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歐、中美、G20
德國商業銀行亞洲高級經濟學家 周浩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周浩：當下國際背景下，重審英國退歐，場景像極了一對恩斷義絕的夫妻。G20之類多邊合作會是解決法寶麽？
英國退歐成為觸發金融市場動盪的又一個導火索。從一個更廣的維度來看，不管英國退歐未來的進展如何，這個話題都將在一段時間內成為全球國際合作中的一個重要關切。對於即將到來的G20杭州峰會（9月4-5日）來說，英國退歐也將引發強烈的沖擊波。
自全球化概念流行以來，國際合作以及融合成為世界的潮流，但全球化運行至今，卻出現了很多讓人意想不到的狀況，這些變化從影響普通人的生活開始，也開始逐步影響到了地緣政治、各國國內政治以及全球合作。
首先，全球貿易增速出現停滯。自中國加入WTO以來，全球貿易成為了全球經濟的領頭羊，貿易合作帶來的更加深入的金融、政治以及更加廣泛的國際合作。但本輪全球性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貿易發展步入停滯，這導致了貿易摩擦的加劇。從這個角度來說，很多以貿易聯盟為基礎的國際合作，開始被質疑，並非沒有其經濟基礎。
第二，地緣政治危機加劇。這與經濟以及貿易減速也存在著相當的聯系，在大宗商品價格崩盤後，很多傳統上依賴於商品出口的國家都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困難。而經濟上的危機最終轉化為地緣政治危機，這帶來了國際沖突的加劇。而對於看似身處危機之外的國家來說，其影響也開始顯現出來——歐洲的難民潮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
第三，傳統精英政治體系遭到質疑。經濟停滯以及地緣政治危機的加劇，導致了選民對於傳統精英政治體系的不信任感加劇，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特朗普，其誇張且帶有些極端傾向的言論，似乎在選民中很受歡迎。而在亞洲，行為乖張、號稱“菲律賓特朗普”的杜特蒂當選菲律賓總統，也是一個典型的對於精英政治體制的拋棄。
第四，全球化似乎帶來了全球財富分配的不均衡。對於英國人來說，這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全球富豪紛紛進駐倫敦，其帶動了倫敦當地的物價和房價的同時，並沒有為普通的英國人帶來很多福利。而另一個案例是，很多國家的居民對於中國人在當地大肆買房的反感情緒，也在不斷上升。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當我們重新審視英國退歐時，就可以明顯發現，其背後泛起的種種新思潮。聯繫到近期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以及即將來臨的G20杭州峰會，我們也可以發現，這樣的檢討和反思將會持續。
英國退歐公投的背後，其核心議題是，當英國向歐盟打和世界開了大門，英國從中得到的到底是什麽？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其考慮的問題很簡單，如果開放和國際合作沒有帶來生活水平的提高，那麽考慮一個新方案是十分自然的。
而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我們也看到了同樣的摩擦。剛剛閉幕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盡管達成了若乾共識，但中美對於“產能過剩”的爭論，事實上也表明瞭全球化背景下的沖突加劇。美方認為中國的產能過剩嚴重拖累了美國以及全球經濟，中國方面則辯駁稱“當年四萬億的時候，你們不都一片叫好麽？”
這樣的場景似乎像極了一對恩斷義絕的夫妻。在英國退歐公投前夕，很多媒體也將其評論為“A messy divorce”——一場混亂的離婚。
而類似G20這樣的多邊合作會是解決問題的法寶麽？可能是。現在的問題是，盡管全球化招致了很多質疑，但全球化的好處也顯而易見。更重要的問題是，如果不是全球化，那麽什麽是解決方案呢？
退歐後的倫敦金融城會衰落嗎？
英國《金融時報》 記者 報道
英國退歐將給倫敦金融城帶來什麽樣的影響？英國退歐將會如何重塑倫敦金融城？FT的幾位評論員就此各抒己見。
自上月退歐陣營在英國公投中獲勝後，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未來成了關鍵擔憂之一。
隨著英鎊對歐元匯率下跌，隨著法國政府宣佈吸引銀行家跨越英吉利海峽的激勵政策，而多家國際銀行正在法蘭克福尋找可接手一部分倫敦業務的替代辦公地點，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員針對當前的不確定性以及英國退歐可能如何重塑倫敦金融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在任何可信情況下，倫敦都仍將是重要金融中心。它挺過了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它也會挺過英國退歐。不過，它本來在歐盟內部正在成為無可爭議的歐洲金融之都，同時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大金融中心之一。在英國退歐後，它很可能會成為一個離岸中心，在其他地方作出的政策決定（尤其是歐元區的監管決定）面前相對更加脆弱。
不可避免的是，一部分歐元計價的業務和資產管理將遷往歐盟內部。在這方面，一個重要原因是歐洲央行(ECB)渴望在更大程度上掌控歐元流動性的供應。另一個原因是歐盟國家渴望為自己爭取有利可圖的商機：以倫敦為代價。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配套服務（比如法律服務）在此類情況下會發生什麽？
當然，歐洲人很可能會過度監管其國內的金融業務，由此將金融活動推到歐盟之外。的確，相比尋求留在歐盟單一市場內，倫敦的未來最終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在於成為一個監管相對較少的離岸中心，特別是因為一旦英國退出歐盟，英國對歐盟監管政策的影響將微乎其微。
如果倫敦金融城確實萎縮了，從長遠來看，這對英國來說可能是件好事。但是這一過程會充滿痛苦，特別是因為金融城現在給倫敦帶來巨額稅收。
帕特裡克•詹金斯(Patrick Jenkins)
繁榮是一個很強烈的詞語。金融城有極少數堅定的退歐陣營人士相信，探索在全球範圍開展業務（而非只是作為歐洲的一個樞紐）的新自由將推動金融城的發展。
這既是空想，也是對倫敦金融城在歐洲的角色的誤解。
自從英國成為歐盟成員國以來，倫敦金融城逐漸變得更加全球化、而非歐洲化。主要是美國和亞洲的銀行利用倫敦作為一個樞紐，在歐洲、中東、非洲等地區開展業務。
很多資產管理公司和保險商也以類似方式借助倫敦開展業務。
這種情況的可持續性將取決於，能否通過談判，以某種類似於目前“通行證”安排的方式保持單一市場準入？最好的結果也會比現狀糟糕；一些機構將不會等待政治談判的結果，而是先決定至少把一部分業務遷往法蘭克福、都柏林、巴黎、阿姆斯特丹或盧森堡。
因此，任何繁榮希望取決於發展新的業務領域。退歐者提出，可以最大化倫敦作為離岸人民幣交易基地的角色，或者把倫敦發展為孵化金融科技公司的一個樞紐。
或許的確有一些機會，但是至少目前看來，這些機會很小，而且是投機性的。例如，就人民幣交易而言，中資銀行不久前剛選中倫敦作為歐洲首選金融基地，對於這些銀行堅守倫敦（而非追隨歐元結算地點的可能轉移而遷往法蘭克福或另一個歐元區中心）的承諾，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倫敦金融城在適應形勢變化上擁有悠久的歷史，它無疑會以再造自我的方式挺過這一關。但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實現繁榮的想法（至少相對於英國留歐的前景）似乎不太可信。
布魯克•馬斯特斯(Brooke Masters)
倫敦目前享有的全球金融中心顯赫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缺乏深思熟慮的美國政策——上世紀60年代美國出台令人憎惡的利息稅，幫助締造了歐洲債券市場，而規範公司治理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Sarbanes-Oxley)促使很多海外企業選擇在倫敦上市，而非紐約。如果英國失去了歐盟單一市場準入，那本質上將意味著“回贈”這一恩惠。
然而，這些年來美國金融市場並未衰亡。紐約的銀行家和交易商創造了新產品，打入了新市場。創新的倫敦人幾乎肯定也會這麽做——人民幣相關產品是一個明顯的起點。英國退歐很可能提供銀行業、保險商和資產管理公司所需的刺激，推動它們反思經營方式，創建一個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AI)以及其他新技術的、真正的21世紀金融體系。在短期內這一過程可能充滿痛苦，會有失業和辦公樓空置的情況。但是不要小覷倫敦。
約翰•加普(John Gapper)
是的，英國退歐後，倫敦金融城可能繼續繁榮，但存在著它的影響力減弱的嚴重風險。它在歐盟內部有著兩全其美的優勢，既加強了自己在全球的地位，又能利用服務業通行證安排和人員自由流動鞏固它作為歐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無論巴黎、法蘭克福和都柏林多麽努力地吸引銀行、專業服務公司以及海外員工，倫敦金融城都不太可能因此凋零。它不僅擁有可以追溯至19世紀甚至更早時期的優勢，同時，從現實的選擇看，多數機構和員工都傾向於留在倫敦。
目前的問題是，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單一市場準入和人員充分自由流動？如果這兩方面的優勢都被剝奪，倫敦將面臨風險。若能得到一些迴旋空間，它將充分加以利用。20世紀上半葉，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才使倫敦金融城變得內向；英國退歐沒那麽嚴重。
安德魯•希爾(Andrew Hill)
我猜想，一開始倫敦金融城將勉強生存——不確定性是如此之大，其沖擊不但將影響核心金融機構的招牌，而且會波及依附於核心的所有配套服務，從法律到公關。只有再後來，倫敦金融城才會再度繁榮。
此次沖擊迥異於大型金融中心以往遭到的沖擊——從一戰（以及之後數十年禁止非英國公民加入股票交易所）的影響到美國對利息徵稅（此做法催生了歐洲債券）。英國脫歐將發生在數字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科技發展使公司可以通過電子手段獲取全球專長，與國外夥伴達成無縫的協作，這或許會改變公司與個人對於在哪裡生活和工作最宜人、最賺錢的考量。
自從商人們在咖啡店談生意的時代以來，倫敦金融城一直作為一個高技能的集群運作，需要人員在場。語言、時區和法律優勢支撐了這一集群。但是，英國脫歐帶來的監管和移民政策變化將以人們預料不到的方式，與快速演變的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結合到一起。
馬丁•桑德布(Martin Sandbu)
倫敦金融城是一個在很多層面都很繁榮的地方，它的未來將取決於我們所談論的具體金融業領域是什麽。任何受制於歐洲市場準入或歐元流動性（價值2萬億歐元的銀行中介、歐元計價產品的清算以及任何經由Target 2結算的業務）的業務，都很可能會轉移到歐元區的金融中心，至少會部分轉移。基金管理業務很可能可以依賴歐盟規則中的“對等”條款，不過，如果該行業打算繼續在歐盟市場營銷產品的話，那麽英國的監管自主權將受到限制。
但針對全球、非歐盟市場的離岸金融業務可能繼續快速發展。這就是說，英國金融業可能成為幾年前德國官員們大量談論的“大根西島”。這樣的倫敦金融城暫時可能實現較小規模的繁榮。但兩個問題將繼續對倫敦金融城構成威脅。第一個是，更小規模本身是否將耗掉一部分資金池和集群優勢（這兩者讓倫敦金融城在歐洲之外具有如此大的競爭力）？第二個是，中國等歐洲以外的司法管轄地將在多長時間內放手讓北海的一個島國受益於為其經濟融資的業務？對這兩個問題的最佳答案是悲觀的。
邁克爾•麥肯齊(Michael Mackenzie)
英國脫歐引發了對於倫敦金融城作為歐洲主要金融中心地位的極大擔憂。退出歐盟沒有關系，倫敦金融城仍擁有很多優勢。英格蘭法律是全球金融市場交易的支柱。導致倫敦金融城繁榮發展的另一個因素，是英國對於規範與監督的態度相比英吉利海峽對岸更為寬松。我們很可能會看到，如果歐洲的監管環境束縛了投資者和銀行，那麽倫敦金融城最終將在英國脫歐之後的世界里受益。
盡管歐盟將全力以赴爭奪倫敦的歐元衍生品清算業務，但業內一些人士指出，歐元的儲備地位意味著，該幣種的交易可以在任何地點完成。
最後，倫敦金融城長期受益於展望未來，而不是回望過去。中國的人民幣正要成為一種新的儲備貨幣，債券和衍生品業務也很有發展潛力。倫敦將在全球交易日在上海和紐約之間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經濟／正視銀行業不動產授信風險
2016-07-27 06:12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台灣是出口導向的經濟體，然而今年6月的出口成長仍呈負數，面臨連續17個月衰退的困境，比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還慘。今年預估的投資金額占國民所得毛額比率（投資率）也僅為20%，是十年來次低，僅高於受到全球金融海嘯影響的2009年。種種跡象顯示，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可能陷入不保1的窘境，然而這樣的情境，還未考量如英國脫歐、兩岸關係停滯及國內頻傳勞資糾紛等負面影響。
經濟成長低落、投資不振，加上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今年超額儲蓄占國民所得毛額比率為29年新高，達14.9%；超額儲蓄為儲蓄超過投資的金額，今年預估為2.6兆元。上述的狀態，使得銀行業面對愈來愈差的經濟景氣，但手上又錢滿為患，導致銀行間有可能會進一步殺價競爭，為未來金融穩定埋下不安的種子，特別是建築與住宅購屋貸款的擴增。
中央銀行去年8月首度鬆綁實施了五年的房地產信用管制措施，除刪除部分特定管制地區外，高價住宅、法人購置住宅及第三戶房貸的最高成數由五成提高至六成。今年3月更大舉鬆綁房地產信用管制，除了維持高價住宅的貸款管制外，其餘房屋貸款措施全數刪除，包括大台北特定地區、第三戶以上房貸、公司法人購置住宅貸款、土地抵押借款等管制措施全部取消。
雖然建築與住宅購屋貸款多有不動產當抵押品，而且銀行對於放款額度會控制在不動產抵押品市值的七、八成，然而我們卻觀察到部分銀行對於不動產抵押品估價太樂觀，並未考量房地產不景氣時法拍大幅跌價現象。我們要強調房地產一旦不景氣，法拍價格下跌幅度可能超過四成，而且部分銀行的不動產抵押品評價報告不夠確實，未考量不動產所在區域的空屋比率，以及要處理不動產抵押品的變現性損失。更有甚者，也有可能存在以周轉金或企業貸款名義，將資金借給建築業或炒房者所成立的公司，藉以規避相關管制。
近來，由於市場資金浮濫，我們發現國內銀行業紛紛降低放款利率、開始殺價競爭搶客戶的現象。不僅泛公股銀行挾其資金雄厚殺價競爭，民營銀行也紛紛加入搶奪客戶的行列。上述狀況的交互影響，再加上銀行業追逐獲利的推波助瀾下，促使銀行業忽略風險定價，很有可能放款給信用不佳的建商與炒房的投機客，從而升高銀行授信風險。
截至今年5月，國內銀行建築貸款與購置住宅貸款總額已達7.8兆元，創下歷史高點。而且在中央銀行解除房地產信用管制後，上述貸款額度勢必還會持續增加，更容易使得銀行業的授信過度集中房地產業。因此，我們認為，金管會首先要評估銀行業在建築貸款與購置住宅貸款之備抵呆帳提列的適足性；其次，應該研議恢復銀行不動產放款集中度的管理規範，並且強化銀行業在相關放款的授信風險管理。
金管會先前為避免國內房市過熱，2011年增訂銀行不動產放款集中度控管措施。購置住宅（含修繕）貸款餘額前十大銀行，不動產放款占總放款比率不得高於30%，其餘不得逾40%。建築放款占總放款比率也有規範，建築放款餘額前十名的銀行，建築放款占總放款比率不得超過10%，其餘不得逾15%。銀行如果違反上述集中度規範，將被金管會列管，須增提更多呆帳準備，並提改善計畫書。
由於台灣低度經濟成長已經成為常態，而過去十年來銀行放款又有集中於房地產的狀況，使得銀行風險已經不容忽視。目前高聳房地產價格可能使銀行業認為有抵押品即可，為了消化資金，再次奮力衝刺建築與購置住宅貸款，追逐短期間獲利，輕忽風險管理，因此現在正是金管會關注這項影響金融穩定之重大議題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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