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資訊專欄／OPEC又白忙一場？
2016-11-28 00:51經濟日報 丹寧（Liam Denning）
當前的國際油市深受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秘密會議與川普經濟政策的影響。乍看之下，兩者都對多頭有利。一方面是OPEC達成減產協議的希望升高，俄羅斯最終也可能最終同意減少供給；另一方面川普顯然對如何因應地緣衝突尚未做好準備，而且他主張擴大財政支出勢必將對石油需求有利。
然而，真正主導油價的關鍵，其實在於交易商所持有的11億桶投機性原油庫存，而庫存的增減又將深受金融因素影響，包括期貨油價、資金成本及貯存費用等等。
假定交易商今天可以用每桶46美元的價格買進西德州原油現貨，並以每桶約50.5美元的價格賣出六個月期貨，價差約4.5美元；若換算成年率，報酬率約18%，相當不錯。
但交易商買進現貨的資金是來自短期借貸，須支付利息；買進的現貨必須貯存，這也要花錢。假定交易商的購油款有80%來自借貸，六個月的利息是Libor利率加碼2個百分點，借期六個月，而每個月的原油貯存費是每桶0.5美元，結果每桶只能賺0.57美元，年報酬率也降到12%，但還算不差。
然而在當今世界中，任何效應都會引發反效應，而OPEC與川普都可能使情況生變。
第一，如果OPEC達成減產協議，資金將湧入油市，尤其是近期的期貨，使近期與遠期原油的價差縮小，交易商「買進並貯存現貨、賣出期貨」的潛在獲利將因而縮小。
第二，川普勝選後公債殖利率已經上升。
假定交易商的融資利率提高1個百分點，而現貨與期貨的價差縮小0.5美元，結果投資報酬率將變成-2%。
當然一切都處於動態的環境下。例如交易商如果提出原油庫存，使貯存空間增加，費用便會下降；這些原油投入市場，會使現貨油價下跌，反制OPEC的減產效應，也使現貨／期貨價差再度擴大。如果交易商能夠得到較便宜的資金及貯存費用，又會使現貨價格升高。
更大的問題在於OPEC精心計算的減產計畫，可能根本就不能使油市恢復供需平衡，因為美國頁岩石油業者對油價的反應極快，能夠迅速增產。依據兩項調查顯示，美國頁岩石油業者已經準備在2017年增加投資。既然川普支持業者擴大原油生產，OPEC減產也等於是讓出市場空間，頁岩業者又豈能不趁機增產？減產協議豈不是又徒勞無功？（Liam Denning是彭博專欄作家，編譯任中原）
經濟／美國重返製造 台灣準備好了嗎
2016-11-28 02:22經濟日報 社論
美國準總統川普要推動製造業回流美國，創造工作機會，他甚至在蘋果公司執行長庫克電話致賀時，向庫克要求蘋果回到美國生產。川普的美國重返製造政策，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國大陸和台灣，而兩岸台商又是蘋果產品的最大代工廠商，一旦川普政策付諸實施，台商在兩岸分工、「以大陸為工廠」的代工出口經營模式，可能成為重災區，因而台灣經濟戰略必須盡快轉向，才能穩住陣腳，化危機為轉機。
事實上，在歐巴馬總統八年任內，已大力推動美國重返製造政策，從2009年開始，美國政府陸續實施「重振美國製造業框架」、「國家出口倍增計畫」、「美國製造業促進法案」、「先進製造業夥伴關係計畫」等政策措施，從工人培訓、稅制、補貼、法規修訂、反傾銷稅等貿易措施著手，鼓勵製造業回流美國，創造新的工作機會。此等政策實施對製造業就業的貢獻相當顯著，自2010~2015年美國製造業新增就業人口達84.2萬人，可說是歐巴馬政府的重大政績。
不過，美國經濟結構早已轉變，生產條件並不適合製造業持續擴大，歐巴馬任內在美元大幅貶值及頁岩油開採加持下，製造業出現難得一見的榮景，但就業人口迄今仍未回到2008年金融海嘯前的水準，製造業占GDP（國內生產毛額）及總就業的份額仍在持續下降，顯示近年美國經濟復甦的主要動力來源仍是非製造業部門，即使重返製造政策奏效，也難改這樣的長期趨勢。
在競選總統期間，希拉蕊認為製造業外移是趨勢，未來美國經濟振興仍應以服務業為重心，但川普認為製造業具有高度乘數效果，每增加一個製造業工作，可以創造四個其他行業的工作機會。他還指出，20年前美國製造業占總就業人口比重超過兩成，如今降至不到一成，反觀德國一直都維持兩成左右，兩國經濟榮枯高下立判。
是以，未來川普政府推動製造業回流，勢所必然，問題關鍵在側重何種製造業及採取何種手段。川普在競選時，公開向蘋果與福特汽車等製造業者喊話，並疾呼政府須有所作為，讓這些美國廠商在國內生產製造其產品，而不是在其他國家。一般預料，大量委外生產的美國品牌廠商如蘋果的手機、電腦，福特的汽車及零組件等，都可能面臨返美設置生產線的壓力。另外，川普鼓勵開發頁岩油、氣，全面取消美國能源出口管制等，將有利於煉油及石化相關產業發展。
至於川普將採取何種手段促使製造業回流，一般認為，不外乎鬆綁政府管制，降低企業高稅率，以及採取貿易保護措施。不過，川普在競選期間聲言要對大陸商品徵收45%懲罰性關稅等激進手段，牴觸世界貿易組織（WTO）規範，美國不可能為所欲為。所以，川普最可能、也最有效的手段，是對企業大幅減稅，尤其是將規模可能高達2.5~5兆美元企業海外獲利稅率從最高35%降至10%。
儘管美國重返製造政策很難成為長期經濟主流，但川普主義來勢洶洶，台灣經濟戰略必須快速轉向，台商也須作好因應準備工作。台灣要盡快走出目前「以大陸為工廠」的代工出口模式，邁向多元合作的貿易及投資模式，例如：在創新及知識密集產業方面，台灣可以和美國建立夥伴關係，共同開發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全球市場；在新南向和大陸市場開發上，兩岸合作空間仍然很大，建立新的兩岸產業合作模式，是當務之急。至於以美國內需為主的產業如石化業，應結合政府和民間力量，前往美國投資就近掌握市場。
政府除了要有明確、精準的政策方向外，也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鼓勵及協助兩岸台商盡速進行結構性調整，將川普海嘯轉化為升級的契機，這才是面對新挑戰應有的正確做法。
我們和金融魔鬼有個約會
何帆：英格蘭銀行前任行長默文·金的新書對貨幣金融理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是一本能夠引發經濟學革命的書。
更新於2016年11月28日 07:03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何帆
魔鬼在我們的耳邊輕言細語。它在教我們經濟學。在歌德的《浮士德》中，皇帝遇到了財政虧空，魔鬼梅菲斯特出了一招。它誘使皇帝發行紙幣，謊稱有足夠的金銀財寶埋在地下，可作儲備。它說：“這種紙幣，代替黃金和珍珠，非常便利，能使人心中有數。”不可思議是，奇跡發生了，原來死氣沉沉的城市，如今熙熙攘攘，生機勃勃。紙幣“不脛而走，無法收回；它像電掣般飛馳，四處散開。”
貨幣和金融蘊含著巨大的魔力。它們是我們從瓶子中釋放出來的，聽我們的召喚而來，成為我們的奴僕。一旦失去控制，貨幣和金融又將恣意肆虐，把災難帶到人間。英格蘭銀行前任行長默文·金說：“把金融煉金術作為金融體系的基礎，表明這個社會不甚理性。”
默文·金是經歷了全球金融風暴的船長之一，他的新書《金融煉金術的終結》是一本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反思之作。坊間關於全球金融危機的書籍已經很多了，尤其是在危機期間擔任財政金融高官的大人物，幾乎都寫了自己的回憶錄。在默文·金看來，這些書的副標題大多可以寫成：我是怎麼拯救這個世界的。《金融煉金術的終結》與眾不同的地方是，此書對貨幣金融理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這是一本能夠引發經濟學革命的書。
什麼是金融煉金術？人們相信紙幣能夠保存並隨時兌換成購買力，人們相信存在銀行裡的錢隨時能夠提現。這是一種無中生有、點石成金的煉金術。金融煉金術的基礎是人們對貨幣金融的信任，但這一基礎卻異常脆弱。正如《倫巴第街》的作者沃爾特·白哲特所說的：“我們的金融系統所獨有的精髓就在於人與人之間空前信任。可如果這種信任因為潛在因素而被削弱，那一件小事就能挫傷互信，一件大事便幾乎能摧毀它。”
維持幣值的穩定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歷史上不乏惡性通貨膨脹的案例。20世紀20年代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納粹極端勢力的興起。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曾經遭受惡性通貨膨脹的肆虐。整個20世紀，幾乎就是一部通貨膨脹的歷史。
保證銀行體系平穩運轉也極其困難。當我們把錢存進銀行之後，這些錢不是安安靜靜地待在保險櫃裡，銀行必須把錢貸款出去。當銀行把錢貸款出去之後，原來的存款就變成了期限更長、風險更高的資產。除非工廠、機器設備、住宅和辦公室能夠在瞬間轉化為現金，除非在任何一個時點，都只有一小部分儲戶到銀行提取現金，否則，我們對銀行的信任不過是一種盲信。
而維持幣值穩定、保持銀行體系平穩運轉，又是至關重要的。我們之所以需要貨幣，並不僅僅是為了方便交易，更重要的是為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這就需要貨幣能夠保存並在未來兌現購買力。遺憾的是，貨幣並不能如我們所願，不折不扣地完成這一使命。
這是因為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從本質上講是不可預測的，而這恰恰是經濟學的盲點。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隨著經濟學研究越來越精細，對貨幣的討論反而越來越少。正如經濟學家弗蘭克·哈恩（Frank Hahn）說的，最完善的經濟學模型中沒有貨幣的容身之處。經濟學教科書裡用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刻畫市場經濟體系。在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體系中，市場處處出清，貨幣這種交易媒介可有可無。但這一模型有著極為苛刻的假設條件，你必須假定，從你一出生，就能看清到死亡的那一天的所有的潛在的交易需求；你必須假定，你同時也能能夠看到所有的其他人從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的潛在交易需求。你就是別人，別人就是你，在經濟學理論中，你們都是代表性的理性人，你們都能做出最優的選擇。於是，市場價格毫無遺漏地反映出了所有的供給和需求。
可惜現實並非如此。我們怎麼才能預測出50年之後的石油價格呢？除了石油的現貨市場，你還需要石油的期貨市場，但石油的期貨價格和未來的真實價格很可能相差極大，因為它漏掉了很多關於供給和需求的資訊。比如，航空公司需要買燃油，它們是石油市場上的大客戶。但是，航空公司能不能知道未來五十年需要購買多少石油呢？理論上講，這需要一個機票的期貨市場。但為什麼沒有機票的期貨市場呢？因為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的哪一天需要坐飛機去哪裡。再完美的市場也不可能為未來的不確定性定價，因此家庭和企業無法通過市場協調其未來的支出計畫。家庭和企業面臨的既不是“硬預算約束”，也不是“軟預算約束”，而是“模糊預算約束”。人們易於在盲目的樂觀和盲目的悲觀之間遊移，很可能出現需求不足或需求過度。
在默文·金看來，由此帶來的全球消費和儲蓄的失衡，乃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最根本因素。人們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收入到底有多少，因此很難確定消費的上限，由此導致家庭的消費行為可能長期偏離可持續的水準。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出現了全球化的高潮。中國、印度、俄羅斯打開國門，加入全球分工，為全球化而生產的工人數量急劇暴增，全球貿易湧流，由此導致發達國家的物價水準被壓低，利率持續保持在超低的水準。中國和德國是消費不足的典型，而美國則是消費過度的代表。
低利率導致資產價格上漲、債務壓力增加。當利率過低的時候，金融機構和投資者開始追逐更高的收益率，人們稱之為“打著燈籠找收益”。為此，銀行不斷創造越來越複雜的金融產品。當銀行向企業發放貸款的時候，會受到企業希望借入款項的總額限制，但是金融衍生品並不反映實體經濟活動，大多數衍生品的買賣都是大型銀行和對沖基金之間的對手交易，其交易規模沒有任何限制，風險敞口的規模沒有上限，潛在的損失也沒有上限。當次貸危機剛剛爆發的時候，各國央行並不覺得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次貸存量總額大約1萬億美元，互聯網泡沫的體量比次貸要高出8倍。然而，他們都看走眼了。根據次級貸款創造出來的衍生產品規模要大得多。這好比廣場上兩個老頭在下棋，誰贏了誰得10塊錢，但他們的後面圍了一大堆有錢而無聊的看客，他們為誰能贏棋下注，賭注遠遠超過最初的10塊錢。
與此同時，銀行的杠杆率越來越高。銀行原本依靠自有資金開展借貸，但如今越來越不依賴自有資金，而是使用杠杆資金進行借貸。誰不這樣做，就會被激烈的競爭淘汰出局。這進一步加劇了銀行的期限錯配：負債的期限越來越短，資產的期限越來越長。批發融資的另一個後果是導致各大銀行成了一根繩子上的螞蚱，大家相互交織在一起，只要一家出了問題，很快就會連累整個體系。在過去二三十年，全球銀行業的規模、集中度和風險度都有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增長，不僅“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而且“緊密到不能倒”（too connected to fail）。
亡羊補牢，猶未晚也。但我們找到了防範下一次金融危機的辦法了嗎？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各國都在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一個流行的思路就是要求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這需要計算出風險加權資本充足率，即按照資產的風險程度不同，給它們不同的打分，最後加權得出安全資產的數量。這一方法不僅繁瑣複雜，而且易於誤導。我們如何判斷各類資產的風險程度呢？只能靠歷史經驗。但我們何以能夠斷言今天看似安全的資產，到明天不會出問題呢？
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英國有一家百年老店，即北岩銀行，遭到擠兌而破產。如果計算風險加權資本充足率，北岩銀行在英國各大銀行中是最高的，高到它都想把錢借給別人用，但出問題的恰恰是北岩銀行。這是因為，根據歷史經驗，住房抵押貸款一直被視為高度安全的資產，北岩銀行的主要業務就是發放住房抵押貸款。默文·金建議，簡單直觀的指標才是更有效的，與其看風險加權資本充足率，不如看杠杆率。杠杆率是指資本相對于未加權的總資產的比例，這一指標看似粗疏，但卻更為準確。若看杠杆率，當時北岩銀行的杠杆率已經高達60-80倍，理當引起監管者的關注。默文·金的這一建議，背後的方法論是，不要妄想準確地計算未來的不確定性，不要認為有了精巧的模型計算結果就萬事大吉，而是要更加謙卑，看大局、重視經驗和常識。
為什麼全球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了將近十年，世界經濟仍然疲弱無力？因為全球失衡抑制了需求的增長，而全球失衡是長期積累形成的，難以在短期內自發地解決。當前的異常寬鬆的貨幣政策，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從短期來看，利率並未低到能夠刺激經濟增長，但從長期來看，利率又沒有高到促使人們回歸到正常的消費、儲蓄軌道。 凱恩斯還是對的，一個社會對流動性的需求會忽漲忽跌。當經濟衰退的時候，對流動性的需求過高，央行進一步注入的資金很快就被囤積起來，我們已經掉進了利率陷阱。在這種情況下，利率降低未必促使人們將未來的消費提前到當下，相反，人們可能會變得更加焦慮，並降低對未來經濟前景的預期，由此導致投資下降。
我們用來解決當前困境的很多政策，實際上是在給未來挖一個大坑。可以設想，超低利率條件下債務水準仍然會不斷地增加，但到了央行加息的那一天，債務違約的定時炸彈就會被引爆。當然，這可能會為經濟重啟創造良好的條件，但同樣有可能的是，世界經濟會二度陷入金融危機的泥沼。同樣能夠想像，超低利率導致房價提高，未來一代年輕人要被迫比上一代借更多的錢，債務負擔會更重，代際之間的矛盾、貧富之間的矛盾將日益突出。貨幣本是一種“社會契約”，一旦這種契約無非兌現，勢必引發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什麼時候才會爆發這些危機呢？我們並不知道。默文·金談到，金融危機的第一規律是：不可持續的發展勢頭持續的時間可能超過任何人的預期；金融危機的第二規律是：當不可持續的發展勢頭走向破滅的時候，其發生的速度也遠遠超過人們的預期。
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明知道正走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卻仍然不願意停步，或是換到另一條道路上。默文·金憂心忡忡地指出，我們當前的時代很像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局。舊的規則已經失效，各國之間的互信已經打碎，前方的航道到處是暗礁，但舵手們卻猶豫遲疑，指望蒙混過關，或是奇跡發生。《大衛·科波菲爾》中有個米考伯先生，屢次失敗，負債累累，但卻總是幻想命運女神的垂青。就在要被關進債務監獄的時候，他還向大衛借錢買酒，喝了酒就高興起來。
魔鬼並沒有離開我們。我們和金融魔鬼在未來還有一個約會。
中國能否取代美國的貿易角色？
沃爾夫：中國在世界貿易中取代美國的程度是有限的。整個亞洲都難以獨自維持世界貿易的活力，中國就更不行了。
更新於2016年11月28日 07:03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中國有沒有可能挽救被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總統的美國所拋棄的貿易全球化？中國領導人發出的威脅，或者美國企業施加的壓力，有沒有可能勸服特朗普重新考慮貿易協定，甚至包括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中國不能取代一個參與性的、外向型的美國——即便它想這麼做也不行，但它可以有所幫助。至於特朗普的意圖，它們是固定不變的還是可以協商的？
最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承諾建立一個對貿易和投資開放的、由北京主導的全新秩序。奧巴馬的TPP從根本上把中國排除在外。現在特朗普已宣佈，他上任後美國將退出TPP。這為中國提供了推進替代方案《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機會。在12個推定TPP成員國中，有7個是潛在的RCEP成員國。習近平還向拉美國家提供了加入中國“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倡議的機會。
然而，中國在世界貿易中取代美國（且不提整個西方）的程度是有限的。如果我們從市場價格（這是一種粗略衡量實際購買力的標準）角度考察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占比，中國的占比從2000年的4%躍升至2016年的15%。亞洲（包括日本）的占比為31%。同時，美國和歐盟(EU)的占比之和為47%。同樣，儘管增長迅速，但2015年中國在全球進口中的占比僅為12%，而亞洲的占比為36%。美國和歐盟（不包括歐盟內部貿易）的占比之和仍達31%。
此外，從兩個重要方面看，這低估了高收入經濟體在世界貿易中的作用。首先，世界最終需求的很大部分仍來自這些經濟體：以市場價格計，2015年中國消費大約是美國和歐盟總消費的三分之一。其次，更重要的是，驅動當代大部分貿易的專門知識來自于高收入經濟體的公司。中國企業仍不能提供可比深度的專門知識。
在《大融合》(The Great Convergence)一書中，日內瓦國際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in Geneva)的理查•鮑德溫(Richard Baldwin)透徹剖析了當今貿易的性質——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第二次全球化”。
他的核心觀點是，貿易總是受到距離相關成本的制約，這些成本包括運輸、通信和面對面接觸的成本。在19世紀末的第一次全球化期間，世界貿易的快速增長是由貨物運輸成本的下降推動的。它使創建一個全球交換體系成為可能：製成品與主要來自美洲和澳大利亞的自然資源和農產品之間的交換。
然而，在那個時代，把製造過程拆分開是不可能的。若要在工業領域展開競爭，一國必須掌握所有必要的技能。結果，製造業及其帶來的規模經濟和邊做邊學的成果集中到了高收入經濟體。
這還不算，這些國家的具有中等技能水準的勞動者分享了很大一部分成果——進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和政治影響力。這是因為他們可以優先獲得所在經濟體開發出來的知識成果。
直到大約四分之一世紀前，打入這個迷人圈子的唯一方法是發展自己的競爭性產業。這是困難的：很少有國家能做到。但是，在第二次全球化中，通信成本下降幅度如此大，以至於生產過程有可能被拆分（或者說碎片化）；在擁有相關知識的製造商或買家的控制下，元件生產和最終組裝被分散到世界各地。正如鮑德溫所說，南卡羅來納州的工人“不像1970年代那樣與墨西哥勞動力、墨西哥資本和墨西哥技術競爭。他們是在與一種近乎無敵的組合（美國技術加上墨西哥工資）展開競爭。”
國家資本主義成為全球現象。這也適用於一些服務活動。多數發展中經濟體未能利用這些機會。但有些經濟體——特別是中國——做到了。
以製成品換取原材料的貿易也在繼續，尤其是在中國與其供應國之間。但是，正是這種新的貿易格局助燃了保護主義，進而把特朗普推上權力寶座。如今，政治鬥爭的焦點是：誰獲益于高收入國家的企業開發出的專門知識？這場鬥爭引出了一個重要的規範性問題：誰應該贏？它也引出了一個肯定問句：誰會贏？特朗普是否將優先照顧美國工人，而不是美國企業的股東和管理人員？
抑或他只會用象徵性的姿態假裝這樣做——拒絕TPP，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或威脅對中國開徵關稅——而讓大部分世界貿易保持現有狀態？難道他不會得出結論認為，給中國一個組織世界貿易的機會，事實上對美國是不利的？難道他不擔心，限制美國在全球生產分拆中的角色，將使美國企業處於劣勢，進而促使它們把更多業務遷至更歡迎它們的地區？
整個亞洲都不可能獨自維持世界貿易的活力，中國的一己之力就更不行了。西方的重要性太大了，對中國來說尤其如此。
幸運的是，支持全球貿易的力量仍相當強大。就連特朗普也可能缺乏能量或意志來徹底挫敗它們。
TPP擱淺是中國主導亞太一體化的機會？
吳湘寧：不能輕易下結論說，美國已向中國交出了亞太經濟一體化的鑰匙。未來亞太一體化進程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更新於2016年11月25日 07:10 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研究員 吳湘寧 為FT中文網撰稿
11月22日，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宣佈，將在上任第一天就告訴“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現有成員國，美國將退出這一貿易協定。此前，特朗普競選綱領的核心承諾之一，就是改變或退出包括TPP在內的貿易協定。在當日的聲明中，特朗普表示“美國優先”是其未來執政的核心法則。在反復提到三次“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後，特朗普明確表示，美國政府未來將退出這個可能會使美國陷入災難的協議，將重點展開雙邊協議，促使工作崗位回歸，產業振興。該講話似乎是對其競選綱領的一個階段性落實。似乎，兩隻靴子中的一隻已經落地。
奧巴馬政府推動的TPP，反映了美國對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新構想。TPP從本質上說，是用美國的貿易法原則和美國對貿易設想的“技術標準”與“市場標準”，來重新規範和定義亞太自由貿易，甚至被寄望為將決定未來國際貿易的準則。在美國的大力推動下，TPP日趨成為平行於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統合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以進入新的區域自由貿易合作體制的多邊協定。在規則使用和制度建設方面，這個協定具有強烈的美國色彩，其本身隱含著重要的地區戰略意圖，比如有學者曾指出：“TPP是美國從區域經濟戰略的角度所設計且目的是為了牽制中國區域影響力的擴大”。同時，TPP被認為極有可能成為未來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新載體 。
特朗普針對TPP的最新舉動，引發了美國學者和媒體的一片批評，認為這無疑是為中國提升在亞太區的影響力做好準備。《紐約時報》11月19日發表文章表示“TPP擱淺成定局，中國成最大贏家”。該文認為，TPP的失敗對中國而言意味著一次純粹的勝利。文章還援引澳大利亞的表態：希望推進一項以中國為主導，囊括從日本到印度等亞洲國家在內，但是沒有美國參與的貿易協定。更有聲音指出，特朗普競選以來以及當選以來的所有論調，都意味著美國對未來維繫全球秩序的責任失去興趣。簡言之，特朗普針對TPP的決策走向似乎表明，未來亞太區域合作的主導權將交給中國。
“對中國有益論”也好，“世界秩序陷入危機論”也好，在做出具體判斷之前，我們需要厘清幾個問題：美國為何此前如此重視TPP？特朗普將擱淺TPP的動因何在？美國的退出是否意味著中國在亞太區域的主導權？
一、美國此前對TPP如此重視的原因何在？
進入21世紀，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亞太地區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亞洲新興經濟體潛在需求巨大，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扮演著向全球輸出總需求的重要角色。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亞太地區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使美國的實力出現了相對下降態勢。中國的強大與快速崛起以及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所展現出來的大國力量，以及新興國家的興起，衝擊著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力量架構。在亞太區域各主要經濟體力量變化的大背景下，美國全力推進TPP，其背後既反映了不以美國意志為轉移的全球經濟貿易格局的深層次變化，也凸顯了美國主動在其經濟結構和政策層面上進行的戰略性調整。
2009年，東亞第15次峰會首次明確將以“10+3”機制作為實現東亞共同體長期目標的主要載體。2010年，中國-東盟自貿區啟動，令美國倍感壓力。日、韓、印、新等與東盟的自由貿易談判也基本完成。“10+3”區域內貿易已占各國外貿的58%，高於北美自貿區近3個百分點。2012年5月，作為東亞經貿框架安排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日韓自貿區（CJKFTA）談判正式啟動。三國經濟總量約占全球的1/5。中日韓三國間建立自貿區如建成，可以加強三國經貿聯繫，促進東亞地區經濟融合。據認為，三國若能在諸多問題上達成共識，將有力推進東亞一體化進程，抗衡美國佈局亞太的努力，從而有助於東亞秩序的和平轉型。在所有這些亞太區域內活躍的區域合作進程中，美國完全置身之外，有被邊緣化的危險。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估計，一個沒有美國參與的亞太自貿區，可能導致美國公司出口每年至少損失250億美元，或每年損失約20萬個高薪崗位。
在此背景下，美國需要一個以其為主導的、橫跨太平洋的亞太經濟合作體系，在亞太地區最終實現包括農產品在內的全部商品貿易和資本交易自由化，進而贏得全球的戰略優勢。很明顯的是，讓21個APEC成員國全部就貿易自由化達成協議，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此，TPP成為美國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構想的核心框架。美國試圖以TPP為突破口，建立以其為主導的橫跨太平洋的亞太經濟合作體系，通過TPP充分發揮其技術和金融優勢，打開更多的亞太地區市場，以提升出口總量。
2010年10月28日，美國時任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在夏威夷就美國亞洲外交政策發表演講時強調，美國在亞太地區奉行的是“前沿外交”政策，這一戰略首要的一點就是要通過塑造亞太經濟，建立美國主要的跨太平洋合作機制來重建美國在亞洲經濟的領導地位。希拉蕊在《外交政策》刊物上發表長篇文章《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指出：“未來的政治不由阿富汗和伊拉克決定，而是由亞洲決定，美國處在這個行動的中心，是這個地區唯一擁有強大盟友網路的強國”。 “我們要創造一個有規則的秩序——那就是開放、自由、透明和公正”的秩序。當時的美國看起來是決心要在亞洲創造一個由其主導的新秩序。
因此，TPP背後實質反映出美國多樣化的政治、戰略和外交動機。從1990年代的東亞經濟論壇（EAEC）到後來的亞太自由貿易區和亞太共同體，美國基本都在第一時間表示出了關切，主要態度集中于“亞洲地區的任何涉及安全、經濟和商業的重要機制都不應該將美國排除在外”；“美國不會讓一個沒有美國介入的東亞共同體啟動”。事實上反映出的是長期以來主導美國政治的主要聲音：美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
二、美國放棄或預備實質擱淺TPP的主要原因何在？
如同特朗普多次在其競選綱領中提到的，在他看來，不僅是TPP，而且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對美國來說都是搶走工作、降低美國創新能力、加重移民等問題的根源。特朗普特別強調，數年來，中國、墨西哥等國充分利用了美國的資源、資本、人力，踩著美國的肩膀，成為了世界經濟中的重要一極，而美國無疑扮演著墊腳石的角色，對美國人民而言，結果只是工作丟失，福利盡喪。由此，特朗普宣稱要打破那些有損美國人民利益的自由貿易協定，更多關心國內事務，關注如何令美國再次強大。因此，有觀點指出，全球化必然逆轉，美國會難以阻止地走向孤立主義。但是，這樣的觀點有待推敲。
事實上，所有的政策決斷必然需要回顧當時的整體背景。1945年二戰結束時，美國的GDP占世界GDP的近一半。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建立起了令後續諸多經濟體受益的開放的經濟秩序，在確保美國利益的同時，促使其他國家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貿易格局，並分享世界經濟的蛋糕。與此同時，美國所建立起來的世界範圍內的軍事聯盟和海外駐軍，確保了盟友的相對穩固與共同利益，而這些確實是在美國承擔了很多國際責任、提供了主要公共產品的基礎之上建立的。目前，如特朗普在競選中所述，美國希望歐盟、日本、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承擔起自己應負的責任和義務。同時美國要修正既有的貿易協定，更大程度地確保本國核心利益。
從這一角度來說，美國或許將開啟相對保守的態勢，但不應因此斷定美國將陷入完全意義上的孤立主義，更不意味著美國將與自由貿易水火不容。應該記住的是，特朗普政策的核心將是“美國優先、美國再次強大”，因此美國不會脫離全球事務。更加合理的推斷或許是，未來美國政府將在關注國內事務的同時，在全球範圍內肩負起相對合理的國際責任。一待再度強大，美國難免不會再度加強在全球範圍內的主導權。如果用比喻來說，好比拳擊手在出拳之前的回拳，積攢力量，以再度出擊。
三、TPP擱淺是否真意味著以中國為主導的亞太區域合作進程的機會？
一直以來，中國對亞太區域一體化持積極態度。對於澳大利亞宣導的“亞太共同體”，中國也表示了支持。但是在TPP問題上，中國一直沒有明確表態。有學者認為，從政治上考慮，中國不會輕易參加這一由美國主導的協定。簡言之，中國絕對不會同意無條件遵守它沒有參與的談判所制定的規則。因此有人曾判斷，TPP之後的亞太經合組織進程很可能分裂：以積極推進貿易與市場自由化的美國為首，經由TPP，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集團；以對自由化持謹慎態度的中國為首，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集團。但目前的狀況是，特朗普的政策選擇將使中國擺脫兩難境地，或者被“遏制”的狀態。但我們不能輕易下決斷說，美國已向中國交出了亞太經濟一體化的鑰匙。
任何一種區域一體化方案提出的背後，都是各相關國家特別是地區大國之間的博弈。亞太地區一體化進程也在此博弈中不斷發生變化。比如澳大利亞提出的“亞太共同體”，更多是關注澳大利亞在亞洲市場的利益，而日本提出的“東亞共同體”，更多是“警戒”中國崛起，並確保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利益。同樣，儘管TPP本身關注的是亞太地區經貿一體化和新規則的推廣，但其提出和推動在事實上表現出的是地緣政治與大國博弈。此即此前中國學界和媒體主張的：TPP是美國借此重返亞洲的主要戰略。值得指出的是，美國近期可能擱淺TPP的舉動，同樣出於美國國家利益考量。這必然使原本已複雜多變的亞太一體化進程變得更加撲朔迷離。東亞合作或將在失去美國主導的大背景下，在日本主導、中國主導、東盟主導的模式中無序博弈。
四、未來亞太經濟合作的特點
目前來看，今後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將會具有三個特點：
第一，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主基調，很可能從“開放的地區主義”，走向“開放的制度主義”，即不再簡單地停留在成員國選擇上，而是更多著眼於亞太地區已有的規模、層次和前瞻性發展需要，來建設和建立更高水準上的區域經濟合作進程。在WTO杜哈回合談判難以取得進展、本有可能引領未來自由貿易規則的TPP極可能擱淺的情況下，亞太經濟合作的“開放的制度主義”，很可能將指引未來國際自由貿易發展的方向。
第二，亞太經合組織框架仍會存續。亞太經合組織框架下的產業合作與自由化進程，仍然對美國有利；同時，亞太自由貿易區構想也會繼續得到推動。在美國已與亞太近11個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背景下，亞太經合組織仍然可以為美國尋求在亞太自由貿易區框架下的貿易與市場擴大帶來機會。因此，考慮到特朗普的商人本質和他追求的政治目標，美國並不會放棄既有的對美國有利的貿易協定，以及WTO框架下對美國有利的條款、條約。
第三，亞太主要經濟體之間的多邊和雙邊自由貿易談判，短期內或將處於“長期並存”的僵局。中日韓三國之間，雙邊或者三邊層次上的自由貿易談判，都很難迅速獲得實質性突破，中美建立自由貿易區仍長路漫漫。特朗普當選後，考慮到美國對TPP的反對態度，秘魯、澳大利亞等國開始對“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表示出興趣。RCEP的准入標準和目標相對較低，同時保持開放態勢，不斷擴大。但是RCEP所涉及的合作領域和方式，並未涉及TPP所涉及的可能主導未來國際貿易、投資合作的標準和規則。同時，RCEP內部成員在農業等領域存在極大分歧，而如何處理中國和東盟主導權之間的關係，也一直成為RCEP發展的掣肘。
考慮到單純市場推動的自由貿易區進程早已經陷入瓶頸，亞太地區的經貿區域化進程越來越召喚政府層面推動的多邊、或者雙邊自由貿易進程。但鑒於亞太地區既有的利益格局，以及主要國家之間的歷史問題，TPP擱淺或將開啟新一輪亞太地區主要國家和主要合作機制爭吵不休、各自為政、不斷博弈和“義大利面碗”共存的現象，多種多樣的次區域合作或將佔據主導地位。在這場博弈中，各國都想根據自己的利益出牌，都想成為贏家。而這種各自為政現象，對亞太地區任何一個希望依靠外向型經濟和貿易驅動經濟發展的國家而言，都不是好消息。
事實上，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一個亞太國家，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中的戰略選擇是有限的。現在美國政府可能擱置一個原本可以主導亞太區域合作的協定，這值得關注，但更需要關注的事特朗普擱置TPP背後的動機：美國優先，促使美國再次強大。特朗普執政期間，或將在適當縮減全球佈局、減輕全球責任的背景下，堅持原有的創新驅動經濟，進一步夯實、完善美國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醫療社會保障、實體經濟和產業發展。在此情況下，我們或許需要同時思考，在未來更長一段時間內，一個更強大的美國對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全球治理方面可能的制度設計。
對中國來說，重中之重或許應該是，憑藉今天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實力和影響力，促進亞太各國市場、貿易和產業政策的協調，壯大自身的經濟和貿易能力，改善中國的對外貿易結構，調整原有的低端、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出口中的比例。同時，中國還需加大本國對外貿易在亞太市場的比重。到目前為止，中國三大出口市場依然是美、歐、日，而不是已經建立自貿區的東盟。
此外，中國應該在整合現有區域貿易協定、“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基礎上，在貿易與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與亞太國家加強實質有效互動。唯有在全球經濟和貿易體系中，中國才能從 “貿易大國”、“產業大國”走向“貿易強國”、“產業強國”。在亞太經濟中樹立起“開放的制度主義”大旗，這或將是未來中國在致力於自身經濟強勁的基礎上，推動亞太區域合作發展的路徑。若能如此，中國也將在未來為美國再度“重返亞太”、塑造亞太秩序，做好充分準備。
亞投行不是另起爐灶
甘思德：西方認為中國提出亞投行的目的是另起爐灶，並指責中國要推翻二戰結束後的經濟體系。這是不正確的。
更新於2016年11月25日 07:10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國研究專案副主任、中國商務與政治經濟研究課題主任 甘思德（ Scott Kennedy）
全球治理的範圍非常廣，而全球經濟治理又包括不同的領域，參加全球治理的代表，既有官方代表，也有企業家和民間組織等非官方代表。從公平貿易到期後變化，全球治理的規則是讓所有參與者、包括國家和其他的單位進行合作，迫使他們有序地競爭，所以它不僅僅是支持和培養合作，也是培養有序競爭。
亞投行不是另起爐灶
西方普遍認為中國提出亞投行的目的是另起爐灶，並指責中國要推翻二戰結束後的經濟體系。其實是不正確的：第一，在大多數問題上，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最大的趨勢是和諧的融合；第二，雖然在個別領域中表現出的衝突比較激烈，但中國在不斷緩和、彌補、解決、減少這些衝突；第三，中國參加世貿組織是最好的樣板，應鼓勵中國與其他國家和諧地合作。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加入和觀察；第二，入世後積極參與；第三，更加積極追求領導角色，或者說中國要培養話語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會產生一些摩擦，摩擦來源於中國的特點和國際經濟體系的特點兩方面。
首先，從中國角度來說，中國企業的地位普遍比較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要的目標是發展，而發展的主題是企業，所以在大部分問題上，中央、地方政策主要是支持和培養企業的發展，國際經濟體系的規則用在約束中國企業上很難實行。此外，雖然近年來民間組織在中國發展比較快，但在大多數領域中，仍然是政府起主導作用，中國依然是個“大政府小社會”的國家，這與西方國家是不同的。
其次，從國際經濟體系角度來說，有三個方面：
第一，國際遊戲規則非開放性。當前國際遊戲規則大部分主張開放、透明、公正，但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在面對安全問題、環保問題和健康問題上，很多國家在不同情況下會採取不同手段來保護自己國家的產業，而不是百分之百主張開放的狀態。第二，參與國際經濟體系的手段多種多樣。美國人認為國際經濟體系的規則是可以採取聘請律師打敗競爭對手的手段來追求利益。這並不是和平的交流，反而會產生非常激烈衝突。第三，體系規則欠完善。雖然國際經濟體系在有些方面的規則清晰，但在大多數的規則上仍存有疑點，容易引發國家間的衝突。
反傾銷法規不公平
至於反傾銷的衝突，從1995到2014年期間中國處理的一千多件反傾銷案件占全球反傾銷案件的四分之一。而中國79%的反傾銷案成功率和31%反傾銷關稅的幅度調整不成比例。反傾銷法規不是理想的國際法規，它主要的目標是為了保護國內產業避免國際競爭，是非常不公平的一個體系。
對外投資的國際規則亟待出臺
在中國對外投資方面，目前中國對外投資的趨勢在不斷增長，僅2016年上半年中國在美投資就已經超過400億美金。但是這些投資中有的成功，有的遇到了障礙。在各國沒有明確處理國家安全投資的規定時，很多問題容易被誇張化。中國同美國合作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可以對當前的遊戲規則進行改革。
尋找中美合作的平衡點
中國掌握投資目錄，提供各類補貼，約束跨國投資，對互聯網進行保護，並不代表中國在進行逆全球化，而是不同國家的起點不同。從當前的狀況做判斷，中美兩國的全球化起點不一樣，做法也不一樣，中美兩國需要相互學習，最後找到一個平衡點，才能對全球化有新的共識和新的定義，進而深度合作。
至於合作的具體領域，中美兩國在環保這個領域裡都做了大量的投資，有必要修改或者制定新的國際規則來降低環保類產品的關稅，否則將很難培養這個行業。
留言列表
高普考補充資料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