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公司法翻修 不能再等了
2017-02-15 02:38經濟日報 許杏宜
身為律師，我經常協助創投基金或天使投資人跟創業團隊擬定投資契約。一個常見的現像是，即使談判的兩邊都是台灣人，但新公司卻設立在境外。實務上也遇到外國投資人想要與本土團隊設立合資公司，但在問過一些台灣的法律問題後，決定設在境外而非台灣。
會發生上面的情況，稅並不是雙方當事人主要的考量，台灣公司法的僵固反倒是主因。公司法過去十幾年來修改過不少次，也引入了不少英美法系的法理原則，像是董事的忠實注意義務、揭穿公司面紗等，但是歷次的修法並沒有真正改變公司法的骨幹樣貌，仍然是以大公司為原型。
大公司的代理人成本（agency cost）高，因此公司法規範是以防弊為主；現實是，我國公司以中小企業、甚至是家族公司居多，這些公司的代理人成本較低，效率彈性才是其關心的重點。也正因如此，我國公司法顯得十分僵固和落後。
就拿股份有限公司三董一監的強制規定來說，許多小公司為了湊足三董一監的人數，不得不找親友當人頭，結果產生不少糾紛，像是掛名董事，到了機場才知道公司欠稅被限制出境，這種例子時有所聞。又例如，公司法要求至少兩名自然人股東，才能設立股份有限公司，導致出現不少借名登記問題。實務上，也經常遇見公司的發起人（包含外資）為了避免三董一監或兩名自然人股東帶來的人事困擾，棄股份有限公司，改設有限公司，卻因而陷入更加不彈性的體制僵局。其他例如股票面額最低1元的要求、嚴格的股份買回禁止、及股東會一定要召開實體會議…都引起不小的民怨。
弔詭的是，即使我國公司法管制嚴格，公司治理仍然弊病叢生。面對僵固而不合時宜的法規，實務上總會發展出陽奉陰違的做法。例如公司法規定股份轉讓不可以用章程限制，為了防止股東轉讓股票，就曾出現統一將股票鎖在保險櫃的荒誕事。又例如，公司財報是否須委請會計師查核簽證，台灣是以資本額3,000萬元作為決定門檻，實務上，就經常出現低面額高溢價的增資做法，以規避財報查核的要求。相較之下，新加坡用總收入、總資產及員工人數為判斷標準，就較能貼近公司真實的經營規模。
法規跟實踐存在不小差距的現象，長期下來，反倒成為經營階層法遵意識持續低落的原因之一。
我國公司法也存在著許多權責不清、資訊不透明的問題區塊。例如，台灣公司登記實務至今還是以紙本為主，公司如需要變更登記必須將資料紙本送交主管機關作形式審查。而即使主管機關耗費這麼多的資源在管理公司登記，經濟部公司登記查詢網站上所能查到的公司資訊，相較於香港的公司登記查詢系統，仍然少得可憐，導致交易的第三人往往只能再要求公司提供資訊或依公司法規定向主管機關請求抄閱。這些都是龐大的交易成本，都是不必要的浪費。
現行的公司法有如一台老牛車，在全球競爭激烈的新經濟時代，實在已經不堪使用。此次民間修法委員會提出的公司法全盤修法建議，正是一個改革的契機。不僅是新創產業，台灣絕大多數現有的中小企業，都需要一套合理鬆綁但權責相符、降低交易成本的公司法。過去這十幾年來，眼看許多本該是台灣的公司，轉設成境外公司，導致後續複雜的法律糾紛跟更高昂的營運成本，台灣的競爭力就這麼一點一滴流失。全盤修正公司法，台灣真的不能再等了！
（作者是台灣及美國紐約州律師）
硬脫歐？先繳清上兆分手費
作者：盧沛樺譯 2017-02-15 天下雜誌616期
英國脫歐進入倒數，想和平分手，英國須先繳高達兩兆台幣的「脫歐費」。英國人從未想過要負擔這麼高額的分手費──因為政府的白皮書從未提到。
英國的脫歐派應該很高興，因為就快「獨立」了。英國下議院本週通過法案，授權首相梅伊在三月啟動歐盟《里斯本條約》第五十條，為期兩年的「脫歐」進程進入倒數。
但分手的代價將很嚇人：英國將面對高達六百億歐元（約兩兆台幣）的「脫歐費」，這筆錢足足能辦五次的倫敦奧運。未來雙方肯定會討價還價，但如果連分手費都談不攏，整個脫歐談判都將受連累。
這當中涵蓋的項目，令人眼花撩亂。例如，原先英國承諾給付歐盟數十億歐元的預算。這些負債與英國在歐盟的資產相抵消，推估英國最少仍需付兩百五十億歐元（約八三七○億台幣）。
未來還有得吵。但光是分手費怎麼談，已經意見分歧。歐盟堅持，分手費必須先簽，然後再協議如雙邊貿易等問題。但英國政府傾向同步進行，以利在談判中爭取更有利的條件。
達成共識才符合各方利益。如果協商失敗，英國不付錢，歐盟的支出將空下一個大洞。這代表德、法兩國未來必須撥付更高的預算。
英國若這麼一走了之，不只雙邊貿易協商甭談了，資訊分享、科學研究、國際法院法官互訪等，一切可能都化為雲煙。
雙邊的矛盾正是《里斯本條約》第五十條要處理的。這代表英國人須做出大部份的妥協。梅伊應該聚焦未來雙邊貿易條件，而不是花時間吵分手費；歐盟若能應允脫歐後的雙邊關係，就能向英國拿更多錢。
但倫敦和布魯塞爾內的強硬派，卻可能導致協商破局。歐盟執委會有一群人急著向世人宣告「以英國為鑑」。他們只想讓英國人承擔沉重的代價，但英國人從沒想過要付一筆分手費──因為政府的白皮書裡從未提及。
支持脫歐的媒體，依舊耽溺於去年夏天意料外的勝利，它們將梅伊與前首相柴契爾相提並論，柴契爾也曾要求歐盟，將英國繳給歐盟的預算還回來；英國國會也有一群議員堅持硬脫歐，而梅伊所屬執政黨在國會掌握的席次，也只比在野黨多十六席。
時間進入倒數，一旦歐盟與英國的期望落差愈拉愈大，雙方都可能引火自焚。（盧沛樺譯）
《多德-弗蘭克法》爭議為何如此之大？
更新於2017年2月15日 07:10 英國《金融時報》 本•麥克蘭納汗 紐約報導
一部奧巴馬時代的標誌性金融法規，為何如今卻被指“堵塞了資本主義動脈，傷害了工薪階層和消費者”？
上周，在美國財經新聞頻道CNBC上被問及《多德-弗蘭克法》(Dodd-Frank Act)的缺陷時，傑布•亨薩林(Jeb Hensarling)毫不客氣。
對於奧巴馬時代的標誌性金融法規，這位元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主席表示：“它在我們的體系中堵塞了資本主義的動脈，傷害了工薪階層，傷害了消費者。它需要廢止。”
“只要《多德-弗蘭克法》還在生效，就不可能擁有健康的經濟。”
這位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人預計會在今後幾天提出一套替代規則，可能會逆轉七年前出臺的許多改革措施。
但是，他的看法到底對不對？2010年7月通過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是否走得太遠，阻止了銀行放貸？
整體資料並未顯示貸款難以獲得。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的資料顯示，至少在三年期間，全美商業銀行的總放貸規模穩步增長；除房屋淨值信用額度和銀行間放貸以外，增長勢頭涵蓋所有類別。
2010年到2012年期間貸款規模相對持平，但是自那以來貸款規模已從大約7.5萬億美元增至9.24萬億美元。這相當於每年增長6%左右，是美國經濟名義增長率的大約兩倍。
富國銀行(Wells Fargo)財務總監約翰•施魯斯伯裡(John Shrewsberry)上周在邁阿密的一個會議上表示：“我行像其他銀行一樣出現增長。”他指出，去年該行貸款增長了7%。
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財務總監瑪麗安•雷克(Marianne Lake)在上月報告該行實現247億美元創紀錄年度淨利潤時表示：“貸款增長保持穩健。”
而在整體資料之外，有跡象表明某些領域的業務受到了擠壓。
比如，分析師們表示，對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US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打擊的擔憂，抑制著信用卡和個人貸款等產品的業務活動。消費者金融保護局是《多德-弗蘭克法》催生的機構之一，負責執行19項聯邦消費者保護法規——從住房金融到學生貸款，從信用卡到銀行業務實踐。
《多德-弗蘭克法》要求該局監管面向消費者提供的金融產品或服務，打擊“不公、欺騙或濫用”行為。
兩黨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金融監管改革部門主任札斯廷•沙爾丁(Justin Schardin)表示，這可能導致了銀行對低收入和信貸歷史較短的客戶抱有戒心。他提到，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2015年次級信用分數的客戶獲准開設的新信用卡帳戶在此類帳戶總數中的占比不到五分之一，低於2007年的29%。
就住房抵押貸款而言，銀行和遊說團體也抱怨稱，新規要求綜合考慮消費者的信貸歷史、收入、現有償付義務、債務/收入比率、就業狀況以及其他資訊，以確定其是否有“合理能力”償還貸款。這導致了一大堆的文書工作。
德克薩斯州立銀行(State Bank of Texas)常駐達拉斯的總裁蘇希爾•派特爾(Sushil Patel)表示：“你過去帶一個資料夾就能出門，現在你得帶一個文件夾。”該行通過收購芝加哥一家破產銀行，跨過了10億美元資產門檻。
但是，自由派智庫“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住房金融政策中心(Housing Finance Policy Center)聯席主任勞麗•古德曼(Laurie Goodman)辯稱，其他因素產生了更大的影響。
她表示，信貸依然“極度偏緊”，因為各銀行對多個因素感到擔憂，包括它們需要向政府支援的抵押貸款買家——房利美(Fannie Mae)做出的陳述和保證，以及承擔不良貸款的高昂成本。所有這些都與《多德-弗蘭克法》無關。
面向小企業的放貸也是好壞參半。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資料顯示，向非農企業發放的100萬美元以下的非抵押貸款在2007年達到3750億美元的峰值，現已下降至2840億美元。
在中右翼智庫“美國行動論壇”(American Action Forum)的總裁道格拉斯•霍爾茨-埃金(Douglas Holtz-Eakin)看來，這是合規帶來額外負擔的一個跡象。
但是其他分析師表示，很難區分《多德-弗蘭克法》與其它因素（銀行重建資本期間的格外謹慎；相對疲弱的經濟；以及各種非銀行平臺的競爭）之間的影響。一些人指出，該法針對小企業貸款的主要內容——要求銀行收集和報告更多資料——迄今並未生效。
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教授邁克爾•巴爾(Michael Barr)表示，即便該法妨礙銀行放貸的證據缺乏說服力，那也阻止不了共和黨人廢止它的決心。
從2009年至2010年，巴爾在蒂姆•蓋特納(Tim Geithner)領導的財政部工作期間，幫助設計了《多德-弗蘭克法》。他說，幫助銀行發放更多貸款的言論是一種策略，目的是贏得對一攬子改革方案的支持，這些改革有利於華爾街，而非普通民眾。
他指出，遊說人士已經在談論廢除當年沃爾克提出的自營交易禁令，並撤銷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後者的職責是監督存款類銀行以外蓄積的風險。
這一切都與釋放信貸流動沒有多大關係。
巴爾稱，亨薩林提出的多德-弗蘭克替代規則——其初版被稱為《金融選擇法案》(Financial Choice Act)——不太可能帶來“讓國家更美好的變化”。
“我們真的面臨著回到金融危機前夕、重蹈覆轍的風險。”
中國貨幣擴張遇到瓶頸
更新於2017年2月15日 07:10 上海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 胡月曉 為FT中文網撰稿
胡月曉：中國貨幣的信用基礎不足問題，浮現於市場面前；信用貨幣體系完善對國債存量規模和結構提出新要求。
2016年以來，中國明顯加強了公開市場操作的頻度和力度，其它流動性投放工具的使用也相應增加，MLF餘額由年初的5145億增加到年末34573億，PSL由10800億增加到20500億；2017年初，中國央行還新設了“臨時流動性便利”的新貨幣投放工具。然而，2016年年11月以來資金緊張態勢並沒有多少緩解，“流動性拐點”成為市場主流預期。筆者認為，在中國新貨幣形成機制下，市場認為中國貨幣的未來擴張基礎已遇到“瓶頸”——即使央行願意加大投放，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也將面臨“無券可押”窘境！中國貨幣的信用基礎不足問題，首次浮現於公眾和市場面前！
一、中國新貨幣機制形成
2014年後，推動中國貨幣被動高增長的外匯占款已轉向收縮，中國貨幣投放新機制逐漸形成（詳見筆者之前發于本網的《中國貨幣政策：明年不松》）。中國新貨幣機制的基礎，是貨幣投放基礎由外匯占款轉向公開市場操作（OM）和貸款、貼現視窗的投放，貨幣投放的主動性增強。
由引起儲備貨幣增長的項目變動變化分析可知，中國基礎貨幣投放基礎已由外匯占款，轉向了OM和視窗操作，貨幣調控轉向準備金領域，表明中國貨幣形成機制發生改變，金融市場化基礎形成。決定中國儲備貨幣增長的專案變化，使得中國貨幣形成機理發生了重大變革：具有被動特徵的外匯占款增長退居次位，央行可以主動控制的公開市場操作走上前臺，成為左右中國貨幣投放的主要載體。
新貨幣形成機制的一個最重要變化，就是貨幣投放的信用基礎由外匯轉向國債，由於作為信用基礎的國債深度和廣度的不足，除非真能發揮準備金的“池子”功能，中國未來的貨幣增長將延續較長時期的低增長態勢。中國貨幣投放基礎帶來了貨幣信用基礎的改變，中國貨幣開始真正進入信用貨幣時代，人民幣的信譽開始與美元脫鉤，這不僅給貨幣的國內政策（增速選擇和價格管理）帶來了新問題，也給本幣的國際化帶來了新課題（匯率錨選擇和資本開放）。綜合各國信用貨幣體系運作實踐，國債體系的發展完善，作為中國當前貨幣體系發展完善的前期和基礎，需引起各界的充分重視。市場有諺雲“金融危機的根源是財政問題”，其背後邏輯就在於此。
受到預期引導、投放基礎、經濟調控等多種因素的影響，2017年中國的貨幣增長仍將如政策所言，維持偏緊態勢。中國貨幣格局面臨著“過度深化”和資金緊張並存的矛盾局面。造成前者的原因，市場公認為是外匯占款增長帶來了基礎貨幣被動投放，進而造成了中國的高存款準備金比率（RRR）狀態；對於後者，不同時間有不同解釋，市場並沒有一致看法，典型如2013年年中和2016年年末時期的貨幣市場震動，不過筆者認為，不論何種解釋，資金緊張歸根究底是貨幣增量不足。存量過多和增量不足構成了中國貨幣的複雜形勢的表現特徵，資金脫實向虛帶來的資產泡沫化和資產流動性不足，固化了過多的貨幣，使得中國經濟對增量貨幣有著超強勁的需求。
二、中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信用特徵
現代信用貨幣體系下，各國貨幣當局普遍將基礎貨幣的創設與國家信用直接掛鉤，即央行向商業銀行投放基礎貨幣時，商業銀行必須向央行提供國債等代表國家信用的抵押物。在貨幣利率的調節上，央行通過直接和市場交易符合一定標準的國庫券，直接影響了銀行間市場，尤其是準備金市場上的利率，如美國的聯邦基金利率。從各國實踐看，央行通過抵押品管理和交易標的的選擇，使儲備貨幣的發行和國家信用建立起直接聯繫。
從基礎貨幣創設實踐看，雖然各國央行的抵押品管理大都突破了國債的限制，通常把高等級的金融債、ABS、信用債和信貸資產都納入可抵押範圍，尤其在危機時期，貨幣當局實行寬鬆貨幣政策時，為達到擴張流動性、救助銀行的目的，抵押品標準通常會臨時下降。儲備貨幣創設過程時，沒有和國家信用掛鉤，意味著貨幣的國家信用是隱性的，即國家會對以儲備貨幣進行信用創造的金融機構負責；如果儲備貨幣的創設是嚴格和國家信用掛鉤，那麼貨幣背後的國家信用就是顯性的，金融機構的信用創造行為也會受到更多的限制。各國規定較寬的合格抵押品範圍，並將抵押信用由國家信用擴展到企業信用，目的是為了對危機時期合格抵押品不足的現象提前應對，對非常時期的抵押物擴張提前做出法律許可，而平常時期的合格抵押品選擇仍然集中在國家信用品種上。
三、 體現貨幣國家信用的基礎只能是國債
在儲備貨幣創設的四項目中，顯然只有公開市場操作和貸款、貼現視窗的操作能與國家信用直接掛鉤。除了實行貨幣局或聯繫匯率制度的小規模經濟體，實行信用貨幣制度的國家，無不以OM和貸款、貼現視窗，為儲備貨幣形成主要來源。
顯然，擴大公開市場操作和貸款、貼現視窗操作的規模，需要有充足的抵押物，實踐中能夠充當的都是體現國家信用的各類國家債務工具，如國債、政府支持債券等。儘管存在著社會信用抵押物的法律許可，但通常只有在危機時期，儲備貨幣的擴張才會稍偏向倚重社會信用抵押物。
在信用貨幣體系下，國家債務通過充當儲備貨幣創設過程中的抵押物，使主權貨幣具備了顯性國家信用，這就是國家債務的貨幣經濟學意義。國債的貨幣經濟學意義，使得國債不再是單純“債務”，而且還是主權貨幣發行的基礎和保證。在世紀之交的1998-2001年，美國經濟正引領“新經濟”的潮流，風頭正勁。經濟繁榮帶來財政狀況的改善，美國國債規模持續下降，國債餘額占債券市場和GDP的比重都出現了明顯的下降態勢。經濟繁榮也帶來了同期美國整體流動性的提高，相應美聯儲（FED）儲備貨幣創設需求增長，但國債的減少直接影響了FED的基礎貨幣投放，時任FED主席格林斯潘就多次呼籲保持國債規模適度增長。
基於國債的貨幣經濟學意義，保持適度國債規模的重要性是明顯的。信用貨幣體系需要國債維持一定規模，部分國債因此獲得永遠不需要償還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上，美國作為信用貨幣體系運作成熟和國際貨幣地位國，確實不需要考慮還清國債——適度規模管理即可！
中國儲備貨幣的創設來源正處在轉變過程中，能體現國家信用的公開市場操作和貸款、貼現視窗操作的比重上升，加之儲備貨幣本身正常的增長需要，信用貨幣體系完善對國債存量規模和結構提出了新要求。中國要依靠OM和貸款、貼現視窗的操作，實現儲備貨幣的增長，就需要大幅度增加國家債務工具的規模，以保持人民幣背後的國家信用本質。但直到如今，中國國家債務管理對信用貨幣體系完善的影響，仍未提上日程，甚至沒有注意到貨幣發行和國家債務增長之間的關係。單純從貨幣增長角度，忽視主權貨幣背後的國家信用本質，擴大央行抵押品範圍至商業信用的呼聲，竟然還有不少市場！
四、政府債務管理框架應有創新突破
實現信用貨幣體系下流動性平穩的需要，以及基於國債的貨幣經濟學意義，政府債務管理突破債務管理局限，在全新的“債務-貨幣”經濟學思維下，看待政府債務發展。
首先，創新思維加快國債規模增長。過去中國對國債規模增長的認識，都是基於債務可持續性和宏觀調控的需要，並沒有考慮主權貨幣增長的需要。因此，國債規模的管理和增長，需要將其放置在債務可持續、宏觀調控和貨幣增長的“三位一體”框架下考量。由於沒有考慮儲備貨幣創造的需要，中國國債規模存量顯然是不足的。本世紀初（2000-2003），美國國債占流通貨幣(M2)的比重由前幾年“新經濟”開始之時的90%下降到了60%下方，美聯儲不斷對財政結餘政策表態反對，理由是國債規模下降影響到了聯邦基金市場的運作。中美兩國在國債對M2比例上的巨大差異，集中體現了中國缺少對國債的貨幣經濟學意義認識。2010年後美國國債占M2的比例持續位於100%上方，這一狀況為美聯儲持續開展QE提供了條件；中國的國債規模占M2的比重持續位於10%下方，在儲備貨幣創設來源轉向OM和貸款、貼現視窗情況下，這一狀況極大制約了我國基礎貨幣的增長。
其次，擴張國債優先於地方債發展。只有國債才能代表國家信用，國債規模需要適應貨幣增長的需要提高。除非中央政府擔保地方政府債務，能夠體現國家信用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債務，即國債。在債券市場規模增長構成制約整體政府債務增長情況下，即使地方政府債務的增長在債務可持續和風險管理下是可行的，也要讓位於中央政府國債的發行，甚至必要時可採取增加轉移支付力度的辦法協調債券發行資源。為了化解地方政府債務中國自2011年引入地方債後，發展迅速，截止到2016年10月，全國地方債規模已超過10萬億，接近國債11.7萬億的水準。地方債的快速增長，客觀上會擠佔國債的增長空間。未來需要協調國債和地方債發展，並將國債擴張放在優先位置。雖然地方債也被人民銀行納入了合格抵押品範圍，但地方債體現的是非國家信用，基於非國家信用的儲備貨幣創設規模的過度擴張，將損壞信用貨幣體系根基。
第三，儘快提高短期政府債務工具的品種和規模。資產負債綜合管理的一個原則是使兩端（負債和資產）的久期匹配，這樣可以實現利率變動風險的最小化。貨幣當局同樣需要遵循久期匹配的原則。貨幣當局為維持儲備貨幣發行的平穩，需要短、中、長各種期限儲備貨幣發行的匹配，無論央行通過何種工具進行公開市場操作和貸款、貼現操作，其對應期限的儲備貨幣創設，通常希望能得到相應合適久期的抵押品。在成熟的利率市場化體系下，貨幣市場利率是金融市場上的重要基礎利率，貨幣當局通常通過調節貨幣利率引導利率體系變動。貨幣利率的調整，需要貨幣當局在公開市場上常態化的頻繁操作，因而客觀上大量短期國債的存在。事實上，美國大量短期限的國庫券，尤其是現金管理國庫券，其發行的主要目的就是為聯邦基金操作提供合格抵押物，而非債務管理。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中國避免匯率戰值得讚賞
更新於2017年2月17日 07:00 英國《金融時報》 社評
FT社評：在美國商務部長人選羅斯獲得確認前，中國似乎在緩解美中貿易摩擦。避免在貿易上與美國開戰是明智的。
美中關係的緊張程度如此之高——且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爆發貿易戰的前景如此嚴峻——以至於經濟大背景中的每一個變化都意義重大。因此，北京方面正成功遏制資本外流並阻止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跡象至關重要。畢竟，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一些抨擊中國的言論經常以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為形式。
雖然外界普遍預期人民幣將出現大幅貶值，但實際上，在今年頭6周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1.2%，部分逆轉了2016年7%的跌幅。
這種相對穩定部分應歸功於中國對資本外流的打擊，這方面的行動使得1月份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相比此前一年不斷高漲的跨境收購出現略微下降。國內資本市場的小幅利率上揚吸引了更多中國資金留在國內，而不是到海外尋求更高回報。
綜合來看，這些措施或許表明，在特朗普的商務部長人選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獲得確認前，中國政府一直在盡可能地緩解美中貿易摩擦。本周的報導稱，中國去年12月購買了91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中斷了連續6個月對美國國債的拋售。這進一步突顯了北京方面可能在盡力安撫特朗普政府的印象。
當然，這些細微的舉動可能無助於平息特朗普在競選期間表達的義憤情緒，那時他指責中國進行了“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盜竊”，承諾要給北京貼上“匯率操縱者”的標籤，並表示將對所有中國輸美商品徵收45%的關稅。中國的回應基本上是按兵不動——儘管官方小報曾威脅要進行“以牙還牙”的報復，包括抵制美國波音(Boeing)飛機、iPhone、大豆、玉米及其他產品的銷售。
然而，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政治問題上的所作所為表明，它並非不能收回說出的話。特朗普已不再堅持其質疑“一個中國”政策的煽動性暗示。自上世紀7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以來，“一個中國”政策一直是美國對台政策的基礎。
最近幾周白宮對中國在南中國海挑釁性造島工程的態度似乎又回到了更溫和的立場。新任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先前的言論暗示，美國可能在考慮對這些人工島進行海上封鎖。如今這一立場有所淡化，緩解了人們對潛在軍事衝突的擔憂。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決定避免在貿易問題上與美國對抗似乎是明智的。中國出口商品18%銷往美國，約有2000萬中國人的工作是生產美國人購買的商品，北京如果無視其經濟在一場跨太平洋貿易戰中可能遭受的打擊，將是愚蠢的。維持人民幣穩定或許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中國自己的利益。中國政府正竭力遏制資本外流，去年流出達到幾千億美元。中國政府似乎已決定，只要國民相信人民幣將保持堅挺，他們就不太可能把自己的資金轉往海外。就目前而言，冷靜的頭腦占了上風，這是可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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