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資訊專欄／OPEC喚回多頭 還得減產更多
2017-05-09 01:23經濟日報 丹寧（Liam Denning）
布侖特油價上周一度跌破每桶50美元防線，是去年11月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決定減產以來首見。目前國際油市最關心的問題，是OPEC及減產夥伴5月25日是否會決定延長減產協定的效期。其實已經有了結論，就是必然會延長。真正的問題在於：是否會減產更多？
美國原油產量持續增加，布侖特與西德州原油未來12個月期貨的未平倉空單部位總量，相當於1,300萬桶原油，這反映產油者急於先拋出未來的產量以避險，而這也是壓低油價的原因之一。
OPEC減產引發的油市多頭行情，當然是使美國頁石油業回升的主因。OPEC減產愈多、油價愈高，只會讓競爭對手頁岩油業者增產更多，OPEC則受傷更重。
此外，OPEC還面臨另一隱憂。目前下跌的並非只有油價，銅、鐵礦砂及鋼價都下跌，因投資人擔心中國政府壓制企業超額借貸，會抑制原料商品需求，造成價格普遍下跌。
不只金屬商品需求不振，美國汽油需求也意外疲軟，煉油量卻增加，導致汽油庫存持續增加。另外，美國新車銷售停頓，將不利就業、消費需求、鋼鐵業者及相關部門；美國上季經濟成長率也僅0.7%，遠低於市場預估。目前油市只聚焦於OPEC部長會議對原油供給的影響，暫時忘記需求的變化，但不可能永遠如此。
再者，川普去年11月勝選後，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從去年10月的100，飆升到今年3月的125，4月卻回降，且領先指標下降速度比同期指標更快，顯示消費者對川普的經濟成長政策能否落實產生疑慮；專家正緊盯未來數據，來評估「川普幫浦」所激勵的「軟指標（信心指數）」能否轉化成「硬數據」。
因此，當前OPEC面對的危機，不只是市場對減產的效果喪失信心而已，還須因應信心指數、經濟活動與石油需求已出現師老兵疲的信號。
OPEC現在延長減產期限，只是防止油價崩跌的必要手段；要想喚回油市多頭的信心、徹底打垮空頭，還得減產更多。然而一旦如此，美國頁岩石油產量還會繼續增加。無論OPEC做出何種抉擇，這種困境都不會消失。
（作者Liam Denning是彭博資訊Gadgly專欄作家，編譯任中原）
FT社評：日本能否挽救TPP？
更新於2017年5月10日 06:17 英國《金融時報》 社評
對於特朗普宣佈退出TPP，其他成員國最初的反應是失望。但現在日本已改變主意，宣佈繼續推進TPP。這將為日本帶來機遇。
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便成為了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的中流砥柱。儘管其政策議程（包括收緊知識產權等非自由化措施）頻頻引起爭議，但貿易政策中幾乎所有重大舉措都是由美國扮演主要角色。
這種傳統現在正面臨來自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威脅。特朗普政府已宣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而此前美國已與其他11個亞太經濟體完成了該協定的簽署（但尚未獲批）。包括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在內的本屆政府官員，都顯示出了對於一對一協議的偏愛——美國可由此實現利用貿易政策來減少雙邊經常賬戶赤字這一非理性目標。
TPP其他成員國對於美國退出的最初反應是震驚和失望。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稱，沒有美國的參與，該協定將“毫無意義”。但如今，作為加入該協定的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已經改變了主意，認為其他成員國可以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情況下繼續推進TPP。
這種做法的問題顯而易見。由於美國的經濟規模比TPP其他所有成員加起來的總量還要大，美國的退出將嚴重削弱該協定的影響力。美國退出TPP，絕非僅僅是把它從文本協議中刪除那樣簡單，而是需要對協定進行全面修訂。而繼續推進該協定，特別是在沒有美國推動意義深遠的條款的情況下，將意味著對協定內容進行艱苦的重新談判，協定的作用也可能遭到削弱。
不過，日本的態度值得讚揚。最初，安倍參與TPP主要是為了推進國內改革，特別是農業方面的改革，以承諾擴大美國市場作為交換條件。如果他準備在該承諾失效的情況下繼續推進，說明日本國內的討論已發生了何種轉向。第二，如果美國不打算在維持和擴展亞洲貿易體系方面繼續起到帶頭作用，這對日本來說將是一個可喜的進展，至少可以在美國作用缺失的情況下接手部分領導力。
有關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亞洲貿易政策霸主——包括通過擬議中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的討論往往甚囂塵上。這類討論忽視了一個事實：正如RCEP有限的內容所表明的那樣，中國僅對降低貨物關稅來幫助本國出口商有興趣。由日本來牽頭協定，再納入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發達經濟體，至少會解決一些與現代商業（包括服務業和監管）相關的複雜得多的問題。
至於美國，它應當心不要因為退出TPP而導致自己受到孤立，並且應該允許其他國家取代它的職責。進入美國市場仍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但如果日本能夠在亞太地區達成一些重要協定，它會覺得與美國簽訂雙邊協議不再那麼迫切。與此同時，日本和歐盟之間的協議進展順利，反正歐洲的監管總有辦法在不簽訂正式貿易協議的情況下悄悄進入貿易夥伴的經濟內。
日本關於TPP的倡議表明，對亞洲貿易體系進行升級的努力並未失敗。其次，繼續推進TPP意味著，只要有一個可替代的區域協定存在，美國就不能指望通過一系列雙邊協議來強施所願。此外，安倍也許尚未完全放棄誘使美國回到TPP的希望。畢竟，特朗普總有離開的一天。
當全球經濟回暖遇到中國信貸週期
更新於2017年5月9日 06:03 支點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 加文•戴維斯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戴維斯：全球經濟增速較2016年的低谷期持續回升，中國的貢獻不容忽視。但信貸收緊正讓中國增長失去動能。
自2017年初以來，全球經濟增長一直高於其趨勢增長率，但近幾周來出現了一些增長減弱的跡象。支點資產管理公司(Fulcrum)“即時預測”(nowcast)最新月度報告顯示，全球經濟增長率目前為4.1%（以購買力平價(PPP)匯率衡量），比一個月前降低約半個百分點。
由美國和中國驅動的這種“放緩”，正好處於全球“即時預測”正常的月度波動範圍內，可能只不過是暫時的。人們對中國經濟放緩的擔憂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國放緩似乎與信貸政策收緊有關。不過，幸運的是，目前中國經濟相比2013年至2015年更有能力吸收這種收緊。
自從2016年11月的美國總統選舉以來，投資者主要聚焦於美國經濟。美國經濟通常被視為“全球通貨再膨脹主題”的試金石。支點“即時預測”發現，從2016年9月開始，美國經濟出現了強勁增長，在2017年3月達到逾4%的頂點。
雖然2017年一季度的官方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顯示，年化增長率僅為0.7%，但顯而易見的是，數據中“殘存季節性”的問題今年再次出現了，美聯儲(Fed)評論說，這次放緩將被證明是“短暫的”。普遍預測認為，隨著官方數據中季節性問題的自我糾正，2017年2季度GDP增長率將向4%靠近——貼近我們最新的“即時預測”。
誠然，“即時預測”對美國4月的增長預測已降低，但仍為3.2%，而趨勢增長率為2.1%。現在要判斷這一減速是否反映任何重要趨勢，還為時過早。“即時預測”模型預計到，未來幾個月增長會逐漸回歸趨勢增長率，不過4月的下降幅度略高於統計數據的預期。如果沒有額外政策支持，自我維持的超越趨勢增長率存在的幾率可能已降低，但不應該被視為已完全無可能。
能夠抵消美國增長力度引發的這些疑慮的是，“即時預測”認為歐元區經濟體整體在持續增長。目前，預計歐元區整體增長率略低於3%，這是幾年來的最好結果。整體而言，預計發達經濟體的增長率為2.7%，而趨勢增長率為1.7%[1]。
儘管世人廣泛關注美國經濟，但全球經濟增長自2016年3月觸底以來的復蘇，主要來自其他地區（見圖表）。“即時預測”數據顯示，全球經濟增長率自那時以來上升了1.91個百分點，整體改善中只有0.26個百分點是美國貢獻的。其餘部分主要來自新興經濟體，貢獻了1.3個百分點。
在新興經濟體中，中國貢獻的0.42個百分點，來自於去年下半年出乎意料的加速增長，增長率高於預定目標。這種增長得益於公共投資的大量注入、10%的實際匯率貶值，以及信貸增速大幅提高的滯後效應。
然而，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似乎已失去了部分動能（見圖表）。
中國信貸週期
直到最近，投資者間壓倒性的共識是，在11月召開中共十九大、完成領導層換屆前，中國當局不會容忍GDP增長率受到任何嚴重幹擾。另外，與2013年-2015年增長放緩相比，如今的外部需求、私人投資以及住宅市場似乎狀況更好，更能經受住信貸政策收緊。
這種令人寬慰的想法如今正受到經濟活動數據疲軟的挑戰，而且跡象表明，中國當局似乎比之前料想的更擔心信貸過度增長。這些擔憂是不久前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背後的主要因素，而大宗商品價格原本預計會隨著今年全球增長加速而企穩。過去一個月，中國股市也下跌了近6%。
當前這輪信貸緊縮始於去年12月。從那時起，期限錯配、延長展期風險以及不透明的擔保安排，導致隔夜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市場週期性出現嚴重緊張局面。
迄今為止，每當該市場出現緊張局面時，中國當局都可以通過將流動性從受到監管的大銀行導向那些正面臨流動性問題的不受監管的實體，來應對破產風險。不過，信貸收緊造成了短期和長期利率顯著上升，扭轉了2015/16採取激進的貨幣寬鬆政策時期的利率下降（見圖表）。
貨幣和監管收緊對整個信貸增長產生了預期效果，信貸增長從2016年初25%的的年化增長率降低至如今的僅15%，影子銀行和資產管理部門受到擠壓（見圖表）。
這是否代表了政策機制出現重大轉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報告中呼籲加強“金融安全”、重提一年前“權威人士”（很可能是習近平本人）對過度槓桿表達過的擔憂，這加劇了近期市場緊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著重強調的擔憂是，中國經濟的信貸總額已經處於在其他經濟體引發了金融危機的水準，拖延只會使得最終去槓桿的過程更加艱難。
中國當局的目標似乎是，通過收緊對影子銀行部門的監管和流動性供應，在不引發金融部門整體系統性風險的情況下，來控制影子銀行部門不斷飆升的槓桿率。他們也希望可以在不限制對正當經濟擴張的信貸供應的情況下，控制金融實體之間的信貸增長。
這並非中國人民銀行第一次試圖通過收緊流動性和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來減緩信貸增長，而且這一次很可能意味著中國活動增長強勁得出奇的時期（從2016年第一季度開始）如今已經結束。這可能會讓眼下全球通貨再膨脹的主題暫時失去一些勁頭，特別是如果收緊對理財產品的監管降低了對大宗商品的投機性需求的話。
然而，在過去，當信貸收緊開始威脅到GDP增長目標時，中國會不再願意堅持信貸緊縮（目前中國對2017年的GDP增長目標為6.5%）。這種風格似乎仍然不變——至少在11月十九大召開前不變。
中國能擔當全球貿易領導角色嗎？
更新於2017年5月8日 06:41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沃爾夫：美國正在放棄全球貿易領域的領導地位。取而代之的將是混亂和困惑，還是圍繞中國建立的新秩序？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斷言，“保護將帶來巨大繁榮和力量”。相比之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堅稱，“我們要堅定不移發展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在開放中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旗幟鮮明反對保護主義”。那麼，這種觀念上的反差，對於亞洲賴以保持活力的貿易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這個問題對全球具有重要意義。如今，亞洲地區——東亞、東南亞和南亞——擁有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體，包括中國和印度（儘管後者遠遠落後於前者）這兩個正在崛起的巨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亞洲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產出（按購買力平價衡量）中的佔比將從1980年的區區9%提高至2021年的38%，僅略低於發達經濟體的佔比。
一直以來，美國對自由貿易的承諾，為亞洲提供了走向繁榮的環境。綜觀亞洲各經濟體飛速發展的過程，貿易擴張通過利用比較優勢、規模經濟、獲取技術專長和加強競爭，無一例外地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結果是戲劇性的，尤其是在中國。1981年，中國佔世界商品出口總量的比重大約為1%，到2000年——即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WTO)的前一年——躍升至4%，到2015年增至14%。亞洲新型經濟體佔世界商品出口總量的比重從1981年的4%飆升至2015年的21%。與此同時，日本的佔比出現反向變化，從1993年的10%下滑至2015年的4%。總體而言，2015年亞洲佔世界商品出口總量（包括再出口）的比重達到33%。
建立於1995年的世貿組織及其前身、1947年的《關貿總協定》(GATT)，提供了亞洲貿易發展的主要制度框架。《關貿總協定》通過8輪多邊談判，推動了全球貿易的自由化。在《關貿總協定》框架下完成的最後一輪談判，是1994年達成的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談判。2001年啟動、世貿組織框架下的最新一輪杜哈回合(Doha Round)談判，至今尚未完成。
與歐洲的情況不同，區域貿易協定在亞洲貿易發展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不大，唯一重大的例外是東盟(ASEAN)。此外，美國與韓國之間確實存在一項重要的雙邊貿易協定。然而，包含中日韓三國的東盟+3(APT)是個協調機制，而不是貿易協定。
儘管出現了一些復蘇的跡象，但自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貿易引擎的轉速一直顯著較慢。從2012年至2015年，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商品與服務出口量平均增速略高於4%，遠低於亞洲GDP的平均增速，與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出口增速相比更是低得多。
世界經濟尚未去全球化。但它的趨勢不再是全球化。儘管保護主義有所抬頭，但它似乎無法解釋世界貿易增長的放緩。自由化的缺席似乎更重要，同樣重要的是，跨越國界鬆綁供應鏈的機會已被耗盡。但IMF辯稱，需求疲弱——尤其是投資疲軟——是貿易放緩的最重要解釋。這似乎表明貿易可能會重新回暖，但這種復蘇也將依賴貿易政策。
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決定推動由美國牽頭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主要是為了應對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崛起，但也是意識到了WTO框架下自由化的失敗。2016年2月，TPP最終由澳大利亞、文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新西蘭、秘魯、新加坡、越南和美國簽署——直到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宣佈退出TPP。（4月，日本官員稱，東京方面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下仍決心推進TPP。）
TPP刻意排除了中國這個崛起中的超級大國；它吸納了一些非亞太地區的國家；並引入了大量監管改革。美國國內支持該協定的人正確地指出，這些（極具爭議的）改革對其他成員國的要求遠遠超過對美國的要求。
參與TPP談判的美國貿易代表邁克爾•費洛曼(Michael Froman)相當明確地闡釋了該協定的目的。“對於（來自中國的）挑戰的答案是不允許中國為貿易制定道路規則，而是讓美國來領導這種努力，”他在2016年9月表示，“答案是不允許中國瓜分未來市場，而是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讓美國工人和企業有機會參與並贏得競爭。”這就意味著TPP。
然而，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和特朗普在反對TPP方面的態度一致。特朗普在就職後馬上兌現承諾，停止了美國對TPP的支持，稱他打算採取基於雙邊協定、甚至雙邊貿易平衡的政策——這種觀念在市場導向型多邊貿易的當今世界簡直原始得令人驚愕。他似乎有意以雙邊代替多邊，以保護主義代替自由主義，以不可預見代替可預見性。
美國退出TPP給中國提供了一次機會。TPP包含的成員國佔世界商品出口的大約25%。中國正在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該協定排除了美國和TPP其他美洲成員國。但它加入了柬埔寨、中國自己、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老撾、緬甸、菲律賓和泰國。
RCEP包括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其成員國佔世界出口的大約31%，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超過了TPP成員國。儘管RCEP的抱負不如特朗普總統拋棄的那份協定，但它可能為未來的亞洲及西太平洋自由貿易區打下基礎，而其中樞將是中國、而不是美國。不過，這一切只有中國為其他國家創建一個巨大的開放市場才能實現。
中國於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倡議，可能加速推動這樣一個市場的出現。其目標是利用中國的資本和組織能力來增強整個歐亞大陸乃至更遙遠地區的基礎設施供應。如果該倡議成功，它將在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體系內加速經濟一體化（沿著陸路和海路）。亞太地區對基礎設施的需求如此龐大，來自中國的更多資源應該有幫助。
整個世界（包括亞洲）正處於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美國領導力和中國領導力之間的不穩定平衡狀態。
美國正在放棄其在二戰後發揮的作用；這種角色曾經對亞洲的經濟成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取而代之的到底會是混亂和困惑，還是圍繞中國建立的新秩序？樂觀主義者可能認為這是一個機遇。悲觀主義者可能認為這是一個危險。事實上這既是機遇也是危險。
中國努力平衡防風險與保發展
更新於2017年5月4日 06:14 英國《金融時報》 金奇
近來，中國政府加大了防範金融風險的努力，但也明白整肅力度過大可能釀成債務危機或導致GDP增速急劇下滑。
“如果銀行業搞得一塌糊塗，我作為銀監會主席，我就要辭職！”據悉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CBRC)主席郭樹清最近做了這樣的表態。他說出這番話，無疑表明北京方面約束金融體系不當行為和抑制巨大信貸泡沫的意願明顯增強。據頗受尊敬的財新傳媒(Caixin)報導，郭樹清是在4月21日銀監會一季度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上做出上述表述的。
但在投資者看來，問題比郭樹清所警告的要微妙得多。中國影子金融的灰色世界是如此巨大，被郭樹清當作整頓目標的欺詐活動是如此盛行，以至於任何治理努力都可能動搖中國金融體系的根基。
“很明顯，‘不當’交易和金融套利是遍及中國整個金融體系的現象，而不是少數孤立實體的行為，”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的經濟學家陳龍說，“現在被監管機構瞄準的活動可以列成一份長長的清單，而基本上中國每家商業銀行都至少參與了其中的部分活動。”
分析人士表示，這意味著監管機構明白，他們在打擊違規者方面不能走得太遠以致釀成債務危機或導致GDP增速急劇下滑，但也絕不能好像什麼事都不會發生。“我當然認為，郭樹清的話表明，中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於嚴肅處理影子銀行、理財產品和債務問題是極其認真的，”中國諮詢公司Frédéric Cho Advisory的Frédéric Cho說。
目前已出現了一些連鎖反應。上周流動性短缺導致銀行和企業進行融資的貨幣市場利率升高。上週五，隔夜的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飆升至兩年高點，而3個月期借款利率則從半年前的2.8%上升至4.3%。官方有關嚴打金融違規行為的一系列講話加劇了流動性緊張，是導致上證綜指上月下跌2%以及近幾周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因素之一。這種局面也加劇了中國國內債市的壓力。
其中原因就在於中國政策的先發制人特點。雖然監管機構尚未發布公告，確切說明要如何清理郭樹清所說的銀行體系“亂象”，但內部會議通報的消息的力度，已促使國有機構變得自我剋制。
比如說，銀行知道，對非銀行金融機構(NBFI)貸款激增的行為——這些機構通常把資金轉投影子金融、股市、債市或樓市——將成為被整頓的一個對象。因此，銀行已開始減少對NBFI貸款，這類貸款餘額高達26.5萬億元人民幣（合3.8萬億美元），佔到企業和家庭貸款總額的23%。龍洲經訊的數據顯示，3月份銀行對NBFI貸款的增長率從去年12月的50%下降至24%。
另一個目標可能是由銀行發行、但為規避資本監管而不列入資產負債表的“理財產品”。這些總額估計達29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40%的GDP）的理財產品，也被視為是導致影子金融領域欺詐現象頻發的主要因素。
很少有人會認為，對於世界上債務負擔最重、槓桿率最高的中國企業部門而言，這些目標不應作為優先事項。然而，治理手法如何還要看實施。曾赴牛津大學(Oxford)作訪問研究的郭樹清發現自己肩負著既要縮小泡沫、又不能刺破泡沫的艱巨任務。官方通訊社新華社(Xinhua)稱，習近平——郭樹清的終極老闆——在上月中央政治局某會議上明確表示，中國需要“防範金融風險……加大對市場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但習近平也說，必須在“維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同時做好這一切。
Frédéric Cho說：“問題是，現在這種嚴厲態度是只會持續到今年秋季召開十九大的時候呢，還是說這就是一個開頭，監管層要動真格著手解決金融業的所有棘手問題。但在十九大召開前這段時間，我相當肯定流動性會更加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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