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稅改≠加稅 企業界別誤解
2017-09-07 01:05經濟日報 陳國樑
讓人翹首引領以待的股利所得課稅方式及兩稅合一制度改革，在林全院長的強力主導下，以「全民稅改」樣貌粉墨登場。回到熟悉的稅改戰場，林全可望縱橫捭闔，立掃「一例一休」政策以來，揮之不去的罩頂陰霾。然這場已經寫完腳本的「全民稅改」大戲，在拉開布幔後，林全隨即遞出了辭呈，但未來不論生旦淨丑角色如何交替，都仍是林全個人政治生涯的壓軸大作。
剖析連日來的討論，部分學者及專業人士對於公平面似乎仍有疑慮，尤其是甲案的股利所得課稅方式。欲「量能課稅」，必然使稅制複雜化；甲案的簡便優勢是犧牲量能課稅原則的提案，財政部應認真考慮「下架」甲案。
如採乙案，並小幅提高稅額抵減比率，例如自8.5%提高至10%，則當可消弭小股東稅負有可能增加的問題，中華財政學會提交稅改報告所建議的比率為10%或15%。
個人所得稅量能課稅機制的設計，確實能夠有效促進所得分配公平，一旦減稅，勢必有害所得分配公平。股利所得稅負的整合，如在於減輕其在公司與個人兩階段課稅而造成的過重稅負，則成功的整合結果就是對資本所得減稅。因此，不論股利所得稅負如何整合，一旦發揮作用，有害所得分配公平會是必然的結果。當然，股利所得稅負整合的本意非在促進所得分配公平。
另一方面，工商界對於稅改「加稅」有不滿聲浪，這反應實為誤解。的確，稅改方案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所稅）稅率自目前的17%提高至20%，但未分配盈餘稅加徵率（保留盈餘稅稅率），則自目前的10%下跌至5%。這一增一減間，保留盈餘稅稅率減半不僅彌補營所稅稅率的上升，還可使盈餘完全保留不分配的公司總稅負下跌。此外，由於《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最低稅負制）之營利事業稅率仍維持12%，並未有配套調整規畫，因此適用最低稅負納稅之公司，若將盈餘保留不分配的，尤其可獲得最大的利益。以下舉簡單一例說明之。
以公司所得總額為100萬元計算，現制營所稅稅率為17%、保留盈餘稅稅率為10%下，公司之稅後盈餘完全保留不分配，總稅負為25.3萬元（100萬×17%＋83萬×10%）；若適用最低稅負制，則總稅負為20.8萬元（100萬×12%＋88萬×10%）。根據稅改規畫之新制，營所稅稅率為20%、保留盈餘稅稅率為5%下，公司同樣將稅後盈餘完全保留不分配，總稅負為24萬元（100萬×20%＋80萬×5%）；若適用最低稅負制，則總稅負為16.4萬元（100萬×12%＋88萬×5%）。
進而言之，提高營所稅稅率3個百分點，同時降低保留盈餘稅稅率5個百分點，由於兩者同屬公司階段稅負，似乎多此一舉。細而究之，財政部實別有用心。其用意在於鼓勵公司將稅後盈餘保留、不作發放，因此在提高營所稅稅率後，如公司有意將稅後盈餘再投資而保留不分配，則經由保留盈餘稅稅率的下跌，「退還」營所稅稅率上升而增加的稅負，避免影響企業將盈餘再投資的意願。此舉與英國去年兩稅合一改革思維一致。英國於2016年4月6日起廢止設算扣抵的兩稅合一制度，原因之一即在於消弭設算扣抵制下可扣抵稅額的存在，而使公司有過度的誘因分配稅後盈餘、無法將其用之於實際投資。
最後，至於稅改方案「打擊投資意願」、「無助經濟成長」等評論，純屬臆測，不加評論。
（作者是政治大學財政系副教授）
FT社評：特朗普荒唐的貿易政策給歐盟帶來機會
更新於2017年9月7日 15:44 英國《金融時報》 社評
美國威脅退出諸多國際協定，意味着將世界貿易體系領導者的頭銜拱手讓與歐盟。歐盟已計劃與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新協議。
迄今為止，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貿易政策都是虛張聲勢。這位總統喜歡放狠話，如揚言要退出眾多貿易協定，以及通過巨額關稅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
但除了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相對來說，特朗普政府的行動一直不溫不火。
美國沒有撕毀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而是啟動了談判去修訂它。美國也沒有對中國加征關稅以懲罰其扭曲貿易的舉措，而是對中國的侵犯知識產權行為展開了調查。
美國最近又揚言要廢除自2012年起生效的《韓美自由貿易協定》(Korus FTA)。特朗普政府本周再次沒有付諸行動，找台階收回了這一威脅。這讓各方都鬆了口氣。但它證實了一件事：跟美國在貿易上打交道，要着眼於盡可能減低損害，而不是積極改進。
貿易協定在地緣政治上的影響經常被誇大，但考慮到朝鮮局勢正需要美國展示對該地區的承諾，現在廢除《韓美自由貿易協定》是選擇了一個糟糕透頂的時機。從經濟上看，韓國的關稅比美國高得多，因此美國出口商們蒙受的損失將會重得多。
美國威脅要退出諸多國際協定，意味着將世界貿易體系領導者的頭銜拱手讓與歐盟(EU)。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讓-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計劃在下周宣布，歐盟將尋求與相關國家和地區達成新的雙邊協議，包括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今年晚些時候，歐盟可能會與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達成協議，南方共同市場是南美地區一個包括阿根廷和巴西在內的關稅聯盟。
高調簽署一系列雙邊協議，並不一定等同於穩固了世界貿易體系。例如，與南方共同市場的協議的效用，會因為將一些敏感產品排除在貿易自由化對象之外而大打折扣，包括像牛肉和糖這樣的農產品。
雖然削減關稅理論上應該能夠實現貿易擴大，但歐盟也通過降低對進口商品徵收反傾銷與反補貼稅的難度，為自己留下了限制貿易的空間。
不過，歐盟貿易政策的總體方向與美國採取的防禦性和破壞性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重談的初期報導不容樂觀。特朗普政府沒有將重心放在更新該協議、將1995年協議簽訂以來眾多新行業的出現納入考量，而是似乎執着於在老問題上斤斤計較，即通過擺弄所謂的原產地規則，試圖將汽車製造供應鏈的更多環節轉移回美國本土。
即使美國達到了它的目的，也更有可能意味着汽車製造商們完全不理會這項協定，將生產更多地外包給《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外的國家，寧可支付關稅，也不服從更為繁瑣的規定。
特朗普總統不按常理出牌的決策風格使得他對全球貿易的影響尚不明確，但這種影響不太可能是積極的。他準備在這個節骨眼上撕毀與韓國的協定，表明他仍執着於利用貿易政策來減少雙邊貿易逆差。
其他國家只能寄希望於，特朗普政府和美國國會中那些更加理智的聲音能夠繼續佔據上風。
現代版“羅斯福新政”會是什麼樣子？
更新於2017年9月6日 06:28 英國《金融時報》 馬丁•桑德布
桑德布：重大的政治經濟危機通常會催生大變革，本次全球金融危機卻不然。一個像羅斯福那樣的改革派會怎麼做？
講到全球金融危機及其餘波，一個最為引人注目的事實是，政策反應是多麼不起眼。這與此前的經濟史存在明顯不同。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里，最深層的政治和經濟危機都帶來了變革性的改革。這一次與以往不同。
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新政(New Deal)是把危機變為機遇的典型例子。1933年上任後短短几個月內，羅斯福把美元與黃金脫鉤、實現了通貨再膨脹，先是關閉銀行系統、在出台存款保險制度後重新啟動，推出了大型公共建設項目，對華爾街實施徹底的監管，並引入了最低工資標準。隨後他又很快推出了社會保障、貿易自由化、以及住房政策改革。
羅斯福新政異常積極活躍，但在其他危機中，政府也都大刀闊斧地改革經濟體系。19世紀末美國常見的金融不穩定以及財富和市場力量的日益集中，催生了常態化的收入所得稅、央行，還有老羅斯福——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反壟斷法。在二戰後，所有西方國家達成一種共識，由此創建了社會民主主義混合式經濟——如今這似乎是很多人所渴望的經濟制度。
與上述任何一次舉措相比，過去十年的政策都可謂軟弱無力。2008年金融危機是幾十年來最強烈的波及大多數富裕國家的經濟衝擊。然而，幾乎沒有任何政策努力的力度能與這種挑戰的艱巨程度相提並論。
沒錯，政府控制住了金融市場。2009年的協同財政刺激舉措也確實遏制了衰退。但金融系統的改革遠遠少於上世紀30年代，而且財政刺激措施很快就撤銷了。歐洲的銀行業聯盟或許及時帶來了根本性變革——但是鑒於其遭遇的強烈抵制，現在下定論為時尚早。
貨幣政策表面上似乎具有主動性。但即便是各央行採取的“前所未有的”舉措，基本上也不過是使用舊的工具，比如在公開市場購買證券和降息，只是規模大於以往。沒有任何變革性舉措。
總而言之，我們這一代的領導人未能展現出以往在歷史緊要關頭總會激發出的那種勇氣。如果2008年、或者今天有一位政治家有着像富蘭克林•D•羅斯福那樣的魄力，他或她可能會怎麼做？以下是堅定的改革者應該考慮的三條建議。正如羅斯福新政一樣，這些建議激進但切合實際。
現代版的羅斯福必須像羅斯福本人一樣聚焦貨幣改革。像當時一樣，如今的問題是如何避免繁榮時期流動性過高而在泡沫破滅時流動性過少的問題。但是只要以營利為目的的私有銀行仍然掌握着創造（和毀滅）貨幣的大權，這或許就無法避免。只有很小一部分貨幣供應是由央行創造的實物現金構成的。大部分貨幣供應是銀行存款，在私人金融機構發放貸款時，存款就是對這些機構的債權。
因此在經濟繁榮期，貨幣供應擴張速度太快，造成了資源配置不當和對未來收入不切實際的預期。當市場情緒轉變，銀行創造的貨幣過少，不足以讓經濟活動保持活躍，繁榮期發放的信貸變成壞賬，債務通縮期開始。央行“史無前例的”印鈔規模只能抵消部分影響。
如果說貨幣供應的私人管理是造成經濟不穩定的根源，那麼根本的替代辦法就是貨幣供應國有化。眼下這是一個可行辦法：所有社會成員都可以在央行開設賬戶（或者央行準備金可以向每一個人開放）。銀行只能把現有存款配置給投資，而不是創造新信貸。
另一項重要建議有關經濟安全。之前激進派創建的安全網已不復存在。如今我們有大批福利國家，但它們仍然讓大批人處於危險境地。有時他們會落入福利的圈套，比如面向低收入者的慷慨福利會在他們收入增加時被取消，讓那些收入不高者面臨難以承受的實際邊際稅率。根本解決辦法是發放統一的基本收入，無條件向所有公民提供福利，資金來自增稅。每隔一代都會重新提出這一想法；現在或許是時候把該想法付諸實踐了。
最後一點，回顧美國在20世紀初的反壟斷政策——當時的領導人對公眾抵制大型石油、工業和鐵路公司壟斷的情緒加以因勢利導。如今，互聯網巨頭正享受着類似的主導地位。
有膽識的政治家會尋求終結互聯網平台扭曲市場和政治的能力。有着與公共事業部門類似經濟職能的互聯網服務應該受到監管，使之為公眾利益服務。
很多明智之人會有所遲疑，不敢立即接受這些想法。但如果情況不是像現在這樣，而是本土威權主義正在崛起呢？羅斯福時代留下的最深刻的教訓是，奉行自由主義的中間派應該高舉自己的激進主義旗幟，以免激進的非自由主義大行其道。
金融危機十周年：全球不平衡是否等同於經常項目不平衡？
更新於2017年9月5日 06:42 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喬依德 為FT中文網撰稿
喬依德：需要全面準確地解讀全球不平衡，簡單地將全球不平衡等同於經常項目不平衡，可能產生政策錯位和輿論偏差。
大家也許還記得，在十年前金融危機爆發前後一段時間，有一個術語在經濟類媒體上反覆高頻地出現，那就是“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下面這個圖表是factiva網站總結的該詞在英文和中文媒體上出現的頻率。顯然，該詞出現頻率達到高點，最近幾年急劇下降，但是隨着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現，今年以來恐又出現回升。
Global Imbalance新聞關鍵詞歷年出現次數 （共2469次）
全球不平衡新聞關鍵詞歷年出現次數 （共1324次）
圖表1：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新聞關鍵詞歷年出現次數
那什麼是全球不平衡呢？據說就是全球經常項目不平衡或全球貿易不平衡，具體而言，就是“一國擁有大量貿易赤字，而與之相應的貿易盈餘集中在其他一些國家的現象”（Rato，2005）。對這樣一種說法，沒有看到任何疑問，幾乎眾口一詞地將全球不平衡等同於經常項目不平衡。對此，我一直感到很困惑，全球化或全球經濟格局中不還包括投資和融資嗎？為什麼僅僅關注於貿易不平衡？非常遺憾，我從未看到有文章或講話正面地回答這個問題。當然，有無數篇文章描述了貿易不平衡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至於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其邏輯就是：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中國由於貿易順差所帶來的大量資金投資到美國資本市場，壓低了美國的利率，最後造成了全球金融危機。按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的說法是“美國經常項目大幅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全球儲蓄泛濫’，它同時又導致了全球較低的長期利率，推動了美國房地產和股市的復蘇和快速上漲”。美聯儲副主席Stanley Fischer 在7月底有個講話，儘管也講到“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會通過貿易、資本流動以及價格（包括利率和匯率）外溢到其他國家”，他已經提到了資本流動，但是很遺憾，最後還是回到貿易問題，認為這些外溢效應都可以用經常項目餘額來刻畫，但是對此未作任何解釋和說明。
對於這樣一種有明顯疏漏的論斷，也是有不同聲音的，儘管這種聲音比較弱小。國際清算銀行（BIS）首席經濟學家申鉉松（Hyun Song Shin）和貨幣和經濟研究部（Monetary and Economic Department）主任Claudio Borio認為造成美國次貸泡沫的主要原因是全球銀行業的泛濫，而不是以中美貿易不平衡為主要特徵的所謂“全球儲蓄過剩”。 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歐洲與美國之間的經常項目是基本平衡的，但歐洲跨國銀行通過其在美國的分行從美國的貨幣市場上借入大量的美元，調回到歐洲；同時在美國市場上購買大量結構性產品，形成了巨量的跨境資本流動，再加上美聯儲長期實施低利率政策，釋放了大量的流動性，最終造成了危機前的過度繁榮。我是贊同他們的基本觀點的，把全球不平衡簡單地等同於經常項目不平衡是沒有道理的，不準確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跨境資本流動總量巨大，金融已經表現出它獨特的規律。在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最初跨境金融是隨着跨境貿易而進行的。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着跨國公司生產的全球布局，FDI興起。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元成為全球信用貨幣，主要國家開始逐漸放鬆對資本賬戶的管制，從而使套期保值、證券投資、衍生品投資等跨境資本流動急劇增加。根據金融穩定委員會（FSB）發布的影子銀行監測報告，2015年影子銀行規模已經達到34.2萬億美元，占被監測國家GDP的69%。而全球OTC衍生品市場存量規模達到494萬億美元，是當年全球GDP的6.6倍左右。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跨境交易。從圖表2可以看到，G4國家跨境資本流動總量已經遠遠超過經常項目餘額。並且金融越來越表現出其獨特的規律，根據國際清算銀行2014年發布的年度報告，美國商業周期一般持續1-8年，而金融周期則會持續15-20年。
圖表2：G4經常項目餘額和跨境資本流動總量的比較（億美元）
圖表來源：世界銀行，IMF，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
其次，體現全球經常項目不平衡的指標——經常項目餘額是一個凈量。它是一段時間內進出口貿易額的總結，很多細節在簡單的正負相抵中被掩蓋，不能真實刻畫伴隨貿易的資本跨境流動的情況。比如某國年初流出一筆款項，年末又流入同樣數額的款項，從年度凈量來看它等於0，但不管是流出時，還是流入時，如果數額巨大，都會對該國的匯率、利率等宏觀變量產生很大的衝擊，從而影響到全球金融穩定。
再次，跨境資金高度集中在少數對沖基金和大型資產管理公司手中，更容易對市場形成衝擊。目前，全球資產管理公司管理的資產總量已經達到全球GDP的107%，是全球跨境資本流動總量的578%。並且，世界前45大資產管理公司管理的資本佔到了全部資本的64%。
最後，跨境資本流動的波動性高，速度快，衝擊力大。通過貿易的資金進出受到真實貿易的限制，相對比較穩定；而其它的短期資金更多的受盈利預期和風險偏好的影響，進出更加頻繁。也就是說，跨境資本流動總量的波動性遠遠大於經常項目餘額的波動性（見圖表3）。
圖表3：美國、歐元區、英國和日本跨境資本流動總量和經常項目餘額波動性
圖表來源：世界銀行，IMF，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
把全球不平衡等同於經常項目不平衡具有明確的政策含義，即把關注點集中於順差國，要求它們做出調整。同樣，我不贊成把全球不平衡等同於經常項目不平衡也具有明確的政策含義，即不能僅僅關注貿易層面，也要對金融層面的問題加以關注。麥肯錫最近有一個報告指出，金融危機發生時的跨境資本流動總量是現在的3倍，如此巨大的跨境資本流動是發生全球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
《金融時報》肖恩.唐南（Shawn Donnan）8月22日在解讀這份研究報告時指出“在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等經濟民族主義者威脅要設置新的貿易壁壘的當今世界，圍繞全球化的辯論被過去半個世紀商品貿易激增及其對社會的衝擊所主導（《關注
金融全球化的退潮：跨境資本流動減少》）。大多數經濟學家在表示擔心通向更高程度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如今可能在逆轉時，擔心的正是這類商品貿易。被較少談論的是資本流動，或者金融全球化的狀態。然而，資本流動過剩是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也會滋生下一場危機的誘因。”對於目前存在的由於理論上的不準確而造成的輿論上的偏差，沒有比這段話說得更清楚更明白的了。
顯然，第一，對於當前全球經濟增長和穩定，光講貿易不講金融是片面的。就是在解決雙邊貿易問題時，除了就具體問題進行談判外，也要關注全局性的問題，尤其是與美國談判時，不能被牽着鼻子走，不能就貿易談貿易，而要跳出貿易看到金融。應該指出，美國不僅僅對中國存在貿易逆差，它同時對全球100多個國家存在貿易逆差。可見，美國的貿易逆差不是雙邊問題。原因在於，它與美國的低儲蓄率，與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密切相關。美國的儲蓄率長期、持續低迷與投資存在缺口，需要外部資金補充。美元的主導地位是一把雙刃劍，它使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幾乎可以不受外部因素的影響，對外債的成本有一定的控制權，使美國享有鑄幣稅，但與此同時，也限制了美國的結構調整。美元的統治地位要求美國必須向全球提供流動性，從而使得美國的貿易逆差長期來說是難以避免的。自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垮台以來，美元成為全球的信用貨幣，美國的經常項目就持續出現逆差。資源豐富的國家在享受由其帶來的高額盈餘之時也造成了其經濟結構單一、難以調整的弊病。人們通常將這種現象稱為“資源詛咒”。比照此，也可以把美國目前所處的這種困境稱為“美元詛咒”。
第二，如前所述，跨境資本大幅增加是全球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因而必須對跨境資本高度關注。雖然現在跨境資本流動總量較危機前有很大收縮，但在流向上和結構上分別出現了“一減一增”的新特徵。在流向上，主要是發達國家間的資本流動減少，新興市場國家的跨境資本流動大大增加並已經超過危機前的峰值。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曾經將跨境資本分為投資性和投機性兩類。現在投資性的跨境資本在減少，而投機性的跨境資本在增加，甚至有的還以FDI作為幌子。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國際經濟學界對跨境資本流動直接有關的資本項目開放的態度也有了明顯的改變，從以往認為越開放越好，到現在認為資本管制仍是宏觀審慎管理的一個政策工具，認為資本項目開放需要結合各國國內金融市場發展和成熟程度，謹慎適度、循序漸進地開放；另外一個與跨境資本流動有關的因素是匯率。幾年前，雷（Rey）在Jackson Hall的會議上提交了著名的論文“三元悖論還是二重困境”，認為浮動匯率基本不起作用，結果各國要麼或多或少受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要麼就得實行資本管制。最近，IMF研究部主任Obstfeld等人做了一個研究，通過40個發展中國家1986-2013年的數據，證明浮動匯率制度對於抵禦金融脆弱性仍有積極作用。總之，現在國際經濟學界對匯率制度的態度不是那麼固定但也有一些基本的共識，認為一般情況下浮動匯率仍是有效的，會起到熨平跨境資本波動的作用，但在重大的金融危機或者存在大規模資本流動波動的情況下，匯率的作用會被大大削弱，甚至不起作用。
我在這裡着重闡述了全球金融失衡可能產生的後果，並不意味着我否認貿易失衡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我確實認為，一個大國長期、持續地出現貿易大幅度的不平衡（順差或逆差），不僅意味着該國經濟結構存在問題，而且會對其它國家調整國際收支帶來困難。不過，要強調的是，我不贊成簡單地將全球不平衡等同於經常項目不平衡，反對由此產生的政策錯位和輿論偏差。總而言之，我覺得在全球金融危機十周年之機，是全面準確解讀全球不平衡的恰當時候。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主要觀點來自作者主持的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研究報告《全球金融失衡：含義、影響和對策》）
全球六大銀行擬聯手推出數字貨幣
更新於2017年9月1日 06:16 英國《金融時報》銀行業編輯 馬丁•阿諾德
“多功能結算幣”由瑞銀創建，旨在讓金融市場更有效率。巴克萊、瑞信、三菱日聯金融集團和道富等銀行已加入該項目。
全球最大的6家銀行加入一個項目，擬啟用一種新型數字貨幣，用於在區塊鏈(blockchain)上清算和結算金融交易，他們希望明年推出這種貨幣。區塊鏈是比特幣(bitcoin)背後的技術。
巴克萊(Barclays)、瑞信(Credit Suisse)、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CIBC)、滙豐(HSBC)、三菱日聯金融集團(MUFG)和道富(State Street)已聯手進一步研發“多功能結算幣”(utility settlement coin)，這種貨幣由瑞士的瑞銀(UBS)創建，旨在讓金融市場更有效率。
目前該項目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其成員力求深化與央行的討論，並致力於加強數據隱私和網絡安全保護。
瑞銀戰略投資和金融科技創新主管海德•賈弗里(Hyder Jaffrey)補充稱：“我們正與央行和監管機構討論，並將在未來12個月繼續商談，目標是在2018年末有限度‘上線’。”
區塊鏈技術是一套複雜的算法，讓所謂的加密貨幣（包括比特幣）無需中央賬本即可通過計算機網絡進行電子交易和驗證。
起初因擔心欺詐而持懷疑態度的銀行，如今正在探索如何利用這項技術加快後台結算系統的速度，騰出捆綁在支持全球市場交易上的巨額資本。
莫迪的廢鈔政策徹底失敗了嗎？
更新於2017年9月4日 06:44 英國《金融時報》 阿比謝卡•帕拉久利
帕拉久利：廢鈔行動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但它表明政府願意採取措施根除腐敗，並幫助擴大了徵稅網，推動了數字支付。
去年，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一次計劃外的全國電視講話中宣布，所有500盧比和1000盧比的鈔票將不再是法定貨幣。這將使那些通過腐敗和避稅囤積了大量非法資金的人手持“毫無價值的廢紙”。
不到一年之後，印度央行的一份報告顯示，該政策不太管用。據該報告估算，幾乎99%的高面額鈔票已被存入銀行或換成了新鈔票。在莫迪宣布廢鈔政策時，這類大額鈔票佔到印度流通現金的86%。
莫迪政府此舉不但沒有讓黑錢曝光，反而可能在無意中為洗錢提供了幫助。
政府預先把申報納稅記錄前可存入銀行的資金上限設定為25萬盧比（約合3900美元）。
不過，政府沒有預料到會出現許多用來繞開該上限的巧妙對策。有些人付錢給他人，讓對方替自己存錢，也有人據稱通過向印度教寺廟捐款洗錢。央行報告顯示，考慮到其給印度經濟造成的混亂，該政策的成效微乎其微。印度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
但是，儘管廢鈔行動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這並不意味着該行動已失敗。此政策表明了莫迪政府——正在調查已存入銀行的資金——採取痛苦措施根除腐敗和避稅的意願。此意願的價值不應被低估。
不談公開宣稱的目標，莫迪的廢鈔政策產生了兩種意料之外的積極效果。第一，它幫助擴大了徵稅網。從歷史上看，歷屆政府都難以把納稅者與勞動者比例從大約5%提到更高。廢鈔導致5個月新增2000萬個銀行賬戶，政府表示，新增納稅人超過了900萬。
第二，廢鈔對數字支付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金融科技創業企業使非正規經濟中的很大一部分走向正規化。從電影城老闆到路邊小販，所有人都被迫接受了數字支付。跟現金付款不同的是，數字交易無法通過少報收入避免向稅務機關納稅。
這些好處是否超過該政策給印度經濟造成的影響以及幾百萬人不得不在銀行排長隊這種代價，現在還不好說。結果很可能是否定的。但是，我們評判這項政策時一定不能忽略它潛在的長期回報。
中國接過金融全球化接力棒
更新於2017年9月4日 11:49 蘇珊•倫德 華強森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倫德、華強森：歐美銀行從海外撤退並不意味着金融全球化告終，因為中國等發展中經濟體正在填補空缺。
全球銀行業版圖正在發生一場重大變化，歐美銀行開始更關注國內活動，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同行開始向海外擴張。
自2007年以來，全球跨境資本流動減少了65%，其中半數是由跨境貸款額下降造成的。歐洲各大銀行以及部分美國銀行也在從外國市場撤退。但金融全球化遠遠沒有告終——相反，它正在拓寬廣度，變得更具包容性，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中國——正在填補空缺。
在從外國市場撤退的發達經濟體銀行中，歐元區走在了前面。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的最新研究發現，自2007年以來，歐元區銀行持有的外國債權已減少了7.2萬億美元（減幅為45%），其中近一半是對歐元區其他借款方（尤其是其他銀行）的債權。自危機以來，英國和瑞士的銀行也大幅減持了外國資產。全球化程度一直不如歐洲同行的美國銀行，開始重新關注國內業務的增長。
相比之下，自2007年以來，中國四大商業銀行所持的外國資產增加了11倍，至逾1萬億美元。而這仍只相當於其總資產的9%。對於所有發達經濟體的各大銀行，外國資產佔總資產的比例為20%。如果中國大銀行走上跟發達經濟體同行類似的道路，它們未來的海外放貸將出現極大增長。
迄今，中國的大部分對外貸款一直與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相伴而行。銀行介入的目的是資助新的綠地投資項目，收購海外企業，以及建造基礎設施以使那些投資項目運轉起來。從2005年至2016年，中國對海外的直接投資增加了逾9倍，至1.4萬億美元。大約320億美元投向了非洲。目前，中國是非洲地區規模第4大、但增速最快的外國直接投資(FDI)來源國。麥肯錫數據顯示，大約1萬家中國企業已在非洲開辦了業務。2016年，中國跨過了一個新門檻：對外直接投資、貸款和組合投資資產如今已達3.4萬億美元，超過了3.2萬億美元的龐大央行儲備資產。
但是，中國的對外貸款和投資會不會盈利並且可持續，仍是一個需拭目以待的問題。過去10年，中國的國內信貸一直在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家庭、企業和政府實體的總債務增加了4倍。最新報告似乎表明，不良貸款開始增多。即便不會觸發金融危機，這也可能造成一波虧損，傷及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並放緩在國外的增長。的確，目前在撤退的許多歐美大型全球性銀行發現，其外國業務的利潤率和利潤低於國內業務。
除了銀行，在數字化這一衝擊全球金融的下一波顛覆浪潮中，中國也湧現出令人敬畏的企業。比如說，2016年中國與個人消費相關的移動支付總額達到了7900億美元，為美國的11倍。金融科技類的個人對個人(P2P)初創企業——許多這類公司在跨境經營——在大量湧現。2016年，中國最大的P2P放貸和小額貸款平台宜信(CreditEase)曾有過向美國兩家主要在線貸款機構購買貸款組合的計劃。新進入者可以非常快地佔據一席之地。阿里巴巴(Alibaba)不到3年便建立起160億美元的貸款組合，僅用7個月就成了中國最大的貨幣市場基金銷售方。
發達經濟體在全球對外投資量中仍佔主導地位，目前份額為85%。但是，發展中國家開始取得進步。過去10年，發展中國家在對外投資資產總量中的份額從8%上升至14%。在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最新的金融連通性指數金融連通性排名(Financial Connectedness Ranking)中，中國從2005年的第16位上升至2015年的第8位。除中國之外，目前還沒有任何一個發展中經濟體佔全球對外投資總量的比例超過1%。
中國在全球金融領域的崛起看來會延續下去。監管層繼續放寬對投資海外的限制，並對海外投資者打開大門。自2005年以來，獲準參與國內股市和債市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數量增加了9倍，至逾300家。2017年7月，中國政府啟動了債券通(Bond Connect)機制，使得海外基金管理公司不必先設立境內賬戶，就可以在中國9萬億美元的政府、機構和公司債券市場上進行交易。另一方面，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央行(PBoC)已與30多個國家建立了價值近500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額度，可以用來結算貿易和其他支付項目，提升金融穩定性。不妨稱之為“貨幣外交”。
全球金融危機過去10年了，眼下有跡象表明，全球金融正變得更具包容性。發展中國家變成更重要的跨境玩家，數字金融不可阻擋地普及，只會強化這一趨勢。我們只能企盼，如果中國國內的債務挑戰變得不可收拾的話，中國在全球金融中日益吃重的地位，不致給那些準備最不充分的國家帶來全球溢出效應。在連通性日益提高的金融體系中，中國的一場危機可能很容易演變成一場全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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