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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如何去槓桿防風險？

更新於2017年8月10日 06:26 華夏銀行高級經濟師 趙玉睿 為FT中文網撰稿

趙玉睿：金融自我強化到失衡，最終會被市場校正，通常以極端的方式回歸。引導金融去槓桿，有助於金融穩定。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金融業成為大規模外溢效應的管道，國際資本流動透過金融機構網絡跨境交易形成的外部衝擊日益顯著，實行靈活匯率的國家也難免資本流動衝擊。2008年面對外部衝擊，歐盟內部各國紛紛“以鄰為壑”，各自為國內所有銀行存款提供全額擔保，避免資金外流維持銀行系統的流動性。“蒙代爾三難困境”理論框架受到質疑，美元作為最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美國貨幣政策是全球流動性週期的重要驅動力之一，對國際跨境信貸流動和金融市場槓桿有重大影響，匯率自由浮動難以抑制資本流動確保貨幣政策獨立。受流動性週期影響的經濟體，從“三難困境”：無法同時實現貨幣政策獨立、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變為資本自由流動還是貨幣政策獨立的“兩難”選擇。其政策含義是：實施宏觀審慎管理，加強金融市場槓桿交易監管，切斷外部衝擊傳導管道，可確保貨幣政策獨立穩定金融形勢。

流動性的實質源於貨幣創造，第一層次是貨幣當局供應基礎貨幣創造流動性。第二層次是銀行以及影子銀行體系通過信用擴張期限轉換派生存款創造流動性。這意味貨幣政策能否不受幹擾服務於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等宏觀經濟目標，取決於貨幣當局是否能夠控制流動性來源。

從流動性供給層次看，基礎貨幣提供的流動性要比市場內生槓桿交易衍生的流動性穩定。貨幣乘數代表了銀行、影子銀行體系等信用（債務）創造貨幣的程度，一定程度也表明了金融系統的槓桿水準。中國貨幣乘數從2011年3.79升至2017年4月的5.33，達到1997年以來的歷史高位。

貨幣乘數高表明基礎貨幣不足，貨幣供應的增長嚴重倚賴貨幣派生管道信用創造貨幣，流動性更多是由債務槓桿交易提供。這類槓桿交易主要由風險偏好上升驅動，金融機構加槓桿加大同業拆借、回購等短期融資，配置公司債券、信託受益人權益（公司貸款、信託產品和理財產品）等長期限風險資產，減持優質流動性資產，導致風險資產價格上漲，扭曲風險溢價信用利差縮窄，催生資產泡沫。市場交易量增加烘托下，表面上市場流動性充裕，但這類債務槓桿交易衍生的流動性具有脆弱屬性，資金流動對境內外息差、匯差極敏感。一旦出現市場壓力撤資，這些流動性就可能迅速消失，刺破資產泡沫引致危機。

傳統上外部衝擊對國內的影響主要是從貿易管道傳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危機沿海地區和出口企業不良貸款快速攀升，並向內地蔓延。但近幾年，外部衝擊對國內影響的傳遞管道有所變化，向金融業遷移，國內金融市場積累了較大規模的槓桿套利交易，形式上銀行自營投資、銀行表外理財與股市和債市槓桿套利交易相互交叉重疊。2013年“錢荒”去之不遠，2015年股災，2016年末債市風暴，2017年初以來流動性衝擊越加頻繁。

筆者自2013年以來，多次公開撰文呼籲，警惕槓桿交易衍生流動性具有脆弱屬性，銀行業需降低風險偏好縮短風險資產久期，降低表內外槓桿套息需求防範流動性風險。提出了宏觀層面增加基礎貨幣供給穩定流動性，同時實施宏觀審慎政策管控金融市場高槓桿交易，抑制信貸、影子銀行等派生貨幣功能降低貨幣乘數，防範資本流動衝擊確保貨幣政策獨立。當前國際政經不確定因素頗多，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政策外溢效應顯著，跨境資本流向變化快速。加強監管治理金融亂象，引導金融去槓桿，極為必要及時，有助於金融穩定，防範外部衝擊確保金融安全。

與此同時，多個風險點需密切關注。

一是關注市場久期風險與信用風險疊加。宏觀審慎管理和嚴監管下，同業存單、債券回購和質押融資等短期批發融資滾動發行受壓收縮，高槓桿機構負債缺口加大，配置力量減弱，久期風險有所暴露。5月17日，國債收益曲線異動短久期的債券收益率高於長久期的債券收益率，現“M”型。同時信用風險升溫，齊星集團債務危機等信用風險事件接連爆發，產能過剩行業信用債券違約現象料將延續。非標資產產品結構複雜，藉助通道多層嵌套、層層加槓桿、底層資產狀況不透明，潛在信用風險大增。

二是關注道德風險。目前仍有部分機構抱僥倖心理，與監管當局玩“膽小鬼”遊戲，寄希望央行緊急注入流動性，寄希望於貨幣當局“放水”繼續加槓桿套利。甚至於逆回購等公開市場操作次數出現變化都成為市場焦慮因素。更有甚者無視市場風險認為加槓桿怕什麼，無非成本高了，危急時還能從央行借款。

三是關注制度短板監管套利。國內上市銀行應收款項類投資的總規模已超過10萬億。應收款項類投資是銀行自營投資的重要內容，以非標為主承接了其他科目轉移出來的信貸資產。應收款項類投資雖不能節約資本，但與貸款相比，不用計算不良貸款率和撥備覆蓋率，也可規避信貸投放限制。銀行發行理財的好處在於，不用繳準、不消耗資本、不用計提撥備、沒有流動性監管壓力、投資靈活。實際上，理財實現了銀行存貸款表外化運作。銀行理財在支付預期收益率之後，剩餘超額收益作為管理費全部歸銀行所有，這使表外理財與賺取利差的表內業務模式近似，若再配以滾動發行、集合運作，與表內存貸業務並無不同。銀行表內持有同業理財也有規避部分監管功能，同業理財為銀行債權，較投資企業債權資產，消耗的資本減少75%。

四是關注基礎貨幣不足。截至2017年6月末，國內基礎貨幣投放的主管道外匯占款連續20個月下降，外匯占款下降料將常態。MLF（中期借貸便利）等新工具對基礎貨幣缺口雖有補充，但規模相對較小，同時期限主要在一年、半年等短期內，需要滾動投放補充，伴有市場波動。從流動性供給層次看，基礎貨幣提供的流動性要比市場內生槓桿交易衍生的流動性穩定。就此，基礎貨幣不足也是2013年以來歷次金融市場波動的重要因素。

五是關注法定存款準備金效用衰減。法定存款準備金對貨幣乘數和貨幣供應調控的影響下降。國內金融機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仍處於較高水準，但同期貨幣乘數處於歷史最高位，貨幣供應量達到GDP兩倍以上，截至2016年年底，M2為155.01萬億元，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155.99萬億元。究其原因，伴隨金融創新“金融脫媒”貨幣槓桿（貨幣派生管道）已從銀行機構貸款擴展至影子銀行業務和影子銀行機構（同業、票據、信託、委託貸款等類信貸資產以及債券投資、股權及其他投資管道），導致貸款、存款準備金率、貨幣乘數關係鬆動。截至2016年12月31日，證券基金、銀行理財、信託、保險資管四項合計泛資產管理規模102.71萬億，佔M2的66.26%、占社會融資總量的65.84%。

六是關注金融科技風險盲點強化主體責任。人工智慧提高了金融服務的自動化水準。但人工智慧是由人賦予的，人工智慧的行為無疑也反映了設計者的風險偏好和道德標準。若某個設計者開發了一個惡意的智能投資顧問被採用，金融市場資產價格難免異常波動。更甚者，大量投資人僱傭同一個表現優異的智慧投資顧問，同質化操作可能出現 “一致行動人”現象，難免被別有用心者利用操縱市場。中外市場量化交易中屢見不鮮導致市場閃崩的烏龍指事件已見端倪。更何況面對黑天鵝事件引發的市場危機，演算法模型程式執行機械任務，程式化的“英雄所見略同”能將市場推向一種單邊走勢加重恐慌，促成系統性風險。筆者多年銀行從業的深刻體會是風險管理不僅是工作，也凝聚著人自身的價值觀、責任心和專業常識判斷能力。危機時，人還是機器，更相信誰，值得深思。

七是關注銀行風控體系微觀基礎薄弱環節。打鐵還需自身硬。目前部分銀行風控體系頭重腳輕，尚缺支行派駐風險經理這一打通管理末梢，從業務源頭管理風險，風控政策有效傳導接地的“最後一公里”環節。同時，部分中小銀行市場化業務發展快速，但卻無內部資金轉移定價系統等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管理的基礎工具，業務發展與風控能力建設相脫節。

八是關注金融服務順週期去製造業、去實體經濟行為。製造業順週期性較強，易受經濟下行影響。2016年股份制上市銀行不良貸款餘額分佈製造業平均佔32.17%。銀行信貸去製造業趨勢加速，大中型上市銀行製造業新增貸款佔比2014年2%、2015年-2%、2016年-5%。2016年股份制上市銀行製造業貸款佔比平均僅為14.07%，同期房地產及相關貸款餘額佔比超過1/3。國際上一般將金融保險與房地產合併在一起稱作FIRE產業，以示經濟金融化。金融自我服務、強化，資金空轉現象突出。企業上市或發行債券募集資金，投資銀行理財，銀行理財委外於非銀機構，非銀機構再用於配置信用債資金流回企業，企業再用資金購買銀行理財。2016年3204家A股上市公司投資理財產品的資金高達8139億元，同比增長48%。銀行同業資金空轉。銀行先將自營或理財資金投向貨幣基金或委外於非銀機構，非銀機構再投資銀行同業存單，銀行再用同業存單資金配置同業理財賺取息差。截至2017年6月末，銀行同業存單託管餘額8萬億。物極必反，金融自我強化到失衡，最終會被市場校正，通常以一種海嘯般慘烈、極端的方式回歸，這也常為“做空”力量所利用。

信貸危機的教訓

更新於2017年8月9日 06:13 英國《金融時報》 約翰•普倫德

普倫德：信貸危機爆發10年後的兩大問題是，全球金融體系現在能夠勝任它的使命嗎？發達經濟體現在是否容易再次發生同等程度的危機？

標誌著歷史上最嚴重金融危機開始的信貸危機爆發已有10年，兩個重要問題出現了。經過了大量補救工作之後，全球金融體系現在能夠勝任它的使命嗎？發達經濟體現在是否容易再次發生同等程度的危機？

隨著美國和英國經濟表現出持續（儘管並不令人興奮）的增長，同時歐元區終於出現同步好轉，銀行似乎不再拖累復蘇。美聯儲(Fed)（見本文題圖）在最近的貨幣政策報告中表示，美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依然不太嚴重。歐洲和日本的央行官員們也附和這一點。然而，基本面沒有那麼簡單。

眾所周知，美國銀行體系的脆弱性低於歐洲銀行體系，這是因為美國政策制定者汲取了早先日本興衰的教訓。其中一些教訓是：在危機後及時確認損失很重要，要進行嚴格的壓力測試，有必要在仔細研判的情況下加強銀行資產負債表，同時保持流向實體經濟的信貸流。

相比之下，在歐元區，政策制定者不願直面主權債務危機的挑戰。壓力測試沒有壓力，銀行相對美國來說依然資本不足。南歐受到不良貸款的困擾。整個歐元區的銀行大量持有本國政府的債務。

這突顯出人們的一個重要感覺，即銀行體系並不能勝任使命。儘管危機後略作調整，但巴塞爾風險加權資本充足制度仍存在根本的缺陷。主權債務被過於優待，因此歐元區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充斥著負債纍纍的政府的債務。同樣，說英語國家的問題是對抵押貸款過於優待，這鼓勵了資產價格泡沫，使得年輕人買不起住房。

至於金融穩定受到的威脅，自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以來，監管機構進行了大量改革。改革旨在遏制過度的風險承擔，減少對融資批發市場的依賴，並確保破產銀行的有序清算。監管機構還出臺了宏觀審慎政策，如貸款與估值比率上限和逆週期資本要求等。然而，金融體系依然存在弱點。

最大的弱點之一是不對稱的貨幣政策，有“央行的央行”之稱的國際清算銀行(BIS)早就指出這一點。自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 2006年結束美聯儲主席任期以來，各央行出現了在經濟低迷期間激進寬鬆、經濟繁榮時卻不收緊的傾向。這導致了利率的向下偏差和債務的向上偏差。在主要國家當中，政府債務自危機以來螺旋式上升，但值得注意的是德國例外。

以如今極低的利率（得益於央行的量化寬鬆政策）來看，這似乎是可控的。然而，這也是一種債務陷阱，除非債券市場崩潰，否則可能很難逃脫，而債券市場崩潰將導致政府借債成本上升，同時損害銀行資產負債表上資產的價值。

同樣有問題的是，規模太大且相互聯繫太緊密而不能倒閉的銀行，自危機以來通過併購規模越來越大。風險不透明而且集中，尤其是在衍生品敞口方面。許多銀行因為太大而難以管理。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被普遍認為是管理最佳的國際銀行。但是當一群交易員2012年在一場所謂的“倫敦鯨”醜聞中虧損60億美元的時候，顯然紐約最高管理層絕對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情況。

政策制定者對這種“大到不能倒”問題的解決辦法是銀行內部紓困，即讓債權人承擔使瀕臨倒閉的銀行恢復健康的成本，以此保護納稅人。然而，一些人擔心，內部紓困將不足以應付全面的系統性危機，而且協調跨境解決方案也將很難。

即便如此，如今也不太可能爆發10年前開始的那種危機，因為信貸擴張還沒有達到泡沫的程度。風險更多在於發生一場非典型的危機：各央行在退出量化寬鬆時出錯，債券市場利率飆升，從而暴露出過度負債的經濟體系的脆弱，並促使央行恢復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

由此導致的損失有多大會落在銀行債權人或納稅人身上，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最終也是個政治問題。

金融危機真的讓人防不勝防？

更新於2017年8月9日 06:13 英國《金融時報》投資編輯 約翰•奧瑟茲

奧瑟茲：2007年8月，世界金融體系明顯有爆發金融危機的重大風險。可當全球金融危機真正爆發時，各界人士為何如此措手不及？

2007年夏天，信貸危機開始登場後，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的許多人士抱怨稱，這場危機史無前例，也不可能預見到。他們錯了。投機泡沫深深地根植於人性之中，而且被廣泛研究過。歷史上最著名的泡沫出現在近四個世紀前的荷蘭——源於鬱金香。

導致投機泡沫的共同因素是：

•一種令人興奮的“顛覆性”新技術，短期內難以估值，長期價值不確定。

•市場流動性寬鬆，股票等證券可以快速轉手

•廉價信貸的供應

這些典型因素可見於不同領域，如運河和鐵路，兩者在19世紀都出現了投機泡沫：

在20世紀的經濟史中，充斥著一系列發生在主要市場的巨大泡沫。所有泡沫都有著幾乎相同的模式，並造成了嚴重的經濟衝擊:

2008年金融危機的新穎之處在於它是一場真正的“全球性金融危機”(Global Financial Crisis)——此類危機的首次。寬鬆的資本管制、電腦化交易，以及投資公司代表美國“嬰兒潮”一代投資的巨額資金，製造了對沖基金經理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所稱的“超級泡沫”。資本在世界各地流竄，所到之處皆形成泡沫。納斯達克(Nasdaq)泡沫破滅後，資金流入美國住宅建築領域，而後流入中國和新興市場股市，後又進入石油等大宗商品——直至2008年末所有市場一起崩盤。

許多不同的市場，在此前走勢各異，後來卻趨於同步，金融家本應從中得到國際性泡沫正在生成的警示。反常的關係串聯起大宗商品、匯率、股票和債券，而且跨越了所有地理邊界。即使在差別巨大的匈牙利和韓國，市場走勢也變得同步：

導致這一切的是一場歷史性的信貸泡沫——使各地投機者可以便宜地進行融資。到2007年春，信貸市場對低質美國抵押貸款的定價水準，似乎它們肯定會得到全額償還。2007年夏天，突然之間，投資者意識到違約風險其實高多了，信貸市場崩盤:

到2007年8月，應該已經顯而易見，世界金融體系處於爆發金融危機的重大風險之中。最壞的局面一年多之後才出現。那麼，為什麼當危機爆發時，監管機構、政治人士、銀行和投資者還會如此措手不及？

FT社評：特朗普應慎使301大棒對付中國

更新於2017年8月7日 11:38 英國《金融時報》 社評

美國若想利用301條款迫使中國屈服，可能適得其反。利用此類強硬武器或被視為極端挑釁行為，有引發全面貿易戰的風險。

上周有關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局正就中國濫用知識產權現象和應對政策展開“嚴肅討論”的新聞應該會廣受歡迎。此次討論的焦點是，美國是否要依據本國貿易法第301條款對中國啟動調查，該條款是美國在貿易領域的一項懲罰性雙邊武器。如果啟動調查，中國有關要求外國公司向當地合作夥伴轉讓技術的規定將是調查重點。

把關注點放在這上面是現在迫切需要的。隨著中國企業在科技方面不斷進步，知識產權成為了中國和西方之間的一個關鍵戰場，不僅如此，北京方面建立的強制外國企業轉讓技術的制度往往也是不公平的、有時甚至是自私自利的。

從電力到高鐵、從計算機晶片到電動汽車等行業，中國迫使美國、歐洲和其他外國企業在中國成立合資企業或與當地合作夥伴分享科研成果。進入中國蓬勃發展的市場，往往或明或暗地與外國企業在轉讓技術方面的進展有關。

在201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時美國和歐洲或許曾天真地希望，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北京方面或許會放鬆對技術轉讓的堅持，對那些在中國大舉投資的跨國企業與當地企業一視同仁。但事實截然相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的政府公佈了被稱為《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的產業藍圖，制定了一些關鍵行業大規模進口替代的目標並且預見國家冠軍企業會變得強大而跨國企業實力減弱。

中國應該意識到，此類明顯的保護主義政策一經實施可能給全球自由貿易帶來難以承受的壓力。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和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的一系列建議指向了更具可持續性的前進之路。中國美國商會呼籲北京方面不要利用“技術要求”來貫徹經濟保護主義或產業政策。與此同時，中國歐盟商會批評《中國製造2025》“有很大的問題”。

反對中國的技術轉讓制度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但如何說服北京方面接受更互惠的貿易和投資體系卻是個極其複雜的問題。這主要是因為美中商業關係高度相互依賴的本質。巨額的雙邊貿易和投資——2016年美中貿易額約6500億美元、自1990年以來累積雙邊直接投資近3000億美元——培養了覆蓋全球的供應鏈和企業合作關係的生態系統。

想利用301條款（相當於大棒的貿易外交工具）等工具迫使中國屈服，可能適得其反。根據第301條款（自從1995年WTO成立以來便不再廣泛使用），美國實際上將在它認為不平的各種事件中同時扮演法官、陪審團和行刑者的角色。利用此類強硬武器可能被中方視為極端挑釁行為，有引發全面貿易戰的風險。

美國和歐洲的明智之舉是收集有關中國濫用知識產權及其不公平的技術轉讓制度的資訊。然而，對特朗普政府來說，較為明智的做法是放棄使用301條款大棒，和歐盟夥伴協同配合，通過堅定的外交談判向中國施壓。

瑞典經驗：薪酬信息公開是可行的

更新於2017年8月7日 06:56 瑞典《每日新聞報》記者卡特琳•馬薩爾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馬薩爾：英國人並不介意自己被數以百萬計的監控攝像頭盯著，但不希望自己的薪水成為公開記錄，這有必要嗎？

這是最後的禁忌之一。你可以在電視上說髒話，可以在公共場合哺乳，但你不可以談論自己掙多少錢。至少在英國不行。從北歐的視角看，英國政府強制英國廣播公司(BBC)披露旗下頂級主持人的薪酬所引發的爭議令人匪夷所思。

瑞典、芬蘭和挪威每年都會公佈所有人的所得稅申報表。在瑞典，隨便什麼人的薪酬都能查到，你只要打個電話到稅務局問一下。對方知道你在查他的資訊，但僅此而已。

你可以知道你的某個芳鄰掙多少錢、交多少稅。這種做法可以追溯到18世紀。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隱私觀念。英國人似乎不介意自己被數以百萬計的監控攝像頭盯著，但他們不希望自己的薪水成為公開記錄。在瑞典，情況正相反。

對很多英國人來說，一個人掙多少錢不屬於公共資訊。錢是私人的事。只不過，現實當然並非如此。

“個人的就是政治的”過去是第二代女權主義者的口號。而女性所取得的大部分政治進展，都要求就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之間的界限進行某種重新談判。

圍繞薪酬透明的辯論也沒什麼不同。加里•萊因克爾(Gary Lineker)、約翰•漢弗萊斯(John Humphrys)等BBC節目主持人的薪酬不完全是私事，而也是英國男女平均薪酬差距高達18%這一現象的一部分。正如演員凱特•溫斯萊特(Kate Winslet)所說的，公開談論或許“不是很好”。但是，展開這場對話的必要性並不因此稍減。

在瑞典，僱員人數在25人以上的企業必須制定平等行動計劃。薪酬差距較大的公司如果不採取措施消除差距就會被罰款。這項制度實施以後，瑞典的性別薪酬差距有所縮小，但仍然有15%。在所得稅申報表同樣公開的芬蘭，性別薪酬差距與英國差不多。

瑞典的性別薪酬差距之所以仍然較高，勞動力市場的隔離性質是一個原因。很大一部分女性在薪水較低的公共部門工作。如果你只衡量從事相同工作的男性和女性的薪酬差異，瑞典的情況就會好很多。薪酬差距變成了6%。

薪酬透明可能與這種性別差異較小的情況有很大關係。它還有其他益處。2015年，美國公司PayScale對逾7萬名美國僱員進行調查。研究結果表明，人們越清楚自己的工資單上為什麼是那個數，特別是與同事相比較而言，他們辭職的可能性就越低。PayScale的戴夫•史密斯(Dave Smith)表示，“研究發現，圍繞薪酬進行開放、坦誠的討論，比一般的員工參與度衡量標準（如職業發展或者獲得上司賞識）更重要”。

瞭解更多資訊傾向於幫助人們做出更好的決策，從而使經濟能夠更好地運行。為什麼要對薪酬作例外處理？

北歐國家的人們在談論金錢時往往比較放鬆，其中一個原因是，一個人掙多少錢在那些國家沒那麼重要。而在一個不平等程度更高的社會，比如英國，生活質量與收入水準是密切相關的，圍繞薪酬的對話也就沉重得多。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經夢想有朝一日經濟學變得沒那麼重要。他認為，一旦我們的經濟問題解決了，我們就能把精力放在其他事情上。經濟學家將“被看作像牙醫那樣的謙卑、能幹的人”。也許有一天我們說起薪水會像談論天氣一樣輕鬆自在。即便在英國也不例外。

本•濱瀚：亞開行與亞投行不是競爭關係

更新於2017年8月8日 10:51 FT中文網公共政策主編 劉波

亞開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稱，亞投行能減輕其他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的壓力，亞開行將與它合作，相互交流經驗，共同成長。

自中國牽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並吸引70多國參與以來，這一撬動亞洲乃至全球金融版圖的行動，就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此舉標誌著中國對國際金融治理結構的介入加深。這個銀行與其他國際金融機構之間將是什麼樣的關係，也一直在引發各種猜想。

近日FT中文網專訪了亞洲開發銀行（簡稱：亞開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本•濱瀚（Benedict Bingham，文首圖中），請他就兩個金融機構的關係發表意見。本•濱瀚還介紹了亞洲開發銀行在中國的工作重點，以及他對中國面臨的發展問題的思考。

FT中文網：目前亞洲開發銀行在中國的工作重點都有哪些？

本•濱瀚：中國是1986加入亞洲開發銀行的，去年我們慶祝了中國的加入。我們最初的合作是集中在大型基礎設施領域，但隨著中國變得更加富裕，中國經濟變得更加成熟複雜，我們也在和中國政府協商的情況下調整了工作重點。我們的工作計劃植根於中國政府的“十三五規劃”。

目前亞洲開發銀行首要的重點是環境和氣候變化。近年來中國政府的關注重點轉向了生態文明建設，確保更具可持續性的增長模式。

第二位的重點是促進包容性增長。這是因為：第一，雖然中國取得了無與倫比的減貧成就，但鑒於中國的巨大規模，仍有很多貧困地區，需要解決那裡的問題；第二，即使中國實現了到2020年消滅絕對貧困的目標，維持包容性、平衡性的增長模式將仍然是一個重要的任務。實現包容性增長也不只是解決貧困問題，而是要面對各種發展問題，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中國需要更好的社會基礎設施來應對老齡化的未來，例如改革養老體系的重要性日益迫切。

第三個重點是協助中國政府進行政策改革，包括公共管理和金融行業的改革。這也是中國政府的工作重點，因為中國政府意識到了加快生產率增長的重要性，而為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更複雜的政策框架。

第四個重點是整個區域合作問題，包括促進中亞、南亞等地區的合作，而中國也積極參與中亞等地區的經濟合作，顯然這會對中國西部省份的經濟增長產生效果。

第五個重點是知識共用，這是一個經常被忽視的領域。目前知識共用日益出現了雙向化的趨勢。過去的模式是中國輸入知識，而現在中國自身積累了不少的發展方面的知識。我們和中國財政部達成了區域知識共用倡議，除了一般性的知識共用外，還向亞洲開發銀行的其他成員國輸出中國的發展經驗。

FT中文網：在這些方面，亞洲開發銀行準備如何發揮它的主要優勢？

本•濱瀚：我們要做多邊銀行最善於做的事情，不是做純粹的金融。如果你看所有在中國的多邊銀行加起來提供的資金，也並不是很多，金錢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單純的知識也不是最為關鍵的因素。多邊銀行最擅長做的是，在具體的投資活動中將它所掌握的知識變成可用於改變現實的知識。我們在中國與中國方面合作，運用我們的經驗和技術，打造可以複製和推廣的示範項目，並讓中國政府瞭解到如何將這些項目適用於具體的環境。這就是我們在中國工作的性質。

FT中文網：你如何看待亞洲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關係？

本•濱瀚：亞洲開發銀行的主要目標是注入政治資本和政治能量，促進亞洲和全球的融合。這個目標是早已存在的了，不是新事。如我所說，亞洲開發銀行自成立以來也一直致力於促進地區和全球融合。而現在的新事是，中國也準備在這方面投入更多的政治能量。當前的挑戰是如何疏導這種能量，促使各國的戰略和地區戰略齊頭並進，增進融合。這意味著要找到新的機制來使各國走到一起，相互協調。這需要新舊機制的合作。

51年前亞洲開發銀行成立時，差不多和亞投行一樣，相對於世界銀行等全球機構而言，是開發銀行領域內的一個新成員。當時，這些機構也並沒有把亞洲開發銀行視為威脅，事實上各個機構之間的互補功能，增強了這整個領域的能力。各個機構感受到的並不是競爭關係，而是對各自活動的輔助和促進。如果看我們當前面臨的任務的巨大規模的話，就可以看到，這不僅是金融問題，這還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本，因此需要群策群力。

目前亞投行準備將主要精力集中於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這是它能為這個領域提供的新要素，既包括資金，也包括人力資本。亞投行這樣做，能夠減輕其他機構的壓力，讓我們一起向新的領域邁進。這是我從歷史中得出的看法，也是我在來到中國以後，與中方討論過程中得出的看法。一些人想像，面對亞投行，我們會做出某種“防禦性”的反應，但我們不會做出那樣的反應。我們將與亞投行合作，相互交流經驗，共同成長。

FT中文網：中國的城鄉差距、地區間發展差距仍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本•濱瀚：我認為首先是在全國範圍內繼續投資於教育機會的增多，社會服務的增多，創造更能促進平等的社會安全保障網，這是一切的基石。其次是確保改革議程能夠更快地得到落實。

中國需要保持經濟的可持續性增長，需要在經濟發展領先的省份繼續提高潛在生產率，這能夠帶來“溢出效應”，拉動周邊其他地區的增長。同時中國有西部大開發計劃，提高西部地區的農業生產率，這將是縮小地區差距的一項戰略。同時，歐亞大陸一體化戰略也與此有關。在中國的西部省份和歐亞大陸其他地區之間創造新的市場、新的交流方式，將促進中國西部的增長。

中國需要把在東部地區實現的發展經驗以適應當地環境的方式推廣到西部，創造適合於西部經濟增長的、城市化的、促進創業與創新的環境，鼓勵年輕人投入當地的發展之中，以此來彌合地區間差距。德國、英國等國政府目前也在努力探索如何促進經濟相對落後地區的發展，制定新的戰略，重塑經濟結構，以應對未來已有經濟結構不具備可持續性的挑戰，這方面有非常多的國際經驗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