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塞克專欄／南韓射出自己的3+1箭
2016-05-18 04:36 bv 經濟日報 編譯任中原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三箭」政策—寬鬆貨幣、擴張財政、結構改革，只有在三箭齊發、且彼此增強時，方能奏效，但現在看來這套「安倍經濟學」策略顯然已失敗。如今南韓似乎也已制定一套更平衡的「三箭」策略，切不可重蹈日本的覆轍。
安倍「三箭」中，擴張財政已半途墜落，結構改革始終只虛彈弓弦，而寬鬆信用也成強弩之末。留下的最大教訓，就是過度依賴出口，輕忽結構改革。由於全球需求停滯，加上日圓回升，使這套政策組合遭遇災難。
南韓處於「高科技日本」與「低成本中國」夾縫中，困境在中國成長減緩、美國家庭重視還債而非消費，要促進成長唯一途徑就是從內部做起。
倫敦朗巴德研究公司指出，南韓的「三階段計畫」正在成形，分別是：
第一箭：提高貨幣政策彈性。南韓央行年初決定，未來三年正式採用2%通膨目標，並改用兼容並蓄、且易於調整的物價指標清單。央行預料將逐步寬鬆貨幣，尤其是若中日兩國未來幾個月內設法使人民幣及日圓貶值。
第二箭：擴張財政政策。政府正以「提前支出」的方式執行2016年預算，且預料將額外提出擴張支出措施。目前利率超低，最適合政府增發公債。南韓家庭負債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約為87%，居開發中國家之首，因此亟需擴張公共支出以帶動需求。
第三箭：債務重整。南韓企業的負債比率幾乎是所有新興經濟體平均值的兩倍，使減債成為當務之急。央行計劃提高資本市場的流動性，讓產能過剩的航運與造船業得以重整。南韓開發銀行與住宅金融公司已相繼發債，可能有助催化產業重組。企業減債雖對經濟成長帶來短期風險，卻能使未來的經濟更加健全。
南韓還需要「第四箭」，也就是總統朴槿惠力倡的「創意經濟」。唯有靠創新企業繁榮，才最能夠提高生活水準及提供高薪工作。但是「第三箭：企業改革」也能鼓勵企業加強研發，創造新工作機會，並與員工分享獲利。
南韓要在中日兩國的擠壓下造就繁榮，需要夠靈敏、有條理且有目標的政策措施。南韓的「三支箭」能否中的，且拭目以觀。（作者William Pesek是巴隆周刊專欄作家，取材自道瓊社）
香港的“超級聯系人”不好當
2016年05月18日 智谷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 梁海明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香港在“一帶一路”的地位和作用是什麽？外界普遍認為，作為國際化程度高、貴為世界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可發展成為“一帶一路”的超級聯系人，以及發揮融資中心的作用。
我對此並無異議。然而，若細細考究下來，香港要發展成為“一帶一路”的超級聯系人和融資中心，難度並不小。
“一帶一路超級聯系人”的提法雖好，但要落地較難。香港的國際化，近年來其實主要是美國化和歐洲化。香港所熟悉、擅長的西方金融服務、法律制度等，在多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並不大適用，依照西方的規則手法與沿線國家的合作，很可能效果不佳。對於不少中亞、南亞和非洲等沿線國家，香港更是與北京、上海、廣州等內地城市並無多大本質差別，都是中國的一個城市。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外交事務由中國中央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即便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官員常有聯系或有私交，但外交無小事，相關合作如涉及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府層面，在對等原則之下，主導權是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上，香港可獨力主導的地方不多。
在成為融資中心方面，並非所有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項目，都屬於“一帶一路”項目，只有符合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這“五通”的項目，才有可能成為“一帶一路”項目。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項目，若符合“五通”要求，且被認定屬於“一帶一路”項目，除了有政府政策扶持和財政補貼之外，還可通過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國家政策性銀行、專項建設基金的低息貸款優惠，大多無需通過香港或海外進行融資。
如果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投資的項目，僅僅是普通的海外投資項目，那要在香港獲得融資難度同樣不小。香港的金融機構運作成熟，監管嚴格，都是以追求收益、減低風險作為貸款的核心原則，但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局並不太穩定，也時有單方面撕毀合同的事情發生，風險並不小。對於要“走出去”的中國內地企業這類融資需求，並不容易在“在商言商”的香港金融機構中獲得滿足。
此外，“一帶一路”超級聯系人、融資中心等的提法，首先是要潛在合作方有需求，並找上門才有可能成事，將香港置於被動位置，不夠主動。何況，香港希望能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大潮中，還出現瞭如下幾個不利因素，值得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和各界深度關註。
其一，部分黨派和政治團體對與陸港融合大唱反調，不少民眾也對“一帶一路”態度冷淡。香港今年是立法會選舉年，明年是特首選舉年，每逢選舉之年，部分泛民黨派為獲選票而操弄民粹，逢中必反的社會氛圍，對香港融入“一帶一路”建設非常不利。甚至，一些黨派人士指責香港特區政府積極參與該戰略，是為“討好中央”，扭曲了“一帶一路”給香港發展所帶來的積極作用。
我在香港的實地調研中，也發現眾多香港市民對“一帶一路”態度冷淡。他們認為該戰略並不會給他們帶來實惠，或者表示其只是股市上的一個炒作概念，市場上“炒風”瞬息變換，該概念未來或會慢慢消失。
其二，香港中小企業當前的參與熱情並不高，大多對“一帶一路”持觀望態度。雖然特區政府官員、商界領袖近年來在大小場合言必稱該戰略對香港有重大商機，但據我的調研發現，香港眾多中小企業認為，由於大部分中小企業都是輕工、服務行業，他們大多認為較難參與到“一帶一路”的金融、基建和大型項目中。
同時，很多香港中小企業也認為，由於沒有足夠清晰、準確的信息顯示中小企業在“一帶一路”也能發揮作用，即使他們想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一是不知道要向中央政府哪些部委“投石問路”，才能更好地參與進去。二是不知道如何將計劃中的項目打造成為“一帶一路”的項目。
香港目前共有約32萬家中小企業，占香港企業總數超過98%，聘用了約50%的私營機構雇員。換言之，“一帶一路”對中小企業吸引力不大，將很可能成為香港參與該戰略建設的一道較難跨越的門坎。
其三，香港青年對“一帶一路”普遍無感。雖然不少香港特區官員、政商界人士都會熱議該戰略為香港青年、大學生們帶來美好前景，但大多所談的比較虛，實的地方不多。對於廣大亟需尋求就業機會和上升空間的大學生、青年們，並不能夠充分瞭解該戰略可給他們帶來哪些就業機會，帶來哪些增值空間，帶來多少加薪幅度。
雖然一些機構曾提供少量和“一帶一路”相關的實習崗位，但在僧多粥少之下，顯得車水杯薪，久而久之，官員和商界領袖口中的“大餅”，愈發讓香港的青年、大學生們產生“童話里都是騙人的”感覺，對參與“一帶一路”開始興致索然。
其四，香港一直沒有研究“一帶一路”的專業團隊。在很多香港人眼中，該戰略研究的門檻很低，我在香港調研最深的感受之一，是香港幾乎每個領域的專家、學者，都樂於在自己的領域中談論“一帶一路”，卻難免相當分散和流於錶面，未能涉及核心。部分人的言論和觀點，甚至是從內地研究“一帶一路”的學者處改頭換面而來，未能完全能夠結合香港的實際。
然而，“一帶一路”的門坎並不低，“一帶一路”是地緣政治、國際關系、軍事、外交、經濟、貿易、金融、文化、傳播和產業等的結合體，如在研究上“單打獨鬥”，未能聚集各領域專家一同攻關，則較難切入重心，得出可“落地”的實質成果。而且，研究“一帶一路”也不宜閉門造車，只有頻繁地登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航班，不停地走在中國內地各省區市的道路上，才能找到思路，而有了思路，才有絲路。香港目前缺乏的，正是這種“一帶一路人”。
鑒於上述的種種問題，香港未來若要在“一帶一路”中獲得相應的地位，發揮應有的作用，除了在超級聯系人、融資中心等方面繼續深耕、增值，使之能與“一帶一路”更加緊密結合，更加能夠落地之外，也必須結合周邊地區最新情況作出準確的自我評估，也不能再以舊思維坐等中央政府給予優惠政策。
香港未來必須更主動一些，與內地各省加強合作，結成夥伴關系共同抱團打拼，尤其是泛珠三角地區合作，在爭取成為區域性的跨境數據信息中心，以及打造亞洲區金融合作平臺等方面發揮自身優勢，協助對外推廣“一帶一路”合作，才可令香港在“一帶一路”中獲得實在的地位，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作者系智谷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留言列表
高普考補充資料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