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拋給中國一份什麼樣的「不平等條約」？
更新於2018年5月10日 05:54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沃爾夫：美方草擬的美中貿易談判框架列出了諸多要求，對中國來說就像是19世紀「不平等條約」的現代翻版。
特朗普政府就貿易問題向中國發出了「最後通牒」。上周兩國官員在北京舉行了貿易談判，美方為談判擬定的「草案框架」實際上就是一份最後通牒。中國不會同意美方的要求。美國政府要麼太蠢不明白這一點，要麼太傲慢以至於對此滿不在乎。對這兩大強國之間的關係而言，這可能會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
美方要求中方採取以下「具體而且可核查的舉措」：
中國在自2018年6月1日開始的12個月內把美中貿易失衡減少1000億美元，並在自2019年6月1日開始的12個月內再減少1000億美元。
中國還要立即取消一切會導致產能過剩的「扭曲市場的補貼」。中國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並取消針對合資企業的與技術相關的要求。
「此外，中國同意……停止通過網絡行動、經濟間諜活動、假冒和盜版針對（美國）技術和知識產權的行為。中國還同意遵守美國出口管制法律。」
還有，中國將撤銷向世貿組織(WTO)提起的就知識產權關稅舉措開展磋商的訴求。「另外，中國不會採取任何報復行動……來回應美國已經採取或將採取的行動，包括美國任何新採取的限制措施……中國將立即停止目前正在計劃的一切報復行動。」
中國「不會反對、挑戰、或……報復美國限制中國投資美國敏感技術部門或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部門」。但「美國在華投資者必須得到公平、有效和非歧視性的市場準入和待遇，其中包括取消……外資投資限制和外資所有權/持股要求」。
到2020年7月1日，中國將把「非關鍵部門」的關稅水平降低至「不高於」美國同類關稅的水平。中國還將如美國要求開放服務業和農產品行業。
相關協議將按季度進行監督核查。如果美國認定中國不符合規定，美國可能會施加關稅或進口限制。中國「不會反對、挑戰或採取任何形式的舉措來應對」美國此類措施。中國還將撤迴向WTO反映中國沒有被作為市場經濟國家對待的申訴。
如何理解美方提的這些要求？要求中方把雙邊貿易逆差減少2000億美元（高於之前提的1000億美元）極其荒謬。這等於要中國政府控制其經濟，而這正是美國在其他方面要求中國不能做的事。
美方的要求違背了非歧視性、多邊主義和市場一致性原則，而這些原則正是美國自己創建的貿易體系的根基。美國應該感到慚愧。它忽略了此舉幾乎完全不可能減少美國整體赤字水平，特別是考慮到美國在財政上的不負責任。它忽視了此舉將不可避免地給第三方國家帶來的不利影響。
要求中國的關稅水平與美國完全相同，幾乎同樣荒謬。這樣的政策沒有經濟依據。若是要求中國朝著與美國或歐盟平均關稅水平看齊的方向邁進，就合理得多。
對於外商在華投資條件和中國在美投資問題，確實應該進行嚴肅討論。同樣，還必須就知識產權保護和網絡間諜活動進行討論。但中國永遠不會接受美國阻止中國技術升級的想法。
美國可能堅持在華投資不受限制、同時保留限制中國在美投資的權利，這種想法必然不會被中方接受。
最後，美國將同時成為法官、陪審團和行刑者，而中國將被剝奪採取報復行動和訴諸WTO的權利，這種想法無異於痴人說夢。沒有哪個主權大國能接受此般屈辱。對中國而言，這將是19世紀「不平等條約」的現代翻版。
美國人似乎斷定他們可以迫使中國人求和，無論他們提的這些要求多麼愚蠢而有羞辱性。若發動針鋒相對的關稅戰，中國的確會比美國更受傷。這是因為中國對美出口遠遠大於美國對華出口。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最近一項分析表明，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會因關稅戰而下滑0.3個百分點。中國承受的代價將遠高於美國，但對於中國這樣有活力的經濟體而言，它可以存活下去。對於中國領導人而言，這樣的代價總好過卑躬屈膝投降的代價。（見圖）
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美國都選擇了錯誤的處理方式，不僅因為它試圖羞辱中國，還因為它同時對潛在盟友發動了商業戰。對所有各方來說，正確的道路是讓此類討論成為多邊討論，而不是狹隘地限制在雙邊範疇內。
中國應該承認，儘管它在某些方面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但它也是超級大國。中國應該遵循受規則制約的開放和自由貿易的原則。圍繞中國經濟開放的核心，重啟多邊貿易談判，這對各方可能是「雙贏」局面——用中國人的話來說。中國應該起帶頭作用。歐洲和日本應該支持這一想法。
那些比特朗普政府更清楚國家利益所在的美國人必須明白，如果美國想惹起衝突，自己就會成了孤家寡人。當領導人是一個奉行利己主義、仗勢欺人之輩時，就必然會發生這種情況。
美元走強觸發新興市場危機？
更新於2018年5月9日 05:43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沈建光
沈建光：美元走強是階段性反彈還是趨勢性反轉？其走勢將對新興市場貨幣影響如何？人民幣是否會遭遇新一輪貶值壓力？
近期美元指數強勢上行。從4月16日低點至今，美元指數已經升值3.8%，補回了年初以來的所有跌幅。與此同時，歐元、英鎊、日元兌美元均呈現弱勢。而新興市場貨幣更是受到衝擊，5月3日，阿根廷貨幣再度暴跌8.5%，成為近兩年半來的最大跌幅。為防止匯率大貶，大阿根廷8天加息3次，基準利率從27.25%一路升至40%。而同是5月3日，人民幣中間價亦貶至6.3732，創1月23日以來新低。連日來香港金管局亦頻頻入市干預，防止港幣跌破弱方保證線。美元走強是階段性反彈還是趨勢性反轉？其走勢將對新興市場貨幣影響如何？人民幣是否會遭遇新一輪貶值壓力？
美元周期與全球危機
短期內美元反轉之所以值得警惕，在於過去幾輪美元周期往往與危機密切相關。一般而言，美元短期內大幅上漲往往面臨著資金從新興市場迅速撤離，新興市場遭遇貨幣危機。而美元大跌，資金推動其他國家資產泡沫，也往往成為危機的導火索。悉數「尼克松衝擊」以來的新興市場危機，均與美元反轉有關。例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拉美危機，儘管外債過高是爆發拉美危機的內在因素，但早前弱勢美元導致的資金源源湧入與美元強勢回歸後資金的大舉撤出成為了危機的加速器，從而將拉美陷入了著名的「失去的十年」。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亦與當時美元處於上漲周期、資金流出新興市場的大背景有關。當時，由於美國互聯網經濟的全面爆發，1996年美元開始進入上漲周期，以美國為首的訊息科技革命吸引大量資金流回美國，參與直接投資和證券買賣。大量國際資金流回美國加劇了亞洲市場資本流出，以泰國泰銖貶值作為導火索，金融風暴橫掃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中國香港，導致亞洲各經濟體經濟與金融體系遭受重創。
令人記憶猶新的是2014-2016年期間的美元走強，當時新興市場貨幣面臨的貶值壓力同樣是巨大的。特別是在這三年間，人民幣匯率一度遭遇大幅貶值與資金外流預期，外匯儲備跌至3兆美元以下，看空者質疑中國央行只能在保匯率還是保儲備中選擇其一。受制與此，金融危機以來，一路順風順水的人民幣國際化戰略也面臨挑戰，中國決策層不得不重啟部分資本管制以應對做空勢力。
本輪美元迅速反彈的背後
既然美元反彈值得警惕，那麼短期內美元迅速升值的原因何在？是否可以持續？在筆者看來，短期美元走強，主要有如下幾點因素作為支持：
第一，年初美元被過度看空。筆者曾在2015年底美聯儲歷史性加息之後，做出美元已是強弩之末的判斷，儘管在2016由於英國脫歐與特朗普勝選兩大黑天鵝事件的出現，扭轉了美元走弱態勢，但在2017年不確定降低後，美元結束了上漲態勢，全年貶值超過10%，驗證了筆者對於美聯儲加息後美元貶值是大概率事件的判斷。
然而，今年年初至4月中，美元指數快速走弱，但同期美國經濟其實已經出現了積極跡象，特別是特朗普稅改通過是個重大利好，不少企業表態資金迴流美國與增加投資，美國年初以來的非農就業數據、工業訂單數據等也都好於預期，與同期美元大幅下行的態勢形成鮮明對比。即便從中期來看，美元未必已經見底，但面對上述反差，筆者認為,美元迅速走低超出預期，短期內或存在過度看空與超調的風險。
第二，今年以來美歐經濟的明顯反差。過去兩年，歐洲經濟增速曾連續兩度超過美國，超出市場預期，為2017年歐元成為強勢貨幣，對美元全年漲幅超過15%奠定了基礎。然而，進入2018年以來，美國經濟相對於歐洲經濟增長勢頭更為明確，為美元反轉奠定了基礎。
今年一季度，美國GDP環比折年初值2.3%，高於預期率的2%。特朗普稅改落地，一季度私人投資增速明顯抬升，同比增速升至0.99%。耐用品訂單增長強勁，3月耐用品訂單初值2.6%，增長明顯好於過去兩年；消費者信心指數支持走高，4月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終值為98.8，3月曾創2004年1月以來最高；美國1-3月新屋開工增速均值6.6%，為一年來最高水平。
相比之下，今年以來，歐洲經濟則出現了明顯回落的跡象。一季度歐元區GDP僅為1.7%，遠低於去年第四季度的2.7%，與美國同期2.3%的水平。PMI持續下滑，4月歐元製造業PMI為56.2，創下近13個月以來的新低；工業產出情況不佳，2月工業產出環比下降0.8%，連續兩月負增長；歐元區經濟火車頭德國面臨回調，4月IFO商業景氣指數下滑至102.1,連續5個月惡化。
第三，美歐貨幣政策退出步伐呈現差異。美國方面，鑒於通脹預期的增強以及就業市場的良好表現，美聯儲今年加息三次是大概率事件，甚至有預期認為四次加息的可能性上升。5月FOMC議息決議也顯示這一方向，如美聯儲對投資增長的描述從「放緩」改為「繼續強勁增長」；對通脹的描述由「繼續低於2%」改為「接近 2%」，顯示美聯儲內部對通脹信心的進一步增強，預計未來貨幣政策常規化會快於預期。
相比之下，歐央行緊縮的表態則不及預期。4月26日歐央行議息會議如期按兵不動，歐央行行長德拉吉會後表態透露歐元區經濟增速或已經階段性見頂。但歐元區經濟預計將維持穩健，經濟增長前景面臨的風險「大體平衡」。通脹方面，歐央行雖對中期通脹回升充滿信心，但表示短期依然看不到核心通脹重拾上漲動力的跡象，預計年內通脹同比將在1.5%左右；歐央行相對鴿派的反應，使得市場對於歐央行退出非常規政策的時間有所推後，促進歐元疲軟。
中期美元仍難樂觀
基於上述原因，筆者對近期美元反彈並不感到意外。但是，短期內美元的迅速走強是否是新一輪美元反轉？乃至新興市場貨幣是否會遭遇新一輪危機？目前來看，這樣的擔憂似乎有些過早。因為儘管美元2018年並不悲觀，但從中長期來看，本輪美元反彈並非趨勢性反轉，中期美元走勢並不樂觀。原因在於：
一是歐洲經濟不宜過度看空。儘管今年來歐洲經濟出現一定放緩，但歐盟委員會對歐元區經濟開年的疲軟表現並不在意，並稱經濟增幅或與2017年創下的十年來最佳類似，放緩可能是暫時的。而筆者自去年以來便在一系列歐元區復甦文章中提到歐洲經濟的積極跡象。在筆者看來，儘管短期內經濟數據有所回調，並不意味著歐元區反彈周期的終結。部分指標有所回落，但仍處於高位，如德國IFO指數在創歷史新高的基礎上有所下行，整體表現並不悲觀。而經歷了2016、2017年兩年反彈的歐元區經濟，如今仍處於危機以來最好的階段，失業率降至危機前水平，債務重塑與改革穩步推進，歐元區整體前景仍然可期。
二是美國經濟與前期刺激聯繫緊密。在筆者看來，前期寬鬆的貨幣政策助推了美國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的繁榮，而稅改又從短期內利好企業資金迴流，並增加勞動者的現金收入，利好消費，刺激股市和分紅，並對推高通脹有好處。但在筆者看來，美國諸多積極跡象的背後很大程度上要得益於短期財政刺激，從中期來看，美國收入差距仍在拉大，政府債務水平大幅上升，困擾美國經濟的癥結偏低的勞動生產率以及落後的基礎設施，目前看來尚沒有明顯改善。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可否實現可持續的繁榮存在不確定性。
三是中美貿易戰陰霾仍在。今年以來，中美貿易戰風險空前加大，從貿易戰到科技戰，中美之間的博弈不斷升級。而上周美國貿易代表團來中國開價過高，談判出師不利也為接下來處理兩國分歧提高難度。在筆者看來，當前中美兩國訴求分歧明顯，如中方不認可中美貿易赤字如美方認為之巨；中方認為貿易差距在於全球分工不同，而美方認為恰恰是不同分工，使得中國掠奪了美國人的工作；中方認為剔除在華美資企業出口，中美逆差會大大縮減，而美方指責恰是貿易保護導致美資企業在中國投資過多，吸引美資企業迴流反而是正途。
如此來看，考慮到中美訴求不同，雙方對待同一問題，目前的討論也都在各說各話，難有實質性的溝通，這使得談判變得困難，為中美貿易戰前景增添了變數。而如果考慮到中美貿易戰逐步升級的可能性，毫無疑問，全球匯率市場也將迎來重大調整，美元與人民幣或將受負面衝擊，而歐元、日元則相對安全，可能重回升勢。
綜合上述考慮，筆者認為，鑒於前期美元超跌、歐美經濟與貨幣政策今年來出現的反差，短期內美元反彈可以理解。而2017年美元對歐元大幅貶值有所不同，預計2018年美元或對歐元出現小幅升值的態勢。當然，從中期來看，筆者仍然對美元難言樂觀，美元指數很難超過100。當然，階段性的美元走強會給新興市場貨幣帶來一定的貶值壓力，但尚不到危機的程度，預計今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6.4左右波動仍是大概率事件。
你的逆差，我的問題
更新於2018年5月8日 05:43 德國商業銀行亞洲高級經濟學家 周浩
周浩：從廣場協議到中美貿易戰，美國從來沒有解決自身債務問題，思維和行為模式上也大致相同。中美間隔閡，很難用幾個「協議」來填平。
——從「廣場」到「盧浮宮」
對於市場來說，眼下蔓延的中美貿易戰擔憂，是一個」unknown unknowns」，也就是完全的「不確定性」。
回溯歷史，我們也許會有更好的答案。美國曾經在1985年要求日本和西德等國簽訂了一份「廣場協議」，簽訂這份協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國感受到了貿易的「不公平」。在各方利益的協調下，日本和西德最終同意本國貨幣兌美元升值的最終方案。但很多人可能並不知道，在廣場協議簽訂的兩年後，日本等國又與美國簽下了一份「盧浮宮協議」，這一次，美國希望大家停止讓美元貶值。
我們先從「廣場協議」說起，這份著名的協議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首先，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是不可忽略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於1944年正式構建，並成為二戰之後國際金融秩序的核心。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是固定匯率制度，所有的非美貨幣與美元掛鉤，讓美元成為了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皇冠。與此同時，馬歇爾計劃等援助計劃也導致了歐洲和日本對於美國經濟和資金的深刻依賴，而各種軍事援助也導致了各國紛紛尋求美國的安全承諾。
但不幸的是，沒有完美的制度。美元中心下的固定匯率制度從60-70年代起就開始面臨挑戰，背後的一個根本原因是「特里芬難題」。特里芬難題也被稱為特里芬悖論，特里芬天才地指出：「由於美元與黃金掛鉤，而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雖然因此而取得了國際核心貨幣的地位，但是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必須用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這樣就會導致流出美國的貨幣在海外不斷沉澱，對美國來說就會發生長期貿易逆差；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核心的前提是必須保持美元幣值穩定與堅挺，這又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長期貿易順差國。這兩個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個悖論。」
根本上來說，只要經濟在發展、資本在流動，希望維持固定匯率制度的設想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在70年代初土崩瓦解，但關稅總協定（也就是後來的WTO）、IMF和世界銀行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他們仍然存在，但也經常受到美國的影響。浮動匯率制度走向前台，只是美元中心制度仍然穩固地存在著，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背後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在全球勢力版圖中的一家獨大。
而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而已，美國的經濟發展依賴消費、對外戰爭和軍事保護承諾導致財政急劇惡化，因此美國很難解決自身的逆差問題。更加令人沮喪的是，如果美國實現經常項目（貿易+財政）順差，那麼世界經濟可能會面臨更大的困難——因為大量的新興國家都需要倚賴美國的消費，才能夠實現自身的脫貧和經濟發展。而一旦美國出現貿易順差，美元就會面臨升值的壓力，新興市場貨幣一旦順勢貶值，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危機。
因為政治經濟展模式的固化，美國會天然地存在經常項目逆差，從國際收支的角度來看，因此美元會走弱。但其他國家需要累積美元的外匯儲備來保障自身的經濟和金融安全，所以美元會走強。在這幾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美元開啟了浮動之旅。
浮動之初，美元緩慢貶值，這似乎也大致符合美國的想法，因此一切相安無事。但是到了80年代初期，美國在里根治下實施了供給學派的經濟舉措，通過「寬財政緊貨幣」來解決當時的滯脹問題，美元在高息下開始大幅升值。到了廣場協議簽訂前，美元指數從80年代初的大約85的水平，快速升值到150。伴隨著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美國坐不住了，要求主要的對美順差國幫助美國解決問題。在美國面前，日本和西德自然沒有抵抗的能力，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貨幣大幅貶值，於是，「廣場協議」達成。
日元和馬克在「廣場協議」簽訂之後開始了瘋狂的升值之旅，日元在兩年之內升值50%，美元指數也回到了80年代初的水平，但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問題並沒有得到絲毫解決。在市場預期美元會繼續貶值並開始對美元產生信任危機之後，1987年美國再次召集主要發達國家在巴黎的盧浮宮會合，這一次簽訂的協議叫「盧浮宮協議」。這份協議的核心是美國希望大家能夠協力合作來保持匯率市場的穩定，換句話說，美國覺得美元匯率已經差不多到位。根本上，美國仍然希望維持美元的中心地位，而不希望市場認為美元會一落千丈。與上次一樣，非美國家仍然沒有太多的話語權。除了聽美國的，似乎也沒有更好的選擇。而最終美國成功向世界部分輸出自己的危機，也保住了美元的中心地位。
從廣場協議到盧浮宮協議，直到現在的中美貿易戰，美國從來沒有解決自身的債務問題，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上也大致相同。當然與當年的爭端不同的是，中美之間的隔閡，很難用幾個「協議」來填平。這場貿易戰走向何方，現在下定論還為時過早，但這絕不會僅僅是一場貿易爭端。
中美貿易戰：一場自上而下的談判
更新於2018年5月7日 05:54 FT中文網撰稿人 王鯤鵬
王鯤鵬：和當年麥卡錫主義對共產黨的恐懼相比，現在的美國並不怕共產主義的政治影響，而是更多出於經濟和國際影響力的考慮。
5月初美國代表團一行七人來華，代表了貿易談判的最高規格。這是一場沒有成果的談判，從最初的設定就是如此。以往中美的談判都是自下而上的：商業界跟基層政府層層交流意見，而後民意反映至高層，最後高級政府官員訪問，簽署協議。由於雙方對彼此的需求有相對準確的理解，因此通常會有某些確定的成果。而此番中美談判是自上而下的，具有鮮明的特朗普風格：大陣勢高端訪問，充滿懸疑的訴求，雙方政府和企業都一頭霧水。因為沒人說得清特朗普想要什麼。這和美朝談判的思路如出一轍。特朗普和普京一樣喜歡製造混亂，用對方無法接受的要求開始一段對話。他認為這會為他贏得先手，迫使對方做出更大的讓步。
誰能影響特朗普？
特朗普善變，有時候一句話都前後矛盾，但是他自上任以來唯一不變的論調是反對貿易自由化。學界和大眾對於貿易自由化也有價值上的爭論，由於每個人工作、立場、階層不同，態度不同很正常的。但是特朗普對於全球貿易，尤其是發達國家和低成本出口國之間的貿易一直懷有極大成見。特朗普堅信對華赤字必須減少。儘管已有專家指出這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中美的貿易赤字絕大部分是由兩國的貿易結構差異導致的，而非不公平貿易。特朗普要求中國不管用何種手段也要減少千億美元級別的貿易順差——這也極具諷刺性，因為美國一直在強調公平貿易和市場經濟，卻給中國提出了一個只有計劃經濟強權政府才能實現的目標。
此次貿易代表團中包括了對華態度溫和的現任美駐華大使、略強硬但仍屬中間派的美財長、以及幾位極具冷戰思維的貿易官員，包括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但如果說這個代表團就能真正代表特朗普，也是缺乏依據的。目前來看納瓦羅的思維最接近特朗普。幾位官員來之前恐怕都心知肚明，此行獲得開創性成果的幾率很低。因為中國經濟已經具有相當的抗壓能力，對美國的威脅不會輕易讓步。美財長姆努欽說對此行「謹慎樂觀」。特朗普在各個場合經常說他想要的是「勝利」，而且是「全美國人民的勝利」。但是貿易戰怎麼可能有全體國民的勝利？贏了鐵鏽經濟帶產業工人的戰役，農業州種大豆和玉米的就會倒霉。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子產品加稅，產業鏈上的美國供應商就會倒霉，而且他們還通常是產業附加值最高的那部分（比如工業設計）。所以就算贏了貿易戰，也只能是某些人的勝利，或者只是特朗普Twitter上炫耀的功績。
理想和現實的距離
特朗普想尋求利益。中美雙方的根本分歧集中在國家利益。兩國的根本利益不同，儘管互為重要的經貿夥伴。此次談判中國說雙方「就部分問題達成共識」。但是需要認識到，無論雙方的共識在哪裡，都無法根本性改變雙方的經貿關係。中美在地緣政治、社會進程和公民權力方面的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現在的貿易爭端只是從一個角度折射出這種差異。
中美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是另一個無法跨越的鴻溝。美國已經是成熟發達的經濟體，超越了「用污染換髮展」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階段。而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經濟總量已經是世界第一了，但幾乎每一個產業都處在剛剛起飛或者趕超階段。中國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上巨大的地區差異使得能夠選擇的發展模式不同於美國。美國最希望看到的是中國改變產業政策、放棄「中國製造2025」、不再對美國的科技和工業產生威脅，但這是不切實際的期待。和曾經美國對於俄羅斯和日本的恐懼類似，對中國的敵意也來自雙方實力差距的縮小。
對中國來說，這場貿易談判是一場路線的考驗。中國改革正如高層所說「進入深水區」，各方利益集團難以平衡。中國能否安然度過這場中美貿易爭端，取決於決策層是否能夠在保護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將貿易危機轉化為改革的動力。美國對於中興的處罰措施和對知識產權保護的要求是合理的，中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立法在過去幾年有所進步，但改革步伐仍可加大。中國國企改革舉步維艱，大量補貼擠出了有效率的私人資本，面對來自美國的貿易壓力，中國政府可以順水推舟加快改革。
麥卡錫主義歸來？
特朗普上任以來，親華派的聲音日益黯淡。如今，白宮的對話基本由強硬派主導。這難免讓人想起上世紀五十年代麥卡錫主義的悲劇：民粹主義泛濫，暴力剷除異己。但今天美國親華派的失勢並不是由於政府壓力，而是美國社會思潮的轉變，親華派僅僅是順應了社會潮流。去年美國將中國定性為「修正主義國家」，這反映了中國在美國眼裡已不是一個可被爭取的對象，而是競爭對手了。各種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經濟發展的確損害了相當部分美國人的利益，除了底層產業工人的工作被中國人「偷」了一大塊，中產階級受到的影響也在增大，包括中國洶湧的移民大潮對美國社會的衝擊。美國的擔心並非毫無來由。
和當年麥卡錫主義對共產黨的恐懼相比，現在的美國並不怕共產主義的政治影響，而是更多出於經濟和國際影響力的考慮。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與發達國家在當地的投資形成直接競爭。尤其是在基建項目上，中國國企公司通常會以低價中標。不少發展中國家並非完全認同中國發展模式，但近兩年中國爭取到了一些搖擺國，比如東歐的格魯吉亞。阿納克利亞(Anaklia)深海港是格魯吉亞的百年大計，開始項目並沒有引進中國資本，而是給了一個美國-格魯吉亞合資企業。格魯吉亞想藉此展示自己的大西洋血統，認同的是西方價值觀。但中國一流的基建能力和低息貸款的吸引力太大了。2017年中格簽署了中國在中亞地區的第一個自貿協定，阿納克利亞港口也接受了上海振華重工5000億美元的投資。儘管中國並無特定輸出的價值觀，但是建設本身似乎越來越算一個價值觀了。
特朗普恐怕暗自羨慕中國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但是他不可能領導美國走政府主導的發展道路，不可能大興土木，也不可能降低福利，即使這在短期內是最有效利用資源的方式。如今美國內部政治分裂嚴重，兩黨難以有效合作，特朗普的對華強硬態度在選民中威信極高，就算共和黨不認同，為了黨派利益還是會站隊給特朗普。中國需要準備好要面對的，並不是短短兩天的貿易談判，而是未來可能長達幾十年的中美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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