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高薪者列扣權利 該給個公道
2018-07-06 00:32經濟日報 黃士洲 （台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副教授）
2017年初大法官釋字745號宣告，不准薪資所得者扣除必要成本費用違憲，財政部即展開修法程序，2018年6月初召開公聽會，一則分享委託研究成果，與各界廣泛交換意見，同時放出薪資扣除「二擇一」的修法風向球。會後新聞稿表示未來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調高至20萬元，符合多數受薪需求，且特定費用減除多適用高薪者，考量租稅公平，需符合直接必要、實質負擔、重大性與共通性等「四大原則」，視個別項目性質訂定上限。
財長許虞哲並曾表示，希望核實扣除的稅損不超過50億元。
其實修法方向稅損金額絕非優先檢視項目，修法若不符釋憲意旨，只是延續過往的違憲課稅罷了！
釋字745號兩項重點精神：一、高薪者亦受「客觀淨值原則」的平等保障，必須准予減除工作上必要支出；二、通盤檢討各類所得所承擔的稅負是否公平？
換言之，大法官正是指摘現行所得稅制讓高薪者因無法減除成本費用，從而承擔了不公平、過重的稅捐負擔。
觀察財政統計數據也是如此。2015年綜所稅614萬申報戶中近八成適用5%與0%稅率；然而，適用40%以上稅率的申報戶雖僅占千分之七(45,278戶)，卻貢獻了49%綜所稅負，他們的薪資雖占全國總薪資收入5.4%，每戶平均薪資則高達517萬餘元。可知未來核實列舉的修法影響範圍，約5萬到10萬戶，年薪200萬元以上的中高階白領經理人。
財部委託研究提出的直接必要、實質負擔、重大性與共通性等四大原則，實質上隱含著「從嚴審查」、「防杜不當規避」與「不信任高所得申報戶」的立法思維，如果缺乏其他配套措施，直接落實到個案執法，不難想見，個別大大小小項目的扣除資格認定，如獨董主張購買體面西裝出席董事會，教授主張自費出國進修、發表論文等，一旦被否准扣除，極易激起徵納雙方難以化解的歧見，以及高強度的對立抗爭，恐非良策。
至於對症下藥的配套措施，建議除維持20萬元定額扣除外，可考量兩個方向：一是參考日本與南韓做法，核實列舉扣除宜搭配「累退式定率扣除」，任由高薪者選擇其一。後者可如實反映薪資越高所成本支出比例越低的累退現象，當核實列舉在個案裡發生舉證或說理困難，轉向累退定率減除，不失為兼顧徵納權益的簡便措施。
其次，擁有高薪的理由往往來自高超的工作、領導能力、業界聲望、罕見的專門職能，且多有證照、學歷認證，更需長期培養與自我經營，因此若可開放高薪者申請比照執行業務者，透過自行或委託記帳，亦可相當幅度減輕稽徵機關審核勞費。
總之，我國扭曲的薪資所得稅制落後世界潮流多年，到了該還給高薪者稅負公道的時刻。若今日修法草案過度著眼於緊縮核實列舉來控制稅損，新制只會開啟徵納對立的潘朵拉盒子，錯失了落實公平稅改與納稅平等保護的關鍵時刻。
（作者是台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副教授）
特朗普貿易戰的六大軟肋
更新於2018年7月5日 06:44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沈建光
沈建光：考慮中美貿易逆差，特朗普率先挑起事端似乎佔盡先機；特朗普的貿易威脅真像其宣稱的那樣穩賺不賠嗎？
中美貿易戰戰火越演越烈。7月6日,中美之間涉及500億美元的貿易制裁即將開啟首輪較量,同時,美國特朗普已宣稱繼續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10%的關稅，並威脅如果中國採取新的報復措施，美方將再對另外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對此，中方表態將綜合使用包括數量型和質量型工具在內的各種舉措，做出強有力的回應。
至此，特朗普的對華貿易制裁威脅幾乎涵蓋了中國對美的幾乎所有商品。因為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金額僅為4298億美元。考慮到中美接近3000億美元的巨大貿易逆差，特朗普率先挑起事端似乎佔盡先機。然而，特朗普貿易威脅果真像其威脅的那樣穩賺不賠嗎？筆者對此表示懷疑，在筆者看來，特朗普咄咄逼人的背後仍有六大軟肋。
軟肋一：全球開打貿易戰無法遊刃有餘
此次特朗普貿易戰矛頭不僅針對中國，傳統盟友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均是特朗普的貿易制裁對象。特朗普公然與主要貿易夥伴對峙，大概率是建立在利用各國希望避免貿易戰心理，讓渡一定利益與美國達成協議的理想情形。但其咄咄逼人，出爾反爾的舉措如今已遭致其他國家聯合起來的強硬反向制裁。特別是歐盟已警告若美國對歐盟汽車加征關稅，歐盟將可能向總值2940億美元的美商品征報復性關稅，相當於美國去年總出口額的19%。
考慮到在全球出口市場份額中，美國出口份額佔比僅為8.7%，而中國佔比13%，德國佔比8.2%，若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對美國發動貿易同等制裁，美國很難獲得實在好處，並將對美國經濟與就業產生負面衝擊。另外，特朗普上任以來由於政策多變已產生信任危機，對跨國企業又頻繁處以高額罰金，惡化了美國的投資環境，美國勞動生產率下降與基建薄弱的情況也沒有明顯改善，企業在美國投資風險反而空前加大。
軟肋二：貿易戰傷害美國企業
特朗普幾乎對中國商品全部徵稅的威脅面臨美國企業的福利損失。畢竟中國入世以來，中國製造業已經躍升為全球第一，作為全球供應鏈的中心，不少對美出口商品其實是美資企業在華生產進而出口到美國的。
例如，中國出口中有四成的出口來自於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對美出口的100強企業榜單中，外資企業總共佔據7成。而80%以上的蘋果手機在中國組裝生產，英特爾和戴爾等美國頂級硬件製造商也十分依賴中國製造業。據《紐約時報》報導，特朗普向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庫克承諾，美國政府不會對在中國組裝的iPhone加征關稅，但既要祭出對華徵稅清單，又要顧全美國企業利益，其實很難做到。
軟肋三：貿易戰損失美國消費者福利
特朗普貿易戰還面臨替代困難與消費者福利損失的風險。一來中國對華出口的前十大產品中，大部分商品佔美國進口的比重高於百分之三十，如從中國進口的電機電氣設備產品佔美國進口的四分之一，機械器具佔比高於三成。一旦對華徵稅，不可避免的導致美國短期內進口替代困難，推高美國進口企業的生產成本；二來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進口份額佔比更高，如美國九成的雨傘進口，八成的玩具進口、七成的頭飾、六成的行李、五成以上的鞋類、紡織品、傢具進口均來自中國，如果美國選擇上述領域作為對華加征關稅的範圍，也將會造成上述商品價格上漲，推升通脹，受到最直接損害的同樣也是美國的消費者。
軟肋四：美國行業協會反對聲音越來越強
特朗普肆意揮舞貿易大棒也遭到美國企業協會的反對。如曾支持特朗普稅改的美國商會，7月2日已對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做出警告。美國國際鋼鐵協會及其兩家會員企業提起訴訟，認為特朗普政府對進口鋼鐵產品加征25%關稅依據的「232條款」違反憲法，要求停止執行；代表福特、通用、菲亞特克萊斯勒美國公司三大汽車廠商公共利益的美國汽車政策委員會認為,美國政府使用「232條款」，會給美國汽車業及其工人帶來的不利影響,將遠超過進口限制給美國鋼鐵業帶來的好處。
軟肋五：市場恐慌情緒加大
早前市場普遍認為特朗普的貿易戰大概率是口頭威脅，而伴隨著其策略越加難於預測，對未來特朗普政策風險的擔憂上升，恐慌情緒濃烈。自美國挑起對華貿易戰的這半個月以來，道瓊斯工業指數下跌3.3%，雖然遠低於不及A股8.1%的跌幅，但從市場深度來看，美國市值跌幅卻遠高於A股，美國三大股指的總市值跌幅近1兆美元，超出中國滬深總市值共計4兆的跌幅。
而從美國企業層面來看，6月15日半個月的時間，訊息技術行業半個月市值蒸發超過4000億美元，可選消費、金融行業，子市值減少接近2000億美元。卡特彼勒公司因其業務涉及工程及農用機械設備，其股價跌幅居前，市值蒸發近10%。因特爾、通用電氣這樣的跨國科技製造公司的股價也出現較大跌幅。
此外，雖然航空飛機並不在中國貿易制裁清單上，波音公司也因為市場擔心中美貿易戰進一步升級而受壓，半個月股價下跌超過6%。金融行業高盛集團、摩根大通跌幅分別為5.87%和3.4%。蘋果公司跌幅近2%。這說明雖然投資者對美國貿易戰的擔憂情緒增加，加之美國股票估值較高，未來美國金融市場調整的深度可能會更加劇烈。
軟肋六：國內政治阻力上升
特朗普肆無忌憚的揮舞貿易大棒，已經引發不少議員的擔憂。猶他州參議員、負責貿易政策的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Orrin Hatch近日表示，反對徵收關稅，尤其是232條款，計劃推動獨立立法，以解決議員們對特朗普徵收新關稅的擔憂。田納西州共和党參議員Bob Corker表示將提議設定一項立法，規定總統以國家安全為由徵收關稅時要接受國會審查。而一旦特朗普以國家安全為由單方面徵收關稅的權利有受到限制的可能，特朗普貿易政策的推行也將面臨不小政治壓力。
綜上，筆者認為，儘管美國特朗普已經信誓旦旦的在全球範圍內挑起貿易戰爭端，對華態度也咄咄逼人，距離7月6日340億美元對華貿易制裁落地更是為期不遠，但縱觀美國的對華貿易策略，如果特朗普發動全面貿易戰，將不可避免的會觸及到美國消費者或者美國企業的利益。而此前，特朗普在首次340億對華制裁清單中比3月清單刪去了手機商品，又不涉及勞動密集型產品，說明進一步祭出對華制裁清單其實是十分困難，特朗普也並沒有多少好牌可打。
在此背景下，中方還應該保持定力，聯合歐盟、加拿大等反對美國貿易保護的力量，在特朗普溝壑難填的情況下，大膽反擊，特別是瞄準特朗普的農業州票倉精準出擊，打中其痛點，以戰促和，促進貿易戰儘早回歸談判桌，避免全面貿易戰，並守住中美不陷入或者過早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底線，為中國延續穩定增長換回良好的外部環境做出努力。
誰和誰的「貿易戰」？為什麼而戰？
更新於2018年7月4日 06:22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盛洪 為FT中文網撰稿
盛洪：以自由貿易和市場規則來衡量，政府補貼、國有壟斷集團，對網絡市場和實體市場的封鎖才應該是中國的敵人。
當人們慶幸中美於5月19日達成的解決貿易爭端的聯合聲明之後不久，特朗普總統就宣布實施對中國約500億美元商品的關稅懲罰。這很令人驚愕。這固然與特朗普的另類個性有關，但也不是沒有一點兒原因。回頭看一下這個聯合聲明。雖然在題目上讓人有特朗普又勝一局的印象，但仔細一看內容，卻讓人懷疑特朗普團隊的能力。在其中，除了中國承諾多買美國產品和服務外，只有一些原則性敘述。涉及美方對中國「不公平貿易」的指責（我在《為什麼中美『貿易戰』可以轉化為雙贏》一文中總結為四點），只提到了「中方將推進包括《專利法》在內的相關法律法規修訂工作」，也與改善現狀相去甚遠。而其它三點，如政府補貼，網絡的數據自由流動，和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卻隻字未提。這顯然是一個不太平衡的聯合聲明。
美方高度評價這次談判的中方代表劉鶴先生，稱他為「聰明人」（smart guy），「懂市場」（market guy）。也許正是劉的超常發揮，才達成了這樣一個明顯偏向一方的協議。然而，一個文字共識能否得到雙方的遵守，並不能靠一時的辯才，而要靠共識本身是否真正兼顧了雙方的價值和利益。當特朗普團隊發現聯合聲明強調的「顯著減少美方貿易赤字」，除了有些政治得分外，並沒有帶來「不公平貿易」實質性的改變時，他們的反悔就可預見。然而後來美方代表到中國的談判卻無功而返。這似乎說明，中方並不打算在美國視為關鍵的要點上做實質性妥協。也就是說，中方堅持政府補貼，限制網絡數據的自由流動，以及限制對中國市場的進入。取而代之的，是中方迅速對美方的關稅懲罰作了對等的反應。美方隨即將關稅懲罰名單擴大到了價值2000億美元。也就是說，正是因為雙方不能就這幾點公平貿易原則達成一致，才不惜開打貿易戰。
令人驚訝的是，雙方所使用的詞彙又是何其相似。特朗普說，他並不反對自由貿易，他所反對的是「不公平貿易」；而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說，要「維護和捍衛自由貿易體制」，並稱美國的作法是「不公平貿易」。看來，儘管分歧很大，雙方都在言詞上遵守自由貿易的政治正確。這應是雙方的最大共識。這包含著這樣的認識，即自由貿易必然是規則公平的貿易；公平貿易才可能使自由貿易帶來促進世界經濟繁榮的結果。既然都主張公平的自由貿易，那麼雙方的分歧究竟在哪？在這方面，中方並沒有提出「公平貿易」的具體原則是什麼，而美方的四點指責則把公平貿易原則具體化了。
回到教科書，公平貿易原則就是市場的公平競爭原則。這包括明確界定和受到保護的產權；公平的競爭者，即他們之中的任何人都不應受到歧視或優惠；和市場的自由進入。如此看來，這正是美方四點指責所依據的原則。如知識產權問題，政府補貼導致的不公平競爭問題，以及以網絡為通道的市場進入和實體市場進入問題。而中國政府在原則上並不反對構成市場公平競爭的這些原則。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上已經確立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則，並且在多個文件或場合強調保護產權，包括知識產權；打破行政性壟斷；市場的公平競爭；和市場準入等原則。那麼，為什麼還會出現中美分歧呢？為什麼中方不接受美方關於公平貿易的具體標準呢？這中間似乎有一個巨大的利益黑洞使中方政策發生偏差。
只要我們看一下，如果不接受這幾點指責對誰有利，我們就會知道黑洞究竟在哪裡。如果堅持不取消政府補貼對誰最有利呢？顯然是對中國的國有企業最有利。根據我們的研究，從1994 年至2013年，據不完全統計，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獲得財政補貼約為6394億元。而這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且更隱蔽的是免費使用國有土地、低息獲得貸款和低價獲得資源開採權的補貼。2001~201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應交而未交的地租約64260億元；低息優惠共計約57124億元；少交納資源租金約11138億元（天則經濟研究所，《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第二版），2015）。這種政府補貼不僅造成了極不公正的財富轉移，支持了低效企業長期滯留在中國市場，而且嚴重破壞了中國市場的公平競爭原則，排擠了高效率的民營企業，帶來資源配置的扭曲，損害中國經濟的整體利益。國外競爭者感到不公平的，正是這種不公平的行為通過國際貿易從中國國內市場的溢出。
再看市場進入。在加入WTO以後，中國已經開放了大部分產品或服務的國內市場。但仍有部分市場沒有開放。這首先不是因為要保護中國的企業，而只是要保護一部分中國的企業，即國有壟斷企業。如在美方抱怨的信用卡、電信和電影領域，也是限制中國民營企業進入的領域，或者是對企業產品進行審查管制的領域。在中國國內，人們為了打破商業銀行、基礎電信和石油領域的壟斷進行了多年的努力，中共在「十九大」的報告中也提出要「打破行政性壟斷」，但都沒有見到實質性的進展。我們的研究發現，2003~2013年，電信產業平均每年的壟斷租金約223億元，這同時也是消費者被轉移走的福利；石油行業由於壟斷高價帶來的壟斷利潤為13289億元。因壟斷了存款業務導致較低的存款利率，僅2013年國有壟斷銀行從全國個人與機構手中就不公正地攫取了14709億元。顯然，不開放這幾個領域的市場，就是在保護壟斷利益，首先損害的是中國公民和企業的利益。
再看網絡市場的進入。由於通過網絡的服務是近些年才發展起來的市場，所以經常被人忽略。而按經濟學的看法，這不過是另一種市場，所以也應該遵循市場規則或自由貿易規則。只是網絡的進入不是通過有形的關卡，而是互聯網通道，所以對網絡進入的限制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加以實施。在中國，這就是所謂的「防火牆」。如果把網絡世界看作市場，防火牆就是一個虛擬海關。只是這個海關不受WTO的約束，它可以在一瞬間把一種商品或服務擋在牆外，就像禁止進口某種商品或服務一樣。而這種限制網絡進入的情況同樣存在於國內市場，只是技術手段略有不同。網絡行政部門經常不經過正當的行政程序就關閉或屏蔽某些網站，或通過刪除、技術故障或禁止轉發的技術手段，使一些網站、微博、微信公眾號或其它網絡媒體中斷運營或很難正常運營。這實際上就是在阻礙國內公民或企業正常進入到網絡市場。
更不用說，對網絡數據自由流動的限制還帶來了對中國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極大損害。《網絡安全法》雖然宣稱要保證中國公民與企業的訊息安全，但由於沒有用《憲法》第三十五條明確約束，也沒有對網絡行政部門的有效限制，導致該部門對網絡行政權力的濫用，嚴重侵害了中國公民表達自由的憲法權利，起到了壓制批評、掩蓋腐敗和打擊報復的負面作用。一些重大的社會關注問題，即使只是事關名義上的民間機構，如紅藍黃幼兒園和鴻茅藥酒，相關討論也經常會遭到該部門的禁止或刪除。一個最極端的例子，是將在網上抱怨縣醫院食堂飯菜的人抓進拘留所。更不用說，網絡行政部門經常公權私用，腐敗叢生，魯煒只是他們的象徵性代表。從而，對網絡市場的自由進入和網絡數據的自由流動的要求，就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僅是一個國際貿易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國內市場和社會同樣存在的問題。
再看知識產權問題。應該說，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有了很大改進。但從結構上看，中國推進技術創新的機制有兩種。一種是知識產權制度，它在民間領域中起著重要作用；另一種是政府補貼，即各種各樣的政府鼓勵科技創新的基金。這經常表現為一種尋租機制，為那些有更多政府資源的人提供機會，卻很少真正起到促進創新的作用。在現有的政府機制下，政府基金很難流向有創新能力的人。漢芯醜聞說明，這種政府基金就是另一種欺詐和腐敗的溫床。從結構看，國有企業更依賴於政府基金，卻不能有真正的創新。他們更多地是靠購買專利獲得技術，就像中國的所謂「自主研發」的高鐵技術一樣，只不過是依賴於中國的巨大市場帶來的談判優勢購買的日本、德國和法國的技術。因而，國有企業主要不是作為知識產權的擁有者，只是作為知識產權的購買者與知識產權打交道。對於它們來說，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遠不如政府的科技創新基金更重要。
有趣的是，美國人並不知道中國的政府補貼究竟有何意義，所以一味地反對中國行政部門的文件《中國製造2025》。實際上，這個文件除了大量關於未來發展的描述外，最具有實質意義的條款就是對科技創新進行財政補貼和金融支持。儘管同時也提及了改善知識產權制度，但這與行政部門的一貫風格一樣，只是一種原則性表述。據我這個還有點知識產權的人的經驗，這些年來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並沒有太大改進。我曾就知識產權打過兩個官司，雖然都不輸，但抵償法律成本的錢一直就沒有匯到我的帳上。近兩年來，出版社對我的版稅詢問越來越置之不理了，更不用說支付。美國人反對的理由是擔心這個文件會給中國企業帶來額外的優勢，在技術上會超過美國。但實際上，這個文件真正損害的是中國的利益。它把大量資源用於尋租遊戲，鼓勵企業更依賴於向政府的尋租，而不是知識產權制度和市場，反過來擠掉了真正投資於技術創新的資源。
如此看來，在政府補貼、網絡數據流動、開放國內市場和知識產權方面不讓步，就是在維護國內壟斷利益集團和行政部門利益集團的利益，就是在堅持違反市場公平競爭的原則，就是在違背中共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則。而因維護壟斷利益集團的利益而不能與美國在貿易問題上達成一致，從而造成的貿易戰，就不是中國和美國的貿易戰，而是一場中國壟斷利益集團與美國、中國的貿易戰。這個貿易戰為了維護壟斷集團的利益而不惜讓中國的公民和其它企業承擔成本，就是一件極為荒誕的事情。正是這個壟斷利益集團以阻止其它企業進入一些產業的作法攫取利益，又用壟斷價格剝削更多的公民，卻又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國家的利益，讓那些受它們損害的人與它們站在一起維護它們的利益，天下還有比這更顛倒的事情嗎？
然而，國內的一些主流媒體似乎在說，這是一場美國挑釁中國的貿易戰，是一場貿易訛詐，甚至是一場「貿易恐怖主義」，這顯然是在為虎作倀，繼續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說成是國家利益，企圖借用經濟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煽動大眾，一舉掩蓋它們的壟斷真相，並讓它們天天侵奪的大眾起來捍衛它們的利益。實際上，中美貿易摩擦並不是一個貿易逆差多少的問題，而是一個是否遵循公平貿易原則-市場公平競爭規則的問題。多年來，這個壟斷利益集團一直以不公平的手段，通過壟斷高價和各種政府補貼吸吮著民脂民膏，一年轉移財富的數量高達數兆。對於一個中國公民，他為什麼要用犧牲自己的境外市場份額或本幣價值的代價，去維護稅前零售價格高於主要國家21%的成品油壟斷價格，維護低於公平市場利率1~1.5%的存款利率呢？
很顯然，對中國企業和人民最有利的事情，就是維護和遵循市場的公平競爭規則，也就是國際貿易的公平規則。一旦打破壟斷，大量被壟斷排除在外的企業就能進入到各個產業，它們在制度和技術上的優勢就能充分發揮，更有效的競爭會帶來更便宜的產品或服務，還能促進創新以帶來更好的產品與服務；以中國人的聰明與勤奮，從來不會懼怕公平的競爭規則。歷史，尤其是加入WTO以後的歷史說明，中國人可以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獲勝。中國人更會受益於開放的網絡市場和數據的自由流動，中國人會在更嚴格有效的知識產權制度下煥發創新之力。因而，如果所謂的「中美貿易戰」並不是兩國人民的貿易戰，而是中國壟斷利益集團與兩國人民的貿易戰，是市場的公平競爭規則與不公平規則的戰爭，我們應該選擇什麼呢？
根據憲法，中國政府是中國人民的公僕，理當從中國的整體利益出發，而不應代表某個利益集團。涉及這次貿易爭端，中國政府的官員還是給人耳目一新的印象，從習近平先生，到劉鶴先生，再到中國駐WTO大使和商務部官員，無不言必稱「自由貿易」，「遵循市場規則」。最近發布的《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更是滿篇經濟自由主義詞彙。他們怎麼會成為美國的敵人，又何來「貿易戰」？以自由貿易和市場規則來衡量，政府補貼、國有壟斷集團，對網絡市場和實體市場的封鎖才應該是中國的敵人。
值得警惕的是，壟斷和濫權利益集團有著強大的政治資源，會窮盡手段把自己的利益打扮成「國家利益」，進而影響中國政府的貿易政策。因此，把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放在首位，將壟斷和濫權利益集團的影響清除出去，明確為公平貿易原則暨市場公平競爭規則而戰，落實已經頒布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實質性地「打破行政性壟斷」，取消政府對壟斷國有企業的補貼，用強化知識產權制度來弱化腐敗的政府獎勵或鼓勵基金制度，拆除，至少先部分拆除網絡「防火牆」，既可化干戈為玉帛，又可以公平市場原則推動中國經濟的整體繁榮。剛剛看到，中國政府又縮短了外商投資準入的負面清單。這是個好消息。再接再厲。
如何看懂中美貿易戰？
更新於2018年7月4日 06:22 FT中文網編輯 戈揚
從美國建國開始，保護主義便和政治利益密切相關。托馬斯•薩金特教授認為，了解保護主義對美國長期、重要的影響，有助於理解眼前貿易衝突。
美國對中國的第一輪關稅將於本周五（7月6日）正式開徵，中美貿易戰已是箭在弦上。未來的中美經濟到底會走向何方？對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格局會有哪些影響？
對於這些牽動人心的問題，日前諾獎經濟學家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在出席阿里巴巴羅漢堂活動期間表達了他的看法。薩金特教授認為，長期來看，他對全球化依然秉持樂觀態度，美國也是全球化和中美貿易的受益者。他向特朗普總統和所有對中美貿易話題感興趣的人推薦了一本新書《貿易的衝突，美國貿易政策歷史》（Clashing over Commerce: A History of US Trade Policy）。這本書探討了美國貿易政策的歷史和現狀，事實上美國並不是今天才變成保護主義，從建國開始，保護主義便和政治利益密切相關。在薩金特教授看來，了解保護主義對美國長期而重要的影響，有助於理解眼前貿易衝突。
繼成立達摩院網羅全球最頂級科學家之後，阿里巴巴日前宣布成立「羅漢堂」，邀請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社會學領域的科學家們共同探討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重大議題。在6月27日舉行的諾獎經濟學家見面會上，兩位諾獎經濟學家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orm)和兩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中國經濟學家魏尚進、王能共同出席，回答了大家關於中美貿易戰、人工智能前景、教育和醫療等眾多領域的熱點問題。
在問到人工智能對社會的意義，尤其是在經濟和政治治理等領域時，霍姆斯特羅姆教授的觀點是，今天的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決策者們在做決定的時候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評價政策好壞的標準並不是對大眾是否有利，而是自己能否獲得更高支持率。從這個角度說，我們需要更多的沒有感情色彩的人工智能技術運用到決策中，降低決策的個人主觀因素。
以下為見面會部分問答實錄：
中美貿易戰與人民幣匯率
問：如何看待中美貿易戰？如果有機會向中國最高決策者提政策建議，你會提什麼建議？
托馬斯•薩金特：我本人就是貿易全球化的受益者。比如，我穿的衣服、用的東西都是進口的，還有很多的學生都是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在美國，很多人都跟我一樣，是貿易全球化的受益者。美國經濟實際上也是受益於經濟全球化的推動，我們享受著這個成果。作為一個樂觀主義者，我希望美國政府的「關稅政策」、「貿易保護」是一種口頭威脅、一種國際談判技巧。
你的第二個問題，要給中國提出建議。其實我並不覺得美國應該建議其他人，所以我就不給中國這一方提供任何的建議。但是我想給特朗普總統提一個建議：請他讀一下美國貿易經濟學家及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Irwin）教授的新書《貿易的衝突》（Clashing over Commerce），這本書從美國建國開始探討國家的貿易政策，我想他在發動任何一場貿易戰之前，最好總結一下歷史的經驗教訓，去回顧一下美國在過去做的一些政策，不論是對的還是錯的，都需要總結。這是我唯一給總統先生的建議。
問：薩金特教授對中美貿易問題持樂觀態度，兩位中國教授呢？如何看人民幣面臨的巨額貶值壓力？
魏尚進：如果貿易戰持續下去的話，我認為有兩個方面的因素會導致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
首先是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存度遠高於美國。儘管貿易戰對中美兩邊都會產生影響，但是對中國的影響肯定會超過美國，這給人民幣施加了下行壓力。
第二是縱觀歷史，但凡全球經濟存在波動或者不穩定的時候，美元都是走高的。相較於強勢美元，人民幣自然存在著下行壓力。
王能：關於人民幣是否會進一步貶值，我同意魏尚進教授的觀點，我們需要根據中美貿易摩擦的進展、持續時間長短、事態的嚴重程度等等因素來判斷。此外，市場的態度也很重要。我跟薩金特教授一樣，對中美貿易的前景感到樂觀。當然，我們也希望事實如我們預期的方向發展。
技術與人工智能
問：科技會讓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平，這樣會不會消滅我們的文化多樣性呢？
托馬斯•薩金特：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我會感到非常的難過，因為我覺得文化多樣性能夠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我希望讓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比如說來自我們國家的人能夠認識到在全球各地的人，我們可以在跨文化、跨區域之間交流。
此外，我覺得全球貿易是非常好的事情，因為可以讓我們互相了解，而且它也是一個和平的力量。
魏尚進：其實我是非常樂觀的，技術進步以後，每個人都有閑暇時間，比如說托馬斯•薩金特教授喜歡釣魚，本特•霍姆斯特羅姆教授擅長音樂，王能教授擅長足球，我喜歡游泳，我們可能會有更多的時間發揮個人的愛好，所以說技術進步也可以給多樣化創造更多好的條件。
問：在未來的20-30年，哪些工作會有可能被機器取代？今天我們應該培養下一代哪些技能，才能保證他們在未來有競爭力？
本特•霍姆斯特羅姆：其實這是一個價值數億美元的問題，在未來的20-30年有哪些工作會被機器取代，我覺得我們要追隨著潮流，如果我是一個年輕人，我會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就像我當初了解計算機。
其實雖然我年紀很大，但是我仍然是在學習，這是我給大家的建議，我們應該不斷學習這些新的技術進步。我們不應該把自己鎖在一個特定的領域，固步自封。在你之後的人生當中，你應該不斷去跟進周圍正在發生的一些變化。
托馬斯•薩金特：我非常同意，我覺得跟隨潮流、隨機應變很重要。此外，數學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數據也非常有用，大家可以去學習數學和編程，這樣你可以快速地學習一些其他的技術。
問：人工智能時代已經來臨了，您是否認為人工智能會最終徹底改變我們的經濟治理？
本特•霍姆斯特羅姆：這個話題還是太超前了，站在現在這個時點的確很難準確預測。因為雖然我們天天在說AI如何，但即使是AI還是處於很初級的階段，雖然我們現在看到一些技術的確是在幫助我們進行經濟決策和提高治理水平。
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今天的很多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決策者，他們在做決定的時候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評價政策好壞的標準並不是對大眾是否有利，而是自己能否獲得更高支持率，是否能夠當選。從這個角度說，我們需要更多的沒有感情色彩的人工智能技術運用到決策中，降低決策的個人主觀因素。
問：隨著我們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我們與機器的交流更加順暢，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溝通能力的喪失呢？
本特•霍姆斯特羅姆：我並不認為我們會喪失和人交流的能力，當然也許50年之後又是另一番場景。現在我覺得和機器交流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們可以有非常多的交流方式，和人也可以有不同的交流方式，因為人是社群的動物。隨著技術的發展，我沒有辦法預測未來的事情。但是有一點很重要，我們人類也並不僅僅只是靠語言溝通，我們的大腦非常複雜，溝通過程也非常的複雜，這裡有著一整套完善的機制。
王能：我想補充一下，我同意本特•霍姆斯特羅姆所說的。我想你可能在用經濟學上的替代效應來分析今天的科技發展，也就說我們和機器溝通更多的話，我們就和人類溝通的更少。但事實上，人與人的交流溝通非常複雜，我們可以藉助各種各樣的機器來提高和人溝通的效率，比如我們就常使用一些表情包，這些也可以幫助我們和人進行溝通，所以在這方面我是很樂觀的，並不認為會喪失和人溝通的能力。
科技與醫療健康
問：隨著生命科學和醫療水平的提高，可以預計人類的壽命將大大提高，這將給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市場帶來怎樣的衝擊？
本特•霍姆斯特羅姆：我並不認為科技水平提高就會對勞動力市場產生衝擊。未來肯定是老齡社會，技術進步可以讓老年人生活得更容易和方便。我會想到自己的母親，她93歲了，雖然她在這樣高年齡段保持了很好的自理能力，但是卻依然面對很大的挑戰。在芬蘭，我們也面臨了這樣的問題，當然很多的發達國家現在也面臨這樣的養老問題。所以整個家庭的贍養問題現在也日益突出，可能科技和醫療技術在這方面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
托馬斯•薩金特：我父親99歲了，但是他有3、4台電腦。平時他很愛玩電腦，我主要是和他通過網上平台溝通交流，所以AI把我們的關係變得更加親密了，這一點非常棒。
魏尚進：我想你問題背後深層的含義是擔心失業率上升對嗎？我想不會出現這個情況，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
第一、假設壽命的延長，年紀大的人工作時間也會長的話，可以看成是就業人口的數量增加，更多人在就業，會對就業市場有怎樣的影響，好像對就業會是一個衝擊。但是，歷史經驗表明，就像美國今天的人口是100年前的很多倍，但是失業率並沒有上去，因為總是有新的工作可以做。
如果是一般人的收入水平是隨著工作年齡的增加而上升的，如果年紀大的人繼續工作的話，工資要比以前多的話，他們會更願意花費，因此會創造很多新的需求給年輕人。
從歷史經驗、從移民等數據統計來看，就業人口數量增加並不會造成失業率的上升，反而是因為人口增加了，消費需求增加，往往會增加和促進社會的就業。
問：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有一天會不會達到這樣的地步，我們變得虛擬化、數位化？如果到達這一天，從哲學的角度看，人類還有什麼存在的意義呢？
托馬斯•薩金特：我不覺得會到那個地步。比如說我每天去健身房，邊舉鐵邊看數據或者是物理學、數學等等，這不但鍛煉了我的身體，也鍛煉了我的大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還是比較健康的，因此我覺得不但要大腦發達，身體還要健康，這才會更有樂趣。我覺得你的問題更像是一個科幻問題。
魏尚進：技術的進步也給你帶來了要去親身體驗的慾望，比如說我們原來沒有辦法去深海，現在有技術可以讓你看到深海上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情，有一天技術進步可以讓你去深海了、可以去火星了，你一定會想去親身經歷，光看看圖像、AI是不夠的。但是如果沒有AI你就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所以說技術進步不僅僅給你帶來了身體力行的可能，而且也會激發你更多的慾望，所以人可以做的事情會不斷增加，大多數人不會僅僅只停留在腦海里想想就滿足的。
名家觀點／金融去槓桿 中國企業債信拉警報
2018-07-02 00:45經濟日報 丁予嘉
今年以來中國本地企業債違約頻傳，萬得資訊（Wind）統計今年已出現22起債券違約事件，雖相較國際債券市場的違約事件，其實數量甚少，違約金額不到300億人民幣、違約率僅占整體中國內地債券流通量的0.3%，但自2014年超日債違約打破剛性兌付後，第二季的新增違約數已與去年的違約數相當(如右圖)，讓市場不禁擔心中國信用債市場的連鎖反應，更彰顯中國推動去槓桿與打擊影子銀行有相當成效的同時，卻也帶來國內市場資金缺乏與企業融資取得困難的後遺症。
經濟日報提供
觀察目前中國企業債務違約仍集中於國內債務為主，僅相當小部分的境外美元債務出現違約情況，中國境內債信市場的嚴峻性高於境外市場，究其原因在於中國企業對外舉債仍須經國家發改委的備案登記，海外舉債相較國內的繁雜度與國際發債的標準具更高規格限制，因此多數能取得國際融資渠道的企業，在還有辦法、有能力的情況下，盡量選擇不讓海外市場違約造成國際債信受損，因此，如山東山水集團在2015年因股權爭奪，最終選擇境內人民幣債券違約，但境外美元債券則如期支付的差別待遇。
現在中國信用市場既缺錢也缺乏流動性，大量的中國企業這四年來以最快速度借錢救急，使得企業債務總額暴增了25%，國內債市信用風險升高，引發對資金面的抽緊，因此內地債市也出現國債與信用債的利率走勢大不相同的分歧狀況。今年中國本地債市呈現兩樣情，國債表現相對亮眼、成交量更提升至每周平均3000億人民幣之多，但企業信用債除了成交量降至歷史冰點，淨發行量同時出現萎縮之勢，內地資金顯著的往最安全的國債與國企債方向移動。
過去中國企業評級一向都給的非常之高，普遍多數企業拿到AAA級信評並非難事，但3A信評乃是因中國政府信用潛在背書之故，中國信評市場大門仍未對外開放，雖然剛性兌付神話破滅後，內地信評開始分級差異化，但確實度與可信度非短期間可落實，市場對於信評信任度的鬆動，加速讓流動性更嚴峻。
近日中國人行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首次將”去槓桿”刪除於政策目標內，表明中國官方不容許因去槓桿政策而出現任何系統性風險的可能。國內債市違約效應能否有效控制，對目前調結構的中國經濟更顯格外重要，因此，端午假期間，人行異常發文喊話，消毒債券違約率總體水平不高，試圖安穩金融市場不安情緒，緊接著宣佈7月執行定向降準措施，下調存準率0.5百分點總計釋出7千億人民幣資金，幅度與釋放金額均創下今年單次最大，市場融資渠道困難已讓人行有不得不出手的壓力。
下半年，中國經濟壓力持續升高，內有去槓桿、外有中美貿易衝突兩大挑戰待解，中國內地信用債違約加劇，則是中國自相對封閉的新興市場轉化成成熟市場所必經歷練的痛苦過程，川普貿易戰演變複雜度持續升高，中國貨幣政策短期內難以全面性的真寬鬆，緊信用仍會是中國下半年的重頭戲。
（作者是國票金控總經理丁予嘉博士）
堅持市場定價是人民幣信心保障
更新於2018年7月2日 06:11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 張斌
張斌：沒有中美貿易糾紛，中國需要走向浮動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了中美貿易糾紛，中國更應該堅守不輕易干預外匯市場、不搞額外的資本管制。
中美周期不同步，導致人民幣面臨周期性貶值壓力。從當前中美經濟運行的位置來看，中國經濟在經歷了2016-2017年的顯著抬升以後正處於短周期意義上的放緩進程，而美國經濟正處於周期高位。兩邊的貨幣政策取向分叉，中美AAA級三年期企業債利率差從2017年末的1.75%下降到目前的0.71%，其中半數來自美國企業債利率上升，半數來自中國企業債利率下降。這種環境下，中國會出現短期資本凈流入下降甚至是資本凈流出。這種資本流向的變化很正常，正如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中美利率放大會帶來資本凈流入增加一樣。短期資本凈流動的變化在短期內主導外匯市場供求變化，在當前人民幣匯率定價規則下，給定美元指數不變，會帶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幅度減緩或者貶值。
人民幣在這種環境下根據市場供求力量變化出現一定程度的貶值，發揮了浮動匯率對於宏觀經濟的自動穩定器作用。中國經濟周期性走低，而美國經濟處於周期高位，人民幣順應市場供求變化對美元貶值，恰好可以發揮到平衡兩邊經濟的作用。這也是浮動匯率體制最大的好處之一。浮動匯率的另一個好處是隨時隨刻通過靈活的匯率價格調整釋放市場供求壓力，不積累壓力就不會形成一邊倒的單方向匯率變化預期，不會加劇資本流動，不會招致投機資本。
中美貿易糾紛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限於短期情緒衝擊。影響短期外匯市場供求最突出的力量在於短期資本流動，短期資本流動裡面活性最大的是國際收支平衡表當中金融項目下的負債方科目，尤其是中國居民從海外的貸款和借債。中美貿易糾紛如果讓企業急劇縮減來自海外的負債或者加大力度償還海外的負債，會對人民幣匯率帶來貶值壓力。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沒有明確的機製表明中美貿易糾紛會有這樣的作用機制。即便出現中國居民減少外債的行動，驅動因素主要來自於中國企業盈利預期和中美資金面差異的變化，而並非中美貿易糾紛。中美貿易糾紛對短期資本流動的影響更多體現在短期的情緒衝擊方面。
中國不應該也不會把匯率作為應對中美貿易糾紛工具。有一些報導猜測，中國把人民幣匯率貶值作為應對中美貿易糾紛的工具。首先，這並不符合事實。近期人民幣貶值並非貨幣當局引導，更沒有貨幣當局的市場干預，而是貨幣當局堅守過去人民幣匯率定價規則下的自然結果。市場供求變化帶來了人民幣收盤價弱於中間價，人民幣自然就貶值了。其次，這種做法損人不利已，會把中國拉進更糟糕的位置。刻意干預市場帶來人民幣貶值帶來的是三輸格局：給美國留下中國干預市場的口實，進一步激化中美貿易糾紛中的矛盾；對中國其他的貿易夥伴（尤其是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帶來匯率調整壓力和由此而來的抱怨；在國內市場造成匯率貶值預期的恐慌情緒和更大規模的資本流出壓力。
無需過度擔心人民幣跌跌不休。與2014-2016年期間的中國面臨的資本流出人民幣貶值壓力相比，本輪壓力大大減緩。差異主要體現在幾個層面：一是上一輪中國經濟下行的背景是嚴重的產能過剩疊加周期行業下行，PPI持續為負五十多個月，大面積企業陷入嚴重困境，這一輪中國企業總體盈利情況好很多，這對外匯市場意味著中國的利率下行幅度不會很深，中美利差收窄幅度不會太大；二是經歷了過去幾年的人民幣匯率波幅放大以後，企業對外債有了更多的套期保值措施，這對外匯市場意味著中國企業償還外債的壓力不會很急迫；三是不合規的資本外流舉措得到了糾正。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經濟總體還保持著低通脹、中高速增長以及低外債等基本特徵，來自基本面的人民幣貶值壓力與一般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的貨幣貶值壓力不可比。
對匯率超調保持容忍。與基本麵價格相一致的匯率變化軌跡不是一條直線，是圍繞著直線的上下波動。選擇了浮動匯率體制，就必須要接受這種波動。沒有這種波動的過程，就沒有市場通過反覆地試錯最終把價格更大程度地貼近合理、均衡的匯率水平。對浮動匯率最大的擔心是這種波動是不是過於劇烈，以至於嚴重破壞實體經濟。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如果經濟基本面健康，沒有嚴重的外部危機，經濟供給面的彈性尚好（開放、成熟的工業經濟體，而不是過度依賴單一產品出口或者進口的經濟體），浮動匯率體制下的匯率波幅不會過於劇烈。實踐當中，採取浮動匯率體制也不意味著宏觀管理當局完全放棄市場干預，而只是對波動浮動有很高的容忍度，輕易不出手。對人民幣匯率過於劇烈波動的擔心更多來自危機心態和情緒，而並非經濟基本面。
沒有中美貿易糾紛，中國需要走向浮動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了中美貿易糾紛，中國就更應該堅守不輕易干預外匯市場，不搞額外的資本管制。隨時通過匯率價格變化釋放外匯市場供求壓力才能避免單邊貶值預期，這是避免資本過度流出、穩定市場信心的基礎保障。接下來幾個季度人民幣再次面臨考驗的時候，給匯率波幅留足空間，絕不輕易干預市場，人民幣走向浮動匯率形成機制就經受了考驗，獲取了市場信心，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又將前進實質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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