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別讓手機淪為笨裝置
2016-06-15 04:31 經濟日報 記者李珣瑛整理
根據工研院IEK統計，2016年全球智慧手機出貨量約可達15.8億台，年成長率則下滑至7.7%，跌破二位數。當智慧手機市場趨近飽和時，台灣以Android系統為基礎的手機業者應如何殺出重圍、掌握獲利模式？顯得格外重要。
在電信服務世界裡，「笨水管（dumb pipe）」是指除基本資料傳輸外，沒能提供任何具附加價值的通信服務。當電信服務變成笨水管時，大部分商業價值及利益都將落入如穀歌、Facebook、Netflix、亞馬遜等over-the-top（OTT）網絡服務商手中。為避免成為笨水管的提供者，全球電信運營商莫不傾全力開發、提供各種加值服務，達到讓營運收入和利潤最大化的目的。
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Android智慧手機上。當Android手機使用者大部分使用時間花在手機應用（Apps），而非手機本身；就如大部分互聯網服務用戶是在和網絡與雲端服務互動，而非使用互聯網連線。
結果，雖然Android手機商製造販賣智慧手機，但這類手機從商業價值來看，實屬不折不扣的「笨裝置（dumb device）」，與笨水管無異。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即使Android手機商盡其所能，生產出高品質、高性價比的智慧手機，利潤卻逐步下滑、甚至變為負數。事實上，2015年所有Android手機廠商中，只有Sony與三星手機部門有實質獲利。
谷歌變成Android手機系統中的真正獲益者，在通過開發並免費提供Android相關應用程式，谷歌成功建立一群年復一年把手機做得更好、更便宜的Android手機商。這些廠商產出的手機，讓穀歌的服務和其他手機應用運行得更流暢、更好用。然而過程中，是由穀歌和手機應用開發商取得絕大部分利益。
若穀歌當年不這麼做，會為了逐一說服每個智慧手機廠商採用其搜尋、地圖和電子郵件服務，花掉比Android整體開發高出極多的金錢和精力。Android發展的故事印證了一句名言：「免費的東西，通常是最昂貴的。」
欲擺脫此困境，台灣智慧手機廠可採用的方法有二：（1）停止使用Android；（2）在Android上與手機用戶建立類似穀歌與其使用者般的聯結。三星在某種程度上和小米都採用第一種方法。若要採取第二種方法，智慧手機商需開發出能多方瞭解用戶，從而提供更具吸引力服務的新技術。
即時用戶興趣分析（real-time user interest analysis, RUIA）就是這類技術。雖然穀歌、蘋果和微軟都在發展類似技術，但智慧手機商更有優勢開發出精準的RUIA，可以觀察到每一個用戶與手機應用的互動，和在真實世界中的一舉一動。這些用戶興趣資訊可讓業者與用戶建立長期有依賴性的關係，並為後續商業性服務提供價值基礎。
國內已開發出能讓手機業者看到各種App使用情況的軟體，開發單位也已與手機業者合作，也許過些時日，台灣手機業者就能免於淪為「笨裝置」，並在智慧型手機市場搶得先機。
（作者是工研院資通所所長、台灣雲端產業協會秘書長闕志克）
凱恩斯主義的現實邊界
伍戈、謝潔玉
伍戈、謝潔玉：拿來主義之下，人們只看到凱恩斯的結論，忽視其約束條件和政策邊界；在凱恩斯主義框架下，許多宏觀政策效果有待觀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否還有效？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凱恩斯主義”再次回到宏觀政策實踐的舞臺中央，主要國家不斷地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擴張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總需求。八年以來，從當前各國運用凱恩斯主義的實際效果來看，可謂“幾家歡喜幾家愁”，“不幸的國家各有各的原因”。美國經濟似乎已呈現初步復蘇的跡象，而日本和歐洲的效果不如美國明顯，中國以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仍處在經濟探底過程中。當前為應對經濟存在的下行壓力，經濟學家們對於是否應再次較大規模採用凱恩斯主義經濟措施存在諸多爭論。雖然我們對凱恩斯主義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已經耳熟能詳，但實踐中，人們往往容易奉行“拿來主義”，只看到凱恩斯提出的“結論性”政策主張，而忽視其約束條件和政策邊界，從而可能產生與政策初衷相左的效果。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根植於上世紀“大蕭條”的土壤，致力於解決迫在眉睫的經濟衰退問題。“大蕭條”期間失業嚴重，勞動力沒有“物盡其用”，全社會沒有達到充分就業產出，為此凱恩斯試圖從總需求方面去尋找原因。在不考慮外部需求的情形下，凱恩斯認為總需求由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決定。由於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作用，人們並不能將所有產出都消費掉，所形成的缺口需要由投資需求來填補。但投資需求本身是由資本回報率和利率決定的，並不能恰恰填補該缺口。於是，面對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凱恩斯開出了總需求管理的藥方：擴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方面，由於經濟蕭條時大眾商業心理消極，資本預期回報率下降很快，因此需要下調利率激發投資熱情；財政政策方面，則需要擴大財政投資，直接彌補私人部門投資需求的不足。凱恩斯提出的政策主張看似簡單，即通過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應對經濟危機。但在此次危機應對的實踐中，我們確實感受到了它的一些約束條件，這可能是決定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否有效的重要原因。
一是名義利率下限和流動性陷阱制約著貨幣政策的實施空間。寬松貨幣政策意在降低利率以促進投資需求。然而，名義利率會受到零利率下限約束。即使極端情況下，央行可以將名義利率設定為負值，但其實際效果仍有待進一步觀察，且負利率也不能無限制地下降，也存在下限的問題。除了下調名義利率以外，央行還可以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來提高通脹預期，卻可能落入“流動性陷阱”。一個典型的事實是日本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貨幣政策在防禦經濟衰退和通縮風險上成效甚微。當然，也有人認為日本的寬松貨幣政策之所以收效甚微，是因為寬松的力度還不夠大，可以進一步採取量化寬松、匯率貶值等非常規貨幣政策。實踐中，日本央行確實加大了寬松力度，但其政策效果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值得未來進一步觀察。
二是政府債務水準及赤字率制約著財政政策的實施空間。凱恩斯指出，為應對經濟蕭條時的總需求不足，政府需要增加財政支出。然而，當經濟增速下降時，財政收入增速往往也會隨之下降。一方面財政收入不斷下降，另一方面財政支出還要被動提高，這無疑會提升財政赤字率或政府債務。如果說上述日本案例顯露出貨幣政策在應對經濟衰退時的蒼白，那麽受國際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雙重打擊下的歐洲案例則凸顯了財政政策的現實無奈。究竟是要擴大財政投資以減緩經濟衰退，還是要削減赤字率以降低債務水準？各方爭論不休，其財政政策實際上陷入了兩難困境。從博弈的現實結果來看，當前部分歐洲國家似乎選擇了寬松貨幣政策和緊縮財政政策。此種在凱恩斯主義看來矛盾的政策組合，卻出現在了現實之中。
結構改革是提高亞洲潛在增長率的關鍵
赫蘇斯·費利佩、魏尚進：如無堅定的改革舉措，亞洲經濟體潛在增長率或低於金融危機前夕。承認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有何幫助？改革次序因國家而異。
2015年，亞太地區依然引領世界經濟增長，占全球增長的60%。亞洲在全球經濟產出表現平平的形勢下展現了其實力。然而，面臨巨大的全球阻力，亞太地區必須通過深化結構改革，進一步提高生產率。
新的亞行研究表明，如果沒有堅定的改革舉措，亞洲許多經濟體的潛在增長率有可能低於全球金融危機前夕的水準。潛在增長率指的是在不加快改革步伐的前提下，在充分就業和通脹穩定情況下所能實現的最大經濟產出。
承認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帶來的挑戰為什麽會有所幫助呢？一方面，如果一國的實際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那麽利用貨幣和財政激勵政策來提高實際增長率、使其接近潛在增長率的舉措是適宜的。另一方面，如果二者已經持平或接近，那麽比起採取貨幣或財政激勵政策，更應該優先通過結構改革來提高增長潛力。
造成亞洲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增長放緩的部分原因，來自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滑。與2000年—2007年相比，2008—2014年間，其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了一個百分點以上，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亞洲發展中國家總量的50%以上。出現潛在經濟增長率下滑的還有韓國、新加坡、哈薩克斯坦和泰國。當然，這次增長放緩的程度和影響都遠不及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首先，這並不意味著亞洲已經告別了保持高增長率的“昔日輝煌”。通過將低工資水準與增長導向型政策相結合，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國等國已躋身增長最快的國家。印度啟動了宏偉的結構改革計劃，目前已成為全球增長速度最快的大型經濟體。
為什麽一些亞洲國家的潛在增長率會下降？首要因素是人口結構：該地區已經開始進入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放緩階段。以中國為例，2011年以來，中國勞動人口的絕對數量已經在萎縮。即使在勞動人口正增長的國家，其目前的增長率也往往低於以往水準。
其次，物質資本積累也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在一些國家，這種積累已經開始顯出頹勢。再次，全球金融危機和中國增長放緩的影響主要通過貿易管道擴散到了亞洲其他地區。
人口結構的改變非朝夕之功。雖然中國在近期放寬了計劃生育政策，由一戶一孩變為一戶兩孩，但此舉對於今後的十五年並無助益。為什麽呢？因為沒有哪個家庭能立刻生出一個勞動年齡的孩子。因此，至少在未來十五年，中國勞動人口下降的速度不會受政策變化的影響，而由於新生人口的增加，家庭撫養負擔將進一步加重。
不過，亞洲國家可通過實行改革提高生產率，進而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
在亞洲，農業就業人口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在許多國家超過了30%），要加快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實施促進生產要素高效分配的改革至關重要，比如對中國限制人口內部流動的戶籍制度加以改革。
在教育、貿易、金融資本一體化、勞動力市場、信貸市場和政策效能等領域深化改革有利於提高增長水準，並促進勞動力和資本的高效分配。優先進行哪些該改革則因國家而異。
很多此類改革面臨著政治挑戰。但一些成功案例表明，只要付諸實施，這些改革將顯著刺激增長。 中國在20世紀80—90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放開價格管制和降低貿易壁壘都是成功的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越南自1986年實施的“革新開放”（Doi Moi），其內容包括開放國際貿易，下放決策權，促進農業現代化和擴大私有化。 近期的例子則包括：2015年印度尼西亞和印度取消燃料補貼，以及印度於本月剛剛通過新破產法。
我們預測，如果亞洲發展中國家實施上述領域的改革，那麽在未來十年，其潛在增長率將可提高近一個百分點。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亞洲經濟增長依然強勁，但亞洲絕不可因此而自滿。繼續推進結構改革將提升亞洲增長潛力，確保亞洲在全球增長和減貧中繼續發揮引領作用。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魏尚進是亞行首席經濟學家兼經濟研究和區域合作局局長，赫蘇斯·費利佩（Jesus Felipe）是亞行經濟研究和區域合作局顧問。本文編輯jin.x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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