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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安倍經濟學面臨四大挑戰

2014.03.07【經濟日報╱李勝彥】

日本安倍晉三首相於2012年底推動大膽寬鬆貨幣政策（或稱安倍一箭）以來，迄今只歷經一年多，卻已較前幾任首相所為產生更明確的效果，亦即日圓急貶，日本股票、債券和都會區不動產等資產價格上漲，以及長期利率下降等令市場鼓舞的金融面「安倍景氣」。

安倍一箭預期的完整傳遞效果大略如下：金融面資產增加和雙率成本下降的成效，可以促進民間消費、企業投資和出口等有效需求，縮小財貨勞務的供需缺口，帶動薪資和物價上升，達成2%通貨膨脹率的目標。

市場產生一種「當前的安倍景氣將引導下一個實質面良性景氣循環」的預期。然而這種類似理性預期的前景，將因下列日本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在短期一、二年之內，恐將難以亮眼顯現：

一、日圓由貶回升的潛力：日本強大經貿實力和日圓相對安全的避險功能，使日圓促貶效果有其極限。

二、日本企業全球化：日本國內製造業持續進行海外生產 （2011年的比率約18%），輸出國內就業和移轉生產技術，造就國內薪資低迷和出口國際競爭力低下。

三、替代性低的能源進口比重偏高（2012年為34.08%）：日圓貶值導致輸入性通膨上升、貿易條件惡化和貿易逆差擴大。

四、政府債務比重偏高（2013年占GDP比重為202.5%）：刺激景氣的財政配套措施需要貨幣寬鬆的財政「貨幣化」，以抑制長期利率上升，但這將升高公債泡沫破滅的風險。

安倍一箭的貨幣大寬鬆措施難以有效改善上述結構性經濟問題，但這些問題的存在則限制了大寬鬆在提高有效需求的預期效果。日本國內物價上漲將有大部分是來自日圓貶值所引起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和通膨預期心理發酵，由薪資上漲引起的需求面通膨將極其有限。

資產價格上漲，但薪資不漲，將產生金融面和實質面的不均衡發展，「富了資方、窮了勞方」，擴大貧富差距。再者，日本民間消費的GDP占比約61%，是帶動日本經濟的重要成分，而薪資所得成長則是其驅動力。

然而日本薪資長期低迷，例如，2013年的名目薪資倒退到23年前（1990年） 日本經濟泡沫開始破滅時之水準，實質薪資最近已連續二年減少。

有鑑於此，安倍首相在去年上任之初，便呼籲因日圓貶值而營收轉好的日本企業要提高薪資，但迄今曲高和寡，大部分企業僅以調高獎金來因應。今年以來，調高基本工資蔚為東西風潮，例如先進國家的美國、英國和德國，以及新興國家的越南、馬來西亞、寮國和緬甸等都已實施，或正檢討這個調薪的問題。

日本勞工本薪的調高應該會在每年3、4月「春鬥」的勞資協議上有所定奪，看來上漲不易，日本製造業薪資不漲有其結構性問題，包括（1）日本企業海外生產地—新興國家較低薪資水準壓低了日本國內的薪資成長；（2）國內不斷技術創新，以機械代替人工，工資上漲不易，（3）兼職員工比例增加且其薪資水準較低，壓低企業整體薪資水準。

安倍一箭在日本金融面產生亮眼的效果，但要提振實質經濟，則有待安倍二、三箭的落實，尤其是第三箭的重點在改革重要產業、激勵生產力上升和促進民間投資，而推動安倍一箭所展現的洞察力、意志力和執行力等，若能從一而終，應有助改善日本的結構性問題。台灣經濟也有諸多類似日本總體經濟和薪資結構的問題，我們當有所因應。

（作者是台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榮譽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