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營改增“紅利”尚未如期釋放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世界經濟室副主任 陳建奇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陳建奇：營改增未改稅收自動穩定器等稅收調控體系弱化的問題，也未改變中央地方財權關系模糊，甚至強化了二者稅收分享做法。
今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全面實施營改增，即從5月1日起，試點範圍擴大到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並將所有企業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納入抵扣範圍，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這是稅收管理體制在近年來的重大調整，也是事關全社會生產生活的重要事件。當前營改增已經開始全面推行三個多月，雖然相關工作還在開展，但潛在影響逐步釋放，營改增問題亟待進一步評估。
結合當前穩增長的角度看，外界更加期待的是營改增是否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對此，政府年初強調營改增總體稅收只減不增，今年相比改革前將減稅5000億元。如果按照2015年營業稅與增值稅相比2014年增長3.7%來測算，2016年兩稅收入將達到52272億元，若在基礎上減5000億，那麽今年兩稅收入總額僅在4.7萬億左右，比2014年還低，這體現了減稅力度較大的事實。
然而，從目前的數據來看，營改增的減稅紅利尚未有效釋放。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收入72236億元，同比增長8.6%。若考慮扣減出口退稅等因素，上半年全國稅務部門組織稅收收入64979億元，同比增長9.4%。從主要收入項目來看，上半年國內增值稅同比增長8.7%；營業稅同比增長15.6%。稅收總額不僅未見明顯減速，而且還高於經濟增速，營改增的減稅效果受到質疑。
從行業來看，此次營改增全面擴圍直接的影響主要在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及生活服務業等四個領域，建築業和房地產業將適用11%的增值稅稅率，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適用6%的增值稅稅率。由於當前公開發布的數據並沒有細化到各個行業，難以對各個行業的影響做進一步的分析，但從目前發布的相關報道來看，營改增確實引發某些行業稅收上升，比如21世紀經濟報道以《營改增新稅施行兩月：一家銀行1.1億利潤的“消逝”邏輯》為題，披露了營改增導致銀行稅負增加的內在邏輯。
當然，當前營改增的減稅“紅利”低於預期，並不能下結論說營改增改革沒有積極作用，應該通過未來更長時間的觀察才能做出更客觀的結論，而且更重要的是，營改增影響的是全產業鏈的稅收體系，需要從全社會或者全產業的角度進行分析，而不宜局限在具體領域，畢竟營改增也會對相關領域乃至整個社會構成綜合影響，而且未來更深層次的影響可能更多的體現在營改增對整個稅收體系的影響及由此滋生的產業結構調整動力。
從增值稅改革的初衷來看，避免重復課徵是推動營改增的重要原因。理論上看，當前營改增全面實施，不僅有助於解決新擴圍的四個行業稅收重復課徵問題，而且也促進這些行業與上下游產業無縫對接，有助於解決其他相關產業增值稅抵扣問題，緩解全產業鏈稅收重復課徵的問題，有助於促進全社會稅收制度的優化，這對於促進經濟健康發展及轉型升級具有較大的意義。
營改增的實際減稅幅度有待觀察，但如果營改增確實能夠踐行減稅承諾，那麽營改增中某些行業將受益於減稅，但此舉的影響可能會出現分化。在競爭程度較高的行業，減稅可能導致最終產品價格的下降，從而並非能促進相關產業利潤的增加，比如建築業。但在壟斷行業，壟斷企業具有較高的定價權，不會因為營改增所引發的減稅而調低產品價格，由此可能增加利潤。因而，營改增所引發的不同的企業利潤分化，由此對相關行業的影響也就難以準確確定。
相比營改增的行業擴圍，本次營改增還在增值稅的廣度上進一步推進，即將所有企業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納入抵扣範圍，這是實施從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轉型的改革訴求，是今年穩增長調結構的重要看點。此舉使得企業投資工廠、倉儲及寫字樓等都能進行稅收抵扣，有助於促進企業增加固定資產投資，對於房地產等相關產業具有較大利好，由此可能拉動房地產相關產業的投資增長。
綜合來看，營改增成為當前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實踐，對於避免商品重復徵稅、促進全產業鏈提質增效有著重要的意義，但營改增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並不確定，還有待未來的觀察檢驗，特別是，營改增並沒有觸及現行的以流通稅為主導的稅收體制，這也決定了營改增改革或許僅僅是稅收重大改革的序幕，未來還應進一步深化稅收體制改革。
首先，營改增改革仍然沒有完全結束，未來還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以結束“試點”的階段。按照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今年3月20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上的解釋，今年５月１日全面推開的營改增改革仍叫“試點”，主要是因為原來增值稅和營業稅並存造成一定扭曲，包括企業行為和財務方面的扭曲，因此改革中採取了不少過渡措施，全面推開後是一種全面的試點。下一步將在此基礎上制定增值稅法案，然後交全國人大正式批準，即按照稅收法定的原則廢止營業稅。因而，當前營改增改革並未結束，未來還需要進一步的推進。
其次，營改增未改當前稅收自動穩定器等稅收調控體系弱化的問題。營改增屬於流通稅的結構調整，不管是營業稅還是增值稅，都屬於流通稅範疇，營改增並沒有改變流通稅占據主導的局面。在這種稅制結構下，財政自動穩定器等稅收調節功能就較難起作用。理論上說所得稅主導的稅收體系，會由於經濟形勢好壞會導致所得稅增加或者減少，進而根據累進稅制的設計而促使企業出現反週期的稅收調整，經濟形勢好會伴隨著稅收的自動提高，而經濟惡化會伴隨著進入較低的稅率，這有助於平滑宏觀經濟穩定。而增值稅等流通稅容易轉嫁，自動穩定器等宏觀調控的作用較弱，預示未來稅收體系還有進一步改革完善的空間。
第三，營改增未改中央地方財權關系模糊的問題。改革中央地方財稅體制，明確財權事權的劃分，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營改增不僅將營業稅轉為中央地方共用的增值稅，而且在分配方式上沿襲了中央地方分成制度，由原來的75：25分成轉為50：50分成，這雖然適當加大了地方在增值稅中的分享比例，緩解了營改增對地方稅收的影響，但地方因此喪失了營業稅的稅種，促使中央與地方在稅基自主培育的問題上出現了倒退。營改增強化了中央與地方稅收分享的做法，預示中央地方財權關系模糊的問題突出，顯示未來財稅體制改革仍然需要進一步深化的事實。
人民幣匯改一周年：回顧與展望
肖立晟、張明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肖立晟、張明：人民幣匯率依然缺乏足夠彈性。收盤價和籃子貨幣的組合並非長久之計，未來央行仍需繼續推動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轉眼間，“811匯改”已經過去一年左右時間。在一周年之際，回顧過去一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變化，總結經驗教訓，有助於我們更加充滿信心地前行。
811匯改的實質，是中國央行主動放棄了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管理。但由於當時市場上存在人民幣貶值壓力，此舉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顯著貶值，並放大了市場上的貶值預期。為了維持匯率穩定，央行在初期不得不借助於在外匯市場上賣出美元、買入人民幣的公開市場操作，這種做法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快速縮水。為了避免外匯儲備快速流失，中國央行除了加強對資本外流的管制外，開始重新尋求管理匯率中間價的新方式。
2016年1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官員發文明確指出“中間價報價機制將會加大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力度，即保持一籃子匯率的基本穩定”。2016年2月，央行進一步地明確，做市商的報價要參考前日的收盤價加上24小時籃子匯率的變化。同811匯改之後初期中間價基本上等於前日收盤價相比，“收盤價+籃子貨幣”的定價方式扮演了一個短期錨的角色，成功地穩定了市場預期、緩解了資本外流壓力、放緩了外匯儲備的縮水速度。
然而，即使在當前的匯率形成機制下，人民幣匯率依然缺乏足夠的彈性。收盤價和籃子貨幣的組合並非長久之計，未來中國央行仍需要繼續推動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從理論上來講，“收盤價+籃子貨幣”事實上是兩種匯率形成機制。前者是參考收盤價的浮動匯率機制，人民幣匯率與資本流動的方向一致，具有很強的順週期性。後者是參考籃子貨幣的匯率機制，人民幣匯率由其他貨幣的相對價格決定，主要目標是穩定對外貿易增速。
單獨來看，上述兩種機制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合在一起就可能出現“合成謬誤”。例如，在參考收盤價的浮動匯率機制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走勢由經濟基本面決定，經濟指標好轉會帶動人民幣匯率走強。而在參考籃子貨幣的匯率則是由其他貨幣的相對走勢決定，匯率變動的外生性更強。
換言之，人民幣兌美元雙邊匯率與資本流動密切相關，而籃子貨幣則與穩定對外貿易相關。不難理解，由於匯率對資本流動的反應速度遠高於匯率對貿易餘額的反應速度，因此在持續資本外流的前提下，籃子貨幣經常被收盤價牽引著往下走。
回顧2016年上半年的三波外部沖擊，我們可以發現“收盤價+籃子貨幣”匯率形成機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第一波，在3至4月的弱勢美元階段，人民幣CFETS籃子貨幣指數從99跌至97。當時由於美聯儲再度爽約加息預期，美元指數下探至94，籃子貨幣要求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然而，由於大多數持匯投機者不願意在高位結匯，境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並未明顯升值。在此期間，由於日元和歐元對美元大幅升值，導致人民幣對歐元和日元明顯貶值，CFETS指數跌至97。因此，面對弱勢美元，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幅度不足，這將會帶動籃子貨幣貶值。
第二波，在5月強勢美元階段，人民幣CFETS籃子貨幣指數跌破97。當時美聯儲鷹派人物頻繁發聲，加息預期再度升溫，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壓力開始釋放。但是，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幅度依然低於歐元和日元（期間人民幣兌美元貶值1.8%，歐元兌美元貶值2.7%，日元兌美元貶值4.2%），這導致CFETS指數跌破97。換言之，面對強勢美元，籃子貨幣作為緩沖器降低了人民幣兌美元收盤價的貶值幅度。籃子貨幣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同時貶值，共同消化了貶值壓力。
第三波，英國退歐導致全球金融風險上升，人民幣CFETS籃子貨幣指數跌破95。英國退歐一方面引發英鎊和歐元貶值，另一方面導致避險資金湧入美國和日本，推動美元和日元升值。在短短八個交易日內，美元指數上升了2.6%，日元兌美元匯率升值了3.7%，最終導致籃子貨幣跌破95，同期內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幅度則達到1.2%。本來，英國脫歐沖擊延長了美聯儲的加息預期，這導致跨境資本迴流新興市場，推動新興市場貨幣升值。然而，由於英鎊和歐元兌美元貶值（兩者合計占到CFETS籃子貨幣權重的25%），人民幣籃子匯率反而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貶值。
從上述對三個階段的比較分析中可以發現，無論美元是升是貶，人民幣CFETS籃子貨幣都在持續貶值。在面對強勢美元時，籃子貨幣固然可以緩解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壓力；但在面對其他沖擊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人民幣CFETS籃子貨幣反而會給彼此增加貶值壓力。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根源在於，“收盤價+籃子貨幣”的定價方式並沒有解決過去中間價定價機制中的核心矛盾——外匯市場出清問題。外匯市場無法出清的原因緣於資本管制和價格管理。如圖1所示，當前的資本管制政策不允許一部分有購匯意願的機構和投資者購買外匯，從而減少了外匯需求，外匯需求曲線從D下移到D’。與此同時，央行運用籃子貨幣緩解了人民幣匯率貶值幅度，將美元價格定在投資者心理價位之下，最終導致外匯市場美元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
圖 1 中國外匯市場供求曲線
面對沒有出清的外匯市場，人民幣CFETS籃子貨幣就陷入了易貶難升的困境。圖2是筆者計算的穩定24小時籃子貨幣中人民幣對美元的理論價格，以及上一期收盤價。從中可以發現，在大多數時候，上一期收盤價均高於穩定籃子貨幣的理論價格（這意味著上一期收盤價的貶值幅度更高），兩者之間的平均價差達到86個基點。這就意味著，當美元指數上升時，二者加權形成的中間價開盤價會緩解籃子貨幣上升壓力。當美元指數下跌時，二者加權平均形成的中間價開盤價會加劇籃子貨幣下行壓力。
圖 2人民幣籃子貨幣價格與上一期收盤價
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作者計算結果。
因此，在上述機制下，就難免會出現人民幣對美元逐步貶值、人民幣CFETS籃子貨幣卻加速貶值的格局。
這種格局使得人民幣陷入了一種尷尬境地：一方面，人民幣作為新興市場貨幣，應該同時反映自身經濟基本面和海外風險；另一方面，在引入籃子貨幣後，雖然人民幣貶值壓力得到緩解，但是卻讓匯率走勢脫離了基本面。
從本質上而言，人民幣仍是新興市場貨幣，而非避險貨幣。在國際金融市場風險較高時，跨境資本會從風險較高的貨幣資產轉向流動性較高的貨幣資產。因此，美元和日元是典型的避險貨幣。中國經濟雖然總量較大，但是金融市場並不發達，特別是外匯市場和國債市場容量較小，無法容納海外資本大量流入。因此，至少從目前來看，人民幣在更大程度上是新興市場貨幣。
從歷史走勢來看，人民幣與其他新興市場貨幣的走勢基本一致。圖3是2005年7月至今人民幣與11個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相對美元的走勢（均以2005年7月22日為基期）。不難看出，在2005年至2008年期間，人民幣與其他新興市場貨幣均對美元升值。升值速度和幅度基本一致，三年累計升值了10%-15%左右。在2008年至2010年期間，人民幣匯率重新盯住美元。而在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期間，人民幣和新興市場貨幣均對美元升值。
然而，在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期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與其他新興市場貨幣兌美元匯率的走勢出現較大偏離，新興市場貨幣大幅貶值，人民幣對美元不降反升。這也是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的發酵期。
圖 3 人民幣匯率與新興市場貨幣走勢（2005-2016）
註：新興市場貨幣包括馬來西亞林吉特，韓元，印尼盧比，泰銖，菲律賓比索，印度盧比，俄羅斯盧布，土耳其裡拉，南非蘭特，墨西哥比索，巴西雷亞爾。新興市場貨幣貶值幅度是指11個主要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相對美元加權平均貶值幅度。
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
2014年7月至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要比其他新興市場貨幣兌美元匯率更加穩定。從2014年7月至今，美元指數升值了17%，新興市場貨幣貶值了35%，人民幣對美元卻僅僅貶值了7%。在“8.11”匯改後，人民幣兌美元的貶值速度略有提高，但仍遠低於新興市場貨幣兌美元的貶值速度。
在中國央行於2016年1月引入“收盤價+籃子貨幣”定價機制後，人民幣貶值壓力仍然無法快速釋放。在2016年3至4月新興市場貨幣相對美元升值時，人民幣升值動力非常微弱（圖4）。而在2016年6月英國脫歐引發英鎊貶值時，盡管當時中國的資本外流在迅速放緩，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也不支援加速貶值，籃子貨幣仍然帶動人民幣匯率加速貶值。
圖 4 人民幣匯率與新興市場貨幣走勢（“8.11”匯改之後）
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作者計算結果。
在當前的匯率形成機制中，籃子貨幣的功能是作為調節器，緩解市場供需對外匯市場的沖擊。然而，人民幣匯率的短期決定因素已經從貿易順差轉向資本流動。由於資本流動與經濟週期密切相關，這導致人民幣匯率的順週期性越來越強。與之相反，籃子貨幣價格並不一定與我國的經濟週期走勢相吻合。因此，根據籃子貨幣決定的人民幣價格與依據市場出清的人民幣價格之間，經常會相互沖突。
我們認為，引入人民幣釘住寬幅一籃子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釘住寬幅一籃子的安排可以在防止人民幣匯率出現超調的同時，最大限度地避免持續乾預外匯市場。例如，中國央行可以公佈一籃子貨幣中心匯率，同時允許人民幣籃子匯率上下寬幅波動（例如15%或者20%）。中國央行可以不對外公佈允許的匯率波動幅度，但只要匯率波動在波幅之內，中國央行就不乾預外匯市場。由於市場不知道貨幣當局所能容忍的貶值幅度，隨著人民幣匯率的貶值，一些認為人民幣已經貶值到位的投資者就會轉變為人民幣的買家。隨著貶值幅度的加大，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就會加入到購買人民幣的行列。由於市場預期的分化，很可能在觸及中國央行的底線之前，不用央行出手，匯率就已經趨於穩定。這事實上正是市場自主出清的過程。
即便依然有投資者想做空人民幣，由於貶值預期的分化，做空力量將會逐漸變為強弩之末。相反，央行由於此前一彈未發，仍擁有充足的彈藥。這意味著，充足的外匯儲備加上相應的資本管制措施，足以幫助中國央行守住人民幣匯率底線。
行百裡者半九十，目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尚未完成。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由於當前的“收盤價+籃子貨幣”匯率形成機制有根本性的缺陷，它只能成為過渡時期的權宜之計。作為一個大國經濟，自由浮動將成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終極目標。在此之前，引入人民幣對籃子貨幣的寬幅浮動機制將是更好的選擇。中國央行應該進一步剋服對匯率浮動的恐懼，走出匯率維穩的迷思，繼續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倫敦的未來：衰落還是轉型？
利德比特：遭遇英國退歐的沖擊，倫敦是否會就此沉淪？歷史上遭遇類似沖擊的城市，或許能為人們提供一些指引。
倫敦中心研究院 查爾斯•利德比特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城市會敗落，特別是當它們遭遇災難性的環境變化而無力應對時。
約旦的佩特拉(Petra)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原因是憑借納巴泰人(Nabatean)修建水壩和溝渠的非凡技藝，這個城市能夠最大化地利用稀缺的水資源。然而，隨著商道改從巴爾米拉(Palmyra)等與之競爭的城市穿過，人員、商品、香料和黃金的流動繞開了佩特拉——這些是使佩特拉富裕的因素。佩特拉那些受古典文化啟發在岩石上鑿成的建築，變成了一個失落文明的遺跡。
這樣的命運或許也會降臨到“對講機”(Walkie-Talkie)和“乳酪刨”(Cheesegrater)的頭上。這兩座建於倫敦金融和地產行業鼎盛時期的大廈，有一天也可能會被視為一個失落世界的遺跡。不久前當倫敦還沉浸在自己的成功之中時，這樣的想法可能顯得像是無稽之談。但是在今年6月23日，英國其他地區在公投中選擇了退出歐盟(EU)，這讓倫敦的前景驟然變得糟糕起來。
倫敦和其領導者現在面臨著5種可能的前景。從其他遭受過類似沖擊的城市中隨意抽取的模型預示了這5種前景，倫敦會走上哪條道路呢？
衰落
關於衰落的城市，現代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那些跟不上變化的單一工業城鎮。美國俄亥俄州的揚斯敦(Youngstown)就是一個經典的例子。上世紀70年代末，揚斯敦成為美國萎縮速度最快的城市，鋼鐵業分崩離析，人口從17萬驟降至6.5萬。以排外的園藝俱樂部為核心組成的市政領導層相互攻擊，導致原本的經濟沖擊進一步惡化。毫不奇怪，揚斯敦吸引不到外來投資和新的人才。相比之下，位於賓夕法尼亞州，規模相當，但具有協作精神的外向型鋼鐵城鎮阿倫敦(Allentown)則實現了復興和繁榮。
不過，城市衰落最著名的例子是底特律。自1950年以來，這座城市失去了超過100萬人口以及數十萬個工作崗位。市中心大量房產依然空置，它們佇立在那裡，靜默地見證了這座城市的衰敗，並讓每一個從更繁榮的城市來到這裡的旅客驚嘆：為什麽在這麽短的時間裡，就發生了這麽多糟糕的事。殺死底特律的不僅僅是經濟——日企在汽車製造業的崛起——還有市政府的腐敗，以及白人和黑人中產階級從市中心遷往郊區。週六早上在底特律市中心的東部市場(Eastern Market)走一走，顏色和氣味都沒有這裡的喧鬧讓人印象深刻。因為底特律市中心荒蕪的街道常常就像是靜謐的小村莊一樣。聽起來不像是一座城市。
如果在倫敦工作的歐洲人才因為怕自身受到排擠或者因為經濟前景黯淡而逃離，那麽倫敦就會陷入困境。過去10年成為科技企業聚集地、由倉庫改造的房子如今價格高企的肖爾迪奇區(Shoreditch)再過一個十年可能重新變得“貧窮但性感”。
乍看之下，倫敦發生人才逃離的可能性不大。德勤(Deloitte)年初發布了一項分析結果：倫敦擁有170萬高技能人才。得益於科技業的發展，這類人才僅在過去3年中就增加了23.5萬人。倫敦的高技能工作崗位比紐約多55萬。許多高技能人才來自海外。每3個倫敦人就有一個是在海外出生的，每10個倫敦人裡就有1個來自歐盟其他國家。
在倫敦四處看看就會發現：這座城市擁有著充沛的活力。年輕、精力旺盛、數量比巴黎、法蘭克福和阿姆斯特丹三個城市加起來還多的人口推動著這座城市運轉。但是倫敦不能自滿。如果1年流失3萬名高技術移民，只需嚴格控制移民10年，倫敦的高技能人口就會因為英國退歐而大幅減少。如果失去那些無法通過積分制移民體制的人，倫敦會怎樣呢：比如來自歐洲經濟區(EEA)其他地方的8.8萬名建築工人、7.8萬名餐飲服務業從業人員，以及5.7萬名行政人員？在一個依靠創新、知識和文化驅動的經濟中，金錢是隨著人才走的。倫敦必須不計一切代價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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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前景稍微沒那麽可怕，那就是倫敦可能會回到過去：從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再次變回一個英國的城市。英國退歐可能會導致倫敦再度“本國化”。
倫敦可能會回歸其在上世紀50年代扮演的角色，當時倫敦舉辦了“英國節”(Festival of Britain)，將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介紹給當代世界，當時該市芬斯伯裡區的健康中心展現了關於英國的一個構想，即建立一種全國上下都能認同的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現在倫敦終歸還是大多數英國機構的所在地：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英國廣播公司(BBC)等等。
英國投票退歐意在抑制倫敦，縮小其和英國其他地區間日益擴大的差距。其他地區從此或許可以重新獲得它們的首都，迫使倫敦與英國其他地區共用繁榮。工作機會不再只流向歐洲大陸，還會流向斯托克城(Stoke)和桑德蘭(Sunderland)。倫敦可能會發展得更慢，但或許這並不是一件壞事，就如建築評論家羅恩•穆爾(Rowan Moore)在有關倫敦(London)的著作《慢火城市》(Slow Burn City)中寫道：“理想的情況是城市會慢慢的燃燒。它們的社會生態和物理形態應該通過變化而得到更新，而不是被變化摧毀。”
對倫敦來說，休眠幾年真的那麽糟糕麽？物價更合理，定位更英國化，會讓倫敦煥發新生。
在從國際大都市重新國家化的城市中，薩洛尼卡(Salonica)的例子最具悲劇色彩也最驚人。這座極其多元化的奧斯曼(Ottoman)城市在1430年到1912年間由穆斯林統治。在這座城市裡，猶太實業家、土耳其軍官、希臘商人、保加利亞貿易商等各色人比鄰而居，薩洛尼卡的擦鞋童需要掌握八、九種語言。薩洛尼卡曾經是一座多元信仰的城市，直到20世紀初，在戰爭、經濟蕭條、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共同作用下，這座城市遭到了種族清洗。到1950年，這座城市的名字變成了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城中95%的人口都是希臘人，幾乎全部都是基督徒。
倫敦不會遭遇那樣的命運，但它正受制於一種認為應該更多著眼於國家認同的政治觀點。就如泰勒•布魯勒(Tyler Brûlé)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撰文指出的，對於倫敦的未來，一個略微不同的模型是蒙特利爾(Montreal)。上世紀80年代，作為加拿大法語區魁北克省最大的城市，蒙特利爾借著給予法語人群更大平等的名義，疏遠了說英語的國際商業界——不過那個時候商業已經在向多倫多遷移了。批評者說，這樣的結果是讓蒙特利爾成為了一個憂鬱的城市，縱使其有很多迷人的老街，但是那裡的房屋和商店都被木板封上了。捍衛者則說，蒙特利爾滿意於自己的境況，它是跨文化創新之鄉，太陽馬戲團(Cirque du Soleil)就是代表，它還忙於推動本土社會創新。
當然，“再國家化”需要前提，那就是要有個渾然一體的英國，這樣倫敦才能夠代表英國。這同樣一點都不能確定。
歐洲飛地
對倫敦來說，還有一條路。那就是堅守過去20年來形成的歐洲身份認同，成為一塊歐洲的飛地，即使英國其他地區都懷疑歐洲。西柏林就是一個例子。在柏林牆修建起來以後，西柏林就成了敵意重重的東德中的一塊飛地。西柏林僅僅依靠一條狹長的鐵路線與西德聯系；而穿越英吉利海峽隧道的高速鐵路將扮演起這個角色。
只有在定義公民方面發揮極大創意，才有可能使倫敦成為一個歐洲飛地。科技共同工作空間Second Home創始人羅恩•席爾瓦(Rohan Silva)提議，倫敦可以實施一套自己的簽證制度，允許人員在倫敦和歐盟之間自由流動，只要人們在倫敦生活和工作。那麽，在倫敦進入單一市場和對歐盟財政的貢獻方面，想必需要復雜的安排來作為配套。倫敦的一名主要政治人士對這個簽證計劃的描述如下：“這絕對是一個瘋狂的主意。我們100%支持。”
英國可能不得不再次把倫敦想像成“歐洲經濟特區”，就像深圳作為中國面向世界其他地方的門戶一樣。一個替代方案是，倫敦可以效仿像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夏洛特(Charlotte)這樣的移民門戶城市，發放本地區自己的身份證，讓沒有正式獲得英國國籍的人也能使用當地的服務。在積分制移民新政下沒有攢夠分數的人們就像是古代雅典的外邦人：永久居留在這座城市的外來人員。
然而，除非英國將權力下放給各構成國、各地區和各城市，變成一個更加鬆散的國家，否則以上這些情況都是不可能的。而由特裡薩•梅(Theresa May)領導的英國政府並不願支持這種鬆散組合，即使擔任外長的是前倫敦市長鮑裡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前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是堅定的去中心化人士。要強行推動這樣的轉變，倫敦的組織形式必須更有政治性，並且發起一場獨立運動，或許還可以和其他親歐洲城市，如劍橋(Cambridge)、牛津(Oxford)、布裡斯托(Bristol)聯合起來。
漂浮城市
第四個選項是想像倫敦只是漂浮在英國的版圖之上，受到英國法律管轄的全球化城邦，和新加坡類似。
對於當前的危機，倫敦會以一個偉大貿易城市的一貫做法來應對——跟著資金走。目前資金都從亞洲來。把英國退歐視為機會、想要搶購倫敦的地產公司、歷史悠久的品牌和科技公司的，正是中國和亞洲其他地方的投資者。倫敦市中心已經時不時像是泰晤士河上的迪拜。它也可以變成第二個山東。
從這個角度來看，英國退歐可能會讓倫敦因禍得福。日漸老齡化的歐洲已經被經濟增長緩慢和由德國主導的緊縮所束縛。銀行的就業高峰已經過去，因為人工智慧開始讓交易大廳變成無用之地。
對倫敦來說，這可能是轉向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的機會。倫敦的長處在於它是一個務實的商業貿易城市，可以幫助塑造在世界各地蔓延的任何力量。就像邁阿密大體上是一個位於美國南端的拉美城市，倫敦也可以變成歐洲的亞洲前哨。
這種轉變可能需要倫敦實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倫敦必須準備好接納亞洲的企業、價值觀和文化，在這方面，迄今為止倫敦只是漫不經心。上海一度是中國的西方飛地；倫敦也可能變成歐洲的中國飛地。我們正在習慣中國遊客的想法；我們以後也會習慣中國房東、業主和雇主的想法。接受這個事實吧。
挺過危機
最有可能發生，同時也是最樂觀的情景是，無論是在歐洲，在英國，還是在倫敦，每個人都湊合著對付過去，與此同時，上述4種情景的一些方面也可能出現。在這種情況下，英國依然是歐盟的準成員，盡管條件會很嚴格，而倫敦是這樣的英國的一部分。對此可參照希臘，倫敦則可以參照雅典。
英國保守黨現在面臨的挑戰與激進左翼聯盟(Syriza)領導的希臘政府所之前面臨的挑戰很相似，後者因為紓困方案中的懲罰性條款威脅退出歐元區。亞歷克西斯•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領導的激進左翼聯盟激烈反對這一計劃，並藉此在2015年贏得大選。然而，歐盟提出的退出方案太缺乏吸引力，最終大多數激進左翼聯盟人士都放下自尊，決定留在歐盟。結果是該黨出現了分裂。歐盟肯定也會對英國使出這一招：提供一個非常糟糕的方案，使得選擇留歐似乎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如果英國退歐協商曠日持久地進行下去；如果脫歐人士開始後悔，註意力也被其他事情分散；如果歐盟提供的退歐條款極度缺乏吸引力，那麽退出歐盟的問題可能會再次變成一場局限在保守黨及其分裂的派別之中的爭論。
在市長喬治•卡米尼斯(Giorgos Kaminis)的領導下，雅典在這些危機中成為了城市韌性的典範。雅典不僅需要應對關乎存亡的經濟和政治危機，還要同時應對湧入的難民。盡管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由中國政府持有多數股權，在紀錄片製作人出身的政治人士阿馬利婭•澤普(Amalia Zepou)的啟發下，市民之間進行大規模的協同自救，接手公園、公共空間、文化機構的運營，這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讓雅典挺過了這些危機。倫敦必須效仿雅典，有足夠的韌性去應對、將就、度過接下來的幾年，直到類似常態和常識的東西再度回歸。
“眾城之精粹”
不管今後會發生以上哪一種情景，考慮到倫敦在過去數周經歷的沖擊，有幾點顯而易見。
首先，倫敦需要全新水準的有抱負的集體領導，不應該只由市長來行使領導權。倫敦的大學應該集思廣益，為這座城市描繪一個更美好的將來。文化機構應該啟動推廣歐洲文化和價值觀的項目。倫敦需要通過成千上萬種日常行動向全世界展示，倫敦依然是一個開放的城市，少數群體不僅能在這裡得到幫助，還會受到歡迎。在這個已經近乎自鳴得意的城市，現在是該市領導者激發人們行動起來的絕佳機會。其中的挑戰比前倫敦市長鮑裡斯•約翰遜在2012年奧林匹克輕易達成目標的過程中遇到的挑戰要大得多，但因此其中的機遇也要大得多。
第二，其他忍不住為倫敦的困境而幸災樂禍的歐洲城市應該認識到，更國際化、創新驅動型的城市和更具民族主義色彩、更謹慎的內陸城市之間的斷層線現在貫穿全球各地。不同國家的主要城市之間彼此的共同點，就如這些城市和它們所在國家之間的共同點一樣多。有充分理由重建中世紀歐洲北部城市之間自由貿易的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倫敦也是當年的漢薩同盟中的一員。一個市民化的、開放、國際化的歐洲非常符合歐洲各城市的共同利益。如果城市被地方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勢力挾持，歐洲就沒有未來。
第三，倫敦有驚人的再造能力，這正是因為倫敦有些混亂無序，並沒有被過分規劃。最重要的是，倫敦必須保持自己的多語性，就像16世紀的詩人威廉•鄧巴(William Dunbar)所說的，倫敦是“眾城之精粹”（London, thou art the flour of Cities all）。
倫敦不是一個適合人們自怨自艾的城市。沒人欠這座城市什麽，以至於必須無償供養它。倫敦必須是這樣一座城市，人們會因為和與自己不一樣的人相處而感到興奮。那些對此感到驚慌的人們應該在郊區和城鎮過著田園牧歌式的平靜生活。這對他們挺好的。他們應該讓倫敦去扮演自己的角色，即塑造在當下改變世界的思想和力量。
本文作者是倫敦中心(th Centre for London)研究員，著有《The London Rec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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