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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新政：回得去的“蘋果”，找不回的“工作”

更新於2017年3月3日 07:32 大連理工大學教授 孫玉濤 為FT中文網撰稿

孫玉濤：特朗普是商人總統，理應更善於算經濟賬。在全球價值鏈競爭中，中美的挑戰並不是在哪製造，而是誰創造價值和利潤。

2017年2月，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新政滿月。

這位承諾要“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總統，讓美國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準備了修建邊境牆、擬徵收邊境稅、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等新政，同時也遭遇了“禁穆令”被禁、開除臨時司法部長、國家安全顧問被迫離職、記者會頻頻怒懟記者……。實際上，特朗普和他的經濟團隊所做的這一切都是想為美國勞工階層找回工作。

2017年2月4日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在《特朗普的狠話帶不來“好工作”》）一文中指出，美國製造業就業持續下滑的主因是需求疲軟，NAFTA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影響非常有限，貿易保護主義並不能給製造業帶來“好工作”。

的確，特朗普在競選總統過程中放了挺多狠話，1月20日就職總統之後正在開始一步一步地試圖兌現自己的諾言。特朗普最著名的承諾之一便是迫使蘋果把iPhone生產製造工作遷回美國。實際上，iPhone自始至終都沒有在美國生產過，製造業務全部外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是1997年約伯斯重振蘋果的核心戰略之一。如果沒有當年製造外包的決定，可能也就沒有現在如日中天的蘋果。

2016年1月，當時的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在維吉尼亞自由大學（Virginia’s Liberty University）的演講中表示，將讓蘋果在美國而不是其他國家進行生產和組裝。此外，他還威脅要向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徵收45%的稅。5月美國著名矽谷創業家和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維韋克·瓦德瓦（Vivek Wadhwa）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撰文指出，特朗普的狠話並不是瘋狂，並且引用筆者與愛爾蘭國立大學Seamus Grimes教授的研究指出，蘋果公司有44.2%的供應商在中國。

應該指出的是，維韋克只看到了位置（location）而沒有看到權益（ownership）。我們運用2015年蘋果公司供應商清單資料研究發現，雖然蘋果公司的759家供應商中有44.2%在中國，但是其中中國供應商只有3.95%，核心零部件供應商更是只有2.2%。比較而言，日本供應商占32.7%，美國供應商占28.5%，臺灣供應商占19%，歐洲供應商占6.5%。

不難看出，蘋果公司的產品是否在中國生產或者組裝並不僅僅由蘋果公司決定，也不僅僅由美國公司決定，還要看日本、臺灣和歐洲地區的供應商；蘋果的供應鏈是一個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蘋果產品的很多零部件在中國生產或者進口到中國，但是中國企業在重要核心零部件上的參與微乎其微，蘋果產品幾乎全部的智慧財產權都在國外。

讓“蘋果”們把製造業的工作機會帶回美國並不是特朗普的創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奧巴馬政府就一直在推行“製造業回流”戰略，試圖重拾美國製造業第一強國的輝煌。2012年奧巴馬總統在國情咨文中對商界領袖呼籲，“請捫心自問，你們如何才能把就業機會帶回美國，這樣你的國家會盡其所能來幫助你成功。”比較而言，奧巴馬相對低調和紳士，一系列舉措並沒有引起足夠關注；特朗普演講風格特立獨行，更能夠引起媒體和社會的關注。必須承認，美國是在危機之後經濟復蘇強勁的發達國家之一，其中製造業復蘇表現搶眼。

一系列研究指出，“製造業回流”似乎存在可能。2011年，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BCG)發佈報告《美國製造回歸——為何製造業將返回美國》（Made in America, Again-Why Manufacturing will Return to the U.S.）指出，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正在向“低成本生產製造國家”轉變，且處於產業鏈上游的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行業也將逐步回流美國。2014年BCG又發佈報告《全球製造業轉移的經濟學》（The Shifting Economics of Global Manufacturing）指出，飛漲的勞動力和能源成本削弱了中國的競爭力，中國相對美國的工廠製造業成本優勢已經減弱到5%以下。2016年德勤（Deloitte）全球消費與工業產品行業小組聯合美國競爭力委員會發佈的《2016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指數》（2016 Global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 Index）指出，“美國製造”將會在未來五年內強勢回歸，美國有望超越中國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製造業大國。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狠話表明，美國的製造業回流並沒有描述的那麼美好。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發佈的《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WIR）顯示，2015年中國外資流入量達1356億美元，仍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之一；對外投資達1276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和中國香港，居全球第三位。

以製造iPhone為例，中國的優勢不僅在於低成本的勞動力、能源、土地和環境管制等，還在於中國獨特的“技術”。確實，中國企業在iPhone或者蘋果產品供應鏈中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中國已經形成了當地語系化優勢。一是，中國的技術工人不僅工資低，而且具有基本製造專業技能、足夠吃苦耐勞精神以及薄弱的市場談判能力；二是，東亞已經基本形成了製造業供應生態，日本、臺灣和韓國是核心零部件的主要來源地，台積電、夏普、SK海力士和東芝等已經成為iPhone的主要供應商，而他們已經將主要製造基地放在中國內地。

隨著東部沿海地區的製造業成本上升，蘋果公司的主要代工廠商之一富士康已經逐步將工廠從深圳、昆山等沿海地區轉移到了鄭州、太原、重慶、成都等中西部地區。當然，隨著中西部地區製造成本的進一步上升，蘋果公司有可能將裝配工廠遷移出中國或者遷到美國。

如果蘋果公司將裝配工廠遷移出中國，那麼東亞或者亞洲的低成本國家仍然是優先選擇。據2月4日FT報導稱，蘋果擬在印度境內組裝iPhone，已獲當地政府批文，該廠將由另一家在中國裝配蘋果產品的台資製造商緯創（Wistron）運營。印度不僅具有比中國還低的勞動力成本，而且能夠享受東亞地區製造業供應生態紅利。同時應該看到，與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智慧手機市場相比，印度仍然只是潛力市場。

如果蘋果公司將裝配工廠遷到美國，也不會給美國帶來太多製造業的工作機會，而是以智慧製造為主。隨著智慧製造技術的發展，運用機器人代替技術工人已經成為代工廠更加經濟的選擇。2016年，富士康已經部署超4萬台機器人取代人力，這些機器人工人已經在鄭州工廠、成都平板工廠、昆山和嘉善的電腦/外設工廠投入使用，富士康“機器換人”計畫正在加速；蘋果的另外兩大代工廠商富智康和和碩也已經在生產線上裝配了8000到1萬台自動化生產的機器人。雖然目前機器人當前只能勝任簡單機械的流水線操作，但是這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對於特朗普總統而言，只能是回得去的“蘋果”，找不回的“工作”。特朗普是商人總統，應該更善於算經濟賬。顯然，如果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徵收45%或者更高的關稅，製造業並不會自然回流美國而是遷到其他國家；如果這些製造業遷到美國，不僅不會創造太多就業機會，美國消費者還需要花更多的錢購買在美國製造的iPhone。

實際上，在全球價值鏈的競爭中，美國和中國面臨的挑戰並不是在哪製造，而是誰創造價值和獲取利潤。在iPhone的製造過程中，中國企業創造的價值和獲取的利潤微乎其微，而將“蘋果”遷回美國也不會給美國帶來太多工作機會和價值增值。

特朗普仍然沿用傳統貿易理論指導自己的經濟政策，認為中美之間存在嚴重的貿易不均衡，美國需要賣更多的產品給中國。殊不知，在資本和貨物高度全球化的時代，美國從中國進口的iPhone手機是中國的順差，卻內含大量美國創造的價值。在全球化時代，全球價值鏈才是更合適的經濟貿易政策制定框架。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特朗普總統其實並不需要關心蘋果產品在哪製造，而是美國貢獻了什麼。

2017年1月美國硬碟巨頭希捷科技關閉蘇州工廠，引發了輿論的軒然大波，甚至有觀點認為這是“中國投資環境惡化”和製造業回流的例證。實際上，中國目前面臨的挑戰並不是外資撤離，而是自身的發展模式。難道中國要一直堅持以FDI為基礎的“蘇州模式”嗎？如果低端製造業遷移到東南亞，高端製造業遷回到美國，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也許有一天，中國手機廠商創造的利潤佔據了智慧手機市場的半壁江山，我們可能已經不關心蘋果或者希捷是否要撤出中國。

減稅不是西方國家專利

更新於2017年3月3日 07:32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 滕泰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助理、新供給研究中心主任劉哲

是否存在“死亡稅率”或“臨界稅率”？每降低一個百分點的稅收，就會有千萬家企業為中國經濟注入增長動力。

合理的稅負水準是保證政府正常運轉、確保國家安全和穩定、提供民生基礎設施的必要手段。然而近期，中國卻掀起了一場關於“死亡稅率”的爭論。有財政學者批評“中國徵稅過重，40%的稅負對中國企業意味著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稅率’”； 也有企業家表示“中國製造業的綜合稅務跟美國比高35%，而且是“全世界最高的”；中國稅務局也就宏觀稅負水準、稅負結構和完善宏觀稅負機制做出了解釋。那麼是否存在所謂“死亡稅率”或者其他影響企業生存的 “臨界稅率”呢？

臨界稅率的影響因素

企業經營和盈利能力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如市場環境、生產成本、資金成本、創新和管理能力等，稅收是影響企業淨利潤的眾多因素之一，如果將企業的退出完全歸因於稅收，顯然是有偏頗的，“死亡稅率”的提法在一定程度上誇大了稅收的影響。

但同時也需要關注稅收成本的增加會降低廠商的盈利能力，有效供給隨著稅收成本的提高而降低。過高的賦稅成本會使得造成實業經營困難，當稅收達到某一個值時，廠商的淨利潤可能接近於零。如果再提高稅率，廠商就有可能退出生產，有效供給迅速降為零。《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一書中，將這個稅率定義為“臨界稅率”。

如圖所示，當廠商稅收成本小於“臨界稅率t0”時，有效供給隨著稅收成本的增加而減少；當廠商稅收成本增加到高於“臨界稅率t0”時，則有效供給斷崖式下滑，降為零。

如果將企業經營活動看做一個供需結構、生產成本、市場格局等都不發生變化的靜態過程，稅負對於企業的影響也是相對固定的，臨界稅率會穩定某一點t0。但事實上，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活動，受到宏觀經濟形勢、供需格局、勞動成本、物流成本、原材料成本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是動態變化的，因此臨界稅率也會隨著這些因素的變化而左右移動。

圖1 稅收成本約束曲線

在經濟景氣上升，或勞動成本、物流成本、融資成本等大幅降低的情況下，企業對於稅收的承受能力也會相應提升，臨界稅率會向右移動。反之，如果經濟增速持續下行，或生產成本、經營成本大幅提升的情況，企業對於稅收的承受能力會下降，臨界稅率向左移動。

對於廠商而言，即使在稅率不變的情況下，如果其他因素導致“臨界稅率”向左移動，超過企業的承受範圍內，廠商不願意再增加投資或者生產。在開放條件下，廠商會選擇向稅率較低的其他國家或地區搬遷。

中國稅負是否接近了“臨界稅率”

近幾年，中國出臺了結構性減稅降負的措施，部分企業的稅負得到了一定改善。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國內生產總值從2010年10.6%的高速增長下降到2016年的6.7%，企業經營受到宏觀經濟景氣向下的壓力，利潤空間有所收窄。同時，企業經營的人工成本、融資成本、土地成本近幾年也出現了大幅上漲，進一步擠壓了企業的利潤。

以融資成本為例，2010年10月，為了應對物價上漲，中國央行開始多次加息，一直延續到2011年7月。期間，銀行理財產品的收益率從2.5%，上升到2011年底的5.3%，提高了一倍多，企業的實際融資成本迅速上升。在2013年的“錢荒”時期，隔夜頭寸拆借利率飆升578個基點，達到13.44%，各期限資金利率全線大漲，實體經濟出現了嚴重資本供給短缺，企業的融資成本又一次被顯著抬高。

由於這些非稅收因素的影響，使得“臨界稅率”逐漸向左移動，企業所能承受的“臨界稅率”不斷下降。中國工業企業的虧損額從2010年的2456億元，增加到2016年的8173億元，增長了2倍多。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近日發佈的《小微企業稅收政策研究報告》，“伴隨著經營環境的日漸惡劣、市場競爭的日益加劇，虧損小微企業比重由2013年的6.2%飆升至到2015年第二季度的26.2%。盈利的小微企業占比也從78.2%下降至49.0%。”

對於大企業來說，稅收負擔也相對沉重，以企業規模普遍較大的石化行業為例，2015年，石化行業整體主營業務收入12.74萬億元，下降6.1%；利潤總額6265.2億元，下降 18.3%；但是上繳稅金達到1.03萬億元，基本與上年持平。

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高稅負已經成為企業經營的沉重負擔。高額稅收成本不但造成大量企業經營困難，乃至虧損，同時還迫使福耀玻璃等民營企業為了規避稅收而將工廠遷往美國。中國目前的稅負已經接近了企業所能承受的“臨界稅率”水準。

近年來，中國稅收收入逐年增加，從2010年的7.3萬億增加到2016年的13萬億，在稅率沒有明顯降低的情況下，總體來看稅基還是擴大了，適當在減稅方面採取一些措施，對於提升企業投資意願，幫助企業渡過轉型升級的關鍵期，進而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是有益的。

減稅不是西方的專利

任何一個經濟的稅率接近“臨界稅率”之後，都會對經濟產生壓制作用。以美國為例，1932年11月，羅斯福贏得了美國總統大選，上臺以後，在稅收方面做出了增稅的決定。羅斯福去世以後，高稅率政策仍然得以延續。到了20世紀60年代，高稅負對美國經濟產生的壓制效應已經非常明顯，失業率一度高達7.1%。1981年美國聯邦通過的經濟復蘇稅法通過降低個人所得稅率等方法刺激經濟增長。法案主要包括一系列的全面減稅措施，包括通過三年將個人所得稅率降低23%，將最高稅率從70%降到50%，將最低稅率從14%降到11%。1982年到1983年，雷根全面降低了個人所得稅稅率；同時減免企業稅，主要對企業投資給予納稅優惠，並縮短固定資產折舊年限；此外，還降低了小公司的利潤稅率。

在減稅等政策刺激下，美國經濟於1983年開始復蘇。1983年8月，美國工業生產指數連續上升了9個月，已十分接近危機前的高點。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82年的負增長迅速上升到1983年全年增長了4.6%，其中1983年四季度經濟增長水準高達7.83%。

當然，減稅促增長並不是西方的專利。在中國古代，類似的案例不勝枚舉，比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都實行了輕徭薄賦的政策。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劉邦在統一天下不久，即定下了“輕田租”的制度，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又分別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到了文帝十三年，更是全免了田租，長達十三年之久。農民的稅負比秦朝大大減輕了，而且保持了相對長的一段時間，這大大激發了農民積極性，在推動期間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同樣的，隋王朝的稅負較重，唐初推行了“租庸調”的賦稅制度，稅負較輕，讓農民可以休養生息，同時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利於經濟的發展。輕徭薄賦的思想在中國古代促增長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放水養魚”提升經濟持久動力

2016年以來，中國的減稅力度不斷加大。2016年擬安排財政赤字2.18萬億元，比2015年增加5600億元。據瞭解，2016年增加的5600億赤字，其初衷主要用來給企業減稅降費，但執行到2016年底，並無明顯證據表明中國企業的稅費有明顯降低。

李克強總理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為企業減免稅負可以幫助企業渡過難關，是‘放水養魚’，長久來看是在涵養稅源。”但是如果僅是用一杯水去救一車著了火的柴草，杯水車薪不僅難以幫助企業走出困境，為經濟培養新供給新動能，反而還會從心理上改變企業家對於未來企業發展的預期，經濟可能再次面臨下行風險。越是在轉型升級的關鍵時刻，“信心比黃金更重要”。

在減稅政策的制定中，還應當進一步解放思想，未來幾年內持續適度擴大減稅力度。不僅僅在一些小稅種上減稅，還可以考慮從企業負擔最重的所得稅、增值稅等大稅種入手，實施全面、普遍、大力度的減稅措施。2016年中國稅收收入約11.6萬億，占GDP的15.7%，2016年工業企業利潤總額6.88萬億。如果減稅10%，則企業的利潤增加1.16萬億，相當於企業利潤總額提高16.9%。伴隨著企業的投資回報率的明顯上升，投資意願自然也會提高，進而釋放供給潛力，創造有效需求。

而對於因減稅所造成的中國政府的財政缺口，可以通過發行等量的國債予以彌補。這一政策的實質是，在經濟低迷時減稅，在未來經濟過熱、有通貨膨脹風險時償還，把未來經濟景氣或過熱階段的資源提前到目前經濟低迷階段使用，不僅有利於當前經濟企穩回升，也有利於避免下一輪經濟過熱的發生，是熨平經濟波動的有效手段。按照全國人大批准的2016年財政赤字目標21800億元計算，2016年中國GDP為74.4萬億元，赤字率在3%左右，這是債務增量，從債務餘額來看，中國政府負債率還遠低於60%的水準，適當增加國債發行規模，對中國而言是可行的。同時，在中國居民的貨幣資產缺乏足夠可選投向的背景下，發行國債還可以有效吸納社會閒置資金，增加居民閒置資金的投資回報。

2017年中國正處於結構性轉型攻堅克難階段，每降低一個百分點的稅收，就會有千萬家企業扭虧為盈、煥發出勃勃生機，將為中國經濟注入持久的增長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