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2017三隻白天鵝 牽動全球局勢
2017-01-13 00:23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2016是黑天鵝之年，緊接著的2017極可能是白天鵝之年。黑天鵝指的是意料之外，卻影響巨大；白天鵝則是指意料之中，卻也影響深遠。2017，有三件大事已經出現，所以不算黑天鵝，但這三件大事，其未來發展，對中國大陸、對台灣、對美國、對全球，現在幾乎已可預見其影響之複雜與深遠。
第一件，2017可以說是「人工」智慧超越「人的」智慧的紀元年。一開年，身分極度神秘，據瞭解是新版人工智慧（AI）程式的網路棋手「Master」，短短數日便橫掃中、日、韓圍棋高手，取得連勝不敗佳績。在與大陸棋聖聶衛平對弈時，「Master」為表示敬重，對弈時間限制由每30秒一手，破例調至1分鐘，以讓現年64歲的聶衛平有充足時間思考，但雙方對弈254手後，「Master」最終仍以七目半取勝，並以繁體中文留下一句「謝謝聶老師」。
「Master」是去年享譽世界、由穀歌開發的人工智慧軟體Alpha Go的升級版，來自台灣的黃士傑，本身是圍棋六段。六段本尊打敗不了所有中日韓的九段，但六段設計的「腦」卻可以做到，關鍵在於「人工智慧」加上「超級電腦」再加上「大數據」，可以在極短時間內「模擬」與「積累」相當於一般人要靠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才能產生的「智慧」。從這個角度理解，人工智慧的發展與「境界」是可以沒有極限的。英國天才物理學家霍金也因此預言，終有一天，人類將被人類自己開發的人工智慧打敗甚至毀滅。當然，在這一天到來之前，人類將有一段不短的期間來享受人工智慧帶來的甜頭。2017，是人類正式跨過了這個歷史拐點的一年。
第二件，川普正式上臺擔任美國總統。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日前舉行的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對川普的作法與經濟政策不以為然，認為會傷害到美國經濟甚至全球經濟，不過，更讓我們關注的恐怕還是他的外交與國際戰略。現在看來，他要讓美國再度強大的邏輯與手段之一，就是把一個快速崛起的中國壓下去。但現實上，美國已不容易在經濟上制約中國，唯一還有優勢的領域主要是軍事，所以川普會進一步強化美國軍備，並慫恿與支持日本在西太平洋制約與挑釁中國。當然，美日聯手與中國爆發衝突最容易出現的地區不外就是東海、台海與南海，又據瞭解，與歐巴馬不同，川普會給前線指揮官有更大的自主空間，凡總統沒說過不可以的，他們都可以做，因此，包括台灣在內的西太平洋地區會出現什麼變數，範圍會有多大，時間會有多久，影響會多深遠，都已經不僅僅是紙上談兵的階段了。
第三件，是2017年年底要舉行的中共19大。過去四年，作為中共第五代的習近平，一再強調要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國內方面，從提出「中國夢」，及推動實現小康社會、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的「四個全面」，到全方位大幅度的軍事改革，再到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封頂、零容忍、全覆蓋」的肅貪反腐，最終在六中全會形成「習核心」體制，堪稱大局鋪墊告一段落，接下來，就是19大上，如何針對中國未來的黨與國家的領導體制，提出鄧小平想要推動卻遭遇挫折的政治改革方案與行動，甚至是否會延長習近平的治國理政任期，都備受關注。因而中共19大怎麼開，開成什麼結果，影響自然十分深遠。
國際方面，如前所雲，形勢嚴峻，在習近平推動全面軍改、大幅強化軍備軍力的同時，相信亦將對川普上任之後的亞太局勢、中美俄三角關係及與此關聯的兩岸關係，進行全新的戰略思考與佈局。
今年的19大，是習近平首度完全主導的黨代會，也是習核心定調之後首次舉行的黨代會，更是大會時程將涵蓋2021中共建黨100周年的黨代表大會，自然必將是一個關鍵時刻。
2017：國企不改，消費難興
更新於2017年1月13日 07:24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章俊 為FT中文網撰稿
章俊：中國國企改革的正確推進有利於優化資源配置和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帶動財稅改革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推進。
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階段需要向消費驅動轉型早已成為共識，雖然出口對增長的貢獻在下降，但依靠投資驅動的模式並沒有多大的改變。特別是為了應對08年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4萬億刺激計畫把原本已經開始緩慢轉型的中國經濟重新拉回到了投資驅動的老路上，從而錯失了中國經濟轉型的最佳視窗期。而之後的全球經濟在“3D挑戰”(Debt, Disinflation, Demographic)中蹣跚前行，脆弱的復蘇以及由此而帶來的不確定性使中國決策者很難下決心推動壯士斷腕式的經濟改革來解決中國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雖然中國經濟在2016年有驚無險的實現軟著陸，但有目共睹的是房地產和基建投資功不可沒。站在2017年之始展望全年中國經濟，國內投資拉動效應減弱，以及美聯儲加息步伐加快等一系列挑戰都將使“2017年又將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成為大概率事件。
要跳出年復一年“最困難一年”的泥沼，政府和市場的共識是經濟轉型和結構性改革。而在這一“轉”和一“改”中最為核心的問題就是“消費轉型”和“國企改革”。以至於只要談到中國經濟，“消費轉型”和“國企改革”就成為繞不開的話題，久而久之成為老生常談。消費轉型的目的是降低對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的依賴，而國企改革更多的是通過市場競爭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兩者看似相對獨立，因此很少有人會把這兩個問題聯繫起來看。但我們認為二者存在極大的關聯性，國企改革的滯後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消費轉型。
毫無疑問，支撐消費的最首要的因素是收入增長，而收入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而中國經濟增速在近幾年來持續下行，這背後除了週期性原因之外，內生的結構性因素不容忽視。其中人口紅利拐點的降臨以及曾經引以為傲的高儲蓄率見頂回落，意味著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廉價勞動力和資本要素條件出現逆轉。鑒於目前中國人均GDP遠低於日韓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發達經濟體的國家在人口拐點時的水準，以及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後，經濟增長停滯/貧富差距加大使得消費增長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教訓，中國經濟需要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跨度內維持中高速增長。這不是所謂的“唯GDP論”的產物，相反是中國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可持續增長軌道並向消費增長驅動轉型的前提。
維持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的一個隱性前提就是要確保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不出現明顯下降，否則政府希望通過刺激政策維持一個較高的實際增速，其結果必然是造成通脹壓力和資產價格泡沫。近年來中國各類資產價格輪番暴漲，其背後的原因部分是經濟潛在增速下滑，而逆週期的貨幣財政政策拉動實際增速超越潛在增速。但由於國內產能過剩，理論上應該出現的通脹並沒有反映在實物商品價格上，而反映在了資產價格上。因此在勞動力和資本要素條件發生逆轉的背景下，包括政府在內的各階層形成的普遍共識是：只有通過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才能維持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雖然目前對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不盡相同，但近年來出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卻是不爭的事實。伴隨著路易斯拐點的到來，中國的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從農業向工業部門轉移的速度在放緩，導致通過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所能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改善是在不斷下降；同時中國的工業化程度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速，因此單純的技術進步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貢獻也在下降。因此要重新提高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來對沖勞動力和資本等因素的衰減，體制優化以及組織管理改善等無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顯得至關重要，也就是通過釋放“制度紅利”來接棒“人口紅利”。
考慮到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將近40年，所謂改革中的“low-hanging fruits”已經基本耗盡，留待突破的都是複雜程度較高且阻力巨大的硬骨頭，包括國企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土地改革等。其中國企改革是政府最希望在近期能有所突破的，因為國有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推進將有利於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從而對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實際情況不容樂觀，在過去十年內，國企改革步伐停滯，特別是近幾年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在民營企業舉步維艱的情況下，甚至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這背後的原因政府通過貨幣財政政策拉動基建投資來應對經濟增速下滑的過程中，鑒於國有企業和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之間天然的聯繫，不用說壟斷性行業，即便是公開專案競標，國有企業也往往會毫無懸念的勝出；此外在經濟下行過程中，商業銀行貸款的不良率明顯上升導致風險偏好顯著下降，因而更傾向於放貸給有中央/地方政府隱性擔保的國有企業，而民營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始終得不到有效解決。 因此國有企業在一輪輪的經濟刺激下似乎活得更加滋潤，而且部分財大氣粗的國有企業更是通過兼併收購“做大做強”，結果是造成了“國進民退”現象的加劇。從這個角度而言，本應該逐步退出競爭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出現逆生長，而壟斷行業對民營企業的開放卻遙遙無期，這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造成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變得更為嚴重。如果得不到妥善解決，中國經濟要實現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將面臨巨大挑戰，中長期內對消費的負面影響也將逐步顯現。
除卻國有企業改革在宏觀層面對中國經濟向消費轉型的影響，在中觀層面也存在內在聯繫。鑒於目前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比，相對低效運轉非但導致向政府上繳的盈利和稅收明顯不足，甚至反過來還需要政府額外的補貼才能維持運轉。截至2014年的國資委資料顯示，全國大中型國有企業中虧損企業的占比常年基本上維持在1/3以上。如果考慮到相當部分的國有企業的盈利是依靠其壟斷地位來獲得壟斷利潤，以及通過和政府的天然關係以低價獲得政府控制的能源、礦產、土地等自然資源，以及銀行貸款等金融資源，國有企業運營的低效就顯而易見。例如，就銀行貸款資源本身而言，除了政府人為壓低存款利率來維持國有金融機構的息差以及提供給國有企業的低成本融資之外，而且往往需要為國有企業部門的低效/無效經營來買單，實際中由財政來消化銀行由此產生的壞賬，而財政收入相當部分都是來自於對家庭部門直接或間接的稅收。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政府往往在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承擔了巨大的公共支出責任，為了彌補顯性和隱性補貼國有企業所造成的財政收入損失，同時財政赤字不可能無限擴大的前提下，便會加大對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和家庭部門的徵稅力度。
企業為了轉嫁高稅收負擔，出售商品的價格往往偏高，這就對家庭部門的消費形成直接的負面衝擊。當海外購興起之後，消費者往往發現國內製造的產品在品質沒有明顯優勢的情況下，價格有時候往往要高於國外同類產品。這背後除了成本控制方面的原因之外，生產到銷售各個環節的稅費也是重要原因。而對家庭部門而言，中國家庭部門的稅收負擔在全球來範圍內是否屬於偏高的問題上頗有爭議，但如果考慮到政府在家庭相關的社會福利保障（例如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支出缺口導致相關服務有效供給不足而導致價格畸高，中國家庭部門的實際稅負應該不低，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國消費未來的成長空間。例如中國養老政策的不斷變化（從一開始的“計劃生育好，國家養你老”到目前的“養老不能完全靠政府”）就迫使目前的工作人群需要額外增加儲蓄來為將來退休後維持一定的生活和消費水準而未雨綢繆。
此外，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還通過出讓土地來獲得收入以彌補稅收的不足，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土地財政”。在實際操作中，政府為了確保土地收入的持續增加，需要維持房地產需求的熱度，而這個熱度很大程度上需要通過價格上漲的預期來維持。因此只要房價有下跌的跡象，政府就會出來救市，從而形成了房價在中國“只漲不跌”的幻境。
但房價的持續上漲所帶來的財富效應對消費支持的程度有限：高房價導致30歲左右本該屬於消費傾向較高的年輕人群為了還放貸而緊衣縮食；而早期進入房地產市場的人群在嘗到甜頭之後把房地產投資作為一項低風險高收益的投資，把前期獲得的受益投入到購買更多的物業而不是用於增加消費。因此我們看到家庭部門近年來杠杆率快速上升主要源自住房按揭貸款的增加，而消費信貸增長卻不溫不火。因此高房價在某種程度上也屬於對家庭部門的一種隱性徵稅，在很大程度上制約甚至透支了家庭部門的消費能力。因此，試想如果地方政府能從正常的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獲得相對充足的稅收，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也會有所降低，而房價回落到合理水準將有效提高消費傾向較高的年輕一代人的消費能力。
不可否認，國企改革由於歷史和制度層面等原因，客觀上造成在實際推進的時候阻力重重。但更多的是，每次啟動國企改革的時候，政策制定者都希望從頂層設計到操作細節面面俱到，希望給轉型中的國企能“扶上馬，送一程”，儘量縮短轉型的陣痛期。但結果往往是被轉型的行業或者企業很難斷奶，依然要持續依靠政府的補貼和優惠政策度日，而政府真正希望看到行業市場化運營則遙遙無期。驅動中國經濟在過去20多年時間內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和全球化紅利已經開始衰減甚至逆轉，但中國經濟從人均水準來看依然處在發展中國家階段，這使得中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面對的困難和挑戰要比早期的日本和歐美國家要更為嚴峻。在中國資源稟賦發生改變的背景下，國有企業改革的推進將有利於優化資源配置和提升資源利用效率，進而實現通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來中國經濟在中長期內的可持續增長，帶動財稅改革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推進，從而推動中國經濟向消費驅動轉型。
奧巴馬挽救了美國經濟，但犯下一個大錯
更新於2017年1月12日 07:06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沃爾夫：奧巴馬在金融危機時期就任總統，成功地推動經濟復蘇，但他任內一大錯誤是導致特朗普上臺的原因之一。
我們如何評價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擔任總統期間在經濟方面的成功或失敗呢？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畢竟，坐鎮白宮之人決定不了龐大而複雜的美國經濟的表現。事實上，政策舉措通常只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奧巴馬的總統任期與歷屆略有不同，因為他走馬上任的時候，美國處於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期間。如果我們考慮到他初上任時要面對這場災難以及國會共和黨人決心要讓他一敗塗地，那麼他任內的作為明顯是成功的。這不等於說他取得的功績是完美的，也不是說美國如今面臨的經濟挑戰很少——這兩種說法都距離正確甚遠。不過這確實意味著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最近一份《總統經濟報告》(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分析了奧巴馬在任內取得的成績。這也是一篇簡略的辯護報告。但奧巴馬的經濟顧問委員會(U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往往會做出一流的分析。該報告也不例外。
出發點必然是奧巴馬剛接手時的情況：2009年初美國經濟呈自由落體式下滑。該報告完全正確地提到：“我們很容易忘記美國經濟在這次危機期間是多麼接近徹底蕭條。的確，從多個宏觀經濟指標來看……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第一年……經歷了比1929-1930年大蕭條伊始更嚴重的衰退。”
成功實現經濟復蘇的責任不只落在這屆政府身上：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作出了快速反應（儘管該政府對危機的嚴重性也負有部分責任）；美聯儲(Fed)採取了有效行動；國會通過了重要法案。不過，令人震驚的是，大多數共和黨議員反對貨幣、金融和財政方面一切為了解決危機的重大措施。
奧巴馬政府實施了一系列重要財政措施，特別是2009年出臺的《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這屆政府也為美聯儲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援（包括讓小布希總統提名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接著擔任美聯儲主席）。奧巴馬政府還以超出預期的速度復蘇了金融業，並且極其成功地拯救了汽車產業。
另一方面，共和黨人則指責財政刺激措施，抱怨危機造成巨額財政赤字。不過，在當時抱怨赤字，與如今在經濟看似接近充分就業狀態之際削減稅收一樣荒謬。一些共和黨人聲稱美聯儲政策有造成惡性通脹的風險。大多數共和黨人反對重新加強金融業監管，也強烈抨擊汽車業紓困計畫。不過，如果當時政府沒救助汽車行業的話，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如今或許也就無法威脅汽車製造商了。
總而言之，考慮到這樣的起點，美國經濟在奧巴馬任內的表現是相當不錯的。失業率比預期更快地持續下滑。自2010年私營部門就業實現正增長以來，美國商業領域增加了1560萬個工作崗位。當前週期的實際工資增長速度，超過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任何一個週期。2016年第三季度，美國經濟規模比危機前峰值擴大了11.5%，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比危機前峰值高4%，而歐元區人均實際GDP仍然低於危機前峰值。家庭淨資產也比2008年的水準增長了50%。
不過，奧巴馬關心的不只是經濟復蘇。他試圖讓美國更接近于實現全民醫保，這種醫療保障制度在其他高收入國家被認為是理所應當的。《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也稱“奧巴馬醫改”）據估計讓2000萬成人和300萬兒童上了醫療保險。自該法案頒佈以來，相對於過去，醫療費用增長也非常緩慢。
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成績。不過也有些問題無法解決：
第一，美國經濟成果的分配變得非常不平等，儘管奧巴馬任內財政政策所產生的影響出現輕微進步的轉變。在這方面採取切實有效的行動超出他的力量範圍，既是因為難度很大，也因為他的對手們一點都不想出力幫忙。
第二，青年男性（25歲至45歲）勞動參與率的下滑態勢已延續60年，而青年女性的勞動參與率30年來保持平坦。以大多數高收入經濟體的標準來看，這是很糟糕的。認為這是由美國特別慷慨的福利制度、或特別高的最低薪資標準造成的觀點並不可信。失敗緣於更深層次的原因。
第三，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長大幅放緩，儘管在2005年至2015年期間仍然高於七國集團(G7)其他成員國。放緩原因成謎。可能的因素包括後危機時期企業投資疲軟和動物精神廣泛缺失，也可能是由於基本的創新速度放緩。還有一些人認為這是過度監管的結果。下屆政府將驗證這種假設不成立。
最後，美國在應對嚴峻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方面應扮演關鍵角色。由於美國國內在該問題上沒有形成任何共識，奧巴馬依靠的是行政命令，而這些今後想必將被推翻。
總之，奧巴馬政府挽救了美國經濟，給繼任者留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但這屆政府也犯下了一個重大錯誤：它沒有盡最大努力讓那些以違法亂矩和不負責任的行為重創了美國金融體系和經濟的人受到處罰。這種不公平的感覺正是美國民眾選出那位即將上任的破壞能手的原因之一。奧巴馬無法疏導憤怒情緒。唉，特朗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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