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加大對美國的依賴
摩根資產管理歐洲首席市場策略師 斯蒂芬妮•佛蘭德斯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佛蘭德斯：盡管全球經濟面臨著極大的困難，美國仍然實現了相當不錯的復蘇。投資者押註這一趨勢會持續下去。
“金融市場就像是小孩子。他們很難同時對兩件事保持註意力。”這是我的一位同事在從事了一輩子專業投資工作之後得出的結論。
小孩子到底能不能對某些事物保持註意力，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對巧克力或許可以。但關於全球市場，他說得有道理。投資者一直以來太關註英國脫歐公投及其後果了，以至於沒有看到全景：全球經濟仍令人擔憂地依賴美國經濟增長，以及各國央行的非常措施。
在英國脫歐公投之後的日子里，人們擔心，英國的麻煩將毀掉全球復蘇。但投資者們認為，對於股市和債市而言，這一沖擊實際上是一種雙贏。為什麽？因為，英國以外地區的經濟增長將不會受到太大影響，但為了安全起見，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將比假如未發生英國公投的情況更寬松。正因如此，世界各地、甚至英國的股市都在屢創新高，而大多數國家的長期利率也低於6月23日的水平。
去年此時，市場的關註焦點是中國，氛圍也迥然不同。你不會忘記，當中國當局出乎意料地宣佈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時，全球股市紛紛下跌。人們擔心，陷入通縮的中國經濟將通過貨幣貶值把價格下降輸出至世界其他地區，並進一步拉低新興市場的增長率。
有趣的是，人民幣近來再次不斷貶值，在過去3個月里對美元下跌了3%。這一跌幅大於去年夏季，但似乎誰也不在乎這一點。人們可以認為，這是因為今天的世界比一年前更有能力應對中國的通縮。但我擔心，這是因為投資者根本沒有予以關註。
沒錯，此次人民幣貶值讓人感覺或多或少更受控制。去年夏季中國嚇到投資者的是混亂感——有關人民幣的混亂信息和支撐國內股市的慌亂之舉，都透露出一絲恐慌。如果當局不能實現人民幣匯率的平穩過渡，那麽他們將如何實現宏觀經濟的順利轉型？
這次給人的感覺不一樣，因為相關負責部門有所計劃，並且如今人民幣應該不是與美元掛鉤，而是與中國外匯交易中心(CFETS)的一籃子貨幣掛鉤。但任何一直密切關註人民幣匯率的人士都應已註意到，唯有允許人民幣貶值時，中國當局才會遵循這套新制度。當今年頭幾個月CFETS一籃子貨幣對美元升值時，人民幣並未隨之升值。最終結果是，人民幣貿易加權匯率較年初下跌了近6%。
在錶面上看，中國經濟確實不像一年前那麽令人擔憂了。不過，當局正在使用過去慣用的工具——公共投資和補貼信貸——去支撐增長。過去3個月里，國企的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加逾20%。
全景：與一年前相比，中國或許更穩定，但距離解決結構與金融失衡並未更近一步，並且仍在通過貨幣貶值向世界其他地區輸出通縮。6月，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價格下降了3%，為2013年以來最大月度跌幅。
美國很可能對這種輸入的通縮不予理睬，因為隨著國內消費驅動的復蘇繼續，國內價格——以及最終的工資——都在上升。然而，全球來看，局面就沒有這麽樂觀了。上周發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顯示，2016年發達國家消費價格漲幅僅為0.7%。到2017年，發達世界中唯有美英兩國央行有望實現或超過2%的通脹率目標。
IMF的這些新預測是有幫助的，原因不在於其可能是正確的，而在於其讓我們從日常新聞中抽身出來，看看全球增長預期是如何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的。新的2016年全球增長預測為3.1%，僅僅略低於4月的預測值。這被視為英國脫歐的負面影響可能集中於英國一國的更多證據。但一年前，IMF預計今年全球增長率可達3.8%，發達經濟體增長率可達2.4%。而現在發達經濟體增長率最樂觀的估計只有1.8%，不但2016年，而且2017年也是如此。世界貿易增長預期也被再次大幅調低。世界貿易占全球GDP的比例已連續六年與上一年持平或者下降。
以上所有並非暗示全球復蘇將陷入停頓，但確實提醒我們，目前世界對美國和美國央行的期待非常之大。盡管全球經濟面臨極大困難，美元又出現毫無益處的升值，美國仍實現了相當不錯的復蘇。投資者開始押註這一趨勢可能持續下去，盡管政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傳出了異常的刺耳之聲。我們都應當希望他們是對的。世界沒有B計劃。
否定之否定：中國債務之憂過度了嗎？
蘇格蘭皇家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胡志鵬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胡志鵬：各界對中國債務的討論經歷了兩個階段。即使排除了“西方式債務危機”，中國仍如背負著炸藥包前行。
中國債務問題重新引發世界關註，市場和學界對中國債務問題的討論大致經歷瞭如下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各方開始關註債務率飆升、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一時間，包括債務危機在內的各種擔憂甚囂塵上；第二階段，各方意識到問題的復雜性。不少人（包括決策官員）指出中國的債務問題源自特殊國情（如高儲蓄率、股權融資不發達等）、有其合理性。且中國不存在“明斯基時刻”的導火索，企業和銀行又為國有主導，因此爆發西方式債務危機實屬多慮。再者，政府和居民部門也有相當大的加杠桿空間、可以從企業部門騰挪債務，等等。
毫無疑問，第二階段的討論相對第一階段實現了認識上的深化。但在筆者看來，第二階段討論似乎被誘導入“西方式債務危機”的狹窄限定下，從而輕易得出了否定的結論，而最初的合理擔憂似乎再次被淡化。
為了將中國債務問題的討論升華至“否定之否定”的新層次，筆者試著拋出幾個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高儲蓄率能夠完全解釋中國債務率飆升嗎？
對於中國的高債務率，常見的（甚至官方的）解釋是高儲蓄率、銀行主導金融體系的經濟體通常對應著高債務率。按照“S(儲蓄) = I (投資) + CA (經常帳戶收支)”的會計恆等式，儲蓄主要被用作國內投資。而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使得儲蓄向投資的轉化主要通過債務、而非股權融資，從而催生了高債務率。
這一說法固然有理，但卻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中國的總儲蓄率在2008年就已經見頂，從GDP的51%滑落至2015年的47%左右。而與此同時，非金融部門債務率卻飆升了GDP的100多個百分點。下滑的儲蓄率如何能支撐加速膨脹的債務率？顯然，儲蓄率與債務率之間並非簡單的線性正相關。
掩蓋在“S(儲蓄) = I (投資) + CA (經常帳戶收支)”背後的是“儲蓄+凈融資(net financial investment)=投資”這一同樣重要的會計恆等式。後者在各部門匯總後演變為前者，但卻更直觀地揭示了中國債務飆升的內在機理：投資沖動居高不下且低效，一方面造成產出效率滑坡、壓低儲蓄率，另一方面在儲蓄下滑的背景下導致融資需求上升、債務激增。跨國比較證實了新增債務率變化與儲蓄率變化之間確實存在著負相關，且擬合度明顯好於儲蓄率與債務率的正相關性。
這表明高儲蓄率並不能全面解釋中國債務率偏高且快速攀升。它忽略了中國儲蓄率下滑而債務率飆升的矛盾，以及背後的投資沖動剛性、效率低下等深層次問題。
工業企業是債務問題的核心嗎？
企業債務是中國債務問題的核心。然而每談及此，市場關註的焦點往往落在工業企業上，尤其是煤炭、鋼鐵等產能過剩行業。不少人指出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已經下行，由此認為對中國企業債務的擔憂被誇大。果真如此嗎？
統計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數據顯示，國有工業企業負債在2010-15年期間擴張了8.6萬億，非國有工業企業則增長了13.9萬億。如果將國有工業企業從財政部統計的全部非金融國有企業中扣除，所得的非工業國企負債在2010-15年期間擴張了34.5萬億人民幣，比前兩者之和還高出50%！事實上，相比工業企業，非工業國企負債增速與整體信貸增速更加吻合。雖然非工業私營企業的數據不完善，但從企業和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整體債務推算，非工業私營企業債務增長有限。由此可見，非工業國企才是真正推高中國企業債務的“罪魁禍首”，其負債增速、資產負債率均遠超國有和非國有工業企業。
“非工業國企”背後究竟是什麽？從房地產行業數據和上市公司數據來看，無論是房地產還是其他服務業國企都沒有如此大規模舉債的跡象。因此，筆者懷疑非工業國企債務擴張主要來自各類地方融資平臺。事實上，看似嚴厲的43號文效力並不持久。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在穩增長壓力加大、貨幣政策不斷放鬆、中央力推債務置換的背景下，地方融資平臺借貸明顯反彈。這當中相當大的部分並未有效用於置換債務，而是形成了巨額新增債務。無怪乎財政部長樓繼偉近期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時嚴厲重申“堅決禁止各種變相、違規舉債和擔保行為”。
由此可見，真正推高企業債務的恐怕是游離於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地方融資平臺。這反映了政企不分、政府對經濟活動深度參與。政府與企業之間尚且缺乏清晰的邊界，又如何能有效地將債務從企業轉移至政府、降低整體信用風險？可見，更深層次的行政體制改革、財政改革和國企改革是有效推進債務重組、化解風險的關鍵－而這些恰恰是眼下的難點。
沒有“明斯基時刻”究竟是福是禍？
一個常見的論點是中國並不存在“明斯基時刻”的土壤：儲蓄率高、銀行業資金主要來自相對穩定的存款而非批發融資、復雜衍生金融產品尚在萌芽、外債依賴度低且資本賬戶未完全開放、外匯儲備仍高達3萬多億美元、企業和金融業均由國有主導、政府仍手握殷實的國有資產…這些有利因素使得中國不太可能面臨流動性沖擊，能夠緩慢化解債務風險。
對市場而言，這些恐怕不足以令人釋然：
首先，金融市場強調前瞻性。而上述“緩沖”中有不少都在快速消耗中、前景難測：儲蓄率不斷下降、同業和非銀金融機構占銀行業負債比例不斷攀升、各類場外加杠桿的金融產品層出不窮、資本帳戶管制已“千瘡百孔”、外匯儲備過去一年驟降五千多億美元…
其次，“明斯基時刻”缺失固然使得債務危機無從引爆，但這恰恰意味著債務問題難以得到市場化、快速有效的處理。後者在相當程度上是市場希望看到的，即“長痛不如短痛”。
再次，債權人和債務人共同的國有背景固然便於政府出面協調，避免信用違約事件劇烈沖擊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但一切交由政府兜底、“左右手”之間騰挪是否能比市場機制更公正、高效地重組債務？恐怕值得商榷。現實中，面對錯綜復雜的利益糾葛，各地區、各部門政府機構之間協調成本極高，往往需要尋求上級領導指示。此外，政府行為是優化了還是進一步扭曲了資源配置也存在疑問（如飽受爭議的“債轉股”），更不用說變現國有資產所面臨的巨大政治壓力…
最後，雖然理論上政府能夠通過註資避免資產拋售、穩定市場情緒，但現實中無不面臨極高門檻。如歐美應對金融危機時屢屢出現“情況要想變好、首先得變得更糟”。映射到當下，決策層強調以市場化、而非1998年式的政府全盤兜底的方式來處理債務，背後也隱含了一個兜底的高門檻。市場在憧憬政府最終出手之前，恐怕不得不預期局面先進一步惡化。
綜上，市場對於中國債務問題的擔憂並不全然出自對中國經濟缺乏瞭解。會不會發生“西方式債務危機”並非核心矛盾，將討論引入這一狹小範圍中迴避了問題的實質。市場真正懸而未決的擔憂是：（1）投資剛性與效率低下的矛盾、（2）政府與企業間邊界不明晰、（3）缺乏快速有效重組債務的市場機制，使得債務積累的土壤難以撼動、重組步伐拖沓且高度不透明。由此導致債務負擔固化、資源遲遲得不到重新分配。這會扭曲風險定價、損耗經濟運行效率、拖累中長期潛在增速。這或許就是為何在排除了“西方式債務危機”的情況下，中國的銀行業估值仍沒有起色、主權風險溢價仍居高不下的原因。好比一個人背負著炸藥包前行：雖然號稱身上的炸藥包沒有引線、也有足夠的工具卸下它，但既走不快、也無人敢靠近。
中國式銀行“抽貸”：困境與改進
趙小廣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趙小廣：現行借新還舊政策威脅到金融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應立即改進這一政策，並出台相對靈活的特殊政策。
銀行“抽貸”成為目前中國政府和企業關註的焦點。中國國務院督查組日前赴18省市調查民間投資下降原因，各地反應強烈的四大問題之一就是銀行“抽貸”。李克強總理近期多次強調，防止對一些信譽好、有市場的企業抽貸壓貸，對市場前景好、暫時有困難的企業不斷貸、不抽貸。
銀行“抽貸”已經困擾中國政府和企業多年，有關部門也曾就此出台了一些措施，如循環貸款、提前續貸審批等，但收效甚微，其原因是沒有擊中七寸。應當改進銀行借新還舊政策，從制度層面有效解決銀行“抽貸”問題。
借新還舊，通俗講就是用新貸款歸還老貸款。過去監管當局政策上是允許好企業借新還舊的。2000年央行頒布的《不良貸款認定暫行辦法》第九條規定，貸款到期後未歸還，又重新貸款用於歸還原貸款的，只要同時滿足四個條件（生產經營正常、有擔保、不欠息、屬於周轉性貸款），按正常貸款對待。
當時監管當局允許借新還舊，是基於中國直接融資不發達、企業流動資金尤其是定額流動資金主要依靠銀行的實際情況。定額流動資金是指為滿足企業正常生產最低限度需要的、需常年占用的流動資金。例如，棉紡企業每萬紗錠需要配套400萬元定額流動資金。若企業實際流動資金低於定額數，企業生產能力就不能充分發揮。定額流動資金是剛性需求，需要常年占用。由於直接融資不發達、歷史上銀行統管流動資金等原因，中國大多數企業定額流動資金主要靠銀行貸款，而且主要是短期貸款。在這種歷史形成的資金供應架構下，多數企業短期貸款中有相當一部分用於定額流動資金，需要長期使用。如果這些“短期”貸款銀行也簡單到期“抽貸”，就會導致企業最低需要的流動資金出現缺口，造成資金緊張，影響正常生產經營。如果“抽貸”額度過大，還可能導致資金鏈斷裂。有鑒於此，監管當局制定了符合國情、比較靈活的借新還舊政策，即允許那些生產經營正常的企業通過借新還舊繼續使用貸款，避免定額流動資金出現“斷檔”。由於借新還舊政策寬松而符合實際，銀行沒有抽貸的政策誘因，因而那個時期抽貸以及因抽貸影響生產、求助高息過橋資金、資金鏈斷裂老闆跑路現象鮮有發生。
銀行業開始“抽貸”原因是借新還舊政策做了調整。2007年下發的《貸款風險分類指引》第十條規定：“借新還舊，或者需要通過其他融資方式償還的貸款應歸為關註類。”照此規定，不管貸款是否用於定額流動資金，不管企業經營好壞，只要發生借新還舊，貸款就要劃入關註類。而劃入關註類貸款會給商業銀行帶來兩方面負面影響，一是導致正常貸款比重下降，影響銀行形象；二是關註類貸款要提取2%的專項撥備，增加銀行成本。受這一政策影響，2007年以來，商業銀行一般不再辦理借新還舊。只要貸款到期，一律先收回舊貸（通常說的抽貸），再辦新貸。
因借新還舊政策調整引發的先抽後貸導致中國企業金融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先抽後貸帶來三大問題：首先，影響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由於貸款已經成為企業定額流動資金組成部分，抽貸則意味著企業最低需要的流動資金出現缺口，勢必造成資金緊張，影響企業正常生產經營。其次，加大了企業融資成本。一些企業、尤其是還貸額度較大的企業為了彌補資金缺口，不得不求助於民間過橋資金。而民間過橋資金利率低則年息30%，高則50%至100%，大大加重了企業負擔。第三，最大的問題在於，還貸容易續貸難，還貸和續貸的時間差過大，造成企業持續性資金“斷檔”，極容易導致資金鏈斷裂。案例表明，有的續貸需半個月時間，有的一兩個月，甚至長達數月。如果連續幾筆或者較大金額的一筆續貸不及時，企業資金鏈就可能斷裂或者被高利貸壓垮。例如，山東德州市某食品加工企業2013年5月歸還了2000萬元貸款。因行長易人，續貸沒有及時到位，造成了2000萬元資金缺口。一個月後，企業又歸還了1000萬元貸款，因額度吃緊銀行又沒續貸……半年多時間內，企業累計歸還5000萬元貸款，占定額流動資金的70%，最終因資金鏈斷裂而停產。這個案例是千千萬萬企業因“抽貸”導致資金鏈斷裂的一個縮影，在中國具有普遍性。
調整借新還舊政策還抬高了中國民間融資利率，導致民間高利貸市場急劇膨脹，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調整之前，過橋高利貸僅僅是個別現象；調整之後，由於千千萬萬的企業需要借錢還貸，過橋資金需求激增，導致民間融資利率大幅度上漲，並催生出一個巨大的——在規模上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過橋高利貸市場。2015年末，中國金融機構人民幣短期貸款餘額30萬億人民幣（短期貸款加票據融資），如果10%的短期貸款需要匹配“過橋”資金，中國“過橋”融資規模約3萬億。為減輕企業過橋資金負擔，避免資金鏈斷裂，維護地方金融社會穩定，許多地方政府不得不動用財政資源建立續貸周轉金，幫助企業“倒貸”。僅山東省就建立政府續貸周轉金50億元左右。據此估算，中國地方政府設立續貸周轉金達數百億至1000億元。
應該說，2007年調整借新還舊政策出發點是好的，旨在提高貸款分類的準確性。但其脫離了中國直接融資不發達、企業普遍短期貸款用於定額流動資金的國情，混淆了臨時性資金和定額流動資金的區別，從而帶來“抽貸”、“倒貸”、老闆跑路、過橋融資成本高昂等一系列問題。借新還舊一律劃入關註的做法也有“一刀切”之嫌，其科學性值得商榷。
對於像李克強總理所講的那些信譽好、產品有銷路的企業，如果貸款到期後需要繼續使用資金，銀行從提高服務質量出發，也應利用借新還舊幫助企業解決資金需要，省去企業籌資、還貸手續。此外，有些借新還舊形式，如用發債替代貸款等，因其利率低、期限長，更能優化企業債務結構，穩定企業現金流。
2014年7月，銀監會放寬了小微企業借新還舊政策，小微企業借新還舊可不劃入關註貸款，但絕大多數民營中小企業和國有企業政策仍然沒變，借新還舊仍要劃入關註貸款。
鑒於現行借新還舊政策已經造成抽貸斷貸、過橋融資成本高、資金鏈斷裂、民間投資下滑等一系列嚴重後果，威脅到金融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應立即改進借新還舊政策。尤其是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時期，更應出台相對靈活的特殊政策。為此建議：
首先，放寬借新還舊政策。將借新還舊政策範圍放寬到民營中小企業和國有企業，即優質企業和有暫時困難的企業借新還舊可列入正常貸款。只要借新還舊政策放寬（至少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5年內應當放寬），“抽貸”和過橋融資成本高這兩大問題可以從總體上得到解決；各地政府也不必設立續貸周轉金，節省近千億財政資源。
為打消銀行風險顧慮，可借鑒2000年的做法，借新還舊設置四個條件：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產品有銷路有盈利、有擔保、不欠息等。
其次，改進貸款服務，恢復流動資金周轉貸款業務。由於貸款產品較少及客戶經理因從業經驗不足對企業前景判斷缺乏自信，中國銀行業貸款“短期化”傾向嚴重，這也是造成“抽貸”的原因之一。德州市100戶中小企業數據表明，2014年末，這100戶企業流動資金貸款餘額66億元，其中一年期以內貸款62億元，占94%。德州市某國有商業銀行貸款企業戶數720戶，只有1戶有3年期流動資金貸款。由於大多是短期貸款，為“抽貸”提供了前提。上世紀90年代，中國商業銀行都發放流動資金周轉貸款，期限2年至5年，專門用於解決企業定額流動資金需要。建議商業銀行借鑒過去合理做法，在防範風險前提下，增加個性化差異化貸款產品，重新開辦流動資金周轉貸款業務，從上游緩解“抽貸”問題。
最後，建立企業定額流動資金補充機制。在改進借新還舊政策、恢復流動資金周轉貸款的同時，拓寬企業定額流動資金渠道。鼓勵企業通過自身積累轉增、發行股票和債券等形式補充定額流動資金。降低融資租賃行業門檻，加快融資租賃行業發展。各級中小企業基金和創業引導基金可以用於擴充優質企業定額流動資金。
經濟／拚經濟 先學安倍贏的策略
2016-07-29 03:32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領導自民黨在7月10日的參議院選舉取得絕對勝利，隨即宣布下周將提出28兆日圓的經濟刺激方案，以支撐國內需求，讓經濟重返復甦軌道，擺脫通縮陰影。安倍勝選並展現提振經濟的信心，是繼安倍三箭之後，再注入強心針，對同樣陷入逆境的台灣，很具啟發性。
令人好奇的是，日本一般被認為近來經濟表現不佳、安倍三箭失效、政府債務嚴重，也存在安倍重臣經濟財政國務大臣甘利明議員秘書索賄事件、東京都知事因挪用公款下台、在野黨整合參選等不利因素，安倍卻仍能在參議院選舉中漂亮取勝。箇中原因不但值得玩味，更值得台灣政府深思、借鏡。
在台灣，幾乎同時，國發會主委陳添枝指出，目前台灣經濟呈現L型的走勢，所以一定要推動經濟轉型，否則台灣經濟恐將罹患「日本病」。
於是，回任卻也再次面臨國際景氣緊縮的陳主委，此次一反上次的短期消費券政策，強調「國發會任務是找回台灣經濟成長新動能」，未來將把政策主力放在投資上，並將啟動以千億元的產業創新轉型基金、國家及貿易投資公司，以及五大創新產業這「三駕馬車」，希望四年內帶動民間投資新增8,500億元，以「避免罹患日本病」。
陳主委以經濟成長為判準，斷言日本經濟「罹病」並欲加以避免。然而，自民黨沒有因經濟「罹病」而敗選，國民黨卻因經濟不佳而失去政權，其理何在？若從經濟成長率、出口、投資等數字來判斷經濟表現的優劣，則的確安倍三箭失效、經濟表現不佳；然而，這些數字其實都無法真正反映人民對經濟的真實感受。
日本這次選舉不僅是檢驗安倍執政三年半的政績，更是對TPP、安保法等重大爭議政策的信任投票。安倍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人民關心的其實不是「安倍三箭」這些政策工具，而是安倍對人民承諾的願景—「安倍經濟學還正在半途，正要開始加速開往一個1億人民都可以活躍、發揮自己長處的社會，從都市到鄉間四處都有欣羨日本文化的觀光客、日本農產品可以分享給更多海外人士，還有先進而便利的基礎建設，以及更完善災害防治體系的美好生活環境」。
人民真正關心的是能否安居樂業，因此就業機會與品質才是施政重點所在，也才該是經濟政策的目標。以最新的資料來看，日本5月勞動參與率的就業者人數達6,446萬人，較去年同期增加46萬人，且是連續18個月增加；受僱員工數5,718萬人，也較去年同期增加94萬人，連續41個月增加；完全失業人數216萬人，較去年同期減少8萬人，連續七個月減少，完全失業率僅3.2%。自2012年底安倍上台以來，大學畢業生的繼續升學率由11.8%降至11.0%，幾乎不變，但就職率連續四年提高，由67.4%大幅提高至85.7%。
以就業品質來看，日本厚生勞動省的實質薪資指數顯示，今年4月較去年成長0.6%，連續三個月成長；在勞工春鬪後，底薪較去年增加0.7%；今年中小企業的平均加薪幅度高於大企業；勞動有效求供倍率今年5月為1.36，創下1991年10月以來的新高。
這些就業數量與品質的亮麗數字正清楚說明了何以人民願意相信安倍承諾的願景、何以自民黨可以輕易贏得大選。
若日本經濟是如陳主委所說的「罹病」，則實質薪資倒退、勞動條件惡化的台灣恐是病得更重。若要對病重的台灣經濟下針貶，「三駕馬車」是否比「安倍三箭」厲害，我們尚不可知，重要的是「三駕馬車」要開向何方？8,500億的民間投資究竟要形塑何種未來的就業或生活環境？在新政府還未能說清楚經濟的新願景時，或許行政院林全院長強調的就業KPI才是較務實、較貼近人民感受，而更應該作為經濟政策的引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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