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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兩岸生醫合作 期待關鍵一步

2016-09-07 03:38 經濟日報 楊育民

我在國外這幾年，觀察了不少國家生醫產業的「生態系統」（Eco System），美國的舊金山、波士頓的生態系統，最值得台灣借鑑，來建構台灣成為亞太生技醫藥研發創新與產業重鎮。

多年來，我住在美國舊金山灣區，在波士頓有幾位客戶，我發現兩個地方的生醫產業的生態系統非常良好，除了透明興利的技轉法規和公平文明雙贏的行為，他們還有很健全的產業「心態」，投資者、創業者、學研單位、政府、社區與媒體和意見領袖彼此間除了有良好的互動，還具備互補、互助、互愛的精神，台灣也可以創造這樣的文化生態。

這次我受邀回國，在今年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會議（BTC）做專題演講，首先容許我說段往事。十年前，2006年我在Genentech服務、極忙，堪稱百廢待舉，當年11月感恩節，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卻接到一通電話。電話那端是中研院前院長翁啟惠，他邀請我回台灣幫忙，那時我並不認識翁院長，但十年來，我感覺到他是個誠懇、誠實、絕好的科學家，他的科學成就是國之驕傲，能力是國之寶。

台灣正處於全球生技發展的浪頭，必須把握黃金十年。想像一下十年後的世界將有巨變，超級電腦、超高速網路、自動化機器人取代服務人員、自動駕駛汽車等都將進入日常生活，而生醫在這十年當然也會持續發展，包括基因、細胞等療法勃興，癌症將可治療、愛滋病等困難疾病可受到控制，重點是人口會持續老化，

但未來十年內有些事情仍不改變，譬如，美國的生醫製藥業仍將是龍頭、單株抗體藥物仍是第一，而大藥廠林立的世界，台灣的機會在哪裡？我認為，大藥廠因為不斷的併購，規模大到效率不彰，可能50個人團隊要花五年才能弄出一個品項進入臨床（IND），但台灣十多個人、用三年就能弄出一個，這就是台灣的競爭力。

十年間國際大藥廠整併不會改變，換言之，大藥廠還會持續「老化」，導致研發能量每年降低。台灣在生醫領域的「小」公司很多，波士頓這樣的「小」公司也不少，台灣也可創造出幾百個這樣的公司，打國際戰。

其次，基因與細胞療法、單株抗體、雙能單株抗體、抗體藥物連結藥（ADC）、精密的個人化藥物都將在十年後成為主流，但不變的是，藥品價格仍居高不下，這也是台灣的利基之一。

在區域競合上，我認為台灣也有優勢，以兩岸在生醫產業的合作為例，臨床試驗的合作已經開始，未來要進一步合作以創造雙贏，兩岸的生醫合作是重要的一步，台灣絕不可忽略。

除了健全的產業「心態」，波士頓與舊金山有值得台灣學習的地方，包括冒險犯難的創業精神、瞭解風險並勵風險，還有菁英功績體制（Meritocracy），這是指在公平競爭原則下，創新投資成功者可以獲得引人注目的巨額獎勵。孔子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台灣是個「有道」的國家，有能力的科學家不該貧賤。

未來，台灣應該要上下合作、團結一致，而生醫產業應該以疾病為敵、以病人為中心、為產業而努力，因為生物科技、生醫產業是全民的，從來就不是某個黨派或個人的。（本文由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會議委員楊育民口述，記者黃文奇採訪整理）

中國助推多邊開發銀行機制創新

 顧賓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顧賓：這是自2013年倡議成立亞投行以來，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中國再一次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公共產品。

中國在G20杭州峰會上倡議成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聯盟”），這是自2013年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以來，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中國再一次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公共產品。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9月3日G20工商峰會開幕式演講中指出，“中方發起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推動多邊開發銀行發表聯合願景聲明，加大對基礎設施項目的資金投入和智力支持，以加速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程。”這項重大倡議正式寫入5日達成的《G20領導人杭州峰會公報》。

自1944年世界銀行成立以來，世界主要大洲先後成立了本地區的多邊開發銀行，形成“一大五小”的多邊開發銀行大家庭。世界銀行在多邊開發銀行中居於領袖地位，五個區域性多邊開發銀行包括：美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以及今年年初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這些多邊開發銀行具有各自的業務使命，在參與基礎設施投融資過程中形成各自的業務側重，發展出各自的規則體系。與此同時，多邊開發銀行之間存在很多合作機會。例如，它們經常需要對某一項目提供聯合融資，並選擇適用合作夥伴的環境、社會及採購標準，客觀上使規則逐漸統一。在長期合作過程中，多邊開發銀行的採購部門之間建立了定期磋商機制，推動項目採購標準統一化。2010年還建立了製裁商業賄賂行為的共同機制。

多邊開發銀行在成立初期，投資領域通常集中在基礎設施。隨著時間推移，業務範圍擴展至私有化、財稅改革等政策領域，逐步偏離幫助發展中國家脫貧致富的使命，沒有很好實現預期效果。亞投行是第一個把“基礎設施投資”寫進名稱的多邊開發銀行。“基礎設施”的定義應當是開放、發展的，旨在適應創新經濟發展需要。

在2014年G20領導人峰會上，主席國澳大利亞倡議成立全球基礎設施中心（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 作為信息共享和協調機制，為基礎設施投融資提供對接平臺。今年，中國倡議成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並把秘書處設在世界銀行，與全球基礎設施中心一脈相承，遙相呼應。相比之下，聯盟從多邊開發銀行切入，並將多邊開發銀行作為主要抓手，順應了多邊開發銀行合作不斷強化的趨勢和需要，其意義與影響更為深遠。

首先，在世界經濟低迷的形勢下，選擇基礎設施領域作為振興世界經濟的突破口是務實之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有改善本國基礎設施的需求，並需要為此籌措資金。據亞洲開發銀行測算，2010年至2020年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市場規模不少於8萬億美元，而多邊開發銀行每年提供全球市場的資金僅為1000億美元，即使全部投在亞洲也不過是杯水車薪。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以多邊開發銀行為中心，將在全球範圍建立融通資金的有效渠道，撬動全球各類資本參與基礎設施投融資事業，推動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其次，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化遭遇挑戰的情況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將成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突破口。聯盟不是再造一個國際組織，而是在現有的“一大五小”多邊開發銀行之間已有合作的基礎上，進一步整合資源，實現全球範圍更具深度的機制化合作。在G20領導人峰會的支持下，聯盟的設立順應時代形勢，未來發展空間不可限量。多邊開發銀行全球治理機制將從此開啟並不斷完善。

再次，聯盟把秘書處設在世界銀行，體現了對戰後世界經濟秩序的認同與繼承。中國作為G20杭州峰會的主辦國，擁有設置峰會議題的權力。中國倡議成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並同意把秘書處設在世界銀行，體現了認同戰後世界經濟秩序的真誠意願。中國是戰後世界經濟秩序的建設者、參與者和維護者。中國倡導成立亞投行是對傳統多邊開發銀行體系的有益補充；如今倡議成立聯盟，是二戰結束以來首次在全球範圍對多邊開發銀行的機制化整合。

此外，中國推動國際組織朝著反映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利益、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持續改革。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被稱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三駕馬車”，國際社會推動這三家機構改革的呼聲從未停止。世界銀行以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為使命，但成立70多年來，歷任行長都是美國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中層以上管理層也是以歐美籍人士為主。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資本份額長期偏低，缺少話語權。近年來，“三架馬車”積極推動改革，治理結構開始逐步反映世界經濟秩序變革的實際情況。中國倡議成立聯盟延續了這一改革趨勢。

最後，在聯盟框架內，“一大五小”多邊開發銀行之間的合作更加密切。有望加強投融資業務協調機制，推動公司治理與規則制定深度融合。在此方面，亞投行作為21世紀新型多邊開發銀行，吸收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發展更好的“國際最佳實踐”。亞投行堅持“三個面向全球”（面向全球招聘、面向全球採購、以亞洲為重心面向全球投資）的開放做法，為多邊開發銀行大家庭註入一股新風。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助理教授，法學博士。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