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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論貧道富不容易

2013.12.18【聯合報╱陳冲】

10月中至美國訪友，一位在大學教書的老同學，問到台灣貧富差距問題，剛好主計總處在8月中曾公布相關統計數據，吉尼係數0.338，連續三年均有改善，在國際評比上也勝過約90個國家。友人聽到相關數據的反應是：為何媒體上的論述總是差距擴大？是否因為social mobility或income mobility的環境不夠理想？簡單地說，就是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社經地位無法改變、欠缺mobility引發情緒性的反應。這是內行人的「大哉問」！

 長期以來，行政院主計總處都在做一項重要的統計，就是家戶可支配所得按五等分位組之所得分配比，也就是依統計方法調查全國家戶可支配所得分為五組，觀察最高所得組與最低所得組之倍數，當然也依國際慣例公布吉尼係數，以利與其他國家互相比較。台灣在2001年曾出現過有史以來最高6.39的倍數，吉尼係數也達0.35。次高則是2009年的6.34倍，其後則漸次改善為6.19、6.17、6.13，吉尼係數也降為0.338。

 記得2009年數據在2010年發布時，6.34雖非史上最高，輿論卻不諒解，一方面是因為在主計處發布前，已有媒體用所得稅資料以20等分組自行計算高低所得倍數為62倍，並以「脫韁野馬」形容之，以至於外界在未了解五等分／20等分差別前，先入為主認定官方數字有問題；另一方面社會上常有貧富兩極化報導，在此氛圍下，6.34倍被認為歷史新高，但又懷疑其真實性。

 當時我初任行政院副院長，在高雄南方領袖學苑的一場演講後，有聽眾提出62倍的差距問題，我當場表示，五等分是除吉尼係數外國際常見的分析方法，20等分會扭曲比較的基礎。當時我舉例，如果台灣2,300萬人分為1,000萬組，則最高所得的第一組有哪些人？聽眾席中立即有人回應台灣常見的二、三位富豪名字；我又問：最低所得的末組是哪些人？全場自然無法回答。我再問：第一組是最後一組的幾倍？大家也都同意倍數太高無法計算。經此說明後，當時的參與者均應了解62倍的說法參考價值不高，但仍然對貧富差距感到不安。

主計總處的統計符合學理，也採取前後一致的方法，可以進行水平或垂直的比較。但海外友人關心的「流動性（mobility）」倒是觀察社會貧富現象的重要依據。如果社會上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社經地位，可以藉由其努力或懈怠而有所流動，比貧富差距的倍數更為重要；三級貧戶經自身努力多年後家財萬貫，對社會更有啟發意義。

 美國德州大學經濟系的Roger L. Miller教授在貧富問題，有不少有啟發性的看法，其中兩項觀察特別使得我們注意：

 一、收入流動性（income mobility）：美國過去的研究在五等分下，最高所得組在十年後只有不到半數的成員仍留在該組；最低所得組也有近半數向上移至其他各組。以最近一期的（1996—2005）的研究，更有超過半數的最低所得組在十年後能夠「脫貧」。這項研究簡單的意義是：貧富輪流做，只看努力否，從而倍數的意義大減。

  二、最高／低所得者收入支出的結構：美國研究顯示，稅制會使法人的收入轉為個人收入（例如台灣的兩稅合一），此時會扭曲倍數的意義；此外，最高所得者的支出結構（包括家庭助理、看護）使其成本的上升幅度通常超過最低所得者，這也是觀察倍數時應予考慮者。

 上述兩項因素，其實國內欠缺實證的研究。主計總處職司家庭所得的調查，但因每年均重新選出不同樣本進行統計，所以無法進行mobility的分析，如果能長期觀察社會此種流動性，再結合主計總處另一物價調查的功能，就不同所得稅的收入、支出結構綜合分析，當可使國內評論貧富問題不流於情緒的發洩，而有更理性的討論基礎。 （作者是總統府資政、東吳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