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貿易順差各自表述
2017-08-22 01:32經濟日報 陳沖
川普為郭董月臺，其實並不意外。從競選到當選，從當選到就任，從就任到現在，川普始終在意美國的貿易逆差。嚴詞譴責貿易順差國，笑臉歡迎減少逆差的作為。由3月初USTR的兩項貿易文件，到4月間財政部的匯率報告，無不顯示America First「美國第一」的精神，有時甚至是America Only「美國唯一」，只顧美國，卻無視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
外界常認為，美國貿易談判的主要對手是中國。不過更常被川普乃至其團隊重力抨擊的應是德國。就職前十天，白宮貿易顧問內瓦羅即指控德國操控匯率，協助產業外銷，德國反擊德國已不使用馬克，歐元非其所能控制，甚至質疑歐洲中央銀行立場；德國外交部長更直斥「make better cars」，暗詆美國汽車的品質。但這種氣勢旋被德國公佈2,700億歐元貿易順差所抵銷，雙方唇槍舌戰，莫衷一是。川普在6、7月數度於公開場合抨擊德國，並以簡單易懂、顯然是訴諸國內選民的語言「Very bad on trade」，形容美德貿易的關係。
將美國不景氣，歸罪於產業外移、非法移民及匯率操控，是對經貿的無知；而意圖以提高關稅、驅逐移工、廢除FTA做為解決方案，更是自毀長城。G20財長會議的公報竟因美國反對，無法納入「維護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字樣，也難怪梅克爾在6月29日演講時高調譴責保護主義及孤立主義。對川普而言，貿易順差是bad，貿易逆差是good，最好能做到平衡，經濟學人雜誌曾以economic illiteracy（經濟文盲）形容此種論調。川普對自由貿易的解讀，也許並不正確，但其多次批評德國貿易順差，也許有一種歪打正著的效果。台灣自46年前開始享有穩定的出超以來，也許因為對國際情勢的不安，對「出超」（順差）十分推崇，甚至也因此影響中央銀行的匯率政策。但順差真是如此美好？
從某一方面看，貿易順差來自出口的貨物價值，超過進口貨物價值，好像一個人或家庭，收入多支出少，享有節餘，也因此儲存未來消費能力，好像是美德也是美事。但是長期大量的貿易順差，姑不論有無匯率操控（應該有），至少也表示犧牲國內的資源、勞力、環境進行生產，提供產品予外國，而卻未換回可增益國民福祉的足夠商品或服務。
從經濟學角度觀察，貿易順差其實等於超額儲蓄（也就是熟知的NX＝S－I，由NX＝Y－G－C－I及S＝Y－C－G而來），換句話說，會產生「出超」與國內儲蓄過多，而投資太少有關，類似億萬富翁卻連個冰箱都不願意買。德國的順差來自國民、政府、企業都有過高的儲蓄，國民的行為或許與官方所說高齡化社會有關，但政府及企業吝於投資，就會對國家長期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也引起川普對順差的注意。
川普不滿德國的貿易順差，是關心德國勞工低薪影響消費，政府及企業投資不足，從而不利德國、歐陸乃至全球經貿，應該是悲天憫人的胸懷。而德國對川普的指責頗覺冤枉，因為德國對美貿易順差為649億美元，比日本還少30億，但美國匯率報告指出，德國問題在於整體順差占GDP比例達8.3%，明顯過高，表示其投資低迷、消費不足。如果這點成立，台灣更應注意，因台灣全年出超達GDP 13.4%（大陸1.8%），整體外匯存底更占GDP 82%（德國1%，大陸與韓國為27%），因此台灣的問題比德國還嚴重，當政府官員為貿易順差而驕傲，為龐大外匯存底而欣喜時，也要想想在這些數字背後的意義，這才叫「前瞻」。
中國圍繞資本外流的“貓抓老鼠”遊戲遠未結束
更新於2017年8月24日 06:17 英國《金融時報》 桑曉霓
桑曉霓：資本外流和中國逆轉資本流向的努力既是金融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儘管經濟形勢好轉，但政治考量依然複雜。
上週末，北京方面對禁止、限制或鼓勵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做出了更詳細的指示，這讓人確信：政府已決心不讓2015年和2016年的事態重演。當時人民幣急劇下跌，資本外流激增，股市大幅下挫。
在北京方面看來，金融風險仍是巨大的，儘管兩年前那種人民幣貶值、資本外流不斷加劇、資本與金融賬戶雙赤字的可怕惡性循環已得到扭轉。
中國金融領域穩定下來，消除了幾個月前困擾投資者的全球最擔憂的問題之一。當然，形勢好轉並非完全歸功於北京方面——但北京方面發揮了部分作用。儘管如此，投資者仍不得不懷疑，在北京方面降低金融風險之際，引發巨大資本外流的政治風險仍潛伏在表面之下。
如今，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已顯著改善。資本外流大幅減少。資本和金融賬戶的赤字從去年全年的6400億美元，降低至今年上半年的區區420億美元。此外，如北京方面所願，2017年上半年海外直接投資額減少了三分之二（摩根大通(JPMorgan)數據顯示，這佔到中國資本外流減少部分的三分之一）。如果隨著管制措施冷卻房地產市場，導致中國經濟在下半年略微放緩，那麼這也是一件好事，因為中國已變得太依賴房地產推動增長了。
“我們預計，收緊資本管制將把資本外流保持在低水準，受到最大影響的將是房地產行業的海外直接投資。”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指出。他認為，到2017年底人民幣匯率將為1美元兌換大約6.6元人民幣，遠遠高於一些悲觀的分析師在不久前所預計的1美元兌換7至8元人民幣。
可以肯定的是，摩根大通的一項新研究顯示，北京方面對不聽話的民營企業的控制趨嚴，只是關於資本外流的擔憂的部分原因。與此同時，“企業對外匯資產和負債的調整一直是導致中國資本流動起伏不定的重要因素”，以朱海斌為首的摩根大通經濟學家們指出，“企業削減外債佔到2014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一季度資本外流總額的40%至50%，但自去年年初以來，這種情況似乎已被扭轉。”
中國資本外流
分析：償債是中國資本外流最大因素
銀行貸款償還和證券投資解除在今年前九個月中國的淨資金流出中占3010億美元，而對外直接投資僅占780億美元。
資本外流和北京方面逆轉資本流向的努力，歸根結底都不僅是金融問題，也同樣是政治問題，並與反腐運動緊密相關。得到北京認可的公司，可以做那些失寵的公司不能做的事；銀行為那些不僅信譽好、而且在政治上過硬的公司提供融資。如今，安邦(Anbang)、萬達(Dalian Wanda)、復星(Fosun)和海航(HNA)這四家連續收購海外資產的企業已受到限制，但到底是所有大型交易都將被打壓，還是其他企業將獲準填補空白，目前仍無定數。
中國買家捂緊荷包的可能性，將對一切產生影響——從歐洲資金緊張的金融機構和運動隊，到好萊塢製片公司以及紐約和新加坡豪宅的所有者。本周，萬達放棄了以4.7億英鎊收購一個倫敦地塊的計劃。
與此同時，有關下一筆大交易的猜測已讓位於有關“資產重新分配”（委婉說法）的猜測，或者有關這四個集團現有的離岸資產將如何處置的猜測。它們將獲準保留自己控制的這些公司和資產，還是將把這些資產“重新分配”給其他公司？ 如果是後者，接盤的可能是哪些公司？ 這些問題的答案遠未明朗。
無論如何，一些投資者認為，一旦中共十九大（目前計劃於10月份召開）塵埃落定，北京方面的經濟限制將會放鬆。
儘管如此，我們很難相信，這場“貓抓老鼠”的遊戲會停下來——即便在10月之後。普通家庭和最富的億萬富豪都將繼續努力把資金帶到境外。實際上，“中國遊客的海外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也許都反映了隱蔽的家庭部門資本外流，”朱海濱補充道。
但是，即便在投資者對經濟前景鬆一口氣之際，政治考量還將變得更加事關重大和複雜。
分析：美中若爆發貿易戰中國損失更大
更新於2017年8月21日 06:28 英國《金融時報》 米強 北京報導
世界大企業聯合會的報告稱，從數據看，中美貿易戰對美國經濟似乎不是重大威脅，但它對兩國的間接傷害將相當大。
一份針對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敞口的新分析表明，若美國和中國爆發貿易戰，直接影響將對中國更為不利。
世界大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基於出口數據撰寫的這份報告顯示，美國和其他主要發達國家的出口部門也不會受到中國經濟放緩的太大影響。
這家總部位於紐約的企業遊說團體發現，美國和歐盟對中國的出口附加值分別相當於各自國家經濟產出的0.7%和1.6%。即便對中國鄰國日本來說，該數據也只是2.1%。
相比之下，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附加值幾乎相當於其GDP的3%，這表明，如果與特朗普(Trump)政府爆發貿易衝突，中國受到的損失將更大。
報告作者之一、世界大企業聯合會高級經濟學家埃裡克•倫德(Erik Lundh)表示：“從這些數據來看，美中貿易戰對美國經濟似乎不是重大威脅。”
然而，倫德警告稱，如果全球兩個最大經濟體全面爆發貿易戰，對兩國的間接傷害將會相當大。
他說：“美中貿易戰將會波及兩國關係的其他重要方面，可能讓美國感到相當痛苦。”他指出，美國消費者可能受到進口商品價格上漲的衝擊。“美中貿易崩潰將通過通脹對消費者產生直接影響。”
世界大企業聯合會在本週一發表的報告中拆解了傳統的貿易數據，比如說，傳統做法將在中國市場銷售的加拿大拖拉機視為完全是加拿大對中國的出口產品，即便它的部分配件來自美國。世界大企業聯合會的數據將加拿大拖拉機中的美國配件計算為美國對中國的出口。
同樣，就那些在中國製造、最終在美國銷售的iPhone來說，其中來自韓國和台灣的配件也被計算為韓國和台灣對美國的出口。
該報告發現，儘管就影響範圍和程度來說，從中國匯率政策到出境旅遊等中國因素對跨國公司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在“上升”，但從貿易角度來說，“世界總的來說對中國的依賴度不高”。
明顯的例外包括韓國以及澳大利亞等自然資源出口大國——韓國和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附加值分別相當於本國年度經濟產出的6.8%和4.4%。中國已經利用對韓國的經濟影響力，來試圖阻止美國在韓國部署反導武器系統。
混業下的金融監管四個轉向
更新於2017年8月22日 09:07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楊宇霆、中國市場經濟學家曲天石 為FT中文網撰稿
楊宇霆、曲天石：完美的金融監管框架不存在。中國金融業已經走到更集團化、市場化階段，混業經營、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是不可逆轉的大潮流。
混業經營早已是世界金融業發展的大趨勢。早於全球金融海嘯（GFC）以前，很多觀察家以及國際機構對金融服務的趨同（Financial convergence）所帶來的監管挑戰已經提出了不少的疑慮。在GFC爆發以後，各國政府才發現銀行、投資銀行（或券商）和保險公司在整個系統之中錯綜複雜的關係。可是，各國中央銀行以大水漫灌的方式救市，把凈息差（net interest margin）推至極低水準，使得銀行有更強烈的意願加杠杠，提高收益率。某種程度上，金融監管部門近年加強審慎宏觀管理，提高對風險資本金的要求，是為了應對貨幣寬鬆帶來的潛在金融泡沫。由此可見，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是不可分割的兩兄弟。
近年，中國金融業者也有混業經營的衝動。錢太多，利率低，資金找出路，市場出現各式各樣的金融產品來吸收資金、轉手投資，銀行、保險、資管、信託等機構角式模糊。另外，傳統的貨幣政策制定，是以央行和銀行系統作為其理論基礎。如今，在銀行和非銀金融機構已經不分你我、真偽難分的時候，對貨幣政策的效果和效率也帶來一定的影響。也就是說，傳統的監管框架可能已經跟不上現階段的發展。有了這個大背景，便更容易理解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各種政策方向中。大會已經開了，調子已經定了，今後，中國的金融監管模式能不能真正跟得上新時代的發展，需要處理好四個比較重要的“轉向”。
首先，從“行業發展”到“專業監管”的目標轉向。金融監管機構在監管和行業發展中的雙重角色，源自監管部門成立之初。彼時，國內的金融市場處於起步階段，金融機構中存在著強烈的計劃經濟思維，金融產品簡單，金融行為以對內為主，金融交易並不活躍。因此，行業主管部門的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不是金融“泡沫”，而是金融部門不能跟上經濟發展對於金融服務的需求。這就在客觀上需要管理部門承擔大量的行業發展職能。在實踐上，金融管理部門致力於放鬆管制和審批，並進行了大量的市場建設工作。這些都對境內的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在2002年末，全部債券市場規模只有人民幣3.7萬億元，企業債券的發行僅限於重點國有企業。而在2016年末，債券市場的存量已經超過了人民幣64萬億元，是當年的17倍，債券的種類和發行管道也不斷增加。
經過十幾年的高速發展，金融體系快速成長。隨著產品的豐富和市場深度的拓展，金融行業已經具備了相當強的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甚至擁有駕馭宏觀經濟起落的實力。但是高速的發展也帶來了風險的積累，出現了個別金融機構經營行為過於激進、博弈監管、通過規避監管來放大槓桿、過度承擔風險等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必須將行業監管與市場發展分割開來，讓市場的歸市場、監管的歸監管。但是，對於監管機構而言，從十幾年的“家長模式”中走出來，迅速轉變為純粹的、高水準的監管者，不僅僅面臨技術上的挑戰，更多是思想的挑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了“恪盡職守、敢於監管、精於監管、嚴格問責的監管精神”，就是正視現實、推動監管機構角色轉變的起點。在國外，很多監管部門為了提高專業水準，甚至願意招聘行業翹楚、外國專家參與監管工作。下一步的工作，應該是建立一組擁有國際視野同時瞭解行業運作的專業監管團隊。
第二，從“機構監管”到“功能監管、行為監管” 的對象轉向。我們在此不想贅述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的定義，但想說明，二者的本質是一致的，就是跳出“一畝三分地”的限制，強調“實質重於形式”的監管原則。在這一原則下，相同的金融功能或行為對應相同的監管標準。
筆者所供職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銀行受澳大利亞金融審慎監管局（APRA）的監管。澳大利亞是主要發達國家中較早實踐行為監管的經濟體。APRA成立於1998年，負責監管銀行（接受存款公司）、保險公司以及超級年金等機構，旨在維持金融機構的償付和支付能力，保障存款人、受保人和投資者存放於相關機構的資產，重點是計算該類機構對應潛在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及營運風險的資本金要求。
同時，澳大利亞證券及投資公署（ASIC）負責管理金融市場的運作，專註於監控金融產品的開發、銷售和交易，重點在於監管市場參與者的行為。APRA和ASIC一縱一橫，構成了網狀的金融監管結構。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各國監管機構逐步認識到了以往以機構監管為主的監管模式的不足，紛紛轉向了注重業務實質的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其中，英國的監管改革就採取了類似澳大利亞的模式，設立了金融審慎監管局（PRA）和金融行為監管局（FCA）。
可以說，從機構監管走向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是監管機構的自我進化。其背景是近三十年來金融中跨行業、跨市場業務的蓬勃發展，對以往的機構監管模式帶來了挑戰。中國的監管機構如今也面臨著同樣的挑戰。雖然中國金融業名義上是分業經營的，但隨著各類機構收購、控股、設立不同業態的子機構，事實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已經存在了。而跨市場這一點在金融產品上體現得更為突出。以理財產品為例， 其資金往往流經理財產品、信託、證券資管等幾個類型的機構和理財、信託、資管、固定收益（非標）、債券等多個產品類別。雖然監管機構已經認識到了產品和機構關聯性帶來的潛在風險，但囿於固有的機構監管模式，在實現穿透式監管方面始終面臨著顯性或隱形的藩籬，限制了監管的效力。
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功能和行為監管的方向，說明監管層已經注意到相關的問題。建議下一步的工作，是如何為各種金融功能的訂立其定義和標準，明確監管部門的分工。
第三，從“自掃門前雪”到“互聯互通”的態度轉向。事實上，對於任何實行多頭監管的經濟體而言，監管資訊的共用都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其根源在於監管機構自我保護的心態。相對於金融機構和市場的靈活多變而言，監管部門擁有該行業的信息優勢。可是，官僚主義往往成為資訊共用的屏障。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突出了這一問題，也為改善監管資訊共用提供了契機。主要經濟體在危機後的監管改革中，都注重協調和資訊共用機制的建設。例如，美國設立金融穩定監管理事會（FSOC）負責監管協調，並在財政部下設金融研究辦公室（OFR）以支援FSOC的工作。
過去幾年，監管協調和資訊共用也是中國金融監管部門密切討論的議題之一。2013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覆同意建立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是在這一方面的重要進展。此次金融工作會議確定設立的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則是對已有機制的全面升級。這一政策舉動，顯示出中國政府已經切實看到了進一步提高監管協調和資訊共用的必要性，和從實際出發，解決監管痛點和難點的決心。建議下一步的工作，是落實資訊數據庫的建立，並願意提高透明度，以此作為投資者的決策基礎。
第四，從“有權無責”到“無權有責”的權責轉向。會議定位了“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權”，為過去若干年中央與地方在金融管理方面的博弈“蓋棺定論”。在計劃經濟時期，地方政府普遍具有“金融財政化”的情節，視金融機構和金融資源為“地方政府部門”和“第二財政”。在金融市場化之後，這一思想雖然有所減弱，但地方政府仍有很強的動力來影響地方金融機構的經營，推動銀行加大對當地的信貸投放，並為聚集金融資源而不斷設立地方性金融機構。對地方政府而言，金融風險的往往是國家層面的事情，而金融資源卻是地方可利用的“公用地”，可以“搭便車”，這就形成了典型的道德風險問題。結果往往是導致地方金融機構注重放貸、刻意做大規模、輕視風險管理，最後造成風險。而這種地方政府受益、中央金融管理部門承擔風險的機制，形成了逆向激勵。
此次金融工作會議提出明確提出地方政府要“在堅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權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統一規則，強化屬地風險處置”，就是要正確規範地方政府在金融領域的權和責，通過強化其“風險職責”，避免地方政府在金融領域的過度活躍。同時，強調金融管理是中央事權，也突出了金融監管部門的權威性，有助於減少現實監管工作中的阻力。下一步，我們將密切觀察國務院層面所協調的政策方向，如何因地制宜，在地方層面得到有效落實。
完美的金融監管框架是不存在的。如今，在中國經濟經歷了近三十年高速發展的背景下，金融業已經走到更集團化、市場化的發展階段，混業經營、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已經是不可逆轉的大潮流。同時，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給利率政策和匯率政策的有效性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於金融市場發展的速度極快，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對策也未必在將來能適時解決所有問題。因此，廣納意見，隨時聆聽，仍然是監管系統自我更新的最佳態度。
美國貿易制裁中國不理性
更新於2017年8月22日 09:07 FT中文網撰稿人 崔曉敏 東艷
崔曉敏、東艷：美國對中國啟動“301調查”，外貿逆差是否損害美國利益？無論“控進口”還是“促出口”，單邊貿易制裁都不能扭轉逆差。
八月伊始，中美貿易摩擦已是一波多瀾。
1日，美國商務部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在《華爾街日報》上指責中國對源自美國的進口品實施了貿易壁壘，通過低成本貸款、能源補貼、退稅等非公平貿易方式促進出口，並表明美國將採取貿易救濟措施等方式來糾正雙邊失衡問題；8日，美國商務部發布對來自中國的鋁箔再次實施反補貼調查申明。這一調查不同於今年4月底發起的鋁232調查，主要目的在於考查中國鋁產能過剩、傾銷、非法補貼等因素是否威脅到美國的經濟安全和軍事準備；1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備忘錄，授權美國貿易代表審查“中國貿易行為”，包括中國在技術轉讓等知識產權領域的做法。
與傳統“雙反”調查不同，知識產權領域的貿易審查涉及到貿易和投資領域的雙重規則，不能由單邊規則解決。然而，特朗普政府一方面企圖繞過WTO多邊爭端解決機制，另一方面又擱置了中美雙邊投資談判。筆者認為此時提出審查，貿易戰意味明顯。18日，美國正式對中國啟動“301調查”。
儘管當前特朗普還未採取實質制裁措施，但考慮到其貿易團隊中多為華貿易態度強硬，如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白宮貿易與工業政策主任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和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加之兌現競選承諾的政治壓力，可以預期審查結果大概率對中國不利，中美貿易摩擦已是箭在弦上。
特朗普授權萊特希澤動用所有可用的政策選項，以確保“公平和對等的貿易規則”。當前美國對中國實施的最強硬調查和制裁措施即為“301調查”，援引自《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該條款授權美國總統越過國會在有關對外國立法或行政上違反協定、損害美國利益的行為上採取單邊制裁行動。
然而，自發貿易下產生的外貿逆差是否是損害美國利益的行為？美國對中國實施單邊貿易制裁，能否帶來美方貿易逆差的大幅度縮減？筆者認為美國單邊貿易制裁中國並不具備經濟意義上的合理性，更多是出於政治利益的考量。
圖1：1991-2016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的國別分佈
數據來源：UN comtrade數據庫和作者整理。
歷史上看，中國並非一直是美國的首要逆差國。美國的貨物貿易赤字始於1971年，1976年後逆差開始持續擴大。1985年廣場協議後美元大幅度貶值，以美日逆差為主體的貿易赤字迅速收縮，美國貿易制裁措施取得階段性勝利。
然而，1991年後在低利率、財政刺激及全球化的影響下，美國貨物貿易赤字大幅反彈到的8116億美元（2015年）。從國別來看，1976-1995年間日本是美國的主要逆差國，而1996年後中國才取代日本成為美國的第一大逆差國。隨後，中美貨物貿易逆差一路飆升，至2016年已佔其逆差總額的45.9%，接近日本高峰時期的比重。
美國的其他主要逆差夥伴國還包括德國、日本、墨西哥、韓國、義大利、印度、法國、加拿大。這些國家分為三類，一類是在地理上與美國具有貿易優勢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另一類是與美國具有較強產業競爭關係的高收入國家，最後是與美國產業上具有明顯互補關係的中國和印度。
中美貨物貿易逆差與雙邊產業結構演變密不可分。中美貨物貿易源起於兩國在要素稟賦和產業結構上的互補性。早期，美國在資本密集型產品上具有顯著優勢，而中國的貿易優勢則在於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因而此時中美貿易逆差也主要體現在紡織、服裝、石油和雜項製品上，其中紡織和服裝更是貢獻了中美貨物貿易赤字的一半左右。
隨著時間推移，中國積累了大量資本，中美貨物貿易逆差主體也逐漸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產品轉變。2012-2017年，電信、錄音及重放裝置和設備、辦公用機器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成為中美貿易逆差的前兩大產品，貢獻了總貨物貿易逆差的43%。而紡織、服裝、傢具和鞋類等勞動密集型出口品儘管仍列於前十，但重要性大大下降。
以關境為基礎的貿易統計法，高估了中美貿易逆差情況。根據筆者的估算，2000-2007年，中國出口企業使用了大量的進口原材料，其國內附加值比平均為82%，其中純加工貿易企業該指標僅為50%。如若按照增加值統計法進行修正，可發現傳統方法將中國2007年的貿易順差高估了24.9%（李昕和徐滇慶，2013）。其中，統計偏差最為嚴重的十個行業為辦公設備及計算機製造業、紡織業、服裝鞋帽皮革製造業、金屬製品業、橡膠及塑膠製造業、電器機械及器材製造業、雜項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造業、其他運輸工具和木材及傢具製造業。事實上，這些行業也是2007年中美貿易逆差貢獻度最大的幾個行業。因此，基於關境統計法得到的中美貿易失衡度並不真實。
綜上，從美國貿易逆差的演變和中美貨物貿易逆差的結構性變化可以看出，中美雙邊巨額貿易逆差是在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下雙方充分利用資源稟賦、發揮產業優勢、實現有效分工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傳統的貿易指標甚至誇大了雙邊貿易的失衡情況。
經濟意義上，貿易戰並非縮小中美貿易逆差的合理管道。美國若想縮小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無非兩條管道——降低從中國的進口（簡稱“控進口”）、擴大對中國的出口（簡稱“促出口”）。然而，無論是從“控進口”還是從“促出口”，單邊貿易制裁都不能扭轉逆差。
中美產業關聯性較高，如果選擇盲目的制裁，只會造成兩敗俱傷。一方面，中國出口中有三成以上為加工貿易，吸引的外資中大部分來自美國、日本和歐盟。這意味著如果美國對中國發起單邊貿易制裁，將直接損害本國企業及同盟國企業的利益，甚至引發多邊貿易戰。
另一方面，美國即便對中國發起貿易制裁，也不能重回“美國製造”。供應商的選擇取決於生產成本的相對高低，而生產成本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勞動力成本，這恰恰是發展中國家擁有巨大優勢的地方。儘管近年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快速上漲，並已經超過印度和越南，但仍顯著低於美國。受工資上漲的影響，部分服裝和紡織產業已從中國向南亞和東南亞國家轉移。如果美國進一步從貿易上制裁中國，可能迫使更多的產業從中國轉出，同時美國與遷入地國家的貿易逆差也將大幅提高，即中美貿易失衡轉變成美國和遷入地國家的失衡問題，美國巨額貿易逆差並無實質性改變。這對於中國和美國來說都將是不利的局面。
美國“促出口”發力不準，高科技產品出口仍存在限制。中美產業結構的互補性表明，儘管中國在低端製造業上擁有優勢，但在高技術產品上擁有巨大需求。而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限制恰恰阻礙了雙邊貿易的正常發展，甚至在一定程度是導致了貿易失衡。在美國軍用和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法律的約束下，諸如航空發動機、先進導航系統、雷射器等高科技產品均被限制出口到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美日貿易摩擦激烈之際，美國要求日本進口其具有優勢的產品，如衛星、超級計算機、金融和服務等。這既有助於消除美日貿易失衡，也有利於日本在尖端技術產業上的發展。遺憾的是，與美國存在意識形態分歧的中國顯然並沒有獲得這方面的公允對待。
服務貿易或將成為中美貿易談判的出路。美國的貿易赤字主要來自於貨物貿易，而在服務貿易上保持著較強的優勢。自2000以來美國對中國始終保持著服務貿易順差，到2015年約為2,474億美元，但當前服務貿易順差的體量仍較小，僅占同期貨物貿易逆差額的8.3%左右。考慮到中國人均收入增加累積的龐大的旅遊需求，以及美國在教育、醫療等方面仍然保持著吸引力，美國對中國的服務貿易順差有望繼續擴大。但和美國在高技術產品上的保護類似，中國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短期內並不會大幅削減在金融、衛生和電信等服務領域的保護。高科技和服務業上的權衡，可能也正是中美貿易摩擦的妥協點。這從《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早期收穫》的十條共識即可見一斑。
既然貿易制裁中國並不具備經濟合理性，特朗普政府為何執意對中國啟動貿易審查？政治壓力是首要因素。從美國國內來看，特朗普面臨兌現競選承諾的壓力。“中國製造迫使美國人丟掉飯碗”這不僅是大多數美國普通民眾的看法，在學術界也擁躉頗多。為贏得選票，特朗普在競選時表明一旦當選將對中國產品課徵45%的高額關稅，並確定了一支由對華強硬派組成的貿易團隊。眼下，正是他兌現承諾的時候。從國際形勢來看，美國8月貿易制裁中國具有國際政治斡旋的色彩。
對中國政府而言，無論美國最終是否挑起貿易戰都應未雨綢繆，學習他國應對摩擦的經驗，積極尋求多邊爭端解決機制維護合法權益。同時，中國在國內結構改革上也應繼續發力，提升“中國製造”的產業地位和國際競爭力，以抵抗貿易戰的消極影響。在應對貿易摩擦方面，日本採取的“有限退縮”的應對方式能夠給中國帶來許多有益的啟示，詳細內容且見下一回評論。
抑制金融風險將讓中國經濟更具可持續性
更新於2017年8月25日 06:15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尼古拉斯•拉迪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拉迪：中國的信貸擴張已顯著降溫，當局應維持這種更溫和的信貸擴張，這跟降低金融風險和增強可持續性的政策一致。
在多年的信貸高速增長之後，中國領導層如今對降低金融風險極為關注。就在不久前，官方還對這個問題保持沉默。自2016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多次就這個主題發表講話。
頂層的如此關注，已帶來了重大政策變化。中國保監會前主席已落馬，中國開始嚴格執行限制性更強的政策。保監會前主席曾允許保險公司用銷售短期壽險保單所得資金，進行流動性差的長期投資。咄咄逼人的新領導層接管了中國銀監會，銀監會幾乎立刻發布了抑制銀行進行監管套利的新規，並開始調查銀行對少數幾家實施大舉海外併購的公司發放過多貸款的情況。
中國央行採取措施提高了多種短期利率，包括銀行間市場的短期利率（這很重要）。最後，中國國務院（即內閣）上月成立了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Commission)，以更好地協調不同金融監管機構的工作。
與此同時，最近幾個季度裡中國的信貸擴張已顯著降溫。
傳統觀點認為，收緊金融環境，加上公司盈利復蘇的力度逐漸減弱，將壓低增速——這與官方政策背道而馳。決心實現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到2020年的10年裡翻一番的長期目標的中國當局，將不會用如下方式回應，即縮減預算赤字並推進適當的結構性改革（比如縮減虧損的國企的規模）。相反，中國當局的回應將是繼續保持龐大赤字、延續此前的瘋狂信貸擴張速度，以推動增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結果將是公共債務和公司債務的進一步飆升。就公司債而言，IMF預測，到2022年國內信貸相對GDP的比例將升高至近300%——在世界其他地區，跟這一比例聯繫在一起的，要麼是（當槓桿過高的問題最終得到解決時）增速大幅放緩，要麼是金融危機（如果槓桿過高的問題被忽略的話）。
這一分析忽視了幾個因素。第一，中國領導層顯然已提高了降低金融風險相對於實現最大經濟增速的重要性。他們似乎準備好接受略低一些的增速，甚至是一定程度上金融壓力的增加，作為讓信貸增長更溫和的代價。
第二，儘管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增長已放緩，但中國在10年內讓真實GDP翻一番的目標已觸手可及。10年翻一番需要年複合增長率達到7.2%。在截至2016年的6年裡，中國實際GDP的年均增速為8.1%。今年的增速起碼將趕上去年的6.7%，這樣一來，如果未來3年平均增速達6.3%的話，就將讓中國經濟增長實現上述目標。
第三，中國增長對信貸驅動的投資的依賴程度越來越低。消費增長的地位變得突出，在2015年和2016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三分之二，在今年上半年的貢獻率更是超過五分之三。
對家庭而言，消費增加受到了工資、利息和經營收入、以及政府轉移支付提高的推動。這樣一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自2013年以來一直高於GDP增速。這一趨勢看來註定會延續下去。鑒於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加上勞動密集程度更高的服務行業的興起，工資有可能繼續相對較快地增長。政府看來還可能進一步提高養老金和其他轉移支付的金額。
所以說，要實現6.3%的增速，應該不必以信貸擴張保持跟最近這些年相當的速度為前提。當局應該維持這種更溫和的信貸擴張——這跟降低金融風險和讓中國增長更可持續的政策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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