風險向實體經濟信用風險的傳導，避免在高槓桿下爆發「債務通縮」。由此，兩方面的政策調整值得期待。其一，平滑表外轉表內進程。資管新規等監管新框架將繼續搭建，但是落地的範圍、力度和節奏將適時適度放鬆，避免影子銀行過快收縮，尤其是保留其對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功能。同時，通過補充金融機構資本金，增強其放貸能力，加快表內信貸對錶外融資的接力。其二，修正銀行信貸激勵機制。2019年，監管部門有望加快推動商業銀行的內部考核激勵機制改革，修正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歧視」，舒緩銀行信貸意願的順周期性，打通「寬信用」的傳導末梢。
第四，改革開放再度出發。在短期需求管理形成合力的同時，堅定不移的改革開放才是突破內外困局、提振長期潛力的根本舉措。在邁過四十周年的里程碑後，2019年改革開放有望在以下五個方面率先再度出發。其一，加快金融市場建設，加快科創板的落地，從而擴大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管道，並積極適應新經濟企業生命周期中融資需求前移的趨勢。其二，重點突破利益藩籬，放寬民營資本的市場準入，從根本上為民營、中小企業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其三，供給側改革挺進第二階段，措施重心從行政手段轉向市場調節，避免誤傷高效率的民營企業，目標重心從「去舊」轉向「育新」，引導優質新供給的積極擴張。其四，進一步擴大進口，滿足居民消費升級需求，亦通過「鲶魚效應」加速國內製造業的高端化發展，同時緩和外部貿易摩擦壓力。其五，穩步擴大服務業開放，推廣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的應用，與全球共享中國機遇，增加其他經濟體與中國的「脫鉤」成本。
中國經濟深耕穩待春來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基於協同發力的政策作為，疊加外部經貿關係的不確定性，2019年中國經濟可能走向概率不同的兩種情景。
第一，基準情景。在這一情景下，「穩增長」政策如期生效。同時，特朗普政府未採取極端化的貿易制裁措施，中美貿易摩擦降溫至可控範圍。由此，中國經濟增速有望達到6.6%，並呈現「前低後高」的走勢，CPI增速則在政策刺激下小幅上升。經濟政策將保持穩中求進，並逐步回歸「促改革」軌道，因此不會調降存貸款基準利率，不會大幅放寬房地產調控政策。人民幣匯率亦將逐步回歸長期穩態。我們認為，這一情景發生概率較高，並以此作為預測基準。
第二，小概率情景。在小概率的情況下，受某些極端事件刺激，中美貿易摩擦走向失控。例如，第二輪貿易制裁（2000億美元）的加徵稅率上調 ，並且第三輪貿易制裁（2670億美元）落地。受此影響，市場預期的惡化將削弱政策托底的效果。中國經濟增速或將受到較大衝擊，全年呈現低位徘徊走勢。CPI增速大幅回落。對此，經濟政策將進一步發力「穩增長」。特別是在2019年年中之後，若經濟下行壓力尚無明顯改善，調降存貸款基準利率、放寬房地產調控政策將成為可能。在這一情景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將有所擴大。
2019年，從全球看中國，雖然中國經濟壓力延續，但是在全球復甦踟躕、危機回潮的大背景下，中國依然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從歷史看中國，短期不確定性上升的危時，恰是佈局和深耕長期結構性機遇的良機。從未來看中國，2019年「一頭一尾」兩大機遇值得提前播種、精耕細作，以待春暖花開之時獲取長期回報。
第一， 新經濟的「價值頭部」。2019年，受制於內外部經濟壓力，傳統產業增長空間有限，而新經濟的增長活力將相對凸顯。其中，具備以下能力的「真獨角獸」，將為投資者創造真實價值，並成為產業「頭部」。其一，新經濟出海。在國內用戶增長放緩的趨勢下，深入東亞、南亞等地區開啟新一輪用戶擴張，維持業務高增長。其二，新模式演進。在中國新經濟的單位用戶價值普遍較低的短板上，通過業態和商業模式的革新，準確貼合多樣化細分需求，深入挖掘客戶價值。其三，新技術創新。順應中國製造業和服務業高端化發展趨勢，突破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在改造甚至取代傳統產業的過程中獲得新的市場空間。
第二，消費升級的「雁陣尾部」。基於中國經濟的內部差異性，消費升級呈現鮮明的「雁陣模式」。過去數年，以一二線城市和高端消費為先導，中國消費升級的「雁頭」大幅邁進，而以低線城市和大眾消費為重心的「雁尾」，升級步伐相對滯緩。2019年，伴隨經濟壓力的延續，「雁頭」的升級預計將階段性放緩，而在收入公平性改善、優質供給擴張的助力下，「雁尾」的升級則有望「補課」。由此，三方面的機遇值得長期關注。一是大眾消費崛起，高性價比的中檔品牌，尤其是實現進口替代的國產品牌，將步入快速增長軌道。二是低線城市和農村消費提速，能夠下沉深耕相應區域的零售企業有望獲得更充裕的發展空間。三是服務消費熱度不減。文體娛樂、旅遊、教育、餐飲、家政服務、醫療美容等消費大類將繼續保持長期增長潛力。
G20後，貿易戰應轉為改革戰
徐瑾：G20結果合乎情理，中美都需要一次「贏」的機會。暫時停戰不是終戰，90天談判期也很急促，日本經驗有何啟發，中國如何變被動為主動？
更新於2018年12月3日 07:06 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 徐瑾
屏息凝神中，世界焦急地等待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G20峰會結果。
直到周日早晨，中美首腦習特會午餐照片流出，伴隨以雙方決定暫時不在1月加徵關稅的聲明，各界鬆了一口氣。有人評論，這如同兩輛相向而行的列車在最後時刻避免了相撞。
如何評價當前結果？
的確，有共同聲明比起沒有共同聲明好。
在此前不久的11月亞太經合組織(APEC)上，中美的隔空角力，使得APEC峰會破天荒地未能發表聯合公報，這是APEC成立29年歷史來第一次。如此陰影在會前降低了大眾的期待值，而最終結果雖然沒有簽訂正式協議或者公告，只是以白宮聲明的方式呈現，卻無疑積極很多。首腦外交見面，對於雙方來說都是關鍵時刻，很多談判鋪墊工作在見面之前已經緊鑼密鼓開始，但是不到最後一刻，誰也不敢保證最後結局，現在的結果的確值得市場歡呼。
自然，暫時停戰並不意味著終戰，約定的90天談判期也十分急促，但對於雙方來說都可以宣布勝利。對於美方來說，短期的休戰並不是很大的改價，換來了再次談判、收割讓步的機會，對於中方來說，限期整改總比馬上加徵關稅強。
可以說，如此結果合乎情理，畢竟雙方首腦都需要一次「贏」的機會。特朗普所在的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失去了眾議院，他需要為2020年連任努力；而中國正在下行的經濟如果遭遇關稅戰，GDP再降低1到2個點將不是意外。如果談判破裂顯然是雙輸，握手言和起碼使得雙方都能體面接受。值得一提的一個小插曲是，阿根廷G20峰會聯合公報在美國的反對下，並沒有提及「對抗貿易保護主義」，改為承認「多邊貿易體制」所做出的「貢獻」，同時指出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機會沒有達到目標。顯然，特朗普的亂拳打中的不僅是中國，全世界也都在回應中。
短期看來，貿易戰逐漸發展為雙方都不輸的方向，但是這只是短期，期望值提升之下，未來的談判難度將會加大，一旦最終磋商結果不合人意，懲罰力度也會加大。
大國博弈，小民不僅僅是圍觀，對於普通中國人來說，對貿易戰如何影響自身，雖然後知後覺，但是自身的命運，其實也在這股歷史的漩渦之中。
從歷史來看，一個國家的改革，往往隨著國內發展路徑依賴以及利益集團湧現而逐漸放緩，甚至出現鎖死狀態，這種時候如果缺乏外部因素推動，改革也會停留在口號的層面。那麼，貿易戰能否成為中國重啟改革的動力？也許日本的故事可以給予一些啟發。
中國能從日本經驗中得到什麼？
戰後，日本在美國庇佑下放棄軍事專心發展經濟，一躍而為亞洲經濟強國，甚至在其巔峰的80年代出現「日本第一」等說法，日本的心態也逐漸向「對美國說不」轉化，雙方貿易摩擦頻繁。事情的結尾是，在日本在美國壓力下達成「廣場協議」，日元升值；也就在此後幾年，日本經濟泡沫破滅，進入了失去的二十年。
「你怎麼預測G20會談？」這是這段時間大家關心的問題，在與一位日本經濟學家見面的過程中，我們也聊到這個話題，不過聊到最後，還是談日本經驗對於中國的啟發。他有在日本經產省工作的經歷，親身經歷了日美貿易戰諸多角力，對於這一經歷食髓知味。他說雖然日本民間對於美國當年提出的要求，最典型比如廣場協議，每次談起來都批評居多，他認為這些聲音也影響了中國對於廣場協議的看法，但是事後來看，美國提出的要求中對日本有利的佔大多數，並不是總是僅僅有利於美國自身利益。
這種理性聲音並不總是佔據輿論主流，但其實在日本經濟圈已經是共識。我在日本訪學期間，曾經拜訪過親身主導廣場協議的前日本大藏省財務官行天豐雄等人。他曾經服務於日本大藏省長達30餘年，幾乎參與了日元國際化的完整過程，媒體往往稱為被稱為「日元大師」。當年日元升值，雖然有美國壓力因素，但是日元升值幅度卻是日本主動提出，甚至讓美國人也覺得「慷慨」，日本的目的也在於緩解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
對於日本經濟後來不盡如人意，行天豐雄也表達了這主要日本自身問題，並不怪美國。但是，行天豐雄也指出，日美貿易戰雖然促使日本做出了不少改善，但是這種依靠美國壓力進行改革的決策機制，在日本有一個專門名詞「外壓」（gaiatsu）。這種決策模式其實也留下了弊端，甚至從長期而言破壞了日美長期關係：從日本而言， 政策制定者習慣於藉助海外壓力實施艱難的改革，但卻缺乏動員國民的心態，而從美國而言，也認定對日本而言施加壓力是最佳方式而忽略自身責任，比如財政超支等問題。
某種意義，日美談判中，「外壓」是雙方決策者選擇的最省力甚至是當時看來最合理的方式，不過最後都不同程度帶來了損失，一旦外壓缺乏日本就迴避內部改革，而美國則往往總是將國內問題導向外國。
更長遠地看，美國外交中問題不僅僅是「外壓」，更在於其羅馬帝國式的道德感。這可能是美國一貫的特點，在外交中更類似一個佈道熱情的牧師而不是一個老謀深算唯利是圖的談判家，這兩面的難解糾纏也正是美國外交佈局中最難以讓對手理解的一點。對於中美關係影響甚深的基辛格在其外交生涯總結《大外交》中，開篇就說二十世紀最能左右國際關係的，作風卻也最矛盾的國家非美國莫屬，「再沒有其他社會像美國一樣，既絕對堅持絕不容許外國干預美國內政，又如此一廂情願地認定美國的價值觀是放諸四海皆準行的。」這是美國從建國之初就自詡為人類燈塔國的特點，一方面使得美國傾向認為完善自身即可，讓「墮落」的世界追隨，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國人自認有義務向世界推廣其價值觀，這兩種矛盾的心態的角力左右了美國外交。
我曾在公號《徐瑾經濟人》將美國比作是今天的羅馬，這種道德熱情則是美國在外交中表現缺乏同理心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國和以往「腐朽」帝國與眾不同的地方。
中國未來的道路
自然，中國和日本不同，日本因為二戰因素，在戰後長期並不是一個正常化國家，同樣，中國也不是蘇聯，正如有美國專家對我表示，中國並不是軍事聯盟，如果美國要「遏制」中國，誰會加入？
中美之間博弈，未來除了雙方的直接角力，更有各自爭取盟友的過程。比照日美的故事，我們設想一下，中美最壞的結果是什麼？也許就是二者不相往來，中美脫鉤、中國自行發展，甚至有人預測中國陷入所謂「崩而不潰」，世界其他國家被迫選邊站隊。這種聲音在美國極端鷹派中已經出現，並不完全是一種科幻想象。
不斷變換的世界，讓老練的觀察家也失去了對世界格局的把握感。美國自由派多數媒體和知識分子陷入對於特朗普當選的迷茫與批判之中，偏見可能使得他們對於美國形勢出現誤判，類似特朗普2016年「意外勝出」的故事還會繼續。而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於特朗普當選後種種舉措，則湧現出一種新的特朗普崇拜或者特朗普神話，期待藉此重啟改革，這種期待多少基於絕望多少基於一廂情願？
基於中美兩國外交與歷史淵源，中美貿易戰的波及範圍，將會大於當年對於日美衝突。我們當下，只是處於下一場風暴的間歇期，期待改變，或者說祈禱改革。中國的道路，最終是以謀求全體民眾的福祉為根本，從日本的案例來看，被動應對不僅會傷害與美國互信，其實也損害民眾的情感，最終即使經濟上平復，情感與歷史上的創傷卻難以平復。當下局面中，中國如果能把貿易戰如果看作一次改變的契機，這才是變被動為主動的最佳方式。
貿易戰停火，中國經濟能否企穩？
戴維斯：如果中美進一步的貿易談判失敗，美國對中國商品全面加徵關稅，其衝擊可能是中國新式的經濟刺激所消化不了的。
更新於2018年12月3日 11:46 宏觀經濟評論員 加文•戴維斯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國集團(G20)結束了在阿根廷舉行的躁動的峰會，會後發表的聲明掩蓋了在氣候和貿易政策領域一些深刻且令人擔憂的分歧，在此之際，支點資產管理公司(Fulcrum)「即時預測」(nowcast)模型的最新結果依然顯示，全球經濟正在較為明顯地放緩。
今年秋季，我們看到了2015-16年那場較為嚴重的市場危機的影子。在2015-16年期間，中國經濟大幅放緩，加上美聯儲(Federal Reserve)收緊貨幣政策，引發了人們對全球通縮的嚴重擔憂。
好消息是，美聯儲現在改變了口風。上周傑伊•鮑威爾(Jay Powell)的講話和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會議紀要表明，美聯儲正讓市場做好準備，在12月政策會議以後可能暫停加息。
然而，中國仍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下行風險。最新「即時預測」模型顯示中國增速已下降至5.2%，遠低於今年早些時候預測的水平。
誠然，當前情況還不到2015/2016年危機時期那麼嚴重。是否會達到那種程度，取決於中美貿易談判能否最終取得成功，同時還取決於中國目前正在實施的寬鬆政策。如果中國的財政刺激未能充分提振內需，抵消美國可能進一步提高關稅的影響，那麼明年全球經濟增長的前景將相當黯淡。
幸運的是，這在目前看來是2019年面臨的一種下行情景，而不是基礎情景。
特朗普和習近平會晤取得的進展有限
特朗普和習近平上周六共進晚餐的結果，充其量就是在不斷升級的貿易戰中實現停火。根深蒂固的問題依然存在，尤其是美國對知識產權保護、以及中國產業戰略長期方向的擔憂。仍然很難想象，如果特朗普政府沒有進一步發出採取貿易保護措施的威脅，這些巨大的分歧能夠彌合。
不過，在雙方進行談判時，原定明年1月把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從10%上調至25%的計劃將被擱置。此外，2019年對中國所有輸美產品加徵25%關稅的威脅付諸實施的可能性變小。
對所有中國輸美商品加徵25%的關稅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嚴重的下行風險。許多經濟模型表明，這可能導致明年中國GDP增長率減少1.0%到1.5%之間。這種衝擊太大，中國目前正在實施的新型寬鬆政策可能無法應對。
中國的刺激政策2.0
自2018年年中以來，中國經濟一直在大幅放緩，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習近平政府決心在2017年至2020年期間降低金融系統槓桿率所致。這一目標顯然對信貸增長產生了重大抑制作用，社會融資規模（一個廣義的總量指標）增幅從2016年末的17%放緩至目前的11%。今年這些國內問題比貿易制裁的直接影響重要得多。
很明顯，經濟放緩程度已超出中國政府的容忍度，自年中以來，中國的政策全面放鬆——貨幣、匯率、財政和監管。這种放松正開始發揮作用，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增加，導致基礎設施投資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萎縮後出現反彈。其他對經濟有支撐作用的因素包括，企業加快對美出口以避免未來出台新關稅，匯率下跌，以及為企業和個人減稅。
目前已宣布的政策措施，不符合中國「傳統」的財政刺激，後者主要依賴增加投資支出，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事實上，總體經濟刺激方案看起來更像是西式的，與中國傳統的刺激方法相比，這種刺激見效的滯後性更大，確定性更低。它發揮作用需要時間。
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前景
隨著金融環境收緊和財政刺激失去動力，美國經濟明年幾乎肯定會放緩，向趨勢線靠攏。此外，最近數據顯示歐洲經濟增速暫時下降，預計未來大體上只會恢復到趨勢水平。
美國和歐盟可能出現的這些變化，將導致全球經濟增速從現在起到明年底減少約0.25%。因此，中國將成為主要變數。如果中國經濟增速從目前的5.2%進一步放緩，那麼全球經濟明年的增速將遠低於趨勢線，市場將極為擔憂全球性經濟衰退。
另一方面，如果中國放鬆經濟政策的舉措越來越有效果，抵消了貿易保護措施可能進一步升級的影響，那麼全球經濟增長可能會從當前略顯低迷的水平有所反彈。
假設中國經濟增速明年年底前回升至6.5%——表明政策刺激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將直接使全球經濟增速加快0.3%至0.4%，隨著其他新興經濟體在2019年底前也出現回升，全球增速將略高於趨勢線水平。這也將標誌著新興市場資產動蕩的結束。全球性衰退的風險將減弱，2019年將是經濟擴張周期後期的一年，而不是周期的結束之年。
這將是美中兩國貿易談判代表在未來幾個月里取得成功的獎勵。
隨著中國經濟放緩，全球經濟「即時預測」數據也在不斷下滑
支點資產管理公司(Fulcrum)「即時預測」模型的11月報告顯示，儘管美國經濟增長仍保持在3.2%這個非常健康的水平，但全球經濟仍在繼續放緩。全球經濟目前的增長率3.4%，略低於趨勢水平。
歐元區經濟放緩是由於暫時性因素，明年可能會反彈。然而，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判斷目前還難以確定。中國經濟增速現已放緩至5.2%左右，與2015/2016年人民幣危機期間的下滑情況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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