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美中貿易戰即將開打
2017-02-13 06:17經濟日報 丁予嘉
川普上任後火力全開，積極實現競選承諾，已至少簽署五項具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涵蓋了醫療健保、能源、邊境管制、非法入境遣返等極具爭議性的政策。他也火速退出TPP、推進石油管道建設、宣佈修建美墨邊境圍牆、並對其課徵20%進口稅負讓墨國支付此筆建築費用，另外，限制七個穆斯林國家居民實施移民禁令，更引發司法爭議與挑戰。
在國際關係戰略上，他也四處開火，指責中國、日本與德國是操控匯率的國家，拉升對伊朗的緊張關係，與墨西哥、澳大利亞等國開啟諸多摩擦事件，這也讓市場相信，中美貿易戰的正式開打，應已不遠。
川普國際政策大轉變，影響諸多跨國企業對於未來前景的研判。多數企業仍樂觀期待2017年美國經濟與企業前景，但也對川普捉摸不定的新政抱持擔憂與不敢輕忽。據華爾街日報統計，1月光是標準普爾500指數成份股公司中，除了發表與公司本身相關的營運議題外，達半數公司直接或間接都提到了「川普」，蘋果、Google、臉書等國際知名企業紛紛表態對川普發布新政措施的看法，這些跡象表明國際商界領袖意識未來企業的全球營運，川普成為最大的變數之一。
另外，由全球菁英聚集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中，川普與中國也是主要話題焦點，川普則被比喻成「糖興奮劑」（suger rush），隱喻一種在攝取大量糖份之後會產生的興奮感，國際間相信川普對經濟刺激效果可能是短暫的，且終將因他可能製造新的國際緊張局勢升級而被取代。
在川普打著美國優先的貿易保護主義大旗下，美國正加速脫離全球化信仰。全球化進程在金融海嘯前達到巔峰極致，之後其實從未真正的回復過，去年英國脫歐成為西方世界反全球化開端，今年歐洲大選若再有民粹主義領導人接棒演出，整個西方世界反全球化的保護主義戰只會越演越烈。
相信川普對墨西哥開刀只是開端，因為從美國貿易結構分析，2015年美國總貿易逆差達7,725億美元，做為美國第三大貿易夥伴的墨西哥，兩國貿易逆差約900億美元，實質占美國總貿易逆差比重約僅12%，如此便祭出墨西哥課以20%關稅的手段，猜測川普想丟出風向球測試國際間反應、這些鄰近國家後續應變措施為何，藉此累積更多的實務戰略經驗，才能真正與中國這個最棘手的貿易對手，迎面而戰。
做為美國貿易最大夥伴的中國，巨額貿易順差已成為川普的頭號公敵，由於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美中之間除了經濟貿易問題待解外，政治與軍事等國際關係，更存在各種爭議與衝突。川普想迫使中國妥協的方法，不外匯率操控與提高關稅或是設立進口限額這幾種手段；國際間匯率的貨幣戰爭早已持續多年，川普表態美元維持一個相對弱勢的匯價，對於貿易逆差縮減的實質貢獻仍待時間觀察，至於提高中國產品出口關稅或是設限進口，對中國出口業將造成一定打擊，但一刀兩刃政策效果也將拉升美國物價與生活成本。以上各項方法，能夠刺激多少美國國內就業機會也是一個疑問，畢竟美國製造業人工成本相對中國達八、九倍之多，大幅提高中國產品的稅率相關產業也未必會流向美國。
從全球貨幣戰爭、到反全球化、全球貿易戰開打，美國經濟走向是否強勁依舊，端賴川普政策是否能提出有效解決方案，也須關注中美兩大經濟強權的對立，對全球經濟是否出現意外的損害，製造不確定性而造成兩敗俱傷的局面。
（作者是國票金控總經理丁予嘉博士）
中國發展：十字路口的選擇
更新於2017年2月13日 07:06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人 朱潔
朱潔：在倫敦政經學院近日舉辦的中國發展論壇上，演講嘉賓們以“十字路口的國度”為主題，激辯中國的未來。
上週六（2月11日），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舉辦的中國發展論壇上，知名學者與資深政經從業者彙聚一堂，以“十字路口的國度”為主題討論中國的未來，議題包括中國模式的適用性、經濟金融的發展與挑戰等。
中國模式的辯論
民主選舉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的基石，然而2016年的種種國際黑天鵝事件，讓人看到選民並不總是理性和道德的，由此促發了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替代模式的討論。
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表示，中國作為一黨執政、政府介入明顯的市場經濟體，與西方民主政治形成鮮明對比。然而，雖然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發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但中國模式仍然未必能夠取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國，政府對公民自由和人權的限制、裙帶資本主義、貧富差距加大、經濟增長放緩等問題都令人擔憂。對外，中國無法展示令人信服的軟實力；對內，隨著中國不斷開放，“內外有別”這種將內政與外交分開處理的慣例，今後也將越來越難以維持——中國模式或為“中國陷阱”。國際社會樂意接受中國的支票，但將繼續對中國的政治制度保持警惕。即便中國將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但未必能交換來世界領袖地位，經濟發展亦不能保證國內的穩定。
當然，戴博認同中國模式的成功，至少證明了西方民主也不是普適的。同時，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無論是“中國模式”還是“美國模式”，因同樣絕對注重國家主權，都將面對人才流動、科技創新等趨勢的強烈衝擊。
北京清華大學哲學系的外籍教授、博導貝淡寧（Daniel A. Bell），則主張將中國“賢能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的理想，與西方民主政治有效結合起來。他認為，中國實行“賢能政治”，是由國家規模、政治文化、歷史國情而定的。他表示，在中國，民主政治更適用基層政府；而高層級的政府需要賢能政治，人才的選拔應當注重政治經驗、高度智識能力和社交能力，並將這種組合不斷在高層和基層間進行實驗。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疆域廣闊多元、政府層級眾多；另一方面，2500多年來，賢能政治在中國政治文化中一直至關重要。《禮記》中“選賢與能”的描述，在帝制時期就通過科舉選士得到某種意義上的實現。
貝淡寧指出，當然，正如民主政治並不完美，賢能政治的理想與現實也存在差距，例如腐敗會破壞“賢”這一重要品質，因此反腐工作攸關賢能政治的成敗。
至於這種模式能否“出口”，貝淡甯表示，賢能政治更適用于有類似傳統的大型非民主國家。中國需要在本國樹立起足以激勵其他國家的良好模型，並不斷分享經驗、幫助培訓，從而幫助他國建立起支撐賢能政治的相關知識和機制。
經濟金融的思考
世界與中國的債務問題在論壇中備受關注。英國金融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前任主席Adair Turner表示，這個“債務宿醉”中的世界，面臨不外乎三個選擇：一是持續的低增長、低通漲，導致債務負擔並無減緩；二是債務在超低利率下得到削減，但也引發新的債務；三是一筆勾銷現有債務，在破產和重組中進行變革，但會帶來更多更快的風險。他預測，中國的增長會不斷減速、重組將不斷推遲，但重組和變革在某一天必將發生。
Adair Turner接著說，在美國，特朗普新政會是一支強勁的速效針，但在中期會帶來不小的風險。財政刺激、減少監管、減低稅務將提升需求，但會加劇不平等。通過提升關稅或企業稅等實現的保護主義，也將給全球帶來不確定性。
但倫敦政經學院的經濟學教授金刻羽表示，不必高估中美貿易戰的可能性。中國為蘋果等跨國公司提供的增值服務雖然不多，卻很關鍵，如果換回到美國，會導致產品價格大幅上升，反而為中國競爭者帶來良機，對美國來說，得不償失。
芬蘭央行轉型經濟研究所所長Likka Korhonen表示，中國企業、政府和個人稅務增長加快，因為提升債務是政府刺激經濟、維持高增長的一個工具。雖然中國與同等收入的國家相比債務水準並不算高，但對它相對不成熟的監管系統是一個挑戰。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Douglas Arner也表示，中國的世界第三大、第二快增長的影子銀行、金融市場高速證券化、突飛猛進的電子商務、依賴監管套利的金融科技創業，直到近期才引起監管者的注意。
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在摸爬滾打中實現了高速發展，上岸後正處在十字路口，前路漫漫，道阻且長，但還是要走下去。讓我們一起繼續觀察，拭目以待。
英國與歐盟”離婚“並非易事
更新於2017年2月13日 07:06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沃爾夫：從時間不足到談判對手各有各的利益和重點，在嘗試與歐盟友好離婚的過程中，英國將不得不應對五大挑戰。
英國政府就退歐計畫提出的法案包含一個奇葩聲明：“儘管我國議會在整個歐盟成員國期間保留了主權，但感覺上並不總是這樣。”正如我在公投拉票期間所主政的那樣，政府是對的：英國議會始終擁有主權，正如它有能力觸發退歐所證明的那樣。哪個理智的國家會因為其政府也認為是錯誤的感覺，而斷絕與最重要交易夥伴的關係、放棄它在所在大洲的理事會中的戰略席位？
然而這正是英國政府所尋求的。沒錯，英國政府想要友好地離婚：“我們希望繼續盡可能自由地同歐盟開展貿易，繼續合作以確保我們國家的安全，弘揚英國和歐盟共同的價值觀——在歐洲乃至整個世界尊重人權和尊嚴、民主以及法治，支持歐洲在世界舞臺上發出更強有力的聲音，並繼續鼓勵英國和歐盟之間的旅行。”不過，受其控制移民以及擺脫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這兩點想必反映了“人民的意願”——的願望推動，英國政府計畫退出單一市場和關稅同盟。
那麼英國政府有沒有能力達成協議？更進一步說，結果可能是什麼樣的？在嘗試達成協議的過程中，英國將不得不應對5個嚴峻挑戰。
首先，時間不足。第50條稱：“從退出協議生效之日起、或在未能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在遞交通知兩年後，條約對相關國家不再適用……除非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與相關成員國一致同意決定延長這一期限。”獲得延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期限為兩年。事實上不到兩年。的確，企業需要提前至少一年獲得清晰度。其結果是，英國的談判籌碼將迅速減少。
第二，各有各的利益。正如偉大的普魯士將軍赫爾穆特•馮•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所說的那樣，沒有什麼作戰計畫在遭遇敵人後還有用。這話肯定適用於英國的退歐計畫。英國政府將要與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27個歐盟成員國以及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展開談判，各方都會有不同的紅線。它們對達成協議的需要沒有英國那麼迫切。很多方面希望展示退歐是代價高昂的。很多國家還會覺得，談判拖延的時間越長，總部位於英國的企業倒向它們的幾率就越大。
第三，各有各的談判重點。作為首席談判方，歐盟委員會希望在啟動關於未來框架以及過渡安排的的談判之前，先談妥離婚條款。英國認為，在就一切問題達成一致前，不會同意任何事情。英方明智地表示，不會同意離婚——除非後續安排的框架和過渡安排也獲得同意。圍繞如何談判的分歧，可能會很快中斷整個進程。
第四，錢。這一直是英國的一個癥結。但根據歐盟委員會的計算，英國欠歐盟600億歐元。正如歐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的一份報告所指出的，這與“退歐派在公投拉票期間承諾的每週節省3.5億歐元的誘人前景相距甚遠”。“結清欠款”的要求最終可能被證明是決定性的絆腳石。
第五，複雜性。除了錢的問題以外，離婚將覆蓋其他未兌現的承諾（比如科研投入）、公民權利以及內務問題（比如，未決的競爭案件）。倫敦方面還決定採用最複雜的退歐後貿易安排——定製版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可能附加行業關稅同盟和針對金融業的“增強版對等”，這些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是非法的。隨之而來的複雜性可能被證明難以應付。
總之，無法及時達成協議的幾率必然很高。的確，第50條的設計初衷想必就是使退歐不可行。不過，假設可以達成符合英國政府心願的協議。它對英國（特別是貿易方面）來說將意味著什麼？
有兩點至關重要。第一，實證研究證明了英國國家經濟社會研究院(NIESR)的安格斯•阿姆斯壯(Angus Armstrong)所稱的貿易模型的鐵律：“兩國之間的貿易會隨著它們之間距離增倍而大致減半。”第二，關稅對貿易的阻礙程度比法規要小得多。這對服務業顯然是正確的，但對製造業來說也沒錯。
正因如此，一項審慎的實證研究表明，從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成員國轉為只有一份自貿協定，可能造成相關貿易大幅減少。總體而言，英國的服務和商品貿易可能縮水四分之一。由於距離和監管障礙，與美國、其他“盎格魯文化圈國家”以及領先新興國家達成的協定將無法彌補這些損失：據英國國家經濟社會研究院的莫妮克•埃貝爾(Monique Ebell)表示，這些可能只會使英國貿易增加5%。這是因為這些國家距離英國很遠，而監管障礙可能仍然很高。而且，如果降低法規要求，標準體系統一和相容的複雜問題將會浮出水面。（見圖表）
英國致力於成為“全球化的英國”。成功實現這個目標將是一項重大挑戰。沒錯，退歐的短期經濟影響迄今遠遠小於很多人的預期。但退歐進程尚未開始。在德蕾莎•梅(Theresa May)為白皮書所做的序言中，她聲稱英國正團結起來。這位英國首相說得沒錯，大部分留歐派希望她的退歐方案取得成功：這也是我們的國家。不過，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仍然認為，英國走上的道路對自己極為不利。我們只能希望自己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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