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新南向政策 擴大格局創造雙贏
2016-05-11 02:36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隨著520接近，大家也更關注新政府的政策思維，其中，「新南向政策」便是其中之一，但說實在，這所謂新南向到底實際內容為何？外界似乎還是一片茫然。總統當選人蔡英文主席去年9月在民進黨外交酒會首度拋出「新南向政策」，她表示，過去台灣的南進政策主要是引導企業增加在東南亞國家的投資，著眼未來，將朝多元、多面向發展夥伴關係。
這個多元、多面向夥伴關係，直到上個月，民進黨國際部主任黃志芳在中常會報告，才又多一點說明，新政府未來將成立「新南向政策辦公室」與國家級「東協與南亞研究智庫」，邀請東協及南亞各國菁英擔任董事及研究員等；「新南向政策」是一個以人為核心的對外經濟新戰略，未來希望以五年為期，積極推動與東協及南亞國家的人才、產業、投資、教育、文化、觀光、農業等密切的雙向交流與合作，建構台灣與東協及南亞國家21世紀新夥伴關係。
但這樣還是不夠具體，相較於五大創新研發中心、五大安心、或五大政改政策，新南向這樣擠牙膏式的說明方式，實在相對空泛；甚至相對於媒體、地方政府的積極行動，新政府顯得被動許多。許多媒體早已先行，紛紛以專刊形式報導東南亞及南亞的發展及機會，而許多地方政府首長也不知跑了東協或印度幾趟，就是想當新南向的門戶。
任何政策的組織及平台，都必須有實際的內容作為實踐的載體，新南向的具體內容可以是什麼呢？「新」又新在哪裡呢？就經貿而言，過去南向政策，希望透過投資東南亞來平衡投資中國大陸熱，但顯然成效有限，這樣的思維是著眼於防衛性分散風險，這是國家層次合理的政策思維，但倘若不具商機，廠商當然無從配合。因此，新南向政策思維則必須改變，雖然分散風險的理由仍在，但更重要的卻是創造商機，這個商機，可以從過去的生產層面擴及內需市場機會；可以從過去的單向到未來的雙向投資，也可以配合東協經濟擴張的基礎建設與融資需求，創造雙贏。
簡言之，未來新南向與過去最大不同在於，不應以台灣供給端單向思維著眼，而應同時以滿足東協經濟需求為念。其中，就東協內需市場來說，2014年印尼、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越南這「東協五國」，名目GDP已突破2兆美元，逐漸逼近四小龍規模；其餘東協國家GDP也以5%以上的速度成長，並且，東南亞的GDP結構與中國大陸不同，民間消費占GDP 55%以上，樂於消費、不排斥外來，中產階級崛起，這都是提供給台灣消費產品出口及台灣青年赴當地創業的機會。
在基礎建設方面，也許我們無法與中、日、韓大規模基礎工程能力相比擬，但許多東協特殊性公共設施卻正是台灣的強項或現正努力的方向，而這些正是彼此可能合作的空間與基礎，例如，印尼有超過1.7萬個島嶼，未來島嶼間的運輸網是最重要的基礎設施，中小型船鑑或中小型飛機正是可以合作的項目，另外，個別島嶼的分散式能源設計，不也正是新政府綠能政策重要一環。其餘，即便工業區的開發，也可以導入我國節能綠化及智慧化經驗，而非只是滿足企業用地、水電需求而已。
目前政府也並非不知東南亞及印度的重要性，但其總體戰略是希望透過兩岸和諧，借道中國大陸，加入RCEP及亞投行，但顯然行不通。未來，台灣不僅應有直接面對東協諸國的機制，更重要的是，這個機制必須能夠發揮規劃、媒合實質合作的功能，否則再多的政策辦公室或研究智庫，也難保不會重蹈過去南向政策的覆轍。
全球化在西方為何失敗？
2016年05月10日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沃爾夫岡•明肖
在西方發達國家，全球化正在失敗。這一曾被譽為可以帶來普遍好處的進程，如今正遭遇政治上的反彈。為什麽會這樣？至少在歐洲，主流的看法是，這是因為西方各國疏於推進提升我們全球競爭力所需要的各項經濟改革。
我想提供另外一種看法。實際上，全球化在西方失敗的原因，在於各個民主國家未能應對好全球化必然會帶來的各種經濟上的沖擊——例如，實際平均收入20年來的停滯。另一沖擊是全球金融危機（全球化的後果）及其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永久性影響。
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全球化與技術進步的結合已經摧毀了老的工人階級，如今又對中產階級下層的技術性工作構成了挑戰。因此，選民的造反並不令人震驚，也並不荒謬。如果勞動力市場改革可能導致法國選民失去工作（又無望獲得新工作），他們為何還要為此歡呼呢？
有些改革收到了成效，但請捫心自問一下是為什麽。德國2003年受到贊譽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在短期內取得了成功，因為改革通過低於其他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提升了德國的成本競爭力。德國的改革之所以實現了近乎充分就業，僅僅是因為當時沒有其他國家這樣做。如果當時有其他國家效仿這種做法的話，德國改革的結果將不會是利大於弊。
德國的改革還有一大弊端。改革降低了德國產品的相對價格，推高了凈出口，從而引發大規模儲蓄外流（儲蓄外流是導致了歐元區危機的各種失衡的深層原因）。此類改革很難成為發達國家解決全球化問題的良方。
也沒有任何事實證據表明，已進行改革的國家表現得更好或者更有能力應對民粹主義的崛起。美英兩國的市場結構比多數歐洲大陸國家都更自由。然而，英國可能將要退出歐盟(EU)，而美國共和黨或許將要提名一個極端民粹主義者為本黨總統候選人。芬蘭在所有競爭力排名中都處於領先位置，但其經濟已陷入復蘇無望的窘境——該國還有一個強大的民粹主義政黨。改革在經濟上的效果通常比支持改革者願意承認的還要不明顯。而且，改革與民眾對老牌政黨的支持之間沒有直接聯系。
我的判斷是，全球化已經在政治和技術上席捲了西方社會。我們既不可能、也不應該逃避全球化。但我們必須設法控制住這種變化。這意味著我們要承認，現在或許並非締結下一個貿易協定（或者說市場自由化協議）的最佳時刻。
不久前，德國爆發了反對美歐之間《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該協定較具爭議的一點是，它將削弱參與國的法律自主權。
過去兩年，針對全球自由貿易（尤其是TTIP）的好處，德國公眾輿論出現了戲劇性的逆轉。YouGov做的一項民調顯示，2014年，將近90%的德國民眾支持自由貿易。如今，這一比例已降至56%。同一時期，徹底反對TTIP的人所占比例已從25%上升至33%。這些數字並不表明，歐盟應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但這些數字的快速變化應成為提醒政客們謹慎行事的警示信號。
我不明白德國社民黨(SPD)主席、經濟部長西格馬爾•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為何如此熱情地支持TTIP。如果他真的希望阻止本黨支持率下滑，他應該更願意考慮TTIP協定帶來的政治代價。難怪反移民的德國新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的大量支持者原先都曾是社民黨的支持者。
對TTIP說不，至少可以去除導致反歐盟或反全球化情緒高漲的一個因素。該協定微弱的經濟上的好處，不足以抵消締結協定帶來的政治後果。
全球市場自由化的支持者們應該認識到的是，全球化與歐洲一體化都造就了輸家。按照設想，全球化與歐洲一體化都本應創造一種沒有人變窮、而有些人或許會變得更富的局面。
這種局面並未出現。我們已經在接近這樣一個時刻：全球化——特別是歐元區成員身份——不僅對社會中的某些群體，還對整個國家造成了損害。如果政策制定者對此無所作為的話，選民們肯定會採取行動。
分析：中國仍有資本外流壓力
2016年05月10日 英國《金融時報》 吳佳柏 上海報道
雖然有報道稱中國外匯儲備出現回升，但4月份中國資本外流仍在持續。中國外匯儲備增加主要反映的是，美元走弱對中國央行持有的歐元和日元資產的影響。
在截至今年2月的20個月中，中國有18個月外匯儲備出現下降，總計減少7910億美元。而3月和4月，中國外匯儲備共計增加170億美元，在4月末達到3.22萬億美元。
但細看該數據可知，中國仍潛藏著很大的資本外流壓力。近幾月，中國同樣受益於全球有利形勢，但這種形勢或許不會持續。其中最大的利好是美聯儲(Fed)暫停加息，這導致美元相對全球各地的貨幣出現普遍貶值。
麥格理證券(Macquarie Securities)中國經濟學家胡偉俊(Larry Hu)昨日寫道：“不管是因為心照不宣的政策協調還是僅靠偶然的運氣，美元走弱都極大地緩解了人民幣以及中國資本外流的壓力。”
自1月初人民幣匯率暴跌對全球市場造成沖擊以來，中國經濟基本面的確有所改善。有人預測，無法控制的資本外逃將導致人民幣崩盤，或者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快速耗盡，但現在看來，這些預測越來越顯得輕率。
中國央行利用外匯儲備穩定人民幣匯率的策略——被譏諷為不可持續——大體上成功地擊退了投機者。押註人民幣貶值的對沖基金正在重新思考各自的策略。
但美聯儲推遲加息對中國資本外流放緩至關重要。美聯儲去年12月的加息，以及中國央行自2014年底以後實施的寬松措施，促使資金撤離中國。但由於看到中國經濟已經企穩的跡象，中國央行自2月底以來便不再進一步出台寬松政策。
美元走弱也通過估值效應——使中國央行非美元資產以美元計算的價值出現增加——直接提振中國整體外匯儲備數字。蘇格蘭皇家銀行(RBS)估計，今年3月和4月，以市值計價的會計制度令中國外匯儲備數字共計增加了540億美元——這表明，從資本流動的角度來說，外匯儲備仍在繼續下降。
此外，蘇格蘭皇家銀行表示，如果不計入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的資本流入，中國在3月和4月都出現了約450億美元的證券投資流出。雖然這與去年8月約2000億美元的流出規模相比沒那麽令人擔憂，但這個數字表明，受情緒驅動的資本仍在撤離中國。
蘇格蘭皇家銀行駐新加坡中國經濟學家胡志鵬(Harrison Hu)表示：“如果美聯儲今年晚些時候加息，同時中國經濟再次出現惡化，迫使中國央行採取更多寬松措施，我們會看到貶值壓力再次出現。”
中國央行遏制資本外流的努力也讓其在公信力以及長期改革目標方面付出了代價。
它曾一再表示要讓市場力量來決定匯率，減少限制跨境流動的資本管制。但自去年以來，這一目標已讓位於恢復穩定的舉措。
中國央行不僅耗費數千億美元外匯儲備來捍衛人民幣匯率，還重新實施了部分資本管制措施，以阻止外匯投機。這些措施包括限制個人購買外匯，以及中止一項允許中國居民投資海外對沖基金的計劃。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市場化改革的倒退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國央行減少乾預的努力導致——這項努力初衷雖好，但沒有做好溝通工作。去年8月，中國央行宣佈改革匯率形成機制，並將此舉視為朝著讓市場力量發揮更大作用的方向邁出的一步。但由於此次改革正值市場力量肯定會推動人民幣走弱之際，許多外國投資者將之解讀為以競爭性貶值來提振出口的行為。
即便在當時，許多分析師也表示，這種充滿懷疑的解讀是錯誤的，他們還指出中國的貿易順差已逼近歷史高位。但市場對中國央行去年8月舉措的恐慌反應——導致前所未有的資本外流和遠超中國央行預期的匯率跌幅——實際上迫使中國央行重新回到大規模市場乾預的老路。
此輪乾預主要聚焦於支撐匯率，這進一步削弱了關於中國央行進行“貨幣戰”的解讀。但它也強化了一個更為普遍的看法，即中國央行絕不會放棄對人民幣匯率的控制。
“最近，央行專註於維護（匯率）穩定，但這並非改革的方向。維護匯率穩定更像是一種臨時措施，”為政府獻策的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的高級研究員張斌說，“至於央行何時回歸推進改革之路，目前還很難說。”
新興經濟體國民儲蓄習慣大不同
2016年05月11日 英國《金融時報》 史蒂夫•約翰遜
很多金融市場參與者都將新興市場視為一個鬆散的群體，但實際上，在新興市場世界中，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差異可能遠遠超過相似之處。
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體現在家庭儲蓄率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去年亞洲新興經濟體的民眾一般將收入的41.5%儲蓄起來，儲蓄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拉丁美洲的國民儲蓄率僅為17.6%，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儲蓄率僅為13.7%。
後一地區的儲蓄水平這麽低是有原因的。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僅3800美元——太多的非洲人只是沒錢儲蓄。
但是，拉美人一般不存在這種藉口。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拉美的人均國民收入為15400美元，高於新興市場10600美元的平均水平。
那些被IMF定義為“亞洲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不包括香港、台灣、韓國和新加坡這幾個在一些人看來也屬於新興世界的經濟體）的民眾明顯更貧困，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去年該地區的人均國民收入為9900美元。不過，他們的儲蓄率居全球之冠。
這些儲蓄模式在它們各自所屬地區的基本每個經濟體都成立。如下麵的圖表所示，亞洲13個最大的新興經濟體中有12個的儲蓄率均高於拉美八大新興經濟體。
無論是比拉美新興經濟體更富有的亞洲新興經濟體（比如人均GDP為85300美元的新加坡和人均GDP為46800美元的台灣），還是更貧困的（比如人均GDP為3600美元的孟加拉國或是人均GDP為6000美元的越南），這種模式基本上都成立，唯一的例外是巴基斯坦。
因此，一些人認為這種儲蓄行為上的差異主要是由於文化原因。
“作為一個印度人，當你在資源稀缺的經濟中成長時，你會學會保存資源和存錢，”未來資產資產管理公司(Mirae Asset Management)的首席投資官拉胡爾•查達(Rahul Chadha)表示。
“如果你跟一個30歲的印度人聊一聊，你就會知道，他的首要任務是還房貸，中國的情況也是一樣，”查達表示。他補充稱，在印度這樣的國家，每個家庭往往都有自己的家庭共用財富，這意味著“貸款是讓人皺眉頭的事情”。
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首席經濟學家馬里奧斯•馬拉泰蒂斯(Marios Maratheftis)也認為，亞洲存在這種特殊性的“部分原因是文化”。話雖如此，他相信亞洲並不全都如此，例如馬來西亞“家庭的債務收入比率(debt service ratio)就比2007年（金融危機到來前）的美國更高”。
“一種看法是，這完全是因為文化，拉美人活在當下，而亞洲人全都非常勤奮、努力工作、天生愛存錢，”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首席新興市場經濟學家尼爾•希林(Neil Shearing)表示。
然而，盡管希林表示“這或許有些道理”，但是他認為這樣的答案也“有點偷懶”。
“巴西人熱愛足球和桑巴、喜歡坐在沙灘上休閑、有多少花多少，這樣的答案說起來容易。”
“但是菲律賓的家庭儲蓄率非常低（IMF估計，去年該國的國民儲蓄相當於GDP的23.7%），而中國的儲蓄率較高（46%）。如果完全是因為文化差異，並且所有的亞洲人都一樣，那麽地區內部為什麽有差別？”他問道。
希林認為，更大的原因在於國家福利保障水平，很多亞洲人選擇多存錢，以彌補該地區普遍相對薄弱的安全網。
他稱，例如，巴西擁有“覆蓋廣泛的安全網和養老金制度，你只需要繳納一點點錢就能換取體面的養老金”。
養老金替代率是衡量個人退休後收入相對退休前工資有多高的指標。巴西的養老金替代率“居於全球最高之列，而且全部由政府支付，在亞洲，福利安全網覆蓋面要小得多”，希林表示。
馬拉泰蒂斯對此也表示贊同，他認為，在印度、印尼和中國之類的國家，很多家庭存錢是“為有備無患”，如果這些國家擁有更好的公費醫療體系和養老金制度，人們就不會存錢了。
至於拉美，他認為在這個有著“高通脹吞噬存款的不光彩歷史”的地區，較高的儲蓄水平不太可能成為常態。
希林認為，存款差異的另一個原因是人口統計特徵，這也有助於解釋中國和菲律賓之間的差異。
菲律賓的人口比中國年輕得多（據《中情局世界概況》(CIA World Factbook)數據顯示，菲律賓人口的年齡中位數為23.2歲，中國為36.8歲）。他認為，年齡較大的勞動者往往為退休儲蓄更多錢。
有關高（或低）水平的儲蓄率是否更好、乃至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儲蓄模式哪種更好的問題，很可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希林指出，家庭儲蓄率有支撐投資所必需的最低水平——除非這個國家選擇依靠往往在最需要的時候跑得一乾二凈的外國資金。
目前，巴西式福利國家的壞處也很明顯：解決（相當於GDP逾10%的）預算赤字需要削減支出，但鑒於約有95%的政府支出（比如在養老金和教育等領域）是由憲法規定的，巴西聯邦政府無處下手。
考慮到巴西的養老金儲蓄水平相對較低、但養老金供給又比較慷慨（缺口由政府填平），人們普遍認為巴西的養老金體系正在走向毀滅或許就不足為奇了。
2014年，安聯集團(Allianz)認為巴西的養老金體系是50個國家中第二難以持續的（僅好於泰國）；去年，美世(Mercer)將巴西的養老金體系列為25個國家中第三難以持續的（好於意大利和奧地利）。
希林還更進一步，反對巴西這類“直接促進收入分配向上傾斜”的福利國家，因為“受益最大的往往是擁有豐厚養老金的中上層階級”。
另一方面，如果中國鞏固其福利體系、降低家庭的預防性存款需求，它正在進行的從投資拉動型轉向消費拉動型的經濟再平衡將取得更多成功。
“如果你的福利得到改善，會對此有幫助，”馬拉泰蒂斯稱。
另一種觀點是，在這個日益全球化和物質化的世界，無論政府的政策如何，年輕一代的亞洲人都將表現得更像其他地區的同齡人。
查達稱他根本不相信他自己的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會像他這一代印度人一樣愛存錢，與此同時，他年輕的中國同事似乎也在逆轉中國人的儲蓄趨勢。
“他們花錢的手筆讓我感到吃驚。他們有不同的生活態度。”他表示。
中國數據爭論：新經濟對經濟提升多大？
2016年05月11日 蘇格蘭皇家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胡志鵬 為FT中文網撰稿
圍繞中國經濟下行，GDP數據質量的爭論過去幾年間始終不絕於耳，近期《人民日報》刊發“權威人士”談論關於經濟走勢趨於L型的問題。在當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下，筆者認為數據質量之爭應當與時俱進，著重關註那些可能影響結構轉型基本判斷的問題。
過去一年，市場糾結於傳統工業部門、即“舊經濟”的統計質量問題。這些擔憂固然有其歷史淵源，但邊際上的意義有限。常見的例子包括發電量弱於工業增加值和GDP增速；工業企業大面積虧損而工業GDP仍然正增長等等。此類偏差其實已是中國數據的“慣例”， 在以往周期中並不鮮見。本輪下行期間，發電量相對工業增加值和GDP增速的偏差幅度並未超出以往周期。而名義GDP也較客觀地反映了經濟惡化的程度。工業部門名義GDP增速去年四季度滑落至-0.4%，遜於2008～09年、1998年，創1976年以來新低——這在相當程度上符合微觀層面的感受。
相比之下，市場對服務業統計的關註度卻不如工業，尤其是代表了“新經濟”、占GDP高達19%的“其他服務業”。而在筆者看來，這恰恰可能是眼下水分更大、影響宏觀形勢判斷的領域，理應成為關註的焦點。
中國服務業統計基礎一向弱於工業。統計局已經建立起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聯網直報制度，覆蓋了約90%的工業總產出。相比之下，服務業企業更加零散、多變。統計局不得不更多依靠抽樣調查和部門統計。常規基礎數據缺失導致服務業統計誤差較大。三次經濟普查後對前一年GDP的修正額中，服務業占比分別高達93%、81%、71%。
過去幾年間，統計局一直致力於改革服務業統計。限額以上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企業、全部房地產開發企業已經建立起聯網直報統計制度。而交通運輸業、金融業、房地產、批發零售業也都有較可靠的月度統計指標可供追蹤。
盡管如此，“其他服務業”統計核算仍是最薄弱的領域。這一大類包括了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等9個行業。這些行業中只有上萬家重點企業納入了聯網直報。在非普查年度，統計局不得不大量依賴抽樣調查、工資和物價資料、部門統計資料等推算年度數據。季度核算更是只能依靠相關度有限的其他指標粗略推算，甚至連9個行業的細分數據也無從獲知。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這一統計基礎最薄弱的“其他服務業”成為了過去三年穩增長的大“功臣”。截止去年四季度，其增速在過去三年間整整加快了3個百分點，令其他所有行業望塵莫及。尤其是在經濟下滑壓力最大的去年下半年，“其他服務業”增速由上半年的8.8%躍升至9.7%、創4年新高，與工業和其他傳統服務業的萎靡形成了鮮明對比。
“其他服務業”本輪快速崛起始於2013年初，恰逢新一屆領導班子開始執政。新政府確實通過簡政放權等措施力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但在居民收入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其他服務業”立竿見影地逆勢增長不免讓人困惑。雖然官方媒體大力宣傳“新經濟”熱火朝天，並以企業註冊數、網購、大數據等作為佐證，但這些片面信息究竟如何轉化為正規GDP統計下的增加值核算（尤其是季度核算）是一個大問號。
作為檢驗，筆者從服務業PMI和服務業用電量出發，推算出了一個服務業活動增速。其在2013～15年期間與官方服務業GDP增速之間的缺口明顯拉大，最高達4個百分點以上。這表明統計局服務業GDP核算與其自身收集的服務業PMI和用電量之間並不自洽。當我們採取同樣方法、用製造業PMI和工業用電量來檢驗工業GDP增速時，所得到的缺口則並不明顯。這一方法雖然粗糙，但明確顯示出工業GDP數據質量較服務業更加可靠。簡言之，相比質量飽受詬病的工業統計，服務業統計不僅質量更糟、且有短期內進一步惡化的嫌疑。
需要指出的是，“其他服務業”的上升勢頭在今年一季度有所逆轉，同比增速由9.9%回落至8.7%。但這究竟是服務業真實運行狀況的體現，還是由於工業和建築業回暖減輕了數據層面穩增長的壓力、使得“其他服務業”可以增長得慢一些？我們不得而知。
在現行體制下，統計數據“自動”向中央政策目標靠攏不足為奇。當年“克強”指數正是誕生於惟GDP增速是瞻的統計氛圍中。現如今，指數的發明人正大力鼓勵服務業發展，卻似乎又開始面臨統計數據立竿見影的尷尬局面。這印證了所謂的“Goodhart定律”：一個指標一旦成為政策目標，就不再是一個可靠的指標。
筆者並不懷疑服務業和“新經濟”在中長期內相對較好的增長前景。正如《人民日報》專訪權威人士時所指出的，分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在新常態下，應當通過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新動力、形成新結構。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服務業和“新經濟”在分化中理應脫穎而出。
但我們需要警惕短期增長數據過度依賴於統計基礎最薄弱的“其他服務業”、導致其可信度下降。這不僅影響我們判斷經濟是否硬著陸，更妨礙我們把握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實質性進展。以這樣的數據作為依據，穩增長和供給側改革都會面臨決策失誤的風險。
對市場投資者而言，有必要認清中國統計數據中真正薄弱的環節、謹慎做出判斷。對政府部門而言，夯實服務業統計不僅是推動經濟轉型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工作，更是確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推進的長久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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