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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用稅改推動創新投資

2017-10-06 05:27經濟日報 魏啟林

行政院端出的稅改方案，目的在減輕薪資所得與低所得者稅負，建立符合國際潮流並具競爭力的投資稅制。最大變革在廢除歷時20年的兩稅合一，提高營所稅率3個百分點，將增加企業稅負約1,200億元，用來調高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與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實施股利所得分離課稅。

坦白說，此次稅改的成敗，在於能否建立具投資環境競爭力的稅制，才能推動創新投資，把經濟的餅做大，進而提升基層所得，打破貧富不均。

台灣之病在於經濟缺乏創新，長期投資不足，六年多來金融帳淨流出9兆多元到海外投資。依央行資料，國人約有35兆元流出海外。因此，以稅制激勵投資，提升勞工所得，遠比以稅制來劫富濟貧有效得多。

據財部統計，去年5月申報的2015年所得課稅資料，可獲得明證：

一、2015年綜合所得稅收3,189億元，申報戶數613.3萬戶，最高所得的2.47%戶數，繳納63.79%稅額；其中，0.75%戶數繳納近50%的稅。

二、有36.96%的戶數（約226.7萬戶）所得免稅，另有約42.49%戶數繳納5%的稅負，合計約80%納稅戶稅率負擔在5%以下，共繳納8.1%的稅。

三、2015年薪資所得共4兆3,331億元，繳納1,803億元的綜所稅，平均稅率為4.1%。股利與營業所得共7,180億元，繳納1,057億元的綜所稅，平均稅率為14.7%。綜合所得稅收，來自薪資所得占56.6%，來自股利與營業所得占33.2%。

四、最高所得的2.47%戶數總所得約9,709.78億元，繳納2,033.08億的稅額，平均稅率為21.6%。低所得（適用稅率為0或5%）約80%戶總所得為2兆7,360億元，繳納259.6億元，平均稅率0.9%。

上述統計，可發現幾個租稅意義：

一、台灣的所得分配極端懸殊，貧富差距太大。20年來台灣薪資凍漲應是主因。

二、台灣的稅制已具劫富濟貧功能，最高所得2.5%戶數繳納了65%的綜所稅，37%的低所得戶數已獲免稅，另外約43%戶數繳5%稅率，即約80%的納稅戶，繳納稅率在5%以下，稅制已照顧了低所得者，他們需求的是台灣有創新的投資來提升所得。

20年來台灣本土長期投資不足，由於創新投資的風險大，若不改善投資稅制，廠商缺乏誘因承擔風險，造成資金氾濫與外流，本土實體投資少，高素質的人力沒有發揮的舞臺，薪資無法提升，就不易打破「貧富不均」與「經濟動能不足」的困局，此次稅改，若能以激勵投資為主軸，才能提升GDP把餅做大，再以擴大的稅基與稅收照顧低所得者。

「全民稅改」就是從1998年的兩稅合一到今年改變為兩稅分離。環顧世界，採兩稅分離國家多數均採股利分離課稅，稅率不超過20%，屬小國經濟者因引資不易尤然，鄰近的香港新加坡股利免稅，大陸持有一年者為10%。

1998年前的企業未分配盈餘並無預先扣稅，這次修法即應同時廢除，不應再留5%尾巴，對未分配盈餘課稅是扭曲創新與成長的元兇，對台灣「把餅做大」殺傷力最大，就2.5%納稅戶繳納65%綜所稅的意義言，以稅制改善貧富不均的空間已不大，只有獎勵創新投資把餅做大，才能提升薪資所得，擴大稅基稅收，照顧低所得者。

（作者是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兼任教授、國票金控公司董事長魏啟林）

復蘇中的歐元區迎來改革契機

更新於2017年9月30日 06:45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沃爾夫：當前經濟強勁復蘇是歐元區推進改革的時機。歐元區不僅要生存下來，還要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蓬勃發展。

歐元區挺過了兩場危機的衝擊，一次是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另一次是2010年至2012年自身爆發的危機。現在歐元區正在強勁復蘇當中。然而，這不是自滿的理由：歐元區的實際人均產出遭遇了“失去的十年”。不管是在國家層面還是在歐元區層面，復蘇是改革的機遇。問題是要選擇進行哪些改革。

今年歐元區實際人均GDP終於將超過其2007年的水準。自2013年以來，歐元區人均產出一直以與美國差不多的速度增長。對這種超過正常週期性力量導致的復蘇的主流解釋是，在行長馬裡奧•德拉吉(Mario Draghi)的領導下，歐洲央行(ECB)決心正確履行其職責（見圖表）。

決定性時刻是德拉吉在2012年7月主權債務市場爆發危機時的講話：“歐洲央行準備在職權範圍內，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歐元。相信我，這足夠了。”他說得沒錯。歐洲央行在2012年8月宣佈的“直接貨幣交易”(OMT)項目將其承諾轉化為了政策。這改變了市場觀點，降低了義大利和西班牙主權債券高企的收益率。歐洲央行大幅降息，並在2015年推出了資產購買項目。

其他舉措包括創造出歐洲金融穩定安排(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及其永久性的後續機制——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簡稱ESM)；支持遭受危機衝擊的國家的項目，如今已經成功完成了4個，即針對賽普勒斯、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項目；遭受危機衝擊的國家決心採取必要措施留在歐元區；創建監管銀行的單一監管機制(Single Supervisory Mechanism)；朝著建立銀行業和資本市場聯盟的方向邁進。無論在創建和運營歐元區期間出現了什麼樣的失誤，歐元區成員國展現出的保持歐元區運行的決心遠遠超過外部人（尤其是在英國和美國）的預期。

然而挑戰依然存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近對歐元區的分析中指出：“2007年至2008年的危機標誌著趨同化的結束和趨異化的開始，這種狀況只是在緩慢地得到修正。”的確，一些遭受危機衝擊的國家展現出迅猛的復蘇，尤其是在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實際人均GDP也回到了2007年的水準。然而德國的實際人均GDP在過去10年相對於義大利增長了20%。

希臘實際人均GDP仍然比2007年的水準低20%多。希臘、西班牙的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義大利的失業率也仍然較高。

許多國家的公共和私人債務仍然高企。因此，目前名義GDP增長率高於政府債券收益率（即便是在義大利）是有幫助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債務負擔，但也是公眾耐心耗盡和政策操作空間有限的結果，再來一場衝擊可能是災難性的。這次的復蘇必須持久。

因此歐洲央行不能過早緊縮。畢竟，核心消費者價格指數自2008年以來一直低於2%。此外還應在有條件的地方出臺財政政策，尤其是在德國。較為疲弱的經濟體也必須積極推行支持增長和就業的改革措施。

那麼歐元區層面的改革呢？我懷疑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的提議是否明智、可行，尤其是關於大幅增強財政一體化的想法。德國大選結果也肯定會加大出臺這種重大舉措的難度。銀行業聯盟的確需要存款保險制度的財政支持。但這可能只有財政一體化才能做到。

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亞當•萊裡克(Adam Lerrick)提出了一個計劃，可在不需要歐洲央行支援和持續財政轉移的情況下，減輕非對稱性財政衝擊的影響。在一場危機中，實力較弱國家的政府債券收益率相對於實力較強國家的收益率會出現上升。據萊裡克稱，在2012年歐元區危機最嚴重時期，相對利率意外上升讓西班牙和義大利每年合計多支付了逾50億歐元。按平均期限為7年計算，影響達到逾350億歐元。

如果實力較強國家將這種收益的一部分暫時轉移給實力較弱的國家，這種影響就會被削弱。按照萊裡克的建議：“相對融資成本意外下降的成員國將把50%的收益放到歐元區融資成本穩定賬戶(Eurozone Financing Cost Stabilisation Account)中。”這些資金將轉給相對融資成本意外上升的成員國，以覆蓋他們50%的損失。一旦相對收益率企穩，就會停止轉移，並在相對收益率逆轉時償還。只有遵守財政規則的國家才有資格參與該項目。

該計劃不需要簽署新的協議，不會產生持續的轉移，也不會讓社會承擔信用風險。但這是一種團結的姿態。它還會降低歐洲央行實施直接貨幣交易的必要性。因此，從政治上來說，這個想法可能對德國人有吸引力，同時將增強其他國家想要的團結。這種富有想像力的構想正是歐元區應該考慮的。歐元區永遠不會成為一個正常的財政聯盟，因此有必要發明替代方案。

關鍵是，歐元區不僅僅是要像現在這樣生存下來，而且還要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蓬勃發展。因此復蘇期間是歐元區成員國推進改革的時機，無論是在國家還是在歐元區層面。如果它們改革失敗，可能還會有更為嚴重的危機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