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美貿易戰，看美國對中國的「幻滅」
更新於2018年8月3日 06:00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劉裘蒂
劉裘蒂：在中國的眼裡，美國對中國的「幻滅」 是「一廂情願」，但我認為這也是重新審視和定義中美關係的契機。
本文為作者「貿易戰火下的美國」系列之二
最近幾個月中美貿易戰發展的曲折，「震驚」了不少認為特朗普只不過是在中期選舉年擺擺政治姿態的人。特朗普本身反覆無常和缺乏公信度，以及鷹派的偏激立場，很容易讓人低估貿易戰如何來勢洶洶。但是其實今年以來出版的幾本新書，透露了美國精英思潮里普遍對於中國的「幻滅」。
在許多美國學者和智庫的眼裡，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到了「盡頭」，而「第三度革命」正朝著與改革開放的相反方向奔去。對於中國政府宣布堅持改革開放的決心，美國卻解讀為以虛擬的牆更加密切地控制與對外思想和資本的交流。美中關係委員會亞洲研究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近著《第三度革命：習近平和新中國》（牛津大學出版社）中甚至寫道：「中國領導層正在扭轉政治和經濟開放的趨勢，以及三十年前鄧小平『第二次革命』所引發的低調外交政策。」
為什麼說美國對中國「幻滅」呢？這個本質上的觀點逆轉對中美今後的關係將有什麼樣的影響？
回顧自從尼克松訪華以來，在過去46年間， 基本上中美關係的「羅曼史」有點像「歡喜冤家」，並且是建立在一種彼此的「幻想」：就是我跟你玩，你就會接受我；或是你跟我玩，你會越來越像我。
為了說服國會投票支持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 的成員，克林頓總統在2000年提出的理由是：「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不僅僅同意進口更多的產品，更同意進口民主最珍視的價值之一，即經濟自由……當個人擁有不只是做夢的力量，而是能夠實現夢想時，他們（中國人）會要求更大的發言權。」
在克林頓的想象里，中國加入WTO可以實現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民主願景」，也就是「一個充滿自由市場、自由選舉和自由人民共同努力的世界……使中國更像美國。」
是的，從經濟和政治體制的角度來說，「使中國更像美國」就是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的「幻想」。但是，這個想法似乎是一廂情願。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美國時間7月25日，應邀出席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活動時說，對於中國的目標和意圖，外界有不少誤解和誤讀。他認為，中美仍然在同一條船上，仍然需要「風雨同舟」。
崔天凱明確地表示：「改變中國是一種幻覺。我不認為中美兩國真的能夠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樣去改變對方。中國有自己的歷史、文化、政治和經濟體制。中國無論發生什麼變化，都是由中國漫長的歷史所決定的。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真正改變中國。改變中國不應是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任何國家對華政策目標。我相信這也不是歷任美國總統的對華政策目標。我和基辛格博士談過這個問題，他告訴我改變中國從來不是當年他和尼克松總統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初衷。」
即使美國沒有積極改變中國的初衷，但不能否認的是，美國在經營對華關係時，向來都有隱形的期望值，希望通過把中國納入美國思維的世界秩序，中國會由經濟上的改變，帶動社會、政治上的變革，逐漸擁抱美國所推崇的價值觀。
直到特朗普對於世界秩序重新洗牌為止，從WTO到各種國際商務的機制，「全球化」事實上代表的是一種「美國化」的秩序，自然也反映了某些美國的既定觀點和成見。
中美貿易談判雖然涉及逆差、關稅、技術轉移、匯率多方面，但是更暴露了雙方各自意識形態上「不相為謀」的本質上衝突，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場貿易戰無異是雙方對彼此認知的分水嶺。
從最近中國和美國常駐WTO大使的交鋒，可以看到雙方對於市場經濟的定義以及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都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其實中興、華為事件，以及《2025中國製造》爭議，表面上圍繞著中美科技競賽的主題，亦即，在中國人眼中是美國要遏制中國崛起，而美國認為中國政府用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的方式來扶持特定工業和企業，造成「不公平」的競爭；但是，背後的隱主題是對於政府是否應該贊助企業的爭論。
從企業經營方面，中美之間的差距表現於對「國家企業」和「政府參與」的看法不同。這就正如典型的中國育兒方式習慣：在襁褓時期，便把嬰兒裹得像粽子一樣，生怕孩子著涼。但是美國的孩子從很小開始喝水加冰塊，大冷天穿T恤，因此養成相對比較不怕冷的習慣。
同樣，國家過度扶持企業，容易造成連鎖反應，包括沒有獨立的企業文化，商業運作缺乏透明度，從而企業缺乏禦寒的能力。在公司治理方面，缺乏相對獨立的司法制度來保障個人及企業的權益。美國政府也有支持的產業，但是多數由政府擔任第三方補助，並不積極介入公司的內部治理。
當然美國國內也有對於政府贊助企業的辯論。美國評論者嘲諷這些政府補助為「企業救濟金」。
美國「好工作優先」組織，在2015年首次對聯邦補貼獎勵進行第一次綜合核算，包含了137個聯邦計劃的16.4萬多個獎項的記錄，並擴展了自2010年以來收集的數據。它的研究發現，聯邦撥款和稅收抵免的最大接受者是西班牙能源公司Iberdrola，該公司通過「大量投資美國發電設施」獲得聯邦補貼，
另外標題為「山姆大叔最喜歡的公司」的報告，結合類似的聯邦數據和匹配的國家補貼數據，審查自2000年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分發的支助、貸款和其他補貼。在這15年的過程中，聯邦政府向企業分配了680億美元的贈款和特殊稅收抵免，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受惠大公司，六家公司已拿到10億美元以上，而21家公司已獲得5億美元以上。
關於市場經濟的辯論，中國本身一直強調仍然會繼續改革開放，但是為什麼西方人卻覺得中國是走回頭路呢？這裡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國有企業的改革，政府扶持重點工業的形式，以及政府對於企業和個人的控制（如在公司設立黨書記的機制）。
WTO總理事會7月26 日在日內瓦舉行年內第三次會議，美國常駐WTO大使謝伊藉著美方會前提交的文件，對中國經濟模式進行指責，包括對於「計劃經濟」的攻擊：
「中國憲法授權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授權也在中國更廣泛的法律框架中得以體現。為此，政府和共產黨通過政府所有制、控制關鍵經濟實體以及政府指令等方式，繼續對資源分配進行直接和間接的控制。結果，生產資料並未根據市場原則進行有效分配或定價。相反，政府和共產黨繼續控制或以其他方式影響關鍵生產要素的價格，包括土地、勞動力、能源和資本。
與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一樣，國有企業繼續在中國經濟中發揮著巨大作用。此外，政府和共產黨幾十年來通過任命核心管理人員和優先提供土地、能源和資本以及其他重要投入品等手段來控制這些企業……
中國的體制還把法律作為國家工具，用以促進政府實現產業政策目標，並確保取得突出的經濟成果。此外，法院等關鍵司法機關的組織結構也是為了響應黨的指導而設計的。這種體制使得企業很難全面、持續地獨立於產業政策行事。
中國的主要企業也證實了當前中國經濟從根本上具有非市場屬性。例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曾表示，『中國大部分生產性資產仍屬政府所有』，『中國政府通過實施產業政策繼續在規範行業發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中國政府還通過分配資源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實施明顯控制』。」
中方代表張向晨大使則直接反駁謝伊「中國對自己的描述並不準確」的指控，認為美國把自己的想法當作別人的立場, 甚至多邊規則：
「1992 年，當中國宣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我記得清清楚楚，就在旁邊的 Room W 會議廳，當被問及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代表回答，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市場經濟。26 年過去了，我們從未改變過自己的觀點。至於有些人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會改旗易幟，那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而已。世界上市場經濟不只有一種模式，中國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市場經濟道路，並且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管別人說什麼，我們都會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
美國謝伊大使剛才使用了『中國經濟的非市場性質』的概念，然而翻遍世貿規則，我們找不到所謂『市場經濟』的定義。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市場經濟』標準。世貿規則沒有賦予任何成員以這樣特殊的權利，把自己的經濟模式作為『市場經濟』的樣板，一旦有哪個國家不肯照搬，就是『非市場經濟』。」
對於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符合中國WTO的承諾，西方學者見仁見智。其中比較客觀的有哈佛大學法學教授馬可•吳。哈佛大學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中國之問：審視一個強權崛起》一書，收錄了他的《中國是否履行了貿易上的承諾？》一文，分析中國並於實現WTO承諾的不同程度和情況，他認為，「核心問題不在於中國是否能夠履行廣泛的義務，而是能否達到協議的精神」。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中國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認為，WTO協議旨在遏制中國國有企業的勢力，當時中國承諾只會以商業條款運作。據他估計，目前國有企業僅佔中國工業總產值的20%，確實低於2001年時的40%。但拉迪認為最近幾年出現逆轉，國家對經濟的投資增長速度是私人投資的三倍，國有企業再次成為中國經濟決策的核心。
多年來拉迪一直呼籲，中國究竟是致力於自由市場經濟？還是受到國家參與者嚴格監管和主導的經濟？這對於中國的未來至關重要。現在這兩選項的命題變成中美貿易戰中雙方僵持的一個基本問題。
比方說，自2008年以來，通過政府補貼，中國太陽能電池板行業的製造能力增長了十倍，很多人認為這導致了全球供過於求。中國面板出口激增使世界價格下跌75%。
中國六大太陽能公司在2012年的負債率超過80%。《哈佛商業評論》認為，如果沒有補貼，這些公司就會破產。如果中國政府決定停止為無利可圖的太陽能電池板製造商提供資金，並支持該行業的改革命，那麼肯定會有更多的破產和重組。
雖然看到中國政府重新考慮其對太陽能電池板行業的支持令人鼓舞，「但國家願意為實現政治、社會、經濟和外交目標付出經濟效率低下的代價。巨額的中國補貼導致全球產能大幅增加，出口增加，全球價格下跌，並扼殺了其他國家的工業基礎。」
《第三度革命》作者易明最近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出，「作為中國的常客，今年早些時候，當我第一次聽到一位中國官員將他的國家稱為『超級大國』 時，我感到很驚訝。但中國對其在國際秩序中地位的看法正在迅速發生變化……目標是創造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格局。」
持著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不再的人士，如福特漢姆大學教授卡爾•閔茲納在新書《時代的結束：中國的威權復興如何破壞其崛起？》中寫道，「中國的改革時代即將結束，其特徵的核心因素（政治穩定、意識形態開放和經濟快速增長）正在瓦解 ……1978年後的『改革開放』時代即將結束。中國正在關閉。不確定性懸而未決。」
面對所謂的「幻滅」，美國學者對於如何與中國相處之道，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國之問》收錄了波士頓學院政治系教授羅伯特•羅斯的《中國的崛起對美國意味著什麼？》一文，他認為中美之間的關係從2010年來陷入直線下墜的螺旋，中美之間的戰略關係不但是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的最低點，也動搖了美國在東亞的安全位置。
羅斯認為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的反應呈現了兩種失誤：首先，美國與韓國、菲律賓和越南發展並強化安全上的合作，並未能限制中國在南海增強軍事部署。他認為美國的政策誤導了中國對於美國企圖的感受，讓中國認為美國在韓國、越南以及南海的行動完全是為了遏制中國的崛起。
比方說美國的安全考慮其實應該是在東亞，而不是在朝鮮半島，諸如「薩德」導彈的部署對於美國的安全並沒有實質上的意義。同樣地，美國跟越南進行軍事上的合作，也沒有實質上的意義。而在海域航行的自由，以及公開宣傳的海上軍事演習不能夠提升美國的安全考慮。從美國的角度來講，這些舉措形成中美之間的不必要、並且高代價的摩擦，而戰略上的競爭也造成了地區性的不穩定。反而損害美國在東亞的安全。
因此，他建議美國在中美關係面臨拐點的十字路口，及時採取外交政策，向中國表達美國希望通過互動來減低衝突的意圖。但是這顯然不是特朗普政權所採取的道路。
對於某些美國精英來說，目前中美對於「市場經濟」之辯，也代表了兩國各自秉持的「美國例外」和「中國例外」的抗衡。哈佛國際關係教授亞雷斯特•約翰斯敦在《「中國例外」是否阻撓了中國對外政策的利益？》一文中指出，對於自我群體獨特性的強調，往往與歧視其他群體的心態並行，特別是當自我群體內部的統一受到威脅的時候，也就是說，越相信中國愛好和平之「獨特性」的中國人，也就是認為中國比別的民族都愛好和平的中國人，對外交政策的偏好越傾向於強硬路線。
約翰斯敦的理論依據是2015年北京大學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對在北京地區2600個受訪者的調研。根據約翰斯敦對於研究結果數據的分析，受訪者主張中國愛好和平的獨特性，和支持增加軍事費用的支出有直線性的正比關係。也就是說，支持增加軍事費用的人，反而更相信中國人比別的民族更愛好和平。也因此秉持著強烈的「中國例外」信念的中國人，就如同堅信「美國例外」的美國人，他們的政策主張，往往傾向於與他們自以為愛好和平相反的強硬好戰路線。
約翰斯敦認為, 提倡中國獨特的和平特質，也具有政治上的目的，使精英和老百姓都認為當國家與其他國家產生衝突時，必定是其他國家挑事，因為（獨特愛好和平的）自己完全是無辜的。但是這個觀點的危險性，是不斷強調自己獨特的和平特質，無形中意味著別人的「次等」，反而造成被人視為驕傲的反效果。
在中國的眼裡，美國對中國的「幻滅」 是「一廂情願」，但我認為這也是重新審視和定義中美關係的契機。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即將慶祝改革開放40年之際，除了讓世界認知改革開放的成就, 對於未來面對的問題仍然需要梳理, 比如說: 合理的政府扶持是什麼？（為了比較，甚至批判，美國政府的扶持方式值得研究。）政府補助除了讓重點產業得到短期內的「彎道超車」的優勢，對於個體企業和整體國家經濟有何利弊？「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到底是什麼？對全球經濟有什麼貢獻？經濟開放可以與政治開放分歧嗎？
或許當我們能夠對自己清晰地解說這些問題及其答案時，也就是中國能夠嘗試與美國建立一個不是基於幻想、真正互惠關係的拐點。
中美貿易戰：僅僅是生意之爭？
更新於2018年8月2日 05:43 中海晟融首席經濟學家 張一
張一：中國的崛起必然對美國帶來挑戰，中美之間磕磕碰碰在所難免，在特定時刻還會發酵。但這種碰撞未必都以貿易戰形式出現，貿易戰或許無關大國崛起。
在本輪貿易戰升級之前，兩國關係貌似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康庄大道上。中美兩國元首進行了互訪，在貿易問題上達成了「中國擴大進口縮小貿易順差」的共識，並提出了「百日行動計劃」。與此同時，在政治體制、意識形態、人權等方面中國受到的詰難陡然減少。但一夜之間風向突變，互征關稅以及未來可能更大規模的關稅報復使得兩國經貿關係急轉直下。
一、中美貿易戰無關大國崛起
不同研究者從大國崛起的修昔底德陷阱出發，認為中美貿易戰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反覆和膠著將成為常態。如果這些是事實，那就無法解釋之前的一團和氣。也有分析認為特朗普反覆無常是導致中美兩國關係急轉直下的原因。需要強調的是，特朗普上台之後，其內外政策都是堅定不移的。在對外政策方面，主要通過政治壓迫、經濟威脅利誘等手段，為美國創造所謂公平的經濟發展環境。由於特朗普並非一個經濟學者，簡單直線思維就是誰對美國有貿易順差，誰就佔了美國便宜。實際上，從1980年代開始，特朗普就秉持此觀點且基本未變。他無意去了解所謂全球分工下美國企業獲得的巨額收益，他也不能理解所謂美元霸權給美國帶來的鑄幣稅，他只知道美國的產業外遷使美國喪失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導致美國製造業的衰落。長期的商人生涯使得特朗普更像是一個政治上的野蠻人而非傳統的政客，一往直前是他施政的風格。這就不難解釋當他發現無法通過接觸達到目的時，就毫不猶豫採取貿易戰這種極端手段。實際上，美國關稅威脅已經涵蓋了幾乎所有的貿易對象，包括傳統的政治盟友歐盟、日本等。不過對於中國這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關稅措施表現的更為猛烈。長期的商人思維使得特朗普只看重眼前的利益，包括短期的經濟收益和國家安全，一位能和金正恩握手的人，意識形態的差異不在其考慮範圍之內。
那麼結論就比較簡單了，此次貿易戰無關大國崛起的衝突，無關意識形態，只是一個長期貿易逆差國對貿易順差國提出的所謂「訴求」，儘管這種「訴求」聽起來可能不是那麼有道理。既然是戰爭，那麼從歷史角度看，目前明顯不是冷戰。如前所述，此次貿易戰是有具體目標的，儘管背後有其首席貿易顧問納瓦羅的影子，但特朗普並沒有這麼強的使命感和眼光，一定要把遏止中國崛起這種長相戰略與短期直接目標區分開來。其啟用納瓦羅，只不過納瓦羅的思想和他現階段的目標相吻合，一旦形勢轉變而納瓦羅思路不能轉變的話，下場無非就是邊緣化乃至班農那樣的出局。如果類似於熱戰，那麼從歷史角度看，除了除了三十年戰爭、百年戰爭，沒有什麼真正的長期戰爭，戰爭終歸要以某種形式終結。
二、經濟繁榮為美國發動貿易戰增加了底氣
當前，美國經濟正經歷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最繁榮時期，二季度增速有可能達到戰後罕見的高點。此外美國是全球最大的進口國，中國、日本、德國等主要經濟體對美國都有巨額順差，這也為美國發動貿易戰提供了籌碼，最典型的就是對中國貨物關稅的逐步加碼。正是如此，在美國對主要貿易夥伴提出各種訴求之後，目前來看基本處於上風。但是這些情況可能並非不變的。一方面，美聯儲的持續加息說明美國經濟明顯過熱，而包括減稅在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明顯對經濟是火上澆油。過猶不及，目前美國股市已經達到歷史高點，長短期限的國債收益率曲線利差明顯收窄，2019年美國經濟能否保持目前的增長態勢存在很大的疑問。另一方面，特朗普持續加碼關稅已經引起國內強烈反彈，包括共和黨重磅級議員都提出質疑，加之其對俄羅斯的曖昧態度，可以說特朗普面臨著來巨大的內部壓力。兩者疊加，特朗普所謂的牌也不是那麼好打。目前，在對中國佔據上風之後，能夠儘快取得成果而不是兩敗俱傷應該是特朗普下一步的主要目的。
儘管中國政府對美國的行為提出了嚴正的抗議並提出了相應的反制措施，同時中國政府反覆強調，不願意打這場貿易戰。考慮到出口對中國經濟的巨大影響加之目前國內由於去槓桿產生的下行壓力，中國確實不願意在經濟領域和最大的出口市場發生正面衝突。如果沒有美國在步步要價，不斷進逼，目前的局面也不會發生。但凡能夠找到解決的途徑，中國還是不會拒絕。進一步而言，中國目前面臨著更多內外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國也不會讓這一非戰略性問題長期困擾自己，必須找到解決的方式。
三、日美貿易摩擦與中美貿易戰並不可比
很多研究從日本貿易摩擦的經驗得出中美貿易戰也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但簡單套用日本經驗可能有失偏頗。一是1980年代，日本在汽車、電子、裝備製造等美國支柱產業展開了正面競爭，而且打的美國節節敗退。而目前儘管中美之間存在巨額貿易順差，但這種順差更多是全球產業分工的結果，中國目前尚無力對美國主導產業發起正面挑戰，目前更多的是美國對《中國製造2025》等一些規劃的無謂擔憂。二是作為二戰的戰敗國，日本在政治上完全依附於美國，美國在全球治理中基本不需要日本的參與和幫忙。而中國則完全不同，在朝核、中東等問題上，美國實際上離不開中國的幫助。如果貿易戰持續下去，無疑美國在全球事務中將受到更多掣肘。
中國的崛起必然對美國帶來挑戰，中美之間磕磕碰碰在所難免，在一些特定的時刻還會發酵。但是這種碰撞未必都以貿易戰的形式出現。越是黑暗的時候越要相信光明，距離美方劃定的最後期限還有一段距離，相信雙方一定能夠在此之前找到可行的解決方式。
中美貿易戰應變為「二次入世」
更新於2018年7月31日 05:52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沈建光
沈建光：西方國家會形成同盟一致對抗中國麼？相比於中國加入WTO嚴苛條件，如今進一步開放風險變小，決定貿易戰前景的關鍵在中國自身。
上周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發布《聯合聲明》，表示將消除貿易壁壘，暫停新加懲罰性貿易關稅。對此，中國國內反應強烈，認為「美歐聯合抗中，特朗普手段高超」，似乎特朗普已在全球貿易談判中遊刃有餘，僅靠對歐盟的「胡蘿卜加大棒」策略，便輕易繞開WTO，取得了美歐貿易零關稅的重大突破，並促成了西方國家一致對抗中國的局面，重塑了國際秩序，是美國最具有傳奇色彩的卓越政治領袖。
情況果然如此嗎？特朗普果真有如此高明？新形勢下中國又該如何應對？
歐美「三零」願景長路漫漫
早在今年6月的G7會議上，特朗普就談到美國正在尋求G7國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促進西方經濟一體化。7月25日特朗普與容克會面後，再次提及美歐談判最大的成果在於就此達成共識。在筆者看來，歐美「三零」達成將長路漫漫，沒有5-10年時間根本不可能。原因有三：
首先，「三零」協議目前來看仍然是一種理想狀態，落實將面臨層層阻礙。僅僅在幾天前，歐美還在就貿易關稅問題相互指責，大動干戈，短短几日問題就解決了嗎？顯然沒有，歐美之間的分歧仍然存在。主要體現在，補貼方面，歐盟對空客與美國對波音的補貼大戰已持續十餘年，今年美國指責歐盟對空客的違規補貼高達220億美元，並提到可能會尋求對歐盟數十億美元的報復；同時，歐盟指控美國向波音提供超過200億美元的補貼。歐盟對農產品的補貼多年來居高不下，至今農產品補貼占歐盟的預算比重仍然高達37%，短期內不會有明顯改變。
同時，零關稅的達成並非易事。日本與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從2013年開始談判到爭取2019年開始生效，期間耗時七年。考慮到前期歐美曾就鋼鋁、汽車關稅問題產生較大分歧，歐美自貿協定的達成是個長期的談判過程，短期內很難成為現實。
其實奧巴馬政府也並非沒有為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努力過，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均進展艱難，凸顯了協議達成的艱難。
更進一步，即使達成了貿易協定，各國的態度也會出現反覆。如特朗普上任以來就要求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進行重新談判，使其更加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加墨三方歷經多輪談判，迄今沒能達成一致。
其次，美歐自貿區談判之所以複雜，更在於歐盟內部的協調之難。如歐盟核心國家德法之間的經濟利益並不一致，德國工業品出口佔據重要位置，其中汽車又是支撐其經濟的重要行業，而法國是農產品出口大國。因此，放棄對農業的保護，以降低特朗普在汽車方面的貿易關稅加碼在歐盟內部很難通過。在特朗普與容克會面結束後，法國總統馬克龍次日便表示反對聯合聲明，拒絕將農業納入任何貿易協定。
更進一步，特朗普出任美國總統以來，美歐之間裂痕空前加大。從特朗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到伊朗核協議，再到北約峰會上對盟友軍費收支過少的強烈指責，特朗普的舉動均在踐行美國優先的理念，美國與傳統盟友的關係降至低點。在特朗普頻繁變臉，公信力不足的當下，歐美短時間內能重回經貿甜蜜期？筆者表示懷疑。特朗普善變已不令人驚奇，中美兩國也曾在500億美元貿易制裁落地之前，達成過短暫的協議，但事後特朗普出爾發爾，撕毀協議推動矛盾升級，相似情況是否會在歐洲重演尚未可知。
歐美日一致對抗中國的可行性
西方國家形成同盟一致對抗中國也並非易事。
一方面，中國與歐盟的合作也在加強。如7月李克強總理出訪德國，曾就農業、教育、青年、衛生、化工、通信、汽車、自動駕駛等領域簽署雙邊合作文件，總金額近300億美元。而根據筆者近期到訪歐洲16個城市的50多家大型企業的反饋來看，歐洲企業也普遍看好中國市場，將中國市場作為其全球利潤增長的最主要的來源。7月初寶馬集團與長城汽車簽署了合資經營合同,宣布將在中國成立新的合資企業。並且，中國市場也是日本企業最重要的市場之一。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或最早於今年10月訪華，這一舉動傳遞出中日關係緩和的跡象。
另一方面，從中美關係來看，特斯拉來華建廠、谷歌無人駕駛將落戶上海等商業合作，顯示中美雙方在經貿合作領域仍然有很好的前景。
結合中美貿易戰來看，美國的代價也在增加。針對各國對美國農產品的反制措施，美國農業部已實施120億美元的救助計劃。但不少美國農民協會表示補貼只是一時的，寧可要自由貿易而非補貼。
針對即將實施的對華160億美元對華徵稅清單，聽證會上美國企業的反對之聲同樣強烈。實際上，進一步對2000億商品加稅並非輕而易舉，中國在清單中的傢具、行李箱品類進口份額接近五成和六成，一旦關稅增加，美國也將面臨市場替代困難，價格上漲，消費者利益受損的問題。
因此，正如筆者在FT專欄文章《特朗普貿易戰的六大軟肋》中提到的，特朗普貿易大棒並非遊刃有餘，仍要面臨來自國內政治力量、商會以及消費者的壓力，11月大選會是制約貿易政策的重要事件。
中國的對策：準備第二次「入世」
對待海外環境的快速變化，筆者認為，過度悲觀或者盲目樂觀的情緒均不可取，客觀分析，保持定力，沉著應對仍是關鍵。
正如上文所談，西方經濟體能否建立自由貿易區仍然是個漫長的談判過程。但無論前景如何，都不應該影響中國繼續推動雙邊貿易與區域貿易一體化進程。例如，通過加快中歐自貿區嘗試，加強東盟16國之間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以及推動中日韓FTA談判，外部保護主義的風險會很大程度上得到削弱。
而對於美國對華貿易制裁擴大至2000億這一行為，短期內中國政府克制的反應可是對的。可以看到，美國內部不少決定中美貿易戰前景的變量也在發生變化，如對農民的補貼在增加，說明前期反制措施已給貿易保護造成壓力；特朗普一意孤行的貿易保護政策，正在動搖其背後的支持力量，如共和黨的重要資助人，美國科氏工業集團將特朗普的貿易政策稱作「災難」，並表示已經厭倦了支持那些在自由市場意識形態搖擺不定的共和黨政客。考慮到美國2000億美元的對華懲罰性關稅稅率從前期25%降至10%，說明特朗普政府也意識到對華貿易戰給美國企業利益和美國經濟帶來的潛在風險。
筆者始終認為，決定貿易戰前景的關鍵在中國自身。正如筆者在FT中文網專欄《貿易戰背後的中美關係變局》文章中提到的，中美關係的博弈因短期、中期和長期有所不同，從短期來看是貿易問題，從中期來看是科技的較量，從長期來看是一個崛起大國參與更多國際規則制定的過程。因此，展望未來，中美兩國在不同層面的衝突將會明顯超過以往，要做好持久戰的準備。
所以，以我為主，加快改革開放是以不變應萬變之法，如果能將中美貿易戰當作中國「二次入世」的外在動力，也許會將壞事變好事。實際上，相比於本世紀初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面臨的嚴苛條件，如開放金融業、汽車、農產品，每年面臨來自世貿組織的審查，如今中國進一步開放的內外部風險均要小於當時。
此外，儘管中國市場是海外企業最看重的市場，但近年來他們對於中國的營商環境抱怨是明顯增加的，尤其集中在國企與民企、中資企業與外資企業不能一視同仁的問題。因此，進一步推動國企改革，確保市場主體地位一致勢在必行。
此外，加大進口、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提升對外開放程度本來也是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階段的內在要求。如在中國經濟轉型階段，創新驅動發展是解決之道，未來中國實現從跟隨到引領，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加強自主研發投入與提高自我創新能力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必然要求。而進一步加大金融、服務業開放，引入競爭機制，也是中國企業走向國際，提高全球競爭力的需求。
總之，中美貿易衝突升級只是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中美兩國進入大國博弈的一隅。西方經濟體自貿區並非一朝一夕之功，即便歐美日達成協議，如果中國將外部壓力作為中國二次「入世」的契機，加快改革開放步伐，既是應對外部風險的措施，也是中國變壓力為動力，跨過改革開放深水區的關鍵一躍。
冷靜看待全球貿易新變局
更新於2018年7月31日 05:52 安邦智庫高級研究員 賀軍 為FT中文網撰稿
賀軍：美國與歐盟並未達成任何貿易協議，只是雙邊聲明，即使達成協議，也不意味著它們會消除結構性的貿易矛盾。
華盛頓時間7月2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來訪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達成一致，以避免歐美貿易戰。會談結束後，歐盟官網發布了美歐聯合聲明。其主要內容如下：
（1）雙方要共同致力於零關稅、消除非關稅壁壘、消除對非汽車工業產品的補貼。此外，雙方還會在服務貿易、化工、醫藥產品以及大豆等領域減少貿易壁壘並增加貿易量。（2）雙方同意加強能源戰略性合作。歐盟想從美國進口更多液化天然氣（LNG）來使得其能源供給更加多樣化。（3）雙方同意圍繞標準展開緊密對話，以此來放寬交易，減少官僚障礙以及降低成本。（4）雙方同意共同致力於保護美國與歐盟的公司，以更好地保護他們免受不公平的全球貿易行為的侵害。雙方會與有著類似想法的夥伴緊密合作，推動WTO改革，解決不公平貿易行為，包括知識產權竊取行為、強制性技術轉讓行為、工業補貼、國有企業造成的扭曲以及產能過剩問題。
美歐貿易談判達成一致，在中國也造成了不小的衝擊。在輿論層面，中國各類媒體大量報導了此事，各類社交網站紛紛刷屏討論此事；在專業層面，國內專家和研究機構開始緊急分析此事的影響，評估後果；在市場層面，國內A股和港股今天（7月26日）不約而同地出現大跌。在這些現象背後，可以觀察到國內市場出現了一些驚慌情緒。
的確，美歐貿易談判達成一致不是小事，它對全球貿易格局都將產生重大影響，一些巨變似乎就在眼前。比如，世界貿易組織（WTO）可能被終結。一旦美歐達成自貿協議，將誕生佔全球一半的GDP並擁有8.3億人口的超級自貿區，涉及美歐1兆美元的雙邊貿易，這將是全球最大的經貿夥伴關係。不久前，歐盟與日本剛剛達成日歐自貿區（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PA），日歐人口總數達6億，綜合經濟體量佔全球GDP的30%，涉及全球貿易額的37%。如果美歐自貿區與日歐自貿區重疊，全球貿易規則和貿易秩序將發生更迭，幾乎可以宣布WTO的終結。
美歐貿易和解也會對中國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對中國政府和市場來說，一個合理的推斷是：美歐之間消除貿易紛爭之後，歐盟將不再成為美國的貿易戰對象，這時美國將會騰出手來，集中精力「對付」中國這個長期戰略對手。由於消除了來自歐盟的貿易摩擦隱憂，美國對中國施壓的力度可能更大。在社會和市場層面逐漸加劇的擔憂，可以肯定，將對中國政府的下一步決策產生壓力和影響。
不過，美歐貿易和解對中國並不意味著天塌了。作為一個對全球經濟和貿易都有影響力的大國，同時也是全球貿易摩擦中重要的目標國，中國需要冷靜看待全球貿易新變局。
首先，美國與歐盟並未達成任何貿易協議（agreement），更不是新的關稅準則（tariff），而只是一個雙邊聲明（statement）。用安邦諮詢（ANBOUND）首席研究員陳功的話說，這份美歐聯合聲明只能算是一種「高端共識」，與「達成協議」並不是一回事。中國國內現在存在某種驚慌情緒，因而將這種「高端共識」與「達成協議」混為一談了。實際上，協議內容會涉及到非常廣泛的方方面面的貿易細則，遠不是一個聲明就能解決的。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樣的貿易細則，有的則是繼續談判的開始。
其次，美歐即使達成協議，也不意味著它們會消除結構性的貿易矛盾。實際上，過去在美國制裁德國汽車的時候，德國寶馬等幾家汽車企業就提出過歐盟與美國達成貿易協議的建議，而德國總理默克爾當時就表達過意見——可以接受。陳功在接受安邦宏觀研究團隊的訪問時表示，即使美歐達成貿易協議，美歐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他反問道：美歐都簽署過WTO協議，但競爭問題解決了嗎？所以，達成協議只是一個方面，競爭並不會停止。比如，美歐這次沒有達成協議的汽車關稅問題，就是一個潛在的爆發點。還有一個問題是，歐盟是一個多國組織，歐盟與美國簽署了，但利益訴求不同的歐盟各國都能接受嗎？義大利、法國和德國的企業能夠接受嗎？弄不好，甚至可能導致更多的國家退出歐盟。
第三，貿易戰是全球市場空間競爭的必然結果，中國需要冷靜面對這種趨勢。美歐剛剛達成高端共識，中國市場就驚慌成一片，其實大可不必。國內市場現在聚焦在中美貿易戰，好像世界貿易就是中國與美國兩家的事情，這是一種錯誤的認知。我們在很早以前發表的《戰略觀察》報告中就警告過，在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新階段，世界將處於新的「市場空間」之戰，而市場之戰的關鍵在於六個維度的競爭：（1）贏得優勢地位的技術和知識產權；（2）貿易空間和消費空間的邊界及其保障；（3）意識形態、文化形態和道德形態的政治衝突；（4）貨幣和金融資本的利益、安全與風險控制；（5）法律體系；（6）市場聯盟與區域合作。這六個維度代表著世界秩序框架，越過它則會爆發新冷戰，甚至有可能失控轉化成真正的熱戰。
現在，世界經濟形勢變化，全球性貿易摩擦不斷加劇，正是在上述維度框架下展開的市場空間之戰。這是一場世界性的「戰爭」，其核心在於競爭力和支配性的影響力。換句話說，誰的實力更強，就是誰與誰的戰爭。正如安邦的智庫學者所言，歐盟和美國的實力強於中國，所以在未來非意識形態的市場空間之爭中，主要的戰場存在於歐美之間，歐美之爭才是世界競爭的主軸。中國則處在次要的位置。
面對美歐貿易和解的新變局，中國毋須恐慌，而應冷靜看待貿易變局。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浪潮之下的市場空間競爭中，歐美之爭才是世界競爭的主軸，而非中美之爭。
留言列表
高普考補充資料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