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如何在美國夢和中國夢之間生存
更新於2017年7月27日 06:06 Bridger Intelligence Ltd主席阿拉斯泰爾•K•R•坎貝爾 優異資源集團總裁W•約翰•霍夫曼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坎貝爾、霍夫曼：美國夢與中國夢截然不同，有先見之明的跨國公司高管應該找到辦法確保自己在兩種夢想中都能存活並蓬勃發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上臺打破了兩國原有的國家治理和對外關係，讓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陷入了全新的困惑之中。相互衝突的夢想與現實激起的湍流，源於兩國面對國內政治和經濟挑戰採取的看起來不可調和的政策和處理方式。
這兩個大國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國家和兩種截然不同的“夢想”。特朗普提出的最新版美國夢是“美國優先”和美國活力與繁榮的恢復。習近平宣揚的最新版中國夢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兩種“夢想”似乎表明兩國都在著眼於國內，但實際並非如此。美國、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特朗普政府，顯然正試圖部分卸下在世界舞臺上的責任，而習近平正致力於推行以“一帶一路”為代表的史無前例的全球擴張計劃。
那麼這兩個夢想的關鍵異同點是什麼？這兩大強國共存而且避免陷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可能性有多大？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指出，在過去500年的世界歷史上，有16個崛起國家威脅取代當時占統領地位的老牌強國的案例，其中12例以戰爭告終，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兩國當中，中國是更容易看懂的一方，因為它詳細闡述了目標和政策。模糊的是中國的決策過程，而非其採取的政策。
那麼中國夢的主要特徵是什麼？簡言之，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繼續領導下到2021年實現小康社會，讓中共實現在中國100多年的統治，並確保中國擁有軍事硬實力保護其國內外的核心利益，不再重蹈19世紀和20世紀遭受外國列強侵略的覆轍。
因此中國夢從本質上是一個獨特文明以中國為核心的夢想，它自認為在許多方面比其他文明更優越，當然也與任何當代文明國家不相上下。
這與年輕的美國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通過基於規則的多元化、自由市場和人才自由移民而得以發展起來。
兩個夢想的核心對比似乎在於：中國領導層通過逾3000年的經驗歷史稜鏡來尋求靈感，並試圖將這種變革視野與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政治理論糅合在一起，而美國領導層透過以市場資本主義謀求持續進步的稜鏡來看待事物。然而，由於短期政策令人困惑而且沒有明確的戰略規劃，美國的夢想受挫。
兩國民眾的夢想可能非常類似：由麵包和馬戲背書的繁榮和安全。只有當他們的民族主義本能被激發的時候，他們才成為政治精英的工具，並幫助製造衝突。
這兩個不同的夢想將會不可避免地導致衝突——“修昔底德陷阱”嗎？
當今的博弈論分析大多認為，中美對抗將不可避免地升級為“相互確保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情景，這是兩國領導人都不希望的。兩國的政界人士有強烈的生存本能，甚至在他們失敗的時候仍優先保證生存。
然而，由於當今朝鮮的存在，日益可能的場景是爆發同樣可能自我摧毀的常規軍事衝突。特朗普不得不認為，短期有必要通過美國有限的先發制人打擊手段來快速解決朝鮮問題。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隨後就會引發朝鮮軍隊自動預設好的大規模常規軍事回應，朝鮮一直準備著發射導彈和火炮。中國和美國和平解決複雜的朝鮮問題是本世紀最具挑戰性的事件之一。結果將會影響未來數代人。
同樣重要的還有，考慮哪種夢想之路更可能吸引和激勵中美兩國的更年輕一代人。
美國年輕人生活的空間遠比中國年輕人更加多元化和分裂化；人生理想、自由和追求幸福都是美國個人主義的核心價值，他們並不崇尚團隊精神。倘若美國與中國對抗，很難想像大多數美國年輕人會積極響應戰鬥號召，特別是當他們在當前政治精英中沒有明顯的領軍人物的情況下。
中國年輕人生活在更等級化和嚴格管制的社會，擁有強大的歷史和民族意識。當前這代人對文化大革命幾乎一無所知，更不用說“大躍進”了。讓他們對參與中華民族復興和中國重新崛起成為國際舞臺重要大國的挑戰燃起興趣，完全可行並且符合傳統文化。再加上民族主義資訊，中共擁有強大的工具來動員和引導新一代人，讓他們從事或平和或激進的事業。
那麼這對於想在兩個勢力圈都成功發展的跨國企業高管有什麼影響？
毫無疑問，這個世界正在見證兩個同時發生的模式轉變，乍一看，它們可能看起來是擁有截然不同的兩個生態系統的不可調和的對立面。在政治上肯定是這樣，同時有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美國曾通過一些舊同盟、靠軍事力量發揮全球影響力，那麼其中將有多少同盟存活下來。
菲律賓、新加坡和韓國等傳統盟友猶豫不決，經濟上的必要考慮要求它們重新聚焦日益擴張的中國，而不是日益回縮的美國。同樣的困境也擺在有先見之明的高管面前，他們不想燒斷與美國（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商品和服務市場）之間的橋樑，同時也將意識到在中共十九大後進入中國國內市場的限制將增多而不是減少。
因此，有先見之明的CEO需要制定一個策略，作為夥伴（而非對手）參與中國的全球擴張——這需要完全不同的策略。強大的西方跨國企業試圖把產品強加給中國國內市場的時代已經結束：如今需要採取更微妙而靈活的方式抓住中國海外擴張帶來的機遇和金融支持。
關鍵是確定並培養潛在的中國政治和商業夥伴，在“一帶一路”倡議和跨境併購項目上和他們合作。沒有任何一個跨國集團CEO可以忽視這個進入60多個國家有增長潛力的發展中世界市場、以及成熟的發達世界市場（中國已經成為其重要利益攸關方）的機遇。
為什麼不找一種可以確保你在兩個夢想中都能存活並蓬勃發展的方式呢？
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檯面臨一輪整合
更新於2017年7月27日 06:06 英國《金融時報》 金奇
自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基礎設施投資一直是中國重要的增長驅動力，其中大部分支出來自地方政府所有的公司。但現在這些公司中的許多看起來正走向衰敗或死亡，將給經濟造成相應的拖累。
今年頭5個月，地方政府融資平臺(LGFV)的債券發行量同比下降54%，主要原因是日益上升的息票率使這類融資變得過於昂貴。多筆發行被取消。
海通證券(Haitong Securities)中國業務高級分析師米蘭達•卡爾(Miranda Carr)說，今年下半年，這種趨勢有可能持續或加劇。“（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難以進行再融資，”卡爾表示，“水、運輸、電力和建設項目可能會延期，在今年下半年加重整體經濟壓力。”
整體基礎設施投資的放緩在上半年已經很明顯，第二季度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長21.1%，比第一季度的23.5%有所下降。“在我們看來，基礎設施投資增長放緩與貨幣緊縮關係密切，”瑞穗證券(Mizuho Securities)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
隨著銀根收緊，大量有問題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受到的擠壓將會加劇，增大政府整合該領域的壓力。大致掃一遍這1445家已發行債券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財務問題，就能隱約猜到可能發生的這場整合的規模。
在已發行債券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中，有五分之四(78%)的平臺年收入少於25億元人民幣（合3.6億美元）。其中，有略多於300家平臺的收入少於5億元人民幣（合7300萬美元），原因是這些平臺投資的基礎設施尚未完工或者很少使用。
此外，逾200家已發行債券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息稅前利潤(Ebit)率為負。這意味著在支付完利息和稅款後，虧損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數目要高得多。
另一個財務問題體現為，在已發行債券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中，有81%的平臺自由現金流為負，這意味著營運現金流低於資本支出。這可能表明該公司依然處於投資階段，但在很多情況下，這表明這些公司投建的高速公路、發電廠、水廠和建築物利用率較低。
在負債方面，大多數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似乎相當健康，債務與資產比在10%到30%之間。然而，有四分之一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相當於資產的30%以上。
綜合來看，上述指標表明，約200家到300家已發行債券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收入微薄，自由現金流為負，息稅前利潤率為負，債務資產比率較高。
過去，這些脆弱的公司可以利用隱性的政府擔保，以相當低的息票率發行債券，從而存活下來。但這樣的日子已經過去。自2016年末以來，中央政府發布了政策指導方針，旨在降低地方政府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的敞口。
這些指導方針中最新的一項，《50號文》，是在5月發布的，由六部委共同簽署，其中包括權力很大的國家發改委。該檔強化了禁止地方政府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提供擔保的規定。該檔還禁止地方政府從政府預算中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注入資產，並禁止通過承諾將儲備土地預期出讓收入作為融資平臺償債資金來源，來提升融資平臺的信譽。
在信用評級機構穆迪(Moody's)看來，這些條款對許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而言是不祥之兆。與中國以往多場整合的情況一樣，財務上的優勝劣汰在發揮作用。最有可能倒閉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是那些財務狀況最為脆弱、嚴重依賴處於靠後梯隊的地方政府注入賣地收入來存活的公司，穆迪補充道。
這可能將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發行的債券產生重大影響，因為根據穆迪編製的數據，大多數債券銷售來自處於靠後梯隊的地方政府所有的公司。因此，這場整合對江蘇、湖南和浙江等省份的衝擊將是最強的，這些省份中處於靠後梯隊的地方政府所有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發行的債券最多。
分析師們表示，考慮到地方政府被命令在7月31日前修正不合規的融資安排，處於靠後梯隊的地方政府所有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所發行債券的收益率，將面臨日益加劇的上行壓力。他們補充道，違約可能發生，但在更多情況下，倒閉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資產可能會被當地政府所有的企業收購。
中國當不成大哥：人民幣國際流通進展緩慢
2017/07/27 Joe
通常經濟體規模和國際貿易影響越大，其貨幣系統在全球的流通性也會越廣，不過中國人民幣卻沒有匹配第二大經濟體那樣的影響力。 圖／路透社
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通常經濟體規模和國際貿易影響越大，其貨幣系統在全球的流通性也會越廣，不過中國人民幣卻沒有匹配第二大經濟體那樣的影響力。雖然在2015年1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佈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但是人民幣在全球的流通比重仍然進展緩慢。
目前全球貨幣流通最大的依然是美元，而且十年內這情況難以有大變動，美元是流通性最廣、交易量最大、風險性相對低、自由度極高的貨幣，這讓美國的影響力，從貿易、經濟、證券、軍事、外交等多方面影響世界各國，貨幣和匯率所形塑的經濟戰，已經是許多大型經濟體的政治勢力延伸了。
資料來源：IMF
國家經濟和軍事日漸強大的中國，自然也想透過人民幣國際化，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中國央行近幾年來就持續在人民幣的計價機制上努力調整，希望外國可以接納人民幣，根據IMF的統計資料，截至2016年第四季為止，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存底845.1億美元，占參與官方外匯存底貨幣構成報告成員的資產只有1.07%，即使歐洲央行在 2017年上半年，將價值5億歐元（約合5.6 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由美元轉成人民幣，人民幣儲備的比重也低於1.08%（截至5月份，歐洲央行持有約477億歐元外匯儲備，約四分之三為美元資產，188億歐元的黃金）。
另外，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資料，人民幣在國際貨幣流通量中，考量所有交叉匯率後，2016年的比重已經來到4%，比2013年的2.2%成長不少，而美元兌人民幣的貨幣對比重也從2.1%提升到3.8%（USD/CNY），排名在美元、歐元、日圓、澳幣、加拿大幣之後，和瑞士法郎比重約略相等，雖然人民幣在國際的流通量有明顯增加，但是相對於國際主要貨幣的流通比重，人民幣仍然有極大的落差，和美元的差距更是巨大；不論是全球外匯現貨、電子化交易、商品貿易，全球仍然以美元計價為主體，全球市場和央行對於美元的認同度極高，人民幣短期內難以望其項背。
資料來源：IMF
資料來源：BIS國際清算銀行
但是若不和美元相比，人民幣從2009年以來的國際化腳步，則是進展相對快速。尤其是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還有和外匯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加上香港和中國之間的人民幣離岸市場業務持續擴大，透過兩個地區的人民幣清算機制，在全球貿易中人民幣結算的貿易比重從2%快速上升到10%，人民幣支付則是佔全球比重的1.84%。5年左右的時間，人民幣國際化的腳步有明顯成長，雖然相較於全球主要貨幣的流通比重，仍然有很大的落差。
由於中國央行對於人民幣的管制，距離自由市場機制還非常遙遠，而且2017年以來，中國央行為了嚴防人民幣持續貶值，管制更是越掐越緊，例如中國人民單次換匯不可超過5萬人民幣，中國境外投資案件、大額資金匯出中國，甚至在中國的外國企業獲利要匯出中國，都必須全面加強審查。資本本身有逐利和避險的習性，所以當中國政府管制越嚴格，這些資本就越想要外逃，避免被管制。原本打算投資中國的境外資金，也會打消投資中國的念頭，這樣的趨勢又回頭來增強人民幣長線對美元貶值的力道。
而中國央行這樣隨時可能改變貨幣政策鬆緊度的做法，其實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因為國際資本的持有者會盤算，如果資金隨時可能因為中國政府的政策異動而喪失靈活性，那不如避免投入中國市場，這也是人民幣無法像美元、日圓等主要貨幣能產生避險貨幣（safe haven currency）功能的原因。資本持有者希望規避市場波動、意外事件或政治等因素風險，但人民幣做不到——在中國境內持有人民幣蘊藏著極大的政治風險。
最近一年來，中國央行過度透過政策去幹預市場機制，阻止資金流出中國，但是卻打擊了海外資金進中國投資的意願，就整體大局而言其實未必有利。從國家經濟運作的角度來看，其實中國不需要刻意去管制匯率，因為國家的經濟發展本來就會有時蕭條、有時繁榮，現階段正值中國經濟轉型的時刻，經濟成長力道不如以往是正常的事。讓匯率貶值，間接幫助出口製造業轉型，提高民間消費為主的服務業，只要未來經濟再度恢復成長力道，內需帶動通貨膨脹，促使中國央行啟動升息，海外資金自然會再回流中國，讓人民幣轉貶為升。
舉例2009〜2011年的美元發展，當時美國經濟正逢衰退，放手讓美元貶值，有利於美國出口業復甦，等到2012年以後，美國經濟重返成長軌道，美元寬鬆貨幣政策不再維持下去，企業營運獲利增加，熱錢回流投資美國，美元自然回到上漲趨勢。雖然美國聯準會有透過匯率政策引導美元發展，但美國政府並沒有禁止外商匯出，或者限制民眾換匯，管制資金匯出境外投資的政策，主要還是自由市場機制為主，越少的管制，國際化的進程反而更快速。
歐洲經濟復蘇的曙光
更新於2017年7月25日 06:09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沈建光
沈建光：一個多月的歐洲之行，筆者加強了對歐洲經濟復蘇的信心；沒有傳統“異見者”英國的參與，一體化之路有可能會進一步加強。
——2017西歐之行系列之一
今年6-7月筆者赴歐洲訪問投資者，跨國公司及一些央行，一個月的所感、所見、所聞來看，筆者發現，歐洲大陸經濟已超預期的開始走向復蘇。核心國德國、法國，建築工地隨處可見，受英國脫歐影響，越來越多的金融企業開始把一些倫敦業務部門遷至法蘭克福；曾經深陷債務困擾的西班牙表現強勁，預期二季度增長接近4%，是歐盟整體水準的兩倍；北歐，瑞士房地產市場一片欣欣向榮，到處是新開工的氣息，甚至出現房地產泡沫的警告。當前大多數國內投資者尚未對歐洲大陸出現的積極表現有充分認識，因此，筆者有意將此行見聞寫成歐洲之行系列文章，為讀者提供一個理解歐洲復蘇的全新視角。
歐洲大陸經濟超預期復蘇
近一兩年筆者與國內學者和投資者交流時大多能感受到，國內投資者看好美國經濟的居多，認為美國經濟復蘇穩健，高科技企業和技術創新是支持其增長的核心競爭力；而對於歐洲大多並不樂觀，不僅是由於歐債危機之後經濟低迷，更多的是出於對歐洲政治前景的擔憂，且去年英國脫歐黑天鵝事件的發生使得歐盟內部疑歐情緒再度高漲，更加坐實了這種悲觀情緒。
然而，筆者今年以來一直對歐洲大陸經濟復蘇抱以積極的態度，在筆者看來，美國經濟雖然持續向好，但已被市場樂觀預期所充分反應，甚至有高估的成分，反而是歐洲經濟有諸多亮點，只要法國大選沒有出現極右政黨上臺的黑天鵝事件，歐盟除英國外有超出預期的走向復蘇的可能。筆者在今年初也預測美元兌歐元已經見頂，今後歐元將開啟升值之路。
確實，今年一季度歐元區經濟增速達到2.3%，超過美國；6月製造業PMI指數上升至57.4，創下74個月新高；5月失業率下降至9.3%，為2009年3月以來的最低水準。在此背景下，今年歐元兌美元升值10%，如今達到1.16，歐央行也在討論何時退出寬鬆政策。
從成員國來看，這種復蘇似乎是普遍的。筆者此行拜訪了西歐16個城市，50多家歐洲領先的跨國企業和一些央行。在與西班牙企業家經濟學家交流的過程中，他們表示西班牙經濟最為樂觀，是歐洲經濟增長的新引擎。西班牙——這個曾一度走到債務邊緣的“歐洲五豬”國家，通過勞動力市場改革，如今經濟連續四年保持高速增長，去年GDP高達3.3%，今年甚至西班牙央行經濟學家預測二季度回到4%的預期增長，是危機以來的最好水準，不能不說令人驚喜。
此外，核心國德國更是欣欣向榮，建築工地隨處可見，而與當地經濟學家和企業家交流時，他們也大多數預計2017年德法經濟將達到六年來的最好水準。而受英國脫歐影響，越來越多的金融企業，如德意志銀行、渣打、野村證券、高盛、摩根士丹利及花旗銀行等已經決定或考慮將倫敦分佈業務遷至法蘭克福；此外，法國巴黎也在為爭取金融中心積極努力，如近期宣佈了一系列支持金融發展的舉措，包括取消針對銀行等不繳納增值稅企業的最高一檔工資稅，取消擴大股票交易稅徵收範圍的計劃等。
此外，筆者此行與不少歐洲企業進行了交流，都非常樂觀。當下歐洲企業家對經濟前景的信心和投資熱情都是異常高漲， 尤其是對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充滿信心，認為中國去年下半年以來的經濟反彈在今年年底前還會持續。
政治風險漸行漸遠
政治風險是國內投資者對歐洲普遍悲觀的重要原因，數年前的歐債危機便凸顯了歐盟貨幣同盟，非財政同盟的根本性問題，當時歐元區整體的債務率並不高，甚至低於美國和日本，但由於歐元區內部存在三大矛盾，即核心國德法之間、非核心國之間，乃至核心國與非核心國之間，均有利益上的衝突，歐洲一體化進程能否持續市場上始終存在質疑的聲音。直至去年英國脫歐，歐洲大陸的疑歐情緒空前高漲，一時間，歐洲一體化之路會最終瓦解的預言非常流行。
然而，今年來看，情況明顯好轉，甚至可以說是因禍得福，歐盟，特別是德國法國正在做好英國離開的準備，而致力於加強核心國的凝聚力，並推動歐洲一體化繼續前行。早前市場擔憂的歐洲黑天鵝事件亦被反轉，而今年春季以來，荷蘭、法國乃至德國的民粹主義政黨接連遭遇滑鐵盧，特別是法國新總統馬克龍打敗主張反對全球化和移民的勒龐，重挫疑歐陣營。如今德國默克爾支持率擴大至40%，極有希望在今年9月德國大選中再度獲勝。由於默克爾和馬克龍均是歐洲一體化的堅定維護者，在傳統“搗蛋者”英國脫歐之後，法德核心國凝聚力將進一步增強，有利於歐洲一體化重新回到正軌。
英國方面似乎有些作繭自縛。脫歐公投之後，英鎊大跌，倫敦金融城業務遭到衝擊，英國經濟出現放緩態勢，特別是家庭收入與工業表現均令人失望，如一季度家庭可支配收入連續第三個季度下降，為1970年代以來首見；而5月製造業產出較前月下降0.2%，工業生產下滑0.1%。
而政治方面，英國首相特雷莎•梅也面臨困境，不僅輸掉本來多數黨地位，使其信誓旦旦可以大獲全勝的預期落空，而且還得花重金依靠小黨聯合組閣，才能保持繼續執政。此外，倫敦一幢高樓大火應對不利，恐怖襲擊接二連三，也讓其國內民眾支持率持續下降，加之黨內反對派質疑強烈，特雷莎•梅政治領導力受到重挫。不難想像，缺乏民眾與黨內支持的脫歐談判，必然難以取得有利地位與談判優勢。
總之，此次一個多月的歐洲之行，令筆者進一步加強了對歐洲經濟復蘇的信心，不僅是經濟方面，筆者越來越堅信，歐洲經濟正在經歷七年來一個最好的時期，而且政治方面的黑天鵝事件也沒有發生，反而因禍得福，沒有了傳統“異見者”英國的參與，一體化之路有可能會進一步加強。
而從全球來看，去年盛極一時的反全球化勢力似乎也遭遇重挫，特朗普新政受阻、英國脫歐後自顧不暇，都為更多國家提供警示。在此次德國G20峰會上，不難發現，中國領導人在峰會受到熱情款待，而原本緊密的德美關係卻似乎出現間隙，擁護全球化的國家更為緊密，這為接下來的中歐合作打下良好基礎。
石油：末日前最後的狂歡
更新於2017年7月24日 06:29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 朱民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朱民：隨著電動汽車快速普及，一場運輸革命正在廢黜石油作為主要燃料的地位，這將推動一場能源革命。
多數專家現在認為，石油的未來並不光明。就在油價從2014年年中時的每桶逾110美元的高位下跌之前，這些專家的共同看法還是，油價將繼續高位運行一段時間。但近3年後，油價仍然處於50美元左右的相對低位。
油價可能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低位，因為美國的頁岩生產商已適應這種環境。儘管中短期內油價可能會反彈，但長期而言（最早本世紀20年代末），油價將失去光彩。
隨著運輸革命廢黜石油作為主要燃料的地位（特別是在機動車領域），石油的最後時代將來臨。
能源革命正在我們眼前上演。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預測，隨著煤炭和石油被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取代，全球能源消費中煤炭和石油的消費量將大幅減少。
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太陽能電池板、電池和風能的成本大幅下滑。更為重要的是，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可再生能源和電動汽車正迅速擴張。
中國的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世界第一，中國也是2015年全球最大的電動汽車市場。新興經濟體正快速調整，以應對污染和擁堵挑戰。
電動汽車的到來顛覆了石油行業。全球約一半的石油市場用於道路運輸（在美國大約為三分之二），而石油作為燃料的得天獨厚的角色可能會消失。接下來，石油將成為一種容易獲得的能源，用於發電，與煤炭、天然氣、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競爭發電份額。
很多觀察人士表示，電動汽車要花費很長時間才會取代傳統機動車。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預測，到2040年，電動汽車比例將佔到25%左右。去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簡稱：歐佩克)把到2040年電動汽車在全球的預測比例從6%上調至22%。碳追蹤(Carbon Tracker)和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格蘭瑟姆研究所(Grantham Institute)的一份報告預測，到2040年，電動汽車將佔到全球汽車保有量的一半以上。
鑒於電動汽車普及率最近上升且電動汽車成本下降，電動汽車使用可能會加速增長，到2040年，電動汽車可能會主宰整個汽車行業。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一份題為《駕馭能源轉型》(Rid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的工作報告援引如下事例——20世紀初，在美國，汽車用了大約25年的時間取代馬車——說明，在這種快速普及的場景下，電動汽車的比例到2040年可能會達到90%。
這或許有點牽強，但很多阻礙電動汽車普及的問題（例如高成本、基礎設施缺乏和續航時間短）都在快速得到改善。
根據國際能源署和其他機構的預測，新興市場不斷增長的需求，將超額抵消石油在發達國家被取代。然而，儘管未來10年可能如此，但技術普及的規律表明，這些不那麼發達的國家將很快跟上。
一個例子是，價格高得多的智慧手機就取代了功能機、在全球快速普及：電動汽車的未來也可能如此。
在石油出口國，經濟多元化要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因為經濟多元化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正如我在《破除石油魔咒》(Breaking the Oil Spell)一書中所提出的那樣）。機動車被取代對於應對氣候變化有著值得期待的影響。
鑒於多數石油用於交通運輸，石油被快速取代將支撐《氣候變化協議》，並讓全球氣溫上升幅度不超過2攝氏度。
這要求政府大力支持普及電動汽車和可再生能源。這還要求在技術轉讓領域展開密切的國際合作，特別是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
現在可能是石油的最後時代，但這也可能是全球可持續發展和合作發展時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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